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优秀传统
A.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立家训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小抓起，需要拓宽渠道和途径，丰富载体，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自觉践行。家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内含丰富的道德素质教育和价值观培育的内容，理应成为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推动其得以践行的重要载体。
一、家风是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更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宣传教育的重要载体简单说来，家庭的生活方式、文化氛围构成了家风。家风就是一个家庭的风气、风格与风尚。作为传统道德教育最基本的方式，家庭教育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修身，而这样的目标要求并不是简单的灌输，更通过包括家风在内的道德文化形式实现对人的熏陶感染。华夏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大汉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大汉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大汉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大汉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华夏传统文化之所以发挥这么强大的作用，除了本身丰富的精神内涵和价值追求，还在于汉文化实现了民族性与大众化的统一，尤其体现在价值观层面实现了家、国、天下的统一，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延续下来的家庭教育，其内容十分丰富，既有最基本的修身要求，也有社会道德规范的承续，还有主流价值观的传承，积极因素与消极影响同在，需要批判继承。尽管封建社会结束已有100余年，但家风传承道德文化的作用却没有也不能随着封建文化的逐步消失而被消弭，而应该随着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而更新为传承新文化，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宣扬和传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事实上，中国大多数家庭实际上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也就是勤俭、节约、好学、上进……这些构成了家风的基本内容。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诗礼传家的内涵会随时代变化，但核心价值不改。社会在变，家风也是在与时俱进，更加开放、自由、健康、向上。在已被分割为小的家庭单元现代社会，弘扬好的传统家风家教可潜移默化传达社会规范，社会风气自然会得到改善。
二、家风作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重要载体的优势以家风为载体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如下优势：首先，它能够克服价值观教育“见理论不见人”的弊端，真正将现实生活中的人作为了根本，以他们的人格和道德品质的培育为出发点，容易使之在熏陶感染中接受教育，引起共鸣。其次，以家风作为载体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使价值观教育形象生动，富有感染性和启发性。虽然目前我们看到有个别家庭存在家风不正的问题，但是，绝大部分家庭都很好地承续了优良的家庭美德，形成了积极向上的家庭风尚，尤其一些平实而又富有感染力的家训，成为子女成长发展、家庭和睦、邻里团结互助的重要精神食粮，这样的家风中渗透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自然很有感染力、亲和力和启发性。最后，以家风为载体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有效克服价值观理解和教育上的“断层”问题，实现其延续性和持久性。一方面，近年来，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过程中，还不时看到有人在理解核心价值观内容上的偏差，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分割开来，这不利于宣传教育的深入；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现实家庭教育中，祖辈、父辈和子女之间往往在一些价值观念上存在不小的差异，这有客观必然性，但是，这种状况的存在也带来互相的不理解甚至激烈冲突，特别对青少年一代而言，家庭责任感淡漠、啃老等现象的存在，不能不说与家风熏陶教育感染力的弱化有一定关系。因此，通过突出家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将其作为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载体和渠道，能增强不同辈际之间的理解，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重要基础。
三、以家风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2012年底，中 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下称《意见》，新华社 2012年12月23日），这是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落实。值得注意的是，《意见》不仅强调要从小抓起，要拓宽途径，而且明确提出要以诚信建设为重点，广泛开展道德实践活动，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形成修身律己、崇德向善、礼让宽容的道德风尚。这些年，我们看到这样两方面的事实：一方面是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精神文化建设，先后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文化软实力，促进社会和谐，等等。
B.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要从我国什么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
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
法律文化，是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关于法律调整的理论、观念和有关法的制定、法的适用等方面的法律技术的总和。是人们运用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智慧、知识和经验的结晶。反映出法律调整所达到的水平。
一定社会的法律文化状况，通过社会的法律意识状况、国家的立法、司法等方面的程度和效率表现出来。分为奴隶制法律文化、封建法律文化、资本主义法律文化、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等。
一定的法律文化表明了作为社会调整器的法的发展程度和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程度，表明了社会成员法律意识形态的发展水平，表明了社会法律生活的发展程度和状态。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伦理化，并非指中国传统法律的全部内容是伦理性规范，或者说所有的伦理规范都是法，而只是表明，儒家伦理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成为立法与司法的指导思想，法的具体内容渗透了儒家伦理精神。
这种伦理化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有一定的原因，主要表现为：
（1）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结构是其产生的经济原因。
（2）宗法制度具有深厚的土壤和悠久的历史。
（3）儒家思想为其提供了牢固的理论基础。
（4）封建统治者对家长权、父权、族权特殊作用的经验总结。
同时，这种伦理化的思想在司法领域表现为司法人情化，它主要表现为：
（1）司法审判案件时按“君臣之义，亲子之亲”的道德原则去衡量而不是首先查清事实，分清是非。
（2）司法判决不是首先寻找法律依据，而是考虑是否符合人情化的道德。
（3）司法者经常受当事人的情感、生活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目前正处在伦理化向理性化的转型的过程中，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提出以后，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基本上根据法律的规定。伦理化的道德虽然不能完全被消除，但至少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得以减少。
中国制定法律的本身就是对伦理化道德的否定，使中国社会中法治因素与理性化的因子增多，全社会呈现出一种理性化的良好态势。这反映到人们的思维中则是更多的理性，而非非理性和伦理化的道德。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并不说道德并没有任何作用，只是中国目前的法律正在呈现出理性化的趋势。
C.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什么意义
中国是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国 家，法律文化自然有其 特性。我要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需要从整体的文化中汲取“仁”、“信”等优秀理念，而且更需要从中国法律文化中汲取其中的优秀成份。
一、中国法律文化的核心是吸收、糅合了法家的一些思想在的儒家法律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是中国法律文化的核心容，儒家法律思想是中国法律思想的基本构。至于法家的思想， 也自成一体，但像非子、商鞅等，主要法律视 ”，而非达到社会 “大兴大治”的方式。但是，需要肯定的是，儒家法律思想在形成和发展中也糅合了大量的法家的思想。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论理文化， 这种文化对法律思想转为法律范。“像中国人或其他的高度文明民族，政治思想的特点都在乎 大部分的政治精力置于法律的建立与施行。
“礼法合一”就成了中 国 古代立法追求的最高成就。《札 者，天地之序也。”按照儒家的 行法律必合乎礼 ，合乎礼 道德的工具，是“中华 法系”的突出特点 ”，就是它完全 部合乎儒家道德原的法典。正如著名的中国法制史学 善;以法律附礼，使道德法律化，出礼仪而入于刑。凡此种种，都明了礼仪互补可以推动 ，是中国古代法律最主要的 ，也是中华法系最鲜明的特征。
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注意汲取法律思想的精华。
中国传统文化对今天的司法改革有很重要的意义。中国自清末就 模的法律移植，亦步亦地向西方法律靠在中国社会代化伊始便被置于了近代法的立面，就法的类型而言， 然而中国，中经春秋君主国并立的时代，至秦大一统后直到清末改良前止， 千年相承，但是在近代法中，中国更多地受了西方法系，尤其是在法的分类 、法的体系方面更是基本以西方法模式。”
1、我国法律文化的研究，发掘其中的精华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服务 ”以及反司法冤 、追求司法调和。“明德慎 ”就是注重修德、慎用的意思。“明德”是官吏的道德要求，它在司法域中的表就是“慎 德主刑思想，成后世各封建朝代立法和司法的指南，也成为了中国司法文化的核心容。即使像朱元璋者，惟以生道德，不以刑 “明德”就是要司法公正。而司法公正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做到司法立法。
2、我国目前的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目 “自律”和“他律”两方面约束法官的行为 。如我国唐代建立了共同案判决 ，共同承担，今天而言，法官的道德建设依然是行法官身制等，使法官不至于生存而蔑视法律的法官的督，加重法官力度。
3、中国传统文化，在掌握充分据的情况格依法罪。我国古代案很重视据有事人的口供、物行刑事方面的司法改革有一定昭示意义，比如要避免刑逼供的查方式，要罪推定”的司法原等。
4、中国在定罪量刑有疑义或有争论定下，要求适用五刑有疑义的案件从而适用刑有疑义的案件从赦免，不追求刑事任。而我国的公安机在各方面的力下，往往了片面追求破案率的提高，而逼供禁不止，冤假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如果我国否定了全国代法治理念和社会在所做的不是重新造一套全新的文化或者干脆照照抄西方的文化， 建设法国家、构建和社会是充分挖掘和大力发展中国优秀文化，使其引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社会的建设，奠定的基础，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信任机构及其法治的影响。
D. 法治原则的历史由来
现代意义的法治始源于西方，最早可追溯自古希腊。古希腊人把尊重法律和自由并论为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城邦生活的和谐（“善”）的两个基本政治准则，主张自由就是人只受法律约束，法律比人还要有权力。
毕达格拉斯最早提出“人治不如法治”之说。古希腊伟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代表作《政治学》中明确主张：法律是有道德的文明的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导致城邦“善”的一个条件。
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法治的基本要素在于“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有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他认为法治优越于人治，他说：“凡是不凭感情治事的统治者总是比凭感情治事的人们优良，法律正是没有感情的。”
因此，“谁说应该由法律来遂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祇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是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对西方法治传统产生过久远深刻的影响。
罗马人的法治观直接导源于希腊文明，他们不善于思辩，但却精于行动，辉煌的罗马法成为罗马人高耸的纪念碑。西塞罗所谓的“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成为一句不朽的名言。
(4)法治优秀传统扩展阅读
原则的适用
第一，合理借鉴人类在建构和发展法治文明中的优秀成果
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法治固然要体现国别性、时代性和阶级性，但它更应体现人类在追求进步和发展过程中的共同智能，因此对那些后法治化的国家来说，如何充分吸取先法治化的国家的经验与教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
第二，重视习惯规则。
现代法治发展所面临的共同环境是：国家与社会日益混同，传统意义上的公法与私法界限
法治原则逐渐模糊，与条文法相对应的“活法”（living law）和"内部规则"（inner law）逐渐复活。这就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反思和审视立法者的"制法"理性。
马克思认为：立法者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则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真正的法律规则只能在特定的情景中发现，系统地创造一整套法律规则的任务超出了人类的理性能力。
第三，正确处理民主和法治的关系。
现代国家在法治化建设的过程中，通常也把民主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发展目标。这是因为民主在满足社会的合法性诉求，体现正义和公平，制约国家权力和促进公民参与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民主本身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她既可指一种制度形态和政体形态，又可表征公民享受的权利和自由，还可指一种多数表决为基础的程序操作机制。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民主并不代表一种绝对的善，她既可发挥正向度的作用，也可发挥副向度的作用。
E. 高分求论文：<中国的法制文明的内涵和历史传统>
中国的法制文明的内涵和历史传统
引言
在历经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法制从最初的为统治阶级、官僚贵族所利用来镇压农奴、民众的工具，逐渐的演变到文明和独裁并存，进而逐渐进化到我国现代法制文明，甚至可以说，中国法制文明的进程就是中国几千年灿烂瑰丽文化的缩影。世人在评价中国法制文明的进程中所展现的批判态度到接纳、吸收进而发扬光大，对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亦有甚多借鉴意义。
（一）如何正确看待中国传统法制文明
中国文化绵历五千年，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在丰富的古典文化中，经学、史学、文学等学术领域都曾经有过极为灿烂的成就，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其中古典学术文化方面发展的并不十分均衡，其表现在，虽然有着漫长的成文法传统，但是法学这门独立的学科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成长。直至清末，随着当时社会结构的发展和变化，加上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法律学校的设立，法学才作为一门学科而确立其独立的地位。然而，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坎坷曲折历史仍然难以使中国法学走上坦途，经常在模仿域外法学与注释现行法律之间徘徊。直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间更是索性彻底停滞，导致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中国法学真可谓命运多舛、路途艰辛。
与此同时，西方法制文化仍在不断发展，全人类法制文明发展了数千年的历史，是一部双重旋律变奏的历史。一方面，不同民族的法制文明不断地形成和强化自己独有的风格特色，并且刻意地保持这种特殊性和民族性；另一方面，各民族的法制文明不可避免地受到别的民族法制文明的影响，因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别的民族法制文明的某些特征，并且使自己原来的法制文明特殊性与民族性发生变化。两者的矛盾斗争构成了人类法制文明的进化史。在我们国家，尤为明显的是清末时期的法制改革，延续至现代法制改革。中国法律传统，是世界法制文明史上的一个独特的传统，这一传统，几千年都未曾终端，也未见明显的外族法制文明因素的渗入。在东亚大陆上，这一传统一直保持了几千年的高度封闭，保持了其民族性方面的高度“纯粹”。这种情形在世界其他较大民族的法律史上是罕见的。
过去，我们对中国传统法制基本上是全盘否定的，我们的法制史教科书对于中国传统法制总体上是持批判态度，似乎过去几千年的法制文明一无是处，其评价基本上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维护皇权；维护封建的父权夫权、维护家长专制；维护封建的尊卑贵贱等级制度，维护官僚贵族的封建特权；保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压制商品经济；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等等。这些评价在理论方面来说并非错误，而且历史也如此，但是也并非完全如此，也并非中国法制史上任何朝代的制度都如此，我们在分析这些制度的时候，也要看到制度背后的人事，环境，文化等，任何一项制度都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之间，必然是相互配合而形成一整套链条，否则各种制度相互分裂，不会存在也无法推行。某一项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以及其内在的用意，纵然事过境迁，我们在讨论其制度的时候，需要注意反映其制度的材料，这也是我们研究中国法制史的方法之一，否则时代已变，制度已不存在，单凭异代人主观的意见和悬空的推论，绝对无法完全理解该项制度在当时实际的需要和确切的用意；与此同时，在任何朝代任何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其利弊，是以对当时社会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定，因此要评价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须了解在此制度实施时期有关各方意见的反映，这些意见，是有关在其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也是我们在研究古代法制时候需要注意到的问题，不能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去评价历史上以往的各项制度，否则无法得到客观的评价。另外，我们在研究中国法制史的时候，讨论各朝代制度，不仅应该重视其时代性，还应重视其地域性，即国别性。也就是说，某项制度在一国家或地区获得成立且推行有效，但并不代表在另一国家或地区也得到同样效果，因为制度是一种随时随地而适应的，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无弊。
从70年代末开始，经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法律教育的恢复以及法律制度的渐次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使我国的法学研究水平有了长足的提高。法学以及法制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深层次的理论探索。法学有其超越的一面，他必须在价值层面以及理论分析上给实在法以引导，与此同时也需要有一种批判的性格。就中国特定的学术背景而言，需要在外来法律文化与固有传统之间需要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而追求其适度的超越，这也是我们在研究中国传统法制史的同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分析其内在理论，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法制建设提供蓝图，而且对世界范围内的重大法律课题作出创造性回应。
（二）中国法制文明与中国近代法制文明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曾经创造了五千年的的伟大中华文明，其中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治”，而西方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则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西方古典法制理论。中国古代法制文明中“法治”的生成，可以追寻到奴隶社会后期出现的法家学说，从而产生了法家“法治”与儒家“礼治”治国方法的论争。在管仲与子产的治国方式尝试中，管仲认为一个国家“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大治”①。“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以法量功，不自度也”②。管子依据这种“法治”观，通过立法以顺民心对齐国的经济、行政、人事于社会等进行了一系列实际改革。郑国的子产也通过“都弊有章，上下有限”使“庐井有伍”、“作丘赋“、任贤选能和”铸刑书“等对社会予以了改革，此后法家李悝对魏国实行改革并创《法经》。上述改革尝试中，不仅体现了我国传统法文化中最早的“法治”思想，并且开启了我国传统法文化的最早成文法时代。中国传统“法治”理论的伟大历史功勋，不仅仅是法家耳目一新的治国理论，而且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统一的封建秦王朝，由于当时历史情境的变化、生产力发展以及法家治国理论中的严刑峻法难以被原先以礼治国的历史传统难容，以及被当时社会全面予以认同，因此随着短暂的亲王朝覆灭，法家的治国理论也随后被儒家的“礼治”学说所代替。汉王朝兴起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带动了儒家文化的兴起，从而在立法指导思想上确立了“德主刑辅”的原则的同时吸收了自秦以来的成文法形式，并开创了“礼法并用”的先河。自此，“法治”思想逐渐衰微的同时，“礼治”的兴盛一直延续至近代，无疑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封建的生产方式、独特的政治体制和闭关锁国的实际国情密切相关。
由此可见，先秦的法家以及随后兴起的儒家思想都是塑造中华法系的主要思想力量。因此，有学者把唐朝以前的中华法律文明分为“礼治时期”、“法治时期”和“礼法调和时期”③，儒家提倡“礼治”、“德治”或所谓“人治”，法家则崇尚“以法治国”④。很明显，相比之下，法家比儒家更加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它们对中国近代史以前两千年的中国法制影响更大。在漫长的中国思想史中，人们对先秦法家思想的认识和评价各有说法，评价不一。从汉代到近代以前，由于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先秦法家长期受到贬斥和批判。近现代以来，⑥为法家伸冤平反的声音此起彼落，由于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急需找出变法自强的道路。儒家思想在“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怀疑和否定，而西方国家成功的宪政和法治，则提醒我们去寻找“古已有之”的类似物――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严复说：“居今日而言救亡学，惟申韩庶几可用。”⑤章太炎说：“商鞅之中于馋诽也两千年，而今世为尤甚。其说以为自汉以降，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说为正倡。呜呼！是惑于说也甚矣。”⑥由此看出，章太炎为商鞅等法家人物正名，肯定了它们的历史功绩，并认为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批判人治，象先秦法家那样“专以法律为治”⑦
当然，我们应当客观的去看待法家的立法思想特点。法家在强调重法的同时，其法律观是有严重的局限性：首先，在法家的构想中，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所有国家权力都是集中于君主一身的，而不考虑法律如何去限制、制约君主权力，反映和保护人们的利益和意愿；由此看出法家的法最终只是君主的统治工具而已；其次，法家所重视的法几乎全是刑事法律，对于民法以及其他法的概念缺乏必要的认识；最后，法家在强调重刑的同时，并没有考虑如何设立公正和合理的程序性安排，以保证司法公正，保证不会滥杀无辜，只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去看严刑峻法为统治者带来的种种好处，而从来没有试着站在人民的地位去了解严刑峻法可能带来的苦难。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法系萌芽的关键时期，当时法家对于法的这种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入和多方面司考，由此产生了其独特的法治观，是有普遍意义的、经得起时代考验甚至是值得后人所骄傲的。对于中国近代法制文明直至今天，我们都无法忘记先人在中国法制文明的道路建设上曾经付出的努力和心血，并从中得到精神上的鼓励和启发。与此同时，我们也能从中吸取教训，客观的去看待其缺陷和局限性，以防再次出现类似的悲剧。
结语
中国法制文明的内涵和历史传统的发展，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世界观来认识，都需要经过实践的考核。无论任何一种先进方法，都必须根据情景、时代、氛围等因素，来不断的改进、创新，使得该方法日臻完善。中国法制文明未来将会更加为人类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的创新、完善。
注释：
①② 《管子.任法第四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第257页。
②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
④ 《韩非子.有度》。
⑤ 转引自杨日然：《法理学论文集》，第299－300页。
⑥ 杨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8页。
⑦ 李海生：《法相尊严――近现代的先秦法家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
F.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的礼治和现在提倡的法治
传统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以“礼治”维系的社会,而并非如西方社会主要依靠“法律”来治理.考察与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内在矛盾,探求适合中国国情的从传统到现代的法治模式转换,这样的考察和探讨对于未来中国的法治建设既有其理论价值,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本文从中国与西方政治文化基本特征的比较研究入手,对中国传统“礼治”与西方法治两种政治文化观念在历史渊源和现实意义上的差异进行认真对比分析,并通过对中国传统“礼治”一脉相承的反思和对西方法治的普适性价值的理性思考,深入考察与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内在紧张与矛盾冲突,揭示了中国重建“法治”和法律秩序的三大文化障碍：即传统政治文化的“权力至上”传统对现代法治“法律至上”原则的排拒；传统“礼治”的特殊性精神与现代法律的平等性和普遍性原则的冲突；以及传统法文化的工具性取向与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目的的现代法治理念的冲突.这种冲突与互不相容进一步揭示,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大国从事法治建设,其复杂性和艰巨性也是空前的.在历史的考察中国百年法治进展缓慢及传统“礼治”对法治建设阻碍的现象后,对现代法治模式转换进行了探讨：中国法治建设的成效,关键是取决于我们能否尽快地确立一种机制,以实现传统“礼治”向现代法治模式的转换.具体说来,应从思想观念与法律制度两方面入手,使执政者和全体公民真正接受现代法治的理念,养成尊重法律、自觉守法的习惯；同时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继承传统政治文化的优秀成果,实现政治与法律文化的创新,即完备和完善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制度,健全法律体系、确立法律权威、保证司法公正、实现监督有效. 本文旨在说明：现代中国法治建设任重而道远,它既要遵循共性的法治规律, 又要适应个性的国情差异；既要效法西方法治成功经验,又要承受传统“礼治” 根深蒂固的影响；既要吸纳外学,又不能割裂传统.由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承认西方法治文化的价值,从中借鉴和汲取宝贵资源,作 为构筑中国法治文化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应对传统“礼治”文化重新予以 定位,对原有的价值观进行重塑,将其激活,更新传统观念,对于欠缺法治成长 的精神根基,必须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吸收西方法治精华,对中西文化进行整合, 以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换,为实现法治国家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G. 正确认识法治和德治的地位的小故事
使法，依法治国，因为没有任何法律或秩序能比知识更有力量。避免这样的危险靠道德是很危险的也是很困难的。法治是奉行法治国家人民的目标，从而使人的安全，法律中的道德性即是道德的法律化，实质是法律至上，逃避痛苦、意识、“君尊则令行”则是古代法家所述、恶法价值标准的确立，而人类的任何理想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与道德相抵触。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社会任务和终极目标上都相一致或相近；从道德方面说。在英文中；刑事法中制止邪恶。一旦法律变成缺德的东西，运用什么样的社会控制模式来管理当今社会摘要，道德虽有一定的甚至强大的压力。”⒀法律的制度化，最终不免背上“恶法”的骂名。为了让法治成为现实，道德确实无法成为法律这样的治国之具、术相结合，其在公民范围内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主和法治，即权力控制与制衡；社会控制模式引言。这些系统自身内部及其相互之间要保持有序运转；法的优良性应是被遵守的法律含有民主，理想的法治必须有道德的支持，它只是把权力的行使加以组织和系统化起来，造成功能上的错位，也在一定程序上促成了道德对治国的参与，才能确保国家和社会的正常。⑽（三）德治在中西方实践中的困境道德以向人们发出道德指令来协调相互间的关系，在当下中国法学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部分源于其形式结构中所固有的僵化呆板因素：在现实社会中、光荣与耻辱；社会立法中体现人道和仁爱的福利法等、指导思想，又是法治与德治的对立统一、“rule by law”，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特征和历史演变（一）法治的含义法治是什么。人类关于法，我们在道德上有乐善好施的义务。正如罗斯科庞德所说。这势必牵扯涉到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评判：“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和自私，⑻同时又植根于希腊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中的人性恶论、合理的社会，概括起来讲，法治是主流治国在制度层面上只能依法，传统中国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特别是它独有的强制性，将社会控制在有序和可预见的范围内、系统性和强制力，建立在人一定的品质之上并以培养高尚的人为目标，有法治和德治两种典型的模式，皇权对法制精神的破坏和干扰很大，希特勒通过法定选举程序上台执政实施专制独裁、德的经验和原理，最后使得他们和整个国家充满了罪行，即所谓“君尊则令行”。同样、司法，并不意味着道德可以直接成为治国的依据，虽然就制度而言，并坚决贯彻实施；因此我们必须作第二最佳的选择；法治和宪政紧密相连，但不能谓之德治。例如、“依法统治”，从而德治也成为一种理想，社会控制和管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道德法律化既指部分道德也是指部分法律，但法律上还是允许人们自愿离婚、法制的一般性，国家行为才能达到某种程度的统一性，部分是由于道德和法律具有不可替换的互补功能。例如，那样是否能够给我们带来理想的社会、对同样的人不同的事同样的事不同的人，立法，揭示了法治。所以。苏格拉底是在完全符合雅典法治的前提下，但法律上只禁止人们欺诈和伤害他人，德治虽不能作为主要模式与法治相竞争，法律乃至法治还有一个更根本的缺陷。一，它们的内容和功能就有了交叉和重叠；为了法律的推行必须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政权，这使它的效力受到限制。良法具有道德性，这两者的充分发达和结合仅限于西方。这条思路引导出来的政治法律制度或者社会控制模式就是法治、确定性，民法中关于善良风俗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强调只要有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所立的法，既是法律与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分工。道德调整的范围比法律调整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德治是一种对应于法治的社会控制模式；法律是对人的下位也即最起码的要求：法治在当下中国法学界中没有统一的定义、以德育人，依据当时的法律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判处死刑的、财产，没有宪政就没有法治，他们认为必须依法为本，但人的等级性划分和奴隶制度的存在，况且如前所述其互补性并非仅此而已，所以减轻权力对人的伤害的最佳途径就是给权力划分界限即“以权力制约权力”，不论其行使者是谁，也只能行用一时。但德治在现实中屡屡陷入困境，都有可能出现道德评判上的变化，人们会首先考虑这些，但我们同样不可以说这就是德治，道德一方面可以转化为制度，西方哲人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揭示他对德治的向往，但间接来看、光荣与耻辱，但绝不是全部的道德化。再次，人们的心灵是一片黑暗，不仅创制了庞大的法律体系、“通过法律的治理”、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但法治是现代化社会的主流控制模式。罗马从王政到共和到帝国初期：“社会控制是需要权力的——它需要用其他人的压力来影响人们行为的那种权力。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源于法与道德的关系，不只混淆了两者之间的界限：作为主要的社会控制模式。这是因为治国要以制度为依据。如果人根据理性和神的恩惠的阳光指导自己行动，但在现代社会中，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法律的属性已使之与道德有了形式和本质的区别，他们的所作所为，即所谓“依法治国：一个是苏格拉底之死；法治最基本的原则是“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连续性和有效性，这就是法律和秩序，德治是一种理想，隐含对现实中人的理性认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现实社会中，稍有紊乱和冲突便有陷国家和社会于混乱之中的危险。现代法治是建立在更广泛的民主政治。法律的这些缺欠部分源于其保守的倾向，它应该是万事的主宰者，在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上有了扩充、法律应具有道德性，举措而已，它主要通过人们内在信念和社会舆论的遣责来保证人们对道德规范的遵守。又如。在中国，西方的理性思想和法治精神被笼罩于宗教的帷幕之下、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依法治国、正义非正义。这样，它在一国主权内的惟一性。道德的这些属性使它难以担当治国重任。举几个最惨痛的例子，法治文明随西方文明来至世界各地，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优良性。他们的“法治”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法治，法的统治观念的养成。首先道德是有争议的。还有一个例子是在世界公认的优秀的《魏玛宪法》制度框架下，必须加强道德建设、法治的含义、行政。笔者认为，依法治国；即使是名义上的德治在晚清变法修律中也不敌西方法治而被取而代之：善法，权利文化人文基础的建立等，因为法律只关注人们的外部行为而无法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法律和秩序。从中国当今的实践出发。⑶（五）法治的历史及其发展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于近代西方，通过分权和制衡来实现法治和人权、德治的概念和在中西方实践中的困境（一）德治的含义如同法治一样，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育人，很难想象，而法律更不能完全道德化，因而有坚韧的生命力。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达到了古典世界的辉煌、行政每一部分都是复杂的系统，所以我们应赋予他法治构成的框架以新的内容、教育等的竞争中。道德有部分表现为以信仰，即便随意立法也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二）中国古代法家提倡的“法治”古代中国法家曾提倡的“法治”，从而成为治国的依据、市场经济和与传统相结合的理性文化之上的，从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中找到德治与法治互相契合的现实合理性。并不是所有的道德可以上升为法律。这些词的含义分别可以译为“法的统治”、稳定性和权威性，即是人们平等一致地遵守而且是严格遵守已有的法律。不同于法律主要指向人们的外部行为，进而将德治与法治在治国层面上相提并论；而大家要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定良好的法律、以德育人，应该说是世界的特例而不是通例。道德调整的意义在于要求个人对他人；道德主要通过对人们内心的信念和思想活动动机的调整来影响人们的外部行为，然后考虑公正和善德，仅以人的守法为目标、不同场合；同时。如果我们对这些弊端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完全视而不见，法治应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模式，并使权力有效地维护和促进文明的一种东西，法治离不开道德。因此，呈现出不确定性。按西方的设置：“rule of the law”，道德通过转化参与了治国、事务繁多，改为第二等的选择，那么它们就会发展为严重的操作困难。⑸进入帝国后，一个社会中同时存在着不同的道德、司法的中立性和法律工作的职业性：法治，什么是德治也有不同的见解，这部分是由于法律自身的缺陷，既是法律与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分工，法律至上但法律并不万能。用法来治理国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因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法治的经验和标准来衡量已发展了的现代法治。因此。（四）法治的构成要件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对法治作过相当经典的解释。在现代社会。在人类文明史上？本文主要对法治与德治的相关问题进行一些必要的探讨，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已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通的服从，而且将法制的精神贯彻于法律之中、自由、意思自治和权利的私法可谓是对集中体现于公法领域的希腊法治精神的弘扬和拓展。道德特别是特定社会中的主流道德与法律。⑼近代以来，但由于君主手执权柄，道德特别是个人美德和公共道德便具有了高尚情怀，但我们也不能断然地说道德没有参与治国，即法律不能治本、公民义务的法律化和相对化，来促进新世纪发展进程中中国的各项社会事业，孔子的仁政德治从春秋战国到汉初能竞争过“重刑轻罪”的法家学说，但在现代社会中、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因此、人权等这些最基本的人类价值观。建构法治的思想和方案是西方文明的特定产物，是建筑在政治组织社会的权力或强力之上的，是指人们通过或主要通过法律对国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甚至他自己也被残杀。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另一个例子是西塞罗的法治理论和实践未能阻止罗马共和国的蜕变，有权立法也有权废法。法治和德治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缺德的法律即使在强权保护之下。甚至有一种说法、公平，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统治方法。随着法治的实践；法治的核心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控制社会，他们用不着法律来支配自己，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思想家们对权力本质的深刻认识推动着西方法治理论走向完备，法治之法虽需要有道德性、保护善良的各项规范。中世纪，这构成法治经济基础，终极目标是人们理想社会的实现，但不能谓之德治、势。不同的人对道德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国家特别是现代国家机构庞大，这恰好构成道德向法律转化的基础。而历史亦以秦王朝的迅速覆亡证明了法家“法治”的不可行、权利保障和社会自由，尽管他们说维护君权的目的是为了实行“法治”。仅此就奠定了道德在法治社会中的重要性，道德的非制度性并不意味着它未参与治国。中西的历史实践揭示出人类在法治与德治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经验，最终也将牺牲双方。而法律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化的设置。罗马继受了饱含法治精神的希腊理性法思想。但显然各国的法治程度并不相同且各有特色，后世学者对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表明这部分法律是由道德转化来的，但实质上是“外儒内法”。它一方面源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契约化；汉武帝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但历史形成的传统未曾消失，毕竟法律化的德已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德、法治之法应该有而且必然有道德性、举措而已”，推行“礼法结合”，但不是终极目标。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但理性的西方文化总将其视为乌托邦，治国在制度层面上只能依法。中国自孔子开始，共创理想社会、正义非正义。⑿此外。第二，从亚里士多德开始。”⑺但有组织的人类社会又无法取消权力。第四，个人对社会应当履行的基本义务；法治既是一种治国方式和社会控制模式，认为法律的强制手段是最有效的，几乎覆盖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和一切社会关系。在西方，柏拉图中年以后虽然内心固守但实际已放弃理想国的追求、同一性，它像人类创造的大多数制度一样也存在着某种弊端，由于德和人的品质相联系。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高度专门形式的法律秩序，法治之法应具有道德性；而那些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即人们借助或主要借助道德的作用对社会进行调节和控制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 成为最有效的治国之具。三，德治的实质已不存在，西方的经验和标准只是特定的一种。”⑴基于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如果它真的名副其实、确定性，接受道德教育和影响的人成为法律职业者，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育人，将专制集权制度改造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分权体制。“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是邪恶的，法治还有以下精神要件。第一。（三）现代法治的特征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来源于近代西方法律文化、尊严等得到法律的保障。因此；而这一切都需要在体现民意的法律基础上和框架内，以德服人是传承的文化。（二）道德的特征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国家责任和权力与责任相统一，儒家思想在理想层面上始终以德治为目标、自由。法治和德治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总是统治阶级的道德。历史表明，但法律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依然在历史和大众中流传，其中体现人的理性的平等。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物质基础，所谓法的普遍性，西方思想家拿出了“分权与制衡”的实施方案，法家的“法治”根本不等同于后来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与民主制度相关联的“法治”，婚姻在道德上最好不要离异，社会控制和管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公正与偏私等观念。法治的形式要件至少包括法制的统一性，理性不应该受任何东西的束缚，又使它与现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规范的有效性，没有明确成形的表现形式。法律化的道德虽然在形式上已不同于道德。”⑾尽管柏拉图的《理想国》仍受推崇，首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government through law”等；德治、宗教，法治是主流：“法治应包括两种含义，它的内容与评价总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⑵这揭示了法治构成中两个最基本的要件，法治也会成为压制人类理想的东西。⒁第三。而为了促成法治的实现，现实中为法治所代替是必然的？如果没有德治因素的存在。但由于人类艰于自律易受本性影响；法治的实质要件则外化为以下制度和原则。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形成人们事实上的平等和独立。他在《法律篇》中说，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而且它本身也要为法律所支配，道德通过转化参与了治国，但这种压力缺乏强制性。⑷然而古希腊已在思想上和传统上为后来所有类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础。人类历史上相当多的法律是这种情形。⑹近代以来。人性恶的文化促成人们优选客观公正的法律而不是主观性强的道德作为解决纠纷的社会控制方式。尽管法律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会生活制度，保证了制度的规范和有效，与之相对应的常见词有。道德调整主要建立在社会主体的伦理认同和道德评价的基础之上。现在法治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控制模式，就能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道德的底线即是法律的常规。二，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人的塑造而参与治国，即使有也非常之少。简单地说是以德治国或者说道德的统治（rule of morality）。关键词，要求人们外部行为的合法性。但是，又是一套价值系统，发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而且本质上是自由的话，法治国是人类最理想的国家成为西方的传统、心理和习惯的方式存在，目标是理想社会生活方式的建立。道德是对人的上位要求，即使同一个人不同时间。相反。脱离这个基础将道德强行上升为法律，还有一部分源于与其控制作用有关的限制方面，这样的法律能被人们接受，而对此法家只能晓之以利害。由于亚里士多德生活于并且也赞成将人分等级并视之为公平，都是符合人类道德要求的良法；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这就是德治，凭藉舆论和内心。其次，道德还是不确定的，也即将权力纳入法律。但法律绝不是权力。道德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是从法律角度说的，共创理想社会，又是法治与德治的对立统一，也即法的正义性，法治及德治的历史和实践表明，这种义务的履行并不以行为人取得某种权利为前提条件，而不是全部或惟一，但法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代替道德的重要作用；宪法中关于尊重人格的人权规范，使它在与道德。由此，这样的法治能实现它自己的目标，但其精神和传统可以上溯至古希腊，独尊儒术”的政治献言，人们也因此才可能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计划、德治的含义与构成
H. 为法治中国点赞800字作文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者，天下之程式
也，万事之仪表也。
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总目标
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之法制体系，建设社会主义依法治国。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者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这句话是2000多年前，我国伟大思想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子光辉千年的论断
。
“无法就会无天”没有法律，天下就会大乱。“法制”相对于
“人治”，强调的是对规则的遵守，追求的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
罪”的公平公正。过去的几千年里，人们曾追求过“人治”的完善
，希望将万世的繁荣，社会的公正寄托在“圣人明君”或“青天大
老爷”身上，但兴之的车轮不仅一次次地碾碎了这一愿望，还将“
官府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刻在了旧社会的门楣上。
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新征程。1999年，
“依法治国”载入宪法；2013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
个字”公布，“法治”位列在其中，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这些都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新高度。
目前，法律已成为人们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武器。据统计，从
2008年至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比前5年上升1
74％，全社会知法，懂法，守法的意识显著提高。
法律的重要性，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
铭刻在公民的心里。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
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我们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文动性
。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成功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视
崇拜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把法制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
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制知识课程。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
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发挥法治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的
作用。
法律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可取代。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已经
成为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需要，依法治国中我们有美好的生活。
法治护航中国，法治护航社会，法治护航我们。我们在法治的
保障下扬帆起航。
争做法治少年，我们正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