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卫东法学家

Ⅰ 国内比较知名的法理学家是谁

都是复制的，就别说了

Ⅱ 浙江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委员会

为了促进浙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卓越发展，浙江大学决定将光华法学院作为浙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建设的“特区”。根据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规律与学院特点，在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推行特殊政策，进行改革试点，具体包括：在人事制度方面，光华法学院可以自主决定引进人才标准，提出引进人选，报请学校办理相关聘任手续，学校按相关政策给予待遇保障；在评鉴机制方面，光华法学院参照国内外一流法学院的学术评鉴标准，自行制订教师的职称晋升与硕博士导师资格之评鉴标准及学术期刊标准，并按评鉴标准自主评审院内教师的职称晋升与硕、博士生导师资格，报学校批准；在人才培养方面，光华法学院在符合国家法律、政策的前提下，可以参照学校的指导原则自行制订和实施本科生课程方案，制订研究生招生与培养制度方案。
（一） 教授委员会的成立
为了推进光华法学院的学科发展迈向国际一流水准，2007年4月，浙江大学决定在光华法学院成立教授委员会，聘请王泽鉴、安守廉、刘铁铮、吴志攀、孙笑侠、陈长文、季卫东、张文显、胡建淼、倪明江教授组成光华法学院教授委员会，陈长文教授担任教授委员会主席。2010年1月，根据学校工作安排，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教授接替常务副校长倪明江教授任教授委员会委员。
（二）教授委员会的职权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委员会在学校领导下，根据国家法律与政策，决议学院之学术事务，包括专业与课程设置、教师之聘任与解聘、教师职称之晋升等事项。
举荐光华法学院院长和常务副院长，由浙江大学按学校规定程序任命；经院长提名副院长，教授委员会决议副院长人选，由浙江大学按学校规定程序任命。
（三）教授委员会的设置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委员会由十席委员组成，设置主席一名。
教授委员会委员必须具备人品雅正，在法律学术或实务上具有杰出贡献，同时具备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资格（包括各类特聘和兼职教授等）等条件。
教授委员会每届任期四年。第一届教授委员会，由浙江大学校方依据前项之标准，聘任七名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组成之。所余名额，由教授委员会三名以上委员提名增补，经全体委员过半数同意出任之。第二届教授委员会委员，由前一届委员三人以上提名，全体委员过半数同意出任之。自第三届起之教授委员会委员，由前一届委员三人以上提名，其中新成员不少于二人，全体委员在法学院教授大会上过半数同意出任之。教授委员会主席由三名委员提名，经全体委员过半数同意出任之。主席及委员均可连选连任。
（四）首届教授委员会委员简介（以姓氏笔划为序）
一、王泽鉴
王泽鉴先生1938年生，台湾人。
第一名考取台大法律系，于同校法律研究所期间，以第一名考取台湾教育部公费留学，赴德国海德堡大学深造，半年后转学到慕尼黑大学，师从二十世纪大陆法系最伟大的民法学教授Karl Larenz先生研究民法及法学方法论，1968年获得慕尼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先生任教于台湾大学法律系，曾担任台大法律系系主任及法律研究所所长，创办台大法学论丛，并出版台大法学丛书，前者已有三十余卷，后者多达数百册；开设民法总则、债编、物权、比较民法，民法与特别法等课程。
先生并曾担任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召集人，台湾大学卓越计划委员、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兼职教授。
先生精通德、英、日等数国语言，曾先后在德（柏林自由大学）、英（剑桥大学）、加（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澳（墨尔本大学）等国从事教学及研究工作；出版民法学说及判例研究、民法总则、民法债编、民法物权等法学专著近二十册，并是极少数曾在德国最高水平法学刊物发表过数篇论文的亚洲学者。依据南京大学数据库统计，先生著作之转引率高居华人法学界第一位。先生对我国法学研究水平之提升、研究方法之启发，法学人才之培育与海峡两岸之法学交流等，均可谓贡献至伟，被两岸法学界公推为当代华人法学界第一人。
二、安守廉（William P.Alford）
William P.Alford先生1954年出生，美国人。
先生1970年毕业于阿姆何斯特学院，1972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1974年获耶鲁大学中国研究硕士学位，1975年获耶鲁大学中国历史硕士学位，1977年获哈佛大学法学院JD学位。 现任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长、Henry L. Stimson教授、东亚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兼职教授。
先生研究领域主要为：Chinese Law and Legal History 、Comparative Law 、Human Rights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rnational Trade 。
先生是当代美国著名的中国法专家，并在国际经济法领域有重要的影响。
三、刘铁铮
刘铁铮先生1938年生，河北省人。
政治大学学士、美国南美以美大学硕士、美国犹他大学博士。曾任政治大学法律系主任、法研所所长，兼任许多著名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曾获1981年度法科学术著作奖、1982年度杰出研究奖。曾经担任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现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兼职教授。
先生著作等身，为国际私法领域著名学者之一。
四、吴志攀
吴志攀先生1956年生，天津人。
先生现任北京大学常务副书记，北京大学法律总顾问、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兼职教授；曾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校长助理、副校长、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本科、硕士、博士；并为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与1997年美国艾森豪威尔威尔威尔威尔基金会学者。
先生的社会职务有：教育部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等。
先生为我国金融法专家，其研究于该领域居于领导地位。
五、孙笑侠
孙笑侠先生1963年生，浙江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高访学者。自1992年起，历任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法律系副主任、副书记、系主任、法学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光华法学院院长，现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9），第三届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2002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5），国家“百千万工程”入选人员（2007）
社会职务有：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法学会副会长，浙江省法理学与法史学研究会会长…等。
先生为我国法理学、公法学专家，其研究于该领域居于领先地位。
六、陈长文
陈长文先生1944年生，福建人。
先生于1967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1969年获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法学硕士、1970年获美国哈佛大学法学硕士、197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S.J.D）。现任浙江大学客座教授、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委员会主席、南京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台湾政治大学法学院兼任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讲座。
先生曾任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海基会）副董事长兼首任秘书长，多次代表海基会参与两岸事务会谈。
社会职务有：理律法律事务所执行长兼执行合伙人（注释：理律法律事务所于1940年代原创办于上海市，于1940年代末迁至台北，现为亚洲最具规模之一，并为华人世界中规模最大的法律事务所，该所拥有超过六百位以上的法律、金融及科技专业人士）、台湾红十字会总会会长、台湾国际法学会理事长、财团法人台北欧洲学校董事长、财团法人理律文教基金会董事等。
先生于法律实务界之成就，着称于华人世界，并专精于超国界法律及法律伦理之研究。著有《财经法律与企业经营-兼述两岸相关财经法律问题》、《企业家跨国财经法》、《认识超国界法律》、《法律人，你为什么不争气》等，并曾于国内外著名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七、季卫东
季卫东先生1957生，江西人。
先生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1993年获得京都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日本神户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兼职教授。
先生曾经被遴选为社会学国际协会法社会学研究委员会（RCSL）指定理事；现任日本法社会学会（JASL）理事、亚洲太平洋论坛（淡路会议）研究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CIDEG委员、专业期刊《法社会学》（意大利）学术编委、综合性思想期刊《二十一世纪》（香港）执行编委。自2006年起兼任国际高等研究所（IIAS）研究员。先生法学造诣精湛，被公认为改革开放后于日本取得最高成就的法学学者，深受日本法学界敬重。
先生为法社会学、比较法学专家，其研究于该领域居于领导地位。
八、张文显
张文显先生1951年生，河南人。
先生1982年获吉林大学法学硕士学位，2000年获吉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83年至85年于美国哥仑比亚大学法学院研修，1989年至1990年于美国华盛顿大学研修。现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兼职教授。
先生1985年至1993先后任吉林大学法律系副主任、法学院副院长、院长。1994年1月起任吉林大学副校长、校党委常委、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2002年任吉林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担任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社会职务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及法学部主任，教育部学科发展与专业设置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等。
先生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是法理学、当代西方法哲学、法律社会学和法律政治学，尤其在法理学与当代西方法哲学领域居于领导地位。
九、胡建淼
胡建淼先生1957年生，浙江人。
先生1982年毕业于原杭州大学哲学系， 1989年获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现为浙江工商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社会职务有：教育部法学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比较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学会副会长、国际东亚行政法研究会理事、司法部（中国）法制日报社法学专家顾问、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
先生于1995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首届)，1997年入选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培养人员、兼任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先生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是行政法学，在行政法学领域居领导地位。
十、罗卫东
罗卫东先生1963年8月生，浙江淳安人，民盟盟员。
先生1982年8月参加工作， 2004年4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外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研究生学历，教授，现任浙江大学副校长。
1978年10月至1982年7月杭州大学经济系本科学习，1982年7月至1993年12月杭州大学经济系教师，期间1989年7月在职硕士研究生毕业。1994年1月至1997年1月任杭州大学科研二处副处长，期间1994年7月至1995年5月日本静冈大学国际关系学部客座研究员，1997年1月任杭州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处长，1997年10月晋升教授，1998年12月任浙江大学人文社科处（部）处（部）长，2004年4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外国哲学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毕业，2008年3月任浙江大学校长助理兼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2009年12月任浙江大学副校长。
浙江省政协委员
先生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是经济学
（五）教授委员会秘书简介
谢英士
谢英士先生1962年生，台湾人。东海大学法律学士、中正大学法律研究所硕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曾任记者、公证人、开业律师、台湾理律法律事务所资深律师、高雄律师公会理事、高雄21世纪都市发展协会理事、台湾国际法学会理事、北京律盟知识产权公司副总经理、台湾环境品质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台湾红十字总会顾问。
赵 骏
赵骏，男，籍贯浙江杭州，1978年9月出生，200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获国际经济法学士学位，2003年获美国哈佛大学法学硕士学位，2006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律博士学位。
2003年9月至2004年5月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东亚法律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2006年9月至2009年4月，分别在Mintz Levin Cohn Ferris Glovsky and Popeo P.C. (Mintz Levin 律师事务所)和Kirkland & Ellis International LLP (凯易国际律师事务所)做律师。2009年9月至今，在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任教，主要从事国际经济法、国际商法、商法的研究与教学。

Ⅲ 法理学的著名著作有那些啊

大陆法理学名著有：
1、蔡定剑：国外议会及其立法程序；2、曾宪义：西方法律思想史；3、程燎原、江山 ：法治与政治权威；4、邓正来：法律与立法二元观 哈耶克法律理论的研究；5、邓正来：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6、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7、付立庆：法治的声音；8、高鸿钧等：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9、龚祥瑞：西方国家司法制度；10、谷春德：西方法律思想史；11、韩大元：比较宪法学；12、何勤华：英国法律发达史；13、贺卫方：法边馀墨；14、贺卫方：具体法治；15、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16、贺卫方：运送正义的方式；17、黄鸣鹤：法治的罗马城；17、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18、蒋恩慈：西方法学家生平与学说评价；19、蒋先福：契约文明：法治文明的源与流；20、孔庆明：法哲学新论；21、李步云：人权法学；22、李龙：良法论；23、李龙：西方法学名著提要；24、梁治平：法辨；25、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增订本)；25、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26、梁治平自选集；26、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27、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28、刘星：法律的隐喻；29、刘星：法学作业——寻找与回忆；30、刘星：西方法学初步。

Ⅳ 新自然法学是以下哪一位法学家的重要观点

第一节 多重视角的法律观
站在不同的角度，人们对“法律是什么”的理解和认识是多种多样的。古今中外，人们对法律多角度的观察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法律观。
一、立法者立场的法律观
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1）命令说。这一理论始于法国人博丹。博丹创立了主权学说，为法律命令说奠定了理论基础。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霍布斯认为，法律“对于每一个臣民说来就是国家以语言、文字或其他充分的意志表示命令他用来区别是非的法规。”功利主义法学的边沁说，法律是国家行使权利处罚犯罪的恐吓性命令。分析法学派的奥斯丁则将法律当成主权者的命令，“法律是一种要求个人或群体必须这样或那样的命令……法律和其他命令被认为是优势者宣布的，而且约束或责成劣势者。”奥氏还用命令、义务和权利三个术语来解释法律的概念。（2）权力（强制）说，即将法律作为权力或强制的表现。如中国古代法家商鞅：“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韩非说：“法者，编著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3）意志论。古代社会人们认为法自神或上帝出，法乃神意的体现。近代以来，法律往往被认为是人（立法者）意志的体现。如自然法学派卢梭认为，法律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在签定社会契约时，人们让渡全部自然权利，交给主权者群体。而人民主权就意味着执行公意，公意的所有表现形式是经由多数决策的方式达致的。因此，法律即公意的体现。（4）规则（规范）说。如中国古代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说：“法者，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中世纪西方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说：“法是人们赖以导致某些行动和不作其他一切行动的行为准则或尺度。”现代西方分析实证法学派更是明确将法律当作规则或规范。如纯粹法学派凯尔森认为法律是人们行为的强制性规范秩序。英国新分析法学派哈特认为法律是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的结合。主要规则设制义务，次要规则规定权利。
二、司法者立场的法律观
跟立法者立场的法律观适成对照的是司法者立场的法律观。这种法律观流行于具有判例法传统的英美法系国家。正如著名的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所说：“英国法基本上是一种判例法（case law）；它的规范基本上应到英国各高级法院所做判决的判决理由（ratio decidendi）中去寻找”，相应地，“英国的legal rule是针对具体案件的，是在审理这个案件时为了解决这个案件而提出来的。”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司法者立场的法律观在英美国家一直占据支配地位。以致英国法学家边沁试图改革英国法制，但收效甚微。司法者视角的法律观，择其要者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所说：“我所说的法律，是指法院事实上将做什么的预言，而绝不是其他什么空话。”美国法学家格雷说：“法只是指法院在其判决中所规定的东西，法规、判例、专家意见、习惯和道德只是法的渊源。当法院做出判决时，真正的法才被创造出来。”这种法律观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美国的现实主义法学。以致于法律径直被视为法院所做的判决。如美国法学家卢埃林说：“法不是本本上的官方律令，法存在于官员或平民的实际活动中，特别是存在于法官的审判活动中。官员关于争端所做的就是法律。法学家弗兰克说：“就任何具体情况而言，法或者是实际的法，即关于这一情况的一个过去的判决；或者是大概的法，即关于一个未来判决的预测。”当今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也持司法视角的法律观。德氏认为法律具有解释性质，法律在解释中得以完成。法律是一种阐释性概念。由于西方国家所谓的法律解释纯然是一种司法活动，并不存在像我们国家那样的立法解释。因此德沃金的法律观是一种典型的司法视角的观点。
三、社会学视角的法律观
社会法学派的出现，是二十世纪西方法学领域最重大的事件。这给法律的概念又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察视角。社会法学将科学方法运用于法学，主张将法律置于社会当中，通过法律在社会中的实际运作，结合法律与社会事实的关系来认识和理解法律。社会法学侧重从法的社会基础、社会作用及具体效果诸方面来界定法律的概念。这对西方传统的法律观构成一种严峻的智识挑战。如美国法学家庞德认为，法律是一项“社会工程”，是依照在司法和行政过程中运用权威律令来实施的高度专门化的社会控制形式。目的在于以最小限度的牺牲尽可能满足全人类的需要。由此庞德还进一步分析了法律的结构，提出了律令-技术-理想这一法的模式理论。奥地利法学家埃利希明确主张法律发展的重心在社会本身而不在国家。因此他反对传统的法律的概念，第一，法律由国家所创立；第二，法律是法院或其他审判机关判决的基础；第三，法律强制是判决发生效力的基础。埃利希进而把法律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制定的法律；另一类是社会秩序本身。法律作为社会秩序本身，埃利希称之为“活法”。埃利希认为法律是国家制定的这种传统的法律概念实际上只不过是法律的一小部分。因而他强调对“活法”的研究。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派卢埃林曾依照庞德关于“书本上的法律（law in book）”和“行动中的法律（law in action）”之分的观点，区分了“纸面规则”和“实在规则”。并认为真正的法是后者，因此提出“官员们关于争端做出的就是法”。德国法学家赫克等为代表的利益法学认为，法律起源于利益的冲突、矛盾和斗争。法律规范构成于立法者为解决种种利益冲突而制定的原则或原理。在司法裁判中，法官必须确定立法者通过特定的法律规则所旨在保护的利益。当今美国行为主义法学派布莱克认为：“法律存在于可以观察到的行为中，而非存在于规则中”。当今西方法人类学家还提出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这种法律观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影响到我国法学界，表现为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理论探讨。
四、伦理学意义上的法律观
法律、道德与宗教是人类社会控制的三种主要手段。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法哲学层面上表现为应然法（自然法）与实在法（制定法）的关系。这也是长期以来西方法学史上一个基本问题。从伦理学视角去看待法律，在西方有久远的历史渊源。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即认为法律“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制度。”罗马法学家杰尔苏将法定义为“善良和公正的艺术”。中世纪神学家阿奎那则认为，暴戾的法律既然不以健全的论断为依据，严格地和真正地说来就根本不是法律，而毋宁可说是法律的一种滥用。所以法律是否有效，取决于它的正义性。17、18世纪古典自然法学家认为，自然法是人的理性的体现，是正义的体现。自然法先于并高于实在法而存在，国家制定的实在法必须符合自然法才是真正的法。因而法律是正当理性的命令。可见自然法学派的法律观从本质上乃是一些道德标准和要求。而德国古典法哲学强调法与自由的内在联系。法是作为理念的自由，是普遍的自由法则。20世纪新自然法学派依然坚持法律与道德不可分离，法律具有道德性。因此纳粹德国制定的违反人道的法律根本就不是法。总之，伦理学视角的法律观贯穿于整个西方法学史。这表现为西方自然法与实在法二元论法的独特思维模式。这也是造成法（主观法）与法律（客观法）相区分、法与自由、正义与权利密不可分的内在原因。与此相反，西方分析法学坚持法律和道德相分离，主张“恶法亦法”，而将“作为正义的法”等同于“作为立法者意志的法律”。进而从本质上，跟自然法学相反，将法律归结为人的意志的体现。在西方法理学中，理性论与意志论构成两种相对立的法律观。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也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但是它所讨论的主题与西方不同，它并不侧重于法律和道德在本体意义上的关联，而注重于二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地位。中国古代的儒法之争只是法律和道德那一种更加适合于作为统治的工具。儒家的主张最终占据上风。伦理法构成儒家法律思想的基本精髓，德礼优于刑政。由此中国古代法从属于礼。不仅法律的制定受伦理原则的支配，而且司法裁判也渗透者德礼的理念。这造成中国古代法律缺乏独立的品格，沦为君主意志的统治工具。因此，中国古代法是一种典型的“伦理法”。
第二节 法律的基本特征与法律思维方式
一、法律的基本特征
长期以来，法理学界通常把法律的基本特征表述为：法律作为不同于道德、宗教等其他社会现象的社会规范，具有规范性、国家意志性、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内容和强制性等属性。这种观点的根据有二：一是从法律概念层面上，上述法律特征的出发点与运作中心是国家和政府；二是从法律运行层面上，上述法律特征的界定暗含着一种自上而下的法律运行模式。上述归纳的缺陷在于，将观察对象局限于国家法。这是一种立法视角的法律观的产物。尽管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律的属性，但是它仅仅是从一种角度所作的归纳，而忽略了其他的角度和方面。跟现代法治相对应的法律的基本特征在于：
第一，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具有普遍性、确定性、客观性等规范属性。
社会规范的种类很多。包括道德规范、宗教规范、风俗礼仪、规章纪律和乡规民约等。法律只不过是社会规范中的一种。将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相区别的地方在于，法律是通过对人的行为的规范作用来调整社会关系，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因而法律并不涉入对人的思想的调整。而道德规范是通过思想控制来规范社会关系，习惯是通过社会思想观念来调整社会关系。马克思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因而法律是经由规范和调整人的行为而发生作用的。
法律作为调整行为的社会规范，具有规范性。这具体表现为：(1)普遍性。不同于那种个别性调整，法律本身即预设了规则（规范）的存在，而规范（norm）这一术语源出于拉丁文norma一词，它意指规则、标准或尺度。所以法律具有一般性、抽象性、概括性。它针对的是不特定的人或事，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因而可以反复加以适用。从法律效力层面上，法律表现为在时间、空间、对人及对事等方面具有普遍约束力。从深层次上看，这种反复适用和普遍被遵守的法律具有内在普适的道德性。这也是西方法律往往跟公平、正义、权利等相联系的重要原因。法律的这种普遍性甚至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当今法律移植和法律全球化、统一化之所以可能，即在于此。(2)确定性。法律是对以往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确认，并以法律规则为主要构成要素。而法律规则又具有较高的明确性、具体性和确定性。在此意义上，法律是社会中一种较为保守的力量。司法过程端赖于法律规则那种严格的形式逻辑进行法律推理，由此保证裁判结果的确定性。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广泛的立法活动和法学研究中实证分析法学的兴起都促使人们对法律确定性的追求。法律的确定性构成现代法治的重要基础之一。(3)客观性、合理性。现代法治的另一根基在于法律是接受理性指导、符合一定理性原则和社会规律的规则，具有消除和限制人的恣意行为的功能，因而现代法律具有一定的客观属性。德国著名的思想家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要求法律可以理性地算计，西方法律由此表现为一种形式合理性。法律的功能即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能够大致确定的行为预期，从而便利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交往。法律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即源于人们行为关系中的合目的性、可预期性，由此限制和消除人类行为的盲目性、无意识和非理性。在司法过程中，法律的客观性具体表现为法律解释的客观性，表现为对法律解释唯一正确解释的探求。现代法治理论之根基端在于此。因为法治乃规则之治，是用客观的外部规则限制人的主观恣意。
第二，法律是出自于国家并植根于社会基础上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规范。
这是从法律的本体来源进行的界定。法社会学与法人类学研究表明，法律是多元的，既来自于国家，也出自于社会。就前者而言，法律通常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行为规范。有人认为，制定、认可和解释是法律创制的三种主要方式。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法律解释本来是一种典型的司法活动，应该归属于司法的范畴。但是将法律等同于立法的法律观在我国极为盛行，而立法概念的外延往往又被扩及容纳解释法律。这是上述观点的内在逻辑。事实上，法律创制的主要方式是国家制定和认可。制定是通过立法活动产生法律规范，而认可则是国家对既有社会规则予以承认并赋予其法律效力。这通常通过下列方式进行认可：一是赋予某些道德、宗教、风俗习惯和礼仪等社会规范以法律效力；二是承认、签定或加入国际条约，认可国际法规范使之在国内产生法律拘束力；三是在具体案件中通过司法裁判形成某种规则和原则并使之具有法律约束力。法律解释不是法律创制的方式。
第三，法律具有功能上的强制性和本体上的正当性。
强制性是之将强权、压制、强迫和制裁作为法律的标志和特征。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过程中，随着国家在立法、司法活动中地位的提高甚至于达到垄断，法律的强制观念渐趋凸显。这一观念在西方法学史上经历了由法国人博丹到英国的霍布斯最终到分析法学派奥斯丁的学说发展。强制论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在法律基本模式上，视法律为主权者的命令。在权利和权力关系中，视统治者权力至上。自20世纪以来，西方法理学各派不约而同表现出淡化乃至消解传统的强制性观念，即在承认某些境遇中法律的实施有赖于“强制力”作为后盾，但取消“强制力”在法律概念理论中基本特征的地位。这标志着当今西方法理学在法律概念本体论层面上的变革。
第四，法律是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规范。
20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法学界明确将权利和义务概括为法学的基本范畴。权利和义务确实是表征法律进而使之区别于道德、宗教、习惯和纪律等其他社会调控方式的决定性因素。权利和义务构成了法律的基本内容，贯穿于法律的一切部门，贯穿于法律运行的全部过程，并且全面表征和体现法律的价值。在西方法学史上，法律与权利有十分久远的历史文化渊源。拉丁文jus同时具有权利、法律和正当几种含义。主体法律上的权利往往称为主观法（权利）。从法哲学上，当法律规则设定权利和义务时，亦即当法律用于表示立法者意志时，法律规则所设定的行为体现出的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立法者“意志”。在这里，规定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则所表达的是：某个人“应当”以一定方式行为而不意味着任何人真正“要”他那样行为。从此意义上，法律属于“应然”的范畴，而不属于“实然”的范畴。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础上的实证主义法学中，权利和义务具有法定性和可量化性。法律通过规则或规范以授权、命令或禁止的形式规定权利和义务，调整人们的行为，进而调节一定的社会关系。当然，按照唯物论，一切社会关系的背后无不包含某种利益。法律调整社会关系正是将各种社会关系所体现的社会利益，以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是从法律作为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机制进一步派生出的特征。
二、法律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在对法律的概念有个初步认识的基础上，再来探讨法律人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对于以法学为业的学生而言，培养和形成专业法律思维是今后从事法律职业的关键一环。
所谓法律思维，是指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形成的，通过专门的法律语言（法言法语）进行分析、判断、推理、论证和解释等活动的一种职业过程。而法律思维方式就是运用法律思维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定式和思维习惯。在人类长期频繁、反复的法律职业活动中逐渐会形成特定的思维，这种思维一旦形成，便保持和延续下去，并以特有的思维定式依附于法律共同体。因此法律思维方式伴随着法律的职业化而出现，同时也是法律职业成熟的标志。日本学者田中成明将法律思维方式的特征概括为教义学的性质、过去导向性、个别性、结论的一刀两断性及其推论的原理性、统一性、类型性和一般性。季卫东先生将其概括为：一切依法办事的卫道精神、“兼听则明”的长处和以三断论推理为基础这三个方面。还有学者认为法律思维是一种重形式正义、重程序、重形式意义的合法性思维。总结各种观点，法律思维方式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法律思维方式是一种规范性思维方式，即把一切社会问题都尽量按照普遍性的形式规则和法律程序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来调处。法律思维方式是一种运用法律语言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的活动。法律语言不同于一般大众语言，它具有一套独特的概念和术语，即法言法语。一般说来，法律语言用词较为准确、表达力求平实、简练和明了。语词运用注重规范和统一，强调语义的相对稳定性。如果一个社会崇尚法治，那么法律语言就会成为广受推崇的语言，几乎可以成为普通语言。托克维尔说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迟早要变成法律问题。当今中国法治建设就应当培育法治的公共话语，让全社会接受法治观念、意识、精神及思维逻辑。确立法律至上和权威性的观念。法律家首先应当能够运用法律语言进行思考、表达和处理问题。
其次，法律思维方式是一种程序化的思维方式。法律活动并不单纯以实体公正为唯一目标。而且追求程序正义或形式正义。对某些疑难案件来说，“实体公正总是招致无穷无尽的争论”。因而法治只能维护有限度的正义。而程序是一种相对自治的、在国家设定的严格制度的空间里进行运作。正如季卫东所说：“法的推论是实践性议论的高度制度化和形式化的特殊类型。法的推论是在一定的组织、制度和程序里进行的，必须严格遵守证据和辩论的规则；其论证技术也经过特殊的训练，侧重于寻求公平而合理的决定的适当理由。”这一点从根本上来自于法律活动（特别是司法活动）的性质即被动性、中立性、公正性、公开性和裁断性等。因此，程序化的思维也是实现法官忠诚于法律的重要一维。正是在程序化和制度化的空间里，法律的客观性的理性价值才得到充分的体现，恣意因素得以摈除到最小化。
再次，法律思维方式遵循一套严格缜密的逻辑。思维均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和规律进行的。法律家的思维方式一般来讲是坚持三段论推理方法。解释学上使用的一个基本概念是subsumption即涵摄或归摄，指将待决案件事实置诸法律规范构成要件之下，以获得特定结论的一种逻辑思维过程。亦即将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以获得判决的过程。由此将法律规范与事实、普遍与特殊、过去与将来的缝隙织补起来。因此法律思维专业逻辑不同于其他政治思维、道德思维及大众思维的逻辑。法律思维逻辑在严格的制度和程序空间里表现出高超的形式理性与技术理性。现代法治理念的精髓即在于此。相比之下，其他思维逻辑具有明显的情绪化和情感性趋向。
最后，法律思维方式所追求的结论只能是尽可能的令人接受，而不可能达到绝对必然的“真”。因此注重对做出的决定出具正当化的理由以保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令人信服。在审判活动中这表现为确定性和单一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用来判断事实只能做出是或否的判断，而不能做非此即彼的判断。在陈述许多问题时，只作客观描述而不带价值评判。法律家只能根据符合设定的程序构件的当事人的主张和举证重构案件的事实。不能大胆设想而只能小心求证。在此基础上做出决断。并且做出的结论是明朗的、非此即彼的，而不能是“和稀泥”、“各打五十”，尽管有时候其妥当与否还有待探讨。法律思维不同于政治和行政思维，后者具有“权衡”、“妥协”的特点。正因如此，法律思维方式要求具备一套高超的证据学和法律解释学的原理和技术，在司法过程中要求法官给出充分的判决理由。
三、法学教育与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
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是法学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正如柯克所说：法律是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无独有偶，美国法官波斯纳亦将法律作为一种实践理性，他认为实践理性是一个“杂货袋”，其中包括轶事、内省、想象、常识、移情、非难动机、说话者的权威性、隐喻、类比等等。总之，这是一门职业性很强的活动。但是中国历来没有形成真正的法律家，法官从未形成一种专门的职业。历来的传统是“县令兼理司法”，法官与行政官员身份合一。现今中国司法依然被严重行政化。法院往往被视为体系严密的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司法的职业化程度与专业化程度甚低。具有成熟的法律思维方式的真正法律家职业共同体尚未形成。
培育中国的法律家阶层，无疑是实现法治的重要一环。这不仅需要科学地对待法律家，给予其更多的理解与尊重，为形成中的法律职业共同体营造健康的社会环境。更重要的是，这也对中国法学

Ⅳ 中国最著名的法理学家有哪些

付子堂 葛洪义 郭道晖 郝铁川 贺卫方 李步云 李林 李龙 刘瀚

刘作翔 吕世伦 沈宗版灵 石泰峰权 舒国滢 孙国华 孙笑侠 王晨光 谢 晖

信春鹰 张文显 朱景文 卓泽渊

季卫东 朱苏力 梁治平 张志铭 夏勇 郑成良 邓正来 刘星 江山 高其才

周旺生

1.周旺生
2.孙国华
3.季卫东
4.付子堂
5.葛洪义

Ⅵ 季卫东的主要著作

《现代中国的法制变迁》（东京∶日本评论社，2001年）
《宪政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增补本，年）
《中国审判的构图》（东京：有斐阁，2004年）
《正义思考的轨迹》（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
《秩序与浑沌的临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
《现代中国法制变迁的多元景观》（单著，东京：日本评论社，即将出版）
《法治秩序的建构》（单著，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超近代的法--中国法律秩序的深层结构》（单著，京都：米内尔瓦书房，1999年）
《让正义遍及世界--法律教育、律师业务以及共同体》（合著，美国佛蒙特：阿什葛特有限出版公司，1999年）
《中国的人权与法》（合著，东京：明石书店，1998年）
《多维的法文化》（合著，京都：晃洋书房，1998年）
《最新教科书·现代中国》（合著，东京：柏书房，1998年）
《何谓亚洲价值》（合著，东京：TBS不列颠网络全书出版社，1998年）
《研究开国》（合著，东京：富士通书籍社，1997年）
《现代中国的人权保障》（合著，东京：信山社，1996年）
《亚洲法的环境》（合著，东京：成文堂，1994年）
《现代法社会学入门》（合著，京都：法律文化社，1994年）
《当代法学名著译丛》（合编，已经刊行9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
《非西方各国的法社会学》（合著，西班牙欧尼阿逖：法社会学国际研究所，1993年）
《中国的开发与法》（合著，东京：亚洲经济研究所，1992年）
。。。。。。

Ⅶ 季卫东的个人简介

季卫东，1957年出生于南昌市。1983年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毕业后留学日本，获京都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90年就任神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1996 年升任教授，2009年接受“神户大学名誉教授”称号。自2008年9月起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凯原讲席教授兼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社会学和比较法学。
曾任或现任的国际学术兼职有：社会学国际协会法社会学研究委员会（RCSL）指定理事、日本国际民商事中心学术委员、关西民商事法研究会理事、日本法社会学理事、亚洲太平洋论坛（淡路会议）学术委员会委员、日本文科省 21世纪重点学科研究据点“神户大学市场化社会动态法学研究中心”基础研究部门理论组负责人、日本国际高等研究所（IIAS）企画委员、东京财团比较制度研究所（VCASI）研究员等。除此之外，还曾经担任过《国际法社会学杂志》(英国)的编 委，现任《法社会学》(日本)审查委员、《法社会学》(意大利)学术编委。
国内的兼职主要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浙江大学法学院研究员或客座教授，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学术编辑委员、《二十一世纪》执行编辑。

Ⅷ 法律硕士（非法学）复旦、交大、上财、华政这四所学校难易度排名是怎样的

论法学实力，华政第一，交大次之，复旦又次之，上财最后。复旦法学院不知何故近年来呈衰败之态势，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前不久孙笑侠教授接管交大法学院，不知会有革故鼎新之举措，复旦法学院是否振兴仍待观望。相反，交大法学院在一批法学权威郑成良叶必丰季卫东等人的带领和巨大的资金投入下，招兵买马，招贤纳士，蒸蒸日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数十年来发展最快的法学院，排名已经超过复旦，直逼华政。其实交大与华政相比，正如迪拜与中国，前者弹丸之地，人口数百万而已，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十三亿之众，从总体实力如GDP总量来看，当然是中国有压倒性优势，但是从人均GDP来看，显然是迪拜更胜一筹，传统政法院校一般都是拥有最庞大的法学家群体，尽管参差不齐，但是总体实力肯定不容小觑。
至于考研难度，应该是复旦最大，华政次之，交大又次之，财大没去了解过。考研难度之大小不仅与该学校在该学科实力大小有关系，还与学校整体名气有关。复旦作为江南第一学府，考研难度当然居于榜首。尤其是对于以后不从事学术工作的同学而言，法律硕士应该更注重学校的名气与牌子。
总体来说，推荐交大法学院，这个学院对学生十分重视，学术资源非常丰富（经常有国际上知名学者来此讲学），校园环境更加舒适，性价比最高，特别推荐。

Ⅸ 季卫东的主要论文

一、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6篇，
1《系统论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应 用及其局限》（1987年第1期）
2《法律程序的意义》（1993年第1期）
3《法律职业的定位——日本改造权力结构的实践》（1994年第2期）
4《面 向二十一世纪的法与社会》（1996年第3期）
5《合宪性审查与司法权的强化》（2002年第2期）
6《司法独立与程序的价值》（英文版2002年第2 期）
二、其他论文
1.从边缘到中心：二十世纪美国的“法与社会”研究运动，《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2期（总第4期），2000年。
2.主权的双重结构--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2月号
3.作为物语的物权--二十世纪中国的财产法的变迁《神户法学杂志》（日本）第49卷 第3·4号（即将刊行）
4.现代、超现代（hyper-modern）以及复杂的中国法--解读历史画卷中的隐秘《创文》（日本）1999年12月号
5.亚洲价值与道义外交《世界》（日本）1999年10月号
6.中国宪法改革的途径与财产权问题《当代中国研究》（美国）第66号（1999年）
7.东亚地区的过剩防卫循环圈与话语的作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资料丛刊》第1号（1998年）
8.中国：通过法治迈向民主《战略与管理》1998年8月号
9.宪政的复权《二十一世纪》（香港）1998年6月号
10.中国共产党与民主中国的建设《世界》1997年11月号
11.宪法的妥协性--对联邦主义及社会整合的一点看法《当代中国研究》第55号（1996年）
12.关系网络中的权力与人民，Law and Society Review（美国）第29卷第3号
13.中国审判中的实证规范与个人意思《神户法学杂志》第48卷第1号
14.相互性的法及其执行--中国民商事制度建设的理论问题《神户法学杂志》第46卷第4号
15.中国市场秩序中的关系与法律《比较法学》（日本）第30卷第2号
16.中国人的“厌讼”与“健讼”《大阪经济法律大学法学研究所纪要》（日本）第18号
17.中国的法律专业主义与国际经济法务《法社会学杂志》（意大利）1993年第2期
18.法治与选择《中外法学》1993年第5期
19.涉外实务的法律继受机制（1）-（3）《民商法杂志》（日本）第105卷第5号、第106卷第1号、第3号
20.调解制度的法律发展机制（1）-（3）《民商法杂志》第102卷第6号、第103卷第1号、第2号
21.法律试行的法律反思机制（1）-（3）《民商法杂志》第101卷第2号、第3号、第4号
22.中国法文化的变迁及其内在矛盾《法理论》（德国）第12卷
23.法社会学在中国--概观与展望《法与社会评论》第23卷第5号，外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