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治评论

❶ 如何看待莆田刑事案件

暴力不该被鼓励。

10月10日中午，福建莆田发生一起命案，致一家五口2人死亡3人受伤。13日，当地村民对记者表示，嫌疑人欧某中与被害人一家是邻居。事发前，两家人曾多次发生矛盾，主要聚焦在欧某中旧房翻新问题上。

知情者称，欧某中为人和善，曾在海边见义勇为救过一个小男孩，“没想到他会杀人”。记者注意到，今年1月以来，欧某中曾多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求助信息。目前，嫌犯欧某中仍在逃。

央视网评论:“邻里挟恨”、“旧房翻新起纠纷”等情节，行凶者欧金中全家无家可归、5年间曾多次求助、之前曾跳海救小孩等相关信息，都为此事的舆论热度加了“杠杆”，也让舆情变得异常复杂。

不少人生出“哀其不幸，悲其不法”之感，将此事塞入“底层互害”或“弱者反抗”的叙事框架下。无论真相如何，一个基本共识是，暴力不该被鼓励，更不该被赞美。

尤其是5名受害者中还包括10岁儿童，这更逾越了“祸不及童孺”的底线。舆论审视与评判这起悲剧时，不宜用“合理化同态复仇”的逻辑将其轻描淡写成“快意恩仇”，将事情纳入法治轨道内解决，当是社会共识。

莆田疫情刚缓解，紧接着，关于莆田平海镇上林村邻里间建房子的矛盾升级，最终酿造成一起2死3杀的惨剧，案件性质恶劣，目前，犯罪嫌疑人欧中金潜逃山里，仍未归案。

舆论愈演愈烈，按照媒体发布的事件来龙去脉，也许你会诧异，因本案的舆情走向，有些出人意料，时至今日，关于网友的态度，更多是在替嫌疑人欧中金打抱不平，控诉莆田当地基本干部不作为。

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挣扎走在维权合法的道路上，找信访，找官媒，找微博，找公安，找市长....；尝试了尽可能多的维权途径，然而一步难，步步难，寻求的信号，更像降层打击，让欧中金曾怀揣希望，却又让他在数次的等待中，孤立无援，失去声讨公平的欲望。

很意外，这次的嫌疑犯，不是网友口诛笔伐中的杀人偿命，也似乎看不到杀人者，要有被杀的抨击舆论，基于同情和体恤之心带来的思索，本案的舆情捍卫走向，偏向了加害的一方，即多数人觉得，这个社会欠了欧中金一个说法，他们要站出来说话，要给55岁的欧中金一次人情冷暖。

何谓公平？

农民文化相对匮乏，所以他们极少会怨天尤天，在农民的眼中，公平不是教育，不是贫富，不是生活，当然也非权势高低，事实上，农民是一群最容易满足的群体，他们只有在自给自足，但仍被地方恶霸欺压的时候，善良被践踏，才会深刻觉得，社会对他们而言，就只是世态炎凉。

人要善良，但不能一惯被欺负！

大多数的农民，他们的追求是很小的，目光是很短的，在他们的生活里，能够得着的东西，才是最稳定最让人安心的东西，抛开家人不说，住房和三餐，对任意农民而言，相信都是生活中，能给到他们最大的一个真实保障。

农民可以没有梦想，但他们不可以没有房住，没有一日三餐。

这就是案件开始的起源，大家都会觉得，因为造房子引起的纠纷命案不值得，害了别人也毁了自己，何必呢？

这个世上，没有比“活着”和“自由”更值得付出的东西，对嫌疑人，对农民而言，他们的世界，活着与自由，等同于房子带来的安稳和三餐带来的餍足。

一件悲剧的发生，一定不是突然的，造房子只是欧中金和被害者一家之间的一个导火索，是让他最终通向犯罪道路的开关，在这起惨案的，我们更多要去思索，去深度了解的，是六年里，一个老实人，为何会走向反社会人格的变化？

一个人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必然要接受惩罚，依据现在的刑侦手段，欧中金被找到是迟到的事，犯错就要付出代价，小时候就知道的道理，长大不能豁免，老了也一样。

但更多的，我也希望，同时相信法律能基于多层角度去分析案情，从法治的立场，结合民意天然带有朴素的善恶观，作为较为公平公正的裁决。

不管裁决结果如何，这个社会，从来没有绝对的公平，对于欧中金的下落，我只祈祷一种结果，我希望他还活着，希望他能像55年前，刚出来认识世界的那会，喜欢的来，喜欢的走。

我喜欢《消失的十三阶梯》书里说的一段话，在这个社会里，你刚成为恶性犯罪的受害者，整个社会突然就成了你的加害者，而且无论他们怎么欺负你这个被害人，也没有人来向你谢罪，也没有人承担责任？

所以，加害人，同样也是受害者。

犯罪所破坏的并不仅仅是眼睛看得到的东西，而是深深地侵入人们心中，破坏了人们心中最根本的东西。

欧中金为什么会犯罪？除了理智的丧失，也许是他认识上，已经不能扭转的认为，这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的身边最怕的，一定有一种是老实人突然的暴怒。

世上最无利可图的就是杀人！

所以，我真诚的希望，那些欺人者们，在和世界和平相处前，学会换位思考，给予更多的善良！

❷ 怎么评价法制栏目《一线》

由CCTV－12社会与法频道推出的专题栏目《一线》，立足社会生活和法律法规，将二者有机融合，把社会上和生活中出现的真实案例拿来剖析理解，用实际事例警醒屏幕前的你我他。《一线》栏目组深度挖掘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法治，将法治深度报道作为节目主题，通过这样的形式解读法律，还能起到普法效果。用观众喜爱的方式，社会事例结合法律解读，观众喜闻乐见，栏目做得就成功。

法制栏目《一线》紧跟社会上发生的大大小小的社会事件，从专业角度去看待整个事件，对待事件的切入点主要就是法治，这样的特色让《一线》在法律节目专栏占得一席之地。这个节目是符合大众需要的，所以才能长久存在。

❸ 谁有哈佛法律评论之经典合辑及影响美国司法程序的案例

在美国法的发展史上，《哈佛法律评论》作用之重要无容置疑，在各个领域，它都为后人留下了值得反复诵读的经典文献。宪法学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赛尔教授的“美国宪政理论的渊源与范围”一直是宪法学必读的经典，即使是司法审查最积极的拥护者也回避不了他对这项制度的谨慎质疑。威克斯勒教授的“走向宪法的中立原则”在法学论文引用率上一直排行第一，超过了霍姆斯1897年的绝世经典“法律的道路”。这对于法理学“排行老大”的中国来说，也许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翻译《哈佛法律评论》的经典论文，对帮助中国读者理解美国宪法的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我无须赘言。事实上，这正是这本文集的主要目的所在，也是选择文献的主要标准。毕竟，它所面向的是中国读者，因而要为中国读者服务，帮助中国读者理解美国宪政的渊源、历史和现状。入选这本文集的文章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历史地位不可动摇的、对美国宪法发展产生持久影响的经典名作，譬如上述两篇以及切菲教授对言论自由的评论；另一类则是活跃在当今舞台的知名学者对美国宪法（学）发展的相当晚近的概括，其中有的虽然可能仅反映了一家之言，但人们仍然能从中了解到美国宪法在某个方面的最新概况。总的来说，对前者的标准更高一些。时光对人的记忆来说宛如大浪淘沙，不断销蚀着思想的影响。对于一般的论文，年代越久远，影响力越微弱；只有真正的经典才能像一坛陈年老酒那样，借助时间发挥出越来越浓郁的醇香。更晚近的作品究竟属于哪一类，要看我们的眼力和造化了。在我们现在看来，它们代表了这个阶段宪法学说的里程碑，尽管以后也许会被更高的丰碑所遮盖。

哈佛法律评论协会曾在1967年出版过一个宪法的集子，收集了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十余篇论文。我们采用了其中四篇。其余的尽管是某个领域的阶段性总结，但似乎对今天的意义已经不那么大了，因而必须为更新的综合(synthesis)所替代。我们主要从Lexis-Nexis网上搜索了宪法几个主要领域的论文，将我们认为有潜力成为经典的（毕竟这是需要时间检验的事情）放到现在的这本文集，构成了目前的八篇文章。

一

这几篇文章都和司法审查有关系。美国是第一个探讨这个问题的国家，其历史至少从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开始。在这个里程碑的判例中，马歇尔(C.J. Marshall)领导的联邦最高法院在没有宪法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为自己建立了司法审查权。这种做法立刻引发了几乎所有“法律人”参与的争论，这场争论延续至今。赛尔教授在判决90年后发表的“美国宪政理论的渊源与范围”显然不是第一篇质疑和界定这项权力的论文，但无疑是最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一篇。事实上，或许是因为司法审查已经成为既成事实，赛尔并不质疑这项权力的宪法依据，而是在勉强承认其存在的基础上限制这项权力的范围。这也是现代绝大多数怀疑者所采取的思路。毕竟，这项制度已经存在两个世纪之久；除了某些“极端分子”之外，今天已很少有人会断然否认司法审查的正当性。争论的焦点一直是法官应如何并在什么范围内行使这项非同寻常的权力。赛尔的这篇论文系统阐述了宪法的严格解释主义，并使之成为美国司法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虽然有些判决未必明确引用他的文章，但是从判决思路上显然可以看到这篇论文几乎无处不在的影子。

威克斯勒教授则多少站在另外一边，至少看上去是如此。一开始，他先论证司法审查实际上是有条文依据的。这也和大多数人的信仰不同。大多数人都像汉德法官(J. Hand)那样认为，司法审查是宪法没有规定但对于维护宪法权威来说确实是必要的权力。威克斯勒却相当令人信服地证明，虽然宪法没有明确提到司法审查，但是从宪法规定的结构上能逻辑地读出这项内在权力。这么说来，威氏是司法审查的积极拥护者了。其实不然，他接着笔锋一转，转而主张司法审查必须依照某种“中立原则”。宪法授权法院进行司法审查，但这并不表明法院可以任意行使这项权力，随便将自己的价值、理念和政治主张掺合到宪法文本中去；假如这样做，法官就“越界”了，且威克斯勒举出了美国法官在判决过程中“越界”的许多实例，包括像“校区种族隔离案”(Brown v. Board of Ecation)这样的社会影响巨大且至今为民众所称颂的判例。可以不夸张地说，这是一篇迄今为止讨论这个主题的最具建设性的论文，也是这个领域的难以逾越的里程碑。它一方面代表着自马伯里决定以来的学术论辩之总结，另一方面又清晰指明了一个新的起点、新的方向、新的思路。此后，人们对司法审查和司法职能的学术探讨多建立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因而其引用率那么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司法审查这个潘多拉的盒子首先是由首席大法官马歇尔打开的，因而本书如果没有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将是不妥当的。法兰克福特大法官的论文专门是为了纪念马歇尔诞辰200周年而作，也是本书惟一的一篇来自司法实务界的文章。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法兰克福特并不是一个听起来那么熟悉的名字。如果说马歇尔、霍姆斯、布莱克或道格拉斯等人都是因为标新立异而闻名，那么法兰克福特则是一位以严谨和中庸著称的大法官，严格保持着一位法官所应有的中立和低调。在这个意义上，他比那些家喻户晓的政治化人物更能代表美国法官共同体，他对同行马歇尔的评价也因此而更为公允。尽管在美国的宪政文化之下，司法审查或许是一项迟早都要出现的宪政制度，但是说马歇尔通过马伯里决定改变了美国宪法的历史，应该并不算过誉之词。当然，马伯里案只是一个起点；通过诠释其后的一系列宪法判例史上的里程碑，法兰克福特法官进一步探讨了司法职能的本质，并再次对司法超越界限的可能性发出警告，而这种警告和前面两篇论文的主旋律是相当和谐的。

二

如果以上三篇是专门关于司法审查的论文，本书的其它论文则是从更具体的视角探讨同样的问题。阿克曼教授的文章是要“超越”1938年的卡罗琳产品案，更准确地说是其中的一个脚注——大名鼎鼎的“第四脚注”(Footnote 4)。可别小看它只是一个脚注，它对美国宪法的影响力实在是非同小可。即使美国宪法如此简练，你也可以不知道其中某些不那么重要的条文，但是却不可以不知道这个脚注；如果美国法学院的学生不知道这个脚注意味着什么，那么可以肯定他通不过宪法学的期末考试。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脚注中，首席大法官斯通(C.J. Stone)阐明了法院在什么时候可以或应该对立法加大审查力度。什么时候？在民主和法治“失灵”的时候。斯通法官在“第四脚注”中列举了几种情况，其中一种是“分散和孤立的少数族群” 的利益受到法律上的歧视。我们知道，民主在程序上就意味着多数主义规则：如果民主程序正常进行，那么社会中的多数选民将最能代表自己利益或观点的候选人选入议会；议会代表中的多数通过法律，使之最有效地反映多数人的利益和观点。但是如果多数人的某些利益或观点并不那么无辜——如果他们侵犯了少数人的基本利益，那又该如何呢？在民主和法治国家，除非你能唤起多数人的支持或同情，你是没有希望的；譬如你和你的同类只占这个社会的十分之一，你很可能会发现多数人压在你头上，对你们进行任意的歧视，而且是以神圣的“法律”的名义！在美国历史上，种族歧视正是以法律的形式强加在黑人等有色人种身上，而这些法律都是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民主帮不了你的忙，你只有靠法院了，也就是希望由法院宣判这种法律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对所有人的平等保护；当然，如果这个社会就是清一色的歧视，法院也不见得帮得了你，但多一个依靠总没有坏处。斯通大法官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正是在民主和寻常的法治不能可靠地得到宪法所要求的结果时，法院应该也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应该，是因为歧视的受害者不能依靠议会或总统这类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机构，因而法院在宪法面前责无旁贷；可以，是因为反正民选机构不能有效发挥其宪法职能，因而法院代行其职并无越位之嫌。注意到卡罗琳产品案宣判于1938年，正值罗斯福总统新政之后，法院的威信跌落到仅次于“蓄奴案”(Dred Scott)的最低点。事实上，最高法院在这个案例的判决中明确信奉司法节制主义，全面退出对立法和行政的司法干预。然而，“第四脚注”为司法复兴埋下了伏笔：毕竟，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国家还是需要司法干预的。通过这个脚注，斯通法官界定了现代法院在民主社会中的司法职能，进一步发展了美国的政治制衡理论，并为法院日后对取消美国的政治与法律歧视发挥巨大作用做好了理论准备。种族最终被宣判为“嫌疑归类”(suspect classification)，法院将以“理论上严格，实际上致命”的眼光来审视涉及种族的立法：一旦涉及任何种族歧视，这部法律就面临“死刑”了。在美国历史上，起到这种作用的判例屈指可数，足见“第四脚注”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然，“第四脚注”毕竟只是一个脚注，斯通法官不可能在此将所有问题说清楚。这也就引发了阿克曼教授的挑战。他并不质疑“第四脚注”的出发点：司法机构可以在民主政治机构“失灵”的情况下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他质疑脚注表述的准确性：“显明和孤立”的少数群体是否真的在民主社会中无能为力？如果诸如种族等群体在今天并非如此，那么司法继续给予其特殊保护就等于“弄错对象”了，而其他真正需要得到司法保护的群体却受到忽视。通过逐个澄清概念误区，阿克曼指出“第四脚注”的措辞具有误导性：需要特殊保护的其实不是“显明和孤立”的少数群体，而是“隐性与分散”的少数群体，譬如妇女、穷人和同性恋者——有时甚至是多数群体，因为他们的集体行动面临着组织成本的巨大障碍。通过这篇论文，阿克曼与其说是挑战或“超越”卡罗琳产品案，不如说是更新了“第四脚注”在现代社会的意义。

三

注意上文的全部讨论有一个前提：“如果民主程序正常进行”，但这个前提显然不是自动成立的。如果这个前提不成立又如何？我们知道，在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宣称自己是“民主”的，但民主程序运行良好的国家并不多，不少国家贿选、舞弊现象相当严重。如果徒有纸上的规定，实际上“选”出的议员并不能代表社会上多数人的利益和立场，那么其所制定的法律在社会效果上如何，便可想而知了。如何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保证民主程序依法进行？这又是民主本身无能为力的事情了，因为在选举的那一刻，被选举的那个政治机构其实已经解体了，所以根本无法保证新的人选符合宪法要求。民主过程必须得到法治的保证，否则就注定是虚假的民主；为了保证民主过程的法治化，法院又必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事实上，这是“第四脚注”命题的延续。“第四脚注”也确实提到了这种情况：限制政治程序的立法应受到更严格的司法审查。如果法律禁止某个人群参与选举过程，那么他们肯定不能指望通过选举和立法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了。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有理由对此类立法进行更严格的审查；法院这么做非但不和民主原则相冲突，反而恰恰是在制度上帮助民主“运转起来”。

皮德斯教授的论文涉及范围更广。选举过程不仅可能受到法律限制（例如美国在大约半个世纪以前对种族的限制），而且还可能受到种种因素的扭曲，例如选区人口分布的不均衡、选区形状的不规则以及法律对竞选资金的规制等等。另外，尽管法律规定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实际操作过程却可能会出现形形色色的问题，如自动识别选票的机器可能误读或忽略某些有效选票等高度技术性问题。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是一个最贴切的例子。如果某个关键的选区在统计选票中有争议，法院应有何作为呢？选举是一个政治过程，但并不是法院所不能插手的“政治问题”(political question)。对于这样的问题，法院可以说是最有资格管了：相对于其它机构（如国会——总统自己显然是不能插手的，尤其是如果他像在2000年大选中那样作为候选人卷入争议的话），法院的独立和公正受到更可靠的保障。问题是法院在处理这类问题过程中应尊重什么限度，遵循什么原则。如果司法审查的标准不妥当，那么没有什么能保证法官比平常人更公正或客观，所谓的司法判决也就不过是少数几个人按照自己主观意念的投票结果而已。（在2000年总统大选所引发的“戈尔诉布什”判决中，这种情况可能真的发生了。）皮德斯教授对这类问题有深入的研究，早先曾和他人一起主编《民主之法》(The Law of Democracy: Legal Structure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一书，可以说是集这个领域的各种判例与理论之大成。在最近的“民主政治的宪法化”这篇文章中，他梳理、总结和评判了最高法院近年来的判例，进一步阐述了民主通过司法而宪法化(judicial constitutionalization)这个新鲜的主题，并发展了一套鉴别司法审查正当性的标准，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当然，民主依赖一系列制度保障，只有司法保障是远远不够的。司法是对民主以及所有宪法权利的最直接也是最后的一道屏障，但如果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没有充分和自由的辩论与交流，没有选民与候选人的准确信息，我们能指望这样的“民主”能产生什么政府呢？如果等到选举那一天再来关心整个过程的合法性，只恐怕专制的生米要煮成熟饭了。这是为什么言论与新闻自由对于民主如此重要，同时也是为什么政治言论的自由是如此重要。两者其实反映了同一个命题：言论自由之所以重要，之所以不能受到政府的随意控制和干预，正是因为它对于民主社会发挥着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霍姆斯和布兰代斯(J. Brandeis)法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系列反对意见中所阐述的伟大思想。联邦宪法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这么简短的一句话意味着什么？他们将其理解为，言论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受控制的，除非言论将产生“清楚与现存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法院应当严格审查限制言论的法律，防止其对言论自由构成过重的负担。这一思想在切菲教授那里获得了系统化。在1941年的《美国的言论自由》一书中，他为“清楚与现存危险”的宪法标准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促使这一标准作为少数意见逐步为多数意见所接受。

然而，“清楚与现存的危险”标准本身就存在着至少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一种解释认为它要求法院平衡言论的种种社会后果，然后决定政府是否可以限制言论。另一种解释则认为“平衡”路径太主观、太不确定、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以至于不可能为这项至关重要的自由提供有效保障；事实上，在两次大战之间及之后一段时期，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正是基于霍姆斯法官的“清楚与现存危险”标准，将被告发表反战言论的自由给“平衡”掉了。因此，为了保证言论自由不受政府的控制或剥夺，法院应该采取“绝对”(categorical)保护路径：凡是属于宪法保护范围内的言论，一律不受政府干涉，就这么简单。虽然只有少数人采取看上去极端的第二种路径，其中亦不乏杰出者。法官中有布莱克(J. Black)，学者中则有切菲的老师迈克尔约翰教授。后者将言论自由和民主自治紧密相连，系统发展了言论自由的绝对保护理论。但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在此收入的这篇短评中，切菲教授为自己和霍姆斯法官辩护，并责怪其师“剑走偏锋”。这是关于言论自由两大门派的交锋。孰是孰非，读者读后自有公断。

四

和皮德斯教授的文章一样，普斯特教授的论文也是对联邦最高法院最近一届开庭期的评判和总结。《哈佛法律评论》每年都会请一位知名学者（一般是宪法学领域）写一篇继往开来的“前言”(Foreword)，回顾和梳理过去一年的判例进展，展望新的一年的司法成就。2002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因为最高法院在这一年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判决了好几个意义重点的案例，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对州政府侵犯同性恋袖手旁观的态度，并明确肯定了大学校园里的“纠偏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的合宪性。“纠偏行动”有时也被称为“反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它是一种法律上的“歧视”，不过和一般的歧视正好相反，它“歧视”的不是少数群体或政治上的弱势群体，而正是制定法律政策的强势群体自己，其目的是补偿少数或弱势群体在历史上受到的歧视和不公待遇，并促使他们早日强大起来，足以通过民主政治过程保护自己的利益。譬如加州大学医学院曾明确为非裔或西裔等少数族群保留录取名额，这种做法当然照顾了少数族群的需要，但其显然的后果是损害了部分白人考生的利益。如何对待这种“歧视”？最高法院相当部分的法官至今仍然认为，“反向歧视”和一般歧视没有区别，都属于“嫌疑归类”，因而都适用于严格审查标准。斯通法官假如在世，很可能会反驳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做法，因为“反向歧视”的对象并不是“分散和孤立”的，因而并不需要特别的司法保护。不过在实际适用过程中，多数法官对纠偏行动的审查标准似乎并不那么严格，一般允许大学为了校园的“多样化”(diversity)而规定有利于少数族群的录取政策，只是不得明确规定限额。但从1970年代中期最高法院首次接触这个问题之后，“多样化”是否能为纠偏行动提供宪法依据，一直是一个未决悬案。2002年，密西根大学的录取政策又惹其社会风波，辩论双方都通过媒体积极造势。最高法院下达了折中判决，继续否定限额制度等纠偏行动的合宪性，但明确肯定“多样化”可以作为纠偏行动的宪法依据。保守派人士没有觉得太“吃亏”，自由派人士则宣称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胜利”。

初看起来，这个判决似乎有点意外，因为美国最高法院现在是由保守主义者占多数，年迈的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C.J. Rehnquist)是其代表。2000年总统大选案中5:4的判决，清晰显示了共和党略占优势的法院构成。尽管在理论上人们都赞同威克斯勒教授的“中立原则”，因而法官究竟信奉什么意识形态应该是不相关的，但是“应该”归应该，实际上所有人都明白法官是不可能绝对中立的。尤其在涉及政治和政策立场的案例中，法官的判决必然受到其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样一来，如何理解2002年自由派在纠偏行动和同性恋诉讼中的重大“胜利”？普斯特教授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这些看上去不好理解的判决。他认为，法官的解释过程并不是像一般想象的那样独立，而是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和约束。事实上，法官的任务正是诠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宪法的理解。正是通过法院的文化解释，抽象的宪法在具体案例中获得了实定法的权威。或许也正是通过文化对法官个人的约束，“中立原则”才成为可能。

最后，却伯教授的论文多少代表了法学领域的“另类”。具有数理功底的他试图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近代物理学原理，来昭示司法过程的性质及其社会作用。不错，法院是受社会约束的，但反过来司法活动也积极地改变甚至塑造社会。就和传统物理学割裂了物体和观察者之间的联系那样，传统的法理学也割裂了法院作为审判者和被审判的那部分社会之间的联系。现代量子力学揭示，观察过程将改变被观察的对象，尽管这种变化在宏观是微小的。同样的，司法判决也改变着有待判决的事实本身。法官必须理解，在“弯曲”（而不是像传统认为的那样笔直）的宪法空间中，他的判决将影响他对待决案件本身的认知，并将改变受判决影响的社会。法官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和社会“交织于一个复杂的意义网络”，意识到判决不只是一种被动的“观察”，而是主动塑造社会的“行为”。惟有如此，司法过程才能获得其应有的责任感。

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
本书主要作者简介
序言
前言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略论
第一章
保守的美国革命产生了长寿的联邦宪法
第二章
美国宪政法治的捍卫者：最高法院的九尊护法神
第三章
美国宪法的英国普通法渊源
第四章
最高法院至高无上的权力是谁给的？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1803)
第五章
契约神圣原则与大学自治传统
——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1819)
第六章
联邦至上原则和宪法默许的权力
——马卡洛诉马里兰州案(1819)
第七章
打破地方保护主义
——吉本斯诉奥格登案(1824)
第八章
引发美国内战的司法判决
——斯科特诉桑弗特案(1857)
第九章
总统大还是最高法院大？
——从梅里曼诉讼案到米利根诉讼案
第十章
从受害者到胜利者：华人官司对美国法律的贡献
——益和诉霍普金斯案(1886)
第十一章
20世纪美国反托拉斯垄断的第一枪
——北方证券公司诉美国案(1904)
第十二章
争取劳工权益的漫漫长路
——有关劳工权益的几个案子
第十三章
当爱国主义碰上宗教和言论自由
——有关国旗致敬和《效忠誓词》的三个案子
第十四章
战时的公众自由和种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裔美国人被拘留案
第十五章
吹响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号角
——布朗诉托皮卡教育管理委员会案(1954)
第十六章
校园祈祷与“分离之墙”
——恩格尔诉瓦伊塔尔案(1962)
第十七章
“政治棘丛”中的平等选举权
——贝克诉卡尔案(1962)
第十八章
公正审判与对穷人的司法援助
——吉迪恩诉温赖特案(1963)
第十九章
对新闻自由的挑战：诽谤还是舆论监督
——《纽约时报》公司诉萨利文案(1964)
第二十章
不厌其烦的告诫与刑事被告的权利
——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1966)
第二十一章
选择权与生命权的漫长较量
——罗诉韦德案(1973)
第二十二章
“帝王总统”的自我弹劾
——美国诉尼克松案(1974)
第二十三章
如今在美国究竟谁歧视谁?
——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1978)
第二十四章
星条旗保护焚烧它的人
——得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1989)
第二十五章
新闻自由与公正审判的两难抉择
——罗德尼?金诉洛杉矶市警察局案(1992)
第二十六章
程序公正与“世纪审判”
——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涉嫌杀人案(1995)
第二十七章
总统难产引发的司法大战
——布什诉戈尔案(2000)
第二十八章
美国政府为何总跟微软过不去？

❹ 关于周春梅法官遇害一案， 人民日报做出了怎样的评价

人民日报评论：谴责暴力保护，守护正义的人！杀害法官最终伤害的是法治！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副庭长周春梅在住所的地下车库被犯罪嫌疑人肖某杀害。主要应是因为向某和周春梅本来就是同乡关系，并且曾经有过同学的情况，而在向某向法院进行起诉的时候多次失败，并且心生怨恨，对该队周春梅进行了凶杀，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刑事案件，并且令人感觉非常的心痛，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以及很多人表示对周出门法官的不幸遭遇感觉非常沉痛哀悼，并且对于犯罪嫌疑人这样的行为表示强烈的谴责，要求严格的惩罚凶手。

保护司法机关人员生命健康

而公司的大多数员工称项目为人性格比较偏执并且非常的极端公司中的大多数员工都对肖某不是特别的喜欢，她在与其他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并且对该公司存在多很多的抱怨，埋怨。而在自己的起诉失败的时候，向某对周春梅心里生出了怨恨，所以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向某的行为是对我国司法机关的一种挑战，同时也是对我国法律的一种挑战，对于这种人最终应该除以被严重的惩罚，也仅是社会上的其他人员，我国的法律是不容被挑战的。同时，也应该保护我国的司法机关人员的生命安全，保障他们的人身健康！

❺ 方鹏 刑法讲得怎么样

方鹏老师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授课讲题有理有据，令人心服口服。今年他出的书写的非常详细，方便课下复习，没有一句废话，且通俗易懂。我今年的刑法因为有方鹏老师而信心满满。没有系统全面听过方老师授课，没有看过方老师的书的同学，请不要评判你们不了解和自以为了解的人和事。方鹏老师展示了政法大学老师的水平。

❻ 西部法学评论的主要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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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法律评论

这是年司法考试卷四的题目。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还是在校学生。
你可以去购买司法考试历年真题详解，里面的讲解非常详细。要过司考，必须看真题。

下面，给你几个作参考：

一、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制与约束
王学堂

据材料，某大学女生甲到国际知名连锁店乙超市购物，被保安搜身。一审判决被告赔偿精神损害11万元。二审法院酌情改判乙超市赔偿甲精神损害1万元。本案最引人关注的是赔偿数额，二审仅为一审数额的零头，令人难以理解，于是法官自由裁量权也纳入了公众关注的视线。对此，本人观点有三：

观点之一，法官自由裁量权存在确有必要。法律具有规范、指引、评价、预测、教育的功能，法律的适用应当具有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就是体现在对相同或类似的行为应当有相同或类似的处理。但是，法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存在着漏洞（特别是成文法国家）。主要表现为：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和滞后性。如精神损害赔偿相当长时间内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法权而不被借鉴。同样，对该案很多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应当明码标价、定额化，基于这种议论，最高司法机关在司法解释的草案中，也曾经提出了这样的意见。事实上，这是不合适的。因为社会中的人和事都是具体的、生动的，千变万化，情况各异，即使对同样的一件事，各人的感受也有所不同。精神损害要素的多元性、易变性、难测性等，决定了法律无法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规定得详尽无遗，加之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水平不一，要在全国制定统一的赔偿标准显然是不现实的。普遍的法律规范和个案处理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距离，这是自由裁量权存在的现实基础。丹宁勋爵将之形象地比喻为：“法官绝不可以改变法律织物的纺织材料，但是他可以也应该把皱折熨平。”

观点之二，法官自由裁量权有其内在缺陷。法官自由裁量权是一把双刃剑，其优势是自由性，其内在缺陷也在于自由性。在“宜粗不宜细、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立法思想指导下，我国已制定出的法律存在着规范不详、弹性极大、可操作性差的问题，导致法官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本案中的1万元和11万元，正是其具体表现之一，极易造成司法之随意性进而膨胀为司法专横，直接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乃至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利益，最终破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破坏我国法制的统一，有损于司法机关的形象及权威，有悖于司法机关的性质和宗旨。这也是公众对司法进行指责的口实之一。波斯纳将法官自由裁量权比喻为“黑箱”；英国法学家戴西也认为自由裁量是一种专断的权力，与法治原则是不相容的。因为法治要求行为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对其局限性必须有充分认知。

观点之三，规制与约束，自由裁量权的必由之路。必须承认，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是法官行使司法权力的一种常态，法律适用中同时并存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可测性与不可测性等特点，决定着适用法律也必然与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并存。只要我们对法官自由裁量权涵义及内在缺陷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然后设计出一套完善合理的监控制度来有效控制它，就能使法官自由裁量权发挥最大效用，正如肖扬所言，“依法限制自由裁量的空间，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有机统一”，上级法院的法官根据当事人的请求运用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司法经验对下级法院法官的司法判断行为进行监督，使不正当运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得到纠正。这种监督实际上是职业法官之间在共同的知识背景下所进行的一种专业性对话与交流。

但必须要申明，只要一审法院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未超过合法、合理范围的，二审法院就应当尊重一审法院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如无新的事实依据，不得擅自改变其审判结果，而不是本案的结果。
或许，这正是本案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

二、 私力救济的底线

陈定良

近年来，“商家搜身案”屡屡见诸报端，却屡“批”不止。人们或大力鞭挞，主张加大惩罚力度，规范商家行为；或大声疾呼，要求广大消费者提高自身的法律水平，增强维权意识。舆论似乎成一边倒的趋势，共同将矛头指向了那被认为是“强势”的商家。而涉案的商家们除了承受点舆论压力或赔点钱外，似乎也并无进一步的举动，搜身案依然在有些地方发生着，人们不禁感到困惑……。作为一名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我也不免“三句话不离本行”，从法律的角度谈谈对这类案件的看法。

我认为，要杜绝此类现象发生，除了涉及司法审判以及消费者维权以外，还涉及商家的观念转变问题，即商家能否私力救济以及私力救济的底线的问题。一般认为，私力救济是人类幼年时期盛行的制度，在现代文明昌盛时期，原则上是禁止私力救济的。但是，考虑到私力救济迅速、及时的特点，在私法领域，各国法律都例外地肯定特定情况下的私力救济制度。具体到商家搜身等一系列的案件当中，在商场、超市林立，盗窃现象又比较严重的今天，逐一地要求公安部门出警不太现实，这就要求商家在一定范围内实施私力救济。我以为，如果商家有确凿的证据怀疑顾客实施了盗窃行为时，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自我保护，如适当的询问或在顾客完全同意的前提下，打开其背包、购物袋进行查看，但是在实施上述行为时，需要把握一个底线，那就是对消费者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不管是行为或是言语上，尤其是不能采取非法拘禁、暴力殴打、威胁或逼迫脱衣搜查等手段。即使是“当场抓获”也应该按照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及时扭送公安机关处理，而不能滥用私刑。法院在审理此类民事案件时，一方面应当在把握“人身权优先于财产权”原则的前提下，结合个案情形，加大对消费者一方权益的保护，从而从反面促使商家完善自己的保安措施。对那些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的案件，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另一方面，应该区分情形，合理地判断商家的自我救济行为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以此确定加重、减轻或免除其相应的民事责任，达到公平、正义的目的。具体到“甲女大学生被乙超市非法搜身”一案，我认为一审法院判定乙超市承担11万元精神损害赔偿的判决比较妥当。

来源：人民法院报
三、举证责任的分配
女大学生甲是否受到连锁店乙的强迫而脱去内衣，对赔偿数额的认定将有着重大的影响。一、二审法院在这一问题上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裁决。分歧的关键在于举证责任的分配：一审法院适用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推定乙强迫甲脱衣的事实成立；二审法院则坚持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证据规则，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了原告，并最终因原告未充分举证而认定强迫脱衣的事实不成立。笔者认为，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是正确的，依据证据规则，应当认定强迫脱衣的事实成立。

首先，当事人的举证条件决定了本案应适用举证责任的倒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虽然仅仅列明了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几种情形，但同时设定了弹性条款。《规定》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本案即应适用该条的规定。纵观本案事实，甲一个人到乙连锁店购物，其事先不可能预见到纠纷的发生，也不可能事先为取证做必要的准备。在被带进经理室后，甲孤身一人，更是丧失了获取证据的条件。而乙作为连锁店的经营者，物品失窃可以说是其经营损失的一部分，乙对此应当有所预见。与消费者甲相比，乙事先更有条件通过安装监控设备等手段固定证据。在甲被带进乙的经理室后，乙更是处于绝对的控制地位。在消费者甲根本不具备举证条件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依据《规定》第七条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推定甲所主张的被强迫脱衣的事实存在。

其次，连锁店乙的侵权行为决定了其应当承担更重的举证责任。本案中，连锁店乙因怀疑消费者甲盗窃物品而对甲进行了搜身，“争执过程中引来众多顾客围观”，随后又将甲带进乙的经理办公室进行盘问。乙的上述行为严重侵犯了甲的名誉权及人格权。正是乙的违法行为，使得甲被迫进入了经理办公室这一特定的封闭场合，使得室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后无法查清。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只能要求造成事实不明的一方即本案中的乙承担举证责任。如果乙无法充分举证，则其必须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最后，举证责任的倒置有利于敦促乙改进安保措施。法院的判决，不仅要注重其在个案中对当事人利益的衡平，更要注重其对类似纠纷的防范作用。人民法院运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将使更多的营业机构认识到，留置消费者进行盘问并非解决问题的良策，从而敦促其改进安保措施及解决纠纷的手段，学会以合法文明的方式与顾客相处。（王永亮）

四、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边界

“女大学生超市搜身案”，一审法院判决超市赔偿女大学生精神损害11万元，二审法院却在基本事实不变的情况下，改判超市赔偿精神损害1万元。由此引发了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思考。

自由裁量权是法律赋予法官的权力，适用于民事、刑事等各个领域。比如民法通则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请求撤销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予以变更或撤销；刑法分则中，许多条文都授予了法官对量刑的自由裁量权。法律为法官设置自由裁量权的目的在于，把简单的、原则的法律规定灵活地应用到复杂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去，以实现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为适应多变的社会生活，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是非常必要的，问题的核心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边界在哪里。

我认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第一道边界是法律，如果法律为自由裁量设置了明确的界限和范围，法官必须在法定的限度内行使权力，不能越界，否则，危害甚大。比如试题中，原告起诉的赔偿数额是10万元，一审法院的法官却自由裁量，判决被告赔偿11万元。这一判决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不告不理”原则。这样的判决将会从根本上侵蚀我们的司法制度。还比如在刑事司法中，如果法官任意在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以外判处被告人刑罚，显然是一个错误判决。可见，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底线是法律。

然而，仅有法律作为自由裁量权的边界是远远不够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是在法定限度内的随心所欲，还必须受到社会常理和人们普遍观念的约束。后者甚至是更重要的。因为对普通民众而言，由于对法律基本制度或基本原理知之甚少，在判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行使得是否合理妥当时，往往不会在乎判决的结果是否合法，而可能更在意其是否合情理。如果法院判决被告赔偿的数额超过原告的诉求，除了法律专业人士和被告之外，可能没有多少人（包括原告自己）会认为法院的做法有问题，反而会觉得法院更加充分地保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人们觉得这一结果是合理的。同样，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却怎么也弄不明白她只是想讨个“说法”，派出所为什么要把村长抓走。秋菊的困惑在于，尽管派出所是依法办案，在秋菊看来却是不合理的。对他们而言，合理的事，不合法也无关紧要；相反，合法的事，如果不合常理，也是不能接受的。

那么，是不是说只要合乎常理的事就可以置法律于不顾呢？当然不是。在法律限度内的自由裁量要尽可能做到符合社会理性、社会公众的认知水平，只有这样，司法才能使更多的人接受和信服。试题中，二审判决把精神损害赔偿改判为1万元，尽管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但却遭到社会的质疑，引发公众对司法公正性的怀疑，就是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带来的负面影响。司法的结果不但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和原则，更要经得起社会公众的检验，只有这样，法官才能真正成为正义的守护神。（郭发产）

五、 浅议人格权的保护

乙超市对甲的非法搜查行为（不管是否进行了强制搜身）在广为传播后给甲造成了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和负担，导致其出现了失眠、头晕等症状，无法继续学业，很明显乙超市的行为已严重侵害了甲的心理健康，理应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这是因为，自然人不仅是肉体的存在，而且是心理的存在。享有健全丰富的精神生活，此乃人的基本需要、基本利益和基本权利。所谓精神生活，亦即心理活动、心理生活。现代医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心理健全比肉体健全更重要。因此，保护人的正当心理利益，不使心理遭受非法侵扰，不使人无端地遭受心理痛苦，便成为民法的基本任务之一。保护之道首先在于肯认人的心理利益权，并且使之明细化和定型化，同时，尚应建立对被害人同质救济的制度，疗治其心理创伤，祛除其心理痛苦，使之恢复完满状态。于是，精神人格权制度应运而生。

具体在本案中，首先，乙超市在对甲进行全身搜查时，无论其是否强令甲脱去了内衣，都已违反了“禁止对自然人的人身或住所进行非法搜查”的相关法律规定，构成了违法行为。这是因为，人的人身权利或者与人身权利有关的住宅权等享有不受侵犯的权利，除非是有搜查权的人员，经法定机关批准，按照法定的程序而进行的搜查。这里的“有搜查权的人员”，主要是指司法行政机关中有权进行搜查的人员，“法定机关”就是指有搜查权的司法行政机关或其上一级机关。而乙超市既不是有搜查权的部门，其人员也就更谈不上是有搜查权的人员了。虽然其认为自己在超市内已张贴告示，保留对顾客进行搜查的权利，但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可知，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谤，不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其携带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或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时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如果经营者的格式合同、通知、店堂告示等含有上述所禁止的内容，其内容无效。

其次，乙超市在进行非法搜查行为时主观方面明显表现为故意，并对此事件的传播采取一种放任的态度，而在此事件传播后甲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出现了失眠、头晕等症状，无法继续学业。根据社会一般经验和智力水平可以认定，乙超市的上述非法行为足以给甲造成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和负担，导致其出现失眠、头晕等症状，以至无法继续学业。

诚然，心理健康权并不属于我国现行法律所规定的健康权，也未被单独列为一类权利，但这并不代表其不受法律的保护，因为，民法设立的具体精神人格权类型，仅具宣示功能，而非法定和限制。况且，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中已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郭 磊）

六、 企业保安的权限

企业保安是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秩序，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力量，在现代社会管理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与预期作用相左的是，实践中，企业保安非法侵犯他人权利的事件却时有发生。具体到本案，超市一方的违法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保安阻拦甲并强行将其带至值班经理办公室；（2）让女工作人员对甲强制搜身；（3）在超市内张贴告示，声称保留对顾客搜查的权利。这些行为的共性在于，三者均为超市的保安措施，并且均超越了企业保安的应有权限，最终造成了对甲人身权利的侵犯、人格尊严的侮辱。

关于企业保安的权限范围或说职责范围，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目前，在规范层面只有部委规章以及一些地方规章对其作出了界定。有代表性的如，公安部2000年出台的《关于保安服务公司规范管理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公安部规定》）、深圳市1994年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企业事业单位保安工作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深圳市规定》）等。其中《公安部规定》第十三条规定，保安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1）剥夺、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2）搜查他人的身体或者扣押他人合法证件、合法财产；（3）辱骂、殴打他人或者教唆殴打他人。本案中，超市保安强行将甲带至值班经理办公室的行为限制并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如此这般的保安措施不仅与《公安部规定》不符，并在根本上构成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违背。

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根据上述两条规定的精神可以推定，人身权利为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非经国家司法机关依法定程序不得被任意限制；人格尊严体现了公民基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对自己社会价值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对之辱没。企业保安不等于公安机关，其职责仅限于协助公安机关维持社会秩序。且不说本案之中甲开始只是被怀疑为“携带了未结账的商品”（结果证明是一种无端的猜测），即便其窃取商品被当场发现，保安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也无权私自对其进行人身限制并强制搜身，而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将事情交由公安机关处理。

概而言之，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当处于优位保护的地位。为减少甚至杜绝以“保安”的名义对其横加践踏的事件，当务之急应以法律的形式对企业保安人员的权责作出明确的界定，以克服《公安部规定》位阶偏低的局限；同时，立法应对企业保安人员的培训、考核以及录用等问题作出规定，以确保保安人员品德优良、业务熟稔、恪尽职守。
（朱建敏）

来源：人民法院报

❽ 与法律有关的社会新闻和相应的法律评论

吴睿鸫：年收入30万免个税与法律相悖：应当说，广东省对服务业高端人才渴求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笔者觉得，省政协所提议对高级人才特殊的个税优惠政策，无异是将个税政策当作了奖品，随意发放，此举实在让人难以苟同。一方面，与现行法律相悖。按照人大常委会最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从今年3月份起，全国个税的起征点为2000元，也就是月免征额度为2000元。而广东省作为一级政府，当然没有权力擅自提高免征额度，出台与国家法律不符的政策。

二、淮北市法律援助工作成绩斐然取得良好社会效益 法律援助是政府为民服务的“民心工程”,为夯实法律援助工作的基础,在市、县(区)健全法律援助的基础上，全市27个乡镇全部建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80%的社区(村)设立了法律援助点，基本形成了由市、县(区)、乡镇、社区(村)四级法律援助纵向网络，并下发规范性文件，明确各援助工作站工作职责，制定工作站工作流程，使困难群众能及时就近申请法律援助。

三、法律社会 家庭培养 教育机制：该如何直面刘海洋 ：在涉及肇事者法律责任的讨论中，有观点认为，应依据刑法第341条，将肇事者的行为认定为非法狩猎或者杀害野生动物罪，但该法律保护的是国家野生动物资源，目的是惩处那些破坏野生动物的行为，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而在“伤熊事件”中，当事人伤害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动物，更不属于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刘海洋所伤害的那5只熊是动物园花数万元买回来的，为了饲养这些动物，动物园又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来修建场地、配置设备、购买饲料等；并且动物园还利用这些动物来招揽游人参观获取营业收入。这表明，虽然这5只熊仍具有作为野生动物的生理特征，但事实上已被赋予了社会属性即财产属性。刘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法律所保护的公共财产，应依据“故意毁坏公私财产罪”定罪量刑。 刑法第275条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在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过程中，应对当事人进行司法精神鉴定，然后在此前提下考虑对他的定罪量刑事宜。如果刘海洋不具有排除刑事责任的合法理由，其行为就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

四、谢岳明：法律给了“有偿新闻”一记耳光：8月4日上午，山西检察官进京抓捕央视女记者的案件在太原开庭审理，原央视记者李敏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四年执行。
法律给了李敏一记“重拳”，这实际上则是法律给了“有偿新闻”一记耳光。
有偿新闻，是新闻工作者采取不正当手段向被采访报道对象索取物质报酬的活动。有偿新闻还包括故意隐匿和扣押新闻的活动。
有偿新闻是任何意识形态，任何社会制度的新闻从业人员都不耻的行为。无论东方、西方，有偿新闻都是新闻职业道德所明令禁止的。有偿新闻，其实质就是某些新闻从业人员将国家和社会赋予的新闻机构传播新闻的权利，作为个人和团体的私有商品非法出卖，权利和金钱进行了非法交易。有偿新闻是"拜金主义"在新闻领域的反映，是新闻界的不正之风，它的存在和蔓延，是新闻行业的耻辱。
有偿新闻的危害性可以从三个方面剖析：一是破坏了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的原则。因为有偿新闻出于以提供信息服务来获取利益的不正当方式。不少有偿新闻为了达到某些个人或者集团的利益不惜夸大，歪曲事实，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二是降低了新闻报道的质量。我们知道，大众传媒判断信息的取舍在于新闻价值。有偿新闻选择标准是为了其服务对象需要的宣传效益，将一些毫无新闻价值或者新闻价值不高的东西充塞版面和节目，挤占了真正有新闻价值报道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影响了新闻宣传报道的质量。三是腐蚀了新闻工作队伍。有偿新闻使一些新闻工作者腐化堕落，蜕化变质，既是个人的沦丧，也使所在媒体的公信力遭到破坏。

五、放弃早产儿治疗父亲被判刑 引发法律与道德讨论: 屠才良被判有罪，而且判处有期徒刑完全出乎意料。”为屠才良辩护的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陈俊华律师昨天下午对记者说。
一个多月前，屠才良被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因为他放弃治疗自己体重仅950克的早产儿子，而是把孩子抱回家，导致出生才一天的早产儿夭折。(早报6月20日曾报道)
余杭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后，于上周作出一审判决。陈俊华律师到余杭看守所会见了被羁押的屠才良，并徵求屠对上诉的意见。
整个会见过程中屠才良的情绪非常激动。”陈俊华律师说，在一个多小时的会见中屠始终认为，自己不是医学专家，也不懂法律，他只是听了医生的话，觉得孩子治不了了，加上自己也没钱治，才把孩子抱回家的。
屠才良所在单位开具的收入证明显示，屠的年收入为1.8万元。据早产儿出生医院相关护士事后证言，早产儿的治疗费用一天要1000元至2000元，而且需要治疗2—3个月。
没钱放弃早产儿治疗被判刑
法院的判决是8月1号下达的，原先被取保候审的屠才良在宣判当天就被收监，昨天离上诉的最后期限还有6天。
法院经审理查明，今年1月11日，屠才良妻子早产得一男婴，胎龄6个月25天，体重950克。医生告知屠婴儿有呼吸困难、体重超轻等症状，需要抢救，但抢救费用较高，以及即便婴儿抢救存活也可能出现后遗症等情况。屠才良因不愿意承担其儿子的治疗费及担心婴儿长大后会留下后遗症，未与其妻子等人商量，擅自决定放弃抢救，而后，将婴儿从医院新生儿科抱回家中，交由其母亲照顾。由於未得到必要抢救，该婴儿于次日淩晨5时许死亡。
法院认为，被告人屠才良对刚出生的儿子负有法定的抚养义务，但其却怕增加自己的经济负担，放弃对婴儿的必要救治，造成婴儿死亡，属拒不履行抚养义务，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遗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屠才良及其辩护人提出无罪辩护意见，法院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屠才良犯遗弃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六、武汉反扒人士涉嫌打死小偷引起社会关注 反扒联盟法律地位引争议: “罐子”姓冯，27岁的自考大学生，“武汉反扒志愿者联盟”的成员。在一次行动中，小冯因涉嫌将一小偷故意伤害致死，于2006年12月10日被刑事拘留，并于同月28日被批准逮捕。

死亡的小偷叫阳满（化名）。2006年9月24日，阳满在武汉市青年路公交车站行窃时被志愿者擒获。“阳满被擒获后，对我们挑衅辱骂，小冯用甩棍打击了杨某的腿部和胳膊。10分钟后，警察将抓到的人带走。阳满当时就被带到医院做了专门检查，拍片表明没有内伤。”参加反扒活动的同伴“一辈子”（网名）回忆。不料，28天后，阳满外出活动时，突发抽搐，意识模糊，被送至同济医院救治不及而死亡。经法医鉴定认为，其系严重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及硬膜下出血，致中枢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
建立反扒联盟，是武汉一群年轻人在网上组织起来的。反扒联盟先后进行了数十次反扒活动。7月份，名称为武汉志愿者联盟的网站建起来了。反扒活动一度进入高潮。
据介绍，反扒联盟的成员的交通和部分防身器械，都是自己出费用，并无一文报酬。他们一般采取驱赶或现场擒获的方式，对付正在行窃的小偷，将擒获的小偷扭送到就近的派出所。
武汉的小偷很猖狂，光天化日之下结伙偷窃，很多市民慑于威胁而不敢制止。我们想做的就是凝聚一股正气，让小偷们不敢过于放肆。网名“手术刀”的反扒联盟成员这样说。
因为小冯的被捕，反扒联盟最近停止了反扒活动。大家都在等待案件的侦查结果。与此同时，对于反扒联盟的地位及相关问题引起了诸多思考。
一种意见认为，反扒联盟属于没有登记的社团，开展活动属于非法。也有人认为，民间能够自发组织一个专门打击“扒手”的联盟，不计名利，公开与违法人员作斗争，不但合法，这更是一种见义勇为的公民精神。
据了解，反扒联盟曾经向公安机关提出技术指导，警方没有首肯，而当有人提出取缔反扒联盟，禁止其活动时，警方也没有采纳。“这里面确实有些复杂!我们不发表看法，也不会出面叫停反扒联盟。”武汉公安机关一位人士说。
打击违法犯罪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职责和权力，反扒联盟的活动合法吗？这个问题同样让人争议。武汉律师任训祥认为，任何人在行使权利的时候，哪怕是维护社会正义，也要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内进行。在维护社会秩序的时候，要以合法对非法，不能以非法对非法。而另一名律师周静雯则认为，任何一个普通公民，看到有人行窃时，都有权利、有义务进行制止并争取将其扭送至公安机关。
争论归争论，大多数群众还是认为，应该承认反扒联盟合法。因为法律并没有禁止公民结队反扒，那么就不应该认定它是违法的。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恢忠认为，出现这些民间群体，说明它还是有一定社会需求的。应该鼓励这些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志愿者更好更多地为社会服务。现在人们对武汉反扒联盟存在质疑，是因为没有一个很好的引导机制，如果可能的话，有关部门可以对这些民间力量因势利导，对他们进行相关的培训，合力会比想象的要大。

七、女司机掌掴高速路女收费员 称要挑战法律：月25日深夜和26日凌晨，一名驾驶东风本田小轿车的女司机大闹广州白云机场高速公路收费站，期间，她不但拿出车头锁、警示牌砸收费站，还高喊着“我要挑战法律”，众目睽睽之下，掌掴第五收费车道的收费员小蓝。5月8日，在公安部门的劝说调解下，女司机再次来到机场高速公路收费站向小蓝道歉，然而，女司机依然一副趾高气扬姿态。这令小蓝等收费员感到十分气愤。 记者从机场公安分局获悉，闹事打人的女司机，在公安部门调解劝诫过程中，态度比较诚恳且愿意上门道歉，故没有处以行政拘留，而是处以200元行政处罚，目前，正在呈批当中。 4月25日晚11时55分 女司机两度刁难女收费员 “那辆车开过来的时候，我就预感会出事。”回忆起那一场恶性事件，收费员小蓝神色黯然，她告诉记者，当时女司机的车一下子就冲过了收费窗口，“我伸手去接卡，她却没有任何动静，往常我会说‘小姐，麻烦你把卡递过来’，但是她眼光很凌厉，我看了一眼就吓住了，所以只好尽全力弯下腰伸直手去够她的卡。” 经过1分多钟的努力，小蓝才从女司机手中接过粤通卡，刷卡完毕，正当小蓝要将卡还给女司机的时候，女司机却发动了油门，“她把车又往前开了一点，这样离收费站的距离就更远了。”目击事件全过程的当值班长曾站长告诉记者，为了把卡还给女司机，小蓝又一次探出身子弯着腰把卡放在她手上，“可是，她不是开车离开，而是骂了起来。”女司机情绪激动，不但骂出来的话越来越难听，而且还从车上冲了出来站到收费站窗前指手画脚地越骂越凶。只有一年工作经验的小蓝吓坏了，匆匆忙忙把收费站的窗户拉上。

· 八、南京“6·30醉驾事件”引反思 法律不应再给宽宥南京“6·30醉驾事件”引反思 法律不应再给宽宥：6月30日醉酒驾车五死四伤 2009年8月19日下午，当笔者向发生在南京6月30日酒后驾车，导致5死4伤事故的目击证人询问时，在南京市江宁区金盛路上卖瓜的瓜农李虹仍心有余悸，眼泪情不自禁地扑簌簌掉了下来：“太惨了!那个醉酒肇事的司机，应该蹲一辈子班房。” 2009年6月30日晚8时20分，李虹像往常一样在路旁摆西瓜摊。突然，一辆牌号苏ATH900的黑色别克轿车像野马一样，由南向北歪歪扭扭向她撞过来，“轰”的一声，被撞飞的一辆垃圾车砸向瓜摊，她的额头受伤，鲜血直流。 李虹看到，轿车继续向前冲，撞到了路边停放的两辆轿车，破碎的玻璃散落一地。 之后，失控的汽车撞上一对散步的夫妻，男的被撞进路边一辆面包车内，女子被撞到另一辆车上。这名女子已有7个月身孕，未足月的婴儿被撞了出来…… 目击惨状的路人纷纷大叫司机停车，可轿车继续向前冲去，撞上路边一辆停着的三厢轿车，该车后备箱被撞进车内，被撞掉的左轮胎在路上乱滚…… 轿车飞驰过一家超市门口，一对刚从超市购物出来的小夫妻被撞飞…… 在发生了一连串事故后，轿车依然没有停下来，继续向北飞驰。愤怒的市民纷纷奔跑着大喊“追上他!追上他!”一名路过的出租车司机驾车向肇事车辆追去。一会儿，出租车司机发现肇事车辆的引擎冒出白烟、速度减慢，他迅速将自己的车拦在了肇事车前方。 出租车司机下车后发现，肇事轿车内安全气囊全部打开，车前盖损毁严重，司机趴在方向盘上一言不发。这时警察闻讯赶到，看到这血淋淋的场面，忍不住号啕大哭。 李虹说，当天晚上她从公安部门了解到，肇事车辆沿途撞倒9名路人，撞坏停放轿车6辆。其中，3人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2人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另外4名伤者在江宁区医院救治。 警方将肇事司机控制后，发现其一身酒气，经抽血化验，司机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381毫克。按照法律规定，成年人每百毫升80毫克就属于醉酒，肇事司机属严重醉酒驾驶。 肇事司机张明宝，43岁，个体施工队负责人。审讯中张明宝交代：当天晚上，他约了几个客户在金盛路一家饭店吃饭，喝了七八两白酒。饭后他驾车回家，由于喝酒太多，导致车辆失控。 酒醒后的张明宝意识到闯下大祸，面对警方的讯问，他声音发颤，两眼通红，一再表示要卖房、卖车，尽最大努力赔偿死者和伤者家属。 警方于第二天对张明宝实施刑事拘留。

九、合浦2少年非法采沙场溺亡 家属将通过法律索赔：7月20日，合浦西场镇蚬港村两名溺亡孩子的家人向记者表示，他们决定通过法律途径，向沙场老板索赔。7月13日下午，他们的孩子在一个非法采沙场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据西场镇蚬港村村民黄女士介绍，7月13日下午，村里的小南（8岁）、小文（13岁）两兄弟和堂哥小雄（14岁），一起到离村子不远的鲎港江边玩耍，随后到正在作业的采沙场江边游泳、玩水。不料刚过了一会儿，他们就往水里沉。小南被哥哥小文奋力托出水面后大喊救命，被旁边抽沙船上的几名工人救起，但小文和小雄不幸遇难。 村民告诉记者，两少年的尸体打捞上来以后，由于家人和采沙场老板没能就赔偿达成一致协议，家属找来大块的冰块敷在孩子遗体周围，在出事地点停尸三日。 死者家属指责说，未采沙前的鲎港江水深不足一米，挽起裤脚就可以直接过河，但现在采沙场的采沙导致河底高低不平，出现很多近十米的深坑，而采沙工地附近却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或警示不可游泳的标志。他们认为，这起悲剧的发生与这个采沙场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采沙场老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还了解到，这个采沙场已开办一年多，但并未持有开采证。 采沙场老板裴某称，出事前，现场的采沙工人多次警告三个孩子，让他们不要在此游泳，但他们没有理会。当孩子出事时，正在采沙的三位工人又积极施救，把小南救上岸后，又继续潜到水里搜救两个孩子。“两个溺亡的孩子，都属于未成年人。孩子们在外出事，监护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事故发生后，合浦县西场镇政府非常重视，15日下午召集死者家属和采沙场老板开了调解会。死者家长认为，采沙场应向两个孩子的家庭作出15万元的一次性赔偿，外加2万元的安葬费。采沙场老板认为，自己已尽到责任，出于人道主义，他只愿意支付8000元的丧葬费。 16日，两名溺水少年在停尸三日后被安葬。20日，死者的家人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委托律师，将通过法律途径向采沙场索赔。

十、多个业主家门外被小偷踩点留下行动暗号：案发：冒充装修工人行窃 12日下午5时40分左右，沙坪坝区梨树湾的尚赏居小区，保安分队长赵彬巡逻到B幢楼下电梯口。“抓贼！”突然，13楼有业主从阳台探出头，大声呼救。 赵彬堵住底楼电梯口，用步话机调来2名巡逻保安，同时指派另外的保安在负楼层的电梯口把守。众保安很快到位，另一路保安则顺着B幢的楼梯，逐层往上搜寻。 过了一会儿，底楼电梯门打开，走出一个穿红衣、神色慌张的中年男子。赵彬上前询身份。男子说，他是21楼张姓业主家的装修工人。言毕，他掏出一张家装公司名片，点起一根香烟。 “业主叫啥名？咋联系？”面对追问时，男子只能讲出业主姓名，却不知联系电话。 “他跑到我家里偷走了电脑！”在13楼呼救的业主赶来，立刻认出男子就是盗贼。21楼张姓业主也接到物管通知赶回来，证实男子并非她家装修工人。 闻讯赶来的众业主十分气愤，争相“审讯”男子。男子最终坦白，他入室盗窃了一台笔记本电脑，藏在5楼的过道隐蔽处。在其指引下，保安找出了被盗的电脑。男子被移交派出所。 调查：门外发现神秘符号 盗贼哪里来的胆子，大白天也敢入室盗窃？据B幢业主张先生说，面对业主“审问”时，贼娃子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同伙进小区已踩点两三天，并根据哪些家白天没人、哪些家晚上没人，分别在家门外留下了记号。 昨日，重庆市尚赏居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陈光绪介绍，此事发生后，保安加大了巡逻力度，并在B幢13楼及相邻楼层发现了7处神秘符号——其中4处由“＋”“－”组成，多画在防盗门外的墙壁上。另有3处只在门外画了一个“A”。 经保安带领，记者见到画有这种符号的墙体。神秘符号仅离地约1米，一般不易发现。保安介绍，这些符号排列有一定规律，有的是“＋”在上，“－”在下；有的则“－”在上，“＋”在下。不同的排列代表什么意思？保安也不太清楚。 尚赏居的业主群经过讨论，对神秘符号给出了解释：“＋”在上“－”在下，表示业主家白天有人，晚上没人；“－”在上“＋”在下，则表示白天没人，晚上有人。 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业主说：“我在网上查了一下盗贼踩点的新闻，国内其他城市也发现过这种符号，公安机关事后证实是入室盗窃的一种新趋势。” 提醒：奇怪记号及时清除 记者昨从警方获悉，盗贼姓袁，今年46岁，忠县人，有入室盗窃前科，目前已被刑拘。对盗贼踩点留暗号一事，警方表示需进一步调查。 警方根据曾破获的案例提醒市民：有的盗贼会佯装发放广告单的促销员或声称替业主装修混进小区踩点，惯用手法主要是在业主门把手上插广告单，两三天后再返回观察，若广告单未被去掉，就判断室内可能近期无人，遂大肆入室盗窃。值得一提的是，门上或门框边随意涂画或写常人看不懂的符号等图案，跟插广告单的踩点原理相似——若数天无人清除，盗贼会认为室内无人，盗窃就可能发生。 警察认为，市民若发现门上插异物或涂有奇怪符号时，不管从保洁或防盗的角度讲，都应立即清除。 发现小偷暗号全楼居民忧心两月 昨日，沙坪坝区沙北街92号楼的居民说，他们也曾在楼内发现神秘暗号，不久便有盗贼光临。 原来，在该楼5层与6层之间的过道上，楼梯上写着“有狗，11.18”。一位住该楼2单元5楼的居民说，去年11月18日，他下班回家看见“有狗”字样。几天后，就有居民反映，深夜听到楼道异响，推门发现有黑影仓惶往楼下跑。之后，因警车常到楼下停留，异响和黑影的事再未发生。 居民们推测，“有狗”是指楼上的偷不得，要偷就偷楼下的。发现小偷的暗号后，有的居民换了密码锁防盗，个别顶楼住户干脆自制铁栅栏把整个楼道封死。 “发现小偷暗号让我们担惊受怕了近两个月。”6楼的朱先生说，居民现在仍忧心忡忡——说不定那天，楼内又会出现让人看不懂的字或符号。

❾ “两会”司法界人士对司法腐败的评论

从“两会”上，“两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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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前夕，全国人大陈紫云收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3年来，她已经收到好几个这样的文件。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两高”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的监督，主动告知代表，委员的情况，并已成为新时代的“两高”工作的一个新特征。
“法治，确保司法利益”的重点是近年来，人民群众的关注，也在一年一度的“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代表委员，司法公正是规则的法律战略的实施推进的根本保证。如果人民群众的司法失去信心，这将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形象，和司法腐败必须不能掉以轻心。

路费还记得两年前的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许多代表对“两高”警钟的人投出了反对票弃权票。今天，人们欣喜地看到，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股东大会在今天举行的“两高”报告赢得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掌声中，“两高”惩治司法腐败，以及维护司法公正，努力和取得的成就的肯定鼓励。

广东汤舒戎代表，在我国法治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只有依靠司法公正，才能真正保护的利益，广大人民群众的人。

司法，公正执法，以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但过了一段时间，因为拒绝司法公正和司法腐败时有发生。 “净化海港计划”爱丽丝2，吃，吃了被告对原告。“判决更广泛的民间，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司法腐败的仇恨。

在最近几年中暴露的司法腐败，代表，委员们记住：江西抚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赚取收入，实际上是一种“手续费”，“赞助费”的名义非法超过20万敲诈当事人;江苏连云港市，一个区总裁滥用权力的法院，向亲属的指控故意泄露的优点，在黑山县人民的检察院，前律政司，辽宁省醉酒驾驶，杀死2骑自行车的后试图找到一个人，他取代了责任......上代表委员们深深体会到，少数司法人员违反法律和纪律问题比较突出。有些是没有严格按照法律和法律程序办案，一些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一些违反禁令插手经济纠纷，帮人要帐讨债更重要的是，极少数人大力的钱，徇私枉法。

司法腐败危害深，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王厚德委员说：“一个不公正的判决的危险比10犯罪。犯罪污染的水流量一样，如水源污染和不公正的判决。连接的水源被污染，治理流动变得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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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从事司法行政孙桂华代表：正义是法治的基本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是对司法的生命线。一个社会失去了司法公正，社会正义的问题。

变成了一个强大的驱动力代表认真成员的期望，期待着一个强大的动力，提高了工作成“两高”和了实质性的一步。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李智辉代表说，“2高”的倡议，以听取到的意见和建议，代表，委员促进司法来解决问题和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加强自身建设。

在接受代表，委员的民主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两高”发展主动联系制度，邀请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评估工作，定期通报重要事件系统的核查制度，聘请人大代表担任作为一个执法监督员的邀请辅导员制度仅在过去的一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已派出11个工作组，赴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中央政府，并访问了200多名代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打铁需要自身的硬件。“两高”学到了教训的意见和建议，代表，委员，并不断完善监管机制，加大改革力度。

最高法院采取公开审理，审判住，并以各种方式置于公众的直接监督下的试验，审判透明度。了强烈反响，被称为“阳光审判。检察机关全面推行“公开的条款，向公众参考的检验机构，受案范围，执法程序，人们了解的民事，行政判决，也拒绝接受检察机关抗议，要知道“公安机关不立案的也可以找检察院。

孔令仁委员说，完备的法律体系，依靠一支政治坚定，纪律严明，公正，诚实，精通，作风优良，认识到有必要加强司法人员的教育整顿司法队伍。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全面开展教育整顿和执法检查活动。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成为教育整顿的重点。最高法院2500多名违法违纪的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严肃处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况下，违反了法律和纪律的各级调查申请人民检察院检察人员，并得出结论在超过1500人，其中1000余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

在1997年10月，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司法错误的情况下，问责制条例“，经过实践，错误的情况下进行调查，”在全国各地。 （新华社）

从“两会”看“两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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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前夕，全国人大陈紫云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通知最高人民检察院，过去三年，她有更多的时间收到这样的文件。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两高”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的监督，主动告知代表，委员的情况，并已成为新时代的“两高”工作的一个新特征。
“法治，确保司法利益”的重点是近年来，人民群众的关注，也在一年一度的“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代表委员，司法公正是规则的法律战略的实施推进的根本保证。如果人民群众的司法失去信心，这将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形象，和司法腐败必须不能掉以轻心。

路费还记得两年前的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许多代表对“两高”警钟的人投出了反对票弃权票。今天，人们欣喜地看到，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股东大会在今天举行的“两高”报告赢得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掌声中，“两高”惩治司法腐败，以及维护司法公正，努力和取得的成就的肯定鼓励。

广东汤舒戎代表，在我国法治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只有依靠司法公正，才能真正保护的利益，广大人民群众的人。

司法，公正执法，以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但过了一段时间，因为拒绝司法公正和司法腐败时有发生。 “净化海港计划”爱丽丝2，吃，吃了被告对原告。“判决更广泛的民间，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司法腐败的仇恨。

在最近几年中暴露的司法腐败，代表，委员们记住：江西抚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赚取收入，实际上是一种“手续费”，“赞助费”的名义非法超过20万敲诈当事人;江苏连云港市，一个区总裁滥用权力的法院，向亲属的指控故意泄露的优点，在黑山县人民的检察院，前律政司，辽宁省醉酒驾驶，杀死2骑自行车的后试图找到一个人，他取代了责任......上代表委员们深深体会到，少数司法人员违反法律和纪律问题比较突出。有些是没有严格按照法律和法律程序办案，一些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一些违反禁令插手经济纠纷，帮人要帐讨债更重要的是，极少数人大力的钱，徇私枉法。

司法腐败危害深，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王厚德委员说：“一个不公正的判决的危险比10犯罪。犯罪污染的水流量一样，如水源污染和不公正的判决。连接的水源被污染，治理流动变得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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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从事司法行政孙桂华代表：正义是法治的基本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是对司法的生命线。一个社会失去了司法公正，社会正义的问题。

变成了一个强大的驱动力代表认真成员的期望，期待着一个强大的动力，提高了工作成“两高”和了实质性的一步。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李智辉代表说，“2高”的倡议，以听取到的意见和建议，代表，委员促进司法来解决问题和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加强自身建设。

在接受代表，委员的民主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两高”发展主动联系制度，邀请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评估工作，定期通报重要事件系统的核查制度，聘请人大代表担任作为一个执法监督员的邀请辅导员制度仅在过去的一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已派出11个工作组，赴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中央政府，并访问了200多名代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打铁需要自身的硬件。“两高”学到了教训的意见和建议，代表，委员，并不断完善监管机制，加大改革力度。

最高法院采取公开审理，审判住，并以各种方式置于公众的直接监督下的试验，审判透明度。了强烈反响，被称为“阳光审判。检察机关全面推行“公开的条款，向公众参考的检验机构，受案范围，执法程序，人们了解的民事，行政判决，也拒绝接受检察机关抗议，要知道“公安机关不立案的也可以找检察院。

孔令仁委员说，完备的法律体系，依靠一支政治坚定，纪律严明，公正，诚实，精通，作风优良，认识到有必要加强司法人员的教育整顿司法队伍。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全面开展教育整顿和执法检查活动。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成为教育整顿的重点。最高法院2500多名违法违纪的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严肃处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况下，违反了法律和纪律的各级调查申请人民检察院检察人员，并得出结论在超过1500人，其中1000余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

在1997年10月，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司法错误的情况下，问责制条例“，经过实践，错误的情况下进行调查，”在全国各地。 （新华社）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❿ 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评价

1.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宗旨。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条对刑事诉讼法制定宗旨的规定是:“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考虑到“人民”在我国是一个政治范畴，在外延上不包括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而刑事诉讼法要保护的是包括涉嫌严重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等一切人的基本权利。同时考虑到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建议稿》将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宗旨修改为“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进一步完善程序法定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二款关于程序法定原则的表述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根据法治国家的授权原则，并特别考虑到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进行程序性制裁是程序法定原则的重要内容，《建议稿》将程序法定原则独立作为一条，并分两款作如下表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不得超越本法和其他法律所规定的权限。”“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诉讼行为，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违法的轻重程度及结果情况，决定违法行为是否有效。” 3.将人民法院统一定罪原则改造为无罪推定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基于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之基石，《建议稿》第十条第一款根据国际社会的通行表述，将无罪推定原则表述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生效裁判确定有罪之前，任何人应当被推定为无罪。”此外，为了保证无罪推定原则所派生的罪疑作有利于被追诉人处理的精神在实践中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和落实，该条第二款还规定:“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按无罪处理;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重或罪轻的，按罪轻处理。” 4.增加规定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是现代公法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被誉为公法的“帝王条款”。在刑事诉讼中，比例原则的确立对于合理划分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的界限，防范国家权力滥用，保护公民个人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