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江苏指标体系

A.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指数体系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指数体系
2015-12-22 10:11:27 来源：《财经》

中国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运作呈现出综合治理的特征，法律的适用也要考虑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各种复杂因素，主要采取协调、摆平的方式，演化为一种调解艺术或者行政管理手段。综合治理方式势必倾向于功利主义，而不是个人权利的保障

□ 季卫东/文

2015年10月27日，在达沃斯论坛全球议程峰会的分组会上，世界正义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简称WJP）的执行主任波特罗（Juan C. Botero）把前些时公布的国际评估报告《WJP法治指数2015》赠送给笔者。

不出所料，对中国大陆地区法治水准的打分仍然很低，与2011年的结果相比甚至还有进一步下降之势。

根据2015年法治指数评估结果，中国大陆整体得分48，在东亚和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区15个国家中排序第13位，在全球102个国家中排序第71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香港特区整体得分76，在亚洲排第6、在全球排第17；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整体得分81，在亚洲排第1，在全球排第9。

中国正在强调依宪执政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针的落实，看到法治指数评估的如此结果，的确有一种讽刺意味，甚至令人感到难堪和愧疚，也有可能会在某些群体中激起抵触情绪。

WJP法治指数的可操作性

不得不承认，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标体系还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尽管“法治”的概念很难定义和测量，但这个指标体系经过研究、论证以及反复推敲，给出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表述，即法治的四项基本原则。

（1）政府及其官员和代理者以及企业、公民个人都可以在法律体系之下问责；（2）法律是清晰的、公开的、稳定以及公正的并被平等适用，法律保障包括人身安全和财产在内的基本权利；（3）法律制定、运用以及执行的过程是准入的、公平的以及有效率的；（4）称职的、有道德的和独立的代理人或者中立机构达到充分的规模、具备足够的资源、反映社会的需求从而能及时提供司法救济。

世界正义工程根据这样的工作界定提出了由九大构成因素和47个次级因素组成的法治分析框架。

主要内容是限制政府权力（包括立法、司法、监察对权力的制约以及公务员纪律、民主监督、权力依法转移等）、廉政（包括没有行政官员以权谋私、司法腐败、军警贪渎、立法不正等现象）、政府公开（包括公布法律和信息、知情权、公民参与、申诉机制四个次级因素）、基本权利（包括平等对待和无歧视、有效保障公民生命和安全、法的正当程序和被告权利保障、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隐私权、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劳动权等主要宪法性权利）、秩序与安全（包括抑制犯罪、减少民事纠纷、私人排难解忧不诉诸暴力等方面）、规制执行（包括政府规章制度的有效实施、政府执法没有不良影响、行政手续不被无理延宕、正当程序原则受到行政人员尊重、非经法定程序和充分补偿不得征收）、民事司法（包括民事诉讼的便民和廉价、杜绝歧视、廉洁、不受政府干预、不无理延宕、裁决执行力、法院外解纷方式的便捷及公正有效）、刑事司法（包括侦查的效率、刑事审判及时而有效、矫正和减少犯罪、刑事系统的公正和廉洁以及避免政府不当干预、正当程序和被告权利保障）、非正式司法（包括及时而有效、公正而避免不当干预、尊重和保护基本权利）。

按照上述法治的概念框架，世界正义工程再通过十个步骤来设计问卷，进行电话调查、网络调查或面谈调查并采集、分析数据。

2015年的法治指数报告对评估方法做了进一步改进，最突出的变化是扩大了政府公开的外延和内涵，把统计数据公开、信息质量、信息获取、信息更新都纳入视野之中；关于知情权的设问特别强调了获准的时限、信息披露的充分性、手续费的合理性等因素；关于公民参与的设问涉及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以及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导入申诉机制的范畴等等。这样就使得打分标准变得更加清晰和确定，当然也排除了某些似是而非的评价。

相比之下，中国有的地方或者部门推出的法治（司法）指数体系的很多评估标准或者设问内容是多义的、暧昧不清的，导致问卷答案和测评结果难免主观任意性较大。

社会环境影响制度运行

冷静地对照法治指数的评估指标和中国大陆地区的现状，可以说整体得分不高乃理所当然，根本就没有必要刻意辩解或掩饰，更不可通过提高分值的方式来营造虚假的法治面子工程。相反，我们应该以这样的低分为鞭策，有针对性地弥补短板，进一步加强法治国家建设。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体系已经完美无缺，毫无可以诟病的地方。

实际上，通过国家之间的比较可以发现，中国有些法治指标得分过低，是有悖人们日常生活体验的。这就表明，世界正义工程的测量标准的确也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主观性或者视觉上的若干盲点。

一般而言，法治指标体系的设立很难考虑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征。然而社会环境势必影响制度的设计和运行，又不容人们忽视。在这里，存在方法论上的困境。

中国及其他特别重视家族团结和人际关系的社会，都具有网络化的结构特征。在网络社会，各种平面互动比较活泼、比较多样化，并在纵横交错的各种通道中传递着复杂的涟漪效应，甚至还有可能诱发混沌现象，因而某个指令对行为的影响很难进行单一维度的、确定的预测。

因此，法律也就很难采取“君临天下”的支配者姿态，而必须融化到日常生活的场景之中，在人们的互动关系中进行渗透，并逐渐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这就会使得行政过程势必嵌入很多政治化的契机，使得规范体系本身复合化、多元化，使得自组织机制发挥较大的作用，使得不同情境中的具体秩序互相交错和竞合，最后自然而然会演化出一个综合治理、辩证协调的模式。

由于网络社会存在很多结构上的空洞，需要借助权力来搭桥、整合，所以法律对权力的限制就变得比较困难。

网络社会很容易引起法律秩序的碎片化、特殊化，变成多层多样的，因此是集中而强大的国家权力、而不是统一的规则体系成为主要的整合机制。关系网造成的相对性、不确定性还会使得承包责任制以及对结果责任的严格追究成为最基本的秩序原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运作呈现出综合治理的特征，法律的适用也要考虑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各种复杂因素，主要采取协调、摆平的方式，演化为一种调解艺术或者行政管理手段。

综合治理方式势必倾向于功利主义，而不是个人权利的保障。因此，严格适用规则的要求不得不放缓，“适当均衡原则”成为法律秩序的基调。法律实效也主要靠追踪性监控的方式来保障。这种状况设定使得透明化往往被理解为监控的可追踪性，民主参与也往往被理解为决策者对民意的观察、提前反应以及临机应变的调整。

中国的法治指标体系

因为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上述特殊的社会结构对法律运作机制的重要影响，所以测量出来的某些数值难免显得有些失真，与人们的感性认识不太一致。

由此可见，我们在解读这些调查资料时有必要把这些相关因素都考虑进去进行权衡，或者适当修改法治的概念框架和设问内容。

即使纯粹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体系也并非无懈可击。

例如仅就个人权利的司法保障而言，行政诉讼的原告申诉率和撤诉率、民事侵权诉讼的惩罚性赔偿和行政罚款之间的比例之类的客观数据对法治水准的评价是很重要的，应该适当纳入问卷调查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对法治指标体系进行适当的合理化改进，以使评估结果更准确地反映法律秩序的实际情况并能有效促进改革，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可行性。

在中国，各种计划指标和详细的绩效考核指标已经存在几十年，成为具有特色的治理手段；有些指标体系在不断改变实务状况，也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例如刑事案件破案率、公诉案件起诉准确率、上诉改判率、调解结案率等使得司法过程中的制衡机制在不经意间蜕变成了互相庇护、推卸责任的诱因。

一般而言，中国既有的法治指标分别发挥着设定管理的目标值、落实承包责任的抓手、对绩效进行考核和监测的工具性框架、对职能部门及其人员奖惩的具体依据等功能。

在法治指数体系方面，比较著名的有浙江省的余杭法治指数和司法透明指数（由钱弘道、齐奇、王朝霞等提出）以及2015年推出的司法文明指数（由张保生、张中、吴洪淇等提出）。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司法文明指数体系有意识地借鉴了世界正义项目法治指标的概念框架和评估方法，由10个维度（一级指标）、50个命题（二级指标）、97个赋值问卷题目以及190个变量组成。

仔细斟酌已经存在的各种中国法治（司法）指数体系的概念框架和调查方法，可以发现，在问题的清晰性、客观性以及关系合理性等方面还有不少有待改进之处。

也许我们需要在深入分析和整合的基础上加强与世界正义项目的交流与合作，一方面可以改进法治中国的目标管理和地方政府法治的绩效考核指标，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实际情况能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到法治的国际评价之中。

至少，需要学者、法律实务部门以及整个社会更加认真地对待法治指数，加强跨学科的研究和对话，并且努力克服一知半解、华而不实、急功近利等流弊。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

B. 全国第一部省级区域法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哪个省率先颁布的

法律分析：江苏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法治江苏建设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由7大类一级指标、29项单项考核指标和1项综合评判指标共30项指标构成。这一省级区域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率先出台，标志着江苏在探索“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工作中居于全国领先地位。

法律依据：《法治江苏建设规划（2021—2025年）》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深化“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为认真贯彻《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精神，统筹推进法治江苏建设各项工作，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划。

C. 法治政府指标体系的建设包括哪些

法治政府指标体系的标准问题的关键在于有效地控制和约束国家权力，法治的功能首先是“治官”。
近现代法治实践告诉我们，法治的意义在于有效地控制和约束国家权力，法治的功能首先是“治官”。通过宪法和法律有效地约束国家机关的权力，保护公民、企业和社团的合法权利，是近现代以来法治活动的核心目标。
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核心，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这一论断体现和反映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规律，更是法治政府建设的根本要求。
1、依法行政是政府机关发挥职能作用必须遵守的客观规律
实践证明，离开了依法行政，就不能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行政务，不能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无法实现公共管理的有序高效。依法行政问题是当前法治政府建设中的重大课题。
根据法治国家理论，依法行政是指政府机关在其职能活动过程中，行使行政权力必须依据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依法行政要求政府机关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行使行政权力和承担责任，以实现管理国家、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职能。在现代社会，法律是行政机关据以活动的标准，也是公民及社会对行政机关职能表现评判的重要标尺。依法行政作为法治政府的基石，反映了行政机关运作方式的基本特征，是政府机关发挥职能作用必须遵守的客观规律。国内外的实践也证明，能否做到依法行政直接决定和影响着法治政府以及政治文明建设的成败。因此，依法行政在法治政府的建设过程中居于核心的地位。
2、依法行政是政府正确贯彻执行法律的重要保障
据统计，我国的法律约有80%规定政府机关作为执法部门。可想而知，如果政府自身做不到有法必依，出现大量的有法不依行为，就会直接阻碍法律的贯彻执行。
为了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必须首先推行和加强依法行政的进程，使各级政府在公共管理中严格做到依法办事，在行政执法中有法必依，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真正贯彻执行。
法治资源初步具备后，执法的问题便凸显出来。因为法律定得再好,若得不到正确和有力的执行，也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强化政府部门严格依法办事，努力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成为当前比立法更为迫切和艰巨的任务。
3、依法行政是树立和保持法律权威和政府权威的前提
政府活动依法进行，特别是政府领导人严格依法办事，尊重和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不仅在全社会起到良好的遵法、信法、守法的示范作用，有助于全社会法律意识的普遍提高，而且能使国家法制在全社会得到全面落实和普遍遵守，促进法律权威的树立和提高。
依法行政是树立和维护法制权威的最重要的手段，同时也是提高政府权威的有效途径。政府依法办事，规范地行使权力，才能取信于民。促进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法定义务，促进宪法和法律在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得到普遍切实的遵守。
法制的效力得到了保证，政府的效能自然就会提升，从而进一步强化和提高法制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关键还在于依法行政。通过坚定不移地推行依法行政，健全和完善一整套依法行政的制度和体制，才能促进法律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得到普遍而切实的遵守。
4、依法行政是监督控制政府权力的重要手段
在国家权力体系中，行政权力的适用范围是最广的，行政机关所管理的领域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涉及社会的各个角落。行政权的强大及其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关系，使得行政机关成为国家机关中最为活跃的权力部门。
由于承担的职责范围面广量大，使得行政权成为最易于膨胀和越权的力量。行政机关可以为被管理者设定义务，可以独立实施行政处罚，特别是大量的行政机关在处理社会事务时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果这些权力被滥用，则必然给公民和社会团体造成严重的侵害。尤其是在政府部门中发生权力腐败，危害后果更为严重。
近现代法治实践告诉我们，法治的意义在于有效地控制和约束国家权力，法治的功能首先是“治官”。通过宪法和法律有效地约束国家机关的权力,保护公民、企业和社团的合法权利,是近现代以来法治活动的核心目标。为防止行政权力的膨胀和越轨，就需要采取有力手段约束行政权力的行使，使其在有序规范的轨道上使用。通过贯彻依法行政的原则，使各级各类行政机关在处理社会事务时，能够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运行。从而达到以法律控制权力，防止权力滥用的目的。

D. 四川省法制建设政府建设的指标体系42

加强依法行政考核来评估。落实《中自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依法治省指标体系（试行）〉的通知》（川委办〔2014〕37号）要求，完善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细化量化标准，健全考核机制，把法治政府建设作为政府目标绩效管理的重要内容，更好地发挥法治对政府各项工作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建立健全依法行政第三方评估机制，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独立开展依法行政评估。
具体文件：http://www.sccnt.gov.cn/zcfg/dfzfgzzcfg/201410/t20141014_15707.html

E.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具体内容有那几个方面

①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②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

③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

④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

⑤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一、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充分的规范供给为全社会依法办事提供基本遵循。一方面，要加快完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体系；另一方面，也要完善包括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在内的社会规范体系。

二、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

要特别注意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实施资源的配套性、法律规范本身的可接受性以及法律规范自我实现的动力与能力。其次，要研究法律实施所必需的体制以及法律设施，国家必须为法律实施提供强有力的体制、设施与物质保障。再次，要认真研究法律实施所需要的执法和司法人员的素质与能力，要为法律实施所需要的素质和能力的培训与养成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机制。

又次，要研究法律实施的环境因素，并为法律实施创造必要的执法和司法环境。最后，要研究如何克服法律实施的阻碍和阻力，有针对性地进行程序设计、制度预防和机制阻隔，针对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有必要把排除“人情”“关系”“金钱”“权力”对法律实施的干扰作为重点整治内容。

三、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

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任何法治形态的基本要义；公共权力具有二重性，唯有法律能使其扬长避短和趋利避害；破坏法治的最大危险在一般情况下都来自公共权力；只有约束好公共权力，国民的权利和自由才可能安全实现。

四、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

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健全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健全社会普法教育机制，增强全民法治观念。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五、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对现有党内法规进行全面清理的基础上，抓紧制定和修订一批重要党内法规，加大党内法规备案审查和解释力度，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使党内生活更加规范化、程序化，使党内民主制度体系更加完善，使权力运行受到更加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使党执政的制度基础更加巩固。

F. 怎样建立公务员绩效考评的法治评估指标体系

(一)建立分类考核制度，完善相关制度和规定
分类考核就是对不同部门、不同类别的公务员，在坚持考核标准的前提下，按照职位分类所建立的岗位职责规范进行有针对性的考核。公务员绩效考核要在坚持德、能、勤、绩、廉五项指标的前提下，增强现行考核标准的针对性，建立针对不同部门、不同类别公务员的分类考核制度。其一，对领导成员和非领导成员应按职务和职级分别考核;其二，对从事专业技术、行政执法及司法工作的公务员，应针对职位的特点，除运用基本的考核方法外，还应采取具有较强针对性、补充性的考核方法;其三，要在已有的平时考核、年度考核基础上，增加公务员任前考核(包括录用考核、调任考核、晋升考核)、任期考核、专题考核等。建立分类考核制度，出台完善绩效考核的指导性文件，以保证分类考核体系的针对性、有效性和规范性，逐步实现制度化和法制化。
(二)实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完善考核指标体系
建立完善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对公务员绩效考核至关重要。要明确定量方法为主、定性方法为辅的原则，对于如何定量，可采取事实记录绩效考核法、相对绩效考核法和绝对绩效考核法、360度绩效考核法等现代考核方法，将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分配合适分值，为体现重点考绩原则，宜将考绩分值比例适当提高;为反映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要求，德、能、廉三个方面可实行按等级计分的办法，而对勤、绩两个比较容易量化的方面，则可以将各岗位公务员的工作或服务态度、出勤率、工作质量、工作数量、工作效果和贡献等各方面明确分值。采取考核标准量化，既容易掌握，又便于分出高低，避免单凭主观意愿或随大流给被考核者评定等级，确保考核过程和结果公平、公正。
(三)科学运用考核结果，积极落实激励机制
公务员考核结果在认定上应充分运用考核结果，防止平均主义倾向，保证激励功能的发挥。一方面，可以考虑在优秀与称职等次之间增加良好等次，来区别称职人员中一部分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都比较好的公务员与一部分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都比较一般的公务员，做到考核结果的公正、合理，进一步完善和落实考核激励机制。另一方面，机关在对公务员个人考核的同时，应加强对各部门的考核。考核结果为优秀的部门可以适当提高该部门公务员评为优秀等次的比例，反之亦然。此外，应使考核结果真正为公务员的后续管理环节服务，将考核结果与公务员奖惩、晋职晋级、辞退制度相结合，真正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如对表现优秀者给予一定物质奖励或精神奖励，将之与晋职晋级挂钩;对评定为基本称职者扣发一定数量的奖金，以示警告;对考核不合格者严肃淘汰，严格公务员辞退制度。

G. 如何发挥法治政府指标体系及其考评的更大作用问题

法治政府作为理论主张和政府模式是一种理想的政府运行状态，或者说，是按照法治原则运作的政府。法治政府评价是对法治政府建设成效的评价，可视为目标性考评。作为政府绩效评价的组成部分，法治政府绩效评价强化结果导向与公众满意度导向，指向政府法治职能的实现程度，旨在提升政府法治的公信力，是法治政府建设评价的延伸。构建法治政府绩效评价体系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与保障条件，涉及理论体系、组织体系、技术体系、制度机制、智能化等主要元素。

H. 如何建立法制宣传教育考核指标体系

法治中国”建设实施机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标志着“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任务越来越明确。实践中,一些地方探索制定区域、行业“法治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找到了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一度存在“以GDP指标论英雄”,“以单一社会指标考核标准论优劣”,“以经济考核指数论升迁”的考评难题,并被总结提升为“法治中国”建设的有效实施机制,必将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发展的法治化提供有效保障。

I. 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指什么

法治政府指标体系的标准问题的关键在于有效地控制和约束国家权力，法治的功能首先是“治官”。 近现代法治实践告诉我们，法治的意义在于有效地控制和约束国家权力，法治的功能首先是“治官”。通过宪法和法律有效地约束国家机关的权力，保护公民、企业和社团的合法权利，是近现代以来法治活动的核心目标。 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核心，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这一论断体现和反映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规律，更是法治政府建设的根本要求。 1、依法行政是政府机关发挥职能作用必须遵守的客观规律 实践证明，离开了依法行政，就不能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行政务，不能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无法实现公共管理的有序高效。依法行政问题是当前法治政府建设中的重大课题。 根据法治国家理论，依法行政是指政府机关在其职能活动过程中，行使行政权力必须依据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依法行政要求政府机关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行使行政权力和承担责任，以实现管理国家、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职能。在现代社会，法律是行政机关据以活动的标准，也是公民及社会对行政机关职能表现评判的重要标尺。依法行政作为法治政府的基石，反映了行政机关运作方式的基本特征，是政府机关发挥职能作用必须遵守的客观规律。国内外的实践也证明，能否做到依法行政直接决定和影响着法治政府以及政治文明建设的成败。因此，依法行政在法治政府的建设过程中居于核心的地位。 2、依法行政是政府正确贯彻执行法律的重要保障 据统计，我国的法律约有80%规定政府机关作为执法部门。可想而知，如果政府自身做不到有法必依，出现大量的有法不依行为，就会直接阻碍法律的贯彻执行。 为了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必须首先推行和加强依法行政的进程，使各级政府在公共管理中严格做到依法办事，在行政执法中有法必依，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真正贯彻执行。 法治资源初步具备后，执法的问题便凸显出来。因为法律定得再好,若得不到正确和有力的执行，也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强化政府部门严格依法办事，努力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成为当前比立法更为迫切和艰巨的任务。 3、依法行政是树立和保持法律权威和政府权威的前提 政府活动依法进行，特别是政府领导人严格依法办事，尊重和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不仅在全社会起到良好的遵法、信法、守法的示范作用，有助于全社会法律意识的普遍提高，而且能使国家法制在全社会得到全面落实和普遍遵守，促进法律权威的树立和提高。 依法行政是树立和维护法制权威的最重要的手段，同时也是提高政府权威的有效途径。政府依法办事，规范地行使权力，才能取信于民。促进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法定义务，促进宪法和法律在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得到普遍切实的遵守。 法制的效力得到了保证，政府的效能自然就会提升，从而进一步强化和提高法制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关键还在于依法行政。通过坚定不移地推行依法行政，健全和完善一整套依法行政的制度和体制，才能促进法律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得到普遍而切实的遵守。 4、依法行政是监督控制政府权力的重要手段 在国家权力体系中，行政权力的适用范围是最广的，行政机关所管理的领域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涉及社会的各个角落。行政权的强大及其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关系，使得行政机关成为国家机关中最为活跃的权力部门。 由于承担的职责范围面广量大，使得行政权成为最易于膨胀和越权的力量。行政机关可以为被管理者设定义务，可以独立实施行政处罚，特别是大量的行政机关在处理社会事务时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果这些权力被滥用，则必然给公民和社会团体造成严重的侵害。尤其是在政府部门中发生权力腐败，危害后果更为严重。 近现代法治实践告诉我们，法治的意义在于有效地控制和约束国家权力，法治的功能首先是“治官”。通过宪法和法律有效地约束国家机关的权力,保护公民、企业和社团的合法权利,是近现代以来法治活动的核心目标。为防止行政权力的膨胀和越轨，就需要采取有力手段约束行政权力的行使，使其在有序规范的轨道上使用。通过贯彻依法行政的原则，使各级各类行政机关在处理社会事务时，能够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运行。从而达到以法律控制权力，防止权力滥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