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什么立法机制

① 加强什么队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

加强人大对立法抄工作的组织协调，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健全向下级人大征询立法意见机制，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推进立法精细化。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起草征求人大代表意见制度，增加人大代表列席人大常委会会议人数，发挥人大代表参与起草和修改法律作用。完善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健全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沟通机制，开展立法协商，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在立法协商中的作用，探索建立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专家学者等对立法中涉及的重大利益调整论证咨询机制。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完善法律草案表决程序，对重要条款可以单独表决。

②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什么要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

（1）有法可依来，即建立科学源完备的法律体系是实行依法治国的重要前提。
（2）有利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3）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业的发展。
（4）有利于实现国家的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

③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什么要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

答：抄有法可依，即建立科学完备的法律体系是实行依法治国的重要前提。有利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国家的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

④ 科学立法要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增强法律法规的（ ）

法律制定也称法的创制或立法，是指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或经授权的国家机关版，在法定的职权权范围内，依照程序，制定、补充、修改和废止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认可法律的一项专门性活动。
法律制定有如下特征；
1、法律制定是国家的一项专有活动。只能由有权制定法律或经授权的国家机关来行使，其他任何机关、社会组织、团体和个人都不能行使这项职权。
2、法律制定既包括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进行的法律制定活动，也包括经授权的国家机关进行的法律制定活动。但授权立法要有严格的法律限制和充足的授权理由。
3、法律制定既包括法的创制活动，也包括法的修改、补充、废止以及认可的活动。
4、法律的制定是一种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的活动。为使民意能够正常地表达，多数国家都为立法活动设计了职权范围和程序。
立法体制，它既包括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机关关于立法权限划分的制度，也包括中央国家机关之间及地方各级国家机关之间关于法制制定权限划分的制度。

⑤ 什么是立法机制

立法机制就是就有关立法事宜所建立的制度。

⑥ ，立法冲突的解决机制，也就是办法有哪些，如何完善。

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体现了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问题，是制定《行政强制执行法》必须首先考虑的要素。执行模式不同，整部《行政强制执行法》所体现的立法目的、基本原则、结构安排与体系都将随之变化。因而它历来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属于以法院为主导的模式，行政法学专家应松年教授将其概括为：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力执行为例外。［1］主流观点认为，我国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主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是在总结各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形成的，因此，它既有利于防止行政专横，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又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是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强制执行制度。［2］然而，从实践中反馈回来的情况看，我国这种以法院为主导的强制执行模式的实际运转效果不太理想，表现出该种强制执行模式的诸多缺陷。主要有：不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与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相矛盾；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的执行权划分不清；法律责任不健全，追责机制不完善。［3］［4］
近几年来,我国学者围绕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提出几种不同的改革思路。［5］［6］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是在坚持现行司法主导型执行体制的前提下，适当扩大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权；二是在行政相对人拒绝履行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时，通过行政公诉程序将其提交法院予以审判；三是在维持现行体制的基础上，将审查和执行职能在法院和行政机关之间进行分配，即法院只负责对行政决定合法性等内容的审查，具体执行则完全由行政机关负责；四是主张将行政强制执行权回归行政机关，建立行政机关自力执行的强制执行体制。笔者认为，前三种思路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缺陷，只有第四种思路才是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法》的必然选择。主要理由如下：
1.行政强制执行权属于行政机关是由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决定的
关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属性，我国学术界曾形成三种不同的观点：行政强制执行权属于行政权；行政强制执行权属于司法权；行政强制执行权具有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双重属性。［7］（P114-115）笔者认为，判断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属性，不能仅以一国现行制度为依据，也不应让执行中所实际渗透的其他属性的权力干扰对执行权属性的分析，判定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属性应从执行依据作出时所体现的国家权力的性质及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语境出发。行政强制执行的依据是具体行政行为，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力是行政权力，那么行政强制执行权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力一样，属于行政权。从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语境来看，从我国第一本行政法学统编教材到最近的行政法学论著，学者们都把行政强制执行作为行政行为的重要方式加以论述。既然行政强制执行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意味着行政强制执行权本身是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从根本上讲，行政权是执行权，司法权是判断权。因而把行政强制执行权界定为行政权是符合行政法基本理论的。既然行政强制执行权属于行政权，那么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就只能是行政机关，否则，必然造成行政强制执行性质认识上的矛盾与混乱。
坚持法院也应成为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学者在认定行政强制执行的性质问题上，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法院的行政强制执行，是法院依行政机关的申请所作的执法行为，法院的行政强制执行实质上是行政权中执行权能的体现，是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的延伸和继续；［8］（P184-185）第二种观点认为不能将行政强制执行仅称为行政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依法自行强制执行的，可以称为行政行为，但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经法院审查同意下令强制执行的，它就是司法强制，不应再称为行政行为，应是司法行为；［9］第三种观点认为，人民法院执行行政决定的行为，应属于司法行政强制执行，其主要性质为司法强制执行，次要性质为行政强制执行。［10］仔细分析，这三种观点在理论上都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
第一种观点并没有直接点明法院的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性质还是司法性质。但从其论述来看，我们似乎从中可以推论出法院的行政强制执行也应属于行政性质，因为它与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并没有性质上的区别（是行政权的体现、延伸和继续）。笔者认为，法院对义务人行政义务的强制执行只能是一种司法性质（非诉讼）的行为，不存在法院而为的具有行政性质的强制执行。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相比确有他的高明之处，该观点将两类不同性质的国家机关所为的强制执行行为在性质上作了明确的区分，而且定性准确、到位。但是，这种观点也明显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既然将行政强制执行作为行政行为的一种方式来看待或论述，又如何能将行政强制行为划分为行政性质的行政强制执行和司法性质的行政强制执行呢？可见，这一阐说尽管弥补了前种观点的缺漏，却又给行政强制理论提出了一个新的悖论。［11］第三种观点从矛盾关系原理出发，把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决定的行为定位为司法行政强制执行，克服了把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决定的行为仅仅局限于行政强制执行或司法强制执行的局限，有一定的高明之处，但仔细分析，实际该观点是第二种观点的进一步翻版。既然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决定的行为主要性质为司法强制执行，次要性质是行政强制执行，那么该行为总体上应属于司法行为。这又必然与行政强制执行作为行政行为的一种方式的基本语境相冲突。
2.行政强制执行权属于行政机关也是由司法权的性质决定的
司法的内涵应当是司法机关依法对争议所作的具有法的权威的裁判,其本质是权威裁判。［12］它具有事后性、消极性、最终性的特点。而我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实际上是一种事前审查，即具体行政行为在被法院强制执行前，法院要对其进行合法性审查，我们姑且不谈这种审查的必要性与否，单就这种审查行为的性质而言，它就违反了司法的事后性、消极性、最终性的特点。实际上，我国以法院为主导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是不同于国外的司法主导型模式的，即形似而神不似。比如，在美国，行政机关虽拥有多种间接的执行手段，但当事人不执行行政决定，须强制剥夺当事人的自由与财产时，有关行政机关、检察官等须提起民事或刑事诉讼，由法院审查行政决定是否合法以及行政相对人是否拒绝履行行政处理决定所确定的义务，裁判是否予以执行行政决定。当事人基于行政决定违法以抗辩时，法院才审查行政决定的合法性。这就是所谓的执行诉讼中的司法审查。而当法院裁定应当执行某一行政决定的情况下，其具体执行的任务最终是由司法部下设的一个专门部门来完成。因此，这种合法性审查可以说与一般司法行为一样，都具有事后性、消极性和最终性的特点。从这个角度说，我国诉讼前审查制可以说独具特色，［13］（P89）混淆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
3.行政实体法律关系的不对等决定了行政强制执行权应由行政机关实施
在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行政机关是管理者，行政相对人是被管理者。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这种关系决定了当行政相对人不履行其义务时，行政机关无需借助于法院的力量强制相对人履行义务，而完全可以依靠行政系统的内部力量。这不同于民事法律关系中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时，对方当事人必须借助于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形，这是因为，行政处理由于具有效力先定特权，它的执行方法和私人关系中义务不履行的执行方法不一样。在私人关系中，一方不履行义务时，对方只能请求法院确认义务的存在，并强制他方履行义务。除通过法院外，私人不能有其他强制履行义务的方法。行政处理由于具有效力先定的特权，一旦成立就假定符合法律规定，不需要通过法院确认，当事人不服时，只能通过法定的程序申诉。当事人不履行时，行政机关可以依职权执行，称为强制执行。这是行政处理执行的特点。行政处理具有强制执行力量是由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为了公共利益所作出的决定，如果公民可以拒绝执行，公务将无法实施，国家将成为无政府状态。［14］（P167）但是，若为了进行强制执行而行政机关必须诉诸于司法审判的话，很明显，将会导致......行政陷入诉讼的泥潭，无法保证其效率的后果。［15］（P481）日本学者盐野宏在分析由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合理性时也指出，在进行行政强制执行时必须进行行政上的判断，如果将此任务委托给法院的话，不但浪费时间，而且也存在给法院增加过重负担的问题。因此，从理论上讲，国家权力作为公共权力，其实施强制执行，不属于私法上自力救济的范畴。更重要的是，国家权力本身是为了保持社会秩序而由法律赋予的，在该限度内，权力的行使是基于维护社会秩序及增进社会福祉，因而有其正当性之根据。［16］（P161-162）正是在此意义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行政机关都享有程度不同、范围不一的行政强制执行权，甚至有的国家连法院的行政判决也由行政机关执行。在德国，对于法院的判决，相对人不执行的，可由有关行政机关依据《行政执行法》实施直接的强制执行。因此，无论是从行政法制的理论，还是从世界法制发展的情况看，行政决定由行政机关执行，都是可行的。［17］
4.行政强制执行权应由行政机关来统一行使，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行政机关都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也不意味着具有行政处理决定权的机关就一定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
诚然，执行权是行政机关的固有职权，但是，执行权并不是所有行政机关都具有的职权。在现代法治社会，行政管理领域出现了一种行政决定权与行政强制执行权相分离的趋势。从权力分离的角度，行政决定权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分离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行政权的外部分离，另一种是行政权的内部分离。坚持法院也应成为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学者只看到了行政权的外部分离，即行政决定权属于行政机关，行政强制执行权可属于法院，而忽视了行政权的内部分离，即在统一的行政权内部，行政决定权与行政强制执行权是可以由不同的行政机关来行使的。行政权的外部分离，违背了行政权的本质与运作要求。因为行政权是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要求具有完整性和统一性，而且要求独立性。而行政权的内部分离，则体现了统一、独立的行政权内部不同组成部分的合理分工与相互制约，是高效、公正实现行政权内容的必要形式，也适应了当今世界各国行政管理改革的最新发展趋势。实际上，在现代行政法观念中，行政决定权与执行权也已经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行政权力，前者，是行政机关对社会进行行政管理，维护社会秩序和状态的主要方式和行政手段；后者则成为行政机关在一定条件下，即义务人在法定期满后仍拒不履行义务时才能依法采取的一种特殊手段，或者说是在其他方法使行政义务难以实现时才能采取的‘最后的行政手段'。［18（P32）
行政决定权与行政强制执行权在统一行政权内部的分离则表明，并不是所有的行政机关都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也不是所有具有行政处理决定权的机关就一定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因而它为我国在行政系统内部建立普通行政机关与专门行政机关相结合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提供了基本理论依据。既然行政决定权可以与行政强制执行权分离，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行政系统内部建立一个专门的行政机关来统一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同时，考虑到行政管理任务的专业性、技术性等因素，我们又可以通过法律法规授予具有行政决定权的某些行政机关自己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这样，我们在行政系统内部就可以形成一个以专门行政机关执行为主，普通行政机关执行为辅的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模式。考虑到与我国原有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衔接，在现阶段，这种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模式可以这要设置：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专门行政强制执行机关，负责执行现行行政强制执行中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案件；现有法律法规规定可由普通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的案件，继续由该行政机关执行。
在我国，建立专门行政机关与普通行政机关相结合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不仅有上述理论上的依据，更有现实立法经验的支撑。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第16条的规定，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全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既然行政处罚可以由一个专门的行政机关统一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当然也可以由一个专门的行政机关来统一行使。这样采取专门行政机关与普通行政机关相结合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行政强制执行权被滥用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当然，要切实发挥该种模式的应有作用，还必须对行政机关的执行权限及程序作出严格的规定。
5.我国现行以法院为主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是当时民事强制执行制度影响的结果,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并非是理想的选择
许多学者认为，由法院行使强制执行权可以防止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滥用而损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实际上，我国现行以法院为主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是当时民事强制执行制度影响的结果，它是强制执行权是司法权、法院应统一行使强制执行权这一观念的产物，它既非出于保护公民权益免受行政执行权侵害的初衷，也不是基于对行政权加以控制的考虑，毋宁说，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已。［19］（P85）也就是说，有效扼制行政强制执行的滥用并不是我国事前审查性质的强制执行模式的初衷，如果该种模式却有扼制行政强制执行权滥用作用的话，充其量这也只能是该种模式的副产品。
基于此，与其把行政强制执行权赋予法院，混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界限，降低行政效率，增加控权成本，不如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行政强制执行权的限制，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1）制定统一的《行政强制执行法》，对专门行政机关与普通行政机关的行政强制执行权限作出明确统一规定，从权力的来源上严格控制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滥用。也就是说，对于哪些行政机关有行政强制执行权，哪些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由法律作出严格的限定。一般情况下，法律明确规定由普通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普通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或法律规定由普通行政机关申请专门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由专门行政机关负责强制执行。（2）严格制定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程序，从权力行使过程上控制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滥用。综观各国的行政执行法大多以强制措施的发动程序为标准进行分类建立起基本框架结构，中国将来制定的有关行政强制行为的统一法典亦是一部程序性的法律，应以行为程序为立法主线。对行政权的运作进行控制的最好方法莫过于行政程序。［20］因此，通过制定统一的《行政强制执行法》，授予行政机关行政强制执行权，设定科学合理的执行程序，规范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使。（3）建立对行政强制执行的监督与救济制度。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方式加强对行政强制执行的事后监督，并给予行政相对人多样的救济途径，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⑦ 如何完善立法体制

（一）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
立法是宪法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是新形势下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的应有之义。立法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人大的主导作用应当体现在法律法规的立项、起草、审议、修改、表决等各个环节。《决定》要求，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一是，通过每届任期的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统筹安排。人大常委会在编制立法规划和立法工作计划时，应当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着力通过立法推动落实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加强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领域立法，广泛征求意见，科学论证评估，对各方面提出的立法需求进行通盘考虑、总体设计，增强立法的针对性、及时性和系统性。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应当积极督促、推动有关方面落实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二是，加强和改进法律起草机制。《决定》指出，对涉及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重要法律草案的起草，由全国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参与起草，并建立相应的机制。探索和逐步形成立法机关主导，有关部门参加，专家学者、企事业单位、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共同参与起草法律法规草案的工作机制，有利于使各方面的意见和关切得到充分表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凝聚社会共识，防止部门利益，也有利于加快立法进度、提高立法质量。同时，由有关部门起草的法律草案，全国人大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可以提前参与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对专业性较强的法律，还可以探索委托有关专业单位研究提出方案。三是，努力建设一支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立法工作队伍。《决定》对建设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包括立法工作队伍建设提出了要求。立法是一项政治性、实践性、专业性都很强的工作，高素质的立法工作队伍是党领导人民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力量。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要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高度，切实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下大气力在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等方面加强立法工作队伍建设，完善立法工作人才选拔任用、激励保障等机制，积极推进干部交流，为优秀立法工作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有利制度环境。
《决定》提出，增加有法治实践经验的专职常委比例。这是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职能力建设的重要组织举措，也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的客观要求。《决定》还提出，依法建立健全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立法专家顾问制度。这也是加强立法队伍建设、增强立法能力的重要措施，全国人大组织法对此作了专门规定，第六届、第七届和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曾任命了若干专门委员会的顾问，对专门委员会更好地履行职责发挥了重要作用。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作用，还要增加代表大会审议法律案的次数，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职能，要创新和完善各级人大代表参与立法工作的机制，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
（二）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制度建设
一是，完善行政法规、规章制定程序，完善公民参与政府立法机制。行政法规、规章是保证法律正确实施的重要方面。我国立法法对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权限和程序作了原则性规定，国务院制定了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要按照《决定》要求，不断完善有关程序。要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立法的制度和机制，增强政府立法的公开性、透明性，行政法规和规章草案一般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以适当方式反馈意见采纳情况。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在政府立法中的主导和协调作用，涉及重大意见分歧、达不成一致意见的，要及时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决定。积极探索开展政府立法成本效益分析、社会风险评估、实施情况后评估工作。二是，建立由专门的法制机构组织起草法律法规的工作机制。《决定》提出，重要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由政府法制机构组织起草。起草过程中，应当把握和处理好权力与权利、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既要注意赋予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必要的权力和手段，又要明晰法定责任，防止部门争权推责，加强对行政权力的规范、制约和监督，促使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正确行使权力，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
（三）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
为了防止立法工作中存在的部门利益法制化、地方保护法律化的问题，《决定》提出要明确立法权力边界。法律法规以及规章的起草制定，要严格依照立法法规定的立法原则和立法权限进行，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国家机关的权力和责任。下一步，还要通过立法法的修改。进一步明确不同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国务院部门制定规章，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不得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不得扩大本部门的权力、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还要完善授权立法制度，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事项、范围、期限、被授权机关实施授权决定的方式和应当遵循的原则。
（四）完善立法协调沟通机制
立法涉及权利利益关系的调整，立法过程也是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博弈过程，不同部门、行业、群体都会以不同方式参与和影响立法。因此，必须加强立法协调沟通，理顺各部门、各工作环节之间的关系，及时解决立法中的重大分歧。在法律的立项、起草和审议的各环节，起草单位和立法机关要广泛听取并认真研究各方面的意见。对于立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和部门间分歧意见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牵头起草单位要在深人研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加强与有关方面的协商沟通，共同研究解决，努力取得共识；必要时，由决策机关邀请有关专家或者委托社会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第三方评估，也可以对一些有重大分歧意见的问题，提出若干解决方案，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及时作出决定，不能为部门之间的分歧所掣肘而久拖不决。
（五）加强法律解释工作
《决定》要求，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及时明确法律规定含义和适用法律依据。解释法律是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要职权，也是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保证法律有效实施的重要内容。制定、修改、解释、废止法律，是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的不同形式。法律解释具有针对性强、反应及时、便于操作的特点，可以根据改革要求和法律实施的实际情况，及时对法律规定的含义和适用予以明确，保证重大改革依法有序进行。例如，2014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司法实践中的情况和改革的需要，通过了关于刑法、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7个法律解释，对有关法律适用问题予以明确。法律解释出台后，各方面普遍给予好评，取得了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六）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
立法权限划分是立法体制的核心内容。对立法权限进行划分，明确立法权力边界，目的是为了科学合理地确定立法事项的范围及不同归属，明确各立法主体在立法体制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以及各自制定的法律文件的效力等级。我国宪法、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规定，有关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具体包括：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规定的事项；属于地方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国家专属立法权之外的事项，在法律、行政法规尚未制定的情况下，可以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规。同时，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强制法对地方立法的相关设定权也作了规定。近年来，一些地方提出赋予地方更大的立法权。对此，要总结经验，认真研究。总的精神是，要进一步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地方立法要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在本地区的有效实施，加强对本地区事务的统筹协调，强化执行和执法监管职责，做好面向基层和群众的服务管理，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促进本地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
（七）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
随着各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推进，设区的市在城市建设、市容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普遍有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客观需求。近年来，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多次提出议案、建议，要求增加具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的数量。一些设区的市向国务院提出申请，要求批准为较大的市，享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实际情况是，目前我国除了立法法规定的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己经批准的较大的市以外，还有233个其他设区的市没有地方立法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这就要求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原则，通过修改立法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同时，这项工作政治性强，涉及面广，需要积极稳妥推进。可以考虑在界定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加强立法监督的前提下，有步骤地实施。具体步骤和时间可由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根据所辖设区的市的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其立法工作机构能力等因素确定。

⑧ 如何完善立法机制

发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建立由全国人大相关版专门委员会、常权委会工作委员会组织有关方面参与起草重要法律草案机制，建立健全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立法专家顾问制度。加强立法工作力量，提高立法工作能力。

1、加强人大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

2、更多发挥人大代表参与起草和修改法律的作用，广泛征求代表意见并认真研究采纳。

3、贯彻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精神，开展立法协商。

4、健全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沟通机制，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加强立法宣传工作。

5、健全向地方人大征询立法意见机制，探索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

6、增强立法针对性，推进立法精细化，不断提高立法工作水平。

⑨ 完善以什么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

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
这是几个关键点：
1、坚持宪法的核心地位，通过完内备的法律容推动宪法实施。
2、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立法体制。
3、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立法质量。
4、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推动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⑩ 如何改革与完善我国当前立法体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复（一）抓紧制定《制立法法》。使宪法等所规定的立法权限得以进一步明确、具体。界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范围，国务院的立法范围、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范围。对有关授权立法的问题也作出规定，如作出授权立法的机关、授权立法的内容限制以及授权立法的时限等。
（二）加强立法监督。我国立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大都与缺乏监督或监督不力相关联。各有关机关应充分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改变或撤销”之权，以保证法制协调发展。一方面，完善相关制度，健全有关机构；另一方面，加强监督力量，增加必要的人员，可考虑聘请一些专家学者作顾问，或直接参与审查，提供专家意见。
（三）加强法律、法规的审查清理。
（四）转变立法观念，完善立法技术。立法机关，尤其是法律、法规的起草者应下大力气调查研究，不能借口不了解情况，不熟悉业务而草率立法。应使立的法能够有效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