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工具主义

❶ 美国著名发展心理学家和道德教育学家柯尔伯格将个体道德的发展分为（）

水平1 （前习俗）
1. 服从与惩罚定向
2. 利己主义定向
（“对我有何益处？”)
水平2 （习俗）
3. 人际和谐与一致
（好孩子定向）
4. 维护权威与社会秩序定向
（ 法律与秩序定向）

水平 3 （后习俗）
5. 社会契约定向
6. 普遍伦理原则

你这一题是不是多选啊？那应该选ABD

❷ 道德工具论的开山鼻祖是谁

荀子。

首创性恶论。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华夏族（汉族）,战国末期赵国人 .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时人尊称“荀卿”.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位于今山东兰陵县）令.
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提倡性恶论,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论’比较,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当显著的贡献.

❸ 工具主义的应用实例

什么叫法律工具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有两个基本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在法律工具主义者看来，法律就是国家和政府管理社会的工具。这个观念不是没有问题的。
在合理的法律观念中应该做一个颠倒，政府才是法律的工具。在法治社会，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府？是因为我们想通过设立政府来让官员执行法律，保护法律。因而，在法律与政府之间，政府才是工具，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主宰。
当然，话说回来，说法律是工具，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对的。就是必须首先承认政府是法律的工具，政府和老百姓都要站在法律之下，平等地接受法律的管辖。在这个前提之下，政府为了管理社会，它又得利用法律，把法律当成工具来管理社会。所以，说法律是政府的工具是有条件的，它的条件是首先承认，政府才是法律的工具。在次要意义上才可以说，法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政府的工具。同时，我们更有理由说法律也是每个公民的工具，我们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正当的利益，排除他人的侵害，用法律来引导和监督政府，让政府更好地履行法定职责。
过去，我们把前提丢掉了，只强调法律是政府的工具。因为有这样的观念，所以形成这样一个传统——官越大越不受法律约束，而且违法之后，社会也拿他无可奈何。
法律工具主义的第二个观念，就是强调法律仅仅是工具，法律除了工具之外什么都不是。这很危险。法律在某种意义上是工具，是什么工具呢？它是社会用来保障每一个人正当权利的工具。但问题在于，法律不仅仅是工具，法律还是正义的体现，而正义是我们的理想。
因此，在法治主义的观念中，法律是不可以背叛的。过去，由于法律工具主义的观念大行其道，相当多的人都对法律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就是法律对我有利，我就服从
它；法律如果对我不利，我就绕过它，甚至践踏它。在健全的法律观念中，法律不仅仅是工具，法律代表着我们的价值，代表着社会理想的一种生活状态，代表着基本的道德伦理准则，它是不允许放弃和背叛的，是不允许践踏的，执行法律是不允许讨价还价的。 对塞林格的评判只有一个词：装神弄鬼。理由很多，包括他与世隔绝隐居山林，写出成名作《麦田的守望者》之后就杳无踪迹，弄得一大群人跟在背后苦苦找寻；包括他每天早上携带饭盒，从自己的住所跋涉至另一处只有桌椅板凳的小屋写作，反正90多英亩的私家林地足够他挥霍。
作为作家，塞林格的这点癖好算不得什么。据说，弥尔顿要躺在床上进行创作；没有三英寸宽、五英寸长的卡片，纳博科夫就无从下笔；济慈写诗时，一定要穿上最好的衣服；只有腐烂苹果的气息，能激发蒲柏的灵感；萨克雷必须在家以外的地方，才写得出东西……
对于他们而言，写作就是一种仪式，必须有既定的程序或者范式，一旦缺失，写作便无法进行。由此一来，写什么反倒变得不太重要，关键是以某种规范将“写作”这种行为进行下去。“写”只是工具，为的是一丝不苟地完成一整套独特的流程演练。
如果你想成为作家，你必须熟悉他们的生活范式，而以五花八门的方式“写”，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很容易将某种生活简化为各种行为规范，又将规范一一解构。英国的老派绅士对应着格子呢大衣和礼帽；地主家的早餐不可或缺牛奶黄油；五四青年要有长衫围巾；前胸口袋里别支笔，在过去就是知识分子。
对于某种生活的向往，让我们遵循一系列的行为范式，而范式又直截了当地被工具化。比如，那些所谓的登山爱好者，痴迷于各式各样的专业装备，从登山靴、防风帐篷、零下40多摄氏度用的保暖睡袋，到几乎高过人的专业背包，还有无线对讲机，无一不是他们的收藏。他们把对登山的希冀转化为对装备的热爱，在寻找、购买、配置器具的过程中，感受渴望中的生活。
同样，不管是尼康D3X单反相机，还是尤尼克斯的弓10，或者尚未上市的苹果平板，就业余选手来说，其功用不会好过傻瓜柯达、红双喜和神舟上网本，但是，意义却截然不同。爱好者们借助于对工具的专业追求，塑造完美无瑕的审美形象。摄影、打球或者上网，这些根本目的，在工具主义者眼里并不重要。
爱情亦是如此。
我们见过太多奢侈品的宣传，几乎都与情爱有关。北京三环的主路上，曾经竖起过VOLVO的大幅广告，只有一句话：爱我吗？它会带给你无数关于甜美爱情的想象。而新近的电视广告片，虽说是“只为尊驾护航”，可美女、香车、直升机，以及需要特别保护的成功人士，都明白无误地勾画出幸福生活的范式。感情的优劣，俨然就是汽车品质的高下。
木工DIY爱好者，会口若悬河地跟你讲冲气钻、三尖钻、阶梯钻、圆锯、曲线锯、修边机和雕刻机，他们的储藏间里收藏着全套还没来得及开封的专业设备；爱情的工具主义者也会滔滔不绝：婚戒是卡迪亚而非周大福；钻石是2克拉而非70分；婚车是宾利欧陆飞驰而非奔驰S300……
大错特错了？
其实，在爱情的最初与最后，都有规则和范式可言，也很难摆脱工具的影子。从约会的最初，我们选择与判断的标准，就不是简单的情感因素。我不否认一见钟情，只是它少之又少，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都有感情之外的参照系——烛光晚餐显然要比街头快餐来得浪漫。我们也借助形态各异的形式（工具）传情达意，谨记各种各样的纪念日，认真准备价值不菲的礼物，精心策划永远难忘的仪式，以期对方感知我们的深情厚意。
最终，我们完成终身大事。婚姻本身就是表达爱的范式之一，或者，你可以说它是为爱情提供保障的工具——爱情要么死掉，要么变成婚姻。没有婚姻的承载，爱情就无所归依。就像没有专业配备，就不足以证明你对登山的热爱一样，爱情需要借助婚姻来结幕和升华。
当然，完美婚姻也有范式可循。婚姻专家循循善诱、谆谆教诲，为我们列出颇具操作性的攻略。就像你不知道赫塔·米勒不算文学青年，没有ChanelCoCo不算时尚，不去看小剧场话剧不小资，没有200平方米住宅不中产一样，如果你缺少完美婚姻的种种要素，不懂得它的操作守则，缺少一系列的规程的话，你一定不幸福。
多么有趣的话：“画家的技术是能随手画出很直的线和很圆的圈，然而练就却非一朝一夕；借助尺子和圆规，我们也能！律师能随口说出详细的法律条文，然而背熟却非一朝一夕；借助电脑，我们也能！刘翔可以是地球上跑得最快的人，成功却非一朝一夕；借助摩托，我们也能！”
在这寒冷的季节，按照工具主义者的爱情范式，此时此刻，我应该身穿Speedo泳衣，涂抹SPF50+以上的防晒霜，躺在夏威夷的迷人海滩上度假。

❹ 科尔伯格道德发展理论分为哪几个阶段

科尔伯格提出的二通道的发展的六个阶段

（1）、服从于惩罚的道德定向阶段

这一阶段的儿童以惩版罚与权服从为导向，由于害怕惩罚而盲目服从成人或权威。

（2）、相对的功利主义的道德定向阶段

这一阶段的儿童对行为的好坏的评价首先是看能否满足自己的需要，有时也包括是否符合别人的需要，稍稍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3）、人际和谐的道德定向阶段

此阶段的儿童以人际关系的和谐为导向，对道德行为的平价标准是看是否被人喜欢，是否对别人有帮助，是否会受到赞扬。

（4）、维护权威或秩序的道德定向阶段

此阶段的儿童以服从权威为导向，服从社会规范，遵守公共秩序，尊重法律的权威，以法制观念判断是非，知法守法。

（5）、社会契约的道德定向阶段

这一阶段的儿童认识到法律、社会道德准则仅仅是一种社会契约，一般他们不违反法律和道德准则，但不用单一的规则去评价人的行为。

（6）、普遍原则的道德定向阶段

此阶段的个体判断是非不受外界的法律和规则的限制，而是以不成文的、带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原则。

❺ 荀子是道德工具论的开山鼻祖吗

你没有理解荀子。
孔子有云：吾道一以贯之。
荀子之道，以性恶论为根基，以礼为纲，一以贯之。目的，是解释为什么要有礼，以及儒对国家社会的作用。以此来扩大儒家的生存空间。后来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很大程度是荀子理论的继承发展。
关于德，荀子认为是后天休养形成，而非天生。看荀子的文章，荀子批评齐桓公无德，却也肯定其成功的必然性，对于道德妥协，他是支持的，因为依照他的理论，世上是没有完美的人的。
加之其坚持以历史为参照，说荀子是道德工具论者，不为过。
但，道德工具论和道德本体论之间，没有对错之分。一个追求有益于社会而不要求完美；一个追求成完美的圣人。
就我个人而言，成就完美的圣人，太难。毕竟没人能保证绝对不受他人影响。

❻ 道德发展阶段理论的水平I

处于这一水平的儿童对文化的规则和标记中的善恶是非观念十分敏感，但却是根据行为的实质结果或权利来解释标记的。
阶段一：惩罚与服从阶段
[道德判断的内容]
所谓对的，就是绝对服从规则和权威，避免惩罚，不造成实际伤害。
(1)所谓对的，就是不违反规则，为服从而服从，不对人和物'造成损害。
(2)做得对的理由是避免惩罚和权威的强力。
[社会观点]
本阶段儿童采纳的是自我中心的观点，不考虑他人利益或认识行为者与他人利益之间的区别，更不能把这两者联
系起来。依据物质后果来裁判其行动。把自己观点和权威者观点相混同。故而认为海先生偷药行为是错的，应该受惩
罚。
阶段二：个人的工具主义目的与交易阶段
[道德判断的内容]
所谓对的，便是满足自己或他人的需要，按具体交换原则作公平交易。
(1) 所谓对的，就是遵守会给人带来即时利益的规则。一切能满足自己利益和需求的行为就是对的，对的也就是
公平，一种平等的交换、交易或协定。
(2) 做得对的理由是在既能满足自己需要的同时还必须认可别人也有其权利。
[社会观点]
本阶段的人采纳的是一种具体的个人主义观点。他能把自己、权威者和其他人的利益和观点相区别。认识到
规则是可变的，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行事，所以对是相对的，个人只有通过等量的公平交换来满足各自
需要，整合各种冲突。故而认为海先生偷药行为是对的，因为他挽救了妻子一命，也消除了自己的痛苦。

❼ 什么是工具主义教育观

一、教育目的观的逻辑起点
思考和制定教育目的的逻辑起点是什么？是教育所面临的基本矛盾。教育所面临的基本矛盾，是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这个矛盾，往往通过教育的中介转化为教育的内部矛盾，即教育要求（也可以说是教育目的）与受教育者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这种理解出发，我们觉得，教育所面临的矛盾也可表述为：教育要求受教育者应当如此与受教育者实际如此之间的矛盾。这样，“教育目的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应该如此，即应然的目的，出现在国家教育方针的表述中，另一类是实际如此，即实然的目的。”
这是一种习俗的、实际存在的教育目的。由此，也存在两种相应的教育目的观，一种叫应然的教育目的观，这是理想状态的教育目的观；另一种叫实然的教育目的观，这是现实状态的教育目的观。
二、语文工具观：一种实然的教育目的观
语文学界对语文教育目的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讨论上。语文工具观反映了一种对“语文是什么”的主流认识。这个观点的核心，是把语文当作人们的交际工具，把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当作语文教学的目的。这对纠正当时语文教学普遍存在的重思想教育轻语文训练的倾向，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后来发展为把语文课定性定位于工具课，又严重暴露出它的弊端。人们开始思考：语文教育究竟仅仅只是要解决工具问题，还是同时要解决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比如解决精神问题，个人精神自由问题，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问题。我们是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还是可以二者兼顾？
这种疑问促使人们开始从语言角度去审视20世纪中国语文教育的内在困难。这种语言反思一直回溯到20世纪初“五四”的那一场语言革命。结果发现，“目前正在使用着的汉语，并不是我们的母语，而是某种合成化的工具性语言。也可以说，是一种浮躁不安的过渡性语言。……我们对它很难建立起一种像对待母语那样的亲近感。” 这种工具性的合成语言，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文以载道”的社会形态语言，一种是“文以交际”的科学主义本位语言。前者把语言仅视作政治的工具，后者把语言仅当作交际的工具。最终表现在语文教学的内容、目的、过程、方法等诸方面，真正的语言——作为永久的目的性语言，作为一切话语源头的语言，可以产生语言的语言离我们越来越远，甚至接近消失。语言的困难就是语文教育的困难。
再者，从教育目的观考虑，语文工具观强调把语文当作是“交际的工具”，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实际上坚持的是语文教育的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教育目的观。对于这样一种教育目的观的争论，在教育史上，往往归结为一个问题：教育有没有自己永恒追求的终极目的？科学主义（实用主义与国家主义）教育者大都持否定回答，认为终极的教育目的太抽象、太玄虚、太浪漫、太脱离实际。而人文主义教育者则坚持肯定回答，认为教育目的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位的目的是培养人性，这是“终极目的”；第二位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为将来参加某种社会生活作某些准备，这是“直接的目的”。“终极的目的”高于并决定于“直接的目的”，“直接的目的”必须服从并服务于“终极的目的”。“教育的目的……是在进化的运动中指导人，而且通过这种进化的运动把他自己塑造成一个有人性的人，一个掌握知识、有高度的判断力和道德感的人；同时，也要传给他民族的精神遗产和与他有关的文化，以此来保存具有悠久历史的历代成就。教育的功利方面——它可以使青年人谋取职业，得以生活——当然不容忽视，因为人类的儿童并不是为了嬉戏而降生的。而发展人类的一般能力就是最好地提供了这种实践的目的。然而，那种必要的训练丝毫也不能危及这个基本的教育目的。” 从教育史上的这种争论，反观语文工具观，我们觉得，语文工具观的不幸在于语文教育目的的错位，从纠正一种偏向到滑向另一种偏向。所以有人认为语文工具观是导致语文学科人文价值、 人文底蕴流失的根本原因。
三、“科学——人文主义”语文教育目的观：一种应然的语文教育目的观
纵观20世纪的语文教育，基本拘囿于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历史圆圈：基础性——工具性——思想性——知识性。学科认识的起伏不定，往往导致教学实践上的摇晃不断，诸如“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把语文课上成工具课”等。然而，当我们把语文教育放到整个教育学科中去考察，我们会发现，语文教育中的种种偏向实际上是20世纪两大教育目的观科学主义教育目的观与人文主义教育目的观相互排斥、相互碰撞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20世纪末与本世纪初，这两大教育目的观已经逐渐呈现出了一种融合的趋势，也即“科学——人文主义”的教育目的观。所谓“科学——人文主义”的教育目的观，在内涵上，“它是人道主义的，因为它的目的主要是关心人和他的福利；它又是科学的，因为它的人道主义的内容还要通过科学对人与世界的知识领域继续不断地做出新贡献而加以规定和充实。”
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的报告《学会生存》提到的“科学——人道主义”的教育目的是一致的。总之，它是一种以科学主义为基础和手段，以人文主义为方向和目的的人的发展观和社会发展观；它的最高目的，是要在科学和人道的相互协调和补充中促进人和社会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均衡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人自身的解放。
面对整个教育目的呈现的融合趋势，语文教育当然要做出新的调整，把“科学——人文主义”的教育目的观当作21世纪语文教育的目的观，重新描绘21世纪语文教育的方向与未来。
说到底，教育的问题往往归结为寻找一个教育的平衡点问题。正如杜威所说：“一切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协调心理（个人）和社会的因素。……这种协调要求儿童能表现自己，但必须按照社会的目的来表现自己。”
语文教育也是如此。语文的工具性、思想性、知识性、艺术性等，本身没有孰重孰轻，关键是看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决定何种属性有所侧重，缺什么补什么。

❽ 什么是法律工具主义法律工具主义的概念。

法律工具主义是认为法律只是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不具有任何目的和价值意义。
法律不过是阶级、国家政策、以及发展经济和维护道德的工具而已。法律工具主义强化了人治的理论基础，无法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同依法治国的目标背道而驰。要树立法治精神，必须克服法律工具主义，加强立法建设，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加强法律宣传。
在法律工具主义者看来，法律就是国家和政府管理社会的工具。这个观念不是没有问题的，在合理的法律观念中应该做一个颠倒，政府才是法律的工具。法律是工具，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对的。就是必须首先承认政府是法律的工具，政府和老百姓都要站在法律之下，平等地接受法律的管辖。
在这个前提之下，政府为了管理社会，它又得利用法律，把法律当成工具来管理社会。所以，说法律是政府的工具是有条件的，它的条件是首先承认，政府才是法律的工具。在次要意义上才可以说，法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政府的工具。同时，我们更有理由说法律也是每个公民的工具，我们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正当的利益，排除他人的侵害，用法律来引导和监督政府，让政府更好地履行法定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