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治现状

㈠ 西方法治与中国法治的关系

西方法治是陪审团制 法律是老百姓自己制定的 中国法治是大陆法 中国的法律是为集团利益服务的 法制就是治老百姓的 中国是权大于法的人治社会 特权利益与法制社会永远都是对立的 依法治国 那就是作茧自缚

㈡ 西方法制特征及主要表现

小谈西方法制文明的特征

从原始社会起，人类逐步产生了许多道德规范、宗教规范等初级的社会规范。而随着阶级的产生，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产生，这些社会规范首先表现为习惯，而后便形成了法律。西方法制文明犹如一颗璀璨明星在历史的银河中熠熠生辉。而西方法制文明的重要特征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法律的产生和发展。

在欧洲中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逐步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法。罗马法、日尔曼法、教会法和商法是西方资产阶级法律的四大渊源。

一、罗马法

罗马法是东西罗马帝国全部法律的总称。它随着罗马社会的变迁，吸收了古希腊自然法思想、法治思想，经历了近千年的变迁，最终成为了古代奴隶制社会最发达、最完备的法律体系。法德等国以罗马法为基础，逐步形成了大陆法系。

二、日耳曼法

日尔曼法是西欧早期封建时期适用于日耳曼人的法律总称。被当时的罗马人称为“蛮族法典”。日尔曼法是继罗马法之后在西欧形成的一种法律体系。法国、德国吸收了大量的日耳曼法中的内容，而英国普通法更是保存了大量的日耳曼法因素。

三、教会法

教会法，也称寺院法，形成于基督教与教会产生和演变的过程中。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一） 形成阶段（公元4－9世纪）

形成时期的教会法确定了罗马皇帝与主教“二元化”的管辖原则，但是仍受世俗王权的约束。

（二） 鼎盛阶段（公元10－14世纪）

这个时期的教会法在法兰克帝国的解体和东西教会分裂的背景下发展至鼎盛。

（三） 衰落时期（15世纪以后）

随着15世纪科学与人文思想的发展，16世纪的宗教改革，17、18世纪资产阶级政权的确立，教会势力日趋衰落。但是教会法作为一个法律体系保存了下来，成为资产阶级各国立法的重要渊源之一。

四、商法

商法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 古代商事法规

在简单的经济条件下，没有明确的“商法”概念。但是在早期确实存在着有关商事方面的法律规范。

（二） 中世纪的“商人法”

商法实际上产生于中世纪。中世纪欧洲商业的复兴导致了商人阶级的产生，而商人法正是商人的一种自治法。这种商人法是近代西方国家商法典的前身。

（三） 近现代商法

近现代商法包括三个体系：

（1） 法德为代表的商法体系

（2） 英美为代表的商法体系

（3） 社会主义商法体系

㈢ 西方法治思想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没有启示，

因为这是在东方，而不是在西方。

再说了，西方法治思想也不是西方发展的根本。

㈣ 现代西方国家所讲的法治是什么

“法制”、“法治”、“人治”的词义分析（1）

一、“法制”的三种含义
“法制”一词在我国古代就已出现。“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2）但在解放前，法制一词较少使用。解放后、“文革”前，一般称“革命法制”或“人民民主法制”。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通称“社会主义法制”。近年来，“法制”一词，大体指以下三种含义。
第一，法律和制度，也有的仅指法律制度。这里应注意的是，在现代社会中，与中世纪不同，重要的制度通常都有相应法律规定或都在相应法律范围内发生作用，就这一意义上讲，“法律和制度”和“法律制度”这两个词组可以说基本上是同义的。但另一方面，“制度化、法律化”二词有时是有区别的，法律化固然是一种制度化，反过来，并不是所有制度化都是法律化。例如体现党内民主或社会组织、企事业民主管理的制度，并不属于或不一定属于法律范畴。再有，这里讲的法律和制度一般是指静态意义上的，主要指有关法律和制度的条文规定，少数是习惯法或其他惯例。
第二，动态意义上的法律，即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对法律实施的监督等各个环节构成的一个系统。类似西方社会学法学家所讲的法律概念。例如美国社会学法学家庞德（R. Pound）就将法律称为“社会工程”（3），并对法律的概念作了很广泛的解释。近年来，我国有些中青年法学工作者将系统论引入法学，往往将法制称为“法制系统”或“法制系统工程”等。
第三，指“依法办事”的原则，也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所讲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一意义上的“法制”，就词义而言，相当于17、18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所讲的“法治”、“法治国”等原则。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以上三种含义有时单独使用，有时结合使用，依不同情况而定。例如当我们讲应有“完备的法制”，通常指第一种意义上的法制，即应制定齐全的法律、法规。当我们讲“法制建设”时，主要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法制—法制系统工程，即对从立法到监督法律实施各个环节都 要建设。当我们讲应“遵循法制”主要指第三种意义上的法制，即根据“依法办事”的原则。有时也可以兼指以上三种含义，例如当我们在讲“加强法制”、“健全法制”等用语时，就可以将法制的三种含义都包括在内。
这里还应注意，以上第三种含义，即“依法办事”原则这一意义上的“法制”，在不同民族语言中有不同表达法。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在不同场合下分别使用过“法治”、“法治国”、“法制”三词。在列宁的著作中，无论是对苏维埃政权还是对资产阶级国家，都用法制一词。苏联法学著作一般也是这样用法。我国解放初期，“法制”和“法治”二词在报刊上都曾使用过。但直到粉碎“四人帮”止这一长时期内，一般仅用“法制”而不用“法治”。这一现象看来也是受苏联法学影响所致。
二、历史上对“法治”和“人治”词义的不同理解
历史上关于法治和人治的争论，主要指以下三次。第一次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儒家主张人治（或德治、礼治）；法家主张法治。第二次指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前者主张人治，后者主张法治。第三次指17、18世纪资产阶级先进思想家为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有关法治的观点。
在这三次争论中，法治论者和人治论者对法治和人治二词的词义是怎样理解的？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就需要了解双方的分歧究竟是什么。就了解法治和人治的词义而论，这些分歧大体上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个主要分歧是；国家治理主要依靠什么？是法律还是道德？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
中国古代儒法双方的不同观点就体现了上述分歧。例如儒家认为，“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4）“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5）反过来，法家则认为，“圣人之治国，不能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因而，就“不务德而务法”（6）。
在古希腊思想家关于人治和法治之争中也体现了上述分歧。柏拉图在其代表作《理想国》中力主“贤人政治”，并主张除非由哲学家成为国王，人类将永无宁日（7）。他极为蔑视法律的作用，认为不应将许多法律条文强加于“优秀的人”，如果需要什么规则，他们自己会发现的（8）。只是在他的“贤人政治”的理想国方案失败之后，他才在自己晚期著作中将法律称为“第二位最好的”（second best），即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与柏拉图相反，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9）在西方历史上，这是法治论的第一个经典性论述。这里还应注意，亚里士多德对这一问题的提法是：“由最好的一人或最好的法律统治，哪一方面较为有利？”（10）他主张法治优于人治的一个主要论据是：法治等于神和理智的统治，而人治则使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因为一般人总不能消除兽欲，虽最好的贤人也难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时引起偏见。“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和理智的体现。”（11）同时他还主张，即使是一个才德最高的人作为统治者的国家中，“一切政务还得以整部法律为依归，只在法律所不能包括而失其权威的问题上才可让个人运用其才智。”（12）再次，他为法治作辩护的论据中还涉及到本文下面将讨论的其他两个主要分歧。
第二个主要分歧是：对人的行为的指引，主要依靠一般性的法律规则，还是依靠针对具体情况的具体指引？人治论强调具体指引，法治论强调一般性规则。
这一分歧在中国古代儒法两家关于人治、法治之争中有所体现，特别是一些法家强调法律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尺寸、绳墨、规矩等，即能作为对人的行为进行一般性指引的准则。但总的来说，儒法双方并未就一般性指引和具体指引的分歧展开明显争论。
与此不同，在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相当突出。柏拉图反对法治的一个重要论据是：法律就像一个愚蠢的医生，不顾病人的病情而机械地开药方。然而，人类个性不同，人的行为纷繁复杂，人事变化无常，法律不可能规定出适合每一特殊情况的规则。所以“对一切人最好的事情不是法律的全权而是了解君主之术和有智慧的人的全权。”（13）亚里士多德在反驳上述观点时指出，“法律确实不能完备无遗，不能写定一切细节，这些原可留待人们去审议。主张法治的人并不想抹杀人们的智虑。他们就认为这种审议与其寄托一人，毋宁交给众人。”（14）他在《尼可玛可伦理学》一书中也进一步探讨了一般性规则和具体情况之间的关系，“法律总是一般规定，但实际情况中又有一般规定中不可能包括的事。”（15）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采取纠正法律因一般性而造成缺陷的衡平手段，例如修改法律，执法者根据法律精神来解释法律，容许法官离开法律条文作出判决等。
第三个主要分歧是：在政治制度上应实行民主还是专制？法治论者主张民主、共和（包括君主立宪），人治论者主张君主制、君主专制或寡头政治。
柏拉图主张贤人政治和哲学家国王，在政治制度上讲就是维护君主制和寡头政治。亚里士多德在主张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时，也提出了拥护民主和共和制的观点。他认为，“群众比任何一个可能作较好的裁断”，“多数群众也比少数人不易腐败。”（16）在平民政体已经兴起的情况下，以一人为治的君主政体也不适宜了；在君主政体下，如果继任的后嗣是一个庸才，就必然会危害全邦，而在实行法治的情况下，就不会发生这一问题（17）；同时，平民政体意味实行轮番制度，即同等的人互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也就是“以法律为治”（18）。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已将法治和民主、共和政治制度直接联系起来。
法治论和人治论在政治制度上的分歧主要出现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些先进思想家在反封建专制时所提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纲领中。在我国古代儒法两家关于法治和人治的争论中从未涉及民主与专制的分歧。因为儒法两家在政治制度上都是维护君主制或君主专制的（法家更主张严刑峻法）。因此，我们不能把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论同17、18世纪西方国家反封建专制的法治论相提并论或者把前者错误地解释为反对君主专制的君主立宪论。
还应指出，在中国古代儒法两家和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人治和法治之争中都直接、明确地提出人治和法治二词。与此不同，西方国家17、18世纪关于人治和法治之争主要体现在当时一些先进思想家在抨击封建专制、等级特权并鼓吹建立君主立宪、三权分立或民主共和国等政制的同时要求法治和反对人治，而当时维护君主专制、等级特权的代表人物并没有直接、明确地提出要人治不要法治之类的口号。
17、18世纪先进思想家提倡法治也都是同他们所主张的政治制度或政治纲领密切联系的。例如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英国的洛克（Locke, 1632年~1704年）认为，立法权是最高的、不可转让的国家权力，但它也不能危害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等自由权利。国家立法机关“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19）。鼓吹民主共和国的法国卢梭（Rousseau, 1712年~1778年）认为，“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不论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就称之为共和国；因为只有在这里才是公共利益在统治着，公共事物才是作数的。”（20）美国独立前夕猛烈抨击英国君主专制的潘恩（Paine, 1737年~1809年）提出，“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21）。
在西方国家历史上，继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优于人治”之后，第一个直接明确提出类似观点的是英国17世纪思想家哈林顿（Harrington，1611年~1673年）。他也倾向共和制。他在自己的代表作《大洋国》一书中一开始就指出，通过法律这一艺术，人类的世俗社会才能在共同权利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组织起来……根据亚里士多德和李维（22）的说法，“这就是法律的王国，而不是人的王国。”（23）
美国政治家、第二届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35年~1826年），将哈林顿关于法治的思想写进1780年马萨诸塞的宪法中，它规定该州实行三权分立，“旨在实现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24）
从三个主要分歧中可以看出，那时法治论者和人治论者对法治和人治赋予多种含义。在中国古代儒法两家的争论中，人治指的是主要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法治则是指主要依靠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在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争中，人治和法治的含义比较复杂。人治不仅指主要依靠道德高尚的人以道德感化手段来治理国家，而且指对人们行为的指引主要应依靠根据不同情况而定的具体指引，也还指君主或少数寡头的统治。法治则不仅指主要依靠由不受人的感情支配的法律来治理国家，而且还指对人们行为的指引主要通过一般性的规则的指引，也指民主、共和政制。在17、18世纪反封建斗争中所讲的法治主要指民主、共和制、人治则代表君主专制、等级特权等。
三、80年代中国法学界关于法治和人治之争中对有关词义的不同理解
在西方国家，自17、18世纪起，民主、共和制意义上的法治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要法治不要人治”、“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法律至上”等用语已成了西方流行的用语。但西方法学家对法治的具体内容或原则始终众说不一。19世纪末英国宪法学家戴西（A. V. Dicey，1835年~1922年）曾以英国政制和法律传统为基础，提出了法治的三个著名的原则：任何人都不因从事法律不禁止行为而受罚；任何人的法律权利和责任都应由普通法院审理；每个人的个人权利不是宪法的产物而是宪法所赖以建立的基础。但这些原则以后不断遭到反对，被认为已不符合20世纪的现实（25）。50、60年代，西方法学家曾围绕法治这一主题召开过几次国际会议，但并未就法治的具体内容和原则取得一致的意见。随着“福利国家”方案的兴起，国家权力日益扩大，西方法学家中一度展开了“福利国家”与“法治”是否矛盾的争论。但这已不是“法治”和“人治”之争，因为争论双方都主张法治，分歧主要在于一方认为福利国家意味着国家权力加强，从而危害个人自由和法治。另一方则认为福利国家、个人自由和法治三者可以相互结合（26）。
中国法学界关于法治与人治问题的争论（27），不同于上述三次争论。首先，这一争论中一方固可称为“法治论”，另一方似可称为“法治与人治结合论”（以下简称“结合论”）而不能称为“人治论”。即80年代中国法学界存在“法治论”和“结合论”之 争，但不存在“法治论”和“人治论”之争。其次，这一争论同各自对“法治”和“人治”二词的词义有不同理解有关。为说明这点，不妨将双方基本论点简化如下：
法治论者：要法治不要人治，法治与人治是对立的；法治指以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法律为准，人治则指以个别领导人意志为准。换一句话说，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专制、独裁。
结合论者：法治与人治不可分，二者必须结合；法律是由人制定并由人实行的，没有人的作用，还有什么法治？换句话说，法治指依法办事，人治指要由人来制定和实施法律，必须重视人的作用。
本文作者相信，双方都主张我国应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也都主张我们应以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的法律为准而不以个别领导人的意志为准；都会主张法律是由人来制定和实施的，如果没有人的作用，是谈不到法治的作用的。如果以上结论能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分歧主要在于双方对法治和人治二词的词义持有不同的理解。
我们不妨再进一步探讨一下：双方对法治和人治二词词义的各自不同的理解又根据什么？法治论者认为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专制，这种理解显然直接间接来自西方17、18世纪对法治和人治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身心健康仍在西方流行。结合论者对法治和人治的理解，看来是与我国古代儒法两家争论中所提出的观点有联系的。如上所述，当时儒法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要分歧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治理国家主要依靠道德还是主要依靠法律，根据我们现在理解，道德和法律二者对治理国家来说不可偏废，因而也就可以推论出法治和人治应该结合。而且当时儒家还强调“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28）加上秦汉以来，儒法合流、法治与人治合流的思想和实际也更容易使人引申出法治与人治不可分或二者必须结合的结论。
但这里也应着重指出，80年代结合论者对法治和人治词义的理解，仅从词义讲，也不同于古代儒家对人治的理解。至少，儒家强调的是人治，强调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首要作用，而结合论者强调的是法治和人治的结合，强调法律规则和人的作用的结合，就这一意义上讲，我们也不妨认为80年代结合论者提出了他们对法治和人治词义的另一种理解—在历史上对法治和人治词义的各种理解之外的一种理解，即：法治指的是领先法律规则治理国家；人治指的是依靠人来制定和实行法律，这种意义上的法治和人治必须结合。
本文作者早在1980年北京市法学会组织的一次关于法治与人治问题的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曾提出，当时法治论者和结合论者“争论之点似乎不在法治与人治应否结合或应否只要法治而不要人治，而却在于到底什么是法治和人治”。在那次发言中，我也讲到无论历史上先秦思想家或近代西方思想家对人治、法治的理解都有不科学的地方，特别是后一种解释显然是与资产阶级的“法学世界观”密切联系的，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宜将‘法治’和‘人治’作为一种口号来提倡。在我国，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又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提倡几个口号，包括像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口号，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加强能起什么推动作用我是有怀疑的。”同时，我在发言中也反对当时有些人主张法治人治两个概念都不科学，因而都不适宜用的简单否定态度（29）。现在回顾这一发言，我觉得它表达的基本思想与本文还是一致的，但当时自己认为我们不必将法治与人治作为口号来提倡这一观点应该修正。近十年来，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口号无论在我国法学界或一般舆论界已广为传播。社会上多数人已接受了这种理解：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专制，我们要法治而不要人治。
对于词的选择，一般地说，除非是特别不科学或不合适的，我们应尊重社会上多数人的理解，这也就是尊重“约定俗成”的原则。对法治、人治二词词义的理解，就像对作何词义的理解一样，它们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变化的。
四、“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这一命题中的有关词义
“从人治向法治转变”之类的命题可以引起一些问题，例如为什么必须要从人治转向法治？“过去”存在（甚至“现在”还存在）人治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对这种现象（包括对过去或现在实行“人治”的人）又作何评价？现在为什么不能立即实现转变，为什么需要逐步转变，甚至还要从双轨制转向单轨制？等等。当然，我们可以从上面所讲的法治论的理解出来来回答：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专制，因而我们要“从人治向法治转变”。但这里应注意，对我们目前来说，“要法治不要人治”可以理解为一个抽象的原理，而现在“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这一命题至少包括了以下具体含义：我国在“过去”以至现在还存在着人治或某种程度的人治，而这里讲的“过去”一般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时期，甚至还可能指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国内战争时期。显然我们在讲“过去”（三中全会以前时期或甚至新中国成立以前）以至现在还存在“人治”（或某种程度的“人治”）时，对这里讲的“人治”的词义又需要作进一步探讨了。
就提出“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这一命题的人来说，他们所讲的“人治”可能指以下两种含义：一种是指：有的领导人由于受封建思想意识的影响，因而表现出专横、独断等不民主的思想作风。对人治的这种理解可以说是对17、18世纪关于人治、法治词义的引申。另一种是指：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不可能有完备的法制，或者是由于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上有失误，不重视法制，因而使各级领导人不得不就各种具体问题作出决定。当然也可能是以上两种情况的交错并存。当我们在讲“从人治向法治转变”时，应该考虑到各种不同的情况。前一种情况是应该加以否定的，对后一种情况，或者不宜称为“人治”，如果要称之为“人治”，那就需要赋予另一种特定的含义，即在法制不完备或法制不受重视的情况下不得不由领导人作出决定。这种意义上的“人治”既不同于古代儒家所讲的人治，也不同于80年代结合论者所讲的人的作用，更不能理解为专制或专横独断等。

㈤ 如何看我国的法治现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解决"人治"问题上采取了各种措施，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还很不完善，人治和人治思想依然有它的市场，人治是中国经济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经济现代化要求必须实行法治，彻底摒弃人治。法治是近代大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近代西方的法治，推动了西方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自由竞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明确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责、权、利关系；必须实行商品的等价交换，保护企业之间的竞争；必须提高工作效率和商品信誉；必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由人民自己管理国家、经济、企业、社会……所有这些，都必须实行法治，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所要求的。
人治与法治，并不是简单的领导制度的区别，而是判断一个民族是否加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应当指出，我们至今对人治的危害、法治的意义的认识都还不够全面深刻，这也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法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和谐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和谐社会要求有秩序，要求稳定，要求公平和正义，因此和谐社会首先是

㈥ 谈谈你对西方法律思想中“法治”观念的理解

法律思想是法律文化的核心。任何社会的法律制度都是在一定的法律思想的指导下制定和实施的。法律观念的变更往往能引起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也影响着法律的实现程序和效益。要了解西方法治的秘密和正确借鉴西方法治的经验，非深入了解西方法律思想不可。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的构成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世界法治范本的西方各国，其法律思想是西方法治建设的理论指导和经验总结，是西方社会精英数千年不断求索的智慧结晶，是经过西方社会实践反复检验的理论体系。深刻理解西方法律思想，对指导当前我国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但翻开任何一本西方法律思想史教科书，思想家、法学家的理论体系“前仆后继”，各种法学思想争论不休，相互牴牾，新说跌出，流派纷呈，令人眼花缭乱，大有“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之感。
但如果与各类法律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变革紧密联系起来看，与西方整个法律传统的演变联系起来，深刻的理解领会其精神实质，西方法律思想表面乱象之下的历史脉络和演进规律就会逐渐清晰起来。这些看似相互冲突的理论主张其实都是应时代之需而产生的，有某种承接关系，是针对不同时代社会问题的接力作答,各种思想并非全然的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他们的实质差异主要是因各自面对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而产生的。本文是笔者研读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心得体会，大致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思路，分为西方法律思想的历史概貌、西方法律思想的历史进路、启示与方法三部分,揭示西方法律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并尝试提出对我国当前法治建设的指导意义和借鉴方法。
一、西方法律思想的历史概貌
把西方法律思想的历史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是揭示西方法律思想发展脉络的首要问题，不同的教科书和学者的划分略有不同。 综合诸家的划分方法和西方法律思想演进的阶段性特征考虑，划分为五个阶段最为合适。从占主导地位的法学角度看，古代希腊罗马是自然主义自然法阶段，中世界是神学自然法阶段，近代17、18世纪资本主义革命时期是理性主义自然法阶段，近代19世纪是实证主义分析法学阶段，现代20世纪是实证主义社会法学阶段。
（1）古希腊罗马阶段。这一时期探讨的主题主要是理想的政治秩序。哲学家在思考国家治理问题时必然涉及到法律问题，因而这一时期的法律思想主要包含于古希腊古罗马哲学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当中，特别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派哲学家西塞罗为代表，其政治哲学以正义和理性为主要线索，论述了法的起源、法的本质、法的价值、法的作用、法律与正义、法律分类等诸多法律问题。他们的思考启发了后世，是近代古典自然法的重要渊源。另外，由于罗马成文法的发达和重要实践，诞生了盖由斯、帕比尼安、乌尔比安、保罗、莫德斯提努斯五大法学家，他们的法律思想在后世通过罗马法复兴的形式，对西方两大法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中世纪阶段。这个时期是基督教神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基督教神学家在构建整个神学体系的时候，提出了神学主义法律观。主要以教父哲学时期的奥古斯丁和经院哲学时期的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他们对基督教神学的阐述和改造，使得一些对人类历史影响重大的法律原则得以确立。
（3）资产阶级革命阶段。按时间划分为十七、十八世纪，这个时期的思想家力图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桎梏，提出资产阶级的建国主张，法律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斗争武器和治国方式其重要性得到空前强调。主要是以荷兰的格老秀斯、斯宾诺莎，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为代表古典自然法学派和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理法学派，提出了人民主权、社会契约、三权分离、天赋人权等重要法律原则和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核心价值，其基本主张深入人心，成为西方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石，直到现在仍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4）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按西方法律思想的发展特点，主要是十九世纪。这个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建立起相对稳固的统治秩序和法律制度，自由资本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立。以英国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法学、以奥斯丁为代表的分析法学派主张和以德国萨维尼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主张将“应然法”和“实在法”分开，法学的研究范围应从“应然的法律”转向“实然的法律”，分析实在法的概念、原则、规则、结构等要素，宗旨在于使现有的法律系统化、协调化、严密化，不断完善法律体系。
（5）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主要是二十世纪以来的各种法学思潮，这个时期越来越呈现多元化发展的特点。随着西方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本位观念增强，社会整体利益得到重视，以及十九世纪西方社会学、实证主义思潮的传播，法律研究的核心转向法律的实际社会效果和作用，诞生了以法国狄骥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美国庞德社会学法学、福克兰现实主义法学为代表的社会法学派，并成为二十世纪法学的主流。由于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吸引着人们将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法学领域，致力于法学“科学化”，产生了以凯尔森纯粹法学、哈特新分析法学为代表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带来的危害，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西方法律的价值基础，人权和正义问题引起思想家的重新审视和论证，诞生了以法国马里旦、美国富勒、罗尔斯和德沃金为代表的新自然法学派。

㈦ 西方现代法治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西方法治体系带有浓重的西方文化色彩，是鲜明的个人主义，而中国的文化核回心是群体主义。随着经答济全球化中国在关系经济方面的法律将会和国际接轨，将会和西方法治接近，但是关系到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民生问题将会遵循中国的文化，不会效仿西方

㈧ 中国法治现状如何.

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解决"人治"问题上采取了各种措施，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还很不完善，人治和人治思想依然有它的市场，人治是中国经济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经济现代化要求必须实行法治，彻底摒弃人治。法治是近代大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近代西方的法治，推动了西方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自由竞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明确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责、权、利关系；必须实行商品的等价交换，保护企业之间的竞争；必须提高工作效率和商品信誉；必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由人民自己管理国家、经济、企业、社会……所有这些，都必须实行法治，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所要求的。
人治与法治，并不是简单的领导制度的区别，而是判断一个民族是否加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应当指出，我们至今对人治的危害、法治的意义的认识都还不够全面深刻，这也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法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和谐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和谐社会要求有秩序，要求稳定，要求公平和正义，因此和谐社会首先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众所周知，所谓法治社会，就是社会公民和社会组织把宪法和法律作为行为规范。其基本特征是立法必公、执法必严。所谓“公”，就是公平正义，大多数公民赞成；所谓“严”，就是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仅仅做到这两点，社会就会太平、就会和谐了吗？
秦朝推行商秧和韩非的法家思想，推行严刑峻法，当官的都是酷吏，执法严格，可谓“法治”社会了。但秦不行王道而行霸道，不遵周公所制的“周礼”，民不知礼、义、廉、耻、信，人无伦常，盗贼丛生，官府一味地镇压，最终区区几十年秦就亡了，没有建成太平盛世、和谐社会。
乱世用重典是句屁话，没听说过人心是可以杀服的。清朝初年，康熙帝从元朝短命的教训中悟出人心不可以杀服，积极学习汉族文化，尊崇孔、孟，祭祀明太祖陵，重用汉族贤达，用礼、义、廉、耻、信教化万民，才收服了人心，出现了唯一一个异族统治下的太平盛世――康乾盛世。
所以，法治社会建设与社会文明建设必须同步推进，推行法治要有推行法治的社会土壤―――社会民众推崇平等、自由、博爱的普世价值观，礼、义、廉、耻、诚信等中国特色的贵族精神占主流，大部分人积极追求真、善、美，自觉抵制假、丑、恶。
不信请看，南京“彭宇案”中，法官说：从常理看，如果彭宇没有撞倒徐老太太，他就不会主动扶起徐老太太并送到医院治疗，彭宇这样做了，就一定是他撞倒了徐老太太。在这样的“常理”下，彭宇杯具了，美好的雷锋精神也寿终正寝了。
可以看出，要建成真正的法治社会，还任重而道远。

㈨ 国外法治与国内法治的异同

法治是历史久远的话题，针对的主要是人治。其核心观点是，个人会有情感，有偏好，不确定；领导人交替，可能改变规则和政策，引发政治不稳定。但现代西方社会强调法治不仅如此，还因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引发的一系列条件。马克思在一系列著作中曾对资本主义法治理念有过比较初步但很深入的分析：法治属于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是由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及其他社会条件决定的；与之相伴的法治观点并非一种抽象的理论、普遍的真理，而是对西方近现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回应，是对西方国家的法治实践一种理论总结，同时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展。
在封建的欧洲，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生产方式，各个封建邦国的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极不统一。这种"各自为阵"的小型社会秩序和法律无法满足商品交换对更大范围内的统一市场的要求，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障碍。新兴的资产阶级要实现其经济利益和政治理想，必须消灭封建主义地方秩序，在更大区域内形成统一的国家，并形成不矛盾的、明确的和普遍适用的规则体系。由此产生的法治的理念，隐含的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的公平效率等等理念。
促成西方法治理念的另一个要素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和确立，表现为主权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身发展要求在更大范围内形成统一规则体系，但这种变化会遭遇封建势力的抵抗；为促进资本主义发展，要在一定的疆域内确认统一的法律，并保证规则有效贯彻执行，这就一定要求一个对社会更具有控制和管理能力的国家。由此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民族国家。与基于传统和"君权神授"的封建国家不同，民族国家强调政治共同体，强调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强调由国家制定和颁布统一的规则，强调国家为保证规则执行所必需的暴力的合法垄断。由此也就产生了主权至上、法律至上、依法治国的理念。
在英美，法治更多是借助普通法的渐进传统逐步完成了法治的基本统一；而在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则更多是通过国家的政治统一以法典方式促成了法治的统一。这两大法系国家的法治思想的具体表述和核心关注也有所差别。不仅有地域的差别，还有因时代变化引发了不同的问题，因此形成的相关法治观念和法制观念之表达也不同。例如，最早的17世纪的英国的资产阶级法学家大致提出了近代法治的"主权至上"、"个人权利"以及"权力制约"这三个要素。强调主权至上是鉴于英国内战时期的惨痛经验；霍布斯认为，只有最高公共权力的建立或存在，才可能有每个人的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基本的和平与安全，因此主权应当是绝对的，对主权的制约与分割都将导致主权的被架空与和平的丧失。但霍布斯并不是倡导专制主义，事实上他认为国家的权力来自个体的人，人是为了获得和平而通过契约建立了国家，这一理论否定"君权神授"，同时也奠定了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思想。霍布斯强调的是单一的"生命权"，洛克则将公民的个人权利扩展至"生命、自由与财产"的权利，认为国家必须保护这三项基本权利。而为了保证公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当时是王权），洛克还提出了"以权利约束权力"以及"权力分立"的主张；但他把司法权归在行政权之下。
英国的法治思想直接影响了美国革命和美国的法治理念。在美国革命和建国过程中，美国政治家思想家除了强调基于个人自由和平等的民主政治（这与美国的移民社会直接相关），更是将洛克的分权思想付诸政治实践。分权有两个方面，一是针对美国的政治现实（13个殖民地）创造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联邦制，二是在政府层面则强调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分权。但分权也是有限度的，联邦分权不允许分裂国家（包括后来的南北战争），确立了联邦至上（主权至上），保证了美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统一；同时又借助联邦至上原则努力促进全国经济的整合，为统一的市场经济创造了条件，支持了国家的政治统一。而三权分立则是为了权力的相互制衡，但这一制度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采纳。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治学说的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鸠和卢梭。孟德斯鸠在法治的最主要发展是，基于对英国经验的错误理解，提出三权分立理论，把司法权独立出来；这一思想在美国得以实践。卢梭的法治思想与孟德斯鸠相反，他强调人民主权，强调法律是人民"公意"的体现，强调主权对公共利益的表达和维护；卢梭强调，法治的目的在于自由，但他的自由并不是消极的，而是任何公民都不能拒绝的；为实现真正的法治，卢梭甚至认为，应当强迫那些拒不服从公意的人服从公意，也就是要"迫使他们自由"。
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较晚。19世纪末，才通过铁血政策完成了德国的统一，进而完成了法治的统一。德国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民族精神"，强调法治要在本国文化基础上回应本国需要；另一个思想是"法治国"，特别强调国家为公民提供福利性权利，在制度安排上则强调行政权力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可预测性，强调严格执法。20世纪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不断发生，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社会的治理与调控。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福利国家与法律社会化成为20世纪上半期的主流社会思潮，劳工法和各种社会福利保障的法律发展起来了。到20世纪下半叶，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扩张，以及同社会主义制度的竞争，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更强调法律的同等保护、正当程序以及普遍人权。特别是后者，这已不仅是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扩张（特别是全球化）的制度要求，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同其他制度竞争的重要意识形态武器，是把西方文化普世化的一种战略性努力。

尽管不同时、空以及不同理论学派之间有众多差异，但可以对资本主义法治思想做一些最粗略的概括：
1、努力维系国家主权和法治统一。
2、保障公民权利和人权。
3、权力的分立制衡。
西方法治的核心观点体现了人类近代以来为在世俗社会的基础上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保证本国社会和平和安定，推进本国资本主义发展和国际竞争而进行的探索与思考，凝结了西方各国政治法律实践的一般经验。
鉴于现、当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处于这一历史进程，这些经验也为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鉴与汲取的思想和制度资源。
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内容与价值仍然回应了当时当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的需要，它反映了资产阶级法律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本国问题的理论思考，不仅具有阶级的局限，而且有强烈的时代以及地域（本国）的印记。就根本而言，资本主义法治思想最初回应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新的社会秩序的重建问题，是为建立本国的统一市场、维护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秩序服务的。其最终关心的是本国的、特别是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努力以国家政治法律力量来推动本国在国际经济争夺和竞争中的优势。从政治上看，它首先关心本国的稳定和有效统治，充分利用法律调控来缓和国内各阶级、阶层、种族和民族之间的矛盾；对外，资本主义法治及其理念在历史上曾经与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霸权主义相联系，与本国的战略利益保持和扩张相联系。即使其法治理念以普遍方式表达，抽象的代表了全人类的理想，但就这些思想之发生就针对的是本国问题，在其近代的传播中，也往往会服从本国长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和战略，并构成了本国国际竞争力之一。特别是到20世纪中期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扩张逐渐由商品输出和武力征服转向了资本输出与意识形态产品输出，"法治"与"民主"、"人权"等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一起，成为了资本主义全球战略，维系近现代以来西方主导世界格局、防止其他大国崛起的政治措施和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之一。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在当代中国政治和法治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是对中国法治建设的经验教训的一个初步总结。。
第一是当代中国。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时、空规定。大国，人口多，底子薄，多民族，发展中国家，而且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而且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不仅是经济的、政治的，而且有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所有这些特点，是中国法治发展一个根本的物质性条件，既是制约，也是促成。中国法治回答的不是某抽象国家的问题，也不是回答某西方国家的问题，它必须回答的是中国问题。其根本出发点必定也必须是中国国情。
第二是社会主义。这是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政治性规定。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的道路，是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空间和地域内建立起植根于并超越传统中华文明、符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法治，必须凝聚中国社会的高度共识，而不是在中国简单移植一种符合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理念或模式的法治。中国法治必须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相兼容，支撑并受制于这一制度。如果脱离了这个根本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即使理论上头头是道，或在西方曾行之有效，也未必有助于中国的当代和长远社会发展的要求。
第三是法治实践。这是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实践性规定。尽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然会而且要借鉴西方法治思想，但法治理念不可能仅仅附着于抽象的理论思考，而必须基于中国的法治实践，必须总结中国法治实践的经验教训。
依法治国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新中国成立之初建立的是计划经济体制，需要法律，但计划是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体制，一定需要有与之相匹配、能够更有效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上层建筑。市场经济要求相对统一的规则，令市场交易主体对于未来有相对稳定的预期，这些都需要依靠法治。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创建比较完善的统一市场，需要打破区域间的分割和封锁，这都要求依法治国和法治统一。
依法治国也是中国基本国情的要求。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还不很平衡；这使中国与英国、法国、德国这些相对来说疆域较小的国家有重要区别。要在当代国际环境下有效治理这样一个大国，必须稳定保持中央的高度政治权威，保障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同时还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地回答和解决地方性问题。法治不仅可以保证基本规则和政策的稳定性，而且有助于制度化中央的权威以及与地方的关系。不仅使问题处理不再依赖于当代人智慧，而且可以借助制度凝结的前代人智慧，并通过各层级之间以及同一层级的各国家机构的有效分工合作得以实现，从而保证了效率和公正。
坚持依法治国也是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决定的。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变革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经过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华民族从革命转入了建设时期。革命时期不可能通过常规化的制度来处理问题，往往必须更多依赖个人智慧在各地独立判断和处理问题。建设时期，社会需要也渐渐趋于稳定，社会呈现的问题尽管新颖却更多是常规性问题，因此可能通过相对统一规则和程序保证同类型的问题都得到类似处理。由于面对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全新的事业缺乏经验，未能及时地根据社会变迁加强法治建设，中国社会曾为此付出了重大代价。错误的根源之一，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随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清醒冷静地转向执政党，与时俱进，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依法治国最终被确立为治国的基本方略。
借鉴中华传统文明和西方法治的经验，基于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诸多转型，中国的法治不仅一定要反映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和核心道德，并且要努力通过包括司法在内的法治实践逐步凝聚中国社会在一些根本价值问题上的共识。必须注意，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尽管都说公平正义，但许多具体的理解会有某些差别。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人们相对会更强调抽象平等，更多诉诸司法解决纠纷；在熟人社会，则会更强调实质公平，人们会更倾向以保持面子的方式解决。因此，如一味强调正式司法，即使从正式规定上看似公平的判决，也许不能为某些民众所接受；公平正义因此隐含了合情合理的维度。在更强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社会中，一般认为，言行只要不影响他人就不视为问题，但在更强调社区和社会价值的社会中，却仍可能引发冲突。因此，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公平正义虽不拒绝参考但并不可能等同于抽象自由主义的公平正义，而必须在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的基础上兼顾与依法治国并不必然对立的某些传统的、民族的乃至地方的价值和习俗。对法治的公平正义的理解是要注意中国社会和文化背景的。

㈩ 西方现代法治的特点

其一，强调依法统治，把法治作为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主要方法，主张一切个人或机构都处在法律之下或之内，受事先制定的法律规则的统治和约束。为确保所有机构和个人受法律约束，形式法治主张者强调政府分权制衡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在不存在任何凌驾于社会之上不受制约的个人或机构的条件下，作为规则统治的法律至上地位才能确立，从而法治才能存在。

其二，强调法律自治，即法律与道德和宗教等相分离。在法律实证主义者那里，法律的合法性来自国家，其极端形式是把法律视为“主权者的命令”。这种主张会导致“恶法亦法”的结果。某些自然法学派的学者，诸如富勒与芬尼斯等，虽然主张法与道德密不可分，但是，他们的法治原则却排除实体价值，保持形式化的特性。

其三，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形式的平等，反对旨在追求结果平等或限制实际不平等的措施。

其四，坚持法律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反对特别法律，认为无论是维护特权的立法还是给予某些特殊社会群体如弱势群体特别关照或救助，都是对法治的破坏。

其五，主张司法独立，注重程序要件，认为司法过程中的政策导向或脱离规定的衡平，都与民主分权原则相背离，都是对法治的破坏。因此，在司法中，强调形式公正或程序公正，反对掺入具有价值意向的道义原则等。

其六，维护个人自由，坚持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区分，维护作为私域的空间，以使个人不受政府、团体或他人的非法干预。显然，形式法治侧重保护消极自由，至少反对忽略考虑行使自由所需的必要条件。

其七，主张法律的稳定性，反对朝令夕改。坚持法律的公开性和明确性，反对以秘密法律不教而诛，反对制定模棱两可的法律并随意解释。

形式法治是西方现代法治的基本形态，它在现代社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