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新命

❶ 法治的构成要件

法治的实体要件

法治的实体要件，是国家在建设法治国家过程中应该尊崇的基本制度。我们可以用制度构建的四个原则予以说明。

第一个原则，是一切公共权力都来源于法律，并且最终都受制于法律，没有法律授权的公共权力不得行使。这是法治国家最基本的要求。这个制度原则，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法治政府——英国提供给世界的宝贵经验。英国的法治是从剥夺王权开始的，王权最终被法律全部剥夺了，甚至它的王位继承也需要按法律来进行的时候，王权就变成了一个社会象征，就变成了一个国家的符号。

当年，约翰国王带兵打仗失败了，贵族们于是开会拒绝国王回国。国王不得不寻求妥协，满足贵族的要求，以达到回国的目的。贵族们开出了一系列条件。比如有这样的条件，“如果你今后要对我们增加赋税，必须通过由我们组成的评议会的允许”，“你要我们服兵役，也必须经过我们评议会的同意”，“通过依法审判，才能剥夺我们的财产，限制我们的自由”，这个评议会就是英国议会的起源，也是世界议会的起源。今天，所有国家在向公民增加义务的时候应当经过议会，已经成为一条宪法原则。国王答应的这些条款概括起来被称作“自由大宪章”。在这个大宪章产生之前，总是法律服从国王；这个大宪章签订以后，人类第一次看到国王开始服从法律。它给人们提供的经验是，法治开始于对公共权力的限制，什么时候法律把公共权力束缚住了，什么时候法治就基本实现了，只要还有一个公共权力不受限制，可以超过法律，这个地方便没有法治。

第二个原则，国家责任的不可逃避。古典的法治理论，总以行政权为防范对象，其实，立法权和司法权同样可能侵害公民的权利。因此，任何公共权力的行使都要附带责任，这个责任最终都要转化为法律上的责任。只要启动了权力，就应预设责任于其行使之后，以避免伤害人权。

第三个原则，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我把它概括为“法治的真谛是人权”。这是实体法治和形式法治之间的本质区别。形式法治只是表面上的依法办事、依法行政，实体法治则是依法办事、依法行政，最终保障人权。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法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经验，就是把人的权利宣告出来。宣告公民权利的意义在于，每宣告公民一项权利，就给国家权力划了一个界限，所以宣告权利不是可有可无的。

2004年我国宪法修改的时候，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关于尊重和保障的含义，我认为，尊重对应的是公民自由，在公民自由这个领域里，要求国家尽最大的努力来约束自己不要侵入到公民的自由生活当中，让公民最大限度地实现自由，法不禁止即是自由，所以简称为国家在这个领域里要不作为，一旦作为就是侵权。在这个领域，国家越是抑制自己，公民实现自由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就叫尊重。

保障正好相反，它不是要求国家权力自我抑制，而是要求国家权力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为公民权利的实现去创造条件，所以这个领域对应的是公民的权利，每一个权利的实现都需要国家去提供条件，没有条件要创造条件，要提供保障。比如说社会权、劳动权、就业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等，这些权利的实现依赖于公权力的保障和积极作为。我们可以从我国义务教育法的修订看到这一原则的影子。从过去的全民办义务教育，到今天由国家来办义务教育，从过去的收费的义务教育，到全部由国家财政支出的义务教育，都可以看到国家义务的变化。受教育权就是需要国家提供保障，这就叫保障人权。

第四个原则，公民义务的法定化。这也被称作“公民法外无义务”。就是说，公民只履行法律以内的义务，任何对公民施加的法律以外的义务，公民都有权拒绝。大家常讲的社会“三乱”——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其实质就是要求公民履行法律规定之外的义务。中国还有一个有趣的“袖标”现象，除了戴黑袖标的，戴个其他颜色的袖标到街上都可以罚款，袖标的后边其实隐藏着一个公共权力。这实际上就是让公民履行法律以外的义务，属于变相剥夺群众的财产权，是法治国家所反对的。

上述四个基本制度原则，前两个是约束公权，后两个就是保障私权，这就是法治国家的实体制度要件。

法治的形式要件

法治的形式要件，指的是法治实体要件的表现方式，即实现实体要件的技术条件。仅有理想的法治实体内容，而缺乏适合于它的形式，法治仍是不完整的。实体要件与形式要件的统一，才有良好的法治。

第一，要保障国家法制的统一性。

这一项实际上是对立法提出来的要求，法律的内部不能有冲突，立法的科学化、立法的一体化、立法的价值化都要在这里得到体现。这就要求下位的法必须服从上位的法，法规以外的东西要服从法规。比如，部门的规章要服从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要服从法律，法律要服从全国人大制订的基本法，行政法规法律和基本法最终都服从宪法，形成这样一个效力体系，这是一个在立法上的形式要件。

第二，要有一支懂法、守法、并且对法律形成信仰的公务员队伍。

执法者一定要懂法，养成对法律的信仰，执法者如果不懂法，就如同盲人上路，别人危险，自己也危险。我国制定的《公务员法》，有这样一条，当公务员认为上级的决定和命令有违法律时，可以要求上级纠正，这就是现在媒体炒作的下级可以对上级说“不”。这是媒体上的一个说法，是不准确的。这个条款的准确含义，是下级公务员对上级公务员不符合法律的决定和命令可以要求上级收回，而不是说“不”。这是法律赋予下级公务员的批评权、建议权。如果上级公务员不收回，那么执行了以后，由上级公务员承担法律后果，这便赋予了下级公务员一个免责权。所以，这里是两项权利，一项是建议权，另一项是免责权。下面一个条款更重要，明显违背法律的决定和命令，执行之后不得免责。也就是说，下级公务员要求上级公务员收回明显违背法律的决定和命令，但是上级没有收回还是要求下级执行，此时，如果下级公务员执行的话，他就要和上级一起负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种权利，我把这种权利叫做抗命权，其实质就是法律允许公务员对严重违背法律的决定和命令进行抗命。所以，在解释这个条款的时候，我的理解是，下级服从上级是公务员的基本义务，但是所有的公务员都向法律负责是公务员首要的义务。

第三，要有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赋予法院以解决社会纠纷和矛盾的权威地位。

法学家们常常把国家权力析分为司法权、行政权和立法权。这三个权力的区别在哪里?我认为，立法权是一个议决式的权力，它一定是集体行使的并且是定期而行的；而行政权追求高度统一，是用命令和服从的方式而展示出来的以效率为特征的权力。与这两种权力相比，司法权有自己的特性。具体来说：第一个特性，是被动性。司法权是被动行使的权利。在这一点上行政权和司法权正好相反，行政权一定要主动行使，行政权一旦被动的话，行政领域就可能被别人侵害；但是司法权不允许主动行使。因此，所谓的“上门服务”、“提前介入”等等，都有悖于司法权的性质，都是司法权滥用的表现。第二个特性，是程序性。司法权是最严格的程序主义的权利，程序是司法的生命，没有程序便没有司法。这一点又可以把司法权和行政权区别开来，尽管我们在一些领域里要求行政权有程序，但是更多的是要求行政权的自由裁量。司法权不允许在程序之外用法，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逻辑起点，没有程序便没有司法公正。程序公正有一系列的体现，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法官要“给予当事人同等的关注”，这是一条程序公正的原则，如果法官不能给予当事人同等的关注，当事人就感觉失掉了公正。第三个特性，是中立性。行政权要始终代表着公共利益，要始终代表群体利益，代表社会利益。司法权则是中立性的权力，它不能站在一个利益的立场上去代表谁，它必须是中立的。它要中立于两个当事人之间，甚至它要中立于政府和公民之间。所以我说，研究政治学的意义在于改善对公共利益的管理，研究经济学的意义在于改善对成本的管理，研究管理学的意义在于改善对效率和统一性的管理，研究法学的意义则在于改善对正义的管理，正义就是体现在它的中立上。法官与诉讼双方的关系就像一个等腰三角形，司法权是顶角，两个当事人是两个底角，法官与两个当事人之间的距离必须相等。等距，才能表明司法的公正性。第四个特性，司法权是只接受监督而不接受指挥和命令的权力。这一点它和行政权正好区别，行政权是不能自给自足的，它一定有一个指挥和命令它的权力存在。但是司法权是可以自给自足的，在司法权的面前，所有的法官都是平等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上级，就是法律。所以，基层法院的判决和最高法院的判决在法律的效力上是完全平等的。因为他们背后的法律是同一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法官无上级。所以，对司法权要加强监督，但是要避免对司法权的指挥和命令。最后一个，司法权是终极性的权力。行政权的判断不是终极判断，只有当这个判断最后到达司法权面前并得到司法权的支持时，这个判断才可以称作终极判断，所以，司法的判断是国家的终极判断。

❷ 法治的名言警句中国

1、法律的力量应当跟复随制着公民，就象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
2、没有事先公布的法律就没有刑罚。
3、宪法是一个无穷尽的、一个国家的世代人都参与对话的流动的话语。
4、无论何人，如为他人制定法律，应将同一法律应用于自己身上。
5、即使判决并没有准确的判定过去发生的事实真相，争端各方只要确信他们受到了公正的对待，他们也会自愿接受法院的裁判结果。
6、真想解除一国的内忧应该依靠良好的立法，不能依靠偶然的机会。
7、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
8、法不禁止即自由。
9、让我们维护公平，那么我们将会得到更多的自由。
10、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是距离法治最为遥远的一种，甚至与欧洲形成了两极相对的反差。
11、有理智的人在一般法律体系中生活比在无拘无束的孤独中更为自由。

❸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的说明的几个问题

第一，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具体讲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这3个方面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规定和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制度属性和前进方向。
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全会决定围绕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提出“三统一”、“四善于”，并作出了系统部署。
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确立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对这一点，要理直气壮讲、大张旗鼓讲。要向干部群众讲清楚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做到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第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这个总目标作出了阐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提出这个总目标，既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性质和方向，又突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和总抓手。一是向国内外鲜明宣示我们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在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问题上，必须向全社会释放正确而明确的信号，指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正确方向，统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认识和行动。二是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抓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很多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有一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这个总抓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依法治国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总抓手来谋划、来推进。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在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框架内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各项工作，有利于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深化改革。
第三，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法治权威能不能树立起来，首先要看宪法有没有权威。必须把宣传和树立宪法权威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事项抓紧抓好，切实在宪法实施和监督上下功夫。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实施宪法要求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这次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将每年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
全会决定提出建立宪法宣誓制度。这是世界上大多数有成文宪法的国家所采取的一种制度。在142个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中，规定相关国家公职人员必须宣誓拥护或效忠宪法的有97个。关于宪法宣誓的主体、内容、程序，各国做法不尽相同，一般都在有关人员开始履行职务之前或就职时举行宣誓。全会决定规定，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这样做，有利于彰显宪法权威，增强公职人员宪法观念，激励公职人员忠于和维护宪法，也有利于在全社会增强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
第四，完善立法体制。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成就。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立法工作也永无止境，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任务依然很重。
我们在立法领域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比如，立法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有的法律法规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不够，解决实际问题有效性不足，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效率需要进一步提高。还有就是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有的立法实际上成了一种利益博弈，不是久拖不决，就是制定的法律法规不大管用，一些地方利用法规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对全国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造成障碍，损害国家法治统一。
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提高立法质量的根本途径。科学立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民主立法的核心在于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完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机制，创新公众参与立法方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全会决定提出，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一是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建立由全国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参与起草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重要法律草案制度；增加有法治实践经验的专职常委比例；依法建立健全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立法专家顾问制度。二是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制度建设，完善行政法规、规章制定程序，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立法机制；重要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由政府法制机构组织起草；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由决策机关引入第三方评估，不能久拖不决。三是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
需要明确的是，在我们国家，法律是对全体公民的要求，党内法规制度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而且很多地方比法律的要求更严格。我们党是先锋队，对党员的要求应该更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
第五，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束之高阁，或者实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应该是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
政府是执法主体，对执法领域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权压法、权钱交易、徇私枉法等突出问题，老百姓深恶痛绝，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会决定提出，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全会决定提出了一些重要措施。一是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规定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二是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三是推进综合执法，理顺城管执法体制，完善执法程序，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四是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对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国有资产监管、政府投资、政府采购、公共资源转让、公共工程建设等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五是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重点推进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这些措施都有很强的针对性，也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一脉相承，对法治政府建设十分紧要。
第六，提高司法公信力。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曾经引用过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段话，他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这其中的道理是深刻的。如果司法这道防线缺乏公信力，社会公正就会受到普遍质疑，社会和谐稳定就难以保障。因此，全会决定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
当前，司法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问题十分突出，一些司法人员作风不正、办案不廉，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吃了原告吃被告”，等等。司法不公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司法体制不完善、司法职权配置和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不健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司法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司法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正在有序推进。这次全会决定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基础上对保障司法公正作出了更深入的部署。比如，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全会决定规定，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健全行政机关依法出庭应诉、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并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等等。为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全会决定提出，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统一刑罚执行体制；探索实行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检察权相分离；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等等。为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全会决定提出，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扩大参审范围；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等等。全会决定还就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和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提出了重要改革措施。
第七，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近年来，随着社会矛盾增多，全国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尤其是大量案件涌入最高人民法院，导致审判接访压力增大，息诉罢访难度增加，不利于最高人民法院发挥监督指导全国法院工作职能，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不利于方便当事人诉讼。
全会决定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这样做，有利于审判机关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当事人诉讼，有利于最高人民法院本部集中精力制定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释、审理对统一法律适用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案件。
第八，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行政诉讼出现，跨行政区划乃至跨境案件越来越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导致法院所在地有关部门和领导越来越关注案件处理，甚至利用职权和关系插手案件处理，造成相关诉讼出现“主客场”现象，不利于平等保护外地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法院独立审判、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维护法律公正实施。
全会决定提出，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这有利于排除对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的干扰、保障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有利于构建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诉讼格局。
第九，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现在，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主要是依法查办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涉嫌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范围相对比较窄。而实际情况是，行政违法行为构成刑事犯罪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乱作为、不作为。如果对这类违法行为置之不理、任其发展，一方面不可能根本扭转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行政乱象，另一方面可能使一些苗头性问题演变为刑事犯罪。全会决定提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作出这项规定，目的就是要使检察机关对在执法办案中发现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及时提出建议并督促其纠正。这项改革可以从建立督促起诉制度、完善检察建议工作机制等入手。
在现实生活中，对一些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侵害或者有侵害危险的案件，如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由于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使其没有也无法提起公益诉讼，导致违法行政行为缺乏有效司法监督，不利于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加强对公共利益的保护。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有利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行政诉讼制度，也有利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第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审判特别是庭审的作用，是确保案件处理质量和司法公正的重要环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必须坚持。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办案人员对法庭审判重视不够，常常出现一些关键证据没有收集或者没有依法收集，进入庭审的案件没有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要求，使审判无法顺利进行。
全会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的是促使办案人员树立办案必须经得起法律检验的理念，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检验，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项改革有利于促使办案人员增强责任意识，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错案产生。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制定好这次全会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家要深刻领会中央精神，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全面理解和正确对待全会决定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深刻领会有关改革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自觉支持改革、拥护改革。在讨论中，希望大家相互启发、相互切磋，既提出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完善全会决定提出的思路和方案，又加深理解，以利于会后传达贯彻。让我们共同努力，把这次全会开好。

❹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治的生命线是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内家治理体系和治容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❺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法治生命线是什么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法治生命线是：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这就把司法公正提升到了一个全新高度。

公正是司法的生命线，必须把提高审判质量作为确保司法公正的着力点，严肃认真对待每一起案件，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把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法律关，重视发挥二审、再审和信访的纠错功能，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预防错案，努力使每一起案件的审判都经得起法律、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要加强审判流程管理，严格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条件，健全案件繁简分流和速裁工作机制，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大力推行庭前调解、繁简分流、小额速裁等制度措施，加强对诉讼和执行中止的监管，减轻当事人诉累，切实解决少数诉讼案件久拖不决、久拖不执、久执不结的问题。

(5)法治新命扩展阅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并按照法律理性化和程序化的内在逻辑，以司法权的合理配置为目标，提出了一系列司法改革的具体内容，实际上就是对西方法治传统中有益要素的积极吸收。

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律应该具有定纷止争的功能，司法审判应该具有终局性的作用，如果司法不公、人心不服，这些功能就难以实现。

司法机关要紧紧围绕司法公正这一目标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一起案件，坚决防止和依法纠正冤假错案，维护司法权威。

❻ 依法治国新蓝图五个“坚持”是什么

1.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根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第一基础，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不负众望，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证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进步，中国强大，中国富强的保障，这也是形成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强国的关键。依法治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法治强国的目标。
2.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依法治国为人民，人民需要依法治国，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依法治国就是最大的保障人民权益。人民主体地位体现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面守法的全过程，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等方面，依法治国为人人，人人参与依法治国的氛围必然形成，全会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这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坚守，也是人民主体地位的必然体现。
3.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全会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保证法律神圣、威严、尊严的唯一秘诀。这次全会提出了诸多改革举措，比如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等等，就是为了保证司法独立，取缔权力的干预，就是为了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具体折射。
4.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法治是用震慑与惩罚疏导社会，是立规矩，树标准，通道路；德治是用思想与情感疏导社会，是熏陶，是感染，是春风化雨，是潜移默化。两者是全面深化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两大支柱。法治启迪德治，德治促进法治，两者相辅相成。
5.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也是建设法治强国的关键，只有求务实，才能获得真发展，研究公报全文的内容，无不体现了务实，是对昨天良好做法的继承，是对昨天问题做法的抛弃，是对中国现实需求的创新，是对中国未来方向的探索，做好中国的事情就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求实才能有真效，真进步，真强大。昨天，我们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建设道路，今天，我们同样需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出有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

❼ 法治和人治，法治和法制的区别

法制、法治以及人治是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

首先，从约定俗成的意义上说，法制和法治两个概念的用法历来不同。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它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其他各种制度而言的。

法治则是与人治相对的一个概念：主张法治意味着否定人治，赞成人治则意味着反对法治。

法治和人治被人们在对立的意义上加以使用，在中外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思想家政治家如孙中山等也倡导以民主政治和法治取代封建专制政治和人治，并有精辟论述。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历任领导人中，也同样是在与人治相对的意义上运用法治一词。

其次，法制与法治两个概念的内涵不同。法制的基本内涵是指法律以及与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相关的各种制度（如立法制度、司法制度等）。法治的基本内涵是与人治不同甚至对立的一种治国理论和治国方略或原则。作为一种治国理论，法治和人治探讨的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关键问题。“法治论”认为，关键在于要有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并予以充分实施；“人治论”则相反，认为关键在于国家领导人是不是贤明，“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主张法制并不意味着否定领导人可以发挥巨大作用，而是认为领导人贤明与否不应成为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所在。作为一种治国原则，“法治论”主张法律应有极大甚至无上的权威，不能听任个人和组织的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人治论”则相反，它主张或默认组织和个人的权威高于法律的权威，权大于法。

再次，虽然法治与法制具有内在联系，即实行法治必须要有法制。但我们不能说有了法制就必定有法治。从人类的政治法律实践看，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法制，但却不一定是在实行法治，如当年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和蒋介石统治的中国也有法制，但都不是在实行法治。

最后，即使在动态意义上理解“法制”，也与现代意义的“法治”相去甚远。“法制”的动态含义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简单地说就是有法可依，依法办事。对此，我们可以提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有什么法？“恶法"还是“良法”？二是如何才能保证做到“依法”？“依法”的程度如何？显然，这些都是动态意义上的“法制”概念所不曾也无法回答的。与此不同，现代“法治”与民主政治密切相关，它不局限于形式或逻辑意义上考虑问题，不单纯以“有法”、法律完备为满足，还要求在价值层面上考虑法律的好坏，而且，作为现代“法治”的一个鲜明特征，它还强调《宪法》和法律应该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因此，现代“法治”要求在法律制定和实施的各个环节上贯彻民主原则，实行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和互相制约，严格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体现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

❽ 法制/法治

题目的空应填：法制，这里强调“制度”的建设问题，而“法治”中的“治”则有治理和管理之意。

一、法制的概念

（一）法制的含义
法制一词古已有之,但含义、用法不一。通常有两种意义上的理解和作用：

第一，把法制同法律、制度联系起来。对这种意义上的法制又有两种理解和使用方式。

（1）指国家的法律和制度简称。我国古代典籍中的法制一词多指此义。董必武亦说：“我们望文思义，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就是法制。”

（2）指国家的法律制度的简称，包括国家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诸方面的制度。这两种意义上所说的制度有所不同，一指国家依法制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方面的制度，一指法律规定的国家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制度。

同法律、制度相联的法制，其前提和基本要求、基本内容，是要制定一定的法律和制度。有法律和制度的国家都有这种法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都有法律和制度，因而都有这种法制。对这种法制的作用，有不同说法。我国古代典籍一般认为法制有禁奸、止邪、去私、明分、罚罪的作用。社会主义法制也有这种作用，但本质不同。社会主义法制所“禁”、“止”、“去”的，是损害国家、集体、他人合法利益的“奸”、“邪”、“私”；所“明分”的，是法律确立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社会关系；所“罚罪”的，是违反社会主义法律构成犯罪依法应受处罚的行为。
第二，把法制同民主制联系起来。这种法制指掌握政权阶级按照民主原则把国家管理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依法进行国家管理的一种方式、制度。历史上各种类型的国家都有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法律和制度，但并不都有法制，只有实行民主制的国家才有法制。因为这种法制是以民主制为前提和基础的，同时又体现民主，保障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这种法制的基本要求和内容，不仅在于制定一定的法律和制度，而且更在于严格实施法律、遵守制度。在实行这种法制的国家，所有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职人员和公民，都必须严格地执行法律，平等地遵守法律和制度。同民主制相关联的法制是近代意义上的法制，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般不存在这种法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在形式上存在，在社会主义社会才可能真正存在这种法制。以民主制为前提和基础的法制，一般都要求贯彻合法原则，即一切组织和个人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贯彻平等原则，即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贯彻统一原则，即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嫠制度。但这些原则在资本主义法制中往往不可能贯彻到底，只有在社会主义法制中才可能贯彻到底。

不论哪一种意义上的法制，或哪一种历史类型的法制，其共同本质、根本 作用和特征都在于：

（1）反映一定社会中掌握政权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规定和维护对掌握政权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2）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又转过来对经济基础起重要作用。当这一基础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时，可以有力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当这一基础本身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时，就会阻碍以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社会进步。

（3）由一定的政权制定，并以政权作后盾保证实现，具有政权的强制性和效力的普遍性。

（二）社会主义法制
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的简称，内容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诸方面的法律制度。其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有法可依指国家应高度重视和加强立法工作，根据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适时地逐步地制定完备的法律制度，使需要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都得到法律调整，使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各重要方面都有法律制度可以遵循。不重视立法，各方面无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无从谈起，因此，有法可依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首要任务。

有法必依指一切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公职人员和公民 ，都必须严格执行和遵守法律制度，依法办事。有法不依，法再好再完备也不行。同时，有法可依的目的是实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也是有法必依的逻辑结果。只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严格执行和遵守法律，切实依法办事，才能实现立法目的，发挥法的作用。从我国近些年来的法制实践看，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不依法办事的现象还相当普遍，理论和实践都表明，有法必依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中心环节，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关键。

执法必严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一要严格遵守法律制度，切实依照法律规定的内容、精神和程序办事；二是执法严明，一丝不苟，忠于事实真象和法律制度，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权；三要严肃、正确理解和运用法律，在刑事案件中，正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轻罪与重罪的界限。不能把执法必严理解为对任何违法犯罪分子的处理都必须从严，也不能把执法必严和严刑峻罚相混淆。执法必严，才能确立和维护法制的尊严和权威，保证法律制度得以实现。因此，执法必严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条件。

违法必究指对一切违法犯罪分子都依法予以追究和制裁，不允许任何人凌驾于法律之上，享受法外特权。违法必究是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引申出来的要求，也是实现立法目的和法的普遍约束力所必需，并关系社会主义法制能否取信于民、是否具有尊严和权威。因此，违法必究是社会主义法制得以实现的一个保障。

社会主义法制与资本主义法制有重大区别；

（1）社会主义法制建立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自己的基本任务；而资本主义法制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并为其服务。

（2）社会主义法制反映工人阶级和其他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利益；资本主义法制则主要反映资产者的意志和利益。

（3）由于社会主义法制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因而在根本上具备了把法制原则贯彻到底的可能性；而资本主义法制，由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体现少数人意志，难以真正贯彻。这些区别的存在，表明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先进性、优越性。

社会主义法制具有贯彻到底的可能性，并不等于社会主义法制一定能贯彻到底。要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必须作一系列努力，特别要注意三方面：

（1）充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使广大人民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当家作主。这样才谈得上把人民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制定为法律制度；才能为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提供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2）党要模范地遵守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法制的中心环节是依法办事。要使社会各方面依法办事，首先要求执政的、领导人民制定法制的共产党自己依法办事。能否做到这一点，是社会主义法制能否得以加强、健全和实现的决定因素。

（3）要加强法律监督，以保证社会主义法制得以切实贯彻执行。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公民群众，都有权利和义务监督法律实施。

二、法治的概念

同法制概念一样，法治这一概念也是古已有之，其含义和用法也不一。通常主要在两种意义上理解和使用它。一种是作为与“法制”通用 的概念。例如，1959年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出版的《自由社会的法治》所载英国法学家马什的报告指出：对大多数法学家来说，Rule of Law（法治）这一词组对一切配称为法律制度的制度来说，是基本的和不言而喻的东西。受过英国法律教育的人，称之为“法治”；一个美国法学家则称“法治政府”；一个法国法学家则称“法制原则”或“法律规则至上”；在德国通用的同样内容的概念是“法治国”。另一种是作为与“人治”对应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主张执政者严格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的一种治国的理论、原则和方法。

首先提出法治主张的是古代思想家。我国先秦法家就是强调建法立制、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学派。他们认为人生而好利恶害，人的这种本性一方面使人们必然要发生相互争夺要抑制争夺就要“定分”，使民皆在自己“分”内活动，而定分、止争都需要实行法治，以具有特殊强制力的法律制度作定分、止争的标准；另一方面也使得执政者只能用赏罚的法律手段而不能用仁义恩爱的手段来进行统治，行赏才能使好利的人们自愿按执政者的要求去做，惩罚才能使恶害的人们不得不按执政者的要求去做，这就需要实行以赏罚为内容的法治。他们认为实行法治也是避免人治的弊病所必需。人治实际上是随心所欲的“心治”或“身治”，其弊病甚多，如“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与从君心出矣。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则同功而殊赏，同罪殊罚矣，怨之所由生也。”所以韩非说：“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倡言法治，反对人治，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命题，认为法治比人治理智、公正，比人治正确、高明，比人治稳定、可靠，并给法治下了定义：“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在强调实行法治时，中外古代思想家并不否定人的作用，相反，认为法治与人治应是统一的，法治不排斥个人的智慧。

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特权的革命时期，其思想家一般也都强调法治，这种法治通常也称法制。它强调按资本主义民主原则立法，一切以法为治。“它意味着所有权力，立法、执法、司法等等权力，都服从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通常被视为表达了法律的各种特征，如：正义的基本原则、道德原则、公平和正常程序的观念。它意味着尊重个人的最高价值和尊严。”“法治的意思是不仅政府维护和执行法律秩序，而且政府本身要服从法治，决不能无视法律或任意更改法律。”

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也提出了法治主张.但我国要实现的法治,是以体现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法律作为国家、社会、机关、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准则。

三、法治与法制的区别和联系

作为与人治相对应的法治,它与法制有如下区别：

（1）法制既指一国的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也可指严格依法办事的一种方式、制度。而法治概念的含义则主要在于主张执政者严格依法治理国家。

（2）当法制作为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的简称时，它指的是具有实体性的法律、制度，属于制度的范畴，强调加强法制是强调要有治国的工具。而法治是一种治国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相对人治而言，强调法治就是强调法律、制度这种工具在治理国家中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国执政者特别看重法律、制度的作用，以法治国，即为通常所说的法治。

（3）法制既强调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和遵守法律，也强调每个公民守法。而法治强调的主要是一切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和遵守法律，依法办事。

（4）在近现代，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和制度，亦即都有某种意义上的法制。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以法治国，都有法治。

但法制与法治又有密切联系。不仅当法制意指严格依法进行国家管理时，与法治含义相同，当法制意指一国法律制度简称时，与法治也有密切联系。因为，一国法律制度的健全需要有法治理论指导，执政者没有法治观念，不重视法律制度在治国中的作用，不重视对法律制度的执行和遵守，就不可能真正加强法制。同时，法治这种治国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的实现，又需要以健全法制为条件，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