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法学派萨维尼

⑴ 简述萨维尼的法律发展三阶段理论

萨维尼认为，法的发展呈现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法直接存在于民族的共同意识之中，并表现为习惯法。

第二阶段，法表现在法学家的意识中，出现了学术法。此时，法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是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法学家手中一门特殊的科学。当然，能够促使该阶段法发展的法学家，必须是那种具有敏锐的历史眼光，又有渊博知识的人，而这样的法学家现在在德国还很少，所以，在德国还未具备开展统一立法的条件。

第三阶段就是编纂法典。但即使是到了此阶段，也要谨慎立法。

(1)历史法学派萨维尼扩展阅读

萨维尼对法的基础作了阐述。他指出，法的最好来源不是立法，而是习惯，只有在人民中活着的法才是唯一合理的法；习惯法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远远超过立法；只有习惯法最容易达到法律规范的固定性和明确性。它是体现民族意识的最好的法律。

对法的本质，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有意创制的，而是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只有“民族精神”或“民族共同意识”，才是实在法的真正创造者。萨维尼指出，法律的存在与民族的存在以及民族的特征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的早期阶段，法就已经有了其固有的特征，就如同他们的语言、风俗和建筑有自己的特征一样。

⑵ 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德国著名的法学家

编辑词条
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 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1779年2月21日－1861年10月25日)生于梅因河畔法兰克福市;德国著名的法学家和国王顾问，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
生活
萨维尼出生于古老的 lothringischen 家族，萨维尼这个名字来源于萨维尼城堡（der Burg Savigny ）这一地名。 萨维尼13岁时父母双亡。 1795 就读于马尔堡大学，主修法学，师从德国著名的刑法学家 Anton Bauer (1772–1843), 以及以研究中世纪法学而著称的 Friedrich Weiss教授。
此后，萨维尼又先后在耶拿大学(Jena)、莱比锡大学（Leipzig）、格丁根大学（Göttingen）就读过，1800年转而回到马尔堡大学学习，同年开始在那里被授予博士学位并被聘为编外讲师，讲授刑法和潘德克登法学（pandekten）。Gebrüder Grimm 是他的学生之一，这对他的后期学术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
1803年萨维尼发表了著名的《财产法》。 1804年与Kunigunde Brentano结婚。1808年在兰茨胡特被正式聘为教授，教授罗马民法，但萨维尼在那里只教授了三个学期。1810年萨维尼受到威廉•冯•洪堡的邀请到新成立的弗里德里希-威廉-柏林大学教授罗马法。 1814年为一篇著名的论文进行答辩，该论文就是 Über die Notwendigkeit eines allgemeinen bürgerlichen Rechts für Deutschland （大意为，关于必须有一个德国民法总论）。 同年他的儿子卡尔•弗里德里希•萨维尼出生，该子后来成为德国著名的外交家。
1815年萨维尼与Karl Friedrich Eichhorn等一起创建立历史法学派杂志社，作为历史法学派的机构。1815年出版《中世纪罗马法历史》第一册，1831年完稿。 1817年萨维尼成为普鲁士司法部枢密院成员； 1819年成为莱茵省高级法院的成员； 1820年成为普鲁士政府地方法总则修改委员会成员；1835年开始撰写《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
萨维尼同时是现代国际私法的创始人。1842年萨氏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聘为政府法律审核部部长一职，期间中止了学术活动，1848年德国大革命时期恢复学术活动，并于1850年发表《法学札记》；1853年完成《现代罗马法体系》、《债权法》。
萨维尼 于1861年10月25日于柏林去世。在萨维尼的葬礼上国王威廉一世致悼词，全部王子参加葬礼。他的坟墓安放在柏林市中心Hedwigskirche教堂。
著作
《财产法》 1803年
《现代立法和法学职业》 1814年
《中世纪罗马法历史》 1831年
《现代罗马法体系》 8卷 1840- 1849
《法学札记》 1850年
《债权法》 1853年
《历史法学派杂志》 1815年到1850年

⑶ 萨维尼的法律理论

《论立法和法理学的现代使命》一书，是他在19世纪初就是否应制定全德统一法典的一场论战中写成的，该书系统地陈述了以他为代表的德国历史法学派的基本观点。当时海德堡大学法学教授A.F.J.蒂鲍(1772 ～1840)从民族主义出发，强烈呼吁德国各邦利用当时战胜拿破仑的机会，从速制定一部全德国适用的，包括民法、刑法、诉讼法在内的法典。萨维尼对此强烈反对。他认为法律就像语言、风俗、政制一样，具有“民族特性”，是“民族的共同意识”，“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它“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民族的壮大而壮大”，当这一民族丧失其个性时，这个民族的法也就趋于消逝。法学家固然有独特的知识，但这仅是法的技术成分，而法主要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是民族意识，即共同体的一个部分，它是法的政治成分。法主要体现为习惯法，它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远远超过立法。法是自发地、缓慢地和逐步成长的，而不是立法者有意识地、任意地制造的。所以，不仅立法是次要的，而且根据德国法学家还缺乏历史精神等条件来看，当时德国也没有能力制定出一部好法典。他的这些观点在19世纪初欧洲大陆的历史条件下，代表了一种历史复古主义的思潮。著有《中世纪罗马法史》和《现代罗马法制度》。

⑷ 历史法学的溯源

历史法学（HistorischeRechtswissenschaft）的真正创始人，依学者通说是萨维尼。他为了法典论争的需要而于1815年创立了用来反击论敌的学术刊物——《历史法学杂志》，并倡导对“法律进行历史的研究”，及把“作为学问的法学”（Rechtswissenschaft）定为该刊的历史使命。经过一段时期，以向该杂志投稿的学者为中心，形成了著名的历史法学派（historischeRechtsschule） .最初，历史法学派系由萨维尼、普希塔和耶林所代表的“罗马法派”，及基尔克所代表的“日耳曼法派”组成。这种情况反映了德国15世纪继受罗马法以后所形成的日耳曼法和罗马法的双重构造格局。不过，随着对法的历史的探究的日渐深入，两派之间的裂痕益深，以致最后走上了分道扬镳的道路。一般认为，促使两派之走上分道扬镳的道路的，是1846年的日耳曼法派（Germanisten） 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两派不仅在学问上形成了对立，而且在对待1848年三月革命的态度上也形成了对立 .
在外与黑格尔的哲学法学派进行斗争，内与日耳曼法派（Germanisten）的相互对垒的论战中，罗马法派（Romanisten） 终于发展成为19世纪德意志法学的主流。
罗马法派（Romanisten）的最大成就，是发起并从事了德国民法典的编纂运动。饶有趣味的是，当初坚决反对法典编纂的历史法学派，如今却极力主张编纂民法典。历史法学派的这种立场的转变，表明萨维尼建构的（私）法学体系已经确立起来了。
萨维尼在《论当代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一文中表述了历史法学（派）的如下纲领：第一，法律与语言一样，是民族的共通的确信的产物；第二，法与民族的历史共命运；第三，法首先基于民族的习惯，尔后才基于法学而形成 .萨维尼的出发点，正在于摈除启蒙主义的自然法，而确认民族的、历史的习惯法。
不过，以上三点并不能完全描绘萨维尼法学的全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萨维尼还有历史的方法和体系的方法这样两个法学方法论。上述所谓纲领，仅系这两个方法中的前者即历史的方法。萨维尼的真正意图，是通过对“法的概念”进行“逻辑的计算”来建构自己的“体系法学”。历史法学，尽管形式上推重法律的历史主义，但实质上却是怀抱创建极端抽象的论理主义法学的志向的。
如果说萨维尼在《中世纪罗马法史》（共六卷，1815年—1831年出版）中表述的是对法律的历史研究的话，那么在八卷本的《现代罗马法体系》（1840年—1849年）中则是从事以概念的论理为依据的非历史主义的研究。萨维尼运用罗马法概念来创立现代德意志法学的信念是未曾动摇过的。对于萨维尼是否真正可以被称为罗马法学派的历史主义者，德国著名私法史家霍阿克（Wieacker）评论说：“这只是口头上的归依” ，可见是抱有疑问的 .在整个19世纪，萨维尼法学的权威未曾动摇过，他倡导的“权利意思说”和“法域论”，对于民法学以至国际私法学均有划时代的贡献。1842年，萨维尼弃教从政，任普鲁士修法大臣，通过对1794年《普鲁士普通邦法》的修订，为德国民法典的编纂作了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有必要提到执着坚持和崇尚“历史法学的历史主义”的雅各布·格林（JacobGrimm，1785—1863）。该人不仅以作为童话集的著名编者而蜚声世界，而且作为萨维尼的开门弟子在法学领域也有重要成就。例如，他的《法的内在的魅力》（1816年出版）就是在法典论争犹酣之时写成的名著。另外，他还出版了《德意志法古事志》（1828年）和四卷本的《习惯法判告录》（1840—1863年）等著作。
雅各布·格林作为日耳曼法学者，主张从历史和语言的角度来把握法律现象。倡导包括法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的新学问的“日耳曼学”（即“德意志法学”）。可见忠实地实践历史法学的宗旨和纲领的，不是萨维尼本人，而是雅各布·格林其人。当然，萨维尼和雅各布·格林尽管是历史法学派的双壁，但无论在学问或政治立场上，两人俱有对立的意见。另外，在方法论上，与萨维尼坚信法的概念的论理性不同，雅各布·格林则是确信“法的语言的、诗的、象征的风格”。

⑸ 简述历史法学派的缺陷。

历史法学派的所谓的缺陷仅仅在于它的时代局限性和唯心主义的观点，综合来讲，历史法学派的优点更多，详解如下：
一、关于历史法学派的简介：
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德国形成了以胡果和萨维尼等为首的历史法学派(Historische Rechtsschule)。该学派诞生之初代表了德国封建贵族的利益，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步演变成为资产阶级的重要法学流派之一，并统治欧洲法学界长达近一个世纪。在19世纪，历史法学派基本上代表了法学思想发展的主流。
二、历史法学派的唯心主义观点主要的代表人是萨维尼，详解如下：
萨维尼出身于贵族家庭，从1810年柏林大学创办起就在该校任罗马法教授，一度兼任校长、普鲁士王子的法学教师。1842年起任普鲁士政府的法律大臣，直到1848年。为了反驳戴菩，他写了一本《论当代在立法和法理学方面的使命》的小册子。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历史法学派的观点。后来又创办了历史法学泥刊物，传播这一派观点。
戴菩在他的小册子中，虽然没有对《拿破仑法典》直接作出评论，也没有将他关于制定法典的倡议提升为理论，但萨维尼及其门生却直接、间接地认定戴菩所要求制定的，就是《拿破仑法典》式的法典；他的倡议体现了古典自然法学派理性主义的立法观点；并声称，双方争论代表了历史法学派和自然法学派之间的对立。
萨维尼在其1814年所写的小册子中提出的、代表德国历史法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理性主义的立法观点，即通过人类的普遍理性制定出人类普遍适用的法典这种观点，完全是“幻想”、“荒诞无稽的”；自古以来，法律就像语言、风俗、政制一样，具有“民族特性”，是“民族的共同意识”、“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它“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民族的壮大而壮大，当这一民族丧失其个性时趋于消逝”。总之，“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随着文明的进步，出现了法学家阶级，他们代表共同体，负责法律的技术方面，此后法律就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作为共同体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作为法学家手中的一种独特知识，也就是说，法律具有政治成分（即民族意识）以及技术成分；法律主要体现为习惯法，后者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远远超过立法，因为法律是自发地、缓慢地和进步地成长的，而不是立法者有意识地、任意地创造的，等等。他的结论是，不仅立法是次要的，而且根据德国法学家还缺乏历史精神等条件来看，德国“没有能力制定出一部好法典。”
萨维尼的那些观点同17、18世纪古典自然法学派一样，都是以唯心史观为基础的，但它们之间是有重大区别的。古典自然法学派所讲的理性主义的立法，实质上就是制定资产阶级理想化的法律。但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种观点是反神学、反封建的。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虽然以“历史”为标榜，但却歪曲了历史本身。因为历史事实是：法律并不是超历史、超阶级的现象，它是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而发展的。法律不同于语言，也决不是什么抽象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这种意志，归根结底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法律中包含民族传统等历史因素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通过统治阶级的意志起作用的。
萨维尼的那些观点不仅是唯心主义的，而且在19世纪欧洲的历史条件下，更代表了一种历史复古主义的反动思潮，是与维也纳会议和“神圣同盟”的精神，即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相一致的。他虽然在理沦上并没有完全否认立法和制定法典的作用，但他既将立法或制定法典贬低为从属于习惯法的无足轻重的地位，实质上也就是反对当时在德同制定像《拿破仑法典》那样新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律，而维护代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利益的习惯法，即当时德同各邦推行的省法、地方法、普通法和教会法，等等。
他的这些观点当然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戴菩关于实现德国法律统一化的倡议，这也就意味着他反对德国的民族统一，要求继续保存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局面。

⑹ 萨维尼的介绍

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1779～1861)。普鲁士王朝法学家。法律关系本座说的创立者，先后任职普鲁士王朝司法大臣、柏林大学校长、马尔堡大学和兰茨胡特大学教授。历史法学派主要代表，该派首创人G.胡果(1764～1844)的学生。贵族家庭出身。

⑺ 历史法学派的法家评价

第一，历史法学派对近代民法学的形成和发达作出了贡献。近代第一部民法典诞生于法国，但由于当时法国学术界对法典的过分崇拜，导致了忽视习惯法和判例法，仅仅以法典条款为研究对象的注释学派的诞生，该学派统治法国近一个世纪，阻碍了民法科学的发展。与此相对，在德国，由于学者们埋头于对罗马私法和日耳曼私法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庞大的民法体系，形成了近代民法学学科。而为此作出巨大努力的德国法学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历史法学派的成员：胡果、萨维尼、普赫塔、艾希霍恩、耶林、温德海得、祁克等。可以说，如果没有历史法学派，那么，近代民法学就不会达到如此高的水准。
第二，历史法学派在挖掘、整理、恢复人类法律文化遗产方面作出了贡献。现代西方法律制度和法学学科的历史基础是罗马法和日耳曼法。前者从中世纪起就开始受到学者的重视，如意大利波伦那大学的前、后期注释法学派（伊纳留斯、阿佐、阿库修斯以及巴尔多鲁等）、16世纪法国的“人文主义法学派”（阿尔恰特、居亚斯等），以及18世纪法国私法学家朴蒂埃等，都对罗马《国法大全》进行了整理、注释。历史法学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予以总结、汇集、出版，从而使古代罗马法的经典文献能为创建近代法学服务。后者即日耳曼法，虽然从11世纪后，也为一些学者所研究，但大规模从事这项工作的是历史法学派中的日耳曼学派。尤其是祁克，他的《德意志私法论》和《德意志团体法论》，在保存、恢复和阐明日耳曼法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至今还没有一个学者能够超越。
第三，历史法学派人物众多，观点也不一致，不能以萨维尼否定自然法理论、提倡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反对编纂统一法典而否定该学派对世界法学发展的整体贡献。
第四，即使是萨维尼，笔者认为也是应当肯定的。这里涉及的问题是：一、萨维尼的作品《中世纪罗马法史》和《现代罗马法的体系》，对近代民法学的诞生所起的作用，是任何其他法学家的著作所不可替代的。二、萨维尼提出的“法源自民族精神”的观点，如同自然法学派认为法起源于人的理性一样，是人类在认识法的形成方面作出的努力之一。它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促使人们在比较虚无的“人类理性”之外，去寻找法的起源的途径。正是受了萨维尼这种历史主义的、民俗学的法学研究的启发，后人便进一步将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的方法引入了法学之中，从而创立了法社会学、法文化学、法经济学等，丰富了人类认识法这一社会现象的手段。萨维尼的观点是人类试图科学地认识法的起源的无数智慧链条中的一环，不能全盘否定。三、至于萨维尼的政治立场，由于其出身贵族，加上他反对自然法学派和反对编纂法典等，人们往往将其视为是代表了大封建主的利益，是反动保守的。但从他的学术成果，以及他从政时表现来分析（1842年他担任普鲁士政府的司法大臣后，曾专心于改革贵族制度、拥护城市自治、淡化婚姻法中的宗教色彩、确保出版自由、制定德意志普通票据条例和德意志普通商法典等），说19世纪40年代后的萨维尼是一名资产阶级政治改革家和法学家也并不过分。

⑻ 请简述法学的历史发展和重要贡献的人物。

法家主张实行文化专制；提倡统治者必须牢牢钳制司法，。主张夷族连坐，宁枉勿纵。

秦朝是以法家思想治国。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汉武帝独尊儒术。
统治者是以儒家思想哄天下，以法家思想治天下。

韩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一派以慎到为首，主张在政治与治国方术之中，“势”，即权力与威势最

战国时期法家

法家思想是由儒家和道家分化发展而来的。战国时期法家主要有两派：一派以李悝、吴起、商鞅为代表，他们主张用法治代替礼治，强调法的重要性；
另一派以申不害为代表，他们主张“循名责实”，要求统治者以权术控制臣下，统治百姓。韩非在总结两派观点的基础上，吸收荀子的某些思想，构建了一整套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主集权理论

可以说，法家的历史哲学观相对于其他哲学流派完全是一种全新革命的观点。
儒家墨家道家三家虽然思想主张各有不同，但是具有一种共同点：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在过去，而不在将来。自古代的“黄金时代”以来，历史在逐渐退化，因此，人的拯救不在于创新，而在于回到古代。这就是三家的“历史退化观”

。三家的这种观念，来源于中国依循过去经验的传统思维方式。中国人大多是农民，农民通常被耕种的土地所束缚，很少外出旅行。农民种地，按时令变化耕耘种地，只需凭借过去经验，遇到新事，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主张“ 法治 ”的一个学派。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荀子（荀卿）是其先驱者，他的弟子韩非子（韩非）则是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

作为儒学大师的荀子在政治主张上对孟子的学说又有所发展。在尊王道、举贤能的基础上，荀子主张兼称霸力，法后王；不迷信天道鬼神而强调人的能动性，具有唯物主义的思想成分。

韩非子与老师的政治思想也不尽相同，他尖锐攻击儒墨之道，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形成了较完整的封建专制主义理论。

代表人物: 申不害、商鞅、韩非子、李斯、桑弘羊、周兴、来俊臣

⑼ 萨维尼的生平及相关理论的简介

1、人物简介
萨维尼1800年开始先后在马尔堡大学和巴伐利亚州兰茨胡特大学任教。1810年柏林大学创办后他到该校任教，达30年之久，在此期间曾一度兼任柏林大学校长和普鲁士王子的法学教师，并创办历史法学派刊物。1842～1848年任普鲁士政府的修订法律大臣。
2、创立法律关系本座说
法律关系本座说指每一法律关系都有一个确定的“本座”，即一个他在性质上必须归属的法域。法院进行法律选择时，应根据法律性质确定法律关系的本座所在地，而该本座所在地的法律就是该法律关系适用的法律。
萨维尼强调指出，为了便于国际交往和减少法律上的障碍，必须承认内外国人法律地位的平等和内外国法律的平等。他还极力反对从自然法的观点出发，以法律规则自身的性质来决定其是否可适用于各种特定的涉外民事关系，而主张从法律本身的性质来探讨其“本座”（seat）所在地，并且适用该“本座”地法，而不应拘泥于是否为外国的法律。提出了如身份关系的本座法应是当事人的住所地法，物权关系的本座法应是物之所在地法；债的本座法在一般情况下应是履行地法；继承的本座法应是死者死亡时的住所地法；家庭关系的本座法则当以丈夫与父亲的住所地法为主。

⑽ 萨维尼的人物简介

萨维尼1800年开始先后在马尔堡大学和巴伐利亚州兰茨胡特大学任教。1810年柏林大学创办后他到该校任教，达30年之久，在此期间曾一度兼任柏林大学校长和普鲁士王子的法学教师，并创办历史法学派刊物。1842～1848年任普鲁士政府的修订法律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