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证立法

❶ 夫妻约定财产的立法与公证

夫妻约定财产制，亦称为契约财产制，是指夫妻通过协商就婚前财产所得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处分和婚姻的对外责任以及婚姻终止时财产清算，分割达成协议，并排斥或部分排斥法定夫妻财产制适用的夫妻财产制度。夫妻财产约定包含婚前约定和婚后约定两种情况。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个人财富的增长，离婚率的上升，使原本少人问津的夫妻财产约定一时间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和人们追求的一种新时尚。然而笔者认为目前的夫妻财产约定立法尚不完善，公证实务也有待进一步探索。 我国对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立法经历了三个阶段。目前的夫妻财产约定立法是对80年《婚姻法》的发展。我国第一部婚姻法即50年《婚姻法》并没有关于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当时国家并不承认夫妻有财产约定的权利，夫妻财产约定也不符合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国情。到了第二部婚姻法即80年《婚姻法》诞生，开始涉及到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这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也是婚姻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不过它只作了“但书”规定，具体在该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显然，国家只是原则性赋予公民夫妻财产约定的权利，由于太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也在实践中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最近一次婚姻法修改是2001年4月28日由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婚姻法》修正案，该案对80年《婚姻法》有较大修改，对夫妻财产约定的立法内容也作了较多扩展，从以前的“但书”到独立成第十九条，并具体规定了三款内容。具体解决了夫妻约定财产制约定的主体、约定的时间、约定的标的、约定的内容、约定的形式、约定的对外效力以及自愿、无效、债务清偿等法律问题。新法与80年婚姻法原约定制相比，有了较大变化：
首先，新婚姻法对约定的内容更为明确。新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其次，新婚姻法要求夫妻订立财产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而原法没有提出形式要求。
第三，新婚姻法就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作出了明确规定，而原婚姻法没有此内容。 2001年《婚姻法》修改案虽然对80年《婚姻法》就夫妻财产约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缺失较多，如法律条文含糊不清，生效问题、变更或撤销问题、约定的原则问题、约定的救济途径问题、约定的解释问题等均未作出明确规定，突出表现如下几个方面：
1、对夫妻财产约定内容是否受限制，立法模棱两可
民法学界不少学者认为新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一款对夫妻财产约定内容的立法陈述是选择了一种封闭式立法模式，认为其已明确地提出三种夫妻财产制度即一般共同制、分别财产制、限定共同制供婚姻当事人选择约定。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夫妻财产约定才有效，夫妻财产约定若以法律明文允许以外的夫妻财产制为对象，财产约定无效，当事人仍适用法定夫妻财产制2。而法律实务界普通认为，目前的夫妻财产约定制立法仍然是一种开放式立法模式，婚姻当事人仍然可以对其财产约定内容进行自由选择，只要不违法，不损害公共利益、公序良俗，该约定就应认定为有效。对同一法条、同一问题，学术界和实务界在理解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而立法对此没有作出进一步明确的界定，长期下去，在实践操作中势必将带来很大的麻烦。
2、夫妻财产契约何时生效问题，立法没有作明确规定
夫妻财产契约，是婚姻契约的从契约；夫妻订立财产所有关系的契约，不能独立存在，只能依附于缔结夫妻关系的婚姻契约，婚姻契约经国家审查批准生效，附随于婚姻契约成立的夫妻财产契约才能生效。婚姻依法成立以后的夫妻财产契约，由于婚姻契约已经生效，当然可以附随生效；而婚前财产契约则只能在婚姻契约生效时生效。
3、夫妻财产契约是否变更可以或撤销，立法没作出明确规定
一些国家规定在夫妻约定财产以后，不得变更或撤销。如《日本民法典》第758规定：“夫妻的财产关系，于婚姻申报后，不得变更。”夫妻财产约定既为契约性质，自应允许变更或撤销，但应有一定的条件和程序。我国立法没有这种规定，原则上应准许变更或撤销，但又没有规定变更或撤销的条件和程序。笔者认为，夫妻财产契约在订立生效后可以变更或撤销，但变更或撤销必须经夫妻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方可为之，没有变更或撤销的一致意思表示，夫妻财产契约不能变更或撤销，继续发生效力。
4、目前的夫妻财产约定立法并没有解决公示问题，这对约定当事人财产权益保障不力
现行婚姻法只要求婚姻当事人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约定，而没有规定以某种公示形式对抗善意第三人。在对外效力上，法律要求约定为分别财产制的夫妻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告知的义务，并承担举证责任，以此对抗第三人，否则按以共同债务承担清偿义务，这无异损害约定另一方的正当财产权益。笔者个人，如何平衡解决善意第三人和夫妻一方的财产利益问题，走财产约定公示制度是最好的选择，国外已有较多先例。当然，公示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进步，科学的发展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就选择何种程序来满足公示要求，笔者认为，所有夫妻财产约定必须公证，由公证机构具体把握约定的合法性及真实、有效性问题，然后由婚姻登记部门在结婚登记时一并登记或变更登记，并可供人们随时查询，而查询范围应有所区别：对于一般公众，只能通过网络或电话查询到某人是否有财产约定及登记地；对利害关系人，在提供利害关系证明后，方可查阅具体约定。夫妻财产约定以登记对抗第三人，不登记，只发生对内效力，不发生对外效力。
5、是否允许婚姻当事人对财产的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进行约定，立法也应有所涉及
夫妻对财产作出约定并不是只为可能发生离婚作准备的，夫妻财产约定不应理解为是一种“保险”，而应该是为婚姻的美满稳定服务的。因此，法律不应该仅仅解决离婚时，约定财产归属问题，而应该同时涉及到夫妻在存读期间对其财产的使用、收益权、处分权是否可以约定以及如何约定等法律内容。例如，夫妻双方约定，男方工资收用于购置家电、家具等大件用品，女方工资用于购买粮油副食等生活消耗物，所有权仍为共同共有。这种约定即为各自工资使用的约定。 由于目前婚姻立法中就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存在诸多问题，所以公证人员在依法办理夫妻财产约定书公证时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需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1、 应注意到立法对约定的对外效力的规定并不完整
现行《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本条仅对婚后所得的财产约定为分别财产制时，一方个人对外债务在告知第三人的情况下由其个人财产清偿进行了明确，而对约定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的情况下，一方告知第三人了，其对外债务该如何清偿未作出规定。举个例子，丈夫欲开一家私营企业,为防止经营失败，夫妻约定将婚后购得的一处房产和一部小汽车归其妻子个人所有，其余归共同所有，后丈夫果然经营失败，资不抵债，这种情况下，妻子的一处房产和一部小汽车是否也应清偿债务呢？在丈夫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事先均已告知债权人的情况下，笔者个人认为，不应该将该房子和汽车用于抵债。因为是从民法原理上讲，“不违法的就是合法的”，丈夫在充分告知债权人的前提下，其已尽了最大诚信，债权人仍与其发生民事交易是一种默认行为，是自愿、真实的意思表现，根据民事行为意思自治原则，故该对外债务不能以妻子的个人财产来偿还。
2、 在夫妻对债务约定问题上应注意的问题
夫妻财产约定不仅仅是财产权利的一种分配，也是债务的一种分配，夫妻在对积极财产进行约定时，对相应的消极财产即债务也应同时作出约定，该债务既应包括是现实存在的，也应包括潜在的。公证人员在具体办案的过程中，应有一种意识，就是当事人对婚前财产归属作出约定，应对婚前债务也作出约定；对婚后财产归属作出约定，应对婚后债务也作出约定；对特定财产作出约定，也应对该财产所带来的债务作出约定。这里是容易出现问题的，举个例子，一对夫妻约定，将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婚后债务各自承担。表面上看，该约定好像是有效的，但仔细分析，是存在问题约定的。因为该案中在双方约定婚前财产各自所有，但并没有对婚前债务作出约定，在其将婚后债务作出约定时，并没有对相应的婚后财产归属作出约定。根据现行《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即对约定书中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法定夫妻财产制即婚后所得共同制，则该约定对婚后财产依法应属夫妻共同所有，而双方又约定婚后债务各自承担，既然所得财产归共有所有，何以债务要各自承担呢？又拿什么来承担呢？除非以负债方婚前财产来偿还婚后债务，实践中，往往一方婚前财产较多，而担心另一方婚后负债才作约定的，因此，婚后负债方往往没有婚前财产或很少，即使有婚前财产足以偿还婚后债务，这也显然有失公平的。故公证人员在处理这类约定时，应该清楚当事人对债务进行约定的前提是对相应财产归属约定是明确的。
3、 在办理婚后夫妻财产约定书公证时应注意的问题
（1）防止当事人借约定来逃避债务。夫妻一旦发生对外重大债务就可能会想方设法逃避债务，当事人也可能会选择夫妻财产约定来实现其逃避债务的目的。因此，公证人员在办理婚后夫妻财产约定时应特别注意预防出现这类问题。由于申请人有逃避债务的故意，所以，当事人会隐满事实甚至提供虚假信息，这时，需要公证人员有警惕意识，经验和敏锐的观察能力也显得十分重要。
（2）在约定的对外效力上，公证人员有告知的义务
婚后夫妻进行财产约定，除了为逃避债务这种各例外，往往是夫妻一方将从事个人合伙经营或私营企业，因该类经营个人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为防止经营失败的风险，特约定将婚后部分财产如房产或汽车等贵重财产约定归另一方所有。这种约定是合法的，但公证人员应告知该约定的对外效力，即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对可能会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从事经营的约定一方应告知第三人，从诚信角度出发，也应同时告知夫妻另一方。这种告知最好是书面形式，以防止因举证不能而带来的风险。
4、公证人员应指导当事人将法律未明确的重要事项在具体的约定中加以明确
这些内容包括夫妻财产约定的生效问题、变更或撤销约定的程序问题等，同时，公证人员应该清楚地了解夫妻财产约定适用的法律应该是《婚姻法》，而不是《合同法》，避免在公证书中出现引用法律错误。
5、在办理涉外夫妻财产约定公证中应注意保障外国人一方合法的知情权
笔者曾办过一涉外婚前财产约定，女方是中国人，男方是美国人，共同在中国登记结婚，女方婚前在绍兴、杭州共有三处房子，而男方没有财产，还有小笔债务，双方在婚前进行约定，将女方在中国的三处房产婚后仍归女方所有，男方的婚前债务自己承担。像这类案子中，公证人员在办理时应当注意约定一方的特殊性，即一方为外国人。这种情况下，如何充分保障这位外国人的知情权是有现实意义的，因此，如果该外国人看不懂中文或听不懂中国话，有条件的公证处应提供翻译，没有条件的情况下起码应将该约定书的中文文本译为英文，在该外国人看懂后，再双方签字，并将该英文译本附在约定书后面或约定中英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6、应注意到约定财产的静态性和动态性问题
这里说的财产静态性，是指约定书中涉及的某项具体财产，如具体现存的房屋、汽车、银行存折、股票帐户等等，这些财产是现实已存在的特定物，在夫妻财产约定书中，表现为静态财产。财产动态性是指在夫妻财产约定书中约定的某项财产随着夫妻关系的存续而发生增值、减值、财产的消灭、所有权的转移等情况。如果当事人仅仅约定将婚前一辆小汽车为夫或妻个人所有，那么，随着夫妻关系的存续，随着小汽车的贬值、毁损、灭失，该财产约定也将变得不重要或没有意义，夫妻财产问题仍回到法定财产制的轨道上来；另一个问题，该小汽车在婚姻存续期间转卖或毁损，则由此所得的价款或保险赔偿金是否还属于其个人财产？如果约定书只约定该财产的所有权，没约定该财产所带来得其他财产利益的归属，是否可以理解为卖车所得的价款或保险赔偿金不归个人所有呢！其实，这些问题实质就是约定财产的静态性和动态性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约定当事人对此有认识，约定时有一定的预见性，作出合理的处理；如果当事人没有意识到，公证人员应该认识到并给当事人一定的指导，如告知最好直接对种类财产进行约定，如婚前财产、婚后工资、奖金、知识产权、生产经营收益约定为个人或共同所有，尽量避免直接对特定的某项具体财产进行约定；确有必要的，在约定某项财产归属时应同时约定该财产所产生之权益的归属。 夫妻财产约定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夫妻财产约定的完善和发展也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具体到婚姻当事人来说，在选择夫妻财产约定时应慎重，须同时考虑两个问题，其一是结合自身情况考虑是否有必要作出财产约定，因为财产约定并不普遍适用；其二是在选择财产约定时不要忘了公证，因为公证能给当事人提供了一种在目前的立法现状下最佳的、最能充分保障当事人财产权益的法律途径。而对公证人员而言，应增强责任感，不断提高自身法学修养，准确地把握夫妻财产约定制的立法精神，提高专业化法律服务能力。同时，也希望立法机关能更加重视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立法，法学家们也能更加关注并深入加以研究，多出成果，使夫妻财产约定立法更加健全、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广大婚姻当事人的需要，更能保障约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维护民事交易安全，最终让婚姻更美好，让家庭更稳定，让社会更加丰富多彩。

❷ 司法，和立法有什么根本区别

司法：
1.古代官名抄、星官名
2.现指检袭察机关或法院依照法律对民事、刑事案件进行侦察、审判。
3.司法，又称法的适用，通常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
中国当今法学中，对“立法”一词有四种理解。
从狭义的解释来看，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立法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关制定和变动法律这种特定规范性文件的活动。
从广义来看，立法是指从中央到地方一切国家机关制定和变动各种不同规范性文件的活动。
两者之间的解释，立法是指一切有权主体制定和变动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
北大教科书解释：立法是由特定的主体，依据一定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法这种特定规范的活动。

❸ 公证制度的具体事项

此问题同样也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肯定说认为，在即将出台的《公证法》中应规定法定公证的条款，其中写明法定公证的事项④。其理由是：
（1）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没有规定法定公证的条款，才造成人们对公证的模糊认识，有些人甚至认为公证是可有可无的，合同、行为、文书等不公证照样有效，多一道程序多花钱。公证的社会认知度低的现实，说明公证在现阶段仍属于幼稚的法律服务行业，法律给予一定的保护是必要的。
（2）正是由于《公证暂行条例》没有规定法定公证的条款造成在已出台的民商立法中，公证制度不被重视。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规定公证的只有《合同法》第188条、 《担保法》第43条、 《继承法》第20条、 《招标投标法》第36条、 《收养法》第15条、第21条、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但其数量少且多为选择性条款，而重要的民商立法如：民法、婚姻法、公司法、土地法等都没有公证的规定。在公证立法中率先作出法定公证的规定，对中国民商立法将会起到引导作用。
（3）在公证立法中规定必须公证的条款，是中国公证能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在中国强调部门立法的状况下，公证立法中不明确法定公证事项，其它法律更难以确立这些规定。
在中国立法中应确立法定公证制度，但同时认为法定公证的具体事项不能规定在《公证法》中。其理由是：
（1）《公证法》是一部兼实体和程序的法律，主要规定公证制度基本原则、公证人的权利义务、办理公证的程序等问题，对于哪些事项需要办理公证不应由该法作出规定，否则，显得不伦不类。
（2）中国公证员协会已于2003年3月14日正式加入国际拉丁公证联盟，在公证立法上，应借鉴公证制度发达国家的相关制度。象法国、德国等国家，法定公证制度主要体现在民商立法中， 《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各有2283个和2385个条文，分别在70余个和80余个条款中涉及公证的事项。而法定公证制度只在公证法中只作原则规定。中国公证立法应从中得到启发，在公证法总则中对法定公证作原则规定：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办理公证的事项，当事人必须办理公证，否则，其行为无效”；而持大量的法定公证条款规定在民法、公司法、婚姻法、继承法中，以此带动公证在这些立法中得到确立。直接将法定公证事项规定在《公证法》中，有“部门争揽利益”之嫌，在表决时可能会遭到反对而难以通过。因而，公证立法不能代替民商实体立法，法定公证作为一种制度，可以在公证法中作原则规定，但不宜将具体事项列入其中。

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和公证暂行条例相比，改动哪些

从1982年4月13日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现行的公证体制早已突破了1982年的《公证暂行条例》，而且各条文彼此之间也存在不少矛盾，立法的滞后严重制约了公证的发展。
2006年施行的《公证法》对公证而言无异是一场及时雨，它明确了公证的各项制度，并对公证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引作用。《公证法》继承了原先绝大部分的公证制度，但也适当做了一些修改：
1、《公证法》第六条：“公证机构是依法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能、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机构。”《公证暂行条例》第3条：公证处是国家公证机关。
2、公证机构的设置。《公证法》第七条规定：“公证机构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可以在县、不设区的市、设区的市、直辖市或者市辖区设立;在设区的市、直辖市可以设立一个或者若干个公证机构。公证机构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这里明确了一个原则就是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这应该说是回归了公证机构的本性。原先公证机构有国家公证处，省级公证处，市级公证处，县级公证处，后来国家公证处已改为长安公证处，但省里依旧是三层设立公证处，这导致了公证管理的混乱及公证机构之间地不公平竞争。
3、公证机构设立的条件及程序。《公证法》第八条：“设立公证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自己的名称;(二)有固定的场所;(三)有二名以上公证员;(四)有开展公证业务所必需的资金。”第九条：“设立公证机构，由所在地的司法行政部门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按照规定程序批准后，颁发公证机构执业证书。”第一次明文规定了公证机构设立的条件。
4、公证的管辖。《公证法》第二十五条：“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办理公证，可以向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公证，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委托、声明、赠与、遗嘱的公证，可以适用前款规定。”对于管辖的规定主要是参考了《公证程序规则》，只是增加了“经常居住地”。
5、公证的期限。《公证法》第三十条：“公证机构经审查，认为申请提供的证明材料真实、合法、充分，申请公证的事项真实、合法的，应当自受理公证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当事人出具公证书。但是，因不可抗力、补充证明材料或者需要核实有关情况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期限内。”原先《公证程序规则》规定的期限为：一个月。
6、法律责任。《公证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骗取公证书的，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反治安管理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原先公证法草案对此没有规定，在公证机构地要求下，增加了这一款，这对减轻公证机构的责任风险非常重要。

❺ 有关公证的法律法规

公证的法律效力是指公证在法律上的效能和法律作用。对公证的法律效力，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公证暂行条例》均作了明确规定，归纳起来

❻ 法定公证的事项有哪些

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有关法定公证的的事项较少，只有《合同法》第186条、第188条、《继承法》第17条、《收养法》第15条、《担保法》第43条、《招标投标法》第36条、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司法部、建设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房产登记管理中加强公证联合通知》涉及公证事项，且多为选择性条款，而重要的民商立法如：物权法、民法、婚姻法、公司法、房地产管理法、土地法等都没有公证的规定。

1.《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八条: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

2.《继承法》第十七条: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

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

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

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继承法》第二十条：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
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

3.《收养法》第十五条: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

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的，办理登记的民政部门应当在登记前予以公告。

收养关系当事人愿意订立收养协议的，可以订立收养协议。

收养关系当事人各方或者一方要求办理收养公证的，应当办理收养公证。

4.《担保法》第四十三条:当事人以其他财产抵押的，可以自愿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当事人办理抵押物登记的，登记部门为抵押人所在地的公证部门。

5.《招标投标法》第三十六条:开标时，由投标人或者其推选的代表检查投标文件的密封情况，也可以由招标人委托的公证机构检查并公证；经确认无误后，由工作人员当众拆封，宣读投标人名称、投标价格和投标文件的其他主要内容。

招标人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收到的所有投标文件，开标时都应当当众予以拆封、宣读。

开标过程应当记录，并存档备查。

6.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四条：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代管的房屋需要拆迁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必须经公证机关公证，并办理证据保全。

7.司法部、建设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房产登记管理中加强公证联合通知》中规定，为充分运用这一法律手段加强房地产登记管理工作，进一步协调公证机关和房地产管理机关的相互配合，根据有关法律、政策和几年来的实践，特作如下规定：

一、继承房产，应当持公证机关出具的“继承权公证书”和房产所有权证、契证到房地产管理机关办理房产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
二、遗嘱人为处分房产而设立的遗嘱，应当办理公证，遗嘱人死亡后，遗嘱受益人须持公证机关出具的“遗嘱公证书”和“遗嘱继承权公证书”或“接受遗赠公证”，以及房产所有权证、契证到房地产管理机关办理房产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
处分房产的遗嘱未经公证，在遗嘱生效后其法定继承人或遗嘱受益人可根据遗嘱内容协商签定遗产分割协议，经公证证明后到房地产管理机关办理房产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
对遗嘱内容有争议，经协商不能达成遗产分割协议的，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房地产管理机关根据判决办理房产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
三、接受赠与房产的受赠人，应当持房产所有人的“赠与公证书”和“本人接受赠与公证书”，或持双方共同办理的“赠与合同公证书”，以及房产所有权证、契证，到房地产管理机关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
四、有关房产所有权转移的涉外和涉港澳台的法律行为，必须办理公证证明，然后由房地产管理机关办理房产登记等行政事宜。
五、办理房产公证事项，除证明遗嘱、赠与书或委托书等单方法律行为，可以在遗嘱人、赠与人或委托住所地公证机关申请办理外，其他应在房产所在地公证机关申请办理。
六、经公证证明后需办理房产所有权转移、变更登记手续的，应当在出具公证书之日起二个月内，到房地产管理机关申请。逾期提出申请者，应向房地产管理机关说明理由，房地产管理机关视情况予以办理。
七、公证机关办理房产公证事项，应当先与房产所在地的房地产管理机关联系，了解当地房产管理的具体规定和公证事项涉及的房产情况，根据有关法律和当地房产政策出具公证书。房地产管理机关应当积极向公证机关介绍情况，给予支持和配合。
八、各地房地产管理机关与司法公证机关，可根据本地情况，以必要、便民为原则，制定本地其他房产事项必须公证的规定。

❼ 立法公证的表现是什么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❽ 公证制度的法定公证

在中国是否应确立法定公证问题，在学界和公证实务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即否定说和赞成说，两种观点似乎都很有道理，都有充足的理由。
否定说认为，法定公证即必须公证，它与公证机构的社会中介组织性质和社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在立法上存在着障碍。其理由是：
（1）作为市场中介机构的公证机构，既是市场经济的法律服务者，又是市场经营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公证服务的有偿性显属交易作为，公证机构与公证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当然是契约关系。确立必须公证制度，从根本上有违自愿的原则，剥夺当事人对服务贸易的公平交易权和选择权，有“强制交易”、“强制消费”之嫌。
（2）公众对法律的需求是考虑法律供给的决定性因素。由于社会对公证的认知很低，对强制公证缺少公共选择基础，过分执着于强制公证条款的设立，只能对公证立法的整体推进产生消极的影响。
（3）在其他法律没有规定强制公证的情况下，公证立法单独作出强制公证的条款，在立法程序上较难以通过，也会造成法律之间的冲突。在中国民商立法规定公证的条款非常少的情况下，公证立法中单独行动，设立必须公证的条款，必然造成法律之间不协调、不配套，最终出现难以执行的尴尬局面。
（4）政府的审批、登记、备案、鉴证等实际上就已起到确认作为，公证纯属多余。公证机构作为经营者，其利益不是靠行政强制、消费垄断或其它不公平手段而谋就，而要依赖于以法律为保障的公平竞争。以行政强制为依托的市场垄断行为终将因背离公平竞争原则、阻碍市场潜能和活力而遭摒弃。强制公证制度的设立，会形成新的“司法壁垒”，造成双方竞争起点、外部竞争环境的巨大差异，有违公平竞争原则。
赞同说认为，在中国确立法定公证制度，是公证的职能和中国的法治国家建立的要求。笔者也持此观点。其理由是：
（1）公证具有半官方半民间双重属性，它的半官方性是公证机构由法律授权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具有准行政行为的性质。法定公证体现的正是国家对特定行为的干预，在行政法上是依据的。对于一些重要的事项，要求公证部门审查把关，是确保信息真实和交易安全的要求。
（2）由于受传统重视治疗而轻视预防的影响，公民的法治意识普遍不强，中国法治国家的建立之路必然实行自上而下的“推进型”，法定公证制度是符合中国推进型的国情的。中国公民习惯于追求“少花钱多办事”，从各级政府到社会组织、公民个人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应的现象非常普遍，不注重从长远上解决根本问题，往往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公证可以在法治建设中发挥其预防功能，使市场主体的行为步入法制的“林荫大道”。公证乃法治国家的治本之策。
（3）中国公证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是缺少法定公证的支撑。在现行的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公司法等重要的法律中，根本就没有公证的条款或虽有也是非常的少，体现不出公证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能，更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4）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转变政府的职能，而确立必须公证制度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公证的沟通、服务、证明、监督作用，可以减轻政府管理的压力，发挥社会资源优势。虽然政府在办理登记、备案、鉴证、审批等手续时都要进行审查，但是这种审查仅仅是一种形式审查，而不应该是实质审查。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政府往往将合同、公司章程等的审查交给公证机构等其他中介组织进行，而政府机构只进行形式审查，根据公证机构等中介组织的文书，作出相关登记、备案、审批或鉴定。比如房地产管理部门凭公证机构出具的继承权公证文书为继承人办理房产继承，就可省去其对继承人继承权的审核，减轻了其工作压力，也避免了因继承人权益之争带来的风险，其风险转嫁给公证机构来承担。如果全由政府审查，必然会增加政府的更多开支，也会降低政府的工作效率。德国的不动产登记制度的规定可以借鉴。
（5）可以充分发挥公证的预防性作用。公证之所以具有预防功能，是由其事前证明、事前监督职能决定的，公证证明和公证监督是在各类法律行为设立、变更或终止等关键环节和行为实施过程中所作出的，是在当事人无争议的情况下实施的。据权威部门的统计结果显明，没有经过公证的合同的履约率仅为50%，而经过公证的合同的履约率为98%以上，极个别没有履行的也多在公证员的调解下得到履行。公证每年制止不法经济行为涉及的标的以百亿元计，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也高达数十亿元。

❾ 立法公正的主要表现

您好！立法公正的主要表现是：（一）立法机关按照民主的程序制定法律，充分听取和吸收人民群众的意见；（二）法律充分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三）法律充分体现社会的公正原则和标准。谢谢阅读！

❿ 立法公正与执法公正之间的关系

立法公正是执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执法公正的保障
执法公正是立法公正的目标和归宿，是立法公正的现实表现
立法公正是手段，执法公正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