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军事件

① 依法从严治军存在的矛盾问题

军队里的人太过团结了，当他们其中一个人犯法了，【不是大错】基本他们都会护着他。但是军人存在的天职第一件事就是为了保护人民，其次才是国家
以上回答你满意么？

② 依法治军与以法治军的区别

依法治军的范围更大，而贯彻执行条令条例是指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依法治军绝不单单就是条令的范围，还涉及很多方面，比如部队人事、财物、后勤等，都要依法管理的。

③ 如何从严治军依法治军

首要目的是铸牢军魂。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根本原则和根本制度，是我军制胜密码最本质的东西，也是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核心要求。我军建军治军一系列法规制度的本质，就是把党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党指挥枪的原则更具稳定性、权威性和规范性。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首要目的就是从法规制度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广大官兵在政治信念、军魂意识上经受的考验十分严峻，更需要不断加大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力度，认真落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法规制度，真正从思想上政治上牢牢掌控部队，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根本目标是提高战斗力。战斗力标准是军队建设的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就必须坚定地执行、维护和看齐这个标准，切实为能打仗、打胜仗蓄内功、打基础。随着我军现代化进程加快，战争形态发生深刻变化，战斗力建设对治军要求越来越高。搞信息化建设，强调网聚能力，没有一体化、标准化管理就不可能实现；搞实战化训练，强调战训一致，没有良好的训风演风考风就不可能实现；搞联合作战，强调各作战要素紧密协同，没有严明的法纪就不可能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④ 依法从严治军的意义和要求

国家为大学生参军入伍提供机会，无论从提高军队的文化素质，还是丰富大学生个人经历，这个决定不亚于考大学取消年龄限制一样，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标志。

大学生入伍的意义在于使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行列当中，有了当过兵的知识分子，这对以前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形象有了根本改观，他们不再与坚强隔绝，拥有了军人气质。军队的锻炼环境具有特殊性，它培养人的坚强意志和爱国精神，同时，中国军队有不少在战争年代因某人或某一场战斗闻名全军的光荣部队，在这样的部队接受传统教育，能加强自己的荣誉感，感受前辈军人英勇善战，无畏的牺牲精神。这种教育比学校书本教育更有实际效果，可能深深影响今天的大学生情感，培养他们的历史责任感，为国家民族的献身精神，这是我们目前非常需要的教育。

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已经不在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但在军队的实践是以前没有的机会，这次国家为大学生提供休学当兵的实践机会，它的条件是很优越的，这样的机会能争取到也是很难的。因为中国军队的数量和中国人口的比例相差很大，当兵的机会不具有普遍性，多数中国人一生都没有机会当兵。

在和平年代，当兵具有了竞争性，成了某种获利渠道。很多人为了将来有一个工作，或因自己学习差，想通过当兵解决这些现实生活工作问题，这实际影响了中国军队的素质。我们需要一些有文化素质的大学生，加入中国军队的行列，提高中国军队的整体文化水平。高科技时代，军队的战斗力是勇敢和文化素质的较量，需要有高文化素质的人掌握先进技术武器，这样我们在未来可能战争中充分发挥先进武器的技术效能，这一切要求我们提高兵源的文化素质，大学生面临这样的人生机遇，有机会最好不要放弃。国家需要你的文化素质，你们的人生经历也需要这难得的机会

⑤ 四个依法治军是指什么

依法治军方略中四个依法是指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依法治官、依法治权。

⑥ 依法从严治军历史沿革

主席强调指出：“从严治军是建设强大军队的铁律。古语说得好，慈不掌兵。稀稀拉拉，松松垮垮，就不成其为军队，就打不了仗，更不可能打胜仗。”这就告诫我们，纪律是军队的命脉，必须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用钢铁般的纪律来保证强军目标的实现。

古往今来，从严治军都被认为是兵家治军之铁律。历代军事家无不把严明纪律作为治军之道、制胜之基。3000多年前，武王伐纣，拜姜尚为帅，姜尚出征前在帅府挂出“斩法纪律牌”，开列条款“十七斩”，令到法行，三军用命，终在“牧野之战”中以5万兵力一举打败纣王17万大军。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吴起就曾说过，“兵不在众，以治为胜。”“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民族英雄岳飞治军以军纪严明著称，素有“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之美誉，令金军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之慨叹!明代屡胜倭寇的民族英雄戚继光，也非常推崇“严号令”“明恩威”，要求兵士“擂鼓进军，虽水火不却步；鸣金收兵，虽金银不贪”。他们之所以在血火交织的人类战争史上谱写出壮丽篇章，无一不和他们从严治军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军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始终把从严治军作为克敌制胜的法宝，从建军初期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后来颁布的一系列条令条例，贯穿了我军令行禁止的严明军纪。1935年4月，红军长征经过藏区时，毛泽东妻弟贺敏仁是个红小鬼，跟着红军长征走到了藏区，有一天贺敏仁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和几个战士跑到喇嘛寺找东西吃，没找到，但看到有银元和铜板，就拿了一些去买吃的东西，被发现后执行纪律枪决。对此，毛泽东只说了一句话:“红军就应该有铁的纪律。”1937年，曾任旅长的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将其枪杀，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被判以死刑。有人提出国难当头，人才难得，可让他戴罪杀敌。黄克功也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从轻处理，戴罪立功。毛主席接信后，当即就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支持法院判决，信中就讲：“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厉的纪律”。1947年9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警卫团副连长赵桂良因为偷拿老百姓粉条被执行枪决。人们为他求情时，邓小平说:“部队作风纪律的好坏，关系部队胜败存亡，关系部队的生命。一支部队作风纪律坏了，就是这支部队政治危机的开始，就等于给自己挖掘坟墓。”1949年5月25日，经历了半个多月炮火洗礼的上海，终于迎来了解放后的第一个清晨，市民们惊奇地发现，蒙蒙细雨中，潮湿的马路边，躺满了和衣抱枪的解放军战士。当夜攻入上海市区的第三野战军十万大军全部露宿街头，让国内外刮目相看。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说：“我认为这是红色中国的第一张‘上海公报’。”年轻的民族资本家荣毅仁当时正准备从上海迁往香港，亲眼目睹大军睡马路，遂改变主意决定留下来参加新中国建设，后来做出了许多贡献，晚年成为国家领导人。由此可见，我军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有严明的纪律作保证。

从严治军是古今中外治军之道的精要所在，依法治军是现代军队建设的一般规律。作为中国军队，必须始终牢记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保持严明的作风和铁的纪律，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使从严治党、从严治军方针落到实处，不正之风得到有效遏制，能打仗、打胜仗的战斗力标准牢固确立，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坚强保证。

⑦ 新时期依法从严治军的具体内容有哪些

新时期依法从严治军的具体要求：
1、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核心，就是从落实法规制度上捍卫军魂，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军魂和“命根子”。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依照宪法和法律实施对国家各项事业包括对军队的领导。我军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必须强化宪法和法律意识，模范遵守体现党的政治主张和人民意志的国家法律法令，坚决维护国家宪法和法律尊严，坚决贯彻落实军队条令条例，通过强有力的部队政治工作和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
2、构建严密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重点解决军队纪检、巡视、审计、司法监督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够的问题，以编密扎紧制度的笼子，努力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3、依法履行使命任务。新时期我军的历史使命和战略任务，已由传统守土卫疆向更广阔空间范围遂行任务转变，由维护传统安全向维护综合安全转变，对依法遂行多样化任务提出了更高标准和要求。只有依靠法治的坚强支撑，才能在应对各种挑战和风险考验中履行好职责使命。特别是打赢现代高科技战争，信息化程度高、联合作战要求严，离不开法的规范；武器装备新、参战力量多，离不开法的管理；作战要素全、协同难度大，离不开法的保障。只有依法依规从严治军，才能最大限度发挥诸军兵种体系作战效能，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4、依法深化军队改革。改革和法治相辅相成、相伴而生，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要求领导管理理念和治理模式向现代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进行根本性转变。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将全面推动我军由大变强的历史转型，全面突破“两个能力不够”“两个差距很大”的瓶颈制约，全面破解我军建设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难题，面临的压力、阻力、障碍、困难前所未有。必须把法治和改革有机统一起来，发挥法治规范性优势，为改革确立制度遵循；发挥法治稳定性优势，最大限度控制改革风险；发挥法治引导性优势，寻求改革最大公约数；发挥法治强制性优势，使改革举措不折不扣落到实处，确保改革在法治轨道上有力有序推进。

⑧ 如何在强军实践中贯穿依法治军从严治军

首要目的是铸牢军魂。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根本原则和根本制度，是我军制胜密码最本质的东西，也是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核心要求。我军建军治军一系列法规制度的本质，就是把党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党指挥枪的原则更具稳定性、权威性和规范性。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首要目的就是从法规制度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广大官兵在政治信念、军魂意识上经受的考验十分严峻，更需要不断加大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力度，认真落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法规制度，真正从思想上政治上牢牢掌控部队，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根本目标是提高战斗力。战斗力标准是军队建设的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就必须坚定地执行、维护和看齐这个标准，切实为能打仗、打胜仗蓄内功、打基础。随着我军现代化进程加快，战争形态发生深刻变化，战斗力建设对治军要求越来越高。搞信息化建设，强调网聚能力，没有一体化、标准化管理就不可能实现；搞实战化训练，强调战训一致，没有良好的训风演风考风就不可能实现；搞联合作战，强调各作战要素紧密协同，没有严明的法纪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⑨ 第一次明确提出依法治军重要思想是哪年

依法治军的真正的源头，应该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三中全会”之后，针对“十年动乱”所造成的灾难性危害和近乎崩溃的经济状况，党和国家开始“拨乱反正”，恢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恢复社会主义法律秩序，同时，重建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制度和保持国家稳定与发展所需要的合理的政治构架，不得不把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历史任务，并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新中国的第四部宪法（即“八二宪法”），这也是党和国家决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逐步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机制的一个重大标志。由于有这样一种时代氛围，80年代的法制建设一直处于一种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局面，法学研究和法律思想也十分活跃。在这种情势下，“以法治国”、“依法治国”的主张应运而生，来自党内、社会上尤其是法学界、法律界的呼声日渐高涨。从1985年秋天开始启动的我国第一个五年普法宣传教育活动，更使“以法治国”、“依法治国”的主张逐步成为一种全社会的主张和全民意志。与此相应，军队也出现了主张“以法治军”、“依法治军”的呼声。
在军事法学界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依法治军”的提出早于“依法治国”的提出，并由此认为，依法治军的提出为依法治国的提出提供了重要借鉴和一定的理论基础。我对“依法治军的提出早于依法治国的提出”之说不大赞成。因为这样说不符合历史事实，不合乎逻辑，而且没有什么实质上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至于依法治军是否为依法治国提供了重要借鉴和理论基础，这个问题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依法治国是个大概念，依法治军是个小概念，它们之间是包含和包含于的逻辑关系，相互借鉴相互促进是必然的，不仅依法治军和依法治国的关系是如此，其他领域的依法治理与依法治国之间，也必然会相互借鉴、相互促进。
应当承认，在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和政治构架中，从整体上说，军队都不可能是制度改革中最敏感最活跃的部分，相反，它通常是也应当是相对保守的一个领域。这是由武装力量对一个国家的稳定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所决定的。与此同时，军队又必须是一个非常有纪律、有秩序的社会群体，即便在一个国家的法律秩序遭到严重损害的时候，军队也必须通过强化内部纪律来约束其成员，以确保其战斗力的生成。对于武装力量内部来说，法制比民主更重要。现实情况也是如此，即便是在改革最为活跃的时期，军队的制度改革也往往滞后于政府和社会的改革。因为军队需要保持高度稳定，所以它只能在相对成熟的条件下作出一种相对风险最小的改革选择。在80年代中后期，我曾经参与组织了一系列的有关加强军队法制建设的座谈会、研讨会，在那些座谈会、研讨会上，来自首都法学界和军队法律界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军队法制建设明显滞后于国家法制建设，军队的同志更是感同身受，认为军队法制建设国与家法制建设的差距太大，已明显不适应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也明显不适应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客观要求。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上半期，在法制建设方面，可以说军队的主要工作集中在恢复法律秩序方面。在1979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相继恢复办公。这是军队恢复法制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军队恢复法制之后，军队的法律机构以及法律工作的主要任务，一是为维护部队的安全稳定而预防和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二是处理“十年动乱”遗留的冤假错案和在“拨乱反正”之后需要重新处理的其他大量的历史遗留案件。处理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案件的工作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尽管如此，军队的法律工作者都普遍感到了一种历史紧迫感，这种紧迫感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党和国家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要求，对国家的法制建设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国家立法步伐明显加快，法律体制日渐完善，声势浩大的“一五”普法对全体公民的民主法制意识的觉醒产生了巨大的启蒙作用，也带动了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依法治理活动，“以法治国”、“把法律交给人民”、几乎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面对这种形势，军队怎么办？这成为军队法律工作者和热心军队法制建设的同志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另一方面，受国家法制建设成就的鼓舞和形势的感染，全军许多部队结合开展“一五”普法，叫响了“以法治军（或依法治军）”、“以法管理（或依法管理）”、“以法施训（或依法施训）”“以法带兵（或依法带兵）”等口号，法律的作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如此高度评价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