法家的法治思想
① 法家的政治思想有哪些
法家的政治思想
(一)法家政治思想的一般特点
1、强调以法治国是法家学说的核心。他们主张一切按法办事,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至上性。在全国要人人知法、守法。要严刑重罚,使人们不敢犯法,以达到令行禁止,信赏必罚。
2、绝对尊君,强化独裁。法家主 张国 君必须是至高无上的,臣民都只 能是 君主进行统治的工具和材料。 国 君说一不二,他的话就是法。他们还主张采取一切办法加 强国 君的权力,大权完全集中于一人之手,保证君主绝对地成为国家之“主”,有效地进行专制和独裁。
3、人性好利与以法治民。法家把人性恶推向极端,认为人人唯利是图,本性不可改。因而,不能信任任何人。对待民众的行动,只能用严刑峻法进行镇压,或者用高奖重赏,以利诱导,为我役使。对民众说来,知法、守法是每个人在知行上最高的要求,其他一切知识、文化和道德教育,都是不必要的。
4、历史进化与变化图强。他们认为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今异于古,今胜于古。因而,他们主张治国之道,不能因循守旧,止步不前,而要有所变化,勇于革新。治国的方略必须是“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
(二)商鞅的政治思想
商鞅(约前 390 ——前 338 年),姓公孙,名鞅,因是卫国破落贵族的后裔,故亦称卫鞅,后因在秦国变法有功,封给商十五邑,因此而号商君,故又称为商鞅。
商鞅从公元前 359 年到公元前 350 年,先后大规模地进行了两次变法。变法的主要内容有:废井田,开阡陌;奖励军功,建立军功爵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普遍推行县制;奖励告奸,建立什伍连坐制;统一度量衡。商鞅进行的这场封建化改革运动,使原来比较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战国七雄中的强国,为日后统一六国打下了监视的基础。但是,秦孝公死后,商鞅遭到一些在变法中受到打击的宗室贵族的报复,被诬告谋反遭酷刑车裂而死。
商鞅既是战国时期变法改革的实践者,又是当时著名的地主阶级的理论家。他继承了前期法家李悝、吴起的变法思想,并在实践中加以完善,进而形成了他自己较成熟的法家思想理论体系。现存《商君书》二十四篇,为商鞅及其后学所作,是今天研究商鞅政治思想的主要资料。
1、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 1 )历史进化论
商鞅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今天的社会是过去社会演变而来的。
( 2 )人性好利论
商鞅认为人们迫于生存的欲望和需求,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为了趋利避害,哪里有名利,人们就会往哪里跑。他还进一步指出了人性好利的内容不外乎官爵田宅而已。商鞅认为人们有这些欲望并非坏事,当政者正可利用人的好利本性,操赏罚大权,以实施对社会的有效管理。
2、法治理论
商鞅在历史进化论和人性好利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法治学说。
在商鞅看来,法对治国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法有下列作用:
首先,法律能够“定分”,也就是用法律形式确定私有财产关系。
其次,法律使“权制断 于 君”,也就是法律能够君主的权力。
第三,法律能够胜民,也就是说法律能制服民众。
3、富国强兵的农战思想
商鞅在秦国进行变法的目标,就是富国强兵。为此,他主张把“农战”作为一项基本的国策。他认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耕”与“战”,只要抓好这两件事,就可以富国强兵。
总起来看,商鞅的政治思想适应了战国时期的历史发展趋势,他的变法改革主张和农战思想促进了秦国的富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他的人性论和法治思想在今天也有一定借鉴价值。
(三) 韩非的政治思想
韩非(约公元前 280 ——前 233 年),韩国人,是韩国诸公子之一。喜刑名法术之学,与李斯同师事于荀子。
韩非是先秦法家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观往者得失之变,在总结前期法家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法”、“术”、“势”相结合的 封建 君主专制主义理论,对当时和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 1 )历史进化论
韩非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且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使是“圣人”也无法改变的。
( 2 )人性好利论
关于人性,韩非发挥了他的老师荀子“性恶论”的观点,也延续了杨朱、商鞅的利己思想,认为人事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人与人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利害的关系。
2、君利中心论
在君主与国家的关系上,韩非认为君主是国家的主人, 国家是 君主的私有,因此,君主的利益也就体现着国家的利益。
在君主与臣下的关系上,虽然韩非也说过君主霸天下离不开臣下的辅佐,但在君主与臣下的利益谁重要的问题上,韩非则坚决主张一切以君主的利益为转移,臣下的利益应该绝对服 从 君主的利益。
在君主与民的关系上,韩非认为民众的价值就在 于能为 君主所利用。
总之,臣下和民众,一切要以君主为中心,只有对君主有用、有利,才有存在的价值。这些思想比民贵说是一种极大的反动,这种君利高于一切的主张,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核心。
3、“法”、“术”、“势”相结合的极端君主专制论
在韩非之前的法家,慎到贵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而 韩非从 君利中心论出发,兼取三家之长,形成了他自己的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体系。
韩非认为法是君主进行统治的基本手段,而推行法的关键在 于 君主掌握刑、赏二柄。
关于“术”,韩非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明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定法》)即君主驾驭群臣的南面之术,类似阴险狡诈之权术,不述也。
关于“势”,即君主的地位、权力和威势。韩非认为君主所以能为君,就是由于有势,离开了势,就不成为君。所以君主一定要牢牢把臣下掌握在自己的控制之下,时时刻刻防止为臣下所制。
总之,韩非的“君利中心论”和“法、术、势”理论都是围绕加强君主专制而展开的,为中国走向极权道路起了极大的助恶作用。但这些主张在当时对于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根据。
② 法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
法家学派在政治来上、理论上,一般自说来都是主张变法革新,要求加强君权,提倡以“法治”代替“礼治”,积极发展封建经济,鼓励“耕战”,力求做到“富国强兵”,以达到加强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目的。
拓展资料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 《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法家不是纯粹的理论家,而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它的思想也是着眼于法律的实际效用。
法家思想包括伦理思想、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诸多方面。法家伦理思想。法家伦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观基础上的诚信观和义利观。
法家成熟很晚,但成型很早,最早可追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成熟在战国时期。春秋、战国亦称之为刑名之学,经过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
战国末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其范围涉及法律、经济、行政、组织、管理的社会科学,涉及社会改革、法学、经济学、金融、货币、国际贸易、行政管理、组织理论及运筹学等。
③ 论述:法家的主要法律思想
法家,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一个以法治为核心的思想学派。这个学派否定了世袭贵族天然传承的等级制度,认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史记•商君列传》)他们在政治实践中,奖励耕战,毁弃诗书,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主张以法治国。
这种流派主要盛行于战国时的韩、魏、赵三国,而早期的法家学派人物亦来自这三国,如商鞅来自魏国、申不害来自韩国、慎到来自赵国等。法家中有三个学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这些学派思想由韩国人韩非子集以大成,构成法家思想的终极核心。
法家这种学说乃一种纯功利主义的思想体系,内容核心主要是针对君主如何加强统治。在战国时代那种“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的殊死竞争的情况下,法家这种思想在斗争中确是相当实用,如秦统一六国就是明证,而儒家那种固守传统的温和政治主张就未免显得有些“愚远而阔于事情”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西汉后期,法家思想被“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所吸收,并开始以儒法并用“儒表法里”的理论治理国家,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被排斥掉。
有人认为法家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意识形态。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简略介绍如下: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由柳洪平创建。
b]韩非子有两个解释,一指人物战国末期韩国的哲学家、法家学家韩非;二指一本书,也就是韩非的作品《韩非子》
韩非(约前280-前233),是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有人说他口吃!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 ž 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 ž 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 ž 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 ž 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 ž 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 ž 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 ž 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 ž 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韩非“法”“术”、
“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
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
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
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
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
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④ 法家思想的中心内容是什么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回 《汉书·艺文答志》列为“九流”之一。
法家不是纯粹的理论家,而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它的思想也是着眼于法律的实际效用。法家思想包括伦理思想、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诸多方面。
法家伦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观基础上的诚信观和义利观。
(4)法家的法治思想扩展阅读: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管仲曾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
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因而,法家将“好利恶害”得人性与国家富强结合起来。
用赏赐、刑罚诱使、驱使人们“耕”、“战”、“告奸”,凡是生产粮食多的、杀敌有功的、揭发违法犯罪的,都可以得到官爵、田宅,任何人,不论出身如何,只要努力按照国家的法令去做,就可以得到富贵荣华,而国家也就富强起来了。
⑤ 法家的“法治”思想和现在的“以法治国”有何不同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以“权,术,势”逐级统治为根本.讲究“以刑去刑”版“轻罪重罚权”
假如你偷了东西,就有可能被砍头,如果你杀了人或是更严重的罪,就会被腰斩.
和现在的“以法治国” 有很大区别,一个是用重罪来威慑人们,一个是用一个适当的刑罚来给予告诫.
至于中央集权制也是和法家有很大渊源.法家也正是将一切的权力全都集中到了君王身上.让君王拥有权势可以惩罚违法之人.
法家的“法治” 是用重刑来威慑人他人,以达到惩罚威慑他人的作用.
而现在的“以法治国”更多的是来保护受害者的权益.也让那些违反了法律的人有的相应的处罚,以与警示.
⑥ 战国时法家思想和现代法治思想不同点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以“权,术,势”逐级统治为根本。 讲究“以回刑去刑”“轻罪重罚答”
假如你偷了东西, 就有可能被砍头, 如果你杀了人或是更严重的罪,就会被腰斩。
和现在的“以法治国” 有很大区别, 一个是用重罪来威慑人们,一个是用一个适当的刑罚来给予告诫。
至于中央集权制也是和法家有很大渊源。 法家也正是将一切的权力全都集中到了君王身上。让君王拥有权势可以惩罚违法之人。
法家的“法治” 是用重刑来威慑人他人,以达到惩罚威慑他人的作用。
而现在的“以法治国”更多的是来保护受害者的权益。 也让那些违反了法律的人有的相应的处罚,以与警示。
⑦ 法家法律思想在秦朝中兴亡的作用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而秦朝作为法家思想的实践者,其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建立起的一整套符合法家理论的律法,充分实践了法家的治国理论,这也成为秦朝在战国时期从群雄争霸中脱颖而出并最终一统天下的重要因素。但是,正是这个以武力称霸天下,以律法严苛天下,以强大横行天下的秦王朝,仅仅存在了15年,就迅速的灭亡了。总结秦王朝的发展史,可谓是“成也法家,败也法家”,不论是秦王朝的发展壮大,还是秦二世时的惨淡收场都深受法家思想的影响。
一、法家思想的核心主张
1、人之性本恶
先秦法家多认为人之性本恶,人类天生就具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因此健全、严厉的礼法制度对于引导人们后天学习为善具有重要意义。
2、主张法治,反对礼治
法家以“法治”反对西周的“礼治”,代表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在国家治理中,统治阶级要尤为重视法律的作用,法家认为:法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3、“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的重法、申不害的重术、慎到的重势。而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提出“法”、“术”、“势”三者相统一的社会控制思想的思想。其中法是指健全的法制,势是指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君主必须处势抱法行术,才能君尊国治,进而称霸天下,统一天下。
二、秦的兴盛与法家治国思想
春秋五霸之一的秦自秦穆公以后,与晋两国长期争夺河西之地,胜少败多,逐渐衰落。直至战国初期,秦国由于长期内乱不止,无暇外顾,河西之地被魏国所夺取,并被逼退守洛水之西。此时面临内忧外患急需解决的秦与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君主专制的法家一拍即合。此后法家思想在秦国迅速发展,成为其治国核心思想,而秦国也在法家的治国理论帮助下,成为战国七雄之首,进而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建立中国第一个统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
秦孝公时期,主张重刑思想的商鞅得到重用,并发动了有名的商鞅变法。商鞅认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即严刑峻法对治国尤为重要,而“轻罪重罚”、“刑于将过”的思想也贯穿了商鞅变法的始终。
另一方面,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综合了法家三大思想,把商鞅的重法、慎到的势治、申不害的术论融为一体,创立了一套法、势、术相统一的君主专制理论。韩非的法、势、术相结合的政治理论是建立在其君权至上的理论核心上。韩非认为君主是一国的绝对权威,其权益高于一切,可以独断专横。同时君主应该用至尊的君权,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吞并其他国家,实现天下统一。
正是这样的法家思想推动秦国在制定法律和政策上获得不菲的成绩,并大大增强了其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为秦朝一统中国奠定坚实基础。
三、秦的衰败与法家思想
法家的法治思想把秦国推向了权利的巅峰,但是严刑峻法和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制度为秦国的发展埋下了隐患。可以说秦朝的灭亡是其统治者对法家思想的极端发展和法家思想在实际操作中不可解决的矛盾造成的。
首先,由于人民不堪忍受长期战乱,渴望建立封建专制的统一国家,而秦又顺应历史潮流,利用法家的先进理论强国,才使其在短时间内统一天下。而统一之后的秦朝需要的是与民休息,稳定发展各地经济,但是秦朝统治者在其统治过程中始终坚持强国争霸的法家思想,对外扩充疆土,对内酷法镇压,强制人民在思想和政治上的统一,从而加剧了封建统治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为秦朝的发展埋下隐患。
其次,韩非的君权至上思想起初对于削弱西周宗室贵族的权利,建立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专制国家具有积极意义。但在一统天下后的秦朝, “以法治国”的法治与 “君主至上”的专制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秦统治者强调的依法办事仅仅只是针对大臣和百姓,统治者自己则超越于法律之外,凌驾于法律之上,实行极端个人独裁和专制。因此,以法办事变成了言出法随,繁密、先进的法律形同虚设,官吏们为求自保,只有按照皇帝的个人意志和命令办事。随之而来的是“天下之士,倾耳细听,钳口不言”的荒唐局面。这为奸佞小人提供了可趁之机,于是“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至此秦的统治也就面临崩溃了。
最后,秦朝繁密的法律,过分夸大了法律的作用,且缺乏弹性,否定了道德观念对人们的影响,只有强硬和威慑,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和对官吏的控制的同时,也使得人人自危,加重阶级矛盾。绝对高压的独裁专制,绝对严峻的刑法威吓,以利益驱使,也以利益终结。当利益不再而严法当前时,唯有反抗才能求得最基本的生存,所以全国各地爆发了激烈的反抗。最终,秦至二世而亡。
四、探讨秦的兴衰与法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从以上讨论中可以看出,秦朝的兴衰与法家思想有密切联系,而其中的关系对于我们今天的国家制度建设具有参照性与借鉴性。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在战乱不断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其目标是富国强兵,故显得有些急于求成,甚至带有威胁主义的色彩。而秦统治者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统一之后仍旧坚持强国争霸、轻罪重罚、君权至上等思想,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百姓怨声载道。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应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并举,建立健全的法律机制的同时,也要完善相关社会福利保障机制,以“疏”代替“堵”,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另外,我国还应加快民主制度建设,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与此同时,法家思想中仍有部分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荀子的社会群体理论,即人生而不能无群,而为使群体的以维持和发展,制定有关社会规范是必不可少的,这将有助于各种分工关系和各种社会角色的职责与义务的固化。从而建立一个“群道适当”的社会。又如管仲 “思维不张,国乃灭亡” 的主张,在这所指的“四维”就是礼义廉耻四大传统美德,时至今日也仍有他们的独特价值。这些思想,到了如今,我们自应正确重申其价值,并加以弘扬!
⑧ 战国时法家思想和现代法治思想不同点
法家主张“抄以法治袭国”以“权,术,势”逐级统治为根本。 讲究“以刑去刑”“轻罪重罚”
假如你偷了东西, 就有可能被砍头, 如果你杀了人或是更严重的罪,就会被腰斩。
和现在的“以法治国” 有很大区别, 一个是用重罪来威慑人们,一个是用一个适当的刑罚来给予告诫。
至于中央集权制也是和法家有很大渊源。 法家也正是将一切的权力全都集中到了君王身上。让君王拥有权势可以惩罚违法之人。
法家的“法治” 是用重刑来威慑人他人,以达到惩罚威慑他人的作用。
而现在的“以法治国”更多的是来保护受害者的权益。 也让那些违反了法律的人有的相应的处罚,以与警示。
⑨ 法治思想起源于中国法家是否赞同
什么是法治?简单地说按照法律治理国家。这种“依法治理”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版础上才能算是法治。权如果失去公平,就不是法治,而是驾驭百姓的专制手段。中国的法家虽然有“法”,但这种法更多地是残酷镇压百姓的法,是苛法,失去人性的法,是禁民言的法,是皇帝说了算的法。如司马迁因向皇帝进言,为李陵之事辩解而惹怒皇帝,被残酷处以“宫型”。因此这不能算做真正意义上法治。顶多算是法治思想的萌芽,对推动社会法治的进步也有一定作用。
所谓“上下文明五千年”至今,也看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因此,即便承认“法治思想起源于中国法家”,又有多少现实意义?
如果说从周朝的“道路以目”到秦朝的“焚书坑儒”时代是封建制度造成,那么建国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的“大破坏”,那一个,那一件是按国家的法律行事的?
中国法治建设任重而道远,需要每一位公民的不懈努力。相信——法治时代不会太远,伴随他的兄弟也正向你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