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有道

① 简答题简述先秦儒家法自君出的立法观

先秦儒家法自君出的立法观，简而言之，就是正名，法先王，并反对公布成文法。

在儒家法律观念中，“先王立法”确立了作为现实法合法性根据的理想法的立法主体，那么“法自君出”则是确立了现实法的立法主体。在先秦儒家看来，现实法的立法主体的确定是以其“正名”理论为基础的。由于等级制与身份制的影响，先秦儒家特别重视“正名”，可以说一部《春秋》，皆是为了“正名”。所谓“正名”，即对违反周礼等级名分的各种现象加以纠正。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子路)只有端正名分才能言顺、事成、礼乐兴、刑罚中。故齐景公问如何为政时，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君、臣、父、子各守其名分，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享有自己的权利，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儒家“正名”论的根本目的是为尊君或君主主义作论证。
基于“正名”原则和尊君思想，儒家将国家现实法的立法权交予了君主，君主成为立法的主体，立法成为君主的权力。故孔子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并且只有君主立法才是正当的、合理的，也只有君主所立之法才可谓是“良法”。在孔子看来，礼法是否出自君主之手是天下“有道”或“无道”的重要体现。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又说：“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论语?季氏)当国家立法权不由君主执掌时，国之将亡也不会远了。《后汉书?五行志》载：“孔子说《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为政，则君王出政之号也。’”“号”即号令，包括法律在内。总之，孔子认为国家立法权应归之于天子掌握，这是天下有道的要求，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条件。
孟子用“君权神授”论来论证君主权力的至高无上和统治的合法性。他说：“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孟子?梁惠王下)君主的统治权力来自于天，为天所授，而民只是君主的统治对象。君主的基本任务是统一天下。孟子认为天下大事应“定于一”，又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尽管孟子没有直接说君主立法之事，但由其“定于一”思想，我们可推之，孟子是主张君主拥有绝对的立法权力的。否则，何以“定于一”？
荀子则鲜明地主张“隆君”。他说：“君者，国之隆也。”国家的统治权力应该统一于君主。只有如此，国家才能兴盛强大，否则必将弱而乃亡。故荀子说：“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荀子?议兵)可见，荀子主张中央集权的君主主义政治。这与法家所说的“权者，君主所独制也”(荀子?修权)的绝对君主专制政治虽有区别，但其旨意也大为相近。⑤在这种君主主义政治前提下，立法权必定归之于君主，故荀子说：“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荀子?君道)。
君王不仅制礼作乐，而且制定刑罚。《尚书?吕刑》载：“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这段话中所谓的“苗王之刑”、“皇帝之刑”、“周穆王制刑”等，充分地说明了“刑”是由君王制定的。荀子亦说：“君教出，行有律，吏谨将之无铍滑。下不私请，各以宜，舍巧拙。臣谨修，君制变，公察善思论不乱。以治天下，后世法之成律贯。”(荀子?成相)“律”，即刑律是也。由此可见，在儒家思想中，制定“刑”、修改“刑”、颁布“刑”的权力皆应属于君王。不过，在君王的授意下，大臣也可代君行使这种权力。如《尚书?吕刑》中说：“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伯夷是代尧帝而制定刑典，并用刑律来治理国家。但制定“刑”的最终决定权仍属于君王。
不仅如此，“刑”的颁布权也由君王决定。如《周礼》云：“正岁，帅治官之属而观治象之法，徇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乃退，以宫刑宪禁于王宫。令于百官府曰：‘各脩乃职，考乃法，待乃事，以听王命。其有不共，则国有大刑。’”(周礼?天官冢宰)孔颖达疏曰：“‘宪禁’者，与布宪义同，故小宰得秋官刑禁文书，表而县之於宫内也，以听王命”。这说明颁布“刑”也是由君王授意而行的。经过君王认可而由大臣颁布，“刑”就真正生效了。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② 翻译一下陪审制度的摘要，希望不是有道翻译或翻译机翻译。谢谢

The jury system is to make the general public to participate in the judicial activities of the judicial system, judicial democracy from the macro view, justice of the power, the micro realization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 judicial independence. But the jury system in China both from the legislative perspective or from the application that is not optimistic, and to "accompany without trial" phenomenon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The system of people's jurors only the scientific configuration, the application can proce more reasonable effect, we should perfectthe jury system of our country, to ensure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functions.
陪审制度は一般大众裁判司法参加活动の司法制度、マクロの上から见て体现司法民主、司法の公正の功、ミクロに実现を裁判独立司法独立の効果。しかし私は国の人民裁判制度の両方からは立法上まだ适用上から言っても楽観できない场合、「付き添って审」现象が目立っ。人民裁判员制度は科学の配置は、合理的な适用のあり方を生むことができて以上の効果は、我が国の裁判员制度を完备を保障し、十分にその机能を実现する。

③ 诚信的立法

诚信建设首先要增强守信意识。人无信不立，城市无信不存。诚信是城市的生命。我们要加强诚信教育，从娃娃抓起，建立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网络，把好诚信教育关，增强全民的守信意识。要把诚信教育贯穿于道德建设的全过程，贯穿于城市建设的始终。

诚信建设需要法治保障。诚信不仅是德治问题，更是一个法治问题。建立信用体系刻不容缓，在有关信用体系的建设上要立法先行，把道德教育与完善法制结合起来。在信用制度的法治上，政府信用、企业信用、中介机构信用、个人信用应该相互衔接，所有失信行为都应该受到惩罚，对信用数据开放、信用监督管理体系、失信惩罚机制等等都应该做到有法可依和执法必严。同时，还可以学习借鉴发达国家信用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实际，加快我国信用体系建设的步伐，提高信用体系建设的质量。

诚信建设需要正确的舆论引导。要想让诚实守信的意识和观念深入人心，必须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荣、失信可耻”的舆论氛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诚信意义的一般性宣传上，可以通过对诚信的典型（包括个人、企业、政府部门）给予舆论支持，如在诚信红榜上公示营造氛围树立标杆；对失信的典型给予曝光谴责，如在失信黑榜上公示，让守信者美名远播，使失信者臭名远扬，寸步难行，形成千夫所指的舆论审判。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那种视诚信为呆傻、愚笨，视失信为聪明能干的不良舆论导向和社会心理氛围。

诚信建设需要制度创新。我国目前的信用危机在于目前的社会规范不成熟，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对失信行为惩罚不严，使失信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守信的收益不明显，失信成为“头脑灵活”、“经营有道”、“为官有方”的代名词。以制度创新保证守信者的经济利益，使失信者在经济上不仅无利可图，而且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使之得不偿失，伤筋动骨，不敢侥幸。

④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作者:唐代兴
作者:唐代兴
出处:[北京大学学报(国内访问学者、进修教师论文专刊) 国内访问学者、进修教师论文专刊]

孟子是中国古代一位卓越而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和伦理学家，他的政治学思想和伦理学思想中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超时空的精神内涵。本文尝试着从他的贵民、善民、重民的思想出发，探讨他的”仁政”道德理想的内在精神实质和整体价值导向，以求对当代道德创新的启示。

一、以利益为出发点的”仁政”蓝图

在人们看来，孟子的伦理思想属于道义论范畴。自古至今，人们都认为孟子是不讲”利益”的，这种对孟子思想的看待，直接来源于孟子自己，他的伦理思想的主题是“仁义道德”，其具体的论据是孟子对梁惠王所发如下一通议论：“孟子对曰‘王何必言利？仁义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利，而国危矣。

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下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利而先利，不夺不餍。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心曰利？”①

就是此段议论，孟子被后世认为是一个只讲仁义道德，不讲实际利益的伦理学家。但是很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当这位梁惠王听了孟子一番如上的教训以后，心里很不服气和委屈，他认为他自己就是一个讲仁义的国君，他处处讲仁义道德，但仁义道德就是不给他的国家带来实际的好处。

“寡人之于国也，尽心耳矣 ! 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东； 河东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②

孟子针对梁惠王的困惑与诉苦，以”五十步笑一百步”的比喻，道出了仁义有真仁义与假仁义的区分，因而也就形成了假仁政与真仁政的区别。孟子认为：真正的仁政，是王道的仁政，它不是在百姓生存不下去的时候才考虑给他们一点仁慈，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 ———安居与乐业的问题，以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的安居与乐业为其出发点和最后归宿，王道才开始产生，仁政才得以出现。

“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 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料不可胜用也。谷与鱼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③

这是孟子的王道路线。在孟子看来，为君者(即统治者)开辟王道路线的正确途径就是推行仁政：仁政是王道的具体内容与实现手段。因而，孟子不遗余力地描绘他的仁政蓝图：

“五亩之宅，树之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百者不负载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④

这就是孟子的仁政蓝图 ! 孟子的仁政蓝图包含了如下五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第一、”仁政”的核心内容是利益问题，其基本精神是利益精神。利益构成仁政蓝图的出发点和实现的最高目标。这是把握孟子的伦理思想的关节点。过去，我们解读孟子的思想，由于没有从整体上把握住他的伦理思想这一基本内核和内在精神，往往”断章取义”地把孟子的伦理思想判定为”仁义而已”和”何必言利”。这实际上与孟子本人的思想相去甚远。

第二、从整体上界定了人(或者说人民)的利益与国家、政府、国君的利益关系。在孟子的语言表述中”王道”与”仁政”是两个最重要的概念，这两个概念都是以”利益”为其基本内容的。对孟子来讲”王，，道”即是指君的利益；而”仁政”的利益指向是”民”“仁政”就是”民”的利益，或者说每个个体(老百姓)的，利益的抽象表述；王道是要通过仁政来实现的，君主的利益是要通过老百姓的利益的实现与保障才能体现的。梁惠王问政，只关心国家(即君主)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民的利益，或者说只关心王道，忽视仁政，这是舍本求末，是关心的是小利，而不是大利；而小利，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君主所应关心的，所以孟子才针对梁惠王的”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吾国乎？“的贪婪询问，作出了直截了当的否定”王何必⑤曰利 ？”的回答。

在这里，孟子所否定的是君之利，所极力宣扬的是民之利。在孟子那里”民”的利益即是能够安居，乐业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民”的利益是如此内容，那么”君”的利益又是什么呢？孟子认为”君”的，利益就是所有的”民”的利益的全面实现的整体表述：老百姓对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全面追求和实现，才构成了国君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本身。孟子的这一关于个人与君主、人与社会、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辩证思考，正好说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与道理，即国家也好，政府也好，国君也好，是没有独立于民的利益之外的利益存在的，他们的利益是所有人民的利益的整体体现。一旦人民的利益没有了，他们也就没有任何具体的利益可言。

第三、论述了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的关系问题。在孟子看来，任何王道都是以民的物质利益为基础的，任何仁政都必须以民的物质利益为最实在的体现形式。对于国君来讲，忽视对人民的普遍物质利益的考虑与实现，其仁政是根本不可能推行的；对于人民来讲，没有物质利益的奠基 ———或者说没有物质利益的保障，是根本不可能接受任何空洞的仁政的。在孟子为梁惠王设计的王道蓝图中，国君推行仁政的第一个目标是让所有家庭五亩宅田都种上桑树，使五十岁以上的人都能穿上丝绸衣服，让所有的家庭的鸡鸭猪狗不失时节地畜养，七十岁的老人都能经常有肉食吃；使每家每户的百亩农田能及时得到耕种，家家有粮不闹饥荒 。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实施第二个目标，即大力开办学校教育，使每个人都具有温良恭敬让的做人品格，培养人人孝敬长辈，使须发斑白的老人在家安享晚年，不再为吃穿而终日劳苦奔波，肩挑背负于道路。

二、 助民利：重民、善民、贵民的落脚点

真正的王道需要仁政的理论，但更需要对仁政的社会化实践，这才是根本。基于此，孟子提出了要”保民”的思想，认为只有”保民而王”才能”莫之能御”。

在孟子看来”保民”的基本目标和最高理想是：统治者要最大限度地激励每个”民”勤奋劳动，并通，过勤奋劳动而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因为只有”民”的勤奋劳动，才能创造出物质财富；有了丰裕的物质财富，人民才能丰衣足食；有了丰衣足食的物质条件，才能使老百姓真正地安居，只有居安了，才能更好地激发人人更加乐业。

孟子认为”保民而王”的基本方向是”重民”。而”重民”的根本问题，就是利益的定位问题，即到底是以统治者自己的利益为重？还是以老百姓的利益为重？在人类政治实践史上，始终存在着这样二者只居其一的两难选择：对于前者的选择，必然形成统治者对权力的看重，而走绝对的专制；对于后者的选择，也就必须形成对人的看待，必须走向公民社会。孟子在此明确地提出了仁政的基本利益方向是以老百姓的利益为起点和目标，这样”重民”也就构成了他的仁政伦理蓝图中的基本精神内涵。

孟子的”重民”思想具体展开为：第一、重民生计。在孟子的仁政蓝图中，重民的生计是他反复所强调的，他在游说各国国君时，不厌其烦地向他们宣传其”制民之产”的理念，和为什么要”制民之产”的道理，希望能够有这样的追求王道霸业的国君能够实施他的这种重民生计的观念主张；第二、重民的存在权利和生命权利。这主要体现在他的社会保障支持体系制度的设计上；第三，重民的实际利益，这主要体现在他公田制度的设想，以及轻赋税，重助益的思想上。

“保民”的第二方面内容是”善民”。”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⑥

“保民”的第三方面内容是”尊民”———即以民为尊，以”民为贵”，以”君为轻”。”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⑦在孟子看来，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而：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庭，家庭的根本却在于个人。因而，个人是最尊贵的。君主要推行仁政，必须尊民。只有尊民，才能使成千上万的家庭安居乐业。所有的家庭都安居乐业了，国家也就保住了；保住了国家，也才最后保住了君主的统治与地位。这可以从国家的兴衰、历史的更替中得到证实：桀与纣之所以失去其天下，就在于他们失去了民的支持与拥戴；而失去民的支持与拥戴，又首先表现在他们失去了民的心；而失”民”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不重民、不善民、不尊民、不亲民。所以”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民之归心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旷也”⑧。

要重民，就必须具备重民的基本态度与原则。孟子认为”重民”的基本态度与原则只能是将其”功”，与”利”推及百姓，使每个老百姓都能实实在在地受益，而不能只停留在空洞的理念上或只表现在口号上，而应该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上。据此，孟子提出了三条具体的实施方案与措施：

第一、要”制民之产”。因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是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存在的先决条件，是每一个老百姓能够道德生活的基础，所以，使民获得吃、穿、住等方面的物质资源保障是为根本。只有这个根本具备了，老百姓有了自己的财产，他们也就有了能够安居和乐业的根本。”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因为”无恒，产而无恒心者，惟士为能。苦民，则无恒产，苟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民。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 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⑨”

第二、要推恩于民，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诗》云‘刑于寡人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⑩”。即作为一国之君，要把天底下所有的老人都当成自己的老人来尊敬，来瞻养；要把天底下所有的未成年者都当成自己的儿子来抚养，来爱护。其背后的隐含语义是：一国之君的神圣职责就是服务，就是服务于天下的每一个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主子、主人。真正的主人是民。这是君与民的真正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君服务于民，这是他为君的职责，而不是义务 ———因为义务是可尽也可不尽的。对于义务而言，尽与不尽全在于个人的意愿；而职责就不一样，这是他必须做并且必须做好的事情，否则你就不称职，不称职者，就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居于那个位置，哪怕是一国之君也是如此。对于民来说，要求君为他们服好务，这是他们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应该受到丝毫的侵犯与损害，如果为君的侵犯和损害了他们的权利，他们也就可以不讲法律与仁道，更不用说维持君臣的关系了。

第三、要平等地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尊重和维护每一个生命个体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的做人的权利，建立起对个体生存的起码支持制度和普遍性的社会保障体系：

“昔得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禄，关市讥而不往，泽梁无禁，罪人不季。老而无妻曰鳄，老而无夫曰寡人，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母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无斯四者。”⑨

孟子通过规劝和游说齐宣王而阐发了他的仁政道德理想中的重要内容：在推行仁政的普遍社会实践中，就是要在考虑全面实施维护每个老百姓平等权利和努力增长每个老百姓的实际利益的基础上，要充分考虑到另一批群体一一4s、寡、孤、独者们的生存保证和生活保障问题。他们是世界上最无依无靠的穷苦人，社会应该把这批人作为国家抚恤的对象。这就是文王之所以得到王道霸业并推行仁政的前提与基础。

在孟子看来，只要统治者能够按照如上的思路，遵循如上的措施和方法去推行仁政，则”天下可运于掌”中。

三、尊重个人劳动，维护个人利益

在中国伦理学史上，尊重个人劳动，维护个人权利和利益的伦理学家，应该首推孟子：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意立于其朝矣；审，ml-而不征，法而不ml-，则天下之商，而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同于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ml-，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

在孟子那里，重民、善民、尊民，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有着最为实在的内容，即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劳动，使他们的社会劳动权利和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和维护。尊贤重能，让所有才德出众的人都来治理国家，那么，天下的士子无不为此而高兴，而愿意到朝庭里来任职；在每个市场里为商家提供货栈而不收税，滞销的货物由国家按法定的价格征购，以保证商人们的利益不受损失，天下所有的商人都会乐意到这样的市场里来做买卖；在关卡上，仅仅进行稽查而不征收税金，哪一个旅客不愿意在这样的道路上行走？至于农民，只须耕种公田而不必交纳租税，那么天下哪一个农夫不为此而乐意种田呢？城镇里的居民不必交纳雇役金和地税，天下各国的老百姓自然会愿意到这样的地方来寄居当百姓。如果谁能真正做到上面这五个方面，那么邻国的老百姓就会把那里的国君当成父母一样来尊敬与爱戴。假如有别的国家妄图来进犯这样的仁政国家，就好像是率领子女们去攻打他们自己的父母，从有人类以来，是没有获得成功的。要是这样的话，就能无敌于天下了。

孟子在这里所描绘的理想社会蓝图，实际上是涉及到三个非常重要的伦理学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如何看待人的问题。在孟子看来，人首先是一个个体的人，然后才是一个社会的人。因而，国家、政府和君主的一切言行、政策和治国的大法，都必须充分尊重个人，从个人出发并最终回归到个人。这才是正确的治国之道和强国之道。充分尊重个人并不是一句空话，它应该落实在具体的生活中，那就是充分尊重个人的才能与德性，因为充分尊重个人的才能与德性，就是充分尊重个人的个性与人格；只有个人的个性与人格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个人的劳动才可能得到充分的尊重。

第二个就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问题。在孟子看来，只有个人利益才是最实在、最具体、最能体现人间道德的利益。因而，个人利益既是社会利益的出发点，又是社会利益的最后目标。君主、政府、国家，只有真正维护、增进个人的利益，个人才会考虑君主的利益、政府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才会把国家的利益、政府的利益和君主的利益当成是自己的利益来维护和捍卫。那种动不动就想从老百姓那里捞一把，动不动就通过各种法律来剥夺老百姓的劳动利益与权利一拍勺国君与政府，最终是没有社会利益可言的。

第三是关于政府与君主的职责问题。在孟子看来，君主与政府的职能一是为一国之天下的百姓服务，而不是向天下之百姓穷征R武；二是全面维护所有老百姓的劳动付出、实际的生存权利与利益，最大限度地使每个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损害。在这里，孟子不仅作为一个伟大的伦理学家探讨了利益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而且还以一个杰出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多重身份和多元视野探讨了利益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对于前者，孟子提出了建立社会保障支持体系的社会设想，而于后者，孟子提出了建立市场价格支持制度的设计。这两种设想不正是人类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实施蓝图吗？不正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所努力追求建设的理想生活蓝图吗？孟子早在二千多年前就能做出这样伟大的社会改造与建设设计，这是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位思想家都不能比拟的，他的思想事实上比西方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想早了几百年!然而，更让我们感到敬仰的是，孟子的这一整体的社会蓝图的设计是从平等的个体的人出发的，平等的个体的人与个体化的人的实际利益构成了他的”仁政”学具体而实在的内容。

在孟子看来，一个推行仁政的君主，要真正做到对个人的切实”尊’，’’重”，和对个人利益的切实维护，必须做到：

第一、不能有私心，不能贪心，不能有私产。如果统治者有私心，有贪心，就会把国家的财产当成自己的财产来霸占，就会把老百姓的权利变成自己的特权来享受。这样一来，整个国家就变成了统治者们自己的私有财产，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就会时时刻刻遭到统治者的侵犯和剥夺，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得不到保障与维护，国家的兴旺发达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在这种少数人吃多数人的社会里，要推行王道是根本不可能的。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沪孟子曰：‘于传有之。’曰：‘苦是其大乎沪曰：‘民犹以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沪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II)m者往焉，雏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犹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Wo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111

孟子告诉齐宣王一个为君和为人的基本道理：如果统治者把人民的财产变为自己的财产，把人民的权利剥夺掉变成自己的私利，那么就等于在国家范围内设计了一个大陷阱来坑害人民。这样的统治者只能是暴君，根本没有仁政的味道，所以他们不可能是王道者。

第二、真正的王道是追求快乐之道，真正的仁政以快乐为最高目标。孟子看来，这快乐只能是民的快乐，而不是君的快乐：君的快乐应该建立在民的快乐之上，君的痛苦只能是民的痛苦：除此，君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快乐与痛苦。君必须以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以民的痛苦为自己的痛苦。只有这样，民才可能把君的快乐作为他们的快乐，把君的痛苦作为他们的痛苦。”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矣，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⑨”如果君不以天下之乐为己乐，不以天下之忧苦为自己的忧苦；或者只把天下百姓的苦乐挂在嘴上，而实际上只顾自己的逐利与享受，那已经不是仁政，而是暴政或禽兽之政了。

第三、仁政的君主还要具备自律品格，即”是故贤君必恭敛礼下，于取民有制①’，。君主的自律首先是谦恭。联系孟子的整个思想来理解，这里的”谦恭”主要是指对人民的谦恭，这种谦恭来源于”民为贵”、”君为轻”的基本行为准则的规范；其次要”俭朴”。因为君主的一切生活资源都是人民用劳动用汗水创造来的，奢侈和浪费，都是对民的轻侮，对民的劳动的践踏；其三是要”礼贤下士”。因为只有礼贤下士，才会得到一流的治理国家的人才，国家才可能在一批贤才的治理中实践重民、善民、尊民一州人而使家国强盛与繁荣；其四要能克制欲望，尤其是克制对民财的贪婪与占有的欲望。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做到对人民所创造的财富取之有节度；财富只有取之有节度，才能真正维护和增长人民的利益。

四、”以德求德”的思想局限

从整体上看，孟子整个思想体系的基本精神指向是”利益”。他有关于利益的思考与论述，都是围绕”民”的利益(即个人利益)和”君”的利益(即统治者的利益)和关系而展开的。并且，孟子在对这种利益关系的考察中，始终把个人利益首位，始终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和目标。这是孟子的伦理思想的一大特点。

其次，从整体上看，孟子在他的伦理思想中所确立的真正的伦理主体不是君，也不是官，而是”民”。孟子非常强调”民”的独特社会主体的地位与作用，他的”保民”(即重民 —善民 —尊民)思想，在一定的意义上，具有现代意义的”独立”、”自主”、”平等”、”自由”的人权思想的精神实质。因为，孟子思想中的”民本”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内核恰恰是”利益”。

从孟子的思想整体来看，他关于”民”的用语处处皆是，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每处使用”民”都是以”君”为参照系的。因而，在孟子的思想体系里”民”是与”君”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如果是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孟子所讲的”民”实际上指的是人，就是个人。所以，孟子的利益伦理思想是关于个人的利益伦理思想。这是孟子作为一个伦理思想家和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家的独特智慧。

在社会化的人类世界中，个人的利益得失与损益的根本制约力量，道德与不道德的社会生活形成的主导力量，不是个人本身(比如你与他)，而是政府。在孟子的时代，或者说在封建主义时代，政府的象征就是国君，因而，一国之君就是政府本身。所以，孟子立足于生活的历史与现实，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他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个人与政府的利益关系问题，要真正建立起一个人人道德地生活的社会，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解决君主的道德问题 ———即君主的利益态度与利益行为指向问题。因此，他的整个伦理思考都围绕统治者的”仁政”而展开。因为，在孟子看来，统治者的”仁政”问题得到了真正的解决，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也就得到了真正的解决。统治者的”仁政”问题得到真正解决，老百姓的道德问题、社会的道德问题也就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也许在我们今天看来，孟子的想法过于天真。因为孟子事实上是在宣扬一套”以德治国”的理念。不错，孟子是在宣扬一种以德治国的理念。对于孟子的这种以德治国的理念，我们既不能简单地把它视为是一种”道德的天真”，更不能粗暴地把看成是”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或者是”新型地主阶级的利益”，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孟子，不能真正理解孟子给我们留下的这笔辉煌的思想财富，也不能真正深刻地认识孟子思想局限性。

其实，孟子以德治国的”仁政”思想，包含了两个最为重要的问题：

第一、道德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关系问题。由于我们现在的基本思维格局是西方式的思维模式，我们现在的话语是西方话语霸权，所以，我们思考和说话，都是以西方为标准，在伦理学的社会功能与作用的看待上，我们也是沿用了西方人的思维传统：西方人的思维传统是，伦理学只研究个人的道德问题，因而，伦理学也就只能为解决个人道德提供某种助益，公共道德(即政治道德) ———或者更具体地讲，权力道德不属于伦理学的范畴。由于它不属于伦理学的关心对象，所以，伦理学所宣扬的道德也就不具有根本的治国功能，或者说它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方式与方法。既然是这样，也就隐含着两个实质性的问题：

权力道德应该属于哪个领域所关心的对象 ？

什么才是治国的根本方式与方法 ？

对于第一个问题，西方人做出了非常明确的回答：权力道德只属于政治学的关心对象。于是，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开始，经过亚里斯多德的全面奠基，政治学成为西方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于第二个问题，西方人在其童年阶段(古希腊时期)就进行着社会化的实践，并在近代就达成了一种历史性的共识：那就是权力道德只能靠权力的制约来形成。因而”法”在西方文明阶梯中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法治”构成了西方文明历史中治国的基本方式、方法与手段。

尽管如此，道德问题仍然时时隐含在法之中，德治同样在法治中承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幕后角色。从公元前 591 年的梭伦的雅典政治改革， 到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理》②，政治与立法的基础始终是道①德。

在道德与政治(包括法律)的关系问题上，西方人的基本思路是：把政治与法律推到台前，以现实生存斗争中所不断产生出来的政治与法律问题为焦点寻求政治和法律治理以及政治和法律改革的内在支持点 ———道德的构建。而孟子(从宽泛的意义上讲，所有的儒家思想家们走的则是另一条思路。他把道德推到台前，于现实生存中所裂变出来的各种政治(当然也包括法律)问题，寻求政治和政治改革的社会基础 ———道德的构建。

另一个区别是：在西方人的思路里，道德的构建，是直接目的于政治制度和法律(立法制度和司法制度)的构建与改革，并通过这种构建与改革来制约君权 ———即以权力制约权力，因而，西方政治走的是一条权力它律 ———或者说权力刑罚律的路子。在孟子的思路里，道德的构建，是直接目的于对统治者的道德良心(仁德)的开启，并通过统治者的道德良心来律制统治权力，因而，他走的是一条权力自律 ———或者说权力道德律的路子。

如上两个问题实际上是涉及人类历史中道德的社会功能与作用的效力范围与边界问题。相对国家的治理来讲(而不是日常的生活)，道德的政治治理功能存在着两个方面 ———即直接的方面和间接的方面：道德对政治和国家治理的直接功能主要体现在它应该成为并且必须成为国家的社会(政治权力)制度和法律制度确立或改革的原则与基础，并将其道德理想和道德精神融入制度和法律之中，从而使之成为政治和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具体内容；道德对政治和国家治理的间接功能则只能是通过制度运转、权力的制约、法律的实施来实现。换句话讲，一个道德的社会的社会制度、法律制度和权力配置制度，必须是以一种符合普遍人性的和维护人人存在权利和生存

⑤ 律师界是如何看待袁裕来、何兵这一类人的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大部分的答案的眼睛是是雪亮的，把他看得很清楚，当我看到有些人企图混淆视听，我就忍不住说一下话了。我不否认他在回答中提到的问题。很难提出一个案件，司法机构受到干扰，而小的冤屈很难得到解决。这些情况是司法制度的真正问题。但问题是如何改变!

所以说，在我们律师的角度来看，我们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当事人利益而存在的，我们也有修正，维护国家法律的义务！

⑥ 西周初期的立法指导思想是什么

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是西周时期的立法思想。
一、西周时期的理念与法律指导思想
（一）“以德配天”的指导思想
1、产生的背景
西周统治者通过总结商纣王暴政亡国的教训，认识到“为政以德”的重要性，并用“德治”的理念改造夏、商传统的“君权神授”的思想，建立起“以德配天”的指导思想。
2、“以德配天”的思想内容
（1）修养君主道德，适应天道要求
“以德配天”的天，指天命，天道。引伸为自然规律。在西周统治者看来，上天选择人间君主的标准，是“为政以德”。人间君主要想获得上天的支持，首要条件是修养道德，以道德约束统治者的私欲。唯有“敬德”，“明德”的君主，才符合天命与天道的要求，才能获得上天的保佑，求得王朝统治的长久。
（2）“以德配天”的三大要素
①敬天，指祭祀与尊崇上天，服从天命。
②敬宗，指祭祀与尊崇祖宗。
③保民，指在维护王朝统治的前提下，保护百姓最起码的生存条件。
3．“以德配天”思想是西周从神治到德治思想的重大转折
“以德配天”是西周统治者逐渐摆脱神权思想控制，实施“以德治国”统治模式的重大转折，是中国政治理念与政治法律思想的重大进步，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
1、“明德慎罚”思想的产生
西周初期统治者以殷纣滥施酷刑为鉴，确立了德治理念，并作为治国基本方针。进而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
2、“明德慎罚”思想的主要内容
（1）西周“明德慎罚”，是统治者的治国理念与法律指导思想
明德，指倡导本阶级伦理道德并用“忠”、“孝”等道德观念教化灌输百姓，使社会成员的头脑中形成预防犯罪的精神堤坝，有效地遏制犯罪。慎罚指在适用法律与实施刑罚时，保持克制与审慎。除不得不杀的重大罪犯外，一般都可以宽缓处理。
（2）西周“明德慎罚”思想，奠定了中华法系治国的基本的理念

⑦ 我有道关于如何才能做到公正司法的简答题 很急 求帮忙 麻烦了

【转载】仅供参考

司法公正是司法工作的最高理念。通常意义上,“公正”( impartiality)一词含有平、正义、平等之义, 20世纪英国著名的法官和享有世界声誉的法学家———阿尔弗雷德·汤普森·丹宁(Alfred Thompson Denning)(1899-1999年)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和著作理对“公正”作了经典的诠释。他从1923年当律师,到1982年在上诉法院院长(Master oRolls)岗位退休,一共从事法律职业60年。令人感动的是,他在80岁以后通过著书说〔1〕继续思考英国的法律事业,阐发自己对法律职业的追求及感悟。在这些著作中,宁勋爵以他亲身经历的案件的辩护和审判的实践为内容,结合法学理论阐发了他对英法律及司法制度的观点和看法。通览这些著作,不难发现,丹宁勋爵是司法公正思想的极倡导者和践行者。在几十年的法律职业生涯中,丹宁勋爵面对时代的挑战,始终以追文明和进步,实现公平和正义为目的,在当代世界司法制度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的司法公正思想值得追思,更值得当下的法律职业者学习和借鉴。一、成长阅历———公正思想的源泉一个人的某种思想的形成通常与他的成长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丹宁勋爵的公正想之所以形成,正是由他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所决定的。1899年丹宁出生于维多利时期受人尊敬的富裕之家,他的祖先是丹麦人,而丹麦人与法律有着天然的关联,据考证,“法律”(law)这个词本身就是丹麦语中的一个词。平时,丹麦人喜爱争论,他们喜欢聚在一起进行法律辩论。这种传统对丹宁产生了较大影响,他在自传《家庭故事》里曾写到:“也许这就是我现在在判决之前为什么喜欢听法律辩论,而不愿意将它们都写下来的原因吧。”〔2〕丹宁出生后,父母给他取教名为阿尔弗雷德,也与法律有关系。因为1899年正好是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著名的统治者阿尔弗雷德去世后一千年。阿尔弗雷德在位期间非常重视法律,关注法律的良善和公正,当时的百姓都很尊敬他。正好一千年以后,丹宁出生,因此,他的父母取“阿尔弗雷德”为他作教名,希望丹宁长大以后也能像那位国王一样关注法律,富有公正思想。丹宁的父母都是非常正派的人,“父亲善良,有思想,受到大家的热爱。妈妈坚强,做事有决心,从不讲废话。”〔3〕这些品格对幼小的丹宁思想品格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特别是他的父亲担任陪审员的经历对丹宁的影响更大。丹宁的父亲主要职业是经营绸布店,但是曾被政府应召在巡回法庭当陪审员,几乎每天都去法院。陪审制度是英国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措施之一,它原本为法国的制度, 1066年随着诺曼入侵被带入英国,给英国的法律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丹宁的父亲在担任陪审员期间,工作认真,为人公正,据说当时的红衣法官约翰·劳伦斯对他印象很好。丹宁也深感受父亲思想熏陶较多,他说:“早在我参加陪审团时,我就知道有关陪审团的一些事情。他是户主,而且完全有资格担任陪审员。陪审是这样一种工作,它为一般人上了有关公民权的最有用的一课。它是一门在以前八百年间代代相传的课程。被任命为陪审员的英国人在主持正义方面确实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4〕因为当时的陪审员必须具备这样的品质:他们必须能将自己一般的判断力用在需要作出判断的工作上;必须具有关于世界和人的知识;具有个人从属于社会这种概念,做到公平合理这种愿望是他们行动的动力;尤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愿意努力争取对他们要解决的争端作出公平的决断。〔5〕因此,英国民众将陪审团参与法庭审判作为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公正的重要手段。那么,生活于这种社会环境和家庭氛围当中的丹宁,其思想自然也受到这种公正价值观念的影响,以致年仅10岁的丹宁就萌生了长大当一名公正的使者———律师的念头。“有一次———当时我大概10岁———我抬着头对妈妈说:‘我想,我应该当律师’。”〔6〕尽管当时他还不明白律师是干什么的,但是他已知道律师与陪审员一样是正直的人,是维护社会公正的人。而求学期间是丹宁公正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自上小学起,丹宁就非常喜欢读书,他说,“我读了很多书,而且读得很快。”〔7〕一战爆发后,老师前去打仗,丹宁就自学,他自学了微积分、动力学、统计学等课程,读了很多英国文学经典。这些课程及经典对丹宁后来理解社会及法律问题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英国文学经典中所塑造的正面人物形象对丹宁的思想产生了的极大的震撼。据丹宁回忆:“从青年时起我就熟悉英国诗人丁尼生的诗,后来一直鞭策着我:骑士的圆桌多么公正/光荣的团体,男人的精英/它是那非凡世界的象征/谣言,我们不讲;诽谤,我们不听/走遍天涯海角,去把人间的邪恶踏平。”〔8〕就这样,丹宁通过自己的勤奋自学于1916年10月考上了牛津大学的马格德林学院,学习数学专业。也就在牛津大学学习数学的同时,丹宁开始大量阅读法律经典,包括拉丁文的《查士丁尼皇帝法典》(Institutes of the Emperor Justinian )以及《圣经》的经文。他将所读到的著作中有关“公正”的格言都一一摘录背诵下来,这些法律经典对丹宁公正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查士丁尼皇帝法典》的开头几句是:“公正是公平待人的永恒目的。”/“法律是关于神和人的学问———是关于公正和不公正的科学。”/“法律的格言是:为人正直,勿伤邻居,公平待人。”这几句已经广泛流传了数百年,对丹宁影响深远,他认为这几句表达了所有时代的法律的道德和哲学基础。当时的牛津大学马格德林学院每个人都会说: Ius suum cuique(公平待人)。〔9〕可见,《查士丁尼皇帝法典》对人们公正思想的形成影响之深远。而《圣经》上的几句格言:“世人那!神已经指示你们他喜悦的事,那就是要你们行公义,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也对求学期间的丹宁影响很大,使他在后来的法律实践中“行公义”。直到80多岁后,丹宁仍清晰地记住《圣经》上的这几句格言。在成长的过程中,丹宁受英国著名法官公正思想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在《法律的未来》一书中,丹宁专门提到了一些他所崇拜的法官。英国是一个具有公正传统的国家,而对司法公正思想作出有力阐发的是那些不朽的法官们。例如,亨利·布雷克顿提出了“国王不受制于人,但受制于上帝和法律”的要求,以确保法律公正。弗朗西斯·培根对法官的警示: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犹烈。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爱德华·科克“作为首席法官,他是聪明的、公正的。”〔10〕特别是科克大法官在任王座法院首席法官期间,为了司法公正,敢于与国王抗争。在1617年的薪俸代领权案件〔11〕中,国王派人送信给科克,让科克同国王商议之后再审理此案,被科克断然拒绝。科克认为,“如果服从陛下的命令,停止审案,那么就会拖延实施公正。这是违反法律的,也是违反法官的誓词的。”〔12〕科克的这一行动遭到国王的报复,很快被国王免去了法官职务。但是,在英国民众的心目中,科克永远是公正的化身。丹宁所崇拜的另一名法官兼法学家———曼斯菲尔德,也是因为曼斯菲尔德具有把公平和良心的原则输入到我们法律的固定公式之中的品格,“他使法律摆脱了陈规旧套,细枝末节和一些狭隘的想法。他把广泛的公平与合理的原则带进了法律之中。”〔13〕丹宁盛赞曼斯菲尔代写论文德对司法的态度:实现公正,即使天塌下来(Fiat justitia, ruat coelum)。著名法官沃尔西也是丹宁所尊敬的前辈,丹宁曾指出,“《亨利八世》中沃尔西的劝告———‘做人要公正,不要怕’等等符合我的哲学,也是我追求的目标。”〔14〕显见,英国历史上的上述著名法官和法学家关于公正的各种注解,对丹宁司法公正思想的生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总之,丹宁勋爵的司法公正思想是在英国的社会环境、家庭及教育影响之下形成的,对他后来在律师和法官职业生涯中,坚持公正司法、忠于职守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丹宁在他的一生中,始终不渝并卓有成效地贯彻司法公正的原则,为实现司法公正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981年,丹宁在《家庭故事》一书中将自己的人生哲学概括为三条,其中第一条就是“实现公正”。的确,他为实现司法公正奋斗了一辈子,实在可敬可佩。二、法律公正———司法公正的基础公正(Justice)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它是法律的根本出发点。早在古希腊时期,一些思想家就洞察出:在所有实现公正的手段中,法律是最有希望的。人们通常将公正视为法律制度应当具备的优良品质,法律只有在公平正义中才凸显其良善性,理想的法律往往成为公平正义的化身。而公正是法的首要价值,通常认为,“良法”是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作为良法必须内蕴公正的精神,它要反映客观规律,符合时代潮流,代表人民意志等,称其为法律公正或者公正的法律。也就是说,法律公正是司法公正的基础,司法公正实为法律公正的现实化。鉴于此,丹宁勋爵在自己的著作中多处阐述了法律公正问题。丹宁极力主张法律自身的公正性,他认为“法律是涉及公正的,什么是公正”?“我要提出的只是,公正不是你们能看到的什么东西。它不是一时的,而是永恒的。一个人怎样才能知道公正是什么呢?法律是在我们日常事务中运用公正———尽管还不是完全正确地运用。”〔15〕他还指出,人民服从法律的重要原因在于法律是公正的,“人民尊重那些真正正确和公正的法律规则,并希望他们的邻居也服从它们,当然,他们自己也服从它们;但他们对那些不公正的法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如果要人们感到对法律有一种义务感,那么法律就必须尽可能地与公正保持一致。”〔16〕也就是说,只有“良法”才能获得普遍的服从,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一脉相承。丹宁所主张的公正法律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符合自然公正的原则。自然公正(natural justice)是西方社会的一条最基本的法则,〔17〕也是英国法院采行的一条最基本的宪法原则,在法律上它适合于一切案件的审理。它包括法官在审案时不得偏袒任何一方,必须给予被告以充分的辩护、申诉的权利等。在丹宁那里,“无疑,倘若一个裁判未遵守自然公正法或者偏袒,其判决是无效的;而且可以以调卷令撤销,或以宣告无效来达到这种效果。”〔18〕例如在《坎达诉马来亚政府案》中,丹宁指出,防止偏袒的法则和申诉的权利经常被称为自然公正的基本特征,它们是支撑自然公正的一对柱石。罗马人曾用Nemo judex in causa sua, andAudi alteram par-tem表示“任何审案法官不得偏袒任何一方”,如今经常用这样两个词表达无偏和公正。丹宁指出,“在每一个案件中,不管你是采用由执政官掌握的罗马衡平法还是采用由大法官掌握的英国衡平法,衡平法都会提出自然公正的原则。衡平法主张这些原则高于当时存在的所有法律,因此,应该求助于这些原则去减轻法律的严厉性,软化法律的僵硬性。”〔19〕在法律思想史上,普通的公平正义观念往往都是和自然法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在人类发展的早期,“自然法往往被理解为一个符合正义要求的、完整的和现成的规则制度,而不管它们在一国的实定法中是否得到了正式表达。”〔20〕并且,“自然正义规则是为了确保法律秩序得到公平的和有规则的维持。”〔21〕当然,英国的衡平法(Equity)最能体现公正的精神,它遵循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则,对普通法院不予受理的案件进行审理。衡平法与自然公正原则是一致的。其次,在丹宁看来,“公正”是宪法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它首先植根于人生来就有的追求正义的本能,这种本能引导我们相信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这是社会的真正基础。”〔22〕它是由我们长期的经历和传统而形成的一种氛围,感觉得到,却看不见;体会得到,却不能学。例如在威廉·卢夫斯大厅曾进行过对培根的公正判决和对萨默斯的公正赦免,在这座大厅,查理曾平静地面对高等法庭,挽回了自己的声誉……它不是他的智力产品,而是他的精神产品。宗教关心的是人的精神,人凭着这种精神就能认识到什么是公正。〔23〕不难判断,丹宁强调“公正”是法律的核心品质,是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正如罗尔斯的正义首先适用于制度正义一样,公平正义是制度尤其应该具有的美德。复次,丹宁认为,英国的普通法律应该内蕴公正的精神,体现公正的理念。早年,科克大法官曾说过:“如果国会的法令与正义和公理是相矛盾的,或者是不协调的,或者是不可能执行的,那么普通法就要加以控制并裁决该法令无效。”〔24〕也即是说,如果法律违背了正义和公理的精神就得加以废除。一方面,“英国的普通法被描绘成‘理智的男人’,他关心他人的安全就跟关心自己的安全一样,这种优秀的但也是讨厌的人物像一座丰碑树立在我们的公正的法庭上,他徒劳地要求他的同胞照着他的榜样去规定自己的生活……”〔25〕英国“普通法有很多表明公正和美好感觉的原则,这些原则有利于全世界各民族和各种肤色的人民。”〔26〕诚如英国学者理查德·克莱顿和休·汤姆森所言,在普通法中,“nemo judex in causa sua (nobody can be a judge in his own cause)———任何人都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和“audi alteram partem(hear the other side)———应当听取另一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意见。”〔27〕长期以来,这两者被视为公正审判的最低限度原则。再次,丹宁所认为的公正法律必须不断更新。丹宁指出:“法律应该得到修正,以保证实现公正,或者尽可能地接近公正。”〔28〕法律应不断更新才符合公正的精神,以满足公正司法的需求。“那些由19世纪的法官们确立的法律原则———尽管适合当时的社会状况———但是不适合20世纪的社会需要和社会见解……”;“必须记住,无论哪一项法律什么时候被提出来考虑,人们都没有能力预见到在实际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多种多样的情况。”〔29〕当然,这一任务多半由法官来完成。丹宁认为,法官在审案和判案的过程中,应该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创造出与生活的步调相一致的公正判案原则。他常常在上议院发言指出,要实现法律的公正就需要对法律进行创造性的解释。〔30〕社会生活的变迁,法律必须更新,否则难以体现公正。最后,法律条文在适用过程中必须结合公正理念,按照英国历史上的著名法官托马斯·沃尔西的观点:在某些案件中有必要离开法律文字去追求理智和公正所要求的内容,追求公正本来的意图。也就是说,去减轻和软化法律的残酷性。沃尔西在大法官法院主持了14年,出庭审判总是守规守时,在实现司法公正方面成就卓著,他的判决被认为是公平合理的,他的司法工作声誉很高。丹宁认为这些主要归功于沃尔西坚持法律公正的原则,丹宁在自己的司法生涯中也以沃尔西为榜样,坚持法律公正,为实现司法公正不懈努力。在长期的法律工作中,丹宁勋爵亲身见证了英国法律的发展历程, 1984年他在《法律的界碑》一书里提到:“可以说,在我任职的时间内法院已经重新发现了新的衡平法。它是公平的、合理的、也是灵活的,但‘不像大法官的脚’,是变化无常的,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31〕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法律制度中,社会公众对司法过程中那个扮演着“主持正义角色”的裁判者都有一种最基本的预期,这就是当他借助于公共权力来平衡那些相互冲突的利益时,应当使争议的各方所得到的利益或不利既不比他们“应得的一份”多,也不比他们“应得的一份”少,否则就会被认为背离了司法公正的要求。〔32〕有如学者所言,“司法公正是一种法律之内的正义,这意味着它是以合法性的形态存在着的正义,同时,也意味着它是具有法律性质的制度伦理意义上的正义。”〔33〕总之,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丹宁勋爵为英国法律的公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司法是一种适用法律的过程,其公正与否,首先取决于所适用之法是否公正。如果法律本身就不具有公正的性质,司法适用法律的方式再准确、再科学、再高明,也只能得出一个不公正的结果。〔34〕因此,作为法律职业只有在追求法律公正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职业自身的公正性,无论律师或是法官在追求和实现公正的道路上,应该坚持从法律公正做起。三、律师公正———司法公正的力量在英国,律师与法官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主体,依靠各自的知识,既各自忠实地履行着法律赋予的不同职责,又共同追求着司法公平与正义目标的实现,保证着司法的公正和社会的秩序,在司法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在英国,律师是一个“精英的职业阶层,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丰厚的薪酬待遇,并且在适用法律上处于核心地位。”〔35〕可以说,英国律师是司法公正的追随者。在丹宁的心目中,追求和实现公正是律师的天职。无疑,律师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由于自小对法律的热爱和向往,〔36〕使丹宁在1920年大学毕业选择职业时,再次将目光转向了法律领域———当一名律师。1921年10月,他再次回到马格德林学院,拿起法律课本,开始学习法律。后来,丹宁又进了林肯律师学院, 1922年10月开始直接在律师事务所实习,开始了自己的法律职业生涯。在这里,丹宁进一步接受专业训练,思想也更加成熟。就在林肯律师学院图书馆的中央,有一尊雕像,那是当时最伟大的辩护律师———托马斯·厄斯金。托马斯·厄斯金从事律师工作期间,始终将公正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他有一名言:“我将永远不遗余力地维护英格兰律师的尊严、独立和正直,没有这些无私的公正———英格兰法最有价值的部分———就不能存在。”〔37〕托马斯·厄斯金的这一名言,丹宁铭记在心,并常常对他的学生们重复这段名言。可见,托马斯·厄斯金作为一名律师的公正思想对丹宁有很深的触动,丹宁在自己20余年的律师职业〔38〕中,也一直坚持公正原则,为实现司法公正而奋斗着。首先,丹宁主张律师自身在思想观念上应追求公正,不懈努力,“正像科学家寻求真理一样,律师应该寻求公正;正像科学家通过很多实例自己得出一般命题一样,律师也应该通过很多判例自己建立一般的原则;正像科学家发现自己的命题不适于所有实例时就修改,或者发现自己的命题是错误的时候就得完全抛弃一样,律师发现自己的原则不适于所有情况时就应该进行修改,或者发现它们会产生不公正的结论的时候就应该抛弃。”〔39〕在丹宁看来,只有通过这种办法,律师才能为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公正作出贡献。观念决定行动,一个人只有在思想观念中树立起公平正义的意识,才能在行动中切实表现出来。为此,丹宁还批评了某些律师片面依赖法规忽视公正的思想,指出,对一些律师来说,法规就是一切,正确与否没有关系。他们经常咬文嚼字而忽视法律条文的实质,他们反复推敲文字,然后在使用上不敢越雷池一步。词义对他们来说是法律上的事而不是平民百姓的事。那些对社会有责任感的律师,应该尽自己的力量去探索,使法律的原则和公正保持一致。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他将失去人民的信任,法律也会名誉扫地,国家的稳定将会因此而动摇。〔40〕他把一些“只关心法律事实上是怎样,而不是它应该怎样”的律师比做“只知砌砖而不对自己所建筑的房子负责的泥瓦匠”。〔41〕这个比喻很恰当地批评那些只知道处理案件本身,而不顾及案件处理公正性的问题,强调律师应该关注所处理案件背后的公正精神。其次,丹宁认为律师应不断学习,只有专业过硬,才能公正执业。律师是依靠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和技能,服务于社会公众的一种自由职业。在普通法系国家,律师与法官一样,在参与司法审判实践时,要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技能,解释成文法,寻找与案件最相类似的判例来适用,需要通过自己的知识、诉讼经验以及长期所养成的判断力进行仔细的推敲和认定,才能公正处理案件。丹宁深切地理解这一点,他指出:“毫无疑问,律师的任务———也是法官的任务———(解释成文法)是找出国会的意图(符合公正精神)。当然,在寻找国会的意图时,你必须从成文法所使用的词句开始。”〔42〕对于参与诉讼的律师来说,他必须在诉讼的整体意义上,遵循法官的判例,来把握法律适用的真谛,即通过认真研究法官对判例的适用,努力找出与本案事实、性质最相似的判例,引证对本案最有利的适用,说服法官作出有利于本案当事人、符合公正精神的判决。所以,“我在学习律师时,我在图书馆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就像现在的学生一样。我当上律师以后,我仍在那里花很多时间,查找案例。”〔43〕以致丹宁认为律师是所有专业人员当中最勤勉的,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具备公正执业的条件。在当律师初期,丹宁一边从事律师工作,一边参与编辑《史密斯判例集》,定期去温切斯特和埃克赛特的巡回法庭,听取并决定“与实现公正有关的诉因”。就这样,丹宁在当了15年的新进律师之后不久,由于出色的表现被授予“王室法律顾问”的称号, 1938年4月7日他穿上了丝袍,开始从事王室法律顾问的工作。此时的丹宁工作更加认真,成绩卓著,赢得了赞誉:“有一位律师,是一位杰出的人,审慎、聪明……由于他的学识和名望,他领受过许多酬金和赠予的衣物,再也没有比他还忙碌的人,而近来他越来越忙了。自从威廉一世以来,每一件法案判例他都记得清楚,每一条法令,他也能逐字背得出。”〔44〕可以说,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精湛为丹宁律师职业地位的提升、名誉的确立提供了保障,更重要的是为其公正执业、实现司法公正扫清了障碍。复次,丹宁主张律师在为当事人服务的过程中应坚持法律公正,不应无原则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在英国的法庭上,律师对于自己所知晓的与其所受理案件相关的判例即使不利于当事人,原则上也应在法庭上陈述。有学者认为,这种做法主要源于这样一种理念:出庭律师除了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外,更重要的还是应该根据公正原则帮助法院发现案件事实真相,从而实现司法公正。〔45〕从这个意义上,不难推断:律师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律师还通过法律援助的形式保障司法对弱势群体的公正。丹宁指出,“我常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律方面最重要的革命就是法律援助。”〔46〕律师法律援助在英国早期是出于一种慈善动机,是对贫穷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帮助,属于律师良心和道德上的义务。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及人权观念的传播,法律援助转化为一种国家的政治责任。“二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化使社会本位思想成为主流,法律援助成为国家保障当事人之间真正平等的义务,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全面实现公正司法的理想和目标。丹宁所提倡的法律援助正好与这种潮流相适应,也是律师实现司法公正的途径之一。再次,“公正是与制度性因素相关的正义。”〔47〕在丹宁等法学家的倡导下,英国逐步建立了律师的相关制度,使得律师公正有制度做保障,具体说来,英国律师负有以下义务:其一,维护职业独立性的义务,不受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干涉,并须单独开业;其二,维护职业声誉的义务,不得作广告或招徕业务;其三,忠于委托人不得欺骗委托人;其四,忠于法院,若委托人的具体要求与辩护律师对法院的义务有抵触,“辩护律师必须对此不予理睬,否则将要为此承担责任。”〔48〕这些义务为律师公正执业,实现公正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使得律师“正如广大公民所了解的律师的命名———正直和高尚的楷模”。〔49〕并且,在英国律师的职业意识中,任何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或因追逐利益被当事人所支配,牺牲自己的独立地位或原则,都是对自己神圣职责的玷污。出庭律师声称他们出庭时不代表当事人的任何一方,是履行独立辩护的“高贵职务”。〔50〕可见,律师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和保障。

⑧ 立法安邦兴伟业下联是什么

上联：治国安邦兴伟业
下联：吟诗有道展宏图

⑨ 加强立法意义大 依法治国全靠他 这之中的辩点都有哪些

依法治国当然比以法治国好，因为后者只是把法律当作统治百姓的工具专，但是它仅仅停留在法属家的水平上，因为它还没有解决法律本身合法性的问题
对此，两千年的黄老道家提出了“道生法”主张，不但为道家治世开辟了道路，还说明了法律本身合法性的来源，正如黄老道家代表人物慎到所说：“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
据此，法律还可分为有道之法和无道之法，有道之法天下大治，无道之法“法令滋彰盗贼蜂起”（老子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