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法93

㈠ 法律解释的特点是什么 法理学的

法律解释
一、法律解释的概念和必要性
（一）法律解释的概念法律解释是指特定的人或组织对特定法律规定意义的说明。例如，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条第2款规定：“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但在司法实践中，到底什么是“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以及哪些活动属于“与他的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则需要作出具体的说明和界定。对此，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指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进行的民事活动，是否与其精神健康状态相适应，可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本人的精神状态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行为后果，以及行为标的数额等方面认定。”“对于比较复杂的事物或者比较重大的行为缺乏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并且不能预见其行为后果的，可以认定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人。”显然，这些说明和解释，对于保证司法人员正确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是很有必要的。
（二）法律解释在法律实施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1.由于法律具有概括性、抽象性的特点，因此需要法律解释化抽象为具体，变概括为特定。法律是抽象的、具有普遍性的行为规范，不可能对所有生动复杂的社会现实都作出规定，无法准确预见事件和行为可能发生的种种场合。因此在将具有概括性的规则适用于具体情况时，就会产生各种不同的理解。为了统一适用法律，就需要对法律的含义作出统一的、正确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法律解释是从法律制定到法律实施中间的桥梁。
2.由于人们在认识能力、认识水平上的差别，也由于人们利益与动机的差别，因此会对同一法律规定有不同的理解，特别是对法律规定中的一些专门术语有不同的理解。这就需要法律解释说明法律规定的含义。
3.由于立法缺憾，需要通过法律解释改正、弥补法律规定的不完善。由于种种原因，立法是不完善的，诸如法律应规定而未规定，法律规定模糊不清，法律规定之间互相矛盾，等等。这些情况造成了法律适用的困难，因此需要法律解释来弥补、消除、改正法律规定的不足。
4.通过法律解释解决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法律要适应社会的发展，但又不能朝令夕改，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性。社会生活是变动的、发展的，有时发展得慢些，有时发展得快些。这就使法律与现实之间存在一定的不适应。运用法律解释是解决这种不适应的一个重要方法。通过法律解释伸展、扩张或限制法律规定的含义，以适应发展了的社会现实。在我国，法律解释可以适应改革时期的特殊需要。在社会转型、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法律全面地规范和调整；另一方面，又需要这种规范和调整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法律解释就可以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及时对某些行为做出新的法律评价，以积极推进改革并有效地维护改革成果。
5.通过法律解释普及法律知识、开展法律教育。在中国目前这93样一个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法学工作者和法律界人士进行的，旨在普及法律知识、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法律解释工作，对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正式解释与非正式解释
（一）正式解释与非正式解释的概念法律解释由于解释主体和解释的效力不同而可以分为正式解释与非正式
解释两种。所谓正式解释，通常也叫法定解释、有权解释，是指由特定的国家机关、官员或其他有解释权的人对法律作出的具有法律上约束力的解释。根据解释的国家机关的不同，法定解释又可以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有权作出法定解释的机关、官员和个人，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所不同，通常是由法律规定或由历史传统决定的。
非正式解释，通常也叫学理解释，一般是指由学者或其他个人及组织对法律规定所做出的学术性和常识性的解释。这种解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通常不被作为执行法律的法定依据。虽然如此，非正式解释在法学研究、法学教育、法制宣传以及法律发展方面还是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二）当代中国法律解释体制法律解释体制，是指正式解释的权限划分。当代中国关于法律解释的体制主要是在1982年宪法的有关规定以及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基础上建立的。根据这些规定，当代中国建立了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主体的各机关分工配合的法律解释体制。
1.全国人大常委会所进行的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所进行的解释也叫立法解释。它包括对宪法的解释和对法律的解释两部分。凡关于法律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或用法律加以补充规定。这里所说的法律指狭义的法律，即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立法解释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决定、决议进行有针对性的解释；通过创制新的法律条文对原有法律规定做出具有补充性质的解释。
在我国，立法解释的主要任务是：阐明法律实施中产生的疑义，即对法律规定本身不十分清楚、明确的条文进行说明，或者规定本身虽然清楚、明确，但实施法律的人不了解立法者的立法精神，因此需要立法解释，适应社会发展，赋予法律规定以新的含义。在没有对原法律进行修改、补充、废止之前，通过赋予法律规定新含义的方法补充法律。
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和常委会办公厅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一系列法律问题所作的答复，虽然不是正式的法定解释，但对正确理解和执行法律具有积极的作用。
2.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所做的解释。（1）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所做的解释也叫司法解释，是指由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对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做的解释。这类解释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审判解释，另一种是检察解释。审判解释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对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做的解释。我国的审判解释权由国家最高审判机关统一行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都没有对法律的审判解释权。检察解释是指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检察机关在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进行的解释。如果审判解释与检察解释有原则性分歧，则应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解释或决定。在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为了更好地协调和配合，统一认识，提高工作效率，对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有时采取联合解释的形式，共同发布司法解释文件。（2）司法解释的重要性。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主体的，这是由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决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它的常设机关，它们是国家的立法机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成为法律解释具体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在其他国家，由最高立法机关或其常设机关主要负责法律解释95的情况也是很少的。在我国，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时间和它作为议事机构的性质上来看，它也无法承担主要的法律解释工作。建国以来，常委会法律解释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从数量上看，目前司法解释最多。这是由它作为司法机关的工作性质决定的，它的任务就是适用法律于具体案件。（3）司法解释的任务。从内容上划分，司法解释的任务可以分为以下几类：①对法律规定不够具体明确而使理解和执行有困难的问题进行解释，赋予比较概括、原则的规定以具体的内容；②在多项法律对同一问题作出规定出现理解和执行困难时进行统一解释；③对各级各类法院之间应如何依据法律规定相互配合审理案件、确定管辖问题进行解释；④为统一案件审理标准而就某一具体案件说明应如何理解和执行某些法律规定；⑤由于社会情况发展、变化，对某类犯罪的定罪量刑的依据有不同的理解需要新的解释。法律调整应当与社会现实相协调，法律必须随社会的发展而赋予某类行为以不同的法律意义，做出适合社会发展的法律评价。（4）司法解释的具体方式：①在总结大量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作原则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这种解释的特点是：结合司法工作但不针对某个具体案件；用概括性的方法解释法律的含义；解释的结果对司法机关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和反复适用性。这种解释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统一司法实践。
②直接针对具体案件事实阐明某一法律规定在某一特定场合应如何理解和适用，如最高人民法院在一则批复中，对于在适用《继承法》时，尽了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丧偶女婿是否拥有继承权的解释，以及关于承担抚养年幼弟妹的兄姐在年老无子女时，是否应由弟妹抚养的解释。这种解释的结果使法律规定中抽象文字的含义在本案中具体化，对同类案件的审理具有示范作用。
3.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解释。（1）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解释也叫行政解释，是指由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对有关法律和法规的解释。它包括两种情况：第一，是对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所做的解释。比如，国家技术监督局在“技监局发（1990）485号”、“技监局发（1992）491号”文件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所规定的“违法所得”的确定和计算方法所做的解释。第二，是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在行使职权时对自己所制定的法规所进行的解释。（2）有权进行行政解释的机关包括：制定行政法规的国务院以及制定行政规章的各部委；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国家机关授权的下级机关。（3）国务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它所作出的或由它授权作出的解释，都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这种解释不能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不得同所解释的规范性文件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解释。（4）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解释在国家的法制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依法行政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依法行政需要完善的行政法规体系。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法律解释是建立统一、协调的行政法规体系的重要条件。随着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发展，适应行政管理法制化的要求，新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必然大量涌现，要协调这些法规和规章之间的关系，保障其有效地实施，必须借助于行政解释。
4.地方政权机关的解释。（1）国家地方政权机关所进行的法律解释包括两种情况：第一，是对属于地方性法规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做补充规定的，由制定法规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进行解释或做出规定。第二，是对属于地方性法规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地方国家行政机关进行解释。（2）地方政权机关的法律解释的特点是：只有法定的地方国家政权机关，即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及其执行机关才有此项职权；解释只能在本地区所辖范围内发生效力；解释必须符合国家的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国家政策，否则无效；地方国家政权机关无权解释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
三、法律解释的方法
解释法律的方法有多种。根据解释尺度的不同，法律解释的方法可以分为：字面解释、限制解释与扩充解释三种。
（一）字面解释这是指严格按照法律条文字面含义解释法律，既不缩小，也不扩大。
（二）限制解释
这是指在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显然比立法原意为广时，做出比字面含义为窄的解释。如《婚姻法》第15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这里的“父母”与“子女”都应作限制性解释，前者应限制在未成年或丧失劳动能力的子女的父母，后者应限制在成年和具有劳动能力的子女。
（三）扩充解释
这是指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显然比立法原意为窄时，做出比字面含义为广的解释。例如，《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里的“法律”一词应做广义解释，即不仅包括宪法和法律，还包括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㈡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93条

第九十三条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

㈢ 中国知识产权法

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开始较晚，但是发展很快。1982年8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版审议通过了《商标法》（权1993年修订）；1984年3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专利法》（1992年修订）；1990年4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著作权法》；199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反不正当竞争法》。1986年4月12日审议全国通过的《民法通法》还专节规定了知识产权。此外我国还加入了一系列的国际公约。

㈣ 立法法93条

第九十三条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

㈤ 请问1993年版和2005年版的《公司法》有何异同

我国从1993年起颁布《公司法》，开始对我国的公司资本制度进行构建，但由于我国在公司实践和立法方面的先天不足，导致1993年的《公司法》在公司资本制度的构建上存在不少立法缺陷。因此，本文通过对1993年《公司法》公司资本制度的立法缺陷进行分析，进而评价2005年《公司法》的修改是否达到了笔者预期的效果。

一、1993年《公司法》公司资本制度的基本内容
综观1993年《公司法》中有关公司资本制度的条款，笔者认为，旧法确立的公司资本制度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基本内容：
1．实行最为严格的法定资本制
1993年《公司法》以社会本位为立法理念，借鉴大陆法系立法经验，确立了当今世界上最为严格的法定资本制，严格遵循公司资本三原则，即：
(1).资本确定原则。即公司成立时，公司章程中需记载公司资本总额，且需由发起人认足或募足，否则公司不能成立。1993年《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实缴的出资额”；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实收股本总额”。1993年《公司法》还分别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和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均应缴足出资或股款，并经法定验资机构验资后，才能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这是为了通过确定并公示资本的规模，向公司交易者提供预测公司的事业及信用规模的可能性。
(2). 资本维持原则。即在公司存续过程中，应保持与其注册资本额相当的财产。为保证公司资本充实，1993年《公司法》对此作了如下若干规定：除非公司不能成立的情形，不得抽回出资；在未弥补上一年度亏损和依法提取公积金、公益金之前，不得向股东分配利润；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公司累计转投资不得超过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股票发行价格不得低于票面金额；除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或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时除外，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有限责任公司的初始股东应当对现金以外的抵作出资的财产价值负保证责任。
(3). 资本不变原则。1993年《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资本一经确立，即不得随意改变，增、减公司资本需要履行严格的法定程序。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公司资本的任意减少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其实资本不变原则是资本维持原则的延伸和发展，它是从形式上保证公司资本真实。
2．确立法定最低资本限额制度
1993年《公司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下列最低数额：
（1）以生产经营为主的公司人民币五十万元；
（2）以商品批发为主的公司人民币五十万元；
（3）以商业零售为主的公司人民币三十万元；
（4）科技开发、咨询、服务性公司人民币十万元”；
而第七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一千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需高于上述最低限额的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由此可见，我国《公司法》针对不同行业的公司，规定不同的法定最低资本限额，注册资本低于法定最低资本限额的公司将不允许成立。
3．明确股东出资种类和限定无形资产的出资比例
1993年《公司法》规定股东可用货币、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出资，采用的是列举的立法方式。此外，该条款还规定，无形财产的出资额不得超过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可见，1993年《公司法》严格限制无形财产出资比例。
4．确立粗略的公司资本验资和维护制度
为保证公司资本真实和充实，1993年《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对验资制度也作了相应规定：“公司成立或增资时股东的出资需经法定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验资证明”。
此外，1993年《公司法》对“资产评估、验资或验资机构提供虚假证明的或因过失提供有重大遗漏报告”的处罚上，偏重于行政和刑事责任的承担，缺乏足够的民事责任规定；而对于“公司设立过程中发起人或股东虚假出资或在公司成立后抽逃出资的的责任承担；股东滥用权力侵害公司和债权人利益以及对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等问题则基本上未作明确性的规定。

二、1993年《公司法》公司资本制度立法缺陷分析

1.过分依赖法定资本制，债权人利益并未因此得到有效保障

1993年《公司法》为了保障社会交易安全，借鉴大陆法系的经验，严格遵循资本三原则，确立了世界上最为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其立法意图乃是想构建一种事前防范的机制，以确保公司资本真实和充实。但是公司一旦成立，公司资本投入运营后，公司实际资产就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公司资本难以真实反映公司实有财产状况。 从《公司法》运作十多年的实际情况来看，债权人利益并未真正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公司设立过程中，股东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现象仍然很普遍，验资机构提供虚假验资证明大量存在，公司资本制度陷入一个令人尴尬的境地。
之所以出现这种尴尬，笔者认为，传统的公司资本三原则是建立在物质资本在生产要素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产业的基础之上的，其假定前提是一定数额的物质资本，是公司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保障，是公司债权人债权赖以实现的必要期待。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资本三原则赖以生存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其理论本身与现实之间出现了相当程度的脱节。
为此，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放弃了法定资本制，改用更为灵活的折衷资本制，如我国台湾《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二款作出规定：“股份总数得分次发行，但第一次应发行之股份不得少于股份总数的四分之一”；又如德国《股份公司法》第二百零二条条规定：“章程可以授予董事会最长为期五年的全权，在公司进行登记之后通过发行以投资为条件的新股票，把基本资本增加到一个一定的票面价值，即被批准的资本”。而我国却仍然坚守公司资本三原则，因而导致上述尴尬情况的出现。
此外，我国公司资本制度过分依赖公司资本的担保功能。事实上，以公司资本为核心所构筑的整个公司信用体系不可能完全担当对债权人利益和社会交易安全保护的职能，决定公司信用的不只是公司资本，对此起作更重要作用乃是公司资产。而在公司实际运作过程中，这种严格的公司资本制度也并不利于公司的营运，试想一下，公司在开始运作后必然会随时根据市场行情调整投资计划、增减投入，从而让法定资本制所规定的修改章程、召开股东会、变更登记等烦琐的程序无法适应市场的瞬息万变，因此，转瞬即逝的商机也可能失之东隅，从而影响公司的利益和发展机遇。
2．法定最低资本限额过高
笔者认为，1993年《公司法》第二十三条所确立的最低资本限额不符我国国情，因而该规定在实践过程中带来诸多弊端：首先，法定最低资本限额过高，导致了公司设立门槛过高，阻碍了竞争，不利于新公司进入市场和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其实从我国的现状来看，尽管我国的经济在高速增长，但我国却存在大量的非自愿失业人员在等待再就业的机会。因此，公司设立的门槛不宜设得太高，相反地，应降低公司设立门槛，否则，并不利于我国解决失业和实行再就业工程。其次，公司资本最低限额过高，不利于吸引国内外的投资，严重抑制国内外市场的资本需求，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再次，法定最低资本限额过高，造成了公司资本闲置和浪费。严格的资本制度将迫使公司设立之初筹集超过企业所需之巨额资金，大量的资金闲置，既不利于社会资本的合理配置，又不利于公司自身的资本运营，公司可能因此背负沉重的财政负担。最后，不利于科技人才创立公司。由于我国公司资本最低限额过高，许多科技人才虽脑怀绝技，并希望从事科技创新和开发工作，但却因缺乏资金而无法创立公司，无疑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也不符合我国科技兴国的战略思想。

而对照国外的立法经验，英美法系国家的公司立法大多没有最低限额的规定。例如，英国公司法对有限公司未作最低资本额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最低资本额为五万英镑；而美国公司法及部分州已取消了公司资本最低限额的规定。因为任何关于公司最低资本限额的规定都是武断的，它并不能为公司和投资者提供任何实质意义的益处和保护。

3．股东出资种类欠缺及出资比例规定过严

1993年《公司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股东可用货币、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出资。采用的是列举的立法方式，将人力资本、股权等无形财产排除在外。与其他国家相比，1993年《公司法》对股东出资类型的规定显然过于狭窄。此外，该条第二款还规定，无形财产的出资额不得超过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由此可见，1993年《公司法》是严格限制无形财产出资比例的。
此种立法模式在确立之初，对于确保公司资本真实，降低公司设立难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公司对其他无形财产出资需求强烈，故这种立法规定的弊端逐渐显现：
首先，列举立法方式不能周延其他出资方式。一方面，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新型资本特别是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的出资提出了强烈要求，而《公司法》又具有相对滞后性，导致新型资本的闲置浪费，难以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其次，无形财产出资比例过低，不利于科技创新成果迅速和畅通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现代社会以知识经济为主导，如果无形财产出资比例过低不仅不利于公司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

4．公司资本验资和维护制度不完善

为保证公司资本真实和充实，1993年《公司法》对验资制度也作了相应规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验资机构提供虚假验资证明现象时有发生，有些会计事务所等中介组织为了牟取暴利，求得生存与发展，排挤竞争对手，与公司相互串通，出具虚假的验资证明，从而使公司得以设立，使得法律希望通过验资制度确保公司资本真实，进而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目的落空，债权人的利益遭受严重损害。
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1993年《公司法》对验资机构的相关规定不够细致，难以明确并追究验资机构及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导致《公司法》所确立的一些确保公司资本真实的制度在运作过程中被程式化了。
此外，1993年《公司法》对公司资本的维护也缺乏足够的法律约束。例如，公司设立过程中发起人或股东虚假出资或在公司成立后抽逃出资的的责任承担，股东滥用权力侵害公司和债权人利益以及对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等问题则基本上未作明确性的规定。
而对照国外的立法经验，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公司立法大多明确验资监督机制和审计员责任追究机制，强调民事责任规定，注册会计师在评估、验资中有过错和违反诚信原则时，除应当承担行政责任外，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包括违约责任和赔偿责任；存在过错的验资机构要承担相应过错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公司立法中也确立了“揭开公司面纱”制度或者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对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也有较为明确的规制。

三、2005年《公司法》公司资本制度修改的评价和完善建议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05年10月27日通过了最新修订的《公司法》。新法认真总结了十多年来我国公司实践的经验教训，大胆吸收了国外一些先进的立法经验，使修订后的新法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可以说，本次《公司法》的修订是完善我国公司法律制度乃至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一步。

而笔者通过重点考察2005年《公司法》有关公司资本制度的内容后，发现新法对原有的公司资本制度作了不少突破，从总体而言，基本达到了笔者所期望的修订效果，但在一些地方依然存在进一步完善的余地和空间。具体而言，2005年《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制度的突破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新《公司法》有关条文规定了我国在公司设立时，不必再遵循过去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取而代之的是当今世界普遍流行的折衷资本制。这表明，在设立公司时，章程中确立的资本总额不必一次全部发行完毕公司就可成立，但在公司成立前由发起人和认股人认购的股份总额须达到一定法定比例，其余部分资本可以授权董事会在公司成立后一定期限内根据公司实际需要而随时发行，从而提高了公司成立的效率。这与笔者当初的期望相符。

其次，新《公司法》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三万元；法律、行政法规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有较高规定的，从其规定。由此可见，新《公司法》调低了有限责任公司法定资本最低限额的标准，由原来的最低十万元统一降到现在的三万元；对于股份有限公司，新法第八十一条第三款也把原来的最低资本限额一千万降到了现在的五百万。显然地，这些修订，与笔者当初的期望完全相符，乃是十分有利于降低公司设立门槛，使设立公司更加简便，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创业。

再次，新《公司法》规定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三十。笔者认为，该条文虽然只是规定了货币出资的最低比例，但言下之意，却是表明了新法不再强制规定无形资产的出资比例了。这点修订，与笔者的期望完全相符，十分适应并满足了当代知识经济时代公司对蕴涵大量知识和技术的无形资产的迫切需求。另外，新《公司法》也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与旧法相比，显然，新法把过去的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的出资形式用知识产权全部涵盖进去了，与笔者的修订期望有相符之处，但笔者依然觉得有些遗憾，新法并没有把“人力资本”也作为允许出资的种类，这与笔者的期望不相符。因为笔者一直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允许人力资本出资对一个公司的长远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最后，新首次确立了“揭开公司面纱”制度或者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有利于完善公司资本维护机制，最大限度保障公司资本的安全以及股东、债权人的利益，修订效果与笔者期望相符。与此同时，新《公司法》对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也作出了明确规定，明确公司的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规定进行关联交易，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定确立了规制关联交易的法律基础和原则，填补了以往的法律空白，符合笔者的预期。而针对不少验资中介机构出具虚假的验资证明、评估报告等材料，使公司债权人对公司资本的真实情况产生误解，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客观情况，新《公司法》对此也作出了明确规定，承担资产评估、验资或者验证的机构提供虚假材料的，由公司登记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并可以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资格证书，吊销营业执照。法律同时规定，承担资产评估、验资或者验证的机构因其出具的评估结果、验资或者验证证明不实，给公司债权人造成损失的，除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外，在其评估或者证明不实的金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笔者认为，上述规定更加明确了验资机构及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特别是过错民事赔偿责任，显然是大胆借鉴了西方国家的相关立法经验的结果，这也与笔者当初的期望相符。

诚然，2005年《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制度的修订基本符合笔者期望的效果，但依然有个别地方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笔者在此特别关注的是，新法并没有允许人力资本作为出资的一种形式，因此笔者认为，这是新法的一处“败笔”。
知识经济时代的公司发展，人力资本与知识产权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既然新法允许以知识产权出资，为何又把人力资本排除在允许的出资种类之外呢，实在令人感到遗憾！笔者在此推测，或许是我国理论界对于人力资本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吧，所以，笔者在此将借鉴西方国家的立法理论和经验，强调把人力资本作为出资种类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以供相关立法者参考，以便日后再次修订《公司法》时能把人力资本纳入出资种类之列。

何为人力资本？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尔多·W·舒尔茨在《论人力资本投资》一书中论到，“人力资本就是凝结在人身体内的能够使价值迅速增值的知识、体力和技能及其表现出的能力”。与传统物质形态资本相比，人力资本具有自身的特性，即：专属性、专用性、无形性、综合性、动态性。因此人力资本能否作为一种出资形式，中外理论界一直存有争论。纵观世界各国，美国各州公司法均允许已经履行的劳务用作出资，修改后的《示范公司法》甚至允许将来提供的劳务也可用作出资。而法国的有限责任公司在特定条件下可用技艺出资。但除美国及法国外，其他各国一般都排除人力资本出资，我国的《公司法》也不例外。我国有学者认为，人力资本理论对现行公司法理论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挑战，以货币或其他形式的财产出资仍是现代公司法的基础，劳务并不能成为现代公司股东的出资形式。在公司成立之初，它不具有现实存在的价值，又因为在评估上所具有的较大随意性而使其难以货币价值衡量，且在公司解散或破产时，它难以变现，所以，如果允许以劳务出资，必然会削弱公司资本的担保功能。对于这些学者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随着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有必要重新认识和评价人力资本对公司发展的重要作用。人力资本出资不仅有利于促进高科技企业的发展，使公司产生核心竞争力，而且人力资本使用权可以转让，也可以为公司带来丰厚的转让收益和为公司带来自身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和技术。因此，即使不把人力资本出资扩大到所有公司类型，但从现实必要性考虑，未来进一步修订《公司法》时，至少应该在设立科技公司和企业时允许以人力资本出资。

而如何解决人力资本出资的可行性，笔者建议，未来进一步修订《公司法》时，首先应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评估体系，应建立权威的人力资本评估机构，明确评估应考虑的因素，对人力资本价值进行评估；其次，应建立评估监督机制，以便有效监督人力资本评估；再次，鉴于人力资本出资者的人力资本不能直接清偿公司债务，进而可能危害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法》应规定，人力资本出资者在公司破产或因其他原因解散时，出资者应以其他物质财产替代清偿；最后，《公司法》应规定人力资本出资者的竞业禁止义务。

结束语

2005年《公司法》业已出台，并将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次《公司法》修订得到整个社会的广泛、密切的关注和支持，社会各界纷纷进言献策，甚至向立法机关提供出完整的修改建议条文，表现出空前的参与立法的热情。《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制度的修订意义十分重大，在资本制度上，新《公司法》体现了从过去片面强调资本信用到当前兼顾资本信用和资产信用的立法理念的转变，新《公司法》降低了公司设立的门槛，放松了对公司的过度管制，大幅度地降低了公司设立的最低注册资本数额，放宽了股东出资方式和比例的限制，加强了对验资机构和相关人员的过错责任追究，引入了“揭开公司面纱”和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笔者作为一名法律专业的学生，对《公司法》能最终引入人力资本出资制度有更高的期待，希望《公司法》在今后的实施和修订过程中能够最终引入人力资本出资制度，以使公司资本制度更为完善，更能为公司的发展壮大发挥积极的作用。

㈥ 立法法 93条怎样解读

1． 法律的针对性和可执行性

法律要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要适应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而且既然制定了法律，该等法律应当具有可执行性。因此，新《立法法》第六条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的规定，并增加了第二款“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的规定。

2． 税收必须法定

多少年来，尽管我国有所得税法、税收征管法，但是税收税种的设立、税率等确定一直处于政府及部门的规定及其税收征管活动之中，社会上不时会出现某些不确定的说法和预期。为此，许多学者、专家呼吁，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议案，要求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必须法定。虽说经过一些曲折，但是最终这样的呼吁、议案获得了全国人大的通过。于是，在修改后的《立法法》“税收”第八条中专门增设一项作为第六项，明确“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这样，今后政府收什么税，向谁收，收多少，怎么收等问题，都得通过人大立法决定。

3． 为授权立法设限制

早在1985年，全国人大对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制定暂行规定和条例有过一揽子授权。应当看到，国务院凭借这一授权制定了大量行政法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以及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立法工作的不断细化与深入, 这样的授权出现了一些弊端，于是不少代表近些年来提出议案，建议对授权立法加以具体限定，明确授权形式、授权时限、监督方式、立法责任，避免“一揽子授权”和“无限期授权”，并对被授权机关不当的授权立法行为可以责成其及时纠正。讨论通过后的新《立法法》在第十条顺应了这样的要求，在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之外，强调还需要明确决定授权的“事项”以及“期限以及被授权机关实施授权决定应当遵循的原则等。”同时，增加了第二、三款加以限制：

“授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五年，但是授权决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被授权机关应当在授权期限届满的六个月以前，向授权机关报告授权决定实施的情况，并提出是否需要制定有关法律的意见；需要继续授权的，可以提出相关意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定。”

4． 特定调整或暂停部分法的适用

随着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及其运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对在上海自贸区范围内的一些法律及其部分规定作出调整及在试验期内的暂停适用。实践证明，这是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需要。但是，以往的立法没有这样的规定及其授权，有时候也会引来一些人的诟病。而且近期国务院又相继批准设立新的自由贸易区。在这些区域，同样需要部分法律法规的调整以及部分规定的暂停适用。为此，新《立法法》在第十三条新增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授权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这样，类似开放、改革的区域及措施，在法律上得以有法可依。

5． 听取意见促进民主立法

修改后的《立法法》将提高立法质量明确为立法的一项基本要求，同时要求建立开展立法协商，完善立法论证、听证、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等制度，并健全审议和表决机制。新《立法法》在第三十六条新增了第二、三款，以确保在立法之前可以公开听取各方面意见、促进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

“法律案有关问题专业性较强，需要进行可行性评价的，应当召开论证会，听取有关专家、部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方面的意见。论证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法律案有关问题存在重大意见分歧或者涉及利益关系重大调整，需要进行听证的，应当召开听证会，听取有关基层和群体代表、部门、人民团体、专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有关方面的意见。听证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6． 建立立法评估机制

为了充分保障立法质量，修改后的《立法法》还为国家立法建立了立法评估机制，包括立法前的评估和立法后的评估。前者体现在新增的第三十九条之中：“拟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的法律案，在法律委员会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前，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法律草案中主要制度规范的可行性、法律出台时机、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和可能出现的问题等进行评估。评估情况由法律委员会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

后者则在新增的第六十三条作了体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组织对有关法律或者法律中有关规定进行立法后评估。评估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7． 地方立法权扩围的同时划定了边界

修改后的《立法法》为地方立法权做了扩围，依据第七十二条的规定，覆盖到所有设区的市赋予了地方立法权，但同时新《立法法》明确了地方立法权的边界，规定设区的市只是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这一修改的例外，是“法律对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新立法法在相应条文中明确了具有地方立法权的市实现扩围并同时划定边界这一点。

8． 制定规章不得限制公民权利

在允许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的同时，修改后的《立法法》强调了不得限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力或增加其义务，以保障公众利益不受损害。其第八十条规定：“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以及第八十二条规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

9． 司法解释仅限于最高法、最高检

修改后的《立法法》增设了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的条款，其第一百零四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遇有本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情况的，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或者提出制定、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同时，新《立法法》明确限制该司法解释的权力只能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外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不得作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