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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库古立法斯巴达让妻

发布时间: 2022-02-27 03:45:38

Ⅰ 以下哪一位历史人物是斯巴达政治制度的创立者

斯巴达政治制度的创立者是(来库古)。

来库古,又译为吕库古(前700年 – 前630年),是古希腊的一位政治人物,为斯巴达的王族。历史学家们如希罗多德,色诺芬和普鲁塔克都曾经提到过他。许多历史学家都相信来库古对斯巴达进行了社会和军事的改革,从而改造了斯巴达的社会,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改革被称为“大公约”。

所有最后归功于吕库古的改革包括了:放弃使用金和银制造钱币并代之以铁制货币(这一点恐怕不可信,因为硬币直到公元前500年左右才开始使用);所有人都一起就餐,未婚的人们共同住在简陋的兵营中;拆毁城墙以提升战斗技能;重新分配斯巴达的土地并且强制性地由希洛特人耕种;以及由国王、斯巴达公民、议员和监察官之间分配权力的政府体制。同样地他也创建了斯巴达的被称为agoge的教育体系,由少年军事化的单位负责抚养儿童(而且有意不让孩子们吃饱,这样他们就可以学习偷窃食物来果腹,这是一种军事生存训练)。

Ⅱ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西方纪传体之父普鲁塔克的著作里,记载了古希腊时代和斯巴达城邦的一位改革者——吕库


(1)政治上,设立元老院平衡君主制和民主制的弊端;(2分)
经济上,实行绝对平均的共产主义以消除竞争和恶习;(2分)
思想上,培养公民的公共观念、集体主义和服从意识。(2分)
(2)政治上斯巴达政体相对稳定,雅典政体比较公平;(2分)
经济上斯巴达平等(或均等),农业经济,雅典重点发展工商业;(3分)
思想上斯巴达强调集体服从精神,雅典则强调自由;(2分)
军事上斯巴达拥有强大的陆军,雅典拥有强大海军。(2分)

Ⅲ 有什么例子是说一个人因为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无视法纪法律

西塞罗的政治思想第一节生平与著作一、从乡村到罗马马尔库斯·图里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年)是罗马共和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雄辩家、思想家。西方学者通常认为,他在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在于他是沟通古代希腊与欧洲中世纪、乃至近代的桥梁。西塞罗的家乡位于罗马城东南约100公里的山区小镇阿尔比尼姆。小镇坐落的山岗,俯瞰利利河谷地。农村地区生产葡萄、油橄榄和小麦。古老的城墙环绕着市区,乡民为它悠久的历史感到自豪,到处风气纯朴厚道。这里有过王政的统治,据说西塞罗所属的蒂利(Tullii)氏族就是王室的后裔之一。幼年求学时的西塞罗聪颖异常,他的名气传播开来,竟引得不少同学的家长前来旁听学校的教学。到了他的青年时期,阿尔比尼姆已经成为罗马共和国辖下的自治市。当过市政官的祖父异常珍视乡间流传的古老传统,敌视希腊文化的侵袭,也排斥到罗马从政的欲念。但是作了罗马骑士的父亲有所不同。西塞罗和小他四岁的兄弟昆图斯被送到罗马,陪伴、追随父亲的贵族朋友,如占卜官Q·斯凯沃拉,以图受到最好的高等教育。观其一生,西塞罗一直对故乡抱着眷恋之情。这种影响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对家传地产的珍视,把这看作自身的一部分。即使他以后常常远在它乡,但是从未放弃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土地,有机会便乐于返回故乡,还会像经营有道的地主那样对土地进行开发。这也是他历来反对格拉古兄弟土地改革的原因之一。二是怀有为共和国尽职的责任心和荣誉感。家族古老显赫的历史,其中流传下来的为共和国服务的公民精神,在他心里扎下了根。他还重视同胞间相互依存的情感联系,熟悉家乡各个等级的普通人,打招呼时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彼此视为朋友。以后他怀疑那些为了维持生计而接受候选人津贴的罗马城居民,认为全体意大利人才是共和国更可靠的公民,也和他的出身有关。三是承认社会上自然形成的等级制。在阿尔比尼姆,他认为拥有田产的贵族恪守乡间古老的美德,天生反对变革,是小镇的社会支柱。他相信,国家的每一个成员应该扮演属于自己的角色;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那些最富有的人既对经济活跃有更多的贡献,又有资格管理更多的公共事务。但是这种等级制不应该是封闭的,不是像罗马城那样由少数权贵家族把持,而应该向各种人才开放。大约在16岁那年,西塞罗到军队当兵,征讨反叛罗马的意大利人。但由于他身体瘦弱,极不适应野营生活,变得对军事生活毫无兴趣。他把志向定位于罗马城市举行集会的广场上,决定从政治中获取荣誉。这就是当时人们称呼的“广场的荣誉”。在罗马,西塞罗最早接触的是伊璧鸠鲁学派。但他不久便转向雅典来的学园派门徒菲隆,学习雄辩术和哲学。菲隆不相信单一的绝对真理,主张在各种现存的哲学中广采博收,同时摈弃了柏拉图关于雄辩术有如欺诈的说法,认为这两门学科是相互补充的。这些观点深深吸引了西塞罗。通过斯凯沃拉家族的小圈子,他还接触到希腊学者波利比的混合政体学说,特别是结合罗马国家的历史论证这一体制合理性的作法。此后,他又接触到斯多葛派哲学家潘尼提乌的学说。尽管他对比雄辩术,原先并不喜欢斯多葛派冷静的逻辑推理风格,但还是吸收了其中的许多思想,比如普及于自然万物的理性以及贵族政治的主张。随着年岁的增大,他对这一学说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二、学术与从政西塞罗是以为雇主作司法辩护在社会上谋生的。那些诉讼案往往具有政治性质,其结果不仅关系到被告的生死,也会影响到辩护人的命运。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他在少数权贵家庭控制政坛的罗马只算是一个“新人”,即没有显赫背景,只是靠自己的努力取得高级官职的人。西塞罗在政治上倾向于元老院贵族派。面对共和国末期愈演愈烈的政治斗争,他往往采取谨慎应对的态度。如果环境允许,他乐于投身政治活动;一旦形势险恶,他就埋首于学术研究。一生如此。20岁上下,西塞罗写下了第一部讨论演讲艺术的著作,即两卷本的《论创意》。同一时期,他还将色诺芬的《经济学》以及柏拉图的多篇对话录译成拉丁文。前79年,他开始了持续两年的学术旅行。先在雅典住了6个月,旁听学园派古典语言和文学方面的课程,继续学习雄辩术。此后去了雄辩术的故乡小亚细亚,多方求师,使这门技艺精益求精。在西塞罗看来,演讲与修辞对于法庭诉讼和政治性演讲,都是重要的经世济用之学。他甚至认为,雄辩家是杰出的统治者的楷模。在学习中他博采众长,又保持罗马坚定沉着的风格,修辞以华丽多彩见长。一篇托名于朗吉努斯的美学著作《论崇高》里这样形容:“德莫斯提尼的崇高风格在于其峻峭挺拔,孤峰独立,而西塞罗的优点则是其蔓延扩伸,有如燎原大火,无往不届,喷爆腾跃于整个四野。” 前76年年底,西塞罗担任财政官,开始走上仕途。他被派往西西里岛,担任行政部门的主管官员,以处事公道、清正廉洁赢得人们的敬重。返回罗马后,他进入元老院,同时重操旧业,前66年还选任大法官。由于他品格端正、才能出众,两年后又由百人团大会一致通过,当选为执政官,步入一生的巅峰时期。走在仕途路上的西塞罗,在社会上保护土地贵族的财产权利,在政治上维护古老的共和国制度。前63年,当野心家喀提林在凯撒的纵容下以取消平民债务的名义竞选执政官失败,准备以武装推翻共和国时,西塞罗在元老院和罗马广场连续发表了四篇声讨檄文,揭露了敌人的阴谋,同时以周密的布置加以防范。在他的努力下,本来没有司法审判权的元老院处死了喀提林,西塞罗的政治声望达到顶点,同时也埋伏下以后遭受陷害的口实。几年后,他果真受到国家的放逐,财产也遭洗劫。一阵颠沛流离后才返回罗马。三、卷入政治角逐前60年,凯撒、庞培、克拉苏组成密谋瓜分权力的前三头联盟。在西塞罗看来,三头政治是“不公正的统治者”、复活的“王政”。他虽然没有在公开场合显露自己的态度,但利用种种机会阻挡逼近共和国的危险,为此受到过敌手的威胁和亲人的劝告,但他不为所动。在繁忙的政务之外,他阅读了亚里士多德的大量著作,深深担忧传统体制的衰落以及公民道德的腐化堕落。前54年,他开始写作《论共和国》,赞美罗马国家制度的优越性,深入探讨它发生的渊源,其矛头指向破坏共和国的“专制君主们”。前53年,他被遴选到占卜官团,成为传统信仰的保护人之一。内战的烟火日趋浓烈。西塞罗偏向庞培,多次拒绝凯撒示好的举动。这个时期的大量信件,反映了他当时经受的希望与悲观轮流交替的感情煎熬。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他只好退缩到研究生活中去,终日与哲学家为伍。即使出席元老院的会议,也始终保持沉默。前45年,他开始写作《论法律》。第二年年初,女儿的突然去世给他带来巨大的感情创伤。在他此后的著作里,明显增多了灵魂不朽和神性统治一切的思想。据说这一学说构成《论共和国》最后一卷的基础。凯撒遇刺并没有改变共和国的厄运。事件发生后,西塞罗作为元老派的代表,协调过元老贵族与统帅凯撒部众的安东尼之间的关系,但安东尼、屋大维、雷必达很快组成后三头联盟,展开了新一轮的勾结与角逐。这证实了他的担心,即“暴君倒下去,暴政却还存在”。前44年,西塞罗写作了一系列伦理学著作,其中以秋天完成的《论责任》对政治思想研究最为重要。此外,他在元老院作过一系列《反腓力辩》的演讲,阻挠安东尼等人复活君主体制的企图。此举招致了严厉的处罚,他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哲学家最终丧身于政治漩涡之中。四、希腊化影响下的罗马人西塞罗曾经坦然承认,自己的著作只是一些抄本,即对希腊思想的转述。有些西方学者认为,西塞罗思想的特点是兼收并蓄,他继承了当时丰富多彩的希腊思想,特别是掌握了最为完备的有关斯多葛派的资料,但主要是用拉丁语译述这一学派的希腊原文。这种说法肯定了西塞罗的理论贡献,但也多少贬低了他思想上的独创性。实际上,西塞罗在接受希腊成果的同时,总是十分强调自己坚持了罗马文化的传统和特征。这一点恰恰是十分可贵的。在《论责任》中,西塞罗曾说明他的伦理学受到斯多葛学派、学园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影响,特别是主要遵从了斯多葛派的教诲,但他同时强调:“我并不是作为一个翻译,而是按照我的习惯,根据我自己的选择和判断,以某种适合于我的目的的尺度和方式,从这些原始资料中汲取有用的东西。”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塞罗对罗马人创造的一切充满自信心。前45至44年,他写作了《图斯库卢姆谈话录》,其中第一卷讨论了灵魂不死的问题。一开始,他便借用主人公的口吻,讲到有必要用拉丁文来阐述哲学,因为罗马人既能够不亚于希腊人地独立研究一切,也能够使从他们那里吸取来的东西变得更为完善。他还讲,罗马使习俗、生活规则、家庭和家族事物保持得更好、更纯洁,祖辈曾经用无疑更为优越的规章和法律管理国家,至于军事方面,罗马人不仅非常富有勇敢精神,而且更富有纪律;说到那些靠天性领悟,而不是靠书本学习的东西,无论是希腊人或其他任何民族,都不能与罗马人相比拟。在这篇谈话录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主人公在对年轻人讲话时,特意说明:“我尽可能用拉丁语对你作说明。你知道,我既不喜欢说希腊语时插入拉丁语,也不喜欢说拉丁语时插入希腊语。” 实际上西塞罗在不止一个地方重复过这个思想。这同后世有些民族的贵族不愿意讲本民族的语言,而喜欢说发达国家的语言的做法,形成鲜明反差。西塞罗对罗马文明的热爱与肯定,也包括它的国家哲学。在《论共和国》里,当对话参与者讨论到管理国家的艺术时,他借斯基皮奥之口说:“我对杰出的希腊贤者们就这一问题撰述而遗留给我们的那些著作并不满意。我主要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和家庭教训,而不是依靠书本获取知识的。”他的同伴立刻接上来说:“我深信,没有人能在智慧方面超过你,你在重要的国家事务方面的经验远胜过其他人。你所要说的话会比希腊作家所写的著作更为有用。” 西塞罗就是怀抱这样的自信态度与独特方式,创作自己的哲学和国家学说的。第二节道德与政治一、基本的道德义务题献表明,《论责任》是西塞罗写给当时在雅典学习的儿子马尔库斯的。这部论著采用了书信的形式,分为三卷。总地来看,西塞罗十分强调道德义务同国家和公民的关系,强调对国家法律的服从,使伦理义务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第一卷通论道德上的善。西塞罗提出,生活中一切有德之事均出于履行道德责任。任何一种生活,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事业的还是家庭的,所作所为只关系到个人的还是牵涉他人的,都不可能没有道德责任。他把这些责任分为普通的与绝对的两种,指出后者就是人们讲的“义”。有四种基本美德,称为一切有德之事的四种来源:一是充分地发现并明智地发展真理;二是保持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使每个人都负有其应尽的责任,忠实地履行其所承担的义务;三是具有一种伟大的、坚强的、高尚的和不可战胜的精神;四是一切言行都稳重而有条理,克己而有节制。西塞罗强调:“柏拉图说得好,我们生下来并非只是为了自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朋友都有权要求我们尽一份责任。我们应当彼此关爱,相互授受,为公众的利益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例如用我们的技能和才智,以及通过我们辛勤的劳动,使人类社会更紧密地凝结在一起,使人与人之间更加团结友爱。” 可见,这种责任既是道德的,又是政治的。这里讲的这种紧密联系,来源于西塞罗有关人的包容广泛的社会性。他认为,自然为人类制定了一些社会与群体的原则,人类的一切成员之间互相联系。联系的媒介是理性和语言,还有公平、平等和善良,这些把人们结合成一种互助互爱的自然联合体。但是人类社会中亲疏关系有许多不同的等级。根据他的论述,这种等级分为:其一,人的普遍关系;其二,同属一个民族、一个部落,以及说同一种语言的那种比较密切的关系;其三,同一个城邦的公民更加密切的关系,比如他们有许多共享的事物,像广场、神殿、柱廊、街道、雕像、法律、法庭、投票权,以及社交和朋友的圈子,与许多人的各种业务上的关系;第四,亲属之间的更加密切的联系,其中基本的联系纽带是夫妻,其次是父母与子女,然后是一切共有共享的家庭。应该注意的是,西塞罗将国家公民间的关系比附于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他说,家庭是公民政府的基础,也可以说是国家的“苗床”。因为在家庭的基本联系之外,还有其他亲戚关系,像兄弟姐妹之间、嫡堂(或表)兄弟姐妹之间、嫡堂(或表)兄弟姐妹的子女之间的种种关系。等到在一个屋檐下住不下时,他们就搬出去另建新家,就像开拓新的殖民地一样。接着在这些家庭之间又进行联姻,从中又产生出新的血亲关系,这样一代代地繁衍和分裂出新的家庭,于是就慢慢地形成了国家。西塞罗讲:“在一切社会关系中没有比用国家把我们每个人联系起来的那种社会关系更亲密的了。父母是亲爱的,儿女、亲戚和朋友也是亲爱的,但是祖国则包容了我们所有的爱。” 他又讲,如果要在各种道德责任中分出主次,那么首先是国家和父母,为他们服务是人们所负有的最重大的责任,其次是儿女和家人,最后是亲戚。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家在西塞罗心目中的位置。有关担任政府公职的那些人应该具有的品质,西塞罗主张他们不必贪恋权力和荣誉。他指出,柏拉图说过两条戒律,第一条,要一心只考虑人民的利益;第二条,要顾全国家的整体利益,不要只为某一部分人的利益服务而辜负其余的人。政府的行政部门应当像信托事务管理局一样,总是为委托的一方而不是为受托的一方着想。他特意点明,在雅典和罗马共和国里,都出现过那种只关心一部分公民利益的党派精神。某些人是民主派的忠实支持者,另一些人是贵族派的忠实支持者,很少有人关心整个民族的利益。他在这里不仅批评喀提林阴谋,而且暗中谴责凯撒与庞培之间的内战。《论责任》包含了一种关怀社会的人文主义底蕴。这一点受到近代西方人的重视。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称罗马大诗人维吉尔为父亲,彼脱拉克则尊西塞罗为自己的另一只眼睛。但是令后世人难忘的,还有西塞罗伦理学说里那种浓烈的爱国热忱。二、为国家服务是最高的美德在《论责任》里,西塞罗就批评过那种只关心一己兴趣的哲学家,认为政治家对国家的贡献要大于前者。他认为,那些天生具有处理公共事务的才能的人,应该毫不犹豫地参加公职的竞争,参与指导国事的工作。因为,再没有其他方法能治理一个政府,或表现伟大的气魄了。同哲学家一样,政治家也——甚至也许更——应当具有伟大的气魄。他又讲,大多数人认为,战争的功绩比和平的功绩更伟大,这种看法需要修正。实际上,有许多和平时期的功绩比战争时期的功绩更伟大,更光荣。比如,梭伦的功绩就高于为雅典赢得海战胜利的将军,因为后者的胜利只是一度有利于国家,而前者的工作却具有永恒的价值。梭伦通过他的立法,维持了雅典人的法律以及他们祖先的各种机构和制度。同理,斯巴达的将军们为城邦赢得了霸权,但是他们的功绩远远不能和吕库古制定法律和纪律的功绩相提并论。不如说,将军们有如此勇敢、如此纪律严明的军队,这应当归功于吕库古。西塞罗的这一思想也延续到《论共和国》里。《论共和国》形式上是一部对话录,分为6卷。奇怪的是,对话的时间放在了前129年1月的一场假日聚会里,共进行了三天,一天记录两卷。参与者基本都是当时共和国政坛上一些功绩卓著的政治家,属斯基皮奥集团,如小斯基皮奥(又译西庇阿)、小莱利乌斯等,共九人。西塞罗在书中只是作为卷一、三、五的序言作者出现的。这样作是有用意的。一是避开了对前一世纪罗马现实的影射之嫌;二是主人公们都是共和国历史上卓越的人物,都反对当时的格拉古改革,认为改革分裂了国家。这部著作自12世纪以后曾经长时间佚失,直到1822年才由安基罗·麦在梵蒂冈的一部隐迹纸本手稿中发现。因此之故,这部著作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内容流传下来。前三卷(有些地方脱字)较比完整,第四、五卷支离破碎,第六卷即《西庇阿的梦幻》则是学者马克罗比乌斯的转述。但是这部著作的许多精彩段落被奥古斯丁等学者记录在自己的著作里,流传于世,也使现代学者得以对原作加以修改、补充。对话一开始,参与者频频涉及一个奇怪的天象,就是罗马上空出现了两个太阳。这个题目具有隐喻之义。一是,西塞罗借主人公之口表明,世人最好先不要关心天上的事情,而应多关注身边的事情。二是,罗马的真正危险,是它可能分裂为两个国家,即一国之内有两个元老院和几乎可以说是两个人民。形势如此严峻,所以每当话题涉及伊璧鸠鲁哲学时,西塞罗就鲜明地表示自己的批评态度。他认为,一个人不能远离社会,只关心一己的道德修养。所谓美德,全赖于对它的运用;而对美德最好地运用,在于管理国家。哲学家以自己的演讲只能说服少数人,而政治家能够利用自己的权力和法纪威力,迫使所有的人去做法律要求他们做的事情,所以后者也应当受到人们更多的敬重。他在这里赞扬苏格拉底的智慧,因为苏格拉底主张探讨自然问题或是超出人的智慧能力的许可,或者与人类生活毫不相干。他又以希腊七贤为例,肯定他们深陷在繁忙的国务之中,并认为没有哪一件事情,人类的德性在其中比在建立新国家或保卫已经建立的国家中与神意更接近。总之,西塞罗认为,“研究那些能使我们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的科学,是智慧的最光荣的义务,德性的最高表现和责任。” 第三节国家与政体观一、国家与国家的目的在《论共和国》里,西塞罗借斯基皮奥的讲述,为国家下了一个流传千古的定义:“国家是人民的事务。人民不是偶然汇集一处的人群,而是为数众多的人们依据公认的法律和共同的利益聚合起来的共同体。” 这个定义里包含了几个关键性的思想。一是人民的事务。拉丁文“人民的事务”(res publica),组合起来就是“共和国”(republic),和后来英文的拼写一样。在中文里,“人民的”可以译成“公共的”或“公众的”。人民应该包括罗马公民以及不享有公民权利的自由人。这种区分依托于罗马国家不断扩张的历史过程,即异族人,首先是地方贵族,逐渐取得公民权以求分享征战得来的土地,同时大家都是罗马国家的居民。公共与私人正相对立。西塞罗强调国家的整体利益至高无上,赞美公民对国家承担的责任,同时又主张法律确认公民的权利,国家有义务保护私有财产。他努力调和公共事务与私人事物之间的关系。 “事务”有时译为“事物”、“事业”或“财产”。它的涵盖也很广泛。有一处可以证实。在《反喀提林第四演说》中,西塞罗呼吁元老们保护好整个国家的事务,包括元老和罗马人民、他们的妻子儿女、祭坛和炉灶、所有人的财产、庙宇和神殿、全城的住宅和家庭、统治大权和自由、意大利的安全、整个国家。西方学者十分重视“人民的事务”这个术语在国家概念发展史上的地位,认为是它取代了古代希腊人狭隘的城邦概念,把一个不断扩张的、由法律维系起来的、囊括不同民族、不同身份人们的共和国意识注入到人们的观念中。二是这里的权利与利益意识。当代西方学者十分重视西塞罗有关私有财产权的主张。实际上,把他的思想放到当时罗马国家的社会背景下,就可以知道他这样做既有利于元老贵族的利益,也有利于同一部分人极力维护的共和国体制。因此西塞罗反对格拉古兄弟取消平民债务、重新分配土地的改革措施,也反对与他同时的凯撒等野心家借取消债务以赢得人心、进而颠覆共和国的做法。在《论责任》的第二卷讨论功利的问题时,西塞罗明确提出:建立立宪国家和自治政府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因为,人们聚居在一起而形成社会,寻求城市的保护,就是希望自己的财产不受侵掠。这一主张可以从两个层面分析。第一,他反对平民动辄重新分配富人的财产。他引用凯撒敕令里的一句话:“让他们住在邻居家的房子里,用不着付房租”,然后加以反驳。他讲,有些人装出一副民众之友的样子,讨好百姓,或者试图使土地改革法得以通过,把土地占有者逐出他们的家园,或者建议以前的债务应当一笔勾销,这显然都是在毁坏国家的基础。因为首先,他们是在破坏和谐,如果把一部分人的钱财夺走,送给另一部分人,和谐就不可能存在;其次,他们是在废除公平,如果不尊重财产权,公平就会完全颠覆。为了说明正确的做法,西塞罗在这里举了西西昂的阿拉图斯的例子。阿拉图斯回到被僭主统治了50年之后的故乡城市,夺取了权力,招回了曾是该城最富有的600个流放者。但是在财产和财产所有权的问题上,他觉得很难处理。一方面,原先的富人不应该继续受穷。另一方面,不宜打乱持续了50年之久的财产权。于是他去了一趟亚历山大里亚,向富有的国王托勒密借了一大笔援款。回来后,他劝说一些人放弃现有的财产,接受等值的金钱补偿,又让另一些人接受与他们失去的财产等价的现款。结果双方各得其所,保持了社会的和谐。第二,西塞罗尽力维持元老贵族同骑士贵族的团结,避免将后者逼迫到平民派一边去。当时罗马的骑士阶层是国家的保税人。他们从元老院购得收税权,再将承包合同分包给收税员。其中有些人发现,他们原先同意支付的税额太高,于是请求元老院解除承包合同,或是降低税额。在前61年的冲突中,骑士的请求受到以加图为首的元老贵族的反对,从而许多骑士转向凯撒一方。面对这种局势,西塞罗极力劝说元老院与骑士阶层保持团结,以求罗马摆脱凯撒与平民派的操纵。他认为,各阶级之间的和谐对于国家的兴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当时罗马国家的政治生活里,元老院与罗马人民(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简称S.P.Q.R.)就是罗马共和国的同义语。但是西塞罗在自己的演讲或文章中,常常在元老院和罗马人民之间插入自己出身的骑士等级(equitibus),足见他对前两个阶层加强团结的重视。

Ⅳ 谁能帮我找一下《古代罗马功绩》,赏分

《希腊罗马名人传》(The live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又称《对传》(Parallel lives),简称《名人传》或《传记集》。它是罗马帝国早期希腊传记作家和伦理学家普鲁塔克(Lucius MestriusPlutarch,约公元46-120年)的传世之作,也是西方纪传体历史著作之滥觞。
一,普鲁塔克以历史传记名垂于世,但他却没有给后世留下本人的传记或自述材料。正像对于很多古代史学家、文学家一样,我们关于普鲁塔克的生平事迹大多是从散见在他本人著作中的叙谈插话推断而来。普鲁塔克约于公元46年生于希腊中部贝奥提亚地区的克罗涅亚小镇。他的家境富裕而有文化素养,父亲阿里斯托布洛斯就是一位有名的传记作家并对哲学很有研究。普鲁塔克幼承庭训,早就养成了对学问的爱好,渴求知识,孜孜不倦。青年时代游学雅典,师从阿莫尼乌斯研习数学、哲学、修辞学、历史学和医学。他曾广泛游历希腊本土的历史名城,如底比斯、科林斯、佩雷斯等;遍访爱琴海诸岛,并到过埃及、小亚细亚、意大利。所到之处,普鲁塔克总是留心研究当地的宗教、政治问题,同时注意搜集历史文献和人物传说、趣闻佚事、谚语格言,他甚至还收集各种碑刻、绘画、图表等等。所有与历史有关的一切,只要是他感兴趣的,就无所遗漏。这就为他日后的写作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他通晓当时的多种学间,并能关心世道人心,成为当时一位学识渊博而又富有人道精神的饱学之士。
大约从公元69年至公元79年,普鲁塔克因公务被派往罗马,并在那里讲授哲学。其间结识了很多名人,他也游历了意大利的其他地方。这使他有机会更多地了解罗马的历史、政治和文化。普鲁塔克深知自己是来自僻壤小镇的外乡人,所以十分重视亲临大城市,博览群书,广交社会有识之士,搜集材料。尽管他获得了罗马公民权,他还是从罗马回到了家乡克罗涅亚。他一边潜心著述,一边担任了许多公务职位,热心公益事业。他曾多次担任德尔菲阿波罗神庙的祭司。德尔菲位于克罗涅亚以西约20英里,被称为普鲁塔克的第M故乡。普鲁塔克于公元120年去世后,德尔菲人为他树立了一座雕塑以纪念这位杰出的公民。
普鲁塔克性情温良敦厚,和善而豁达,恬静而不慕虚荣。文如其人,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充分了解到他的性格,尤其被后世史家乐于称道的是他以孝涕友爱为立身之道。家庭生活和睦美满,他的妻子提摩泽娜贤慧朴素,夫妻相爱甚笃。这一点在他女儿4岁夭折时他写给妻子的安慰信中得以充分的表露。他的父亲和兄弟也时常在家宴上露面,这种家宴的席间漫谈也成了他写作的重要素材。普鲁塔克在家的生活平静而顺遂,朋友们也常来探访,讨论哲学伦理问题,他也常在作品中提到他朋友的名字。
普鲁塔克生平著作宏富,被称为古代罕见的多产作家之一。根据现存的《兰普利亚目录》,普鲁塔克著述共达277种,其中大部分已经亡佚。保存至今的100多种,由后人辑为两集,一为包括50篇传记的《名人传》,一为包括六七十篇论文和语录的《道德论集》。虽然普鲁塔克享有盛誉的传世之作是《名人传》而非《道德论集》,但后者探讨了伦理、宗教、哲学、科学、政治、文学等问题,内容极为广泛,反映了作者的伦理思想、宗教观、世界观以及所处的时代的背景、道德风尚与行为准则,是了解普鲁塔克生平和思想的重要文献。普鲁塔克的伦理思想主要来源于柏拉图的理论,兼取亚里上多德、斯多葛派以及毕达哥拉斯派各家之长。从哲学观点上看,他是一个以柏拉图学说为基础的折衷主义者,并特别注重道德实践。因此,他的哲学思想的重心是伦理道德问题。他为古希腊“圣贤”们的思想文化成就而感到自豪。他对柏拉图更是景仰有加,可以称得上是柏拉图忠实的信徒。
《名人传》历来被称为西方古典文库中的瑰宝,是一部融历史。文学和人生哲学于一炉的宏篇巨制。古代希腊、罗马许多历史人物的形象都是有赖于《名人传》中绘声绘色的叙述而流传下来的。近2000年来,《名人传》以丰富多彩的史料。朴素生动的叙述以及渗透其间的伦理思想,一直为人们喜爱称道。尽管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专著,但因作者以其独特的风格,以古希腊罗马的重要历史人物为中心,详尽地描述了许多重要历史事件,保存了许多已散件的文献材料和难得的传说佚事,至今仍是研究希腊罗马历史所必不可少的典籍。另一方面,普鲁塔克也是西方传记文学的鼻祖,因而又被称为西方“现代心理传记作家”的先驱。他的笔调和文体风格对欧美散文、传记、历史小说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普鲁塔克在西方史学、文学和伦理哲学方面都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
二,现存的《名人传》共有50篇,其中46篇以类相从,是名符其实的对传。用一个希腊名人搭配一个罗马名人,共23组,每一组后面都有一个合论。其余四篇则为单独的传记,不作对比,也没有合论。原书各传的先后顺序只有部分可以确定下来,如第一对传记是希腊英雄伊巴密地达(Epaminonda)和罗马名将西比阿(ScipioAfricanus)及其合论(现已佚失);第二对姊妹篇在希波战争的萨拉米斯海战中大败薛西斯、战功赫赫的雅典军人政治家地米斯托克利传(Themistocles)与五次被选为独裁官、四次因战功而举行凯旋式庆祝大典、被授予“罗马第二奠基人”称号的卡十卢斯传(Camilius);第三对是一生戎马倥?、驰骋疆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客蒙(Cimon)与能征善战、在对抗波斯人的战争中功绩辉煌的罗马军事家卢库卢斯(Lucullus)及其合论;第四对分别是作为希腊和罗马的立法者、奠基人的吕库古(Lycurgus)与努马(Numa Porpilius)传及其合论;第五对是古希腊卓越的演说家和著名的政治家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与罗马共和国末期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和文学家西塞罗(Cicero)的传记以及合论…第十对是伯里克利(Pericles)与费边(Fabius)的传记及其合论。
根据诺斯爵士最早的英译本,17世纪后半叶英国大文豪德莱顿的重译本以及法文和欧美其他的版本,这些传记一般都是按照时代先后的原则排列。这样做也更符合历史传记的通例。现在的《名人传》一般从古希腊、罗马的开国君主忒修斯(Theseus)和罗慕洛(Romulus)的传记开始,以下分别是吕库古――努马,梭伦(Solon)――普布利科拉(Puplicola),地米斯托克利――卡米卢斯,伯里克利――费边,亚基比德(Alcibiades)――克里奥拉努斯(Coriolanus),提摩勒昂(Timoleon)――伊米尼乌斯(Aemilius Paulus),佩洛皮达斯(Pelopias)――马克卢斯(Mancelius),阿里斯提德(Aristides)――马可?伽图(Maxcus Cato),菲洛佩门(Philopoemen)――弗拉弥尼乌斯(Flaminius),皮洛士(Pyrrhus)――马略(Caius Marius),吕山德(Lysander)――苏拉(Sylla),客蒙――卢库卢斯,尼基亚斯(Nicias)――克拉苏(Crassus),塞尔托里乌斯(Sertorius)――尤蒙尼斯(Eumenes),阿格西劳斯(Agesilaus)――庞培(Pompey),亚历山大(Alexander)――凯撒(Caesar),福基昂(Phocion)――小林图(Cato,the younger),阿基斯(Agis)――克利奥十尼(Cleomenus)虚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盖约?格拉古(Caius Gracchus),德莫斯提尼――西塞罗,德米特里(Demetrius)――安东尼(Antony),狄翁(Dion)――布鲁图(Brutus)。最后是4个单独的传记:阿拉图传(Aratus)、阿塔薛西斯传(Artaxerxes)、伽尔巴传(Galba)、奥托传(Otho )。
《名人传》以古代希腊罗马社会广阔的历史舞台为背景,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至于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对传的形式,普鲁塔克认为,若要更好地了解各种人物性格之间的差异或相似,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将他们的生活和行动相互对照比较,就好像艺术馆陈列的肖像画一样。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虽然他并没有明确说出来,但在《名人传》中,我们不时可以体会到。例如,在伯里克利与费边的合论中,普鲁塔克认为伯里克利曾以庙宇和殿堂等宏伟的公共建筑装点了雅典城邦。对比之下,从开国直到几代大帝统治期间,罗马人所追求的辉煌壮丽都显得黯然失色。进一步说,无论是气度恢宏的设计,还是美奂绝伦的建筑艺术,希腊的成就高耸人云,远远凌驾于罗马之上,二者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普鲁塔克一方面具有泛希腊主义的爱国情绪,为古希腊过去的辉煌和成就而感到自豪,另一方面拥护罗马帝国,赞扬罗马自建国以来的文治武功。他的《名人传》原是献给罗马皇帝图拉真的宠臣索西乌斯?塞涅基奥,用以增进希腊人和罗马人之间的和睦和友谊。为了证明古代希腊也像罗马一样拥有自己杰出的立法家、军事家、演说家,普鲁塔克把一位希腊的杰出人物与他认为属于同一领域的罗马著名人物放在一起,分别列传叙述并殿之以合论。
总体上来看,《名人传》中的每一个传记都有一定的写作模式。普鲁塔克总是首先交代人物的家世、家庭教养、少年时代的成长和遭遇,然后传记的重点就是主人公如何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或则力挽狂澜,救大厦于将倾;或则忍辱负重,救民于水火;最后以死时的情景及身后的影响为终结。由于每一个人物的出身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相貌各有特点,因此在作者笔下必然呈现为同中有异、共性中见个性的描述。尽管每一十传记都在一般模式下写成,由于作者炉火纯青的语言艺术,其间镶嵌以绘声绘色的轶事趣闻,杂糅以伦理思想和评论,使得每一位历史人物都各具特性,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更值得一提的是,普鲁塔克善于从所记人物的生平经历及诸多事件中提炼出一两件能反映出其性格的小事,作点睛之笔,使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格拉古兄弟传》中对提比略和盖约兄弟在性情上的差异以及作演讲时的不同姿态的描述,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在《伯里克利传》中,普鲁塔克一开始就着重描述了他与众不同的外貌特征:伯利克里的形体各方面都无可挑剔,惟独头颅较长,不成比例,他的外貌长得像那个僭主庇西斯特拉图。上了年纪的老人对他们二人这样相像都感到惊讶。但这样描写作者仍嫌不够,还要从各种喜剧台同中来加强读者对于伯利克里的“海葱头”的印象。对于伯利克里的相貌特征,凡是读过《伯里克利传》的人,恐怕是忘记都很难:这就是普鲁塔克历史的叙述中所表现的艺术魅力。
三,《阿基斯传》是《名人传》中作者着重渲染道德理想的代表传记之一。阿基斯虽然生长于富裕和奢侈的环境中,但他早己反对享乐,摒弃了一切奢侈;在风气普遍堕落的时代他仍崇尚克己、朴素。乐善好施;他信仰神谕,要让所有的斯巴达人都按吕库古所制定的法律,处于平等的地位;他率领的军队士气高昂,军纪严明,英勇善战。阿基斯简直就成了普鲁塔克道德理想的化身。由于他保全了李奥尼达的性命,自己为人最温良、最仁厚,又相信了他的敌人,结果成了被监政官处死的第一位斯巴达国王。作者的结语是:这就使爱他的人比仇视他的人更应当责备他了、对于书中所记述的杰出人物在性格或行为上的道德瑕疵,普鲁塔克也有过专门的论述。他认为,写传记就好像是画肖像画。如果这些杰出人物有些微的瑕疵,画家们既不应该完全忽视,也不应该加以夸大。因为后者使肖像变丑而前者使肖像失真。历史学家不应该热衷于描绘这些缺点,而应当小心谨慎地对待。他之所以要指出这些缺点,只是为了说明人类的本性不可能没有缺陷。十全十美、毫无瑕疵的人是没有的。《名人传》中的英雄们的美德方面并不个个都是完美无缺的。譬如客蒙和卢库卢斯两人款待宾客的豪华奢靡以及私生活上的放纵无度,阿基斯则对他的敌人过于温良仁厚、盖约有时则过于鲁莽冲动等等。
《伯里克利传》最好地体现了普鲁塔克的写作信条。他认为他写的不是历史,而是传记。最显赫的业绩不一定总能表示人们的美德和恶行,往往一件小事、一句话或一个笑话却更能清楚地显示人物的性格和趋向。因此他要专心致志于展示人物灵魂的特征及其表现,并借此描绘每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而将他们的赫赫战功政绩留给别人去写。在《帕里克利传》中,普鲁塔克一开始就做了一番伦理的探讨,最后的结论是:美德是有吸引力的,它能使人立即产生身体力行的冲动,不仅模仿它能使观看者的性格得以形成,就连研究它也能提供行动的准则。普鲁塔克也忘不了告诉读者这是他写的第十个传记。接着就对伯里克利的大头颅议论了一番,然后就是对伯里克利性格特点的描述:举止庄重文雅,表情沉着严肃,说话声调柔和。紧接着就介绍了第一段趣闻轶事:有一次,伯里克利被一个毫无教养的人整天辱骂,他竟然忍耐着,一声不吭。到了傍晚,他从容不迫地走回家,那家伙仍在他后头,辱骂不休。他进屋时,大已经黑下来了,他就吩咐一个仆人打起火把,让他送那人回家去休息。只要我们读到这里,一个与众不同的伯里克利的形象就初见端倪了。在整个传记中,普鲁塔克对伯里克利的文治武功的描述相当少,只是简单地介绍了他远征克索涅索一役和征对萨摩斯人的情形,而对其在雅典城邦所实行的政治改革则很少提及。这一方面反映了他对伯里克利的文治武功估计不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雅典所实行的民主政治改革有所偏见,而对斯巴达的军事民主制则有所偏爱。但是他对于伯里克利的其他优点,还是给予了公正的评价,如不谋私利,富有领导才能,能言善辩,机智过人,以及给雅典所带来的无人能及的建筑艺术成就。伯里克利去世以后,人们对他的功业相当怀念,常常谈起他的品德和才于,历数他的功绩。作为一个为城邦屡建战功的将领,他一共建立过9座纪功柱。总之,普鲁塔克对于伯里克利生平的描述时所用的史料不同于一般史学家,体现了他着重描写能体现人物内心的小事的写作原则。我们也从他的笔下见到了伯里克利的另一面。这也是普鲁塔克为我们所提供的历史的另一面――关于人物心灵的历史。
在《费边传》中,普鲁塔克又回到了以人物生平主要事迹为线索的常用传记方法。它体现了普鲁塔克灵活多变的写作手法。费边是古罗马的政治家、军事家,以其著名的拖延战术与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周旋,解救了处于危机中的罗马,并因此而名垂史册。费边出生于罗马声名显赫的大家庭,据说其祖先曾以设置陷阱猎取野兽为生,其家族因此而得名。幼年时,费边性情温和,沉默寡言,行动迟缓,被认为是“驯良如羔羊的人”,也被误认为是几分痴呆,简直是蠢材。但是普鲁塔克认为只有少数人才觉察到他灵魂深处不屈不挠的坚定性格和磊落大方、勇如雄师的素质。以后,费边在苦练演讲术并以征战来锻炼体魄。在第一次任执政官期间,费边就取得了大破南高卢和利古里人的胜利。此后他临危受命,被推选为独裁官、面对汉尼拔势如破竹的凌厉攻势,费边采取了著名的拖延战术,即不与汉尼拔正面交锋,而是避其锋芒,联合意大利各城邦与其周旋,听任汉尼拔处于巅峰状态的锐气减弱,直到“就像从微少的薪柴燃起的火焰必将自行熄灭一样”。费边首先极力安定人心,鼓舞士气。后经卡西努姆战役、坎奈大战,费边的声誉也是几起几落,并连续担任了三届执政官。每一次战役,罗马军队屡战屡败,而每次失败都是由于当时的骑兵长官未能执行费边的拖延战略。这一方面反映了汉尼拔的足智多谋和英勇善战,另一方面也从反面说明了当时的形势下费边的拖延战略是明智之举。虽然作者描述的重点是几次战役的过程,如对卡西努姆战役中汉尼拔使用的著名的“火牛阵”,坎奈战役中汉尼拔大获全胜的战术阵形,但是普鲁塔克总是在战争过程后描写费边是如何地忍辱负重,面对嘲讽而泰然处之,如何保持他不骄不躁的美德。例如,卡西努姆战役后由费边和米努基乌斯共同指挥军队。米努基乌斯不满费边的拖延战略,率领军队独自安营扎寨。汉尼拔利用米努基乌斯好战的弱点,布置埋伏,大败米努基乌斯指挥的军队。费边及时赶到,才免于全军覆没。米努基乌斯及其部下对费达感恩戴德,对他的仁慈和智慧心悦诚服。费边第四次任执政官时取得了塔伦同战役的彻底胜利。是役,他与汉尼拔斗智斗勇,最后汉尼拔不得不私下里承认说:看来罗马人也有一个汉尼拔,以他们目前的兵力要占领全部意大利是不可能的。大约在汉尼拔从意大利扬帆遁离时,费边一病不起,长辞人世了。普鲁塔克对费边以坚韧精神战胜年轻、高傲的汉尼拔大加赞赏,认为他受命于危难之际,但不让危难拂乱其心,也不因此而放弃他所信守的行为准则,显示出坚强的意志和伟大的人格。
在《梭伦传》中,普鲁塔克主要塑造了梭伦作为雅典立法者的形象。梭伦出生于雅典贵族家庭,他的父亲乐善好施。到梭伦年轻的时候,已是家道中落。梭伦一面外出经商,一面游历。普鲁塔克认为梭伦出外旅行,主要是为了获取经验和学问,并不是为了赚钱。在此过程中,梭伦认识了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泰勒斯等人,并获得了古希腊“七贤'”之一的美名,也显示出了杰出的诗歌才能。普鲁塔克在此传中保存了梭伦许多著名的诗句,如:“道德是永远存在的,而财富每天都在更换主人。”“僭主政治是一个可爱的地位,可是没有一条路可以由那里走下台。”公元前600年梭伦率领雅典人通过智取从麦枷拉人手中夺回了萨拉米斯岛,从而显示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并使他一举成名。此后,雅典发生山区派、平原派和海洋派之间关于政治制度的纷争。梭伦在平民的支持下被选为执政宫,并被指定为当时危机的调处者和立法者。梭伦从此开始了雅典的民主政治改革。普鲁塔克记述的内容主要是梭伦所制定的法律和这些法律在当时的实施情况以及所产生的反响,梭伦颁布的第一条法令就是“解负令”。根据这个法令,平民所欠的各种债务一律废除;禁止在放债时以债户的人身作抵押,废除债务奴隶制;由国家赎回因负债而被卖到外邦为奴的人。梭伦还对公民的财产进行了一次调查分等,并按照财产等级规定相应的政治权利。这些新的法令还包括:设立四百人会议;禁止买卖婚姻,保障妇女孤儿的利益;修改死刑法;其他鼓励手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措施。梭伦的法律一开始实施,每天都有人到他那里去,称赞或是指责那些法律,或建议加上某些条文,或删除某些条文,还有很多人去询问有关条文的目的和意义。梭伦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就借口到国外考察,乘船出国旅行去了。他希望这段时间内,人们会习惯他所订立的法律。等到梭伦结束游历回国时,雅典发生了以庇西斯特拉图准备实行僭主政治而引发的冲突。梭伦晚年退隐在家,从事研究和著述。他死后遗体被焚化。骨灰撒在他曾经为之战斗过的萨拉米斯岛上。
《地米斯托克刊传》记述了这位希腊军人政治家辉煌而悲剧的一生。普鲁塔克首先点出了地米斯托克利虽出生寒微,但自幼性情刚烈,天资聪慧,立志于成就一番大事业。他的老师也曾预言,不管是好是坏,他长大后都将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希波战争(公元前500-公元前449年)处于决定意义的阶段,这个风雷激荡的年代为他施展才能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在马拉松战役(公元前490年)之后,所有的雅典人都为这次空前巨大的胜利所陶醉,但地米斯托克利却夜不成寐。他敏锐地觉察到波斯人在马拉松的失败并不是希波战争的结束,而是更加严重的战斗的开端。他认为要拯救雅典,必须大力发展海军。他利用劳里昂地方银矿的收人建成了100多艘战舰。在他任执政官期间,雅典海军力量的发展对其政治、经济生活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公元前480年,波斯军队从海陆两面大举进犯雅典,地米斯托克利在危急关头充分显示出了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他首先颁布一道法令,让他的政敌、遭陶片放逐的阿里斯提德回国,参加保卫祖国的战斗,又主动地将海军的最高指挥权让给了斯巴达将军欧律比亚德斯,以增强波斯同盟内部的团结。他还通过巧妙地解释神渝的办法,说服了大部分雅典公民撤出雅典,同时他施展计谋诱使波斯人在最有利于希腊人的萨拉米斯湾展开海战。正是由于地十斯托克利的审时度势、高风亮节和运筹帷幄,希腊人赢得了萨拉米斯海战的辉煌胜利。这场胜利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使他一度成为希腊最显赫的人物。此后,他与斯巴达人在防卫城墙问题上产生激烈冲突。他的政敌,包括呵里斯拉德和客蒙等人,对他施用陶片放逐法来剥夺他的尊严和杰出成就。被逐出城以后,他最初在亚哥斯漂泊。后又遭诬陷,被指责私通波斯而遭到追捕。他断定回雅典受审必将凶多吉少,因而辗转逃避,屡经艰险,最后到达波斯,投奔了波斯国王。后来,当波斯王命其为进攻雅典出谋效力时,他烙守自己的诺言,决不做有损于希腊的事,最后服毒自杀,客死异乡,终年“岁。
四,《名人传》在西方史学发展中的独特地位首先在于它开创了纪传体历史著作的先河。在普鲁塔克生活的时代,为政治上、军事上的杰出人物树碑立传已颇为流行,而《名人传》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这种体例所奠定的模式一直到中世纪都非常盛行。就史料而言,《名人传》的取材来源十分广泛,有前人的历史著作,当时存留的典籍和文献以及作者亲身了解的传闻轶事。在历史著作中,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是普鲁塔克引证的重要来源,李维的《罗马史》也是他从中汲取教益的重要文献。虽然普鲁塔克在历史过程的叙述中常常糅杂以主观的评价和道德说教,《名人传》的史料价值还是不可否认的。普鲁塔克在《名人传》中搜集了丰富的史料,引用了古代历史、哲学、诗歌中的大量材料,其中有很多早已佚失,还有些后世无法见到的材料,就是靠他独家保留下来的。另一方面普鲁塔克酷爱趣闻轶事和隽语名言,这也是《名人传》之所以具有永久魅力的原因之一。正如他在《忒修斯》传的开头所说的那样:“但愿我能将虚构的传说予以澄清,使之合乎理性,具有历史的容貌。但是,如果有荒诞无稽之处,实在难以更动,毫不足信,那就只有请求宽厚的读者诸君,对古人的故事姑妄听之了。”
《名人传》在普鲁塔克的有生之年大受欢迎,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作为希腊哲学家和柏拉图学说的信徒,普鲁塔克常在罗马宣读论文和讲学。希腊语是当时罗马文人和上流社会的通用语言,凡是有文化教养的希腊人,特别是哲学家,在那里都是受欢迎的。作为一代宗师,普鲁塔克在当时就得到尊敬,他的著作也一直传诵不衰。即使在中世纪时期,拜占廷帝国有教养的人对他的著作也十分熟悉。
文艺复兴时期,普鲁塔克的著作通过拜占廷学者传人意大利,由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译成拉丁文和意大利文。在这一时期;《名人传》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人们开始大量仿效这种体例作传,歌颂世俗统治者和名人英雄业绩的传记作品层出不穷。当时一些名闻遐迩的传记作品有彼德拉克的《名人传》、蒲伽丘的《但丁传》、维拉尼的《佛罗伦萨名人传》等。这种传记体的盛行既是对普鲁塔克等人的写作传统的复兴,又反映了当时社会重视人的价值,以人取代中世纪神的位置,符合人文主义者的需要。特别是《名人传》的法文译本和英文译本问世以后,普鲁塔克的作品在西欧各国的影响日益扩大,几乎成了家喻户晓、人人爱读的经典著作了。研究表明,文艺复兴时期,普鲁塔克在欧洲受欢迎的程度仅次于柏拉图,居第二位。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大师拉伯雷和蒙田都对普鲁塔克作品爱不释手,他们的作品也受到普鲁塔克写作风格的直接影响。在英国,普鲁塔克也影响了一大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家和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尤利乌斯?恺撒》、《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和《科里奥拉努斯》就是直接取材于诺斯爵士的《名人传》英译本。19世纪以后,普鲁塔克的直接影响开始减弱。这主要是由于工业社会的发展和浪漫主义的兴起,人们强调思想感情的自由表达,反对古典主义的克制。但是德意志“狂飚运动”的代表人物哥德和席勒、音乐家贝多芬都嗜读普鲁塔克的著作。马克思在青少年时期就开始阅读《名人传》。直到19世纪中叶,美国超验主义作家爱默生还对普鲁塔克推崇备至,对其道德文章追慕不已。
尽管《希腊罗马名人传》算不上是严格意义的历史专著,普鲁塔克也无意成为严谨的历史学家,但是作为一部西方古典名著,它无疑会长久地为人们所传诵喜爱,不同时代的读者都可以从中发掘它与众不同的价值。

Ⅳ 都是军事主义体制,斯巴达是怎么管理并运作的

在希腊城邦中,雅典以其发达的民主制度、繁荣的工商业、辉煌的文化成就闻名于世界。可希腊也有另外一种城邦,就是专制的,军国主义的斯巴达式的城邦。在城邦时代后期,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决定着希腊城邦的命运。斯巴达的制度,给了希腊人更多反思:在国家的强大和公民的幸福之间,到底应该如何平衡?

一,从氏族社会向国家的过渡

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拉哥尼亚平原,又被称为“拉西第梦”,也就是“拉哥尼亚首府”的意思。富饶的奥伦特河从平原穿流而过。平原三面被高山环绕,只有南面临海,因此成为了一个盆地,荷马史诗称为“拉西第梦凹地”。独特的地形决定了农业必然在斯巴达经济中扮演者重要的地位。



斯巴达虽然长期在希腊城邦中保持强盛的国力,但是国内大多数公民并没有享受国家强盛带来的幸福生活。斯巴达的普通公民每天被迫从事于军事训练,过着集体的生活。他们对内镇压希洛人,对外掠夺财富。但是他们却没有享受这些财富,而真正得到实质利益的是斯巴达的贵族集团。因此,这样的国家必然不能长久存在。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不久,斯巴达就走向了衰落。

结语

在雅典后期,民主政治走向了衰亡。苏格拉底看到了直接民主的弊端,而柏拉图则主张推行了“精英专制”。为了阐释自己的思想,柏拉图写下了《理想国》。有人认为,“理想国”的原型就是斯巴达。不过柏拉图过分看中了国家的利益,而忽视了个人的幸福。之后,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更合理的思想,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是专制和民主结合,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并重。可以说,斯巴达和雅典两种不同的政治模式给了人们不同的反思。

Ⅵ 西方政治思想史名词解释来库古改革

时间在公元前830年左右,来库古改革的各项措施以"瑞特拉"神谕的形式流传下来,对斯巴达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数世纪的影响·来库古的政制改革不仅使斯巴达从此由氏族社会阶段进入阶级社会阶段,使斯巴达国家由王政转变为贵族政制,而且为以后数百年的政治稳定,军事强大奠定了基础,对斯巴达古典时代的强盛产生了积极的历史后果·

政治上

1、组成新的部落和选区,对外代表国家,对内指挥军队,并掌握宗教祭祀大权;
2、国家设立由28位60岁以上的老人与2位国王组成30人的元老院(长老会议);
3、设立5名监察官,监督公民遵守法律的情况,并有权弹劾国王;
4、设公民大会,由30岁以上的公民参加,职责是向元老院提出议案。
经济上
1、实行土地国有政策,重新分配土地;
2、发行笨重的铁币,限制工商业的发展,禁止生活奢侈;
3、不准斯巴达人、希洛人、皮里阿西人任意迁移,也不许外邦人随意进入斯巴达境内;
4、实行公共会食制度。
教育上
实行全民皆兵式教育,男子自7岁起至60岁在军营过集体生活,培养在艰苦环境里生存、作战的能力。
改革奠定了斯巴达作为奴隶制国家的基础,来库古也成为斯巴达共同尊崇的开国始祖。
来库古为斯巴达国家进行了囊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立法,以后斯巴达国家一直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他的立法,限制了公民自由,使国家成为一个封闭的堡垒。

Ⅶ 公元前8世纪左右,斯巴达城邦国家的第一个立法者来库古制订了世界上第一部国防教育法---( )。

选B

公元前8世纪左右,斯巴达城邦国家的第一个立法者来库古,在把习惯法编纂为成文法时,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国防教育法———《国民军事教育法》,由此揭开了古罗马文明与强盛的一页。

Ⅷ 帮忙解决外国法制史几题多选题。正确率要高点的啊~~~

1,摩西律法是对《摩西五经》的另一种称呼,《摩西五经》包括《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五部分,它是犹太国家的法律规范,至高无上。所以应选ABCD
2.西方教会法的重要法律渊源包括圣经,教皇教令集,宗教会议决议,罗马法的某些原则和规范,所以应选ABC
3.罗马帝国后期,其间出现了最著名的五大法学家:盖尤斯、伯比尼安、保罗、乌尔比安、莫迪斯蒂努斯。五大法学家的法学著作和法律解释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所以该题ABC
4为了消除旧婚姻残余习俗的影响和确保以男系血统为准的夫权制,禁止同母辈、同辈、卑辈中有血统关系或有乳缘关系的妇女以及有夫之妇结婚,同时规定穆斯林不能同多神教徒婚配,以维护伊斯兰教的权益和促使多神教徒改信伊斯兰教。 所以该题应选ABC
5.斯巴达实行双王制,国王有非常有限的司法权,死后可享受举国致哀的殊荣。元老会议还有司法权,负责审判凶杀案件,有权决定王室婚姻和继承事务。他们是整个公民社会生活的监督者,对任何违犯吕库古立法的公民进行惩罚,有权代表公民指控国王,中止公职人员的权力,负责日常民事诉讼。监察官实际象是国家日常生活中的警察首长,负责内部安全,包括指挥对希洛人的迫害。公民大会。由30岁以上的公民组成,每月召开一次,负责批准元老会议起草的政策法案,选举或认可国王、元老、监察官、低级行政官员和军事指挥员,决定宣战、缔和、加盟等事务,是新兴的国家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关。普通公民在大会上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无创议权和辩论权。所以应选ABC
6、通奸罪、诬陷通奸罪、酗酒罪、偷盗罪、抢劫罪、叛教罪。所以应选ABC
7、应选ABC
8、应选ABCD
9、BC(不太确定)
10、摩西十诫包括:第一条:“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戒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第三条:“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第四条:“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第五条:“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土地上得以长久。” 第六条:“不可杀人。”第七条:“不可奸淫。” 第八条:“不可偷盗。”第九条:“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第十条:“不可贪恋他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所以应选ABCD
11、ABCD
12、1、 宪法性法律
2、 宪法惯例
3、 宪法判例
所以应选ABC
13、罗马法上的他物权,一般包括地役权,永佃权,地上权,和质权四种。所以应选AB
14、伊斯兰教规定, 每个穆斯林都必须履行5 种义务, 称为五功.这五功是: A. 念功
B. 拜功 C. 斋功 D. 朝功 E. 课功,所以应选ABCDF
15、ABCD(不太确定)
知道的不仅把答案和解析也都写出来了,应该还满意吧?

Ⅸ 斯巴达300勇士中斯巴达国王列奥利达斯的老婆是

斯巴达国王列奥利达斯出自亚基亚德世系,传说为海格力斯的后裔。他可能于前490年到前488年间经历一系列斗争后取得斯巴达王位。妻子是歌果(Gorgo),古希腊斯巴达王后。

Ⅹ 传说中,斯巴达的立法者是吕库古;而___则为雅典制定了严酷的法律

德拉古,《德拉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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