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立法思想

Ⅰ 翻译“明朝法律思想概述”

summery of legal/juristical conception/ideas in Ming Dynasty

Ⅱ 明初重典治国的立法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明朝初年的统治者之所以会比以往历朝历代都更为坚定地选择重刑主义作为国家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朱元璋个人的特殊经历和背景。
朱元璋出生在安徽凤阳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7岁削发为僧，乞食与合肥、六安、寿县一带，后来又弃僧还俗加入红巾军队伍，由九夫长、低级军官，到都元帅、封望，终即帝位。朱元璋早年流浪于民间可谓是颠沛流离、备尝辛酸，并且也经历了元朝末年农民起义的风雨洗礼，所以他对元末吏治腐败的可憎场景以及人民反抗的惊人力量都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他说：“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⑤]因此，朱元璋的重典治国首先就是重典治吏，“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冒，重绳赃吏。”[⑥]
其次是明初统治者对元朝法制教训的汲取和总结。
经学者考证，除了个别条款（如民间私藏兵器等）元律重于明律和有关政治性“贼盗”、“杀人”的条款元明相同之外，元朝法律的几乎所有条款都比明律的量刑要轻。元律中一些关于礼教、职制方面的刑法则轻到了甚至是违法不罚的程度[⑦]。所以《元史·刑法志》说：“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缓弛而不知俭也。”因此，朱元璋就认为“姑息”是世乱的根源，他说：“历代多因姑息，以致于人惑侮”，“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
最后，是明初社会现实的状况使然。
明王朝建立伊始，经济萧条、民生维艰，而且“民狃元习为私灭公、暴戾日滋”，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政局动荡不安，这些都被日夜为社稷安危担忧、急于求治的朱元璋看作是“乱世”的表现。因此，为解决农民与地主、旧地主与新地主以及新地主集团内部的种种矛盾，朱元璋认为有必要实施自古以来“刑乱国，用重典”的策略。

Ⅲ 唐代和明代立法指导思想是什么

唐代的立法指导思想
1．德主刑辅，礼法并用
2．立法要宽简
3．保持法律的稳定性
4．强调执法严明
明代的立法指导思想
1．重典治乱世。
2．礼刑并用。
3．加强法制宣传。

Ⅳ 明初朱元璋的立法指导思想是怎样的

明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为了维持政治、经济不遭受严重的破坏，君主专制统治更加强化，并发展到极端化的程序。这一时期的立法指导思想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确立的，对整个明朝的立法活动都有深刻的影响。
一是重典治乱世。具体体现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两方面。朱元璋认为，国家的稳定，首先取决于封建国家能否实行对于各级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试图通过重典治吏，来达到更好的治民、治国，强化中央集权。
二是礼刑并用。朱元璋也从历史中意识到，一味强调镇压，仅靠严刑峻法，虽可以取得一时之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主张礼法并用，将礼的预防犯罪的职能同法的镇压的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坚持严刑酷法，又强调德礼教化，儒法结合，礼刑并用。
三是加强法制宣传。朱元璋将立法与法制宣传结合起来，要求老百姓知晓法律是如何规定的，用实际案例来教育老百姓。

Ⅳ 明朝立法思想明刑弼教是什么意思

明，彰明、彰显，弼，辅助、辅弼。 彰明刑罚，辅以礼教。 历代封建统治者都知道，治国安民有两个武器：一是刑罚惩处的儆戒作用，一是礼教的教化作用。这再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同的只是，在不同朝代，阶级斗争激烈尖锐程度有所不同，统治者运用这两手的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就有所区别。 比如，汉唐盛世，社会稳定，在立法指导原由上就主张宽刑轻典，所谓“德主刑辅”（以首先教化为主，刑罚惩治为辅）、“德体刑用”（以首先教化为本体，刑罚惩处为其服务）、“明德慎罚”，就是宽刑轻典的立法原则。 明代朱元璋在元朝的灭亡中吸取了教训，强调“刑乱国用重典，重典治吏”，重农抑商，打击豪阀和为富不仁者，在法制史上留下了严刑峻法的浓重的一笔。后世学者总结明代“重刑罚，轻教化”的立法思想，提出了“明刑弼教”的概念。

Ⅵ 明初的立法指导思想是什么

自称“淮右布衣”、“起自寒微”的明太祖朱元璋，以元代灭亡为鉴，十分注意总结历代的统治经验，对封建法律制度的建设非常重视。他总结元朝失败的原因，在于“朝廷暗弱，威福下移”，因而纲纪废弛，官吏放纵，激化阶级矛盾，更激发了农民大起义。所以朱元璋极力主张“立国之初，当先正纲纪”，用重典惩治“奸顽”，使大权归于朝廷，用法律手段来维护极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所以明朝建立以后，在立法上确立“刑乱国用重典”的指导思想。

（一）重典治国，明确重刑主义

正由于以朱元璋为首的明初统治者立法的指导思想，主要是“刑乱国用重典”，所以在编制大明律时，朱元璋虽然表示同意丞相李善长等人的建议“今制宜遵唐旧”，但实际上是用重刑思想来指导他们的立法工作。《明史·刑法志》说：“‘始，太祖惩元纵驰之后，刑用重典。’”在重刑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大明律，其所规定的刑罚在许多地方都比唐律要严刻得多，而且在实践中还经常“法外用刑”，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明时大臣常因小过而招致杀身之祸，结果弄得“时京宫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幕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朱元璋对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用刑尚如此严厉，其对人民镇压的残酷，就可想而知了。

明初的统治者为什么要采用重刑思想呢？明太祖在《大明律序》中说：“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论”，统治者企图用恐怖屠杀来镇压人民的反抗，以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明太祖晚年曾为其重刑原则进行辩护，认为明初采用重刑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是治乱世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而非永久性的原则，如治平世，刑罚自然应当轻缓。实际上，明太祖的重刑思想在明朝的立法和司法活动中是贯彻始终的。大明律制定以后，各朝皇帝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采用颁发皇帝诏令的办法作过某些变通，但基本原则与精神实质并无更改。

（二）“明礼以导民”，强调礼义教化的作用

明初虽然采用重典来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但并不放弃礼义教化的欺骗手段。在颁布大明律时，朱元璋明确指出“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这就是说，对一般人民用儒家的礼义来教化，使之放弃反抗斗争，自觉地遵守封建社会秩序。对不听教化而决意反抗的“顽民”，则用法律强制手段来镇压，以消除对封建政权的威胁。统治者认识到专用刑罚只能取得一时的社会稳定，教化才能达到长治永安。为体现这一思想，《大明律》卷首增列“八礼图”和“五刑图”，律文中规定了“存留养亲”、“同居相隐”等体现礼法结合原则的内容。

基于上述认识，明初统治者根据阶级斗争的发展，巧妙地运用礼义与刑罚这两个统治工具，把教化与镇压结合起来。具体到法律规定上，则表现为：明律一方面加重了对直接触犯封建统治行为的镇压，另一方面减轻了对非直接触犯封建统治行为的刑罚。例如，闻父母丧匿不举哀，唐律流二千里，明律减为杖六十，徒一年。大明律的“轻其所轻，重其所重”的办法，自然是以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为转移的，这表明了封建统治与刑事镇压经验的充分积累。

Ⅶ 明初朱元璋的立法指导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也是继汉高祖刘邦以来第二位平民出身的君主。

在位期间廷杖大臣、废相、设锦衣卫、大杀功臣（也包含惩治贪赃枉法的元勋）等诸多辣腕功过难断，也立下了明朝君王极权及高压统治的典型。

朱元璋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极大争议的人物，可说是位贤君，也可称暴君。持正面评价者通常都是从其大力打击贪污，恢复经济着眼，历史记载朱元璋是少见勤政的皇帝；而持负面评价者则多从其高压统治着眼，如杀戮功臣、文字狱及廷杖。洪武六年，朱元璋鉴于开国元勋多倚功犯法，虐暴乡闾，特命工部制造铁榜，铸上申戒公侯的条令，类似战国时代的“铸刑鼎”，已经隐约透露了日后屠戮的信号。后来的胡惟庸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以“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见诛，接续又诛杀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株连被杀的功臣及其家属共计达三万余人，连“浙东四先生”亦不能免。朱元璋还特地颁布《昭示奸党录》。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献诬告蓝玉谋反，牵连到十三侯、二伯，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将领几乎一网打尽，此时又颁布《逆臣录》，诏示一公、十三侯、二伯。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杀江夏侯周德兴，以及杀颖国公傅友德，与他同时被杀的还有蓝玉的副将，在捕鱼儿海战役中立功的定远侯王弼，蓝玉死后不久，定远侯王弼就对傅友德说：“帝晚岁峻诛杀，我辈几无噍类矣”，朱元璋知悉后，赐死王弼。1395年开国六公爵最后一位仅存者冯胜被杀。至此，明朝的开国功臣几乎被杀尽，开国六公爵除了邓愈外，可以说无一善终。这时朱元璋说：“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朱元璋晚年嗜杀，大臣们祇要观察皇帝当日临朝的穿戴，即悉皇帝心情好不好，“太祖视朝，若举带当胸，则是日诛夷盖寡，若按而下之，则倾朝无人色矣。”[4]

总括而言，朱元璋诛杀功臣是铁的事实，这也造成靖难之役时，能勤王卫主的老臣已经不多见，仅存者只剩下武定侯郭英、长兴侯耿炳文等人。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洪武三年告老还乡，特地向皇帝请求赏赐“免死券”，但他的儿子朱同最后被赐自缢。清代学者赵翼说朱元璋：“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

除大诛功臣外，朱元璋也杀文人，吴晗《朱元璋传》中开列了被杀文人的名单：“处州教授苏伯衡以表笺论死；太常卿张羽坐事投江死（注，不是他跳江自杀，而是绑起来扔到长江里）；河南左布政使徐贲下狱死；苏州经历孙右；曾为蓝玉题画，泰安州知州王蒙尝谒胡惟庸，在胡家看画，王行曾作过蓝玉家馆客，都以党案被杀；郭奎曾参朱文正军事，文正被杀，奎也论死；王彝坐魏观案死；同修《元史》的山东副使张梦兼、博野知县傅恕、福建佥事谢肃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赵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张士诚处作客，打算投奔扩廓帖木儿的戴良，畏罪自杀。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张宣，谪徙濠州；杨基罚作苦工；乌斯道谪役定远；顾德辉父子在张士诚亡后，并徙濠梁，都算是十分侥幸的了。”

明太祖虽标榜复古，但他大多数制度是从蒙古学的，廷杖与责打臣下是从蒙古学的，法制是从蒙古学的，违反了“刑不上大夫”的古训。另外，他与蒙古人一样，为了动员全社会，他十分重视户口普查，每个人有固定的义务，每个大臣首先是家臣，然后才是大臣。人民分为军户、匠户、民户，不许随便转换工作，这是从成吉思汗的十户制学的。从前大臣上朝是不用跪对的，明朝则要，因此明朝君主是绝对专制的。

Ⅷ 请提供关于明朝法律思想的资料

明朝法律思想概述
[摘要]：长期以来，在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史的明代部分时候，受不真实的文献误导，人们把明代的司法情况说得过于黑暗，对于明朝政府的法律思想也缺乏客观的评价。我试图从多个方面对明朝的法律思想做一个正面的概述。

[关键词]：明朝 君权限制 非君

[正文]：

一 对君权的限制

首先来研究下明朝政体方面。明朝的政治体制非常特殊，如果我们仔细的研究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明朝的皇帝不勤政，但是明朝的政府机构一直没有出现混乱局面，这是什么原因呢？明太祖废除宰相设立内阁，建立了一种新的政府体系，就是文官政治，其实不过就是今天被那些君主立宪制国家修改使用的一种政治体制。首先，内阁是由官职比较低的文官组成，类似现在我们国务院的一个政府机构，文官体系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面使皇帝成为了一个在一定形式上面的虚位，治理国家的任务也由一个人的家天下慢慢成为了君臣共为。皇帝的权力因为内阁的存在被极大的削弱了，比如明万历皇帝，他想立自己想立的太子都做不到，结果只好以不上朝为名不见群臣，但是明朝的社会一直在向前发展，因为当时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文官体系。 皇权在许多方面受到限制。这些限制来自法司、内阁、御史、给事中以及其他廷臣，甚至锦衣卫。若奏劾不纳，或用刑过轻，往往出现连续奏劾，甚至“抗章极论”。[1] 我个人认为，一个国家由一个文官政府集体管理好是远比由一个独夫完全负责好的！

二 否定君主专制思想的出现
为什么明朝会出现民主思想的萌芽？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制度渐趋衰落。早期的民主启蒙思想也在潜滋暗长。明后期，思想家李贽，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他揭露道学的虚伪。他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李贽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的色彩。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激烈批判的要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他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他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黄宗羲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他与顾炎武、王夫之提出了中国比较成系统的民主思想，尤其是他说的——君为天下之大害。明末像海瑞那样骂皇帝的屡见不鲜，万历时期更是蔚然成风。大家都很熟悉的海瑞海钢锋其人为人耿直，因为反对明嘉靖帝的政策而上书大骂嘉靖帝，但是谁知道，当时的海瑞不过是一个六品的知事，大家想想，一个六品的小官的奏章可以直接面呈皇帝，这正说明了对君主专制的普遍否定。大臣连篇累牍地指责君的过失，毫不掩饰地揭露当朝皇帝“酗酒”、“恋色”、“贪财”、“尚气”，四毒俱全，装生病，“借此自掩”，“禁城之内，不乐有君，”“怨讟愁叹，难堪入耳”，等等。官僚士大夫甚至以批逆鳞为荣，留中奏疏不下百多件。[2]

三 重惩官吏赃罪

明朝的抄家灭族，更多的是针对王公大臣官吏，贪官污吏。对王公大臣各级官员惩罚极其严格。官吏的经济犯罪直接损害了封建王朝的利益，政府既怕因阶级矛盾激化而被农民起义推翻，也不能容忍地主阶级内部异己力量羽毛日丰威胁皇权，因此，明朝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决定了这个时期坚决、严厉地惩治贪官污吏。 对于重惩官吏赃罪的司法实践，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1)对犯赃案件深挖深查；(2)皇亲国戚与公侯犯赃加重处罚；(3)惩办与儆戒相结合；(4)借助民众力量惩治贪宫污吏。作者认为：明初重惩官吏赃罪收到了积极的效果。首先是吏治得到整饬，从而为明朝前期的繁荣铺平了道路。其次，增加了国家的实力，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3] 反观清朝的刑罚，对于百姓的惩治则大得多。满清律规定：凡汉人三十人以上集会者，皆以谋反罪处斩。[4]只怕没有哪个朝代有此酷法吧。

注：

[1]尤韶华《明代司法续考》绪论 厦门大学出版社
[2]刘志琴 《重新认识末世衰变——〈晚明史论〉代序》
[3]杨一凡著《明初重典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大清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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