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德治法治
❶ 究竟用什么理论解读法治德治关系
1德治和人治的关系
德治是人治的理想模式。要想充分发挥人治的优点，政府官员应该勤奋、敬业和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
2德治的含义
德治是中国古代的治国理论，含义如下：
第一、要求统治者集团以身作则，注意修身和勤政，充分发挥道德感化作用。
第二、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为政以德”，德主刑辅。
从上面两头得出，德治是人治。德治要求统治者自身正。
再说法制，法制就是法律在统治，而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个组织在统治。为了保证没有某个组织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制国家一般采用三全分立，少数的，例如台湾，是五权分立。
这里有一个被大陆人民经常忽视的基础：法制难道就不讲道德了吗！统治一个国家的法律，难道就是罪恶的吗！
大家读一读美国宪法 序言
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安宁，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後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乃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
这里，完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安宁，共同国防，增进福利，确保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哪一条不是人类个体乃至国家集体的最基本的道德！
奠定美国200多年时间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伟大国家的基因——宪政确立的公民自由基础和法治框架却一点未变。自由与财产，权力制衡，以个人为基础，这些基本的价值观，不需要民主讨论，也不由得民主讨论!没有这一自由、宪政和法治基础，民主会荒腔走板;有了这个自由、宪政和法治基础，民主只是锦上添花。
所以法制是最高的道德，把道德上升到钢铁的地步，最基本的道德（例如美国的自由与财产，权力制衡，以个人为基础，这些基本的价值观，）不需要民主讨论，也不由得民主讨论!
可以确定无疑的说，是根本道德上升到了不需民主讨论的层次，并且三权分立，就是法制。
“民主”是个一言难尽的口号，它也是任何人都可以用来做工具和武器的东西，就像“反贪腐”一样。共产党也是一路打着民主的旗号统治到今天的。但美国起草独立宣言和宪法的先贤们，却很不喜欢用“民主”这个词。
《独立宣言》全文没提到“民主”。而译成中文长达一万多字的美国宪法，甚至通篇都没有“民主”这两个字。这绝不是疏忽，而是美国先贤们经过多年讨论、辩论之后的一个非常清楚的共识。奠定美国基础的这两个最重要文件，全部强调的是保护个人权利，而不是多数裁决的原则，更是要避免暴民政治。
美国先贤当年没有提到民主和科学等，只是抓住“个人权利”这个根本。一切国家体制的建立，都以保障个人权利为最高目标。在保护个人权利这个根本之上，最后才会有真正民主机制的确立。如果说只用两句话概括美国强大的原因的话，那就是美国重视并实践了这样的价值：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也就是确立个人主义的价值，以人为根本。
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强调人的三大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都是指个人。
所以说法制就是人们根本的道德，上升到统治地位。
法制不会犯错，犯错的只有人，那么经过三权分立，互相制衡，法制才会给人们带去最大的辐照。任何政策决定，都是先符合宪法，再经过三个权力机关相互制衡后，产生的，从出厂前，就经过总设计，和总检核。就算出了问题，哪也是执行人的问题，宪法本身永远正确。
而德治就空有其表，统治者欲正人，先正己。“正人先正己”一句经典台词，语出伟大的《论语》：“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语最擅长应对西方的批评，杀伤力可谓摧枯拉朽。
德治，这里有一个陷阱，统治者必须---正，但是，是人都有错误，统治者也是人，统治者要一贯的伟光正。这个可能吗！那就得靠---伪。
所以，德治国家，基本都走向了反面。因为德治给统治者自己，留了后门。而法制是不给统治者留后门的。法制不需要---正人先正己。法制是根本道德，而且法制不是人，不会犯错，不会伪装，法制没有个人利益，也用不着面子。
❷ 《论语》中孔子、孟子、荀子对于法律的言论
需要说明的是《论语》中国春秋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回弟子的言行。它较为集答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没有孟子，荀子的的相关言论。
孔子主张用道德引导民众、用礼来约束民众。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领导一个国家，如果仅仅用政令来领导，用刑罚来管理，结果是民众不敢犯法，因为一旦犯法就会受到刑罚处罚。若是如此民众只会想办法逃避刑罚处罚，而没有羞耻之心。假如以道德来领导，以礼来教化。每个人都有道德的涵养，民众能从内心自觉的约束自己，如果做错了，自己就会觉得惭愧，而不是等到法律制裁，才会悔恨。
孔子所主张的德治是优于法治的更高境界，如同共产主义是较社会主义的更高境界。法治更多的是治理一种行为，而德治治理的却是人们的思想。行为本身由思想而来，若是能够将人们的思想教化，那么法治也就成为一件简单的事情了。
❸ 关于孔子的德治
德治是一种以道德自律手段的政治理论。这是中国儒家的主要政治理论，亦是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理论，它支配中国古代社会几千年，深层地研究和发掘德治理论，不但对于梳理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而且对于今天的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都有莫大的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德治” 思想由孔子开创的，它是指以 礼乐 教化来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将遵守社会等级秩序及其行为规范变为一种自觉，从而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其中心思想便是对人民施行道德教化，以令人主动地心悦诚服的，而不是靠严刑峻法来迫使人民畏敬。德治也是孔孟儒学大力提倡的政治主张，后来儒家把这种德治思想进行了发挥与弘扬，对传统政治影响巨大。 "以德为主，以刑为辅"便是历代王朝政教奉行的一条基本原则。 “德治”在中国，其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与“法家”之争。这两家在治国方略的选择和运用上针锋相对，见仁见智，古代中国的“法治”学说与“德治”学说就诞生在这场纷争的硝烟之中。先秦法家管仲最早的提出“法治思想”，从“以法治国”到“贵族上下皆从于法”赵国的慎到的从“尚法”到“势、法”并重，商鞅从“缘法而治”到“以刑去刑”等法制主张。法家反对德治，从人性论出发，法家认为人性无法改造，因此反对儒家的德治，认为只能以力服人，主张“不务德而务法”，强调法律的强制作用，甚至把法律说成是唯一有效的统治手段。儒家与法家这样针锋相对。法家反对儒家主张的“为政在人”，认为把国家治理系于个人的道德和能力是不可靠的，依于对人性的怀疑。先秦法家提出的“法治”并非我们现代法律意义上的法治。虽然它们之间有共同点：都是用法来治国，但是古代中国法家思想的主旨在于维护君主集权，法律的主要价值在于防止暴乱，“法治”完完全全是统治阶级的集权，是统治阶级的一种驾驭人们的工具。从汉代开始，儒家思想被统治者作为正统思想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汉代之后的儒学实质上是内儒外法的学说。因此，出现“礼法合一”的东方特有现象，德治超越了法治，法治被包含于德治之中。在中国古代哲学家中，就关注社会、人生问题的程度而言，孔子是最具代表性的。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正是衰退着的奴隶制与萌芽着的封建制交相包孕。社会形态的新旧交替，打破原有的社会秩序，“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把这个时期看作是“礼坏乐崩”，臣杀君，子杀父，犯上作乱的“暴行”。于是他他感叹“天下无道”，传统的价值体系、行为规范和意义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原有的功能。因此，孔子在春秋季世社会内部机制大调整时代，对三代文化的特征、古今文化的异同、夷夏文化的差别等进行了认真的审视。他认同传统，力主回归传统，努力继承和弘扬华夏文明；积极回应社会变革所引起的传统文化的危机，在重新理解和阐释传统的基础上解答当前面临的问题，这对我们今天正确对待历史文化、传统文化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孔子提出以礼乐制度作为维系统治者统治的思想核心，并强调“仁”是作为礼的重要内容。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这就是说，一个不仁的人是不能够真正的理解礼和实行礼的。这也就是用德化来进一步充实和加强礼治，而仁就是德化的具体内容。孔子首先说明的仁基本性质和内容，就是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于礼的规范，能做到这一点的，就公认是仁。其次，求仁完全是自觉的，不依靠他人。要达到仁必须在视、听、言、动各方面全面地符合礼，这就是说仁是一种全面的道德行为。从社会政治方面看，孔子所谓的礼无疑是重要的，因为他规定了社会的基本结构，维系着整个上层建筑的宗法等级制。仁作为重要的政治理念，成为这个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调节剂、粘合剂，对于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根据仁的观念，既然管理不是牲畜而是必须予以关心爱护的人，那么就要用德政取代苛政。德政即仁在政治上的应用又怎样呢？“庶矣哉！”“富之”“教之”。孔子在的“德治”思想中与众不同的就是他把国家管理和治理的对象归结为人，用“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 作为治国的理念，强调人的重要性，他意识到在战争频频发生，社会动荡不安时，民众在政治上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认识到民的问题实际上是人的问题，要在政治上解决重民的问题，就必须首先在思想上树立爱人，爱他人的观念，亦即仁的观念。主张 “爱人”所以他要求统治者尊重民众的，要对民众进行教育，用礼来规范他们的行为，提高民众的道德自觉，使他们在道德自觉的基础上去遵守社会规范，从而达到社会的平衡和和谐，反对简单的用刑法，用法律来对。德治追求的是和谐安宁的社会，它是以民为本，而不是以君为本的。在古代社会，这一思想是异常难能可贵的。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古今中外，政制虽有不同，亦不必同，但只要利于人民，益于百姓的，即是好政制。同一政制下，政体虽有不同，亦不必同，但只要利于人民，益于百姓的，即是好政体。古今中外，改革层出不穷，亦不必同，但只要是利于人民，益于百姓的，即是好改革，值得肯定；如不利于人民，扰乱百姓，就不是好改革，应该否定。清代思想家魏源说：“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默觚下·治篇五》）是不是爱民、厚民、宽民、利民、益民，这应是我们评价一种政制和政体的好坏，一种政治理念的好坏的价值标准。历史上的德治所以值得肯定，首要的原因即在这里。孔子关于“德政”思想的经典表述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就是说，用法制禁令去引导百姓，使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老百姓只是求得免于犯罪受惩，却失去了廉耻之心；用道德教化引导百姓，使用礼制去统一百姓的言行，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也就守规矩了。换句话说，如果只用政治去开导民众，用刑法去惩罚民众，虽然可能畏法而不敢犯法，但缺乏道德自觉。如果用仁德去教导民众，启发他们的道德自觉，同时又用礼去规范他们的行为，民众的行为就能合乎社会的规范，达到社会的和谐。反对专以政令、刑法治国。他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只要统治者做出表率，自觉地遵守礼制，人民也就好治理了。孔子提出的与政令刑法相辅而行的礼治德化的两手办法，成为以后历代统治者一贯使用的统治手法。这与我们国家所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现在，我们国家推崇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以及“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均源于儒学文化。儒家认为，民众的拥护就能巩固统治者的政权，得民最重要在于得民心；任何一个政权，它如果失了民心，失去了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它早晚都要垮台的。所以儒家深刻认识到民众在国家中的地位，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个重要的社会哲学命题。在法制社会的今天，德治是人类社会用道德控制和评价社会成员行为的一种手段。主要通过榜样示范、道德礼仪、教化活动、制定乡规民约和宗族家法、舆论褒贬等形式实现。它是靠社会舆论道德规范的说服力、劝导力、影响力、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调节人际关系的。而法治是靠法律权威性和国家的强制力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调节人际关系的。德治靠自律，法治靠他律，两者如鸟的左右臂，不论对一个国家来说，德治和法治都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德治与法治的区别并不是“存德废法”或“存法废德”，德治中有“法治”，法治中也有“德治”。 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是德治与法治关系在现代社会发展背景下的一种科学形态。探讨德治与法治结合的科学精神，需关注以下几方面，首先，德治与法治的结合决不仅仅意味着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应该从更深刻层面上把握两者结合的科学精神；其次，合理定位德治民法治结合的价值旨归，以避免治理理念的混淆；第三，明确治国理念如何变为治理实践，使德治与法治的结合获得可操作性。 伴随着工业化的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社会人口流动急剧增大，中国社会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传统的道德来规范与约束的方式显得越来越不适用了。马克思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今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国民生产总值以百分之八递增，商品交易空前频繁，交易主体多种多样，有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人和公司。交易方式也多种多样，有实物交易、货币交易、网上交易和电话交易，人们的许许多多复杂的经济行为，迫切需要法律对它们进行统一规范。如果按照界限模糊约束力低的道德来规范，显然会使经济秩序遭到破坏。因此，法治是人们的必然选择。法治并不排斥道德，法治需要道德，它会在道德的帮助下变得更加富有成效。大学之道，在于明明德，在于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德治的国家，以德教化使百姓自古以来就安居乐业，在远古时期，在没有成文典法之前，依靠德治的力量，人民一样可以生生不息，所以，我认为，德治先于法治，德治重于法治”。综上所述，德治的核心是以民为本，反过来说，唯有以民为本，才能谈得上德治。一如明末思想家朱舜水言：“常怀一点爱民之心，时时刻刻皆此念充满于中，自然事事为百姓算计；有一民不被其泽，便如已溺已饥，安得无不忍人之政？”（《朱舜水集·问答三》）这道出德治亦不忍人之政和民本理念的关系。离开了民本，就所谓德治。”
❹ 孔子主张以德治国，现代社会强调依法治国，应该以德治国，还是依法治国
在现在来说，这是个很迫切的问题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一部人治的历史，历代统治者以其钦定的道德标准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而法律在其中基本只起到惩罚的作用，这可以称为古代的以德治国，而那时的德就是妖魔化的孔孟之道．既然是妖魔化的，又是钦定的，自然就有严重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社会发展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时还难以体现出来，但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它的反动性就明显的显露出来．康乾盛世是在古代以德治国的框架内，社会所能发展到的极至．而与此同时，许多西方国家已纷纷把以法治国作为其立国之本．钦定的道德标准是万古变不得的，而法律却可以不断完善，法律不断完善的过程就是社会机制不断完善的过程，更为完善的社会机制又可以直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使得这些靠法律治国的国家可以不断的朝良性的发向发展，并最终发展到象现在这样发达的地步．与此形成对照的就是强调以德治国的样板文明――中国的停滞不前．
当然现在中国所倡导的德，是远比古代进步的德，是一个几乎可以说相当完善的德，但这个德终究比不上能不断完善的法律．所以这十几年来中国也在一直追求着以法治国，法律在这个过程中正在不断完善，这可以说是已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只要我们能坚持朝着这个发展，中国就能尽快地步入人类社会发展的前列，不为历史发展的潮流所淘汰．
以优秀的道德标准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确实能起到些良好的作用，完善人们的某些行为，但这种规范需要的是个人的自律，而个人的自律并不是人人能做好做对的事，绝大多数人都有自己判断是非的标准，这些亿万计的标准很多时候都会彼此冲突，然后就是导致个人既得利益的冲突，到了这时就必须以法律去制止并化解这类冲突．所以以德治国固然重要，但它必须从属于以法治国的基本方针．我们当前应更多的强调以法治国，然后再是强调个人的自律，切不可本末倒置．
❺ 孔子名言中体现德治的句子
德治与法治
【原文】
子曰：“道①之以政，齐②之以刑，民免③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④。”
【注释】
①道：通“导”，训导、引导、领导的意思。②齐：整治③免：避免④格：至，来，引申为归服
【译文】
孔子说：“用政令来训导，用刑法来整治，老百姓知道避免犯罪，但并没有自觉的廉耻之心，用道德来引导，用礼教来整治，老百姓就会有自觉的廉耻之心，并且心悦诚服”
【读解】
孔子与卫文子有一段对话，对这里的论述作了发挥。
孔子说：“用礼教来统治老百姓，就好比用缰绳来驾驭马，驾马者只需要握住缰绳，马就知道按驾马者的意思行走奔跑。用刑法来统治老百姓，就好比不用缰绳而用鞭子来驱赶马，那是很容易失去控制，甚至把驾马者甩下来的。”
卫文子问道：“既然如此，不如左手握住缰绳，右手用鞭子来驱赶，马不是跑得更快吗？不然的话，只用缰绳，那马怎么会怕你呢？“
孔子还是坚持说，只要善于使用缰绳，驾驭的技术到家，就没有必要用鞭子来驱赶。（见《论语正义》卷二）
这里的对话实际上说的是儒家政治与法家政治的区别；儒家政治主张德治，以道德和礼教约束民众；法家政治主张法治，以政令、刑法驱遣民众。德治侧重于心，法治兼用，儒、法并行。如果我们从实际出发，考察历史和现实，显然还是卫文子德主张比较行的通一些。
❻ 根据《论语》中政与德，刑与礼的区别主要在哪里
“政”，这里是指治理国家之事。“德”与“刑”，是指治理国家的手段、方法、途径，即“德治”与“法治”。“礼”，是指人与人相处的一种规范，它是“德治”的基础。孔子所言 “礼”的核心是“等级制”，要求人们在自己所定位的等级中安分守纪。“礼”从纵（上下级、长幼辈等）、横（夫妇、兄弟、朋友等）两方面规范、约束人们行为。
❼ 思修论述题：试述你对人治、德治、法治的理解
人治：凭个人好恶进行统治，于国家而言，“遇明君则盛，遇常君则弱，遇昏回君则亡。”答
德治：在周文王时有“画地为牢”的典故，讲的就是德治，即用道德来治理国家，以高尚的品德、以公众的道德为评判标准来衡量人的行为；
法治：体现公共诉求和统治阶级意志的律例，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强制执行。严格的说，法不避亲，只要与法有关，则依法办事、违法必究。
从历史客观来说，“三治”的最高级是法治，其次为德治、再次是人治。以现在国情而论，由于我国法制的不健全，还必须坚持法治为主，辅以德治。
❽ 论语中有几处讲了以德治国，分别是
论语书第一节
❾ 从儒家和法家的主张中,谈谈对德治和法治的关系认识
内容提要 把“德治”和“法治”结合起来，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结合起来，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法治国家的建设是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任重道远。在这一进程中，同时需要加强德治，并处理好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贯彻德治与法治相结合中要注重富而后教，倡导责任伦理，建立相应的制度制约，坚持“德”与“位”的统一。
与法治相结合的德治的基本内涵中国传统德治精神的一个积极内涵就是对道德教化的重视，对培育和提高民众的基本道德素养的重视。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其意思是，仅仅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威慑，禁止人民作坏事，那么，民众充其量能做到不触犯法律，但不会有羞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用礼节来规范民众的行为，民众就不但会有羞耻之心，而且能逐渐成为有道德的人。孟子则进而指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
（《孟子·滕文公上》）这是说，通常情形，人一旦衣食无忧就必然会精神懈怠，如果得不到教育，就容易行为放荡。所以，古代的圣君尧设立了教育民众的官职，用人伦之理来教育民众，使得父子关系讲究亲情，君臣关系讲究道义，夫妻关系讲究内外有别，兄弟关系讲究长幼的秩序，朋友关系讲究言行有信。古代的圣君尧还说，官员的职责是：督促民众勤奋劳作，匡正他们的失误，伸直他们的冤屈，帮助他们努力向上，使他们自己体会到做人的尊严，然后还要保持警觉，不要让他们懈怠下来。
尽管孔孟关于德治的思想反映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和要求，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他们强调道德教化，重视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却是值得借鉴的。可是传统只有经过创造性地转化才能有现实意义
道德教化，包括“言教”和“身教”两个方面。中国的德治传统尤其重视身教的作用，即所谓“身教重于言教”。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他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德治传统的要旨，是“治者”作为道德表率和示范来教育和感化“被治者”。其中，社会公德的培育，尤其强调领导干部的表率和示范作用。如果领导干部首先在自己的工作中表现出对规范和调节社会不同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的“公共规则”的尊重，对“法律”的尊重，依法行政，严格遵守各种公共规则，表现出对公民“权利”的尊重，那么，不仅能垂范于世，而且可以感化一般的民众，激发起普遍的公德感。
坚持“德”与“位”的统一。传统德治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德”与“位”的统一。德治的实施是通过领导者的道德垂范和对民众的道德教化来进行的，所以，在德与位的关系上，就要求以德定位，以德取位，德位一致。这一思想强调了道德水平在选拔领导者中的决定意义。这是德治在用人方面的突出特征，是德治得以实现的组织、人事保证。尽管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封建统治阶级道德的虚伪性，这一要求在实际生活中难以实现。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一原则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对民族心理也有相当的影响。其集中表现是，中国传统的人才观，强调“立德、立功、立言”，强调“德、识、才、学”；在用人上强调“德才兼备”。总之，在能力和德性的关系上，主张把德性放在首位。我们党在干部政策上，也一贯强调“德才兼备”。在进入新时期后，又着重强调干部的“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始终把政治觉悟和思想道德放在首位，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性质和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所使然。这一传统应当继承与发扬。我们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肩负着管理复杂的现代社会的使命，又面临着世界范围的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干部能力的要求就显得十分突出。没有丰厚的知识基础，没有世界的眼光，没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就难以胜任治国的重任。但是，在突出强调能力的时候，应当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坚持把思想和道德的要求放在首位，同时处理好能力和德性之间的关系。
❿ 自治法治德治三者之间的关系
认清乡村治理规律，把握“三治”辩证关系
认清乡村治理规律，关键是认清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在农村社会关系网中的地位，处理好党的基层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正如《条例》所强调的，“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当加强对各类组织的统一领导，打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党的基层组织“加强对各类组织的统一领导”，既体现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的时代要求，又体现了“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使命担当。前者要求确保发展的政治性和长久性，后者要求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就是在党的基层组织发挥领导作用的前提下，发挥好农村自治组织的主导作用、社会力量的协同作用以及个体成员的主人翁作用，实现各治理主体间相互平衡、相互支撑、相互制约。
认清以上规律，正是把握“三治”辩证关系的关键。要把握“三治”统一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一根本要求，必须以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为根本前提;要把握“三治”结合不是自治、法治与德治的简单加总和随意组合，而是因时因地制宜，激活整体功能、系统功能的复杂过程;要把握自治是法治和德治的基础，法治是自治和德治的保障，德治是自治和法治的补充。
把好自治方向，为法治德治打下坚实基础
自治是法治和德治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部分农村地区存在的黑恶势力、宗族恶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村霸”等现象，正是由于基础不牢所导致的结果。因此，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必须首先打牢这个基础，而打牢这个基础的关键就是加强政治建设，把好自治方向。
突出政治建设，严格执行党的意志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新时代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作为联系党和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层组织;党的意志是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开展工作的行动指南，是必须紧紧围绕的理论核心。严格执行党的意志，落实相关政策要求，才能使农村社会紧跟国家发展步伐。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严格执行党的意志，关键是要做到“维护核心、服务中心、凝聚人心”。“维护核心”，就是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不断提高政治能力，这是把握自治方向的根本保证;“服务中心”，就是要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各项任务，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不断推进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宏伟目标，这是把握自治方向的物质保证;“凝聚人心”，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了农民、依靠农民，让农民切实参与到农村社会治理各环节，这是把握自治方向的民心保证。
突出政治功能，发挥“能人组织”作用
就农村社会而言，“能人”是比普通村民拥有更多知识、经验、声望或关系资源，在村内影响力较大的成员，党员是“能人”的主要组成;而“能人组织”则是在村内影响力较大的组织，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无疑是影响力最强的“能人组织”。“能人组织”和“能人”是决定社会发展尤其是制度变革的关键主体，也往往是发展和变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农村“能人组织”和“能人”作用发挥得如何，决定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效果。
在乡村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主要应从三方面发挥其“能人组织”功能:一是突出政治功能，把自身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这一功能源自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属性以及党的执政地位。二是继续发挥自身作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参与农村治理，改变了过去“皇权不下县，县下行自治”的状况，促成了农村社会网与外界、特别是政权的相互交流，为法治在农村的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充分发挥党的农村基层组织自身及其党员引导农村社会发展方向、制度选择以及变革的作用。作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党的农村基层组织肩负着为广大农民群众谋取幸福的历史重任，因此，要不断提升组织力，在选择既定的情况下，以“能人组织”的身份和广大农民群众一起沿着既定的道路前进，最终实现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