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立法的基本类型

㈠ 什么是一般授权立法和特别授权立法

依据行政立法的立法权力的来源不同，行政立法可分为一般授权立法和特版别授权立法。
一、定权义：

一般授权立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直接依照宪法和有关组织法规定的职权，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活动。
特别授权立法是指依据特定法律、法规授权或者依据国家权力机关或上级国家行政机关通过专门决议的委托，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行为。
二、法律规定

我国《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可以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
《宪法》第90条第2款又规定：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
《地方组织法》第51条第1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规章。

㈡ 授权立法的限制

在西方，有句格言：被授予的权力不得再委任。因为代议制本身就是人民的授权，所以，在美国不奉行“人民或制宪者赋予国会议员以制定法律的权力，且该权力不得再委托他人行使”的观念。由此，便严格禁止授权立法，“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拥有的权力是人民授给它们的。既然这三个部门是人民所授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接受者，那么它们就必须是这种权力的唯一所有者”[2]。而且，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早期是不承认授权立法的，一再宣布国会授权立法是违宪的、无效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都陆续承认了授权立法。二战之后，日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所制定的宪法也都对此予以承认并加以规范。
但是，本文所说的对授权立法的限制，是指允许代议机关(国会或议会)授权给行政机关等，以制定法律，只是这种授权要受一定限制。就是说，不是议会(或国会)所享有的全部立法权都可委任，而只能就特定事项(不一定就是不重要的事项)进行授权。由于各国所保留的立法权有所不同，所以，不得授权的范围大小不一。但通常包括：宪法和法律有明文规定，要由法律加以规定的事项；涉及三权分立原则，即授权立法不得破坏这一原则，并不得逃避来自议会、法院等的监督；涉及人民主权；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关系到国家机关的组织；以及其他应由法律进行规定的事情。以下着重谈谈西方几个发达国家的作法。 英国作为议会主权国家，立法权只属于议会，议会以外的其他组织(包括内阁)要立法，须有议会的授权。“英国行政机关不像法国那样不需要法律的授权就享有制定自主的条例和补充的条例的权力，因此，英国行政机关制定行政管理法规的权力主要是根据议会授权的委任立法”[3]。但是，英国议会在授权时，并不仅仅以行政机关为限，有关法院、教会(如英国教会全国代表大会)、社会团体(如全国名胜古迹保护协会)依据议会授权制定法规的活动，也属于授权立法。
在英国授权立法的发展史上，陆续制定了规范授权立法的法律。早在1539年议会通过公告法，授权国王为了治理国家和维持秩序所发布的公告，与议会所制定的法律有相同的效力。1893年议会制定了行政规章公布法，赋予大部分授权立法以法律文件的名称；认定授权立法是具有立法权性质的，而非行政权性质，特别是由政府部门制定的条例具有立法权性质；还规定法定的行政管理法规的公布方式等。英国的行政管理法规不仅名称很多、很乱(主要有命令、条例、规划、计划、指示等)，而且制定的程序和公布的方式也很混乱。而行政规章公布法只是规定了一些重要的授权立法的公布方式。所以，议会于1946年制定了法定条规法(Statutory Instruments Act，又译行政法规法)，于1948年1月实施。虽然该法也只调整行政法规和重要的行政规章，并未规范所有的授权立法，但它的调整范围毕竟扩大了；而且对制定程序、法规公布和议会监督也作了一些规定。总之，议会对授权立法的限制主要有：必须根据法律并为了执行法律而制定法规，授权立法应符合授权法所要求的目的和内容，法规必须在各该行政机关的权限内颁行；法规必须按规定的程序和形式制定等。
同时，英国舆论界还对如下特殊类型的委任立法进行了批评：决定原则(法律有时授予行政机关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决定重要的原则事项)、征税权力(这本是议会控制行政机关的一种手段，必须由议会掌握，不能由行政机关决定，却交由行政机关决定)、次级授权立法(即再委任)、溯及既往的权力、排除法院的监督、修改法律的权力。[4]这些特殊类型的授权立法是不能也不应随意使用的。 在实行三权分立的美国，授权立法受到三种观念的阻碍。这三种观念便是：授予行政机关立法权，怎样才能和三权分立的原则协调一致；被授予的权力不得再委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曾多次作出判决，国会的立法权不得授予。[5]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逐渐转变禁止授权立法的观念。“宪法从不否认国会可以采取必要的、灵活而又实际的措施，以使它能够完成制定政策、规定标准的任务，同时委托指定的机关在规定的范围内制定从属的规章，认定事实并据此事实裁定适用立法机关宣布的政策。”[6]就是说，美国逐步地承认了授权立法，一部法律不能仅因其授出立法权而无效。但是，为了巩固国会作为主要立法者的地位，授权立法就不能不有所节制。
这种制约表现为必须对国会所要授出的立法权规定明确的限度。授权立法权本身必须受到制约，或者受法定的目的、方式甚至细节的制约，或者受授权范围的制约。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巴拿马炼油公司诉瑞安一案时，就以授权法中没有规定适当标准为由，宣布一项授权立法无效。美国有的学者认为：“如果在授权法中没有规定任何标准制约委任之权，行政机关则等于拿到了一张空白支票，它可以在授权的领域里任意制定法律。”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适当标准”的解释愈益朝着放宽“授权标准”的方向发展，以至于允许行政机关自定标准，而在授权法中不必定出标准。在美国的授权法中，“适当标准”已被“方便公众、公共利益和公众需要”之类的模糊概念所取代，对于这种只是“一种形式，没有多少实质内容”的标准，“授权法只要不放弃国会职权，即便它的唯一标准空泛得令人不可捉摸，也可以被认可”。
总之，美国的授权立法制度已较完善，它对授权立法主要有如下限制：首先，按联邦宪法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本宪法所规定的各项立法权，均属于合众国国会”，所以宪法上明确规定应由国会立法的范围，原则上不得授权。其次，国会确实无法行使其全部立法权时，就以“骨骼立法”或以偶发性事件之立法的方法，而将次要及细节部分授权行政部门以命令形式加以补充。再次，授权应有标准或制约，不得无所限制或含混其辞。第四，国会只能授权给公务员或行政机关，不得授权给私人或团体，这是与英国不同的。最后，任何违反法规的处罚都必须由国会亲自加以规定。当然，美国与英国等国家一样，有着数量巨大的授权立法。 1946年日本《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国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国家唯一立法机关”；第五十九条规定：“法律案，除本宪法有特别规定者外，经两议院通过后即成为法律”。这是一个重要原则，明确“表示依法行政的原理，不承认行政权固有的立法权”。但是，却有例外，即国会两院可以制定各自的议事规则、最高法院也可以制定相应规则以及地方自治团体可以制定条例。就是说，只有国会把应由法律规定的事项授权内阁制定，才属于授权立法。
在日本，行政立法分为法规命令与行政规则两种。“法规命令是行政机关制定的、有关国民权利义务的、具有作为法规性质的规范”，“只有在法律(或条例)的授权之下方可制定”[9]。日本《宪法》第七十三条第六项规定：内阁“为实施本宪法及法律的规定而制定政令。但此种政令中，除法律特别授权者外，不得制定罚则”。《内阁法》第十一条规定：“政令若无法律委任，不得设立科以义务或限制权利的规定(《国家行政组织法》第十二条第四款也同此旨趣)。”[10]日本最高法院1958年7月9日的判例就该规范的制定权指出：“正如立法权赋予行政机关这种权限一样，根据宪法第73条第6款正文及但书的规定是很清楚的。”
在日本，不允许法律对政府以一般性的空白委任，只能在可以肯定其合理的范围内得到承认。具体地说，日本在进行授权立法时，施以如下限制：(1)不允许莫视国会立法权那样的一般性、包括性的委任即所谓空白委任，而必须是个别的，具体的授权。授权法必须具体写明授权的相对人、目的、授权事项，尽可能明确规定委任的范围、程序。(2)由宪法或法律规定专门授予行政机关以制定法规，这类授权不得再授权。(3)就法规的内容而言，不许超越授权法所规定的范围，并不得与宪法、法律相抵触；不得改变或废止法律本身的规定；法规的内容应有可能实现并应明确具体。(4)法规一般是登在官报上。 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统一后，以联邦德国于1949年制定的基本法为临时宪法，同时，联邦德国的其他法律也在民主德国地区有效。所以，这里只叙述原联邦德国的授权立法规定。
二战后，联邦德国成了联邦制国家，在基本法中规定立法权受宪法的限制，这一点与美国宪法类似。需要说明的是，同时，在德国，只有议会授予行政机关等制定的法律才属于委任立法。而“行政机关及其机构制定的两种规范不需要议会的委任：一是命令，它是行政机关用来调整行政内部事务的规范；二是特别法规，它指特定行政机关制定的与国防、中小学、大学和公共事业等部门相连的规范。上述规范的制定，不属于委任立法。”[
联邦德国《基本法》第八十条规定，法律可以授权联邦政府、联邦部长或各州政府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授权立法应符合授权法的内容、目的和范围等要求；依据授权而制定的法规必须引证授权法(因为行政机关和自治组织并不能直接依据《基本法》的授权而进行授权立法)；行政机关只能制定执行、施行或补充法律的法规；行政机关可在其内部再授权；法规应经有权限的机关签署；原则上均应公布并注明生效日期。在德国，授权立法并不仅仅限于行政机关，还包括自治组织，这与英国是一样的。因为《基本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各镇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自己负责规定一切地方公众事务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联合乡也应按照法律并在法律赋予它们的职能的限度内拥有自治的权利。”德国的自治机关行使立法，必须由议会用法律具体授权。 相对来说，法国的授权立法不发达。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国1958年《宪法》没有规定议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第三十四条只是以列举的方式规定议会的立法权限；第三十七条则规定，议会不得就第三十四条规定以外的立法事项进行立法，而是由行政部门以条例形式进行规定，从而赋予行政部门广泛的立法权限。就此而论，议会可以授权立法的范围相对较小。
在法国，行政机关为了执行法律和进行行政管理，依据法律规定有权制定行政条例，而这种行政条例的地位“比英国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和美国行政机关的行政规章高得多”。凡属于1958年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由议会以法律规定的事项，由于议会的授权，行政机关可用法令条例(属行政条例中的一种，也是法国的授权立法)加以规定。法令条例和议会制定的法律其效力相等，可以变更或修改法律。
在法国，“负有执行公务使命的私人团体，特别是同业公会，根据法律的授权也有制定条例的权力。这种条例是内部规则，只对团体的成员适用，而且不能和法律以及上级条例抵触，不能超越它所执行的公务范围。”[16]
在法国，议会授权立法要有明确期限。“议会的授权必须目的性明确，同时规定一个条例有效的期限，通常比授权的期间长。政府在期限届满前，可以请求议会批准已经颁布的法令，使它成为法律。政府不在期限内提出请求，法令因期限届满而失效。在政府提出请求后，议会未作决定的，法令继续有效。法令经议会批准后，政府不能再以条例更改议会所批准的法令。” 意大利宪法第七十条规定：“立法职能由两院集体实现之”。在第七十六条、七十七条中对授权立法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只有当确定了原则和领导性指示，在被限定的时间内，并就一定范围内之问题始得将立法权交给政府实行。”这是对授权立法的限制。而“政府未经两院委任(授权)，不得颁布具有普通法律效力之法令”。实际上，意大利有着大量的法令。

㈢ 授权立法与委托立法的异同

（2）授权立法（委托立法、委任立法）

委任立法是基于法律授权的立法，是法律委托行政当局制定具有法律内容和法律同等效力的法规，其权限由授权法规定。
－－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437页。

委任立法，通常指立法机关（议会）委托行政机关制定法律规范的活动。
－－《法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622页。

所谓委托立法，是指有关政权机关由于国家权力机关或立法机关的委托而获得一定的立法权。
－－李培传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立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法制出版社，1991年1月版，第67页。

授权立法是指一个立法主体依法将其一部分法定立法权限授予另一个国家机关或组织行使，另一个国家机关或组织根据所授予的立法权限进行的立法活动。授权立法又叫委托立法，最常见的是立法机关委托行政机关的立法。
－－张根大等：《立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212页。

委托立法亦称授权立法或委任立法，它是指有关政权机关由于立法机关的委托而获得一定的立法权。
－－张善恭主编：《立法学原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111页。

委任立法一般是指立法机关通过法定形式将某些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得依据授权法（含宪法）创制法规的行为。
－－吴大英、任允正、李林：《比较立法制度》，群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311页。

㈣ 授权立法名词解释

授权立法

是立法机关抄（议会）在它所制定的一项原则立法（授权法）中，规定将某些具体事项立法授予行政部门，专门设立的机关，司法机关或地方国家机关。不同于授权法，后者指授权立法的整个活动或者过程，包括授权机关制定授权法和被授权的机关根据授权法的立法活动。

㈤ 授权立法的基本概述

“授权立法”制度是在资产阶级国家成立，制定了宪法，出现了近现代意义上的分权后才作为法律上的专门术语而使用。也就是说，只有在宪政体制框架下，宪法确认了立法机关为唯一法定的立法主体后，才涉及到其他机关，尤其是行政机关依据立法机关的授权来制定授权立法的问题。由于“授权立法”的内涵和外延在理解上的不确定，其概念的表述也是众说纷纭。总的来说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授权立法制度就是行政立法。这种观点以西方为代表，源于“三权分立”学说，认为“授权立法是指行政机关根据议会授权制定的各种行政管理法规，立法机关是授权立法的唯一授权主体，行政机关为唯一受权主体，行政机关根据议会授权制定的各种行政法规都属于授权立法的范围”；第二种观点认为，授权立法包括但不限于行政立法。如英国学者沃克认为“授权立法是指由议会为特定的事项授予无立法权的团体或个人制定。立法权可以授予政府、公共事业机构和委员会、地方当局、大学和其他机构”有的国内学者认为“授权立法是指一个立法主体依法将其一部分立法权限授予另一个国家机关或组织行使，另一个国家机关或组织根据所授予的立法权限进行的立法活动”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立法包括职权立法和授权立法。这是我国一部分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宪法是配置国家权力结构的最高行为准则，而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国务院、省级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和自治地方权力机关有制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权力。也就是说我国宪法以根本法形式确认了这些机关职权立法的合法地位，而且职权立法在权力来源，规范事项的范围，行使权力所受到的监督控制程度不同于普通的授权立法。如果不承认职权立法，忽视它与普通授权立法的不同，则会给立法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工作带来不利。上述观点各有优点与不足，笔者赞成授权立法是由具备授权资格的立法主体依据授权法的规定，遵循相应程序要求，将立法权授予另一个能够承担立法责任的机关，该机关根据授权要求而进行的立法活动及其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从静态层面上说，授权立法是指无法定立法权的主体(受权主体)依据享有法定立法权的主体(授权主体)的立法授权而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从动态层面上说，授权立法则是指受权主体根据授权主体的立法授权而进行的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

㈥ 什么是授权立法与职权立法

授权立法是指：立法机关在它所制定的一项原则立法中，规定将某些具体事项专立法授予行政部门，专门设属立的机关，司法机关或地方国家机关。
职权立法是指：指随着社会的发展，某些立法权利已经转化为行政权的一部分，是行政权的固有组合。

㈦ 什么叫授权性法规

授权性法律规范，是指授于公民、公职人员、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可以自行抉择做或不做某种行为的法律规范。授权性法规在法律条文中，多以“可以”、“有权”、“享有”、“具有”等词来表达。授权性法规称为任意性规范。

例：

1、我国《宪法》第二章规定了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这就是授权性法规。

2、夫妻一方死亡后另一方再婚的,有权处分所继承的财产。这是遵循的受权性法规的任意性。

与授权性法规相对应的是“禁止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称为义务性规范，也叫强制性规范。

(7)授权立法的基本类型扩展阅读：

“授权立法”制度是在资产阶级国家成立，制定了宪法，出现了近现代意义上的分权后才作为法律上的专门术语而使用。

授权立法制度是国家立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已成为各国政府管理的重要手段，是自19世纪30年代由英国开始的，自产生后它就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和政府职能的扩张而逐步发展起来。

授权立法有如下特征：

1、从属性，即授权立法来源于享有职权立法权机构的授权，从属于职权立法，是由职权立法派生出来的。

2、有限性，即授权立法不仅受到宪法限制，还直接受到授权法限制，受到授权机关的监督和制约。

3、灵活性，授权立法根据社会的不断变化，及时制定或修改法律实施细则、处理突发事件，它是在宪法高度稳定性、分权原则权威性与社会对政府职能灵活性需要之间的一种平衡。

㈧ 授权立法是什么

授权立法是行政机关依据特定的法律授权或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的专门授权所进行的立法。通常把特定的法律、法规的授权称为一般授权，把有权机关的授权称为特别授权。例如，《矿产资源法》第52 条规定:“本法实施细则由国务院制定”,就属于一般授权立法。又如,1985 年以后,国务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改革开放的规范性文件,都属于特别授权立法。

㈨ 授权法的概念和分类

1.宪法是授权法
各级领导干部都是手中掌握着一定权力的特殊群体。尽管大家都明白“权力来源于人民”这个浅显的道理。但权力为什么一方面来源于人民，另一方面却又到了领导干部手中？宪法与此有何关系？对此，首先得从民主政治说起。
宪法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宪法是在一个国家出现了民主事实之后才产生的。作为宪法实践状态的宪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概括的那样，是“民主的政治”。而民主简而言之即人民当家作主。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民主事实，亦即确认了国家主权从“君主主权”向“人民主权”的转移，确认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从此，君主对于国家的垄断权被解除，国家的所有权为广大民众所分享。
民主政治是法治社会的基石。有了民主，法治社会才得以建立；一旦抽去民主这块基石，法治的大厦将会不复存在。民主这块法治社会的基石，又是依赖于宪法来维护的。宪法直接捍卫着人民大众在国家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捍卫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我国宪法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区别民主社会与非民主社会的根本标志。换句话说，只有认同权力属于人民的国家才是民主国家。
既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为什么领导干部手中又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呢？这是因为人民的授权。在近现代民族国家，由于疆域广阔、人口众多，人民不可能每个人都亲自去管理公共事务，所以把手中的一部分权力授予领导干部，由领导干部来管理国家的公共事务，而这个授权是通过宪法来实现的。根据宪法的规定，人民先选举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形成一次授权；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再选举出同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官员，赋予他们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这又形成一次授权。所以，我们说宪法是授权法。

正是通过宪法的授权，领导干部才掌握了大大小小的公共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法是现代国家方略及其领导人的权力来源法。
2.论述宪法的价值取向

去的二十年里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就是，1982年制定的宪法至今已经经历了三次修正，每次都主要涉及经济制度的改革。一些人因而对宪法的稳定性产生了怀疑，质问经济制度是否是宪法必需的内容，宪法是否适合充当一国经济制度合法化的手段。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许多进步的经济改革措施是在无视与突破既定的宪法制度的前提下推行的，在一定区域经过一定时间的实践证明成功以后再通过修改宪法而被合法化。有人乐观地称之为“良性违宪”，但遭到批评。
近来，又有人倡导宪法的“司法化”，冀望司法对于违宪的行为提供有效的救济。可是人们又不能不怀疑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许多的怀疑都关心权力体制，这里我将通过分析中国宪法的价值取向提出一个也许“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论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时期宪法的司法化（姑且沿用这个提法）是不必要和不可能的。
宪政主义作为一种主义，有其关于宪法的规范性认识。如果说18、19世纪宪政主义可以简单地等同于自由宪政主义的话，那么，20世纪宪政主义就变得复杂了。首先，世界范围内相继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也都颁布了自己的宪法，它们对于宪法的作用，对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对于国家权力的定性和分配方式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同时，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国家进入了“行政国”、“福利国”时代，国家对于传统的私领域空前地干预，有人惊呼这是宪政的冰纪，有人说这是新宪政主义。社会主义宪法和西方新宪政主义在处境上有一个共同之处：面对贫困。因此，两者都关心公共福利。但是，前者面对的是前现代的贫困，是普遍的贫困，既有绝对意义上的贫困也有相对意义上的贫困；后者面对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困现象，是部分人的相对贫困--实质不平等。因此，前者的目的是富强，后者的目的是平衡自由与平等；前者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后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和财产权。如果说新宪政主义是对自由宪政主义的修正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宪法则体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自由宪政主义的宪法观。
既然社会主义立宪的目的是富强，那么，宪法对此能做什么呢？首先，宪法成为群众动员的手段，它明确宣告并突出富强的目的，正如西方宪法突出自由或人的尊严一样；其次，宪法使国家对经济资源的集中控制合法化，经济制度直接甚至不可避免地成为宪法的重要内容，正如权利法案对于西方宪法一样。在社会主义宪法中，经济制度被高度政治化，具有与政治制度同等的重要性甚至更基本的意义。那种对于经济制度是否要宪法化的怀疑忽视了论辩的制度前提--社会主义--和价值前提--富强。
正因为贫困是我国的根本问题，富强是立宪的根本价值关怀，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实行的经济改革措施虽然可能违背宪法规定的某项具体制度，但在价值层面又是符合立宪精神的。“进步--合宪性”的悖论在一定时期是社会经济改革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的存在及其造成的利益不平衡是社会进步的代价。一味地将改革措施的违宪称为良性违宪，过于武断，如果某项经济改革措施不能有助于国家的富强，那么，这种违宪难道也是“良性的”？当然，这里有一个判断机制的问题。我们的作法是事后通过修宪程序来肯定“良性违宪”的改革措施。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宪法的司法化来完成判断的任务呢？答曰：不可能。因为一个违背宪法明文规定（比如土地制度）的改革措施是否符合立宪精神--对富强的追求，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判断，超越了法律判断的能力，而且与法律判断不相容。此时，违宪审查机制一旦建立并运作就会成为社会经济改革的对立物。
也许有人马上会举出西方新宪政主义的相反例子。美国新政时期的一些立法不是也经过违宪审查吗？最高法院不是最初否定了一些改革措施，后来又通过重新解释宪法拥护一些新政法案吗？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美国新政与当代中国改革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经济改革其实就是经济制度的改革，有时候宪法的某些规定就是改革的对象，某些改革措施甚至与宪法的禁止性规定直接冲突，在一定意义上，经济改革的试验过程可以看成修宪的试验阶段；而美国新政措施与宪法的矛盾存在解释的余地，可以通过重新解释宪法得以化解。其次，即便在美国，新政也造成了宪政危机，最后退让的是最高法院，用中国的政治语言来说，是司法为改革服务了一把。
在中国，由于没有违宪审查，所以整个改革过程并没有引发严重的宪政危机。中国宪法在20年内经历了三次修正，这种不稳定性与人们对于经济改革的认识的发展是一致的，与社会对于改革的认受过程同步。也许三次修正不一定具有必然性，但无论如何，我们无法期待在1982年中国人就一步飞跃到现在的认识水平，具有现在的认受力。面对“稳定需求--改革需求”的矛盾，中国没有选择在宪法中完全去掉经济制度的规定或者一步到位直接规定某种理想的经济制度的路子，而是选择了边改革边修宪，用宪法稳定改革成果的方式，这是在稳中求变、变中求稳，实得辨证之妙谛。
然则宪法何时能司法化呢？这里我们需要探问宪法司法化的前提。前提是多方面的，除其他因素以外，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对个体自由（和私人财产权）的尊重。只有当个体自由成为国家的首要价值时，宪法的司法化才有必要，同时，维护自由也是司法机关力所胜任的。当富强构成国家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时，宪法的司法化没有必要，同时对于国家目的也无能为力。在一个普遍贫困而又憧憬富强的国家，关于公共权力和政府、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观念就会与自由宪政主义截然不同。这里需要一个能作出明智判断和有效行动的政府，必须赋予政府充分的权力来制定并推行经济政策。最初我们实行计划经济，与之相随的是全权国家。到1970年代末，我们依然面临严重的贫困，于是着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政府权力从某些领域退出，私人领域开始生长。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的设立是一个信号，它告诉世人：在中国，个人自由与私利开始获得对抗政府的正当性。入世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剥蚀了政府对资源的一部分垄断和审批权，可以合理预期私领域将得到进一步的拓展。面对“权威--自由”的冲突，我们明显地扩大了自由，但是，自由的增长取决于它对国家富强的促进作用。目前经济改革并没有完成，贫穷落后仍然是我们的主要困忧。在这种情况下，对自由的关心只能停留在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的程度，离宪法的司法化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对该主题的理论研究可以提前，也是宪法学体系建设不可少的一种努力。

3.”宪法是社会共同体的组织法”，对此如何评述？
就是说宪法是调整个社会团体间的功能分配，管理阶层权力配置的共同规范 .社会成员的所有活动都是在宪法的框架下进行！就是宪法协调者所有社会成员的活动！

4.我国修宪的主要特点

《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是对现行宪法部分内容进行的第四次修正。这次修宪，从启动到提请全国人大会议审议，历时整整一年，工作中体现的几个主要特点非常明显。

一、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性质及其所处的执政地位决定，修宪工作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同以往三次修宪一样，这次修宪从启动到修改建议的形成，始终都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党中央确定了这次修宪总的原则和工作方针，主持、组织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通过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办事，保证修宪工作的顺利完成。修宪全过程的每个环节都体现了党的执政地位，显示了党对修宪工作的领导作用。

二、充分发扬民主

充分发挥民主，是党领导修宪工作所坚持的一项原则。这一点，在这次修宪过程中体现得更加充分。一是对修宪的具体内容，没有事先提出方案、划定范围，而是先自下而上地广泛征求意见。中央修宪小组在南方和北方多次召开座谈会，直接听取地方、部门和部分企业负责人、法学专家以及经济学专家对修宪的意见和建议；在对各地方、各部门、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修宪初步方案后，进一步在更大的范围内征求意见；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征求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中央修宪小组负责人召开部分理论工作者、法学专家、经济学家座谈会，听取意见。经过两下两上、反复研究，形成修改方案。笔者先后两次应邀参加座谈，对这次修宪的民主氛围是有深切感受的。二是严格按照党内民主程序办事，《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到中央政治局，最后经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再由党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对《建议》进行了热烈讨论，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共同意见，形成并全票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草案），决定提请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事实表明：这次修宪的过程是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修宪的内容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

三、遵循法定程序

现行宪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这一规定表明，宪法的修改在程序上有别于一般法律的修改，体现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崇高地位和修宪的严肃性。这次修宪同以往三次修宪一样，都是依照这个法定程序进行的，是严格依法办事的典范。

四、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

现行宪法是否需要修改以及修改哪些内容，都要从客观实际的发展要求出发，是由现阶段的国情决定的。我国自1999年3月第三次修宪以来，客观实际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新的形势要求现行宪法与时俱进，以更好地发挥国家根本法的作用。因此，再次及时地修宪是必要的。这次修改宪法的内容都是为客观实际所要求，顺应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所必需的。比如，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经在现实中成为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理所当然地应当在宪法中确立它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

㈩ 行政法中一般授权立法是什么

国家行政机关直接依照宪法和有关组织法规定的职权，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活动属于国家行政机关直接依照宪法和有关组织法规定的职权，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活动属于一般授权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