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概况
1.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立法概况是什么
南朝在封建法制建设上甚少建树,而北朝各国都比较注意封建法律的修订,其中北魏律和北齐律影响最大。
公元386年,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推行封建化的政策,其中包括学习汉族地主阶级实行封建法治的经验,以改变其“言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的落后状况,这是北魏统治者重视封建立法的根本原因。北魏律几经修改,至孝文帝太和年间形成最后的规模。北魏律共二十篇,篇目可考有十五篇:刑名、法例、宫卫、违制、户律、厩牧、擅兴、贼律、盗律、斗律、系讯、诈伪、杂律、捕广、断狱。先后参加魏律编撰工作的汉律学家多达数十人,其中许多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北魏律的制定除吸收魏晋律的长处外最突出的就是进一步“纳扎人法”,把更多的儒家规范纳入法典之中,使得北魏律在儒家化过程中更进了一步。
公元550年,北齐建立。武帝河清三年(公元564年)完成了《北齐律》的制定,这是一部在中国封建法制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封建法典,北齐律共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条,其实际主持者是擅长律学的渤海封氏,并有数十名儒生的参议,经过长达十五年的精心研讨,才制成北齐律。这项规模宏大的立法活动,不仅全面总结了历代封建王朝的立法经验,而且富于创新精神,撰律者“校正古今,所增损十有八九”。北齐律的篇且是:名例、禁卫、户婚、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原牧、杂律。
北齐律基本上确定了中国后世封建法典的体例与规模。一方面,北齐律把晋律,北魏律中的刑名、法例二篇合为名用律一篇,仍置于律首,作为“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较举上下纲领”的统率全律的总则,正式确立了名例律作为封建法典总则与核心的地位。自此以后至明清各朝法典相沿不改。另一方面,北齐律的十二篇,虽经后世各朝稍加损益,但基本上保留了名例律统率十一篇分则的结构。
北齐律还首创“重罪十条”,隋、唐律在此基础上正式形成“十恶”制度,成为中国封建法典中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另外,北齐律中奠定了封建制刑罚体系的基础,即杖、鞭、徒、流、死,在此基础上隋唐律正式形成了答、杖、徒、流、死的封建制五刑。
北齐律为中国封建法制的发展与完善作了突出贡献,它吸收了前朝立法和司法的成功经验,具有“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显著特点,是隋唐两代成熟完善的封建法律的直接蓝本。
2. 土地法的立法概况
1947年9-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根据土地改革实践和立法经验,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6月30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1950年11月,政务院公布了《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列》和《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对大城市郊区和华侨的土地改革问题作了具体规定。为了保证国家建设用地,1953年政务院公布了1957年修订)。1956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3次会议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3章(第17条至24条),对土地使用制度作了专门的规定。1956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3章规定了入社的农民必须将私有的土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同时,还规定了“抽出一定数量的土地分给社员种植蔬菜”。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后,1975年和197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规定了农村土地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集体所有。1982年12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有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也属于集体所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
3. 公司法的立法概况
我国的《公司法》由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于1993年12月29日通过,自1994年7月1日起施行。
根据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
2005年10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二号公布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新《公司法》共十三章二百一十九条,原法中只有二十余条内容未变。其他条款内容均有所添加或删改。新法条款数量略有减少,但立法体系与法律结构更为合理严谨。
新《公司法》的立法理念更为适应市场经济之需要,体现了鼓励投资,简化程序,提高效率的精神,取消了诸多不必要的国家干预的条款,废除了股份公司设立的审批制,减少了强制性规范,强化当事人意思自治,突出了公司章程的制度构建作用,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对股东权益的保护提供了制度保障。
此后,《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于2005年12月18日修订颁布,随《公司法》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4. 我国春秋时期的立法概况及其历史意义
进入春秋时期以后,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传统的法律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其不合理性,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相冲突。在形式上保守,内容上陈旧,已不能适应社会变革的新形势,无法满足新的社会关系发展的要求。因此,在春秋中期以后,打破旧的法律传统、公布成文法的活动便在一些诸侯国中出现。其中最为突出的郑国的“铸刑书”、邓析的“竹刑”、晋国的“铸刑鼎”;此外,其他一些诸侯国也进行公布成文法的活动。(一)郑国“铸刑书”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铜鼎上,向全社会公布,史称“铸刑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二)邓析的“竹刑”邓析是郑国的大夫,公元前530年,综合当时郑国内外的法律规范,编成刑书,刻在竹简之上,称为“竹刑”。最初属私人著作,但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在郑国流传并为执政者所接受,从而成为官方的法律。(三)晋国“铸刑鼎”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把前任执政范宣子所编刑书正式铸于鼎之上,公之于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活动。(四)公布成文法的历史意义现在我们提到法律,就会联想起一册一册的法律典籍、一叠一叠的司法卷宗,很难想象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漫长的不使用文字的法律时代。早期的法律也不是用文字来记载的,而是完全依靠人们的记忆力来保存的,重要的法律规则要靠贵族或祭司等少数人来记忆。古代帝王发布的法令,都称为“诰”“誓”等也应当是一种口头命令,后来才用文字记录。君主的“君”字,象形为一只持权杖的右手和一张发号施令的嘴,更为形象的表现了“口头约束号令”,世界其他地区也是同样的。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说,远古时代贵族和祭司掌握着部落的权力,重要的法律也都是依靠贵族来记忆和掌握,一般的平民对于法律不甚了解,这样一来就形成一个他所谓的“秘密法“时期。当平民的力量逐渐强大后,随着激烈的斗争,贵族垄断法律的情况才逐渐被打破,法律才开始用文字固定下来,并公之于众,进入成文法的时代。所以,法律的文字化和公开化几乎是一个相同的概念。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据说“临事制刑,不预为法”,每当发生扰乱正常秩序的刑事案件,是由贵族们商议判决,其刑罚的决定方式是不公开的。这样一来就缺乏了法律的一个重要因素,无法让人们预见自己行为的后果。夏、商、西周时期,中国的法律处于习惯法时期。有些习惯法在西周时经统治者的整理编篡,并用文字记录下来,成为系统化的法律。用文字记录的习惯法虽以成文的形式出现,但还不是真正成文法。许多具有法律效力的铸之于礼器之上的规范性文献,如“约剂”“盟誓”等都藏于奴隶主贵族之家。真正的成文法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才经统治者以立法的方式制定和公布的。(1)成文法制度需要的条件:一是司法经验的广泛积累和立法技术的基本成熟;二是要有较为发达的文字,法律才有可能以成文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公元前21世纪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夏朝,却直到公元前536年才公布成文法。(2)公布成文法的背景介绍:郑、晋两国相继“铸刑书(铸)”,公布了成文法,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中国古代奴隶制法律形态转变为封建制法律形态。那么,为什么成文法首先在郑国、晋国出现呢?春秋末期,正是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代。由于当时各诸侯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因而,他们进入封建制的步伐也不一致。郑、晋两国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向封建制过渡的道路上比其他诸侯国先迈进了一步,因此,成文法最早在这两个诸侯国出现。如郑国位于河南中部地区,地处晋楚两大霸国间,为两国所必争。郑国是西周分封最晚的诸侯,也较狭小,它内忧外困,危机四伏,实行社会改革的要求更为迫切,当时商人的势力较大,子产迫切需要得到他们的支持,商人中外来的人较多,对于郑国的旧有法律并不熟悉,要受到贵族控制的而又为自己所不熟悉的法律的处罚,自然心有不甘。子产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良好效果。《左传》所记录,子产在政治上不曾遭受过失败,因为他的每一行动都事先经过思考。他主张治国要猛政,理由是“火性猛烈,人见了害怕,所以很少有烧死的;水性懦弱,人喜欢玩水,好多人因而溺死”。他所谓的猛政,就是把严厉的刑法公布出来,让人不敢犯。因为郑国社会在东周时期变化最大,法家学派正是代表商人和新兴地主利益的,成为法家学派的中心产地,不是偶然的,而子产则是法家学派的创始人。晋国的政治制度比较特殊,公室的宗族组织早已瓦解,很早就没有公族把持大权的现象,因此,保守势力较弱。此外,春秋末期教育的发展和教育制度的变化,为郑晋两国公布法律创造了文化条件。西周时“学在官府”,人们的手中已有很多书籍,学术文化开始步入民间,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得到了提高,加上郑、晋之地本来就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沉淀带,具有良好的文化传统,因此,公布成文法最早出现在这里。(3)公布成文法及引起的论争:郑国是第一个公布成文法的国家。在这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原各国也都先后公布了新的法律,中国法律就此进入了公开的成文法时代。子产铸刑书的举动,曾受到了保守派的批评。保守派,当然指维护西周礼制统治的保守派,从大道理上说,礼制自然、和谐、美妙、讲起人情味也是浓上加浓,可是,它似乎有个不大不小的毛病:就是不太清楚。就是说,比起白纸黑字的国家法律来讲,它并不那么分明。保守派人物叔向给子产写信说:往日,贤君圣王做事之时没有订立法令的,你也是那么做的。而先王和你所以不制定什么法令之类的,是因为大家明白,法令比起礼仪风俗差了一大截。平民百姓过日子的时候,原来就有了礼义,有了明辨是非的官员、忠诚守信的乡长、和蔼可亲的老师,生活本身过得有章有规、有声有色。眼下定出了法令,百姓就会盯着法令琢磨歪门邪道,忘掉了礼义、好官、乡长和老师,天天再也不会效仿贤人君子的一言一行了。你应该知道:“国家将亡,才必多法令”。叔向的信表明,春秋之前的统治者是依照礼俗惯例来处理问题的。他认为铸刑书公布于民,是违反先王处理问题的传统的,将会导致社会混乱。子产没有为叔向的批评所动摇,他以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为理由,维护了所公布的成文法。他说:咱是才疏学浅,不能像您那样高瞻远瞩,只有救救眼下的乱世聊以自慰,只是也请您想想看,没个出字成文的规矩,天下各行其道的时候谁知谁是对的谁是错的?礼义那东西听起来是挺好的,可是摸不清看不透,乱世之时再去说个仿效贤人君子,谁能保证学的不是歪门邪道?子产所铸刑书的内容已难详知。有的学者认为:子产铸的刑书有三篇,内容可能是关于财产、职官和司法方面的。晋国的大夫文伯对子产铸刑书更是加以攻击,说火星未出不得用火。依照夏历,五月初黄昏正南方才能看到火星,而郑国是三月铸刑书,“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不发生火灾才怪”。此后,比子产思想更为激进的郑国大夫邓析,不满意子产的刑书内容,不受君命,改郑国刑书旧制,私造刑书于竹简,称“竹刑”。对此,奴隶主贵族十分恨他,公元前501年,邓析被郑国执政驷颛所杀。后来他的竹刑终于被郑国正式采用,说明其法可取。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子产铸刑书之后,晋国又有“铸刑鼎”之举。晋国的“铸刑鼎”立法活动,受到了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批评。孔子认为晋国应当按照先王的礼制进行治理,不能违反尊卑贵贱的礼制,否则,将造成国家秩序的混乱。当时的成文法之所以将律文铸在鼎上,是因为鼎在古代是国家权力的象征。鼎是王权的象征,当郑、晋的新兴地主势力上台后,为了使新法律有更大的权威性、稳定性和威慑力,为了表示新兴地主阶级取得政权的合法性,就把新法律铸在鼎上,公布于众。铸刑鼎,公布法律,从秘密的法律转变为公开的法律,虽然这只是形式上的变化,也是有意义的,意味着从此开始一种新的法律形式--封建制法律形态。
(4)公布成文法的历史意义及其影响: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律事件。A.宣告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中国奴隶制法律形态的结束和成文法的诞生,从此,将开始一种新的法律形态——封建制法律形态。这标志着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B.成文法事件,拉开了春秋战国成文法的帷幕,此后各诸侯国的新兴地主阶级纷纷登上了历史舞台,进行变法改革,公布法律。C.这对后世影响更是不言而喻的,它拉开了中华法系的序幕,为历代封建王朝法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秦汉以后封建法制的榜样。D.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在客观上为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成文法的公布,有利于新兴的地主阶级将改革的成果用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固定下来,为各种新型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5. 三国时期的主要立法是什么
三国初期,主要沿用汉代的法律制度。蜀汉定都成都以后,著名的政治家和封建法治主义者诸葛亮,积极主张立法设度,还制定了《蜀科》作为治蜀的基本大法(现仅存几条“教”与“军令”,其余均已佚失)。孙吴政权也进行了一些法令的制订活动。但是在曹魏魏明帝即位以前,蜀、吴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相当长的时间主要沿用汉朝的法律制度,法律、法令的修订也大都围绕着汉律中不合时宜的部分进行。
历史上的曹魏是一个具有法治传统的政权,“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曹魏的法制建设,与蜀吴相比取得了更重要的成就。特别是曹魏代汉以后,魏明帝时制定的魏律,是曹魏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当时魏明帝鉴于自东汉以来。律例浩繁不便于司法机关援用,而且“法令滋章,季者弥多,刑罚愈众,而奸不可止”。因此令陈群等人删节律令,以汉九章为基础,“作新律十八篇”,于太始三年颁行,历史上也称曹魏律。
魏律在隋以前即已散佚,据史籍记载,它是在汉九章的基础上,增加了劫掠、诈伪、毁亡、告劾、系讼、断狱、请求、惊事、偿赃等九篇,相应地调整和增加了许多新的法律规范,并且把汉具律改为刑名,列于全律之首。同时魏律正式把“八议”制度列人法典,使礼所强调的等级秩序制度化、法律化。曹魏律的制定,使中国封建法典在不断完善、系统和科学的道路上有了重大的进步,可以说曹魏律的修订,是中国封建法典科学化、完备化的第一阶段,其在体例、规模上的许多创新对后世封建法典有很大的影响。
(二)两晋的立法概况
晋律是晋武帝时期制定的一部重要法典,正式完成于晋武帝泰始三年,故后世称之为泰始律。随着晋的统一全国;晋律遂成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做一推行全国的法典。
晋律以汉、魏律为基础,删苛存简,最后定为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从魏律中减去劫掠、惊事、偿赃、免坐四篇,增加法例、卫宫、水火、关市、违制、诸侯六篇,并恢复汉律中的厩律。晋律的体例、内容又有重大发展,堪称一部成功之作,它将七百七十万余字的汉代律令及说解,精简到十二万六千三百字,的确是法典编纂上的艰巨工作。这部法典经过著名律学家张斐、杜预作注解,使得制定晋律在法理学上的根据更加明确清晰。因为张斐、杜预的作注,故历史上晋律也称做《张杜律》。
从晋律的体例结构看,晋律把魏律中的“刑名”分为刑名、法例二篇,仍置于全律之首,并调整了魏律的篇章结构,使之更加合理、完善。从晋律的内容看,晋《泰始律》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较为典型的儒家化法典。正如著名学者陈寅格先生所说:“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建晋室;统治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晋律的儒家化也是通过任用儒家学说制定并解释法律而实现的。张斐、杜预为晋律作注也就是以礼为指导原则,主张以礼为准则,通过注律将礼的精神渗透到法律规范中。在内容上,晋律进一步纳礼人律,把更多的儒家礼教规范纳八法典之中,其中最突出的是以“五服”关系作为亲属犯罪轻重的衡量标准,加重了法典儒家化的色彩。
由于晋律是一部引礼人法,礼法结合,具有典型的儒家化意义的法典,比较适合巾国固有的国情,其体例也较之魏律更加严谨和完善。对法律的解释,无论字义、罪名、刑名都趋于规范化,因此晋律不仅影响了整个南北朝历史时期,也为中国封建法律的发展与转折树立了楷模。
6. 西周立法的概况
西周的政治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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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统治的巩固,与其建立稳定的制度很有关系。支撑周朝天下的有四大制度:封建制、宗法制、礼乐制、井田制。封建制是西周的政治制度,也是其统治的核心。井田制是维持封建的经济制度。至于宗法、礼乐制,则是维持封建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
根据封建制度,西周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家机器,对域内实行有效的统治。制订的刑罚,比商代更系统。常备军的人数比商代还多,在宗周驻有六师,在成周驻有八师。全国的土地与臣民,名义上都属周王所有,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天子把爵位、土地连同居民分封给诸侯时;要举行授土授民的仪式。所封的诸侯国,要定期朝见周天子,各诸侯要服从周天子的命令,要向天子贡献财物,要派兵随从天子作战。 有保卫王室的义务。如果不纳贡服役,就是侮慢王室,要受到惩处。同时诸侯可把土地及居民分赐给卿大夫;卿大夫之下又有士。这就构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金字塔形之贵族等级制。为了维系封建制度,西周还形成了按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家族制度——宗法制,规定从天子到士各级贵族的名位只能由嫡长子继承,并建立以全国最高宗主——周天子为核心的层层藩屏。
此外,周公还制礼作乐,规定了吉礼(祭礼)、凶礼(丧礼)、军礼(行军,出征)、宾礼(朝觐,互聘)、嘉礼(婚宴,加冠)等,使贵贱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实行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在经济方面,西周实行的是"井田制"。在西周,全国土地均属周室所有。天子将王畿外的土地分给诸侯作封国,诸侯又分地给卿大夫称采邑,士则从卿大夫取得食田。但是各级贵族对于自己的土地(从王畿到封土、采邑、食田等),只自留一部分,称公田,其余则交给庶民耕种,称私田。据《孟子》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其意思是说各级贵族以方里"九百亩"而划成井字形的田,中间一百亩为公田,四周是私田分给八户。农家要先合力耕好公田,然后才能回私田劳作,这实际上是一种劳役地租制度。在西周前期,井田制颇见成效。周人发祥于土壤肥沃的渭水流域,素以精于农耕见称,立国后农业进一步得到发展。当时不但有铜制农具,有种类众多的农产品,还注意农耕方法,普遍采用耦耕(二人各持一耜并肩而耕),并采用"休耕法"来保持地力。当时的休耕法是把土地分成三部分,每年保持一部分不耕,以后相互轮替。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受封者常常擅自割让或交换土地,渐渐将土地变为私有财产。同时,随着新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多,私田的数量也在增加。私田的出现,对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土地公有制,起到腐蚀和冲击的作用。
西周时期的社会经济比商代又有发展。青铜业生产进一步扩大,除王室控制的青铜作坊外,诸侯国也有自己的青铜作坊。在青铜冶铸方面,西周中期以后许多铜器上铸有长篇铭文。最多的一件铸有499个字,不亚于当时的一篇文献。农业、畜牧、纺织、冶金、建筑、天文、地理等科学技术也有不少新进展。这些成就促使人们的生产、生活都有变化。考古学家在西周晚期的墓葬中发现了人工冶制的铁器,说明至少在西周晚期,人们已经掌握了人工冶铁技术。
7. 元朝的立法概况是怎样的
(一)元朝建立前
元朝在统一中国之前,早在成吉思汗的时代就完成了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制部落联盟的过渡,并开始出现成文法。成吉思汗时代的法令,蒙语称为“扎撒”,但是那种草创期的法律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法典,而且在实践中蒙古部落的习惯法还占据着统治地位,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准许援用金律断案(这里所说的《金律》,指《泰和律》,实际上也是修改的唐律)。至窝阔台汗六年(公元1234年)五月,大会诸王,颁布《条令》,规定诸公事非当言而言者,处笞、杖刑,直至刑死。凡“不遵此法者,斥罢之”。但总的说来习惯法还是占统治地位。
(二)元朝建立后
元初统治者根据统治全国的需要,采纳汉族官僚提出的“遵用汉法”,“附会汉法”的建议,积极编纂以唐宋法制为基础并参用蒙古习惯法的元朝法律。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制定《至元新格》,并且刻版颁行,这是元朝统一后所颁布的第一部法典,也是诸法合体的元朝基本法。
此后,元仁宗时,颁行《风宪宏纲》。元英宗至治三年(公元1323年)又以《风宪宏纲》为基础,修定了元朝的另一部重要法典——《大元通制》。与《大元通制》颁行的同时,还编纂成《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简称《元典章》。《元典章》不是元朝中央政府颁布的法典,而是当时地方政府编纂的自元世祖以来五十余年间,有关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法律各方面的诏令、条格和判例的汇编。《元典章》集中反映了元朝典章制度发展变化的情况,是研究元史的重要史料。
8. 一个制度的立法现状一般都包括哪些方面
一个制度的立法现状一般都包括:
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废止。
供参考。
9. 化外人,谓蕃夷之国春秋时期的立法概况及其历史意义
“化外人”指对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法律称谓,最早见于《唐律》。《唐律疏议·名例版》卷六:“权诸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疏议》曰:“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岂有同类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与百济相犯之类,各以国家法律论之。”,即同一国家侨民在中国犯罪,由唐朝司法机关按其本国法律处断,实行属人主义原则;不同侨民之间相犯,或者唐朝人与外国人相犯,由唐朝司法机关按照唐律处刑,实行属地主义原则。阿拉伯人与日本人在长安相犯,依据《唐律》规定,适用属地主义原则,应以唐律处断。早在公元六七世纪,唐朝法律(永徽律)便有了历史上最早的冲突规范,也可以说是冲突规范的萌芽:“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其疏议称:“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如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由于当时的法律是刑民不分,这条规定当然可以适用于涉外民事案件,至少就适用于涉外侵权案件。
10. 秦朝法制的秦朝立法概况
1975年底发现的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竹简,其中的《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法 律 答问》、《封诊式》是有关秦朝法律的主要内容。
云梦秦简共1155枚,内容极其丰富。法律令文书有《秦律十八种》:《田律》、 《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工律》、《工人程》、《均工》、《徭律》、《司空》、《军爵律》、《置吏律》、《效》、《传食律》、《行书》、《内史杂》、《尉杂》、《属邦》;此外还有《效律》,是对核验县和都官物资帐目有关制度的规定,其中有的已收录在《秦律十八种》中。
《秦律杂抄》包括《除吏律》、《游士律》、《除弟子律》、《中劳律》、《藏律》、《公 车司马猎律》、《牛羊课》、《傅律》、《屯表律》、《捕盗律》、《戍律》共11种律文 的摘录。
《法律答问》是以问答形式对秦律某些条文、术语以及律文的意图所作的解释。
《封诊式》是关于审判原则以及对案件进行调查、勘验、审讯、查封等方面的规定和文书程 式。 秦朝的法律形式,从史书记载和出土的秦简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1、律:商鞅改法为律。律为当时最主要的法律形式。?
2、令(制、诏):秦始皇曾宣布: “ 命为制,令为诏。 ” 当时命、制、令、诏,从法律意义上说并无区别。律与令经常并列使用。
3、式:“ 式 ” 作为一种法律形式,最早出现于秦,如上述《封诊式》,其中也有对司法官吏 “ 治狱” 的要求。
4、法律答问:《法律答问》对秦律的某些条文、术语和律义以问答的方式作了明确的解释。这对正确运用法律,更有效地贯彻立法意图,具有重要作用。
5、廷行事:是司法审判的成例。《法律答问》中多次提到 “ 廷行事 ” ,这说明《廷行事》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已成为律文之外可以援引的成例。
此外还有 “ 程 ” 、 “ 课 ” 等法律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