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与法治优劣
⑴ 法治与仁治的利弊
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
法治，顾名思义为用法律去治理国家。人治，同样可以理解为用人去治理国家。
法律是谁制定的呢?是人制定的。法律通过谁去执行呢？是通过人去执行。没有人能制定法律吗？没有人法律怎样运作？
我们国家、省、市有一大批人在制定法律，我们国家、省、市、县、乡、村有一大批人在执行法律。如果没有制定法律的一大批人，法律能制定吗？如果没有执行法律的一大批人，法律能执行吗？法律不可以从天上掉下来，法律可以自己去执法吗？制定法律还会有与社会发展相适应问题，如果社会发展急需某法律，可这部法律就是制定不出来，法律怎么办？法律为适应社会还会有不断完善、修改的问题，如果某法律迟迟得不到完善、修改，法律怎么办？制定的法律有优劣之分，如果制定出的法律问题多多，难以操作，法律怎么办？法律制定出来还会有执行的问题，如果大家都不执行法律怎么办？从目前看，我国的法律不可谓不多，但执行得怎么样呢?现实告诉我们违法的现象比比皆是、无处不在。法律规定不能做得做了是违法，法律规定应该做得没有做同样是违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目前还有没违法的单位和个人吗？法律起到它应该起的作用了吗?为什么？
法律是由人制定的，法律依靠人去执行。好人制定好的法律，好的法律靠好人去执行。没有好的人制定不出好的法律，好的法律没有好的人去执行等于空。这是人类共同的规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你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
有好的人，才好的法律。没有好的人，再好的法律也是空。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了：“徒法不能以自行。”所以说人和法律的关系是主次关系、有无关系。人和法律相比人是主要的，法律是次要的。没有好人就没有好的法律，没有好人就无法执行好法律。
现在有许多人一提到人治就不理解，有的人还感到愤怒，特别是面对一些社会现象时更是怒火中烧，好像什么坏事都是搞人治搞出来的。其实他们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事都是人做的，最终解决问题的还得靠人，而不是其他。
中国历代的帝王将相大都坚持人治，之所以这样，就是他们认识到了法治的后面还有人，法治是靠人去实现的。如果不把人治好，孤立的只讲法治是没有意义的，同时也是危险的，只有把人治好了，法治才具有意义。
其实西方国家同中国的情形相同，其本质都是人治。为什么我们没有意识到呢？是因为他们的法治披上了神的外衣。看似不是人治，说到底，神不是人造的吗?那还不是人治吗？也可以说，人造了神，人通过神去治人。中国没有神治是因为历代的统治者大都不相信神能治理国家，所以才用人治。西方有神，靠神治理，（据说美国宪法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说美国是神治理下的国家）神又是人造的，最后还不是人治？只不过是拐了个弯罢了，其实中西最终都是人治。
最后，所谓孤立的法治是不存在的，法治好比一个小推车，人不推，小推车是不会自己走的。所以说，没有人治就没有法治，古今中外同是一样，法治的根本是人治！
⑵ 道德和法律对国家和社会治理各有什么优缺点
谈谈道德和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
没有法律是不行的。没有法律的约束，这世界和各个社会不知道要乱成什么样子了。谁的法律维护谁的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置身于社会的任何一个人，是无法摆脱法律而生存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场主体都得遵循统一的规则或制度，在这种高度规则化的社会里，“法制手段”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我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这意味着，从个体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到丰功伟业之创造，均离不开一定的法律知识或法律技能。中国的地理条件，文化，伦理道德，就形成了中国的国家的性质。不能与其它国家等同！因此，法律在国家中的作用也是不同的。道德是发展先进文化，构成人类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调节人们之间和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道德总是扬善抑恶的。道德与法律不同，它是依据社会舆论、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来判断一个人的品质，主要依靠人们自觉的内心观念来维持。人都是社会中的人，离开社会，人就无法生存。人一出生，便生活在家庭和社会里，便和别人发生这种或那种联系。“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句话，就说明了个人如果离开别人帮助就无法成长和生存。人来到世界上，总要和别人发生关系。在家里要处理好与父母、兄弟、姐妹及夫妻的关系，在学校要处理好和老师、同学、工友们的关系，参加工作后要处理好和单位领导、同事、客户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上要处理好和朋友、亲戚等的关系。这些关系里面就包含着许多复杂的道德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道德的作用十分宽泛．它几乎无处不在．并长期起作用。
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
凡是法治不及之处，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德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重视和适用。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治理中应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即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综合治理”。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法律与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而有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
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⑶ 仁治与法治的本质区别
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
法治，顾名思义为用法律去治理国家。人治，同样可以理解为用人去治理国家。
法律是谁制定的呢?是人制定的。法律通过谁去执行呢？是通过人去执行。没有人能制定法律吗？没有人法律怎样运作？
我们国家、省、市有一大批人在制定法律，我们国家、省、市、县、乡、村有一大批人在执行法律。如果没有制定法律的一大批人，法律能制定吗？如果没有执行法律的一大批人，法律能执行吗？法律不可以从天上掉下来，法律可以自己去执法吗？制定法律还会有与社会发展相适应问题，如果社会发展急需某法律，可这部法律就是制定不出来，法律怎么办？法律为适应社会还会有不断完善、修改的问题，如果某法律迟迟得不到完善、修改，法律怎么办？制定的法律有优劣之分，如果制定出的法律问题多多，难以操作，法律怎么办？法律制定出来还会有执行的问题，如果大家都不执行法律怎么办？从目前看，我国的法律不可谓不多，但执行得怎么样呢?现实告诉我们违法的现象比比皆是、无处不在。法律规定不能做得做了是违法，法律规定应该做得没有做同样是违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目前还有没违法的单位和个人吗？法律起到它应该起的作用了吗?为什么？
法律是由人制定的，法律依靠人去执行。好人制定好的法律，好的法律靠好人去执行。没有好的人制定不出好的法律，好的法律没有好的人去执行等于空。这是人类共同的规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你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
有好的人，才好的法律。没有好的人，再好的法律也是空。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了：“徒法不能以自行。”所以说人和法律的关系是主次关系、有无关系。人和法律相比人是主要的，法律是次要的。没有好人就没有好的法律，没有好人就无法执行好法律。
现在有许多人一提到人治就不理解，有的人还感到愤怒，特别是面对一些社会现象时更是怒火中烧，好像什么坏事都是搞人治搞出来的。其实他们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事都是人做的，最终解决问题的还得靠人，而不是其他。
中国历代的帝王将相大都坚持人治，之所以这样，就是他们认识到了法治的后面还有人，法治是靠人去实现的。如果不把人治好，孤立的只讲法治是没有意义的，同时也是危险的，只有把人治好了，法治才具有意义。
其实西方国家同中国的情形相同，其本质都是人治。为什么我们没有意识到呢？是因为他们的法治披上了神的外衣。看似不是人治，说到底，神不是人造的吗?那还不是人治吗？也可以说，人造了神，人通过神去治人。中国没有神治是因为历代的统治者大都不相信神能治理国家，所以才用人治。西方有神，靠神治理，（据说美国宪法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说美国是神治理下的国家）神又是人造的，最后还不是人治？只不过是拐了个弯罢了，其实中西最终都是人治。
最后，所谓孤立的法治是不存在的，法治好比一个小推车，人不推，小推车是不会自己走的。所以说，没有人治就没有法治，古今中外同是一样，法治的根本是人治！
⑷ 人治与法治的根本区别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它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其他各种制度而言的。
法治则是与人治相对的一个概念：主张法治意味着否定人治，赞成人治则意味着反对法治。
法治和人治被人们在对立的意义上加以使用，在中外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思想家政治家如孙中山等也倡导以民主政治和法治取代封建专制政治和人治，并有精辟论述。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历任领导人中，也同样是在与人治相对的意义上运用法治一词。
⑸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优缺点
礼法结合
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礼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秦始皇以法治国，西汉初期大体上是“霸王道杂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导的政治思想，以其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以礼法合流为基本特征的封建法律思想体系。维护“三纲五常”成为封建法典的核心内容，德主刑辅、礼刑并用成为法制的原则。从“引经决狱”，实行秋冬行刑，到“十恶大罪”和“八议”的规定等，许多法律内容都是以儒学的等级伦理关系作为定罪或赦免的标准，并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奉。
法定特权
中国古代法律从维护等级制度出发，赋予贵族官僚以各种特权。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的规定；汉代有“先请”之制，对犯罪的贵族官僚的审理，要先奏请皇帝。魏律根据《周礼》的“八辟”规定了“八议”。至隋、唐，封建特权法相因沿袭又不断发展，《唐律》规定的“议”、“请”、“减”、“赎”、“官当”等按品级减免罪刑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现。唐之后，宋、元、明各代法典均将其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肯定。
诸法合体，司法隶属于行政，无独立审判权
中国古代法律最早表现为礼刑并用，之后形成诸法合体的封建法典。从战国李悝著《法经》始，至秦、汉、唐、宋、明、清诸律，都是以刑法为主，兼有诉讼、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内容。这种诸法合体混合编纂形式，贯穿于封建社会各朝代。
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统治者和司法官，直接控制司法大权。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各级行政长官，中央虽设有专门司法审判机关，但其活动为皇帝（君权）所左右，监察、行政机关也可审理案件，审判机关往往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封建社会并无独立审判权，审判机关只是皇帝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机关的附庸。这种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
⑹ 法治与仁治，哪个比较好
我认为二抄者一刚一柔，应刚柔并济好，二者相辅相成。以仁治对被教育者先教之以道德，同时约法三章，明令禁止，如犯令，先晓之以理，即先前教之道德，同时视情况予以相应的处罚，处罚过后最好要有相应的安慰或道德教育
⑺ 人治与法治的区别
区别有具体如下几点：
领导人或统治者的地位不同。
法律的地位和作用不同。
法治强调“权自法出”，人治强调“法自权出”。
政治和观念基础不同。
意志来源和代表性不同。
生效依赖的基础不同。
治理过程中体现的特点不同。
规则公布出台的时间不同。
⑻ 法治与人治的优缺点，举实例说明！！！
1.政治权威俗化 法治政治是民主政治,是普通人的政治而非“圣贤政治”。国家领导人身上的神圣光环已不复存在,在公众眼里,他不仅要过世俗生活,而且也免不了会和大家一样犯错误。人们已不太在乎领导人有多么迷人的超凡魅力,不太关心他是否能提供一种主义、一种理想和一种感召力。人们真正关注的是他的实际政绩,关注的是他能否增进大家的福利和权利。人们对待领导者的情感也由狂热归于平淡,理性的成分逐渐增多。
2.法律权威强化 法治社会中,法律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最高的权威性,社会秩序主要表现为法律秩序,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的社会关系均纳入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法律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方式。法律的至上性意味着没有任何个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便贵为国家元首也必须服从法律以及根据法律做出裁判。
3.权力竞争优化 在法治政治中,权力是由下至上,逐级授予的,掌权者是由下而上选举的。他们必须承诺对选举他们的人负责,并尊重、保护每个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权力主体在政治舞台上的升降沉浮与选民手中的选票密切相关,为了争取到更多的选票,权力主体必须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做出实实在在的政绩。在人治政治中,人民的选票千万张,不如上级领导嘴一张,而在法治政治中,一张选票值千金。自由公正的选举制度使得权力竞争有了严格的制度来规范,从而变得有序、透明。任何领导人都无权个人指定他的继承人,下任领导者的产生只能经由选举,舍此别无他途。权力竞争纳入制度化轨道,政治运行变得平稳有序,消除或减少了人治政治中的任意性和多变性,在社会公众当中建立起了一种稳定的心理期待,保证了社会的持续、有序发展和长治久安。
三、人治与法治之争的启示
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在当代社会已不像以前那样激烈，甚至其争论点都已经有些模糊，但争论仍然存在，目前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法治与人治相结合”的观点，我个人也比较赞同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当中所说的“人治”实际上是强调在立法、执法、守法的过程中要依靠人,强调人的重要性。而传统的人治则将“人治”理解为一人说了算,理解为以言代法和专制。比如一些主张人治与法治统一的学者指出“徒法不能自行”的道理之时，“法治”派一方面并不否认这种认识的正确性,但同时又论辩说,法治并不否定人的作用,但关键是人要服从法。人要服从法实际上是法的严肃性问题,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实际上并不涉及法律的严肃性问题,主张“人治与法治应该结合”的学者没有否定法的严肃性,倒是主张法治的学者有意淡化人的作用,这是争论中非常奇怪的现象。人治与法治被人为地放到传统与现代、专制与民主的两分法之中,这种两分法在确定法治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它又将传统的治国之道人为地放到了人治的范畴,这对法治社会的建立非常不利。法治难道不涉及立法、执法和守法?这些难道靠法就能解决?当代一些法学家将法治看成是一种“机制”,以为法律可以靠一种“机制”来运行。这里实际上隐含着这样的假设,即只有以利益为基础所形成的制约模式才是科学的、现代的、可靠的。因比,这种机制并不是不依靠人而是依靠利益化了的人。人治和法治的争论对将法治作为治国方略发挥了一定的意义,但当法治目标已确立时,法治本身的内涵并没有达成共识。法治究竟是什么?外界和学术界理解的法治并不相同,学界之外的法治信条是:法律必须体现公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法律。而学术界理解的法治却不仅仅是这些,在他们那里法治已扩展为现代文明、现代管理机制,并且与特定的“民主形式”联系在一起。法治和作为法治对立面的人治都已经脱离了其本来涵义,法治成了一种特殊的制度模式,而人治则实际上是为推销法治而存在的。这种借法治而“拔高”法治的做法对法治社会的确立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 当法治被“拔高”为一种能够“自行”的机制的时候,法治也就成了技术性问题,只要将西方的法治模式移植过来就可以了,但问题绝不是这样简单。西方的制度模式归根到底是法制,而不是法治,法制是静止的,失去根本的东西,这种形式即使再完善也难以发挥作用。经过多年的法制建设,法律形式和以前相比已经非常完善,但人们仍然觉得漏洞很多,这说明漏洞并不是法制就能解决的。越是将法治“拔高”就越是降低法治,陷入“以术治国”法家的“法治”之中,不利于法治的确立。若法治是一种文明的话,它应是人的文明,而不是法制本身的文明。若法治就是法制,那么“以德治国”就多余了。实际上,提出“以德治国”就是为了完善法治,它不是否定法治,而是克服单纯依靠法制的弊病。德立则法立，“法立而可守,则德可大、业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