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牛鼻子

㈠ 评论：房地产税应由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共同组织起草

  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前提要求，在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中，财税法律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落实税收法定，推进财税法治化建设，要紧紧抓住财税立法这个“牛鼻子”。当前必须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行政部门是落实税收法定的责任主体。

  税收法定原则，是指由立法机关决定税收问题的税法基本原则，即如果没有相应法律作依据，政府不能征税，公民也没有纳税的义务。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并不意味着绝对地否定和排斥税收授权立法，而是强调在法定范围内、按法定程序并通过法定方式来行使税收授权立法权。

  根据部署，我国要在2020年落实税收法定、完成提升立法层级任务，这既是一项政治任务，也是一项法律义务。《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可以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全国人大1985年授权国务院，就有关“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事宜”制定行政法规。分税制改革推行以来，我国开征的18个税种中，均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公布实施，由于法律层级较低，实践中，税收执法随意性高，税法确定性明显不足，影响税法稳定预期，不利于优化税收法治环境。而且，由于该授权存在概括授权、权限不明、期限不明、缺乏实施监督等问题，2015年《立法法》对此作出回应，其第10条规定“授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五年”。我们把这个规定看成是授权立法的正式法律依据。《立法法》第10条第3款规定：“被授权机关应当在授权期限届满的六个月以前，向授权机关报告授权决定实施的情况，并提出是否需要制定有关法律的意见；需要继续授权的，可以提出相关意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定。”这个规定非常明确，也就是自全国人大对国务院正式授权立法之日起，授权期限不得超过五年，被授权主体应该向立法机关报告授权立法的实施状况。自2015年授权之日起至2020年，授权期限届满，授权自然失效。这也是2020年落实税收法定的《立法法》依据。

  行政部门作为被授权主体和履约主体，既有向授权机关报告授权决定实施情况的义务，也有向授权机关报告落实税收法定的勤勉义务和附随义务。自《税收征管法》《个人所得税法》《环境保护税法》《车船税法》《船舶吨税法》通过以来，我国已经有六部税法颁布实施。鉴于税收法律的高度专业性、高度复杂性、财税主管部门对法律执行的高度关切性，这些法律草案均实行部门立法，即由行政部门主导立法进程，提出法律草案文本，提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通过。这已经形成了财税立法的一般惯例，符合我国财税立法的客观现实，也被实践证明有效。

  宪法上的授权与被授权是一项法律行为，授权与被授权主体之间形成公法上的授权契约关系。首先，授权主体享有依法授予权、收回权、监督检查权等权利；被授权主体，在履约期间和履约期限届满之时，根据契约法的一般原理，被授权主体应当依法尽到忠诚义务、勤勉尽责义务、归还义务和附随义务。其次，履约期限届满之后的附随义务，理应包括报告履行授权立法情况、期满之前完成税收法定情况。再次，根据《宪法》第19条的规定，国务院拥有法律草案的法定提案权，被授权主体在履约期满之后向全国人大报告完成税收立法、法律草案起草情况，是附随义务的当然内容。那种认为行政部门仅仅负责行政执法，立法完全是立法机关一个部门职责的认识，是对《立法法》相关条款和公法上授权契约精神的不准确、不全面、不到位的片面理解，应予纠正。

  2020年授权期限届满，国务院财税主管部门在《立法法》的授权期限截止之时，应该报告实施情况。所谓报告实施情况，其报告责任的内涵，是非常明确且具体的，就是需要报告授权立法的实施情况、完成落实税收法定的情况。否则，如果2020年未完成提升立法层级，没有完成税收法定，将引发一个宪法困境和执法困境：原有税收法律体系失去宪法依据，而新的体系却没有建立。为防止这一局面的发生，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由于授权期限截止，被授权主体须向全国人大报告授权立法执行情况，且相机提升立法层级或提出税法改革的法律草案、议案。

  因此，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相关规定，结合授权契约的履约情况来看，全国人大当然是立法的审议机关和决定机关，而国务院财税主管部门作为被授权主体和报告责任主体，承担着落实税收法定的重要责任。

  根据目前的立法规划，房地产税涉及面广，法律上属于开征新税，且涉及整合土地增值税等税种，应当由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共同组织起草。其他原有税种的存废去留以及提升法律层级，特别是增值税法、消费税法、契税法等立法，理应授权由行政部门负责组织起草，而《税收征管法》的性质属于税收行政程序法，也应授权由行政部门负责组织起草。在此过程中，行政部门必须遵守税收授权立法的法律规定，要特别注意防止行政立法的任意扩张。具体而言，一是要成立立法小组，提供组织保障、人力保障和经济力量投入；二是开门立法，动员社会力量，委托科研院所、高校、社会机构等，广泛提交法律草案文本，广纳雅言，汇聚众智，力争法律草案文本的开放性、多元化；三是卡住时间节点，列出时间表，尽量在2019年9月底前，完成各税种的法律草案文本，根据《立法法》的规定，留足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征求公众意见，然后才能提交立法机关审议。

㈡ 2021地产圈十大政策：哪些加码调控哪些边际宽松

2021年已经进入尾声。这一年，密集调控成为楼市关键词之一，无不深刻影响着房地产行业的走向与变局。
媒体盘点出房地产“十大政策”，集中供地、整治“学区房”炒作、清查经营贷、二手房指导价、限跌令、房地产税试点启动……这些政策在践行“房住不炒”的同时，更为行业发展指引方向。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全年房地产调控政策仍以收紧为主，但是年底的降准以及官方的多次表态，包括支持刚需购房、金融支持房地产并购、提出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等，暖风频吹，政策调控出现边际宽松。在业内人士看来，未来的房地产政策，在守住“房住不炒”这个底线的同时，会有更多政策支持房地产健康发展。
1、22城集中供地
集中供地成为贯穿全年、影响深远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之一。年初，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以及南京、苏州、杭州、厦门、福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等18个热点二线城市宣布实行“两集中”土地出让方式，即集中发布出让公告，集中组织出让活动，每年不超过3次。
集中供地下，各地土地出让政策也发生着显著变化，尤其是从第二轮集中供地开始，土拍规则趋严，控制溢价率、提高房企准入门槛、强化房地价联动、现房销售、摇号拿地等成为不少城市土拍的新特征。
将流散式的土地出让变为集中出让，并辅以各种竞拍新规，减少房企过度竞争、哄抬地价的现象，降温土地市场，进一步坚定了“房住不炒”的总基调，有助于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目标。
2、整治“学区房”炒作
炒作“学区房”房价并非新鲜事，但是今年对于“学区房”炒作的调控则进入了“深水区”。
下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从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到二线城市合肥、西安、成都等，均发布相关政策整顿“学区房”炒作，通过多校划片、教师轮岗制度、大学区招生、学区房单独调控等措施有效促进“学区房”降温。
以北京为例，今年加大对“学区房”的监管力度，不仅严格执行多校划片、派位入学政策，还把“借学区房等炒作房价”列为今年九大重点工作之一。
在业内人士看来，相比普通房产，“学区房”的需求更刚性，是房价上涨的重要因素，也成了房地产调控的“牛鼻子”，将防止以“学区房”等名义炒作房价上升到更高调控地位，不仅说明“学区房”炒作的严重性，还彰显中央对“学区房”管控的导向。
3、清查经营贷
严防经营贷资金违规流入，成为今年降温楼市的重磅调控杀器。3月26日，银保监会、住建部办公厅和央行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防止经营用途贷款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的通知》，提出加强借款人资质核查、加强信贷需求审核、加强贷款期限管理、加强贷款抵押物管理、加强贷中贷后管理、加强银行内部管理、加强中介机构管理、继续支持好实体经济发展及强化协同监督检查九条要求。
此后，一场针对违规挪用经营贷炒房的“围剿”在多个热点城市上演，北京、杭州等城市明确表态严防经营贷流入楼市，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加大挪用经营贷查处力度。
今年4月份公布的排查结果显示，深圳公布通报提前收回21笔、5180万元涉嫌违规贷款，广州发现涉嫌违规流入楼市的问题贷款金额为1.47亿元，北京发现涉嫌违规流入楼市的个人经营性贷款金额约3.4亿元；上海公布123笔经营贷和消费贷涉嫌被挪用于楼市，共计3.39亿元。
房地产被认为是金融体系最大的“灰犀牛”，金融化、泡沫化现象严重，而经营贷是炒房客的重要提款机和杠杆，经营贷违规流入楼市，不仅助涨房价，还产生巨大风险，诸如抽贷导致的房屋断供被拍等。对于经营贷的严查，势必将挤压泡沫，从根源上严控炒房乱象。
4、二手房指导价
为了抑制楼市过热，今年2月份，深圳出台严厉的调控政策，建立二手房成交参考价格发布机制，这对“狂热”了一年多的二手房市场具有强大的杀伤力，打击炒房投机效果明显，几个月下来，深圳二手房市场降温明显，量价齐跌。
随后，多个城市相继跟进，包括广州、东莞、东莞、合肥、西安、成都、绍兴、无锡、宁波、衢州、金华、三亚等城市发布二手小区成交参考价或进行价格核验，针对重点或热点区域进行价格指导。
在热点城市调控转向二手房市场后，推出二手房参考价是必然趋势，也是政府发挥有形之手，维护供应市场基础秩序，弥补市场缺陷的需要。
5、限跌令
在热点城市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同时，一些非热点城市进行“逆向”调控，防止房价过快下跌。下半年以来，包括张家口、昆明、唐山、江阴、株洲、岳阳等多个城市，通过发布政策或约谈房企的形式来调控房企大幅降价行为。
限跌令背后是楼市的整体降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0城房价变动数据显示，11月份，新房价格出现环比下跌的城市数量达到59个，是2015年3月份以来房价下跌城市数量最多的一次，而仅3个城市二手房销售价格出现环比上涨。
大涨大跌都可能引发预期波动，“限跌令”的出台，再一次说明了“稳定”是楼市最确定的关键词。
6、房地产税试点启动
从立法到试点，房地产税在今年迈向一个实质性进展。5月份，房地产税改革试点提出。10月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通过，房地产税征税对象划定为居住用和非居住用等各类房地产；试点5年，条件成熟时，及时制定法律。
在业内人士看来，房地产税在国家的税费体系里十分重要，立法周期相对比较漫长，推进亦需要严谨严密，试点是很重要的“试金石”，将为后续的立法工作提供重要支撑。
不过，何时开始试点？哪些城市率先进入试点名单？具体的免税范围、税率如何？仍有更多疑问待解。
7、城市更新防止大拆大建
今年，城市更新迎来新的转折点。8月31日，《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正式落地，其中强调严格控制大规模拆除，除了违法建筑和经专业机构鉴定为危房且无修缮保留价值的建筑外，不大规模、成片集中拆除现状建筑，原则上城市更新单元（片区）或项目内拆除建筑面积不应大于现状总建筑面积的20%。
与此同时，上述通知要求严格控制大规模增建，原则上城市更新单元（片区）或项目内拆建比不应大于2；要求应留尽留，全力保留城市记忆，保持老城格局尺度，不破坏老城区传统格局和街巷肌理。
城市更新是解决“城市病”的重要手段，为城市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但是在推进过程中，出现了大拆大建、急功近利的倾向，有些地方随意拆除老建筑、征迁居民、砍伐老树、变相抬高房价、提高生活成本，产生新的城市问题。
新规定明确了城市更新的底线，确定了未来城市更新的主基调，由过去的单一“开发方式”转向“经营模式”的转变，避免重走城市粗放开发建设的老路。
8、样板间须“所见即所得”
近年来，在新房市场，“货不对板”“严重减配”的现象频繁发生。8月16日，北京住建委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新建商品住房销售行为的通知》，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设置交付样板间，开发商在预售商品住房前，应按照经审图机构审查合格的施工图纸以及预售方案中确定的户型样式、结构尺寸、交付标准、施工工艺设置交付样板间，并在交付样板间内布置工艺样板区。项目有多个户型的，应设置主要户型（不少于两个）交付样板间，且交付样板间和工艺样板区应至少保留至项目交付三个月后。
在商品房预售制度下，样板间对于购房者购买新房至关重要，对样板间的直观体验往往成为购房者决策的重要依据。但是，在样板间装修设置的时候，开发商所展示的装修方案更为高级，所用家电门窗品牌也为“高配”，但是，在实际交付中，购房者往往发现“货不对板”“严重减配”。
可以说，北京商品房销售新规切中了购房者痛点，解决买房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现象，切实保障交房质量，让“样板间”成为真正的“样板”。
9、首部地方版住房租赁条例将出台
继住建部公开住房租赁条例后，首部地方版的住房租赁条例有望出台。8月24日，由北京市住建委起草的《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简称“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针对住房租赁市场存在的疑难杂症和顽疾重疾，征求意见稿创新举措、对症下药，诸如对于房租显著上涨，政府可“出手”干预，单次收房租金额一般不超3个月，超收将受监管；严惩严罚“甲醛房”，最高拟罚30万；发布虚假租房信息者，将由互联网平台删除屏蔽等。
长期以来，住房租赁行业乱象丛生，“黑中介”“群租房”“哄抬租金”“抢占房源”等现象不断发生。住房租赁条例的出台，不仅将能够扫除乱象，维护租房者合法权益，还将进一步推动了租房市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更为关键的是，这是全国首部地方版租赁条例，具有非常重要的标志性意义，意味着未来其他城市将有跟进的可能，对于住房租赁市场来说将会产生深刻的变革，甚至有可能成为市场发展的转折点。
10、北京封堵“假离婚”买房
为了遏制“假离婚”购房，北京市住建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商品住房限购政策的公告》，其中提出，自2021年8月5日起，夫妻离异的，原家庭在离异前拥有住房套数不符合本市商品住房限购政策规定的，自离异之日起3年内，任何一方均不得在本市购买商品住房。
此前，北京离婚购房政策出台于2017年，对于离婚一年以内的房贷申请人，各商业银行应参照二套房信贷政策执行；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按二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执行。这意味着，对于“假离婚”购房者，此前虽然从信贷政策上进行了限制，但并未从购房资格上加以调控，政策存在漏洞。
北京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仅近一段时间以来，就有约14%的房屋交易属于离婚家庭购房。这既影响了调控的效果，也容易产生一系列法律风险和道德风险。
北京此次出重拳封堵“假离婚、真买房”，补上了离婚购房的“漏洞”，不仅能够有效降低楼市成交热度，更能够从道德层面，让婚姻回归本质，让“假离婚”的昏招和闹剧终止。

㈢ 依法治省将以何为重

依法治省将以何为重？ 2017法治四川建设这样干

发布时间： 2017-02-28 07:17:58 | 来源： 网络

站在全面深化、整体提升的历史新起点，今年，依法治省将以何为重——

聚焦

“四川法治良序总体形成”——2月27日下午，今年首次召开的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会议，如是定调2016年。

2016年依法治省创造了哪些经验、取得了哪些成果？2017年又该何去何从？记者奔赴多地采访，探寻“站在全面深化、整体提升的历史新起点”上的依法治省基层实践，重点从四个片段呈现。

本报记者 庞莹

2017法治四川建设这样干

依法执政

制定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实施办法，将“关键少数”履职尽责情况纳入年终述职、政绩考核、考察使用，依法依规严格问责

科学立法

落实加强党领导立法实施意见，完善立法起草、论证、审议、协调机制，建立健全项目征集、评估听证、表决审议、群众参与等制度

依法行政

加快省市县三级联动审批体系建设，建成全省行政权力运行数据库。加强“三张清单”动态管理，强化跟踪督办、绩效评估和碰硬奖惩

公正司法

深化司法责任制改革，健全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常态化遴选和员额退出制度。完善法官检察官依法履职保护和违法行权惩戒制度

依法治理

构建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一核多元、合作共治”治理体系。健全法治德治自治相融互动的治理体制

监督保障

完善落实会前学法、任前考法制度。将领导干部推进法治工作情况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作为考察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全面推行年度述法制度和法治问责制度，推行法治考评和法治档案制度

A

抓“关键少数”

量身打造“八位一体”制度

考题——各地换届后，如何抓好“关键少数”，保持法治四川建设工作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可持续性

【采访镜头】

“谁家是不是贫困户，得按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规定的条件来，还得公示，群众表决了才算。”近日，叙永县委书记陈景强正忙着走村入户调研脱贫攻坚工作，将脱贫攻坚工作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是他每到一地都着重强调的。

大学所学专业为法律，还从事过律师的职业，陈景强对法治工作有着特殊的感情和深刻的认识。“推进法治建设，我作为党委第一责任人责无旁贷。”陈景强告诉记者，每年市上要与县签订推进依法治理目标责任书，县上也要与部门和乡镇签订责任书。在他看来，这样的责任传导，就是在表明“以上率下示范带动学法用法”。

去年，叙永县经过新一轮换届工作，许多岗位人事变动比较大。为推进换届后法治工作的连续性，该县建立了38位县领导承担包保责任，包保联系25个乡镇和72个部门；72个县级部门承担指导责任，联系指导25个乡镇和264个村（社区），并对业务领域的法治建设工作负责。

【新探】

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日前，省依法治省办出台《关于加强换届后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的意见》，要求各地各部门分管依法治理工作的领导要保持相对稳定，不能频繁变动。记者获悉，今年我省将探索省委带头强化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办法措施，健全落实“关键少数”学法、考法、考察、考核、评估、问责、述法和法治档案“八位一体”制度，制定强化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实施办法，出台党委（党组）书记履行法治职责规定的绩效评估和责任追究制度。

【点评】

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能否真正依法办事，是衡量法治建设进程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对公权力而言，厉行法治，就是要坚持“法有授权方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用法治为权力划出边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四川在全国率先出台“关键少数”推进依法治省工作落实的意见，还为“关键少数”量身定制考核“硬杠杠”。这抓住了推进法治的“牛鼻子”，四川的法治实践走在全国前列。——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张文显

㈣ 如何带动身边群众

一是用倾听去关注。倾听是做好群众工作的生命线。倾听贯穿群众工作的始终，也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必须课。
二是用热心去交流。热心是做好群众工作的新常态。当我们遇到急难险重的工作时，我们就要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带着满腔热情的与职工群众沟通交流，用我们的热心去温暖群众的心，这样好多工作就好办了许多。
三是用行动去表达。行动是做好群众工作的牛鼻子。作为领导干部，只要我们能够实实在在地为群众做点事情，群众就会认可、信任、拥护我们。
四是用真情去倾注。真情是做好群众工作的溶化剂。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只要能感觉到与群众的心连在一起，一切工作也就容易了许多。
五是用道理去说服。道理是做好群众工作的金钥匙。好多事情，话说开了就没事了。
六是用能力去展示。能力是做好群众工作的试金石。群众工作需要我们在知识、常识、胆识、见识上要与时俱进，切实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 七是用关怀去开启。关怀是做好群众工作的突破口。我们要锦上添花、雪中送炭，但更重要的是雨前送伞、寒前送暖。
八是用民意去化解。民意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好方法。职工群众的事情大多还要靠职工群众自己去协商解决。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重在引导和协调，这也是民意所在。师市各单位的职工代表代表大会和民主议事会就是最能体现民意的议事机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九是用典型去引领。典型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引路人。我们要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工作任务，选树出各具特色、不同层次的先进典型，使每名职工群众都能在先进典型的行列中找到适合自己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从而更好地做好群众工作。
十是用法律去评判。法律是做好群众工作的护航者。“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我们要善于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勇于承担党和人民所赋予的法治使命。

㈤ 郑成思的学术小传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和我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知识产权制度保护谁?
有形资产积累要靠无形知识产权推动
析网上盗版者非法牟利的新托辞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如何定位
民族复兴需要牵动知识产权这个牛鼻子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远远不够
我国电子商务立法的核心法律问题
知识产权与物权的权利限制
知识产权与网络文化
知识经济社会里的知识产权
电子商务法律制度专题研讨各国电子商务立法状况
从“入世”及法学研究角度透视著作权法和商标法的修改
知识产权的起源
中国需要怎样的知识产权战略
《知识产权论》(第三版)前言
牵动知识产权这个“牛鼻子”
信息、信息产权与知识产权
反不正当竞争——知识产权的附加保护
民法草案与知识产权
民法、民诉法与知识产权研究
信息、信息产权及其与知识产权的关系
必要与不必要的界定
在法学系2003届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十九讲
知识经济 、信息网络与知识产权
学者故事：一本必须归还的《汤姆历险记》
“入世”、知识产权保护与民商法的现代化
物权法、知识产权和中国民法典
民法草案与知识产权篇的专家建议稿

㈥ 厦门大学二胡老师费用

一个小时150-200左右

㈦ 什么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

公正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公正司法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作用十分突出。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的破坏作用。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公平正义，既是人民群众对司法审判的殷切期待，也是检验司法体制改革成效的“试金石”。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继续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牢牢牵住司法责任制改革这一“牛鼻子”。

公正的意义

公平正义，融于司法实践之中，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它存在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要把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做实做细，抓紧抓好。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人民群众对于公平正义的感受，最终还是从每一个个案中获得，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工匠精神和精细化的工作态度着力打造经得起法律、人民和历史检验的铁案。

在确保实体公正基础上，繁简分流，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从而优化配置司法资源，提升司法效率，使当事人尽快从诉讼中解脱出来，以最小的诉讼成本获得最及时的司法救济。

㈧ 中国未来发展趋势

一、未来10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
当前，内外都高度关注中国能否有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我看来，这取决于未来10年中国能否有效地推进发展方式转型。
国内外环境变化使中国发展面临新形势。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出现复杂的变化，经济格局出现重大变动。近来，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美国失业率高居不下，全球经济面临新一轮考验。恢复经济增长、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成为新时期的主要挑战。目前看来，这次危机根源于国际经济结构失衡，出路在于对国际经济结构做重大调整。历史表明，调整、再平衡是漫长的过程，并伴随很多不确定因素。这也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复杂的外部环境。
更重要的是，中国国内需求结构出现重大变化：即发展型需求的比重逐步增加，公共产品短缺取代私人产品短缺成为突出矛盾。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直接引发了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形成了改变经济结构的现实需求。
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新挑战。过去30年，我国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发展方式在做出历史性贡献的同时，也积累了诸多矛盾，包括资源环境问题、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等。应当说，在内外发展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未来10年我们面临不容忽视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新挑战。
就是说，未来十年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型以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如果抓住机遇，改革有实质性进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重大突破，那么未来10年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8%左右的中高速经济增长和平稳的社会发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另一方面，如果丧失机遇，导致发展方式转变长期停滞不前，就很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未来十年，关键在于以改革攻坚加快发展方式转型，以体制创新保障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二、未来10年转变发展方式成败的关键在于改革的重大突破
在我看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的改革任务繁重，挑战巨大，关键在于抓住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实现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重大突破。
加快以完善生产要素市场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这就是要加快建立富有活力的市场主导的经济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尤其是要尽快打破行政垄断。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价格关系扭曲、结构调整不到位、资源消耗成本过高等问题，都与行政性垄断范围过宽、程度过深导致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有直接的关系。
加快以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为导向的社会体制改革。未来几年，社会体制改革应着眼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同时，要着力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
加快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30年转型与改革的历程看，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主要挑战不是经济社会本身，而是政府转型：第一，政府转型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政府与市场功能的良性互动。第二，必须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政府转型的基本价值取向。第三，政府转型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公有产权和非公有产权的关系。第四，要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与监督制度是政府转型的关键。
三、新时期深化改革急需加强顶层设计
协调利益关系需要顶层设计。过去几年改革的实践表明，改革越来越受到多方面利益的制约。未来10年的改革，无疑更进入到利益冲突、利益博弈的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的矛盾纷纷显露，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已经很难分清纯粹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或是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
推进改革突破需要顶层设计。为此建议：第一，重构改革的协调机制。成立中央政府改革领导协调机构；第二，加强改革立法，把改革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第三，建立改革进程的评估机制；第四，努力营造有利于改革的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第五，大力发展科技兴国，进一步开发新能源、新材料，经济运行模式要追求有效率的产业增长；第六，大力推进教育、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教育要倡导人人机会平等，医疗要保证普通民众看得起病；第七，大力推进民主建设；第八，缩小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