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难题道德

⑴ 关于【电车难题】的一些问题，如果你面临这样的情景，你会如何抉择为什么

你好，我想说的是：每个人都都有自己的选择，这无关对错。
就主流观点而言，是不考虑人的各自属性的。即只是一个抽象的人而言。自然是哪边人多救哪边。
人做为一种群体联盟，当然要求形成一种共同利益价值观。如果有人明目张胆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他人，自然会让人胆寒。不管是谁都不会明白着说：“我要救我的亲人，你们去死吧。”这样的话人类联盟就分裂了。
但不得否认，人还是会自私的，尤其是在亲情这个正义的词下。原谅他们吧。
如果是我呢，一定会救人多的一边，毫不犹豫。如果我因为那一个人是我亲人或是总统之类而救他。那谁还会跟从我？我只是把他们当价值量看，而不是平等的人。

⑵ 如何解决电车难题

这个思想实验主要设计来攻击功利主义与源自康德主义的道德义务论见解。
功利主义认为，为追求对最大多数人来说的最大效益，应该牺牲少数人来拯救多数人。因此，在上述两个版本的思想实验中，都应该要牺牲一个人，来拯救五个人。
康德主义认为，道德应该建立在必要的义务责任上。如果不可以杀人是一种道德义务，在上述两个版本的思想实验中，都不应该动手，让一个人牺牲，即使这个行为的后果是牺牲五个人。

⑶ 心理学助你解开【有轨电车难题】

小友说：李安执导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提到，在遇难船只的救生艇上，生还者迫于饥饿，会有人吃掉更孱弱的他人的现象，尽管骇人听闻，但历史上也不乏类似真实事件。要么违反习俗活下去，要么一起饿死，这怎么办？这类问题怎么剖析才对？

开始前，请思考两个非常短的问题。不感兴趣请随意跳过这两行，么么哒。

1. 道德是啥？（此处省略一万字哲学论证）

2. 我们为啥要研究道德？

接下来就进入正题。

1、是否贴近实际生活

在一项道德两难判断中，当被问及“喝酒后如果你没醉，你会驾车吗”时，正在酒吧喝酒的大学生更容易选择“可以驾车”，而当时没在喝酒的被试更容易选择“不可以驾车”。

显然，更当下实际生活更接近的道德两难事件，更容易让被试产生利己的判断。

2、主人翁是不是自己

对于前文提及“小明为找房插队”的故事，研究者还发现：主人公是“你”，比起主人公是“某个人”时，更多人倾向于选择“可以插队”。人称的变化可以让被试涉入情境之中，也即让他们的情境卷入程度更高，做出功利主义判断。

3、情境身份的熟悉度

对于“用公家车送孩子上学”的事情，政府管理人员的卷入程度就比高校教师更深，作出功利主义判断的可能性就更高。而对于“帮同学考试作弊”的情况，大学生的卷入程度要远远高于教师。

也就是说，当呈现的道德情境是被试当前正经历的生活事件，和ta利益相关，情境卷入程度就越高。

4、种族

人们会对本民族的人更为关注和敏感，种族偏见或纳粹主义是影响道德直觉的最重要的因素，这种关系对认知的影响深远，在此不详述。

5、血缘关系

我们我们更倾向于给自己喜欢的亲属、朋友或同事提供帮助，对于他们的同理心也更强，而不愿意帮助不喜欢的人。我们会认为自己亲近的人比其它人有更多积极正面的人格品质，相应地，也对他们更为宽容和同情。

在是否救助不同人的道德两难情境中，我们对于直系亲属需救助情境的卷入程度更高，对其境遇更为关心和敏感，表现出了显著的偏见效应。而旁系亲属获得分配的认知资源（如关注度）相对减少，需救助的陌生人则是获得认知资源最少的（唉……）。

6、时间长度

Renata 和 Ralph 的研究结果发现，如果考虑时间更充足（3分钟），人们会比时间有限时（8秒内）更倾向于做出功利性选择。

7、权力大小

在没有情境卷入，即发生的事件和自己正在经历的事情没啥关系时，高权力者倾向于用基于规则的方式（道义主义）进行道德判断，低权力者则倾向于用基于结果的方式（功利主义）进行道德判断。

然而研究表明，当情境卷入程度高，事件越能贴合自己的亲身经历，高权力者越会转向低权力者的选择，也即功利主义倾向增高。

（弹幕小友：这是在说……道德判断最终都取决于和自己利益相关程度吗？）

大家也看到了，情感和理智难以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起码在大多数时候是这样。对于电车问题，也许永远没有正确答案。但深入思考“电车难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生活中的两难情境（不仅仅是女朋友和妈掉水里救谁的问题）。

我们的道德判断，往往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客观。同样，他人也是。所以，或许我们可以少说别人“两套标准”，因为那确实取决于对方的卷入程度高低；我们也该避免站在道德制高点批斗他人是非，因为，总有一个两难情境也会令你犹豫，甚至作出看似“迫不得已”的功利主义选择。

对此，你怎么看呢？

— 友心任务 —

思考题

说到道德两难，砍妹不得不推荐一个世界舞台上经久不衰的作品——迪伦马特的《老妇还乡》。作为一只心理学狗，第一次看到这部戏，便意识到它主要戏剧冲突的内核正是大名鼎鼎的“道德两难问题”！

在后台回复 “道德” 就能获取这个震撼人心的戏剧故事梗概啦~ 简直完美融会贯通了本文所阐述的内容，将各种因素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刻画得淋漓尽致。

感兴趣的话，不妨一读，看看哪里写得符合科学研究、哪里写得不太合理吧！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想，或是安利其他类似的作品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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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砍妹

武汉大学心理学学士，知乎专栏@文艺的哺乳动物。

引用文献：

1.谢熹瑶，罗跃嘉，道德判断中的情绪因素，心理科学进展，2009，Vol.17, No.6,1250-1256;

2.Greene, J. D., Morelli, S. A., Lowenberg, K., Nystrom, L. E., & Cohen, J. D., Cognitive load selectively interferes with utilitarian moral judgment. Cognition, 2008,107, 1144–1154.

3.Greene, J. D., Nystrom, L. E., Engell, A. D., Darley, J. M., &Cohen, J. D.. The neural bases of cognitive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moral judgment. Neuron, 2004, 44,389–400.

4.Haidt, J. The emotional dog and its rational tail: A social intuitionist approach to moral judg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1,108, 814–834

5.Koenigs, M., Young, L., Adolphs, R., Tranel, D., Cushman, F., Hauser, M., et al.. Damage to the prefrontal cortex increases utilitarian moral judgments. Nature, 2007,446(7138), 908–911

6.Michela Sarlo, Lorella Lotto, Andrea Manfrinati, Rino Rumiati,Germano Gallicchio, and Daniela Palomba, Temporal Dynamics of Cognitive–Emotional Interplay in Moral Decision-making,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 2012, 24:4, pp. 1018–1029;

7.Moll,J.,&de Oliveira-Souza, R. Moral judgments, emotions and the utilitarian brai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9.11(8),319-320.

8.Nancy S. Koven, Specificity of Meta-emotion Effects on Moral Decision-Making, Emotion, 2011, Vol.11,No. 5, 1255-1261;

9.Pilar Aguilar, Silvina Brussino, José-Miguel Fernández-Dols, Psychological distance increases uncompromising consequentialis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13, 49, 449-452;

10.Renata S. Suter, Ralph Hertwig ,Time and moral judgment,Cognition, 2011, 119, 454-458;

本文中图片均来源网络

⑷ 电车难题有正义的解决方式吗如果有是基于怎样的正义

正义是一个古老而又平常的词汇，正义是一种象征和理想。正义，同公平、公正、公道、合理等所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同，都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在伦理学意义上，正义要求人们各得其所，满足其合理的、公正的需要和要求；在政治、经济上，正义指一种与社会发展的理想相符合、足以保证人们的合理需要和利益的制度，它的实现与否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正义。从法律角度上讲，正义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法律正义，既正义的法制和合法性。法律正义是一种通过创制和执行法律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及其行为而形成的理想关系。法律正义提高了法律的实效，即适用法律一律平等。
法律对正义的实现作用，总体上体现为：
第一，分配权利以确立正义。这是法在实现分配正义方面的作用。包括把指导分配的正义的原则法律化、制度化、并且具体化为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实现对资源、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进行权威性的、公正的分配。在这种权利义务的分配中，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是带有根本性的、决定性的。在一个民主政体的国家中，关于基本权利的分配即分配正义原则的执行通常是由人民选举的立法机关进行的，因为基本权利和义务涉及到人民的财产、人身自由和人格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所以，国家权力在何种情况下才能剥夺人民的基本权利、课以何种义务和责任的问题，成为分配正义的核心问题。当分配正义原则被一个社会成员违反的时候，校正的或诉讼的正义就开始起作用。这就会引起惩罚与补偿的问题。
第二，惩罚罪恶以伸张正义。这是法律实现正义的一个方面。以刑罚为代表的法律上的惩罚之基本目的不外乎报应与预防两方面。报应，也就是通过惩罚罪恶表达正义观念、恢复社会心理秩序。犯罪，一般来说不仅是违反法律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而且也是违反正义观念的邪恶行为。因此，出于正义的要求，对邪恶行为要作出否定评价，对于善意行为应该给予褒扬。这是基于道义要求所产生的正义观念的应有内涵。在关于惩罚的理论中，包含三个基本问题，即惩罚的理由、惩罚的对象以及什么是适当的惩罚。这些问题都表明惩罚具有伸张正义的作用。
第三，补偿损失以恢复正义。如果说惩罚罪恶是基于道义的正义要求，那么补偿损失则是功利的正义要求。法律在平均正义方面除了对罪恶予以惩罚外，还在、侵权方面表现为试图补偿受害者的损失。这种补偿通常只以损失大小为标准，而不考虑或过多考虑侵害者有无过错、其错误程度与赔偿额有无必然联系、赔偿费是否由其本人支付（如行政赔偿由国家支付）。以赔偿为主的补偿性责任主要是恢复分配正义。
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统治阶级意志的内容，决定着统治阶级的正义观，法是体现和实现统治阶级正义观的重要手段。统治阶级的正义观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之后，就具有了一种道德上的权威性，使法能更好地在实际生活中贯彻执行。统治阶级的正义观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法的内容中的重要组成因素。法是上层建筑中法律制度的范畴，它不仅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正义观，而且与统治阶级的正义观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具体来说，这种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1）正义是实在法的基本原则和依据，它表现为以正义的要求作为其追求目标，并将其确定为一套可操作的行为准则，给人们提供行为模式和标准；（2）法律通过和平和公正解决冲突的规定和程序来保障正义原则的实现。正义对法律进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义作为法律的最高目的、作为区别良法恶法的标准，始终是法律进化的精神驱动力。任何实在法律制度都或多或少、至少统治者在口头上承认正义为其目标。不管统治者愿意不愿意，正义作为社会价值，始终是衡量法律良恶的标准。另一方面，法律是实现正义的重要手段。正义的最低要求是限制任意暴力，它的实现离不开规范，尤其离不开具有强制力的规范——法律。

⑸ 道德悖论的十大经典思想悖论

没有比所谓的“缸中的大脑”假说更有影响力的思想实验了。这个思想实验涵盖了从认知学到哲学到流行文化等各个领域。这个实验的内容是：想象有一个疯狂科学家把你的大脑从你的体内取出，放在某种生命维持液体中。大脑上插着电极，电极连到一台能产生图像和感官信号的电脑上。因为你获取的所有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都是通过你的大脑来处理的，这台电脑就有能力模拟你的日常体验。如果这确实可能的话，你要如何来证明你周围的世界是真实的，而不是由一台电脑产生的某种模拟环境？
解读：
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很像《黑客帝国》，那么你说对了。这部电影以及其他一些科幻作品，都是在这个思想实验的影响下创作出来的。这个实验的核心思想是让人们质疑自身经历的本质，并思考作为一个人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这个实验的最初原型可以一直追溯至笛卡尔。在他的《Meditations on the First Philosophy》一书中，笛卡尔提出了能否证明他所有的感官体验都是他自己的，而不是由某个“邪恶的魔鬼”产生的这样的疑问。笛卡尔用他的经典名言 “我思故我在”来回答这个问题。不幸的是，“缸中的大脑”实验更为复杂，因为连接着电极的大脑仍然可以思考。这个实验被广泛的讨论着，有许多对于此实验前提的反驳，但仍没有人能有力的回应其核心问题：你究竟如何才能知道什么是真实？ 薛定锷的猫最早由物理学家薛定锷提出，是量子力学领域中的一个悖论。其内容是：一只猫、一些放射性元素和一瓶毒气一起被封闭在一个盒子里一个小时。在一个小时内，放射性元素衰变的几率为50%。如果衰变，那么一个连接在盖革计数器上的锤子就会被触发，并打碎瓶子，释放毒气，杀死猫。因为这件事会否发生的概率相等，薛定锷认为在盒子被打开前，盒子中的猫被认为是既死又活的。
解读：
简而言之，这个实验的核心思想是因为事件发生时不存在观察者，盒子里的猫同时存在在其所有可能的状态中（既死又活）。薛定锷最早提出这个实验是在回复一篇讨论量子态叠加的文章时。薛定锷的猫同时也说明了量子力学的理论是多么令人无法理解。这个思想实验因其复杂性而臭名昭著，同时也启发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最奇异的就属 “多重世界”假说，这个假说表示有一只死猫和一只活猫，两只猫存在在不同的宇宙之中，并且永远不会有交集。 “中文房间”最早由美国哲学家John Searle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这个实验要求你想象一位只说英语的人身处一个房间之中，这间房间除了门上有一个小窗口以外，全部都是封闭的。他随身带着一本写有中文翻译程序的书。房间里还有足够的稿纸、铅笔和橱柜。写着中文的纸片通过小窗口被送入房间中。根据Searle的理论，房间中的人可以使用他的书来翻译这些文字并用中文回复。虽然他完全不会中文，Searle认为通过这个过程，房间里的人可以让任何房间外的人以为他会说流利的中文。
解读：
Searle 创造了“中文房间”思想实验来反驳电脑和其他人工智能能够真正思考的观点。房间里的人不会说中文；他不能够用中文思考。但因为他拥有某些特定的工具，他甚至可以让以中文为母语的人以为他能流利的说中文。根据Searle，电脑就是这样工作的。它们无法真正的理解接收到的信息，但它们可以运行一个程序，处理信息，然后给出一个智能的印象。 另一个在流行文化中占了很大分量的思想实验是“无限猴子定理”，也叫做“猴子和打字机”实验。定理的内容是，如果无数多的猴子在无数多的打字机上随机打字，并持续无限久的时间，那么在某个时候，它们必然会打出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猴子和打字机的设想在20世纪初被法国数学家Emile Borel推广，但其基本思想（无数多的人员和无数多的时间能产生任何/所有东西）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
解读：
简单来说，“猴子和打字机”定理是用来描述无限的本质的最好方法之一。人的大脑很难想象无限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无限猴子定理可以帮助理解这些概念可以达到的宽度。猴子能碰巧写出《哈姆雷特》这看上去似乎是违反直觉，但实际上在数学上是可以证明的。这个定理本身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重现的，但这并没有阻止某些人的尝试：2003年，一家英国动物园的科学家们“试验”了无限猴子定理，他们把一台电脑和一个键盘放进灵长类园区。可惜的是，猴子们并没有打出什么十四行诗。根据研究者，它们只打出了5页几乎完全是字母“s”的纸。 为了反驳亚里士多德的自由落体速度取决于物体的质量的理论，伽利略构造了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如果一个轻的物体和一个重的物体绑在一起然后从塔上丢下来，那么重的物体下落的速度快，两个物体之间的绳子会被拉直。这时轻的物体对重物会产生一个阻力，使得下落速度变慢。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两个物体绑在一起以后的质量应该比任意一个单独的物体都大，那么整个系统下落的速度应该最快。这个矛盾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错误的。
解读：
这个思想实验帮助证明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无论物体的质量，不考虑阻力的情况下，所有物体自由落体的速率都是一样的。 最为古老的思想实验之一。最早出自普鲁塔克的记载。它描述的是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几百年的船，归功于不间断的维修和替换部件。只要一块木板腐烂了，它就会被替换掉，以此类推，直到所有的功能部件都不是最开始的那些了。问题是，最终产生的这艘船是否还是原来的那艘特修斯之船，还是一艘完全不同的船？如果不是原来的船，那么在什么时候它不再是原来的船了？哲学家Thomas Hobbes后来对此进来了延伸，如果用特修斯之船上取下来的老部件来重新建造一艘新的船，那么两艘船中哪艘才是真正的特修斯之船？
解读：
对于哲学家，特修斯之船被用来研究身份的本质。特别是讨论一个物体是否仅仅等于其组成部件之和。一个更现代的例子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乐队，直到某一阶段乐队成员中没有任何一个原始成员。这个问题可以应用于各个领域。对于企业，在不断并购和更换东家后仍然保持原来的名字。对于人体，人体不间断的进行着新陈代谢和自我修复。这个实验的核心思想在于强迫人们去反思身份仅仅局限在实际物体和现象中这一常识。 爱因斯坦著名的狭义相对论是受启于他16岁做的思想实验。在他的自传中，爱因斯坦回忆道他当时幻想在宇宙中追寻一道光线。他推理说，如果他能够以光速在光线旁边运动，那么他应该能够看到光线成为“在空间上不断振荡但停滞不前的电磁场”。对于爱因斯坦，这个思想实验证明了对于这个虚拟的观察者，所有的物理定律应该和一个相对于地球静止的观察者观察到的一样。
解读：
事实上，没人确切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科学家一直都在争论一个如此简单的思想实验是如此帮助爱因斯坦完成到狭义相对论这如此巨大的飞跃的。他经过了好多年才证明了自己是正确的。 认知论领域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实验就是“空地上的奶牛”。它描述的是，一个农民担心自己的获奖的奶牛走丢了。这时送奶工到了农场，他告诉农民不要担心，因为他看到那头奶牛在附件的一块空地上。虽然农民很相信送奶工，但他还是亲自看了看，他看到了熟悉的黑白相间的形状并感到很满意。过了一会，送奶工到那块空地上再次确认。那头奶牛确实在那，但它躲在树林里，而且空地上还有一大张黑白相间的纸缠在树上，很明显，农民把这张纸错当成自己的奶牛了。问题是出现了，虽然奶牛一直都在空地上，但农民说自己知道奶牛在空地上时是否正确？
解读：
空地上的奶牛最初是被 Edmund Gettier用来批判主流上作为知识的定义的JTB（justified true belief）理论，即当人们相信一件事时，它就成为了知识；这件事在事实上是真的，并且人们有可以验证的理由相信它。在这个实验中，农民相信奶牛在空地上，且被送奶工的证词和他自己对于空地上的黑白相间物的观察所证实。而且经过送奶工后来的证实，这件事也是真实的。尽管如此，农民并没有真正的知道奶牛在那儿，因为他认为奶牛在那儿的推导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上的。Gettier利用这个实验和其他一些例子，解释了将知识定义为JTB的理论需要修正。 “电车难题”是伦理学领域最为知名的思想实验之一，其内容大致是：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那个疯子在那另一条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考虑以上状况，你应该拉拉杆吗？
解读：
电车难题最早是由哲学家Philippa Foot提出的，用来批判伦理哲学中的主要理论，特别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提出的观点是，大部分道德决策都是根据“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的原则做出的。从一个功利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明显的选择应该是拉拉杆，拯救五个人只杀死一个人。但是功利主义的批判者认为，一旦拉了拉杆，你就成为一个不道德行为的同谋——你要为另一条轨道上单独的一个人的死负部分责任。然而，其他人认为，你身处这种状况下就要求你要有所作为，你的不作为将会是同等的不道德。总之，不存在完全的道德行为，这就是重点所在。许多哲学家都用电车难题作为例子来表示现实生活中的状况经常强迫一个人违背他自己的道德准则，并且还存在着没有完全道德做法的情况。 如果你关注近几年的政治时事，或者看过动作电影，那么你对于“定时炸弹”思想实验肯定很熟悉。它要求你想象一个炸弹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藏在你的城市中，并且爆炸的倒计时马上就到零了。在羁押中有一个知情者，他知道炸弹的埋藏点。你是否会使用酷刑来获取情报？
解读：
与电车难题类似，定时炸弹情景也是强迫一个人从两个不道德行径中选择的伦理问题。它一般被用作对那些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用酷刑的反驳。它也被用作在极端形势下法律——就像美国的严禁虐囚的法律——可以被放在第二位的例子。归功于像《24小时》的电视节目和各种政治辩论，定时炸弹情景已成为最常引用的思想实验之一。一份英国报纸提出了更为极端的看法。这份报纸提议说，如果那个恐怖分子对酷刑毫无反应，那么当局者是否愿意拷打他的妻子儿女来获取情报。

⑹ 道德两难的问题，具体故事是什么

哇塞...这个问题有点大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吧。
Trolley Problem电车难题（有很多版本），1.一个飞驰的列车出了故障没法刹车，这时列车行至一个轨道交叉口，出现两条轨道，一个轨道上有五个人，一个轨道上有一个人，（这些人都没有能及时逃离轨道的时间）如果你是司机，你会驶向哪一条轨道？ 2.一个飞驰的列车出了故障没法刹车，而轨道上有五个人，这时你站在桥上看到了这一切，你身边有一个胖子，如果这个胖子掉下桥正好可以摔在轨道上阻挡行进的列车，为轨道上的五个人争取足以逃生的时间，你应不应该把胖子从桥上推下去？3.还有一个版本我懒得码字了~

⑺ 浅谈囚徒困境，电车难题或是洞穴奇案

这种问题在现实中不存在，是理想的矛盾。比如：“这句话是假话”这个命题。

⑻ 为什么说“电车难题”是数伦理学领域最为知名的思想实验之一么

因为这涉及到道德以及功利主义。

“电车难题(Trolley Problem)”是伦理学领域最为知名的思想实验之一，其内容大致是：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然而问题在于，那个疯子在另一个电车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考虑以上状况，你是否应拉拉杆。

许多哲学家都用电车难题作为例子来表示现实生活中的状况经常强迫一个人违背他自己的道德准则，并且还存在着没有完全道德做法的情况。

心理学家发现，大多数人在面对第一个状况：可以切换轨道，让电车撞上一个人，或是不切换，让电车撞上五个人时，都会选择切换轨道。但是在面对第二个状况：亲手把路人丢下天桥，让电车出轨，以拯救五个人，或是不动手，让电车撞上五个人时，大多数人又会选择不动手。显示人类拥有的道德直觉，在第一个状况中，像是功利主义一样运作，而在第二个状况中，则像是道德义务论者。

⑼ 关于电车难题的辩论，选择牺牲一个人来救五个人，为什么

电车难题最早是由哲学家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于1967年发表的《堕胎问题和教条双重影响》论文中提出来的，用来批判伦理哲学中的主要理论，特别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提出的观点是，大部分道德决策都是根据“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