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立法存在的问题研究

Ⅰ 科学立法的主要举错有哪些

第一，法律形式的相对吸纳化。法律形式是立法面临的首要问题，所谓法律形式是指一国法律的渊源以及这个渊源所能够包容的法律规范形态。对人类社会法律进程有较大影响的有两个法系，即经常提到的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这两个法系的区别在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最大的区别在法律形式方面。大陆法系以成文法的形式为主，而英美法系则以不成文法形式为主，二者在法律形式上的这种区别使两大法系各自具备了相对的质的规定性。然
而，随着人类法治技术的不断提高，两大法系的法律形式亦在相互感染和交叉。正如梅利曼所分析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和司法机关作出的判例之间的区别，往往将人们引入歧途。 美国一个典型的州所具有的生效法规起码不少于一个典型的欧洲或拉丁美洲国家。如同大陆法系国家一样，法规在美国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差别仅在于它有赖于法官根据立法精神加以解释和适用。而且，美国的成文法规的权威高于司法判例，并可取代相抵触的司法判例（宪法性问题除外），但反之则不能。所以，法规数量的多少以及权威的大小，不是区分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的有效标准。有无法典存在，也不是区分两大法系的依据。加利福尼亚州所有的法典比任何一个大陆法系国家还多，但它并不属于大陆法系。大陆法系的绝大多数国家固然有法典，但是在多数普通法系国家中，系统化的法典也充斥于各个法律部门。从外表上看，这些法典与欧洲或拉丁美洲国家的法典无异。另一方面，就大陆法系国家本身来说，也不一定都有法典。匈牙利和希腊早在民法典颁布前就属于大陆法系，但匈牙利直到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后才有了民法典，希腊首次颁布民法典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因此，法典形式并不能成为清楚地分辩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的标志。”这只是对两大法系相互交织这一客观事实的描述。中国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属于大陆法系，但是，在中国的立法传统中都深深刻画着大陆法系的印痕。基本上不承认非正式法律渊源之外的行为规则是法律的渊源。这种将法律形式绝对化的状况是不利于立法科学性的。有学者就认为法律的形式经过了习惯法、成文法、公理等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当代社会的法律形式则应当是所有能够正当调整人类社会关系并能被吸收到法律中来的所有行为规范的大融合。具体地讲，要实现科学立法就必须使法律形式能够相互吸纳。当然，法律形式的相互吸纳除了上述涵义外还包括其他方面。例如，调整公权利的法律典则与调整私权利的法律典则的吸纳，在此方面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例如，有关契约的规则技术被运用于行政法规则之中就是例证。法律之间的相互吸纳若从法哲学的角度分析则是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一个革命性变化。 第二，立法逻辑的自下而上化。立法的逻辑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进路。也许，在一国的立法中两个进路是相互交织运行的，但是，一方面，这两种立法逻辑的命题是成立的，即从理论上对这两种立法逻辑作出概括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在立法中总会从这两个立法逻辑中选择其中之一。在正常情况下，两种立法逻辑的存在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没有相应背景的孤立的产物，而是有着非常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哲学依据，“当教育尚未普及，知识惟偏于上层阶级之时，知文字者惟有贵绅，故其结果以难解之文章语句为高尚而尊之，以通俗平易之文章语句为浅近而贱之。专制时代之立法者，固无论矣，即至立宪时代之后，亦往往袭其遗风，凡诏敕，法令及其他公文，皆用古奥难解之辞以保持法令之威严。且事实上，人民又常尊敬能知其所不知之人，故对于用艰深文字发布之命令，常怀畏敬之念。有时立法者欲夸示其学识，而故意用古奥文字以草法令者，亦复不少。”可见，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导致不同的立法逻辑。在文化尚不发达的情况下，选择的应当是自上而下的立法逻辑，而在文化较为发达的情况下则应当选择自下而上的立法逻辑。当然，最为主要的是政权体制的特性，在政权体制相对集中化的政治格局之下，选择的是自上而下的立法逻辑，而当政权相对民主的情况下则选择自下而上的立法逻辑。中国由于在国家结构形式上实行单一制，在中央和地方的分权上实行集中统一的权力行使制度，因此，中国立法逻辑长期以来应当说是以自上而下为主。中国重大的立法决策来自于国家政权体系之内，甚至于来自于国家政权体系中的相对高层。法律案的形成是由各个管理部门以法案的形式提出的，而社会公众的提案则相 对较少。法律文件的形成也基本上在政治体系之内，例如<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7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认为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应当于每年年初编制国务院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前，向国务院报请立项。国务院有关部门报送的行政法规立项申请，应当说明立法项目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依据的方针政策和拟确立的主要制度。”第8条规定：“国务院法制机构应当根据国家总体工作部署对部门报送的行政法规立项申请汇总研究，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拟订国务院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报国务院审批。列入国务院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行政法规项目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适应改革、发展、稳定的需要；（二）有关的改革实践经验基本成熟；（三）所要解决的问题属于国务院职权范围并需要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科学立法科学性的实现路径之一便是选择自下而上的立法逻辑，就是说立法决策、立法案的形成首先从下层开始，最后再予以集中，这其中的道理是毋须再作论证的。
第三，立法视野的全球化。法律的本土化与全球化是中国在加入WTO之际引申出来的一个法律哲学问题，与其说它是一个法律问题还不如说它是一个法律制度中的价值选择问题，因为接受上列两个不同的命题对一国立法的进路乃至于法律规范体系的实效会产生根本性影响。即是说，若接受了法律本土化的命题，那么，在立法中将以历史传统、民族文化等为根本点。反之，若接受了法律全球化的命题，那么，在立法中将以人类社会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的法律调控理念为根本点。关于法律本土化与全球化的争论至今还没有结

Ⅱ 要科学立法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什么病句

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

党的内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容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立改废释并举，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这为做好新时代立法工作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要求。

坚持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要贯穿地方立法工作全过程。党的领导贯穿全过程，主要是市委审定立法规划计划，交付立法任务，研究决定重大问题。

(2)科学立法存在的问题研究扩展阅读：

注意事项：

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制度建设。应认真落实立法法关于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权限、程序的原则要求，完善行政法规、规章的制定程序。拓宽公民参与政府立法途径，增强政府立法的公开性、透明性。加强政府立法机构的审查和协调作用。

建立由政府立法机构组织起草法律法规的工作机制，既要注意赋予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必要权力和手段，又要加强对行政权力的规范、制约和监督。

Ⅲ 怎样实现科学立法

科学立法的实现路径
实行科学立法，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遵循立法的科学理论，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科学合理的立法体制机制
1.立法决策体制机制。有立法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立法主体，是立法决策和立法协调主体。不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和委员长会议（或主任会议）在立法决策和协调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立法权限（体制）。现行宪法和有关法律对立法权限划分作了基本界定，确立了统一的、分层次的立法体制。现在看来，立法权限的划分还不够明晰，需要修改宪法和立法法的相关规定，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这一体制。（1）从纵向来说，要明确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限划分；明确省（市、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与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划分。（2）从横向来说，要着重厘清立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既要明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国务院的立法权限划分，细化宪法第八十九条关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界定何为“执行法律”、“行政管理职权”等，细化立法法第八条关于专属立法权的规定；又要明确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地方政府的立法权限划分。（3）要明确人大与其常委会之间立法权限的划分，目前法律法规大多在人大常委会上通过，而很少（有的地方几乎没有）在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依法将更多的法律法规草案提请代表大会审议和表决，既是发挥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的应有之义，也是增强法律法规正当性的必然要求。
3.规范立法权的行使。（1）扩大提出法律法规案的主体范围。有权提出法律法规案的主体不积极、不主动，而有利益表达诉求的主体又没有提出法律法规案的权力，因此，适当扩大提出法律法规案的主体范围，有利于适应利益主体多元化的需要，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等米下锅”的问题。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可否考虑赋予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向省（市、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法规案的权力。（2）抓紧完善法律制度。我国法律体系内部不和谐、相互矛盾冲突的现象比较突出，还存在不均衡的问题。比如，虽有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婚姻法等法律，却没有民法总则、更没有民法典；社会保障方面法律也较为欠缺等。当前，急需“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进一步健全税收制度。（3）适当将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中的一些内容，吸收到法律中来或者说由法律予以规定。既然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都是适用于全国的，那从权力行使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合法性）的角度来说，就应当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作出规定，而不应寄希望于国务院和“两高”做细化规定，以免他们僭越应当由全国人大及常委会行使的立法权。
（二）完善的立法程序
立法本身是一件大事，所以立法的协商、协调，不仅要在会下进行，也要在会上进行，而且要采取公开立法这种让人看得见的方式进行。当前，在立法工作中要实行更加广泛的协商，“深入开展立法协商。”
1.扩大立法博弈。立法本质上是各种社会利益的分配和协调，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是在打破现有利益格局的条件下，通过协商和博弈，重塑新的利益格局，既保护共同利益，也保护个人利益。这本身既是民主立法，也是科学立法。我国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局面使得各项改革均步入了“深水区”，举步维艰，实质上就是利益的表达与博弈不充分，而这又加大了改革的难度，延缓甚至阻碍了改革进程。因此，对利益的调整必须格外小心，必须与所涉及的利害关系人进行沟通，扩大和促进博弈，进而形成共识，达成各方均能接受的方案，平衡各种利益，体现和保障各利益主体不同的正当利益。
2.进一步丰富方式方法。在立法过程中，已广泛采取座谈会、书面征求意见、调查研究、列席和旁听、公民讨论、专家咨询和论证、媒体讨论、信访等形式。立法法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但其中第五十八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其实，这些方法也可在法律起草过程中加以使用。因为这些方法的广泛运用，不但有助于法案起草者深刻了解和把握各有关方面的利益、愿望及相关要求，而且有助于立法协调工作的实施，保证立法顺利进行，使法案更加成熟，质量更高。这需要修改完善立法法，从法律上进一步予以明确，做好立法沟通协调工作。
立法工作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建立健全相关的具体制度，使群众参与立法制度化、法律化，把“运动式”的参与变成制度化、法律化的有序参与，特别是要适当改变以往立法工作中的一些做法，继续征求有关部门、有关方面的意见，但又不能局限于此，以免使得有关主管部门“借法扩权”、“与民争利”，更要征求法律所调整范围内的利益集团和群众的意见，扩大有不同利益的公权力机关的参与，特别是要扩大各种不同利益群体、不同利益阶层的公众参与和博弈。就是说，对政府部门组织立法起草或参与立法起草中可能渗入的部门利益，应当通过公众参与、其他部门参与、立法审查、权力机关审议及其他程序博弈机制进行制约，以最大限度地反映各种不同利益群体、不同利益阶层的利益和意志。
3.完善立法听证制度。（1）明确立法听证的范围，什么样的法律必须经过听证、什么样的法律不必经过听证等。（2）规定立法听证的程序和相关规则，如选择参与立法听证的人或团体，举行听证会的法律效果，举行立法听证会的程序规则等。减少听证事项、范围和适用程序确定的随意性。（3）确定和强化“反对意见（原则性分歧意见）优先发言、重点对待”原则。
（三）高超的立法技术和艺术
1.关于立法技术。立法技术是实现立法目的的必要手段和工具，是指法律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的形式，法律的修改和废止的方法，法律的文本，法律的系统化等方面的规则。法律的调整的对象不同，调整方法也不一样，既有公法与私法的调整方法之分，也有刑罚、行政处罚、民事处罚之别，这都是有讲究的。同时，法的目录、标题，法的总则、分则和附则等的制作技术，也需要加以改进。
2.完善立法体例。立法法第五十四条对法律的体例作了一些规定，但没有就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等的体例作出规定。需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和完善。
3.规范立法的语言。语言是法律条文的载体和表现形式，立法语言具有自身鲜明的风格和特质，所谓“法言法语”，最基本的要求是明确性，同时模糊性是立法语言难以消解的属性。这是因为，立法者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语言本身具有模糊性，法的普遍性本身蕴含了模糊性、抽象性、概括性。因此，立法语言的使用，不仅是技术，也是艺术，立法须要兼顾语言的明确性和模糊性，该明确具体的一定要明确具体，该模糊的一定要模糊，既有刚性又有弹性，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四）严谨细致的立法论证
2013年10月30日，张德江委员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抓好立法项目论证，在充分论证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科学确定立法项目。更加注重提高立法效益，建立健全法律出台前评估和立法后评估制度，使这些工作常态化、规范化。这需要在实践中认真贯彻落实。
1.加强论证工作。在论证立法的必要性、重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立法的科学性、可行性，出台时机，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正面的和负面的）等内容的论证。作为一种公共决策和国家行为，立法本身、更不用说执法都是要耗费社会资源的，而社会资源是一定的、有限的。因此，要采取成本效益法，对执法成本、执法收益等进行客观分析和论证，其中执法成本包括：执法机构、人员编制、经费等。
2.开展立法评估。法律法规在实施一定时间之后，要开展评估工作，检测其实施状况，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加以修改完善，增强可行性、可操作性，真正将纸上的规定变成现实的东西。
（五）专家学者的智慧与作用
1.要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立法过程中广泛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有利于提高法案的质量。但由于受多种因素影响，在实践中专家学者为立法贡献智识的情况却很少。要转变思想观念，切实防止“权力让专家成为长官的奴婢”的现象，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在立法中的作用。
2.健全专家学者参与立法的机制。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专家咨询、顾问制度，发挥各方面专家学者的作用。现代社会中专业性、技术性问题大量出现，立法就必须征求相关学科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同时，要征求语言、法律等方面专家学者的意见。在制定1954年宪法的过程中，宪法起草委员会聘请法律专家周鲠生、钱端升为法律顾问，教育家叶圣陶、语言学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从各个角度对宪法草案进行研究推敲。历史证明，效果是很好的。

Ⅳ 如何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 推动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精准立法

坚持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地位,推动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精准立法，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和精细化水平，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的一个重要着力点，也是充分发挥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的必然要求。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地方人大立法的工作要求，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法定的立法机关和立法机构,在立法过程中应进一步明确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主体地位，彰显主要的、导向性的主体功能,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地方立法中的主导作用。
一、要注重发挥人大在立法选项中的主导作用
法律法规立项工作是体现人大立法主导作用的关键，是立法主导性的第一道关口；制定立法规划，选择确定好立法项目，决定着地方立法的价值取向，关系着立法工作的成败得失。一般法规立项要经过立法预测、立法征集、调查研究、分析比较和科学论证。在立法选项阶段，地方人大一定要牢牢把握主动权，不断健全立法项目公开征集制度，坚持立法公开、开门立法。首先要通过各种媒体，向社会广泛征求立法项目，积极引导公众提出立法项目，广纳民声民意，克服以往那种以行政部门申报为主、受制于行政部门立法积极性的不良现象。其次立法选项要体现人民意志。立法选项涉及具体应该立什么法？需要立什么法？要根据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按照轻重缓急、成熟与否的原则进行逐项论证。应注意坚持问题导向，从服从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考量、且急需解决的事项中选取立法项目，而对那些涉及有关行政执法方面的立法项目、或一些立法条件不成熟、条件不具备、需要不迫切的问题，坚持能不立就不立，能缓立的就缓立，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把保障公民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作为立法重点，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再次要做好立法项目的统筹协调，做好立法选项的审查工作。一方面应积极探索立法协商的方式、方法和途径，建立健全立法决策咨询制度，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与政府的整体协调，通过召开立法征集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充分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对初选立法议题进行逐一筛选，从而使立法选项既能充分反映民意，又能体现各方利益平衡；另一方面立法计划编制要注重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相结合，长远规划要进行预测和顶层设计，注重前瞻性、战略性，注重法律法规体系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年度计划要以问题为导向，注重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防止受部门提议立法权的诱导，努力改变“政府提什么，人大立什么”的传统惯例，从而为立法决策更加充分体现各方面、各领域对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的呼声和期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要注重发挥人大在立法起草中的主导作用
立法的起草工作直接关系到法律的质量，也决定着立法工作的成败。因此，立法计划由谁来编制? 法规草案由谁来起草?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立法的质量和水平。目前，关键是加强人大的主导作用，明确立法权力边界，切实改变过去那种法律法规草案文本由政府部门起草、再提交人大审查，向社会征求意见提请人大审议通过的错误做法，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地方人大在具体的立法实践中，不能当“甩手掌柜”，要敢于勇于挑起立法计划编制和主导法规草案起草的重担，推进立法主体多元化，一些立法事项，既可以聘请相关法律顾问、由人大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相关工作机构负责起草法规草案，也可以委托大专院校、专家学者、社会团体、科研机构或者公民起草，还可委托市辖区（县、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广泛征集民意、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地方性法规草案的建议稿。对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重要法律草案，应当成立由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专门（工作）委员会牵头、政府法制办和有关部门、人大代表及专家学者共同组成的专项立法起草小组，积极探索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的立法途径和方式，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充分汲取各方智慧，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由决策机关引入第三方评估，通过座谈、咨询和分析论证，并将法规规章草案向社会公开，充分听取各方意见，最后协调决定。同时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集中起草制度，积极探索开放式、多元性的起草机制，建立健全立法专家顾问制度、征求人大代表意见制度、向下级人大征询立法意见机制、社会公众沟通机制，发挥好人大在立法起草过程中的统筹协调作用。
三、要注重发挥人大在立法审议中的主导作用
立法审议是立法的重要环节，法律法规草案的审议工作也是立法工作的最后一道关口，必须精雕细琢，细之又细,充分发挥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代表的作用。首先，要严格遵守立法程序，依法行使立法权。立法审议法规草案是一项政治性、法律性、程序性很强的工作，决不能简单省事走过场，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立法程序进行。提交人大审议的法规草案应有提案人、依法向本级人大提出法规案，先由专门委员会对法规草案进行审查，并向大会作出说明；列入大会议程的法规案印发会议，由人大及其常委会组织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法规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可授权常委会相关机构根据代表的意见做出修改，提请下一次会议进一步审议；对法规草案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意见分岐较大、争执不下时，可暂缓审议。这里需要说明和强调的是审议法规案，应尽量采用“二审三表决”（即经过两次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后不提交第二次会议表决，在召开第三次人大常委会会议时不再进行审议，直接提交第三次会议表决）或“三审”（即经过三次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后提交第三次会议表决）的审议模式。目前最常用的“二审”（即经过二次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后提交第二次会议表决）方式，普遍存在以下缺憾：草案在第二次会议期间审议提出来的许多意见，由于马上要提交表决，时间紧迫，人大法制机构来不及仔细推敲，难于充分研究吸收。“二审三表决”的审议方式可以充分利用第二次和第三次人大常委会会议间隔的两个月时间，解决以上缺憾。其次要保证充分的审议时间，充分汲取各方智慧。一方面，要克服直到人大常委会会议召开前一天才拿到法律法规草案的现象，敦促有关议案提前提交并送到审议者--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有关人大代表手上，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审议前的研究、分析和论证，这是决定草案审议工作质量的前提。另一方面，在人大常委会会议期间，审议时间也要给足，让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有充足的时间逐条甚至逐句审议草案条文，同时也给人大法制机构留足时间研究吸收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中提出的修改意见。对立法中的重大问题和分歧意见，需要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把握好各方利益诉求，平衡好各种利益关系，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第三，要明确各审次的审议重心，提高表决程序科学性和民主化水平。一审着重审议草案的体例、框架、结构和重点、焦点问题。二审要对草案的条文进行逐条逐句审议；三审重点看吸纳公众意见进行立法修改情况。同时应探索法规草案条文单独表决机制，对经过修改后仍有重大分歧的个别条款，先实行单独表决，然后才进行整体表决，从而真实反映审议者的意见。对涉及面广、综合性强，事关区域改革发展稳定和人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作出规定的法规草案，建议事先进行立法评估，进行科学论证分析，提请人代会审议通过，发挥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功能作用，从而使地方立法上合国家法律政策规定，下合人民群众的心愿和要求，真正实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精准立法，推动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进程。

Ⅳ 面对人工智能对法治社会的影响,应怎么样发扬民主实现科学立法

法律不仅承担着行为调控、冲突解决、社会控制、公共管理等功能，而且负有促进社会发展，引导社会生活的使命。良好的机器人法律制度应当是既能够充分调动社会主体的创造热情、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财富创造法，又能够在发明创造和财富创造之间搭建起便捷转换通道的市场经济催化法。
为此，一方面，要应用良好的制度设计满足机器人发展的客观要求，积极利用机器人解放人的功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并积极改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法律对科学研究的价值引领功能。从发展经验来看，并非所有的技术成果都能够造福于人类。因此，不是所有的科学活动都会得到法律鼓励（典型的如克隆人技术、换头技术等）。我们在充分肯定人工智能对解放人类生产力所带来的重大便利的同时，也必须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传统的社会机构、社会关系、人伦关系所带来的颠覆性影响，严格划定人工智能作用（活动）的禁区。由于目前对机器人活动可能对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还缺乏必要的实践数据，加之人类还没有完全做好与机器人和谐相处的精神准备，因此在早期的机器人立法中，对机器人的自主性活动应作较多限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日趋完善和自然人与机器人相处能力的逐步增强，可以通过不断修改法律逐步放宽对机器人行为的限制。

Ⅵ 如何深入推进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

一、着力抓好中央确定的重点立法项目。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年工作要点》明确了需中央研究的重大立法事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5年工作要点》和《贯彻实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重要举措2015年工作要点》也提出了一批重要立法项目。要把这些立法项目摆在常委会立法工作重要位置抓紧抓好，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严谨细致的作风，依法按程序认真做好法律草案起草和审议工作，保证顺利出台。立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重要情况，由常委会党组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按照中央决策依法认真做好相关立法工作。
二、及时调整常委会立法规划。
本届常委会立法规划是2013年确定的。我们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根据新形势新要求及时对常委会立法规划作出必要的调整。凡需要在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期内完成或启动的立法项目，一般应列入常委会立法规划，由常委会党组报请党中央批准后组织实施。每年的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要根据立法规划作出具体安排，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坚持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统一、相衔接，使常委会立法工作更好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三、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这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新要求，修改后的立法法对此已作出明确规定。我们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健全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健全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参与起草重要法律草案制度。本次会议初次审议的证券法修订草案、种子法修订草案，就是由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分别牵头组织起草并依法提请审议的。今后要坚持和完善这一做法。立法规划调整后，有关委员会牵头组织起草的任务增加了，责任也更大了。各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要认真做好法律草案的研究论证和起草工作，着力提高起草工作质量，更好发挥主导作用。对“一府两院”方面牵头起草的法律草案，有关委员会也要提前介入、积极沟通，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做好审议准备工作。
四、要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立法必须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遵循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坚持求真务实、有效管用，切实增强法律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注意防止产生法律“好看不管用”的现象。认真贯彻实施修改后的立法法，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坚持并健全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机制，更加注重发挥人大代表参与起草和修改法律的作用，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继续做好立法评估工作，努力做到人民有所呼、立法有所应。

Ⅶ 《法治现代化研究》这本杂志好吗

《法制现代化研究》这本杂志目前来说办刊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当然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和见解，要看学术研究的需求了。

(7)科学立法存在的问题研究扩展阅读：
《法治现代化研究》杂志是由江苏省教育厅主管，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法学会主办，国内刊号：32-1869/D，于2017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正式创刊的政法类系列杂志的省级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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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现代化研究》杂志特色：

1、《法治现代化研究》文稿应资料数据准确、具有科学性。应立论新颖,文责自负（严禁抄袭），文字要精炼。

2、《法治现代化研究》姓名在文题下按序排列，排列应在投稿时决定。作者姓名、单位、详细地址及邮政编码必写清楚，多作者稿署名时须征得其他作者同意，排好先后次序，接录稿通知后不改动。

3、《法治现代化研究》文章要求在2000-2400字符，格式一般要包括：题目、作者及单位、邮编、内容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等。文章标题字符要求在20字以内。

4、文章中的图表应具有典型性，尽量少而精，表格使用三线表；图要使用黑线图，绘出的线条要光滑、流畅、粗细均匀；计量单位请以近期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不得采用非法定计量单位。

5、为缩短刊出周期和减少错误，来稿一律使用word格式，并请详细注明本人详细联系方式。

6、请勿一稿多投，3个月内未收到本刊的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来稿一般不退，也不奉告评审意见，请作者自留底稿。

Ⅷ 汪全胜的科学研究

科研项目
独立承担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1项，其他省部级项目10余项。具体如下列等：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法的结构规范化研究”(11BFX003)；
2.国家社会科学项目：《立法后评估研究》，批准号为07BFX010（2007年）；
3.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批准号为NCET-10-0550)；
4.2013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地方立法的成本效益评估研究”(项目批准号:13SFB2005)；
5.教育部重点课题“《高等教育法》实施效果评估研究”(DIA080112)”；
6.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法律绩效评估机制研究》，批准号为2007SFB2002（2007年）；
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电子政务与政府信息公开化立法研究》，批准号为03JD820001（2003年）；
8.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2013年度课题“民族教育平等权制度的实施效果评估研究”(项目编号:RDZC13007)；
9. 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十一五”国家课题“我国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立项项目：《法科学生素质教育与实践能力培养的模式研究》，批准号为FIB070335-A12-04。
11. “荣达教育资助基金”民族教育研究课题；
12.《〈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立法后评估研究》被批准为国家体育总局2009年度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批准号为1389SS09078。
13.安徽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地方立法的效益问题研究》，批准号为AHSK01-02D048（2002年）；
已出版专著如下列等：
1.《法律绩效评估机制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立法听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立法效益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
4.《制度设计与立法公正》，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立法后评估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代表性论文
《“特别法”与“一般法”之关系及适用问题探讨》, 《法律科学》2006年06期；
《法治指数的中国引入:问题及可能进路》, 《 政治与法律》2015年05期；
《论我国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的困境及路径选择》, 《法学评论》2014年01期；
《法律文本中的“附件”设置》,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年06期；
《论立法后评估主体的建构》, 《 政法论坛》2010年05期；
《法律绩效评估的“公众参与”模式探讨》, 《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06期；
《立法的合法性评估》, 《法学论坛》2008年02期；
《法律绩效评估的发生机制——以国家主导为视角》, 《法商研究》2008年03期；
《“上位法优于下位法”适用规则刍议》，《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04期；
《立法后评估对象的选择》, 《 现代法学》2008年04期；
《立法听证初论》，《法学杂志》2002年04期；
《科学立法的判断标准和体制机制》, 《江汉学术》2015年04期；
《政府信息公开的说明理由制度探讨》, 《 电子政务》2015年09期；
《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质量及保障机制》,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5年05期；
《我国法案公开征求意见回应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5年02期；
《我国法治指数设立的规范化考察》, 《理论学刊》2015年05期；
《体育法律修改包裹模式的运用——以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立法为考察对象》, 《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5年02期；
《政府档案信息公开的立法探索》, 《学习与探索》2007年03期；
《论立法的正当程序》, 《华东政法大学学学报》2006年02期；
《“特别法”与“一般法”之关系及适用问题探讨》，《法律科学》2006年06期；
《立法公正的实现与保障机制》，《政法论》坛2005年01期；
《立法回避制度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04期；
《立法的社会接受能力探讨》，《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04期；
《论立法成本》，《理论与改革》2001年06期；
《立法论证探讨》，《政治与法律》2001年03期。
《论公共体育设施的供给及制度保障》,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5年09期；
《美国行政立法的成本与效益评估探讨》,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06期；
《法律文本中“法的目录”设置论析》,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4年03期；
《法律文本中的“废止条款”设置论析》, 《政治与法律》2013年07期；
《论我国公民的被选举权及其完善》, 《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年01期；
《论法律文本中“过渡条款”的规范化设置》, 《法商研究》2013年04期；
《加拿大立法过程中的公众咨询制度考察》, 《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2年03期；
《法律文本中题注的设置论析》, 《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 2012年02期；
《立法后评估结果的回应机制》,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年01期；
《立法后评估的回应滞阻析论》, 《 理论与改革》2010年05期；
《司法解释正当性的困境及出路》, 《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03期；
《立法技术评估的探讨》,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9年05期；
《论立法的可操作性评估》,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年04期；
《立法后评估的触发机制——国家与社会联动的视角》,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9年05期；
《日本的立法后评估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中州学刊》2009年05期；
《法律适用原则竞合时的司法选择》,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05期；
《加拿大立法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探讨》，《法治研究》2014年第8期。

Ⅸ 结合民法典的出台,谈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立法本身既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科学，更是关涉国计民生的国家权力行使活动，这就要求立法反映人民的意愿，实现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的有机结合。从两者的关系上看，民主立法是主导，科学立法是关键。立法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行使人民赋予其的国家立法权的活动，立法活动本身及其结果必须要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这是对立法主体性的首要要求，在此基础上需要科学合理确定人民权利义务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分配关系。可见，没有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就会成为空谈，就无法真正体现公权力服务于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要求。
我们先谈谈民主立法。立法首先要秉持民主立法的要求。民之所欲，法之所系。我们的法律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体现，所以立法的程序和结果都必须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回应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为此就必须要在立法过程中广泛征求民意、汇集民智，达成最广泛的共识。应当说我们在民主立法方面已经有比较完善的立法程序设置。最典型的做法是将法律草案在媒体公布向全社会征求意见，我们的《劳动合同法》草案就征集了20多万条意见，《个人所得税法》修订草案征集了30多万条意见，实际上此种做法在国际上也是很先进的。我曾经和美国通用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法律部负责人讨论过这一问题，他说美国国会在制定法律时也从未将草案向全社会公开，而只是在国会进行辩论，大多数民众并不了解法律草案的基本内容，所以立法仍然是议员们的事情，他认为中国的做法值得美国学习。强调民主立法，就必须要使立法去行政化和利益集团化，因为无论是部门立法还是受利益集团影响的立法，都不是真正的民主立法。在美国近几十年来有关金融衍生产品的量化和市场监管的法律法规，之所以能够出台，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华尔街利益集团游说的影响，以至于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对我国立法也是一个教训。再比如，美国枪支管理失控，枪击案不断，对民众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但有关管理枪支的立法始终无法通过，除了宪法的障碍之外，最重要的还仍然是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影响。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了部门立法的弊端，也应防止利益集团对立法的不当影响。使法律真正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汇集民智不断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征求民意的过程也是一个法律普及的过程，是对民众参与民主生活的有益训练，其对于法律的顺利实施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
在民主立法方面，《物权法》作了很好的示范，该法在通过以后之所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与其在制定过程中广泛地吸取民众的参与有很大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有几点经验尤其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一是充分尊重专家学者的意见。在物权法制定的前期，一般是立法机关委托专家提出草案建议稿，作为立法的重要参考。由于专家建议稿里面有立法理由书，这也为立法提供了一些前期准备。尤其是在立法过程中，针对物权立法中的一些重大疑难问题，立法机关委托专家进行专题研究，从而对这些问题有了充分的理论铺垫。二是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使法律草案能够反映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声音。例如，关于小区车位车库的归属问题，立法机关就充分听取了业主、开发商、主管部门等的意见，尽管各方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但对最终规则的形成，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三是向全民公布草案、征求意见。当草案比较成熟时，通过向全民公布，征求意见。2005年7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向社会公布，短短一个月内，全国人大法工委就收到了群众意见11500余件，8月11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将7月27日至8月10日媒体以及群众来信提出的主要意见进行了分类整理，在互联网上进行了公布，作为立法中的重要参考，从而将讨论引向深入。我觉得在物权法起草过程中，最让我感动的是：物权法草案公布以后，有大量公民积极建言献策，提出立法建议。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正在不断推进民主立法的进程，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公民参与国家立法事务的热情不断高涨。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其中一位盲人通过盲文的形式提出了长达数万字的建议，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我相信，物权法是我国民主立法的一个良好写照，为今后立法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益经验。这些经验实际上是立法机关开门立法、民主立法，最大限度听取民意的充分体现，这为我们未来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在强调民主立法之外，还要注重科学立法。科学立法要求立法反映客观规律，符合实际的需要。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曾经有一种理论认为，有关市场的法律规则应当根据市场自身自发的法律秩序来构建，纯粹应当根据所谓“试错”的规则来不断调试，而不能完全依赖于立法者的理性，因为立法者的预见性是有限的，所以它的理性是极其有限的，是常常会犯错的。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美国近几十年来，在资产证券方面通过了一系列法案，不断放松监管，鼓励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的自由交易，以至于形成了严重的次贷危机。但是，德国很早就颁布了资产证券法，该法案还是严格按照市场的规律对金融产品的交易进行了干预，从而避免了危机的发生。这就说明完全否认立法者的理性而将立法完全交给市场，也是不妥当的。因为立法者虽然不能预见到未来的一切，但是立法本身是一门科学，立法者能够按照科学的要求，准确把握社会经济的规律、对未来的发展作出一定前瞻性的预见，并且能够引导市场秩序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盲目地交给市场这个无形的手去控制。我国近几年在科学立法方面，立法机关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一是对立法立项的科学评估，即哪些立法议案应当获得立项，必须经过科学分析。同时在立法过程中也要进行科学评估，确定客观情况是否已经发生变化，该法在通过后是否会滞后。二是在执法检查中对立法进行评估，发现现有法律在适用中的问题，为以后的立法提供建议。三是广泛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甚至将一些法律事先委托专家学者拟定建议稿。四是加强立法的前期调研工作，在立法过程中通过前期调研能够充分发现立法的需求。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为了准确把握立法的客观规律，然后将之反映到立法过程中去。
从整体上说，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之间是不矛盾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之间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冲突。例如，在破产立法中，劳动债权是否可以优先于抵押权，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如果要征求民意，大多数民众可能要求，劳动债权要优先于抵押权。而从科学立法的角度来看，抵押权优先于劳动债权，不仅符合法学原理，而且，有利于鼓励交易，最终有利于社会的整体发展。所以，我认为，对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来说，两者不可偏废，前者强调立法要反映民意，但民意不一定都符合客观规律的，所以又要通过科学立法来准确把握这些规律，努力提高立法的质量。
科学立法是确保立法质量的关键，当然，在科学立法过程中我们还存在很多不足，我认为要注重科学立法，还应该注意如下几个问题：一是立法既要保持其适度抽象，又要保持其可操作性。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差异很大，法律如果规定的过于具体化就有可能影响其在一些地区的实际效果。但是如果仍然奉行“宜粗不宜细”的做法，法律就会缺乏可操作性，不能发挥其实际的效果。二是在矛盾冲突中作出决断。现在立法普遍会存在一种“搁置争议”的做法，凡是争议较大的问题，就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规范时机尚不成熟，在立法中避而不谈。我认为立法不能回避社会矛盾，正像彭真同志所指出的，立法就是要在矛盾焦点上“打杠杠”。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时代，立法机关要勇于和善于对社会生活中的利益冲突作出妥当的决断。三是要解决好法律的前瞻性和稳定性的问题。立法既要注重时效，不能脱离现实，总结现实的经验，同时，立法也要有一定的超前性。我们强调，法律必须是经验的反映，但是，法律是对实践的经验总结，而不能完全等同于实践做法。在我国的转型阶段，立法没有前瞻性，就容易导致法律的滞后性，这必然要求不断进行法律的废、改工作，从而有损法律的权威。四是立法既要注重本土性，又要注重国际性。立法应当总结人类社会的规律，吸收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对有关经济领域的法律规则，我们不可能游离于国际通行规则之外，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立法并努力争取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同时，我们对经济领域中的一些先进规则应大胆借鉴。当然，对一些婚姻家庭等固有法领域的规则，仍需保持我们的优良传统和生活习惯做法。五是应当注重对立法之后的实效评估。法律的出台并不意味着立法工作的结束，还要关注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实效。要充分关注有些法律没有发挥实效的真正原因，有的法律出台后就很快被束之高阁，没法有效发挥对社会生活的规范作用，这就需要我们认真评估并找出问题所在。同时，这也为以后的立法积累经验、总结教训。
法治的重要内容是良法之治。立法工作应该是一项非常严肃的、科学理性的工作，同时又是一个广泛吸纳民意的民主过程。只有将民主立法与科学立法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保证立法的质量、实现良法之治。

Ⅹ 党的十八大如何体现了科学立法原则

科学立法不仅包含了对立法质量的要求，也包含了完善立法、为执法司法守法提供法律依据的意蕴。科学立法本身也要求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及时制定、修改法律法规，不断健全法律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逐步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11年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1年10月27日发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截至2011年8月底，中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有效法律共240部、行政法规706部、地方性法规8600多部，涵盖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各个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比较完备，法律体系内部总体做到科学和谐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推进科学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法律体系，需要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1 努力使每一项立法符合宪法精神。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这是对立法工作的重大要求。立法符合宪法精神，主要是要做到：（1） 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我国实行的是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在不同层次的法律规范中，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2） 制定、修改法律法规要以宪法为根本依据。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具有最大的权威性、稳定性，是制定、修改法律法规的基础和依据。（3） 制定、修改法律法规要体现贯彻实施宪法的要求。宪法规定了一个国家的性质、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等重大问题，但要落到实处，还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作出进一步具体规定。完善宪法相关法，健全宪法实施的法律制度，是完善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

2 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推动作用。法的功能和作用一般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规范功能，二是社会作用。法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之分的观点，是由英国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拉兹首先提出的。立法的引领推动作用，更多或者主要体现在法的社会作用上。历史经验充分证明，法对行为方式的养成和社会生活的引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转变发展方式的任务相当繁重，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压力非常大，法不仅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更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引领改革，推动发展。发挥立法的引领推动作用，最重要的是要做到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衔接、相同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先立法、后行动，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成为社会一体遵循的法律规则，真正将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3 切实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按照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的要求，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应当重点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促进文化事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保护生态环境等领域，着力研究和推进立法工作。建议重点加快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慈善事业法、公共图书馆法，制定、修改土壤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食品安全法等，引领推动相关领域改革；加强财政税收立法，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在2020年前，全部将国务院根据授权制定的税收方面的行政法规制定法律；制定行政机构编制法、行政程序法、行政收费法、国家公务人员财产申报法，修改立法法、有关组织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完善国家机构设置、运行监督程序和反贪污腐败等方面法律制度；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文化产业促进法等，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和文化产业发展；制定社会组织法、社区矫正法、社会救助法、电信法，修改刑法、军事设施保护法等，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安全方面的法律制度。

4 更加注重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法律体系是动态的、发展的、开放的，它需要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而不断完善。立法工作要把握改革要求、发展变化，统筹做好立、改、废、释工作。及时对现有法律法规修改完善，是完善法律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要通过法律法规修改、废止和立法的解释等方式，及时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补充完善，努力使法律制度适应发展变化的现实情况。要建立法律法规定期清理工作制度，适时开展法律法规清理工作。

5 积极探索法的编纂工作。法的编纂又称法律编纂、法典编纂，是指“将现存同类法或同一部门法加以研究审查，从统一的原则出发，决定它们的存废，对它们加以修改、补充，最终形成集中统一的、系统的法”。法的编纂有助于推动法制统一，促进法的体系完善，有助于实现法的科学化、系统化。在中国古代，唐朝《永徽律》就是在《武德律》、《贞观律》两部法典的基础上编纂的；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就是经过编纂而成的法典；在美国，有经过编纂而成的统一的联邦刑法典、商法典等。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可以在总结过去立法经验，改造、统一、简化有关同类法的基础上，编纂《刑法典》、《民法典》、《商法典》。法典编纂的时机已经成熟，法典编纂的时代已经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