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修文

① "贞观之治"对你的"当兵的中国梦"有什么样的启示

“贞观之治”对实现中国梦具启迪意义
李世民作为唐朝第二个皇帝,曾饱尝战乱之苦,对流离失所的痛楚深有感触,故其在执政的二十余年间,一直把安定、四境安宁作为自己追求的政治理想《资治通鉴·唐纪》中所记载的李世民的治国之道等,对于我们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具有积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一、以史为鉴,居安思危
李世民所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论断,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李世民及其臣僚的上述论述表明,一个国家要兴旺发达,真正强盛起来,必须善于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二、广开言路,虚心纳谏
李世民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对于实现“贞观之治”起到了重要作用,亦很值得我们领导干部借鉴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甚至尖锐批评,领导干部应当以大度能容的胸怀,虚心听取,择善而从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工作少走或不走弯路
三、以德为先,任人唯贤
历史的经验表明,得人者得天下,失人者失天下如今,选贤任能是各级领导干部必备的素质诚如李世民所说“能安天下者,唯在用得贤才”领导干部选人用人,既要看其德,又要察其能；应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
四、崇尚节俭,力戒奢侈
“成由勤俭破由奢”是一条深刻的历史经验.
李世民曾对大臣说：“朕自立太子,遇物则诲之见其饭,则曰：‘汝知稼穑之艰难,则常有斯饭矣’见其乘马,则曰：‘汝知其劳逸,不竭其力,则常得乘之矣’见其乘舟,则曰：‘水所以载舟,亦可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见其息于木下,则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由此成千古名句
去年年底,中央作出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就改进作风、厉行勤俭节约等提出明确要求,并强调首先从中央政治局做起八项规定出台后,各地狠抓落实,收到了明显成效眼下,应当针对新的倾向,加大落实八项规定的力度,不断以良好的党风政风带动民风
五、严守法度,依法治国
李世民说：“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他认为,“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犹如“养稂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
维护法律的稳定性,也是李世民关注的一个问题他认为,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为了使大臣懂得此理,他指着殿屋说：“治天下如建此屋,营构既成,勿数改移；苟易一榱,正一瓦,践履动摇,必有所损”
当今,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既要筑起法律的防线,又要筑起道德的防线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党员干部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应当严格执行《党章》,做遵纪守法的表率.
六、关注民生,维护民族团结
李世民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二年,京师旱,蝗虫大起李世民入苑视禾,见蝗虫,掇数枚而咒曰：“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当李世民将蝗虫吞进嘴时,大臣谏阻,其硬吞之在李世民执政的二十余年间,他一直坚持轻徭薄赋、反哺于民,因而得到了老的衷心拥戴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贞观年间,各民族之所以能够和睦相处,与李世民推行的民族政策密切相关他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乱”同时,李世民坚持“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在他的民族政策感召下,“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李世民说：“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弊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
总结:历史是一面镜子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李世民的治国之道固然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但仍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如今,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天职的共产党人,应当以史为鉴、以史资政,以超越前贤的勇气,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带领人民,开拓进取,努力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② 隋朝皇帝穿的是冕服，唐朝皇帝穿胡服，这是为什么

楼上的，隋朝是建立在北周的基础上的。五胡乱华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在北魏统一后就趋向稳定了，这就是南北朝：南朝是宋齐梁陈；北朝先是北魏一统，在孝文帝推动汉化迁都后，六镇胡兵（府兵）和汉化政权矛盾激化，造成六镇民变，尔朱荣死后高欢（胡化的汉人，鲜卑小字乞豆陵）吸收了六镇势力，割据北朝东部建立东魏（后人仿效曹魏篡位建立北齐）。陇西军阀贺拔岳部将宇文泰拥立北魏孝文帝的孙子元宝炬为帝，与高欢所建的东魏对立，建都长安，称西魏（后人也篡魏建立北周）。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华北。581年，杨坚代北周，改国号隋，北周亡。宇文泰改革军队统辖系统，建立府兵制，以扩大兵源。这个制度为隋唐所沿用。形式上采取鲜卑旧八部制，立八柱国，实为六军。每个柱国大将军下设有两个大将军，共12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下有两个开府，共24个开府；每个开府下有两个仪同，共48个仪同；一个仪同领兵千人。这样，六柱国合计有兵四万八千人左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府兵。
外交上，宇文泰采取了和北攻南的政策，对于北方的突厥、柔然曾通好，但对于南朝则采取攻势，先后进占了益州和荆雍等地。
政治上，宇文泰实行以德治教化为主，法治为辅的原则。法律上，主张不苛不暴，而“法不阿贵”。思想文化上，推崇儒学，曾在行台设学。俘虏王褒、宗懔等均受到礼遇。后又令卢辩仿周礼更改官制，实行北周六官制，甚至政府文告也要仿先秦体。
宇文泰恢复鲜卑旧姓，如恢复皇族元氏为拓跋氏。而所将士卒也改从主将的胡姓。从形式上胡化一批的汉人，杨忠(隋朝皇室先祖)授普六茹氏，李虎（唐高祖李渊祖父）授大野氏。
隋文帝杨坚（541年－604年8月13日），华阴人，隋代开国皇帝，谥号文帝，庙号高祖，581年3月4日－604年8月13日在位，在位23年，604年病逝于大宝殿，享年64岁。杨坚是汉族，不过拥有鲜卑族的姓氏和小字，鲜卑小字为那罗延(金刚不坏)，鲜卑姓氏为普六茹，为普六茹鲜卑姓氏是其父杨忠受西魏恭帝所赐的，后杨坚掌权后恢复汉姓“杨”,并让宇文泰鲜卑化政策中改姓的汉人恢复汉姓。
胡化的汉人高欢不肯重认老祖宗是为了稳定国家的基础六镇势力（大多数是鲜卑人，还有鲜卑化的汉人/匈奴/羯族/丁零。。。。。。），胡人在当时视汉人为猪狗，可以随便杀戮，正是这种歧视也是汉化的北魏覆灭的原因。可见东西两魏都吸取北魏灭亡的教训，对汉化后进行更正，进一步胡化。
杨坚不一样，首先他来自北周统治集团——鲜卑关陇集团。他是篡位者，为了与宇文氏划清君臣关系，申明自己的正统地位，推行汉化，去鲜卑化。
李唐虽然也是汉族，但是从鲜卑化的汉人李虎（李渊祖父）开始世代与鲜卑贵族通婚，独孤氏，长孙氏，宇文氏，可以说骨子里胡人血统更多。隋朝灭亡，各地军阀和农民起义军都被李唐灭亡，所谓汉人正统的南朝早已灭亡，自己本身就是陇西贵族，除了和中原没有任何关系的突厥，李唐在立国时没有借助任何外部力量，十分自信，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再说在从五胡乱华开始到隋末胡汉的界限没有这么重了。穿胡服反映了李唐皇室心中归属。

③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主要包括哪些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极为丰富，百家争鸣，以儒家、法家、道家为代表。

儒家首先提出人性本善的基本假设，进而提出仁政、德治、礼制的管理方法，最后提出要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目标。

法家首先提出人性本恶的基本假设，进而提出法制、刑治的管理方法，最后提出要达到崇君权和富国强兵的管理目标。

道家首先提出人性自然的主张，进而提出无为而治的管理方法，最后指出要实现的管理目标是至德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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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自己的思想本色。儒家思想基本分为“内圣”与“外王”，即个人修养与政治主张两类（值得商榷）。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的另类。在先秦诸子诸家当中，唯独法家的思想，是必须献出性命来实践，流出鲜血来祭奠，是血染的思想。这里面流血的、付出生命的，不但有当时许多有罪或者无辜的贵族和贫民，还有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比如商鞅和韩非。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具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

道家主张“齐物”“逍遥”，对万物的态度是“无所恃”。

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大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提出道生法、以雌守雄、刚柔并济等政治、经济、治国、军事策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诸子百家”中一门极为重要的哲学流派，存在于中华各文化领域，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④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是什么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主要包括如下思想：

1、儒家的管理思想也就是仁政德治论。等到最后提出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目标。儒学是一种以人为文明核心为主体的思想。

2、法家的管理思想也就是法制刑治论。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

3、道家的管理思想也就是无为而治论。指出要实现的管理目标是至德之世。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大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提出道生法、以雌守雄、刚柔并济等政治和军事等策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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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特点：

1、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

2、把组织与分工作为管理的基础。

3、强调了农本商末的固国思想。

4、突出了义与情在管理中的价值。

5、赞赏用计谋实现管理目标。

6、把中庸作为管理行为的基准。

⑤ 百万雄师过大江时宿松人有没有什么英雄故事

徐厉，原为江苏沛县人，后以侯入籍松兹，子孙世居于此，是宿松进入正史的第一个名人。公元前208年，他以舍人身份，从刘邦在沛县起义，逐鹿中原，成为汉高祖手下一名侍卫官员，入关后，封为“郎中”之职。天下平定后，徐厉为常山郡国丞相。公元前184年，高后立常山王刘义为帝，免去徐厉丞相职务，封为松兹侯，当时松兹国驻地叫仙田铺，地处庐江郡西部，寻阳东北，皖县西南。徐厉到封地后，励精图治，把境内治理很好，民歌富庶，国号升平。公元前174年，偃武修文的夷侯病逝于松兹，其侯爵由其长子徐卓承袭，绵延三代之久。徐厉的业绩，载入司马迁的《史记•年表》，为松兹人民众口皆碑。
张何丹，原为四川人，后定居松兹。西汉末年，曾在朝廷担任散大夫（谏官）之职，因秉性忠直，多次上疏弹劾王莽，被贬为松兹县令。张何丹至松兹后，爱民如子，十分重视农业，培育出一种穗大粒重味道香甜的优良稻种?仙田瑞谷。后来他把县治从仙田铺迁至今县城。张何丹为官期间，日夜操劳，讲究法治，体恤民情，为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其中“斗米斤鸡”奇案，一直传诵至今。
陈武，字子烈，庐江松滋人，公元176年，出生于今宿松县陈汉沟。汉献帝兴平元年，陈武被孙策拜为别部司马。建安四年，陈武组建新军。公元前208年赤壁大战中，陈武为第四队领兵军官，军功卓著，进位偏将军。建安二十年八月，陈武从孙权击合肥，为救孙权，奋命战死，时年四十岁。武有两子，长子陈修，封都亭侯；次子陈表，封都乡侯。父子三人的业绩，均载入《三国志》，饶有名将家风。
周本，系南郡太守周瑜长子后裔，公元860年生于舒州宿松县原梅墩乡。少孤贫，有勇力，曾遇猛虎于严恭山上，徒手格杀之，从而闻名遐尔。适值五代十国，干戈纷起，群雄割据，本自26岁时即在池州节度使赵?帐下为将。由于屡建奇功，在杨行密进入杨州受封为淮南节度使时，遂授周本淮南马步使之职，协助掌管兵权。907年，吴帝嘉其能，升本为信州刺史。923年，唐庄宗封本为雄武将军、德胜节度使、安西大将军、西平王。周本虽受唐封，守地仍在吴国境内，悉心辅佐杨浦。937年10月，周本愤恨成疾，忧郁而死，谥恭烈，归葬与故乡且寄冲潘家冲凤形山。周本是宿松进入正史袭封王爵的唯一名人。周本长子周邺，少骁勇，常随父出征，屡建战功，遂在信州擢为吴国部将。后随本驻守寿州、庐州、庐江等地，凡军政要事，多有效劳。后周本去世，南唐授周邺为庐江节度使。其弟弘祚，亦仕南唐为舒州刺，史。父子三人，皆载入国史，祥于邑乘，其丰功伟绩，劲节英风，在十国春秋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
郝杰，字元英，宿松人。少孤，家贫，立志于学，攻读经史，才名远播。宋高宗南渡后，金人不断入侵，杰怀着抗金热忱，奉檄从军，来到舒州郡里，由于朝廷苟且偷安，地方官员庸碌无为，报国之志，久不得遂。后敬谒朱?于道中（今新安岭），被朱?收为学生。郝杰从朱子至白鹿书院后，质疑问难，深得宋代理学要领，进步很快，每言学，以有济于人物为实际，不尚空谈，弦诵中尝有匡复社稷之志，著策百篇，阐明政见，惜未问世而失传。杰的草书流利而有工力，人们用“善草如斗”、“纵横皆有趣”来形容，可惜天不假之年，未满三十而离世，但留下了不朽之名。
石良（1319?1394），号松颜，系南宋都统辖石兴宗之孙，宿松县杜溪庄人。自幼秉承祖教，家居习武，略读经史诸书，洞悉时势。1361年，率兵赴九江归顺明太祖，授良为统兵元帅，镇守宿松。次年将粮草运至鄱阳湖，救朱元璋于陈友谅的围困之中。1363年参加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鄱阳湖大战，立下大功。1369年被太祖敕封为武德将军英武卫管军正千户，充任指挥，镇守亳州。1377年，被封为武节将军。石良大约是在洪武十九年致仕回家主修石氏首届宗谱的，由长子石镜袭其封爵，明太祖封赏石良回家可造座宰相府，良还乡就造了座一进九重的官厅，石宰相屋的名称由此而生。
金忠士（1556?1618），字元卿，号丽阳，宿松城关人。幼聪颖，家贫而不辍学，1591年，一跃举于乡，深为临川章伯玉所器重。次年入京应试，登进士，授江西乐平县令。忠士初任有声，民歌德政，1599年，召为监察御史，屡疏陈时事，言皆耿直，声震天下。不久，奉命巡按贵州、浙江、河南三省，天子甚嘉其功。1610年还京，迁掌河南兼山东、陕西监察御史。在万历四十四年，诏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
朱书（1654-1707），名世文，字字绿，又名杜溪，自幼聪颖过人， 10岁能诵许多古典诗文， 20岁即在杜溪和严恭山设立书馆。31岁，结识桐城学派戴名世，结为文字友，几年后选贡入太学，中年游历全国，写下不少作品，文稿现存《朱杜溪先生集》、《游历记存》、《评点东莱博文》等。50多岁登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佩文韵府》和《渊鉴类涵》。1707年六月十九月病逝于京师。戴名世赞其“才气横绝一世，文章为百世之人”，时人每论及桐城文风，都说“朱书、方苞、戴名世”堪称清代文坛上的三颗明星。
罗遵殿（1798?1860），字有光，号澹村，宿松县隘口乡罗家老屋人。自幼发愤好学，23岁即中举人，后四年，入京应试，登进士，从此开始了仕宦生涯。起初，以知县职发往直隶，19年补唐山知县，20年调清苑知县，在莅任期间，廉勤公正，体恤民情，万众载道称治。22年，擢为直隶州知州，后调人湖州府知府。道光27年，擢湖北安郧荆道，前后凡三莅任，达十载之多。咸丰九年四月，简授福建巡抚后，八月至京，九月改调浙江巡抚，与守将和民团驻守杭城，后失陷殉职。殁后第二年，御赐碑文，追赠为右都御史衔，予谥壮节，赏骑都尉世职，其子忠祜，后为安陆知府。清国史管为壮节公立传保存，并如祀京师，以彰其从容就义之节。
段光清（1798?1878），字明俊，号镜湖，宿松县仙田庄段家老屋人。少有大志，勤学好问，道光十五年举于乡，二十四年，又以大挑一等，用为知县，发往浙江，历任建德、慈溪、江山等县知县达八年之久，后任宁波府知府，补西防同知，盛誉播及各省。咸丰四年，升为杭嘉湖兵备道，调补宁绍台兵备道。咸丰八年，升浙江按察使，晋封吏部左侍郎、光禄大夫（一品）。同治四年，复任杭嘉湖兵备道，至时锐意兴修，使此处居民世受其泽。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宿松松塘庄人。因其父经商湖北，遂入籍湖北黄陂县，黎十四岁随父移家北上，寓居天津。1883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1884编入北洋水师。1895年应两江总督张之洞电召赴宁，曾三赴日本考察军事、政治，颇受器重。1906年擢升暂编陆二十一军统领。武昌起义时，他出任革命军湖北军政府都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当选为副总统。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黎元洪极为反感，被封为武义亲王，未受。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后段祺瑞利用张勋将黎驱走，由冯国璋代理大总统。1922年，他在直系军阀支持下复任总统，后被直系军阀驱逐。晚年投资实业，逝于天津。
徐文藻（1905～1928），名长良，生于宿松县佐坝乡松梅岭一个地主家庭。幼念私塾，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考入湖北法政专科学校。北伐军进攻武汉，他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宿松开展地下斗争，宣传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建立秘密活动中心，培养发展党员。1927年1月，由中共黄梅县第三区区委书记李实秋主持，在县城天主堂建立了由4名党员组成的第一个中共宿松支部，徐文藻任书记。受革命声势震撼，县公署抓获徐文藻，后被保释。出狱后成立了国民党宿松县左派县党部筹备委员会和北伐向导队、后援会，徐文藻任常委主持全面工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徐文藻领导中共宿松支部和县党部与国民党右派势力针锋相对进行斗争，开展轰轰烈烈的讨蒋活动。5月28日凌晨，安徽省政务委员会派团长吴振东率一连兵力突袭宿松县城，徐文藻与共产党员钟国汉、何瀛、尤振球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坚定对付敌人拷问，写密信指示如何坚持斗争。次日下午，年仅23岁的徐文藻与钟国汉，在县城老厅凛然就义。
黎光祖（1915?2006），宿松县五里乡牌楼村人，安徽省著名红军书法家。1935年，黎结束私塾学习到南京谋业，寻机就读安徽公学，萌发报国志向；次年北上京都，参加清华大学校内读书活动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7年，他奔赴山西太原，考入抗日军政训练班。全国抗战爆发，他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开辟太岳抗日根据地时，他走村串户，写标语、画漫画，动员群众抗日。尔后，相继刻写油印《行军日报》、《野火报》。抗战胜利后，主编《前进》报。1958年转业，任安徽省新闻图片社社长。黎自幼聪敏好学，喜诗文，酷爱书法，博采众长，独具风格。曾在黄山桃花溪旁创立“黄山画店”，在合肥创办黄山书画院。其书法作品多次在京、沪、庐等地展出，出版《黎光祖离休书课》、《采熔轩书法集》及《黄山百咏》和《离休呤》诗集。黎光祖离休后仍任天下名人交流研究会顾问，中国王羲之研究会顾问、中国洞庭书画院高级书画师、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中华诗词学会的会员、安徽老年书画联谊会、太白书画院的顾问；安徽书协名誉理事，黄山书画院名誉院长、安徽省松园竹雨艺术家学社社长。
李实秋1923年考入宿松县第二高等小学。1925年在黄花镇陈道士湾以教私塾为名，从事革命活动。同年加入中国-党。6月，任四区（独山）区委书记。建立了独山、潘铺、宿松等地党的支部；积极组织独山、上沿、下新等地农民协会。1927年1月，调县农协会任组织部长。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转入地下斗争。1928年1月，转移到安徽省望江县，与当地党的组织接上关系，以当船工为名，继续坚持地下斗争。5月被捕，押回黄梅，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临刑前挥笔自挽：“坐望江牢，戴九江镣，归到黄梅终一死；国民党坏，-党好，奉行赤化祝千秋。”横额：“痛哉快哉！”还写了“中国-党党员李实秋之墓”的碑题。在“农民兄弟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从容就义。
刘奇葆，安徽宿松人，1953年1月生，1968--1972年 安徽省宿松县洲头乡金坝村刘屋生产队指导员，金坝村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1972--1974年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1974--1977年 安徽省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工作，1977--1980年 安徽省委办公厅秘书处秘书，1980--1982年 共青团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82--1983年 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1983--1985年 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其间:1984--1985年挂职任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1985--1993年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其间：1991--1993年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1993--1994年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1994--1997年 国务院副秘书长，1997--2000年 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2000--2006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党委党校校长，2006-- 2007年12月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自治区党委党校校长。2007年12月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2月28日辞去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2008年1月在四川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为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是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七届中央委员，2006年10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补选为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叶尚志 男，1919年9月出生，安徽宿松人坝头人，中共党员。上海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建国前从事军事、政治和干部教育工作。建国后长期从事统战、民族、教育、组织等领导工作。是上海市副市级离休干部。现任中国人才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诗词学会理事、上海行知教育促进会名誉理事长、上海安徽经济文化技术促进会会长、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特邀顾问、高等院校兼职教授、名誉教授等。近著《静悟遐思录》《世纪留笔》姐妹篇文集两本和《叶尚志诗书画集》。

⑥ 李世民法治思想包括

宽仁慎刑、以身作则，以道德为约束，审慎周详，是唐太宗法制思想的主要内容。

1、“宽仁慎刑”的立法宗旨
唐太宗即位后，没有听从以封德彝为代表的老臣建议采用“秦任法律，汉杂霸道”式的治理方法，而是采用了魏征以宽仁教化治天下的主张。魏征认为，“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若国家选用了这样一条治国道路，就应该“慎刑恤典”。
贞观元年正月，唐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本着“意在宽平”的原则厘改法律。他们以隋代《开皇律》为蓝本进行损益，使问世的唐律较之前代简约许多。贞观十一年正月，新律诏颁全国，是为《贞观律》。《贞观律》集众律之大成，经诸名流裁酌损益，可谓“审慎周详”。唐太宗还注意到之前律文互出，使“执法之官，缘此舞弄”，极易形成司法漏洞，遂告诫立法者，“宜令审细，毋使互文”，使法令整齐划一；又修订了一系列的法令，有令、格、式三种类型，与《贞观律》相辅而行：“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规物程事”（见《唐六典•刑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在立法过程中，得到唐太宗多次指示，如“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可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这是强调若法不稳定，律文多变，使人心多惑，无所适从，所以立法者要审慎而行，不可轻立，既立之后，“必须审定，以为永式”。
唐太宗对死罪的处理尤为慎重，除了坚持三覆奏的程序外，还要求处决死囚时，要和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共同议定。这样，由于《唐律》中较之前代大幅度减少了死刑的条文，议决时又无比慎重，到贞观四年，全国断死刑者仅二十九人。尽管这样，唐太宗还不满足，到了贞观五年颁布诏令：“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对于不遵守覆奏程序规定的执行者，给予流刑和徒刑，体现了《贞观律》的仁义精神。
2、克制己欲自觉守法
皇帝“朕即天下”，国家的最高立法权和司法权都集于其手，依自己的喜怒行刑是很常见的。唐太宗固然也有肆意的时候，但能很快返回正路，认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自觉地将自己的皇权归入国法规范之中。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某县令裴仁轨犯了轻罪，但唐太宗盛怒之下要处以斩刑，殿中侍御史李乾佑上疏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于上，率土尊之于下，与天下共之，非陛下独有也。仁轨犯轻罪而致极刑，是乖昼一之理。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殿中侍御史系御史台殿院从七品官员，却敢于直言“法令者……与天下共之，非陛下独有也”，这份勇气委实可嘉，善于纳谏的唐太宗最终收回成命。
唐太宗非为圣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但他勇于纳谏，手下又有一帮守正善谏的臣工，所以能够克制己欲，按照国家法律办事，成为君王的守法楷模。在他的倡导下，贞观初年良吏辈出且执法公平，形成了“法平政成”的局面，《旧唐书•良吏传序》赞道：“太宗皇帝削平乱迹，以是人知耻格，苏尚贞修，太平之基，率由兹道。”
历朝历代，许多皇帝蔑视国法，极力放大皇权，对皇族或外戚徇情枉法。唐太宗认真地总结了前隋的教训，严于律己，也不放纵皇族亲戚。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子李承乾谋反案发，洋州刺史赵节参与其中，按律当死。赵节是唐太宗姐姐长广公主的儿子，长广公主含泪向唐太宗求情，希望能够赦免儿子的死罪。唐太宗摇头不许，说道：“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是负姐。”
唐太宗自己守法，并告诫群臣道：“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可见唐太宗的守法目的并不十分高尚，即盼望如此做可使李家政权长治久安，于是整个统治集团可以“长守富贵”。虽如是，立法宽仁、执法公平毕竟可以使“百姓安宁”，客观上促使了社会和谐，百姓安居乐业，这也正是贞观法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成效卓著的根本原因。
3、追求道德约束的境界
唐太宗通过弘文殿辩论，采用了魏征等人建言的“教化治国”主张，即全面按照儒家的“王道”理想社会进行实践。为此尊儒崇经，刊定《五经正本》；偃武修文，营造安静社会以利农事；大兴礼乐，将儒学思想散入乡约族训，形成以礼制律、刑外礼内的局面等等。从法律的角度看，人们能够自觉地用“近君子、远小人”的儒家规范来约束自己，即是强制性地按律令条文被动执行的更高级形式。
唐太宗在立法过程中，继承与发展汉以来援礼入律的传统，将儒家礼学作为制定与修改律令的指导思想，颁布的《贞观律》中的大多数篇章皆是按礼定律的。后世的《明史•刑法志》指出：“唐撰律令，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具体执法过程中，唐太宗善于从儒家“教化”的角度来深耕，力求突破相对刻板的律令条文，以期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从而深化人们自觉地按儒家规范行事的观念。

⑦ 求古代关于“和谐”精神的古典论述。

中国古代和谐社会思想简论

“和谐”作为中国社会悠久而珍贵的思想文化传统和价值追求，包含了我们祖先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哲学智慧，是理想的社会发展目标。“和谐”的思想贯穿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各个时期以及各家各派之中，积淀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内核，它不仅闪烁着东方的哲学智慧，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取向，而且在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一、和谐与和谐社会的含义

从《尚书》、《周礼》到《说文解字》，“和谐”两字都是指音乐的合拍与禾苗的成长，后人引申为各种事物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和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发展。

“和谐社会”，是人们普遍向往和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其基本内涵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天人合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要求“和睦相处”；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崇尚“合群济众”；在各种文明的关系上，主张“善解能容”、“和而不同”。

二、和谐的社会模式

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的共同追求和理想境界。道家的“小国寡民”，主张无欲、无为、无争；墨家的“爱无差等”，倡导兼爱非攻、尚同尚贤；法家的“富国强兵”，倡法治，求实效；佛家的“善地净土”，强调同体共生、乐善好施，都是对理想的和谐社会模式的不同表述。但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儒家描述的“大同社会”。

“大同社会”代表了中国古代理想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同期，比欧洲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还早二千年。《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东汉郑玄解释说：“同，犹和也，平也”。所以“大同”也就是“大和”与“太平”，也就是和谐社会与太平盛世。经数千年来各种思想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出的和谐共生理想，已成为以“和”为核心，兼顾多元、和谐有序、包容开放的一套哲学伦理体系。

农耕文明时期古人的和谐社会观，虽然有着历史局限，但“大同社会”却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一个伟大理想。不仅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为此而不懈奋斗，而且当社会主义思潮于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之后，为了便于民众理解和响应，都把西方社会主义比作是中国的“大同社会”。正如汤因比所言：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因而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

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

1、人与自然和谐

核心理念是“天人合一”，而非天人对立。其经典论述是《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它强调人类必须以遵循自然规律并把它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说文解字》云：“天，从一，从大”。“天”字，甲骨文金文皆象人形，人之上谓天，对“天”的态度，也就是对宇宙的态度。“天”，最初是自然的崇拜对象，后来成为至高无上的天神。而君王是天神的代表，被天神赋予了统治人间的权力。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

钱穆说：“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天人合一代表着中国的人文精神，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儒家认为“天地生万物”，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的产儿，主张“仁民爱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至宇宙万物。道家把自然规律看成是宇宙万物和人类世界的最高法则，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比人与人的和谐还要崇高。佛家认为万物都是“佛性”不同的体现，所以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各家在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上是一致的。

中国古代哲人根据“天人合一”的观念，要求以和善、友爱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善待鸟、兽、草、木，提出了丰富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孔子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主张只用鱼竿钓鱼，不用大网拦河捕鱼，并反对射猎夜宿之鸟。史书上记载的“网开三面”、(《史记·殷本纪第三》)“里革断罟”(《国语鲁语上·里革断罟匡君》)等典故也体现了古人善待自然万物的生态伦理思想。

中国古代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深深体现着生态智慧与“王道政治”的完美结合。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与自然和谐是生存发展与社会安乐的基础，即所谓“王道之始”。

2、人与社会的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社会和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政治和谐。行“王道”即“保民而王”。行“王道”的核心在于“以德治国”与“以仁施政”。“仁政”的核心在于孟子所说的以民为本。中国古代许多政治家都具有朴素的民本思想，同时也有一些开明的封建君主也能清醒地认识和妥善地处理君民关系，努力实现君民和谐。如唐太宗把老百姓和君主的关系比喻成水和舟的关系，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避免“覆舟”悲剧的出现，他反复强调“存百姓”的思想，主张“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乐乎”(《贞观政要》唐太宗问政房玄龄等)，并努力做到戒奢从简，轻徭薄赋。

其二，经济和谐。儒家对百姓要“先富后教”。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即必须让百姓拥有固定的收入才能使社会变得稳定和谐。儒家尤其反对“富者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两极分化现象，认为这是社会动荡的根源。

其三，文化和谐。发扬中国文化的一统多元性。一统性在于大中华需要一个能兼容并蓄的主导意识形态，多元性在于各种思想能在此基础上相互交流与争鸣。从先秦诸子百家始，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至清代朴学，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各种学派与民间信仰相互激荡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以儒治国、以道养身、以佛养心”，正是“和而不同”内在精神的体现。

3、人与人和谐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提倡宽和处世，创造“人和”的环境，追求以“和谐”为主题的大同社会。其中，儒家伦理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最大。孔子所提出的理想人格是善于以宽厚处世，协和人我。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孟子也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还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还提出了仁、义、礼、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等一系列旨在实现人的和谐以及社会和谐的道德原则。

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反对社会冲突。《老子》给人们描绘了一个人与人之间“无欲”、“无为”、“无争”，彼此和谐相处，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老子提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以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提出的“无欲”、“无为”、“无争”，“去甚，去奢，去泰”，“知止”、“知足”等主张，总是要人们效法天道，实现相对均衡。古人设想中的大同社会，作为一种崇高的理想境界，始终引导着民族的志士仁人追求以人际和谐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发展目标。

和谐人我的代表人物孔子提出创造宽厚处世、协和人我的人际环境。他的“仁爱”有两条实施途径：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世界各大文化与宗教中都有相同表述，被公认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黄金律”，具有普世价值。孔子还特别强调“和”是君子人格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儒家将以“和”为主的道德原则制度化，使之成为可操作的“礼”。“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记·乐论》)。“礼”的作用就是通过“人和”来实现社会和谐，这便是“礼之用，和为贵”。

4、人与自身和谐

儒家虽不提倡禁欲主义，但一直强调要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来规范人的行为。孔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精神生活，特别是在于人有道德，所以孔子以“仁爱”为中心，推演出：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把培养有道德的人作为学问的根本，认为这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根基。道家也主张以谦下不争、清静无为的方式来达到人的身心和谐，“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有了和谐的人格，就能消除个我的固蔽，以开豁的心胸与无所偏执的心境去看待一切。佛家讲修来世，力图以事事无碍的超然态度进入一种彻悟的心灵境界，实现自我身心的和谐。

在心与身的关系上，孔子主张人之身心和谐，主张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态。

一是正确处理理与欲的关系。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但孔子也强调“富与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也就是说孔子承认人的正常欲望，但他反对把满足欲望当成行为处事首要的和唯一的出发点，无论是得富贵，还是弃贫贱，都应通过正当的途径和方法而不是不择手段地贪求妄取。

二是正确处理穷与达的关系。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意思就是说天下有道时，要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如果不好好干，是一种耻辱。当天下无道时，就该隐居退避，如果丧失原则，同流合污，也是一种耻辱。这一思想被孟子发展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三是正确处理外在身份和内在品质的关系。孔子时期，圣王分途，即内圣品格与外王品格不再统一，出现了人的政治身份和道德身份的分裂。在如何达到身心和谐问题上，孔子更注重“为仁由己”的思想，这就表现了孔子对自觉性的高扬，对主动性的强调。“由己”，就是靠自己的自觉，靠自己的主动。有了“仁”的自觉，才会有“仁”的主动，有了为“仁”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我欲仁斯仁至矣”。

5、协和万邦的和谐世界

在民族间、国家间的关系上，主张和谐共处，协和万邦。《尚书·尧典》说，“百姓昭苏，协和万邦”；《周易·乾卦》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即主张万邦团结，和睦共处。孔子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又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主张以文德感化外邦，反对轻率地诉诸武力。孟子提出“仁者无敌”，主张“以德服人”，提倡王道，反对霸道。王道与霸道相反，霸道是以武力做后盾，来处理国内和国际关系；王道则是以和平为手段，通过在彼此间建立相互信任关系而扩大自己的影响。

《礼记》中“以中国为一人，以天下为一家”的思想，说的就是以超越一国一族的“天下观”，构筑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左传》写道“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古代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共同体”，主张以和平的、公正的、文明的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这才是真正的世界主义。

四、和谐的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善于从矛盾对立的事物中发现有利于解决矛盾、消除分歧的积极因素，强调把“和为贵”、“求同存异”作为处理矛盾或冲突的最佳途径和最高法则。中国古代思想家大多强调每个人只有通过“修身”即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才能做到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的和谐相处。因此，他们强调每个人都必须处理好人的精神需求与物质追求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谋取个人利益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关系，努力做到身心和谐，义利统一。如倡导“舍生取义”、“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推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修养，和谐、和睦、和为贵、和气生财、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和而不同、和平共处的思想等等，都表现出中华民族连绵不断的基本精神特征，在今天建设和谐社会以及追求和平发展的世界体系中，仍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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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 你研究下吧！
为什么李广难封呢？李广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国防战略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雄才大略的老板汉武帝登基后，变“无为而治”为“有为进取”，一改汉高祖以来在匈奴和与战问题上的消极防御国策。对匈奴的侵扰，采取积极的反击，运用骑兵集团纵深突袭的战术，对匈奴贵族势力实施歼灭性打击。李广作为在对匈奴消极防御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将领，显然无力承担统率汉军大规模反击匈奴的重任，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以卫青、霍去病为代表的“新生代”将领后来居上，建功立业。而老板汉武帝是论功行赏，只看能力不看资历的。李广的资历没说的，看着可畏后生和自己平起平坐，甚至比自己地位更高，虽有不服，但“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没办法的事情。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无情。所以李广难封。

当然，李广抑郁不得志，更是他个人军事才能局限所致。作为一名久历战阵的将领，李广骁勇善射，有勇有谋，敢于打硬仗，打恶仗，射术堪称一绝，威震匈奴各部，被匈奴誉为“飞将军”，然而这种进攻格斗上的剽悍骁勇，终究掩盖不了李广拙于战役和战略指挥的根本缺陷。记得李广曾先后五次率精兵参加反击匈奴的作战，应该说杀敌立功、晋爵封侯的机遇多多，可他不是无功而返，就是损兵折将，根本没有表现出“飞将军”的风采。连续五次机会李广都不曾把握住，这恰好说明，他疏于战略战役指挥上的大智大勇，不善于指挥大规模骑兵集团远程奔袭、机动作战。这正是他的致命伤，是他一生不得封侯的主要原因。

如果要把老将李广和少帅霍去病放在一起比较的话，那么霍去病擅长长途奔袭那种打法，在汉武帝的军事战略由防守转向进攻的大背景下，霍去病赶上了趟，迅速蹿红，成了偶像派少帅；而李广就显得落伍了，他的打法过时了，他的明星光环开始逐渐地暗淡下来。

如果拿李广和卫青比，他名声大震的时候，卫青还是个愣头青，还是个皇姐平阳公主家里的骑奴。可是卫青比李广幸运，年轻就是本钱，谁叫他还是汉武帝的姐夫兼舅子呢？再说了，卫青的忠勇和才能也并不在李广之下。老板要提拔他，那是挡也挡不住的事情。

的确，在李广身上，爱兵如子、身先士卒的优点很突出，“宽缓不苛”使得军中的将士都无比爱戴他、恭敬他，以致他死后，“一军皆哭”，连普通百姓也“皆为尽哀”。可是，他在治军上放任自流，不讲求以法治军、严格管理，也是不争的事实。行军时“无队伍排阵”，大军休息时“人人自便”，连必要的警卫都不设置，太哥们化了。不分场合地“宽缓不苛”，人情味倒是浓了，规矩和士气却大打折扣了。劳而无功、战绩不佳，也就不难理解了。

⑨ 无讼在当今社会的意义

无讼思想的沿革与发展

“莫春者，春衣既成。冠者五六人，童者六七人，浴乎沂，风乎雩，咏而归。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是《论语》记载的孔子和他的学生一道探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学生曾子描述了他的治国理念受到孔子赞赏的一则故事。把国家治理成什么样子，治理国家手段靠的是什么。孔子追求和向往大同、和谐、自由、没有纷争的理想境界是何等的超然洒脱。先哲们深邃的思想穿越远古的时空，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经过2560余年的发展、演变，已经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现在、过去、未来，它都制约和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内在心态、精神素质、思维框架、情感方式等。

孔子及历代儒家传统思想的“礼”与“乐”，“天人合一”，“和为贵”，“必也使无讼”，“天地之美，莫大于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更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独特智慧。这些独特的思想智慧相互承传，构成了中国古典哲学传统和谐思想的理论体系。尽管各个流派对“和”都有各自的主张，都有自己的特点，但表达对“和”的理想与向往却是相同的。据儒家经典记载，“小康社会”最初是指一种财产私有、生活宽裕、上下有序、家庭和睦、讲究礼仪的社会。而后人把“大同社会”视为比“小康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大同社会”是一种公有共享、其乐融融、安居乐业的社会。这些思想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积淀和凝聚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心理结构的根基。

无讼思想对传统司法的影响

从中国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来看，孔子的仁学是由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和人格理想的四要素构成，它具有整体特征的实践理性，在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主张无争无讼，和谐共处，协和万邦。《论语·颜渊》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以为为政者必使人不涉讼，方可贵也。为政者能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耻且格，自无争夺之事，便不至涉讼也。《尚书·尧典》曰：“百姓昭苏，协和万邦。”《周易·乾卦》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即主张万邦团结，和睦共处。孔子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又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主张以文德感化外邦，反对轻率地诉诸武力。孟子提出“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主张“以德服人”（《孟子·公孙丑上》），提倡王道，反对霸道。王道与霸道相反，霸道以武力为后盾，处理国内与国际关系；王道则是利用和平手段，通过在国际间建立相互间的信任关系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在治国安邦问题上，孔子提出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盍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主张“财均人和则安而无倾覆之患”。

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格格不入，认为儒家思想一味追求“和为贵”，培育了人们的消极容忍的心态。这种消极心态，小则使人随大流，安于现状，耻于抗争，麻木不仁，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不关心社会公共利益；大则使人自私自利，不问是非曲直，在违法犯罪面前，为了自保，不敢制止和反抗，一味迁就，乃至屈从，成为贻害忠良的帮凶。人类追求正义、理性的本能被和合伦理消解殆尽。和合伦理中没有公平、正义和自由。和合伦理之下，法律之于违法犯罪者，和合伦理之土壤是生长不出法治之树的。在此背景下进行法治建设，必然会发生“逾淮成枳”的现象。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当务之要是改良文化。文化背景对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基础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西欧民主与法治根植于两千多年前的希腊罗马的文化背景，但这些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西欧的文化及其文化背景之下的民主法治在中国行不通。继承和借鉴是必要的，但继承和借鉴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改变现状，发展创新构建现代法治理论体系的手段，从而建立起在中国文化背景之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无讼思想对现代司法的启示

中国现代法治进程既要求根本否定和改变传统文化中腐朽没落消极的传统面貌，又仍然需要保存传统中有生命力的合理成分。没有后者，前者无法成功。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法治是大方向，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具体治理方式必然不同。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司法，是要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具有特定的服务目的和价值取向。建国后，人民法官巡回审判，就地办案，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等系列审判方式得到了全面的丰富和发展。人民法院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基层法院为方便群众诉讼，抽出一定的力量，组成巡回法庭定期或不定期巡回到点受案审理，人民法庭从实际出发，在广大偏远地区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巡回审理，就地办案，法官在田间地头与群众促膝调解，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把纠纷消灭在了田间地头，将矛盾化解在了纠纷现场。追求“无诉”、“少诉”，这正是“和为贵”“必也使无讼”“天地之美，莫大于和”在现代司法中的反映。人民法院通过实施这种贴近群众、便捷灵活、充满亲和力的方式来达到案结事了、减少讼累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人民法官巡回审判就地办案，在法律的框架内，改革和完善人民法庭工作机制，规范巡回审理工作，科学配置，合理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相对集中了人民法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降低了诉讼成本，解决人民群众诉讼难的问题，兼顾考虑农民诉讼意识、交通条件、农忙季节等诸多因素，坚持以调解、回访、案结、事了为重点的工作思路，通过各种形式，方便群众诉讼，做好判后答疑工作，加强案件回访。对典型案件或者有重大影响容易引发不安定因素的群体性案件，应根据案件情况，建立审判日志，定期回访，缩短法庭与农村的地理距离，拉近法官与群众的心理距离。同时要继续加大司法救助力度，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中国的贫困人口大都集中在农村，为了解决弱势群体打官司难的问题，就要完善和落实好司法救助，要牢记人民群众利益无小事，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通过立案、审判、执行等诉讼环节完善和落实便民措施。要完善方便群众诉讼的各种制度以方便群众诉讼；对城市“低保人员”和农村“五保户”依法免收诉讼费；要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各种诉讼权利得以实现，尽最大的努力解决好弱势群体诉讼难的问题。如此，才能凸显人民司法的价值取向，真正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吴显敏）

⑩ 唐太宗法制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唐太宗法制思想的主要内容有：

1、唐太宗强调自己颁布的诏敕不能有违国家法律，不能以自己的言论或诏敕等代替国家法律，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他也能够身体力行。

2、唐太宗明确提出了“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的思想，强调国家立法要简约，执法要宽简，切忌法繁刑密，条文复杂，严酷执行。

3、为保障唐王朝国家的长治久安，唐太宗认为必须杜绝执法混乱，要求“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要求“理国守法，事须画一”，要求“法之所行，无舍亲昵”，强调执法务必公正，坚决不徇私情。

4、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

5、在重视法治的同时，唐太宗让臣下按宽简原则修订法律，制定出《贞观律》。减轻刑罚，修订法律，制定了贞观律。贞观时期的社会秩序稳定，最少的一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