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法治产生的原因

A. 中世纪英国法体系的形成及其构成因素的相互关系

摘 要:文章试图对教会法和英国法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以寻找英国法发生的基本模式。通过对英国王权主导地位的探讨,以及对教会法承袭传统的论述,可以发现,以王权为主导的英国法在发展过程中,对于同样处在发展过程中的教会法及其所整合的既有法律传统进行了选择性吸收。

关键词:英国法;教会法;王权;教权

教会法,是指中世纪以罗马教皇及其教廷为核心产生的,以各国教会组织为载体的法律体系;英国法,是指公元11世纪以英国王权为核心产生,以英国各世俗阶层为载体的法律体系。在中世纪这一漫长的时间范围内,教会法和英国法都不是静态的概念,它们之所以具有法律史上的可比较性,是因为它们在各自发展的最关键时期基本上保持着时空的一致性。在那个遥远的年代里,它们之间保持着类似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与其他日耳曼部族法相类似,英国法最初也是建立在大量的本地习惯之上,它与教会法之间的联系具有较强的单方性。也就是说,只存在教会法对英国法的影响,而几乎不存在反向的作用。教会法以“灌输”方式对英国法产生影响;但这种“灌输”也遭到来自英国王权和日耳曼习惯的顽强“抵抗”。除了斯蒂芬王的短暂动荡时期,英国王权一直以来与教皇权威相抗衡,抵制“教权至上”观念,坚持王权高于教权。因此,处于“灌输”和“抵制”夹缝中的英国法,必须在同时尊重多种力量的前提下发展。

一 教会法:法律传统的整合

西方传统,如果上溯则依次有“古希腊-罗马”,“犹太-基督教”和“日耳曼”三大源流。教会法与这三大源流都有密切关系,因此是西欧中世纪法制史研究中的关键对象。

1.教会法首先承袭了“古希腊-罗马”法律传统。根据泰格•利维对18世纪法制的研究,能够作为资产阶级法律源头的体系主要有罗马法,封建法,公教法,王室法,商人法和自然法六类(其中自然法是指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用与反抗教会法与世俗法压迫的法律理想)。他指出,“所谓罗马教廷,只不过是业已死去的罗马帝国的鬼魂,戴上皇冠坐在它的坟墓上面罢了。因为教廷正是从那个异端权力的废墟中突然冒出来的。”[1]或者可以说,教会法其实是罗马法的另外一种存在方式。另有史实证明,罗马法的复兴和教会法体系化这两个事件是在同一个历史时段出现的,以中世纪教会学院为依托的罗马法复兴运动,本质上是一种宗教运动。简言之,教会法中蕴藏着理性和法治的古典元素。

2.教会法是“犹太-基督教”法律传统的直接表现。教会法总的特征是法律信仰化,神圣权利化。这最早来源于古代希伯来民族信奉的一神教,缔盟式的《摩西五经》已经开创了膜拜高级法的传统。基督教继续沿用犹太教经典的同时,开创了赎罪的宗教观念,进一步夸大了世俗与理想之间的距离,并塑造出宪法性质的敬仰心理。

3.教会法是“日耳曼”传统的竞争对手。“日耳曼”在西方法律中,意味着对习惯的尊重。理性和敬仰能否打破积习,如何打破积习,实际上是整个中世纪西欧法制史的主题。在与日耳曼法的博弈过程中,教会法容忍大多数的习惯与它并存,譬如“神判”,“决斗”还有“誓证”等等;但同时零散的习惯也被结成了体系,被注入了灵魂。10世纪之后的西欧封建法,包括英国法在内,实际上就是教会法和日耳曼法的结晶。

二 英国法:强悍王权的作品

认为王室法决定着封建国家走向的观点在欧陆地区是一个错觉,然而在英国,情况完全不同。由于王权和教权的发展具有同期性,国家法律受到王权影响的程度十分显著,甚至要超过教会。比较而言,英国王权在中世纪西欧并不能算是最有力的,但是它对国家政治生活和法律的影响却是那些武力更为强大的欧陆王权所无法做到的。这主要因为:

1.英国王权封建化的超前性与彻底性

英国在诺曼征服之前的一个世纪左右已经被日耳曼王国威塞克斯统一,但这时王权从性质上讲基本上还属于日耳曼王权(Germanic monarchy),而非封建王权(feudal monac hy)。国王仅是日耳曼部落军事首领,而不具有封建宗主身份。9世纪末英国封建化过程中,土地分封制取代“马尔克”性质的农村公社,宗主权成为划分人们之间权利义务的范式,即封建主根据宗主权对于封臣享有人身或半人身性质的管辖权,同时要负担保护他们的责任。因此,英国王权呈现日耳曼和封建的双重性质。

对此,法国著名中世纪史学家小杜塔伊分析认为,虽然封建本身包含了分离王权的因素,但是它又不能离开王权单独存在,因为“封建统治的制度化,在逻辑上要求承认这个金字塔有一个塔尖”。法国中古史学家福尔坎甚至认为,在那些政治权威得以构建并最终得以形成完整意义的封建王权的地区,是封建化最充分的地区;相反在封建制尚未确立之时的德意志,由于封建统属关系的社会网络没有形成,也就显示出“无政府主义”的特征[2](P24)。也就是说,封建化本身从逻辑上要求王权的存续。

既然王权本身符合封建逻辑,而且英国和诺曼底的封建化在西欧非常超前,威廉在英国确立封建王权几乎没有遇到理论上的障碍。1066年诺曼征服后,英国王权的巩固和英国的封建化愈发变成了同一过程,这种同一性决定了“不列颠-诺曼底”王权在西欧是最早的、也是最彻底的封建王权。

2.英国王权的特殊性和强韧性

封建逻辑除了蕴含树立王权的意义之外,同时也蕴含着对王权的离心倾向。法、德等欧陆地区的封建制度基本上是由下而上建立起来的,国王虽然也拥有强大的政治权威,但由于封建的成型缺少王权参与,封建本身所蕴含的离心倾向也就比较显著。因此,在这些欧陆地区,国王首先是封建宗主,其次才是国家领袖,王权获得政治权威的基础是其封建门阀的军事实力,这导致王权崇尚暴力,忽略对统治术的运用,缺乏韧性。

情况在英国则不同,威廉一世不是英国本土的封建贵族,他使用武力直接取得王位,并利用基督教赋予王权以神圣地位,才成为封建主,这使得源自欧陆的封建制度从上而下被安置。西方学者认为,这种盎格鲁-诺曼封建制的构建实际上“并不是要反对国家和王权,相反,则是根据他们的要求而设置的”。初到不列颠的威廉一世为了站稳脚跟,对欧陆的封建制度做出改革,以限制封建贵族的离心倾向。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使英国封建王权获得了高于封建宗主权的巩固地位,即封建王权首先是王权,其次才意味着最高的封建宗主权。此外,由于诺曼人在英国属于外来户,威廉一世特别注意变通和变革,他在英国推行的最初几项改革获得成功,奠定了英国王权因时而变的强韧的特质。

(1)利用军事封土制对地产重新分配,形成国王与封建主的地产互相交错的格局。

(2)开展对全国土地面积,牲畜数量和各地收入状况的详细调查,即“末日审判”调查。西方学者称之为,“反对封建主义的分裂力量而采取的一种预防措施”。

(3)将限制在相对封建主和封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改为封建宗主权对各级封臣的直接支配,以迎合王权本身具有的对全体臣民的统治权。

经过上述改造,“王权至上”的誓言在政治生活中得到落实。

3.英国王权的独立性和游离性

英国王权遏止封建离心倾向的同时,亦受到拓展极为迅速的教会势力及其背后的罗马教廷的威胁。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于1075年推行教皇革命,将“神权至上”理论进一步发挥成为“教权至上”,强调教皇的绝对权威,并反对威廉一世在英国对教会的改革,要求其效忠教皇。但是威廉一世公开表示:“我未曾同意过效忠,现在也不会这样做。因此我从未做此许诺,我也未发现我的先辈曾向你的前任效忠过”,同时他颁布了很多禁止本国教会与罗马教廷发生联系的命令。于是“教权至上”的主张在英国非但没有贯彻,英国王权保持独立游离于罗马教权之外的传统反而得到树立。

总之,诺曼征服时期,英国王权对教会离心力的抵制是成功的。英国王权针对教皇树立了世俗的权威,得益于威廉一世推行的全方位的封建化改革、威廉一世个人的王权集权化倾向,以及教皇革命比诺曼征服晚了近乎8年时间的历史机遇。然而,处于上升趋势的罗马教权仍然激发了英国教会反对王权的意识,使得后几代的英王都不得不与教会进行痛苦的权力抗争。罗马教权在斯蒂芬王时期甚至一度坐大,但王权最终翻盘并获得和教权并行发展的机会,这充分说明英国王权始终保持着和教皇权威对抗的能力。王权与教权在国家法律发生过程中保持着相互抗衡的关系,这成为中世纪英国和欧陆国家在传统整合问题上最大的不同。

三 英国法与教会法的合作与抵抗

根据上述论证,教会法是西方法律传统的集大成者,但由于英国王权的强大,英国法的形成与发展必然沿着特殊的路径前进。其中,王权与教权之间的合作与对抗关系构成一条主线,串起了英国法对与法律传统相融的过程。下面就对于英国法发生的这一基本历史背景分为四点加以论述。

1.权与教权的互援

诺曼征服之前的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英国王权与基督教会就有着密切的互援关系,在英国王权由日耳曼性质向封建性质变迁的过程中,基督教发挥了巨大作用。早期的英国国王信奉Woden,Tiw和Thunor这些日耳曼的部落神,其中Woden是日耳曼的战神,Tiw也是战神,而Thunor是雷神,英国国王大多相信自己是Woden的后代。这种基于日耳曼军事民主制的王权制度导致王权孱弱的局面,国王的决策时常遭到“贤人会议”的废黜。随着公元6世纪基督教在英国的传播,王权被神化,获得了高度权威,原来王位继承须经贵族选举的日耳曼习惯流于形式,“贤人会议”也逐渐失去了对王权的遏制力。

11世纪左右,英国王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权威普遍树立起来,超越部落的国家统一意识为王权的封建化奠定了基础。英国王权在性质上的转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应当归因于基督教神权对它的支援。而英国王权对基督教及其教会的扶植也显而易见:国王皈依基督教加速了基督教在英国的传播;自公元7世纪初,基督教教区在王权的支持下不断扩张重组,至12世纪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结构。

总之,诺曼征服之前,英国教会对王权的作用主要集中在精神领域,体现为神权。它依附于王权,受到王权的庇护,为王权存续的合理性提供理论支持。在此期间,尽管罗马教皇成为英国教、俗界公认的精神领袖,教廷对介入英国世俗政治的欲望越来越强, 但其并不能干涉英国政治,也不能对英国教会进行有效管理,仍处在王权之下的从属地位。

2.权对教权的改造和对罗马教权的抵制

诺曼人自诩为真正的“基督战士”,打着在英国推行“克吕尼精神”的旗号出兵不列颠。因此,诺曼征服甚至可以被理解为罗马教权为介入英国政治所付诸的实践。

然而,征服者在实现之后改变了初衷,诺曼底公爵威廉不但没有在英国推行“克吕尼改革”,反而沿用他在诺曼底的思路,强化王权,对英国教会进行旨在巩固英国王权的封建化改革。通过把重要教职分配给族裔亲信,并进行土地分封,诺曼血统的教会贵族拥有全英26%的大地产,负担向国王提供780名骑士和资助金的封建义务[2](P180),这使得英国教会被纳入封建逻辑。诺曼底化的英国教会甘为王权服务,甚至由教会僧侣直接充任宫廷的大臣和官僚。威廉一世在1067年的法令里赤裸裸地宣称了国王对于教会的绝对权威。

针对教权的世俗化趋向,从法国西南部发端的“克吕尼精神”把矛头指向了封建王权,认为教士的道德腐化完全归罪于封建王权推行的封建化改革。“克吕尼精神”的盛行为罗马教廷鼓吹教会权力自治甚至“教权至上”的理论提供了了现实可能性。1073年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登基,他从“犹太-基督教”的传统中发掘出教、俗二元对立的思想内涵,提出了新神权主义政治学说,认为王权操控的世俗政府是“原罪”的产物,而以教皇为中心的教权应当取得至高地位,“上帝之下,万王之上”,任何世俗王权如果不效忠基督在人间的代表,就没有合法统治的根基。1075年,教皇格里高利七世颁布了《教皇敕令》共27条,明确宣布“教权至上”,对教权的独立性以及教权与王权的关系做出了新的界定。然而威廉一世不仅拒绝向教皇效忠,排斥教皇对英国政务的干涉,而且进一步加强对教会的控制,并规定不经国王批准,教皇的文件和使者不得进入英国,英国的教士也不得去罗马或其他地方参加教廷的宗教会议。英国教会出于自身封建性质的利益,没有给予教皇革命以正面支持,相反,很多英国教士对教皇提出的“教权至上”理念予以激烈驳斥,捍卫王权。就此罗马教权和依附于王权的英国教权之间的关系一度中断。在局部的冲突中,英国王权获得了胜利,但罗马教权的独立性质已经完全显现出来。

3.罗马教权对英国教权的争取和对王权的辖制

威廉一世对于英国和诺曼底的王位继承问题的忽视,成为困扰英国王权继续保持稳定的痼疾。在威廉一世之后,诺曼王权和盎格鲁-撒克逊封建贵族之间的经济矛盾逐渐加剧,罗马教廷趁机对英国教会进行渗透。威廉二世时期,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与国王对抗并冲破禁令前往罗马,标志着英国教会开始分化,以坎特伯雷大主教为首的教会势力开始脱离英国王权,向罗马教权靠拢。

亨利一世时期,亲罗马教权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和亲英国王权的约克大主教展开争夺教权的斗争。罗马教皇要求亨利一世同意他从1126年开始任命坎特伯雷大主教为罗马教廷在英国的常驻使节,赋予其代表罗马教廷召开宗教会议的权力,亨利一世被迫接受。这一时期“教皇的地位强大到足以迫使国王在教职的任命方面做出实质性的让步”[3](P528)。

1106年,亨利一世在军事上收复诺曼底,标志着英国王权重新巩固,获得发展的“新的时代的开端”。但由于王位继承制度的疲软,嫡长子世袭制度未能确立,英国陷入了长达16年的王位之争。斯蒂芬暂领的英国王权势力渐微,一度失去了对英国政局的控制,更不用说与教权相抗争。1136年颁布的政令中,斯蒂芬王本人甘居教皇之下,声称王权“为神圣罗马教廷的英诺森教皇所批准”。罗马教权对英国教权的掌控达到了顶峰:罗马教皇撤换了亲王权的约克大主教,并对英国宣布“禁教令”,以开除教籍来威胁英国国王,逼迫王权对教权意志就范;罗马教廷还加强了对英国教会在思想上的控制,以新神权主义的政治观念来削弱英国教权和英国王权之间的联系。教皇的权威在英国得以完全确立。

4.王权与“罗马-英国”教权的抗衡及并行

1154年,安茹派的王位争夺者亨利二世即位,开始重提王权对于教权的至上权威。然而此时无论从教会组织的经济利益还是从教士的思想倾向方面看,英国教权都已然脱离了王权的束缚。

威廉一世之后,封建贵族的经济利益的独立。由于英国教会的封建化比较彻底,跟随封建势力,教会的大地产也渐渐摆脱了王权的管控,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思想倾向方面,受教皇革命的影响,英国教士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提出了“王权神授”论,潜藏着王权在教权之下的意味;大主教贝克特更是赤裸裸的宣扬教权高于王权的说教,同时发泄下级教士对于王权的满腹牢骚。

在同贝克特的论战中,亨利二世重新翻出《克拉伦登宪章》,重申了国王对教会拥有的诸多特权,包括:教士不得擅自出国;任何教职空缺的教区或修道院的土地收入都收归国王所有;教职选任应当依据国王指令进行;教士诉讼不得交给罗马教廷,但可以诉诸国王裁断等等。亨利二世希望借此斩断英国教权与罗马教权之间的联系,限制英国教权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剥夺其司法权。教俗的矛盾激化,长达6年的政治斗争最终以大主教贝克特的殉难收尾。

1172年,亨利二世在阿夫朗什高屈从于教皇的使节,并在大教堂前公开放弃《克拉伦登宪章》里的那些“侵犯性”的部分[3](P249)。贝克特死后,亨利二世放松了对于教会的控制,英国教会完全纳入罗马教廷的管辖,宗教狂热在英国空前高涨。至此,王权和教权并行,互不驾驭的局面形成,“英格兰和诺曼底在12世纪后期和13世纪初期是欧洲范围内教会最不受王权控制和最大限度服从于教皇权威的政治体。”[3](P529)

参考文献:

[1]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2]孟广林.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M].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3.

B. 英国是怎样从任职转向法治的

法治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但是，不同国家的法治道路却各有各的不同：有的国家既漫长又曲折，历经坎坷才终达目的，有的国家历经艰难曲折后至今也未实现。但是，也有的国家就比较顺利，并且较早地获得了成功，英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尽管英国的法治进程不敢说是不漫长的，但曲折的确比较少，中断和反复从未发生，堪称是一条成功之路。那么，英国的法治之路是怎样取得成功的？有何经验与启示？本文拟首先分四个关键性历史“网结”， 粗线条地追溯英国法治历程，然后就英国的法治经验谈一点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一、盎格鲁－撒克逊习惯法与法治的起步

英国的法治进程始于建国之时，源于古代日耳曼人的原始习俗。

公元5世纪中叶，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盎格鲁－撒克逊人原本生活在欧洲大陆，属于日尔曼人分支。入侵不列颠之前，尚处于氏族社会解体阶段，社会秩序主要依靠原始部族习惯来维持，而维护和执行部族习惯的机构是各级民众大会，即部族大会、千户区大会和百户区大会。大会通常在称为“法律之丘”的山脚下举行，山丘之颠立一巨大石柱，象征法律的至高无上。 届时，会场四周树以木桩，用一根称之为“圣围”的长绳圈围起来，圈内之地是“和平圣地”。会议由所属区域内的全体自由民组成，开始时首先举行静肃仪式，由主持人（即各级首领或长老）庄严宣告：“余要求诸位静听，不听者禁之。”继而由一名或几名被大家公认为精通习惯的宣法者提议制裁方式，最后由全体与会自由民通过撞击武器的方式做出判决。 “法律之丘”、“圣围”、“圣地”等历史遗迹证明，日耳曼人自古就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另据塔西陀《日尔曼尼亚志》描写，古日耳曼人即便是在娱乐和赌博中，也都“正经其事地”认真对待游戏规则，“甚至当赌本输光了的时候，把自己的身体自由拿来作孤注一掷。输家情愿去做奴隶；即使他比对方年轻力壮一些，也甘心被缚着去拍卖。” 庞德认为，这种习惯体现了一种“严格法的精神”。

入侵不列颠后，盎格鲁－撒克逊人把古日耳曼人的“严格法的精神”和不成文习惯随身带入英伦，并把它们奉为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于是形成了英国早期的习惯法。与此同时，盎格鲁－撒克逊人建立起了郡区-百户区-村镇三级行政区划体系和以郡法院、百户区法院为主体的公共法院(Communal Courts)体系，作为适用习惯法的机构，继续保持了古日尔曼人的大众集会式司法传统。
众所周知，习惯法不是由某个权势人物或机构所刻意制定、然后“自上而下”、“由外及里”强加于社会的“国家法”、“制定法”，而是人民大众约定俗成的产物，是自生自发的“社会法”、“大众法”。它们“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卢梭认为，习惯法是所有法律中最重要的一种，其他一切法律成功与否都仰赖于它，因为其他法律“都只不过是穹窿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窿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 哈耶克则称社会自发生成的习惯法为“内部规则”，称政府立法产生的制定法为“外部规则”，并认为，“外部规则”“只对我们称之为政府的组织的成员有约束力”, 而“内部规则”“则会限定所有社会成员的许可行动的范围”， 就是说，“内部规则”是普遍的正当行为规则，而“外部规则”通常是不具备这种属性的。因此，相对于国家制定法来说，习惯法天生具有两大优越性：一是它们通常都是体现社会公意和公益的良法，因为从习惯到习惯法的演化过程，亦即社会大众对良莠杂陈的习惯进行“去恶存良”的选择过程。二是它们通常都能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信仰和服从，即使贵为国王，也不能置身其外，更不能凌驾其上。总之，良善性和实效性是习惯法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而这两点恰恰是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法治之法的基本要求。

由于立法权和司法权从来就没有集中于国王政府手中，而是保留在了社会大众手中，故而建国伊始英国就形成了“王在法下”的法治传统。爱德华一世时的一位法学家大胆断言，国王“根据法律而不是个人意志来引导他的人民，并且和他的人民一样服从于法律。” 该传统的一个有效保障和形象化体现就是国王加冕宣誓。从8世纪起，英国的每一位新国王就职之前，都必须跟随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提问，逐条宣誓作答，其中必不可少的几条内容是保证维护公认的习惯法、公正执法、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等。可见，英王的加冕宣誓旨在宣示国王义务和责任，这与我国古代皇帝登基大典旨在张扬权力形成鲜明的对照。如果国王背信食言，将有可能被废黜，甚至招致杀身之祸。

托克维尔曾指出，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和人生道路往往决定于可塑性最强的婴儿时期，亦即取决于第一时间接触外部世界时的最初感受。“一个民族，也与此有些类似。每个民族都留有他们起源的痕迹。他们兴起时期所处的有助于他们发展的环境，影响着他们以后的一切。” 早期习惯法划定了英国未来发展的法治走向。从此，英国就沿着这个方向义无反顾地一路走了下去。

二、诺曼封建法与英国法治的成长

1066年诺曼征服后建立起来的诺曼王朝，全盘继承了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习惯法和大众化司法传统。征服者威廉一世即位之初就广告天下：“保持爱德华国王有关土地及所有其他事项的全部法律。” 另一方面，诺曼征服加速了英国封建制度的确立，并把臻于成熟的大陆封建法引入英国。封建法的引进进一步促进了英国法治传统的成长。

所谓封建法，指的是调整封建领主与封臣权利－义务关系的规范体系，它是双方合意的产物，而不是一方强加于另一方的结果。伯尔曼曾对封建法作过法理分析，指出，领主和封臣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单向的支配与服从关系，而是一种以互惠互利为前提的契约关系，就像一种婚姻契约。 在这种关系中，领主和封臣分别享有某些确定无疑的权利，同时又分别负有某些相对应的确定无疑的义务。例如，封臣因领有领主的封地，必须效忠于领主，必须按照封地的大小向领主提供数量不等的骑士义务，缴纳继承税、助钱或其他封建捐税，必须应召出席领主封建法庭，参与或接受“同等人”的审判。反过来，领主有权传召封臣组成封建法庭，审理领主与封臣、封臣与封臣之间的纠纷案件，同时，领主也负有率军作战、维护正常秩序、保护封臣人身及土地财产安全的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作为法律规范分别制约着双方的行为，倘若其中一方单方面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或者要求习俗、惯例规定之外的权利，则被视为“违法”行为，此时另一方有权通过法律程序要求对方改正，即投诉于领主法庭，通过判决获得救济。倘若法律程序于事无补，受害一方有权宣布解除封建契约关系。若受害方是领主，可收回其封地；若受害方是封臣，可“撤回效忠”。必要的时候，封臣甚至可以对领主兵戎相见，夺取领主的土地财产，但这只能是在法律解决彻底无望的情况下别无选择时的最后手段，而且不得伤害领主及其家人的生命和身体安全。

从本质上说，封建法属于私法范畴，它所调整的仅仅是某个领主和某个（些）封臣的私人关系。但是，由于英国封建制度的确立是诺曼征服的结果，英王不仅是全国最大最高的领主——全国所有大大小小的贵族都是国王的封臣，而且是政治上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征服者的生杀予夺大权保证了诺曼王朝对全国的有效统治。这样，最高领主和实权国君集于一身，从而使得原属私法性质的封建法实现了公法化转化，或者说公、私法在此重合在了一起。于是，作为领主的国王所承担的封建义务亦即作为封臣的贵族所享有的封建权利，实际上构成了一套约束国家最高权力的公法（宪法）规范。在这套规范下，“每一个君主都是一个权力有限的君主”。 因此，封建法意外地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工具”，成为限制王权、推动英国法治传统成长的积极力量。

据史料记载，诺曼王朝基本遵循了封建法的要求，通过每年定期召开三次的大会议和不定期召开的小会议（视为两种不同形式的国王法庭），与贵族们一起裁决纠纷和商讨国事。因此，尽管诺曼王权是当时欧洲各国中最为强大的，有封建集权君主制之称，但并未给英国法治传统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借助于封建法对王权的限制，法律的权威和英国人的法治意识还有所增长，这从当时一位轶名诗人留下的一首法律赞歌就看得清清楚楚，他说：“法律高于国王的尊严。我们认为法律是光亮，没有光亮就会误入迷途。如果国王不要法律，他就会误入迷途。……有了法律，就会国泰民安，没有法律，就会国家动乱。法律这样说：依靠我，国王才能统治，依靠我，制定法律的人才能受到公正的对待。国王不可以改变确立的法律，他只可以按照法律激励和完善自身。依法者存，违法者亡”。

三、普通法与英国法治传统的稳固

诺曼征服带来的另一影响更为深远和重大的后果，就是由此导致的强大王权使得1154年继位的亨利二世有能力自上而下地推行司法改革，从而成功地将各地分散的习惯法和封建法统一起来，缔造出了欧洲历史上第一套具有近代特征的法律体系——普通法。正如英国著名法学家密尔松所说：“普通法是在英格兰被诺曼人征服后的几个世纪里，英格兰政府逐步走向中央集权和特殊化的进程中，行政权力全面胜利的一种副产品”。

按常规逻辑推论，既然普通法是行政权扩张的副产品，它理应成为王权的御用工具，进而成为妨碍法治进步的不利因素，但实际结果恰好相反，普通法的产生为英国的法治进程注入了新的更强劲的动力。何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哈耶克所说的普通法是一套“自生自发秩序”，它是王室法官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通过判例的日积月累逐步形成的，而且是通过法官对既有判例的重新解释和不断开创新判例而实现自身发展的。在此过程中，王权的实际作用只是充当法官的后盾，为其造法活动提供必要的舞台和权威，而没有直接参与法律的创制与适用。因此，普通法是“法官造的法”，是“法律人的法”，它不是专断意志的产物，更不是权力的附庸，相反，它自始就具有独立于权力之外的自治性。对此，哈耶克写道：“（普通法）法官所旨在服务或努力维护并改进的乃是一种并非任何人设计的不断展开的秩序；这种秩序是在权力机构并不知道的情况下且往往与该机构的意志相悖的情形下自我形成的；它的扩展会超出任何人以刻意的方式加以组织的范围；它也不是以服务于任何人之意志的个人为基础的, 而是以这些个人彼此调适的预期为依凭的”。
在这样的法律秩序下，法官通过遵循先例原则维护着法律的确定性，同时又通过司法解释赋予普通法以与时俱进的灵活性。“法官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而变成了这个秩序的一部分。”“ 因此, 法官肯定是保守的,……他不能致力于任何一种不是由个人行为规则决定的而是由权力机构特定目的决定的秩序。法官不能关注特定的人或特定的群体的需求, 不能关注‘国家理由’或‘政府的意志’，也不能关注一种行动秩序可能应予服务的特定目的。” 所以，在英国，普通法“一直被认为是独立于政治权力机构而存在的。” 美国学者伍达德曾把这种自治属性称作普通法特有的“荣耀”，他说：“‘荣耀’是指它不把自己的存在归功于任何单个并确定的法律制定者，即以固定而有限的形式将法律颁布‘下来’的神、国王或其他制定者。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法律传统形成了它自己的生命，虽然它确实为法律职业所支配，但它仍然相对独立于政法干预，因为并不存在什么与它密切结合的‘权威性的命令’”。

法学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均已证明，法律自治是建立法治的必要前提。不过，法律自治从来就是一个动态概念，换言之，法治总是体现为法律自治程度由低到高的量变过程。一个国家走向法治的历史，也就是法律自治程度逐步提高的历史。因为我们知道，任何社会（包括国家产生之前的社会）都有某种形式的法律制度，而且，任何形式的法律制度中都包含有一定量的法治因素。然而，在不同形态的法律制度中，法治含量却是大不相同的，有的法律制度中的法治含量多之又多，多到让人们时时、事事、处处都能感受到法律的存在与威严；有的法律制度中的法治含量则少之又少，少到几近于无。对于这种含量的差异，美国法学家昂格尔曾用“出现法治”和“缺乏法治”两个稍显简单的概念来加以区别，他说，“比较古代中国和现代欧洲的法律经验”可以看出，“它们分别代表了出现法治和缺乏法治的两种极端”，而其余的“大多数文明形态始终位于上述两种极端之间。” 昂格尔的这个结论特别是关于古代中国法制法治含量最低的说法虽然有待商榷，但他试图按照含量高低排序的思路是完全可以借鉴的。总之，法制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上，必须借鉴数学和经济学的量化分析方法，亦即引入法治含量概念。
那么，法治含量分析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有没有可操作性呢？我们认为，尽管难以用数学上的精确数字来衡量和评断法治，但完全可以借用英语语言学中的“比较级”、“最高级”之类的模糊方法，先设计一个评价模型，亦即指标体系。 窃以为，这个体系模型至少应当由以下三个不同向度的变量指数组成：一是法律规范（包括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的正义公正性，即法律规范的伦理道德性。 二是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调节广度与深度，即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覆盖范围和渗透力度。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政治生活，而在这里面又以政治权力特别是最高政治权力是否受到法律的调节以及受其调节的范围与程度最为关键。三是法律对社会生活调节过程的自治度、自主度，即法律运作的独立程度，其核心自然是司法独立。这三者可称之为“法治三维”。“三维”越高，法治含量就越高。反之，法治含量就越低。
总之，由于普通法初步实现了法律的职业自治化和制度化，法治含量高，所以到15世纪末，随着普通法制度的日臻完善，英国的法治传统趋于稳固。从此，法官们借助于有形制度的支撑，能够理直气壮地以“正义圣坛的主人”自居，勇敢地排斥包括国王在内的外界强权的干预，独立地行使司法审判权。不过，此时的英国距离法治的真正确立还有一段路程。
四、“光荣革命”与法治的确立
到16－17世纪，西方乃至整个人类的法治事业都遇到了严重挑战。此时，绝对专制主义正以不可阻挡之势风靡欧洲大陆，从西班牙、葡萄牙到法兰西、俄罗斯，纷纷走出封建割据时代，建立了以王权为中心的绝对君主专制制度。这时统治英国的都铎王朝自然不会置身国际潮流之外，也试图步欧陆专制王权的后尘。它通过宗教改革，摧毁了教会堡垒；通过“政府革命”，从体制上强化了国王政府的政治权威。在中央政府，设立了枢密院，取代了原先松散低效的谘议会。枢密院由出身社会中下层的钦命大臣组成，他们忠君不二，精明干练，成为都铎王权最得力的统治工具。在地方政府，都铎王朝扩大了各郡治安法官的职权，把他们变成了中央王权的“杂役女佣”，全权负责地方管理。在司法上，都铎王朝建立了星室法院、高等委任法院、北方法院、威尔士边区法院等一系列特权法院，特权法院依附于行政权，采用纠问制，不用陪审团。这样，一套带有专制主义倾向的政治体制建成了，王权的触角从横向说扩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纵向说伸展到最基层的普通居民。
但是，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以普通法为载体的法治传统此时已经植根于英国日常生活和文化传统中，成为横亘在都铎专制道路上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都铎王朝始终未敢将专制企图推向极端，只能适可而止，自我满足于“有限专制”。 在立法和决策上，都铎诸王基本上遵循“正当法律程序”行事，对普通法法官的独立司法要求也算尊重，法官因政治原因而被蛮横罢免的事例屈指可数。 所以，在全世界都屈从于绝对君主专制的国际大背景下，英国奇迹般地独善其身，坚守住了法治的底线。难怪在都铎王权最强大的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伦敦主教约翰•埃尔默仍坚决否认女王是专制君主，因为“首先不是她在统治，而是法律在统治”。
然而，随后上台的斯图亚特王朝却没有都铎王朝那么明智和克制。该王朝信奉“君权神授”论和“王权无限”论，决心实行个人独裁统治。于是，凡是不利于国王利益的法律活动皆被取缔，“即使阅读爱德华三世时普通法法院的宗教案件审判档案也被禁止，因为（那些档案）与当时的政治相悖。” 如果案件涉及政府利益，国王经常于开庭前召见法官，施加压力，力图操纵法庭判决。有时强迫法庭把有损国王利益的案件搁置一旁，不了了之。如果法官违抗王命，则立即免职。斯图亚特王朝还利用特权法院打压独立性较强的普通法法院。大法官法院经常依据衡平法原则签发禁令，中止普通法法院的审判活动或阻止其判决生效。星室法院和宗教特权法院则成为国王镇压政治反对派和宗教异端的有力武器。普通法的主导地位及其代表的法治传统陷入生死存亡的严峻危机。
在此关头，普通诉讼法院首席法官科克挺身而出，高举法律至上的大旗，为维护普通法的独立性、反对政治权力的任意侵犯，与国王政府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坚持普通法高于一切和国王权力必须限于法律之内的原则，认为司法权只能由法官独立行使，国王绝不能干涉法院判案，更不能擅自从法院调走案件或直接裁决案件。1608年科克不畏强权、犯颜直谏的那次君臣对话，成为法治史上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科克的斗争尽管因势单力薄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毕竟高扬了法治精神，打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主义气焰，鼓舞了议会中国王反对派的士气。1620年科克被免职后进入下院，立即与国王反对派结成同盟，反专制斗争从此进入不断胜利的新阶段。1641年，议会宣布废除星室法院、高等委任法院等特权法院，剥夺了政治权力干预司法的主要手段。接着内战爆发，王政倾覆。在法治与专制的首次正面交锋中，法治原则获得了初步胜利。
到17世纪80年代，随着国内政治斗争的激化，斯图亚特复辟王朝试图重温专制旧梦，肆无忌惮地侵犯议会权力，罢免法官，干预司法，法治再次面临生死抉择，由此激发了“光荣革命”。在这一最后的决战中，法治彻底战胜了专制。1689年议会颁布《权利法案》，以正式法律的形式宣布取消国王经常用以干涉法官独立司法的法律豁免权和中止权，明确规定国王不得中止法律的实施，未经议会同意，也不得行使法律豁免权。1701年，议会又制定《王位继承法》，宣布法官只要“品行端正”即可一直任职；法官只有在议会两院的请求下才可罢免；法官的基本薪俸应予以保障，从公共财政中支付。第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由此诞生。

五、英国的法治进程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经验。

第一，建立适度强大的政治权威，进而实现政治与法律的良性互动，是顺利走向法治的必要前提。虽然理论研究业已证明，法律和政治的分离，是实现法治的必由之路，但无容置疑的是，法律和政治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它们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两大核心组成部分，总是结伴而生、互相依存的。一方面，政治的有序运行离不开法律的合法性支持，另一方面，法律价值的实现也离不开政治后盾的保障。然而，同样不容置疑的是，由于政治的核心是权力，其首要目标是获取和运用权力，而法律的核心是权利，其基本价值是界定和保障个人权利，因而政治和法律之间又总是存在一定的张力和冲突。为了权力，政治有可能无视权利，压制法律；为了权利，法律必须约束权力，规制政治。所以，政治和法律既相辅相成，又相反相克。二者关系结构的不同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进程。如果相辅相成关系居于主导地位，则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法治文明将顺畅发展；如果相反相克关系占据了主导地位，就会阻碍法治文明的进步。其中，政治因素是影响双方关系结构的主导力量，因为在二者的矛盾中，政治毕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质言之，如果政治权威强大适中，政治权力的作用发挥合理有度，双方便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进而推动法治发展，如若不然，后果无非两个：或者因政治权力过于弱小，无力将社会整合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法律的统一和有效实施难以保障，法治自然无从谈起；或者因政治权力过于强大，超越法律之上，变法律为自己的工具，结果就会走向法治的反面——专制。
对于英国来说，在走进国家文明后就建立起了一个适度强大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既完成了国家的政治统一，又没有吞噬掉原始民主习惯，遂使法治传统的萌生成为可能。随后的诺曼征服进一步强化了王权，但由于贵族联合力量的抗衡作用，并未强大到东方国家那种程度，从而形成了一种集权而非专权的国王政府，结果就为法治传统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左右逢源”的良好政治环境：集权性赋予国王政府以足够的力量，使它有能力通过自上而下的司法改革实现法律的统一，而非专权性又决定了它没有“过剩”的力量可以超越法律之上，致使法律自治得以实现和巩固。由此可见，建立适度强大的中央政府对于法治的生成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这是英国留给后人的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经验。

第二，法律自治的制度化建设是关乎法治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英国的法治传统虽说源远流长，但在12世纪以前，由于尚未建立自成系统的法律设施和制度，因而只能寄托于政治系统的外壳之下。既然 “寄人篱下”，难免“仰人鼻息”。在此情形下，倘若出现一个权迷心窍的政治家且决心建立专制统治，法治传统将面临生死抉择，如若不想坐以待毙，只能诉诸于人民的非法暴力反抗以求自保（如约翰王时期的武装叛乱），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合法有效的制度性手段可资利用。普通法的产生终于使这个问题得以解决。换言之，普通法的形成过程亦即英国法律自治传统的制度化过程。如果说在此之前英国的法治传统尚处于“蛹化”阶段，那么，普通法的产生则标志着它已经“化蛹为蝶”。完成制度化后，英国的法治传统终于登上不败之地。从此后，不管遇到多大的艰难险阻，它都能凭借着制度化的物质力量而化险为夷。都铎王朝在专制道路上的自我克制，斯图亚特王朝专制梦想的最终破灭，都充分显示出了法律制度化的强大威力。从这个事实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另一条具有普适价值的历史经验：制度化建设对于法治事业来说，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法律制度化的核心是自治型司法制度的建设。英国的司法制度化既早于、又快于行政制度化。早在12－13世纪，伴随着普通法的产生，英国就基本实现了司法制度化，而在行政制度化方面直到16世纪才真正启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号称是都铎专制王权的顶峰，但她既没有常备军，职业官僚也只有1000人左右，不及当时法国的一个省、中国的一个县。由于司法制度超前发展、自治“早熟”，行政制度发展相对滞后，所以，英国的行政管理在很长时期内主要通过司法渠道来完成，由此形成了行政司法化传统。这与我国行政制度发展最早、最快、最完善以及由此决定的司法行政化的传统是根本不同的。所以，中英两国的法治进程和命运也截然相反。

C. 英国政党政治产生发展的原因.特点及意义

政党政治发端于英国，作为政治史研究的热门领域，国内学术界在英国政党政治研究方面已有不少论著发表，但这些论著关注的重点，大多是1832年议会改革后，即自由党和保守党形成之后英国现代政党政治的发展，而对于政党形成之后，即近代早期的政党政治缺乏足够的关注。① 究其原因，不外乎此间的政党政治与王权、宗教、王位继承等问题搅和在一起，其发展主线较难理清。事实上，英国现代政党政治与近代早期政党政治一脉相承，两党的起源及早期政党政治的兴起，为后来英国政党政治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考察英国政党政治的起源问题，明晰早期政党政治的基本特征，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现代英国政党政治的发展脉络以及英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走向。

一托利党与辉格党的诞生

政党政治的主体是政党，没有政党就谈不上政党政治。从起源学角度看，政党的前身一般都是政治派别或政治集团，早期的政党无一不是由派别或集团演化而来。那么，政党与传统政治派别或集团的根本区别何在呢？这就涉及政党的概念问题。

学术界对政党概念的探讨可谓众说纷纭。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认为：“政党是一些人基于一些一致同意的原则组织起来，并用他们的共同努力促进国家利益的团体。”② 利昂·爱泼斯坦（Leon Epstein）指出：“政党是组织松散的、以特定的标签（政党名称）寻求选举政府官员为目标的组织。”③ 吉奥瓦尼·萨托利（Ciovanni Sartori）的看法是：“政党是被官方认定在选举中提出候选人、并能够通过选举把候选人安置到公共职位上去的政治集团。”④ 西方学者对政党的界定，多少提到政党构成的一些要素。在笔者看来，在构成政党的诸多要素中，有三种要素最为根本：一套相对统一的为全体成员所信奉的政治纲领；一个相对稳定、持久的组织机构及其领导者；一种通过在立法机构选举中获得多数而执掌政权的目标。这三个条件是现代政党区别于传统政治派别或集团的重要标志。

英国两党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革命前夕的两大政治派别——“骑士党”与“圆颅党”。为筹措军费以镇压苏格兰起义，1640年11月，专制君主查理一世不得不召集已停止了11年的议会，这届议会一直延续到1660年，史称“长期议会”。议会内部大体分为对立的两派：支持国王的一派称为“骑士党”，多为受到王室恩宠的大贵族，是坚定的国教信仰者；反对国王的一派称为“圆颅党”，主要由新贵族、乡绅及工商业者组成，大多是非国教徒。据艾弗尔·詹宁斯（Ivor Jennings）的考察，当时议会下院的552名议员中，有236人属于保王派，占议员总数的43％；有302人属于反对派，所占比例为55％，仅有14名议员采取中间立场。⑤ 革命爆发后，保王派的骑士党人投入国王阵营，而作为反对派的圆颅党人则成为议会的代表。有史学家认为，“此时的圆颅党和骑士党，实际上不过是处于萌芽状态的辉格党与托利党而已”⑥。但笔者认为，这未免有点言过其实，因为当时的两派依然不具备政党所应具备的几个要素。虽然如此，此间圆颅党与骑士党之间的斗争，仍可看做是复辟时期辉格党与托利党之间斗争的前奏。

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查理二世于次年召开新一届议会，史称“骑士议会（Cavalier Parliament）”，而两党的雏形——“宫廷党”与“乡村党”开始出现。骑士议会内部的分化较为明显，在议会和政府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宫廷党，先后处于克拉伦敦（Clarendon）伯爵、丹比（Danby）伯爵的领导之下，其社会基础是信奉国教的大土地贵族，多由议会中担任政府官职或接受王室年金、封号的议员，以及宫廷官员和与王室保持密切联系者构成。宫廷党自产生伊始就与王室命运紧密相连，因此倡导国王的至尊地位，对查理二世推行的亲法政策表示认同。宫廷党反对宗教宽容，力图将“国教确立为英国官方唯一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使其他一切非国教派都处于受排挤、迫害的地位”⑦。宫廷党长期把持议会和政府，而受到排挤或压制的反对派议员也逐渐联合起来。反对派主要由新贵族、地方乡绅以及工商业者、专业人员等组成，是非国教徒利益的代表。反对派对于宫廷党倚仗王室支持而长期独揽政权表示不满，他们极力要求限制王权，扩大议会主权，争取宗教宽容，提高非国教徒的社会地位。1673年，因发表反国王言论而被免除大法官职务的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伯爵，愤而投入反对派阵营，并被拥戴为政治领袖。1673～1674年间，反对派开始演化为乡村党，并活跃于政治舞台上。⑧ 到17世纪70年代末期，乡村党内部凝聚力迅速增长，由一个松散的政治联合体，逐渐发展为一支在人数、组织、领导等方面足以与宫廷党相抗衡的政治力量。

此间活跃于英国政坛的宫廷党与乡村党已初步具备政党的某些特征，如拥有共同的领袖、政治纲领及参政目标，但两派之间界限较为模糊，在议席争夺方面党派特色仍不明显，这说明宫廷党和乡村党依然只是传统的政治派别，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不过，17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一起所谓的“天主教阴谋案（Popish Plot）”及其引发的“排斥危机”直接促成了近代英国两大政党——辉格党与托利党的诞生。

1678年，教士泰特斯·奥茨（Titus Oates）编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天主教阴谋案”，声称一群天主教徒密谋行刺国王查理二世，并准备在法国支持下扶持查理二世的兄弟、信奉天主教的约克公爵詹姆士为国王，要在英国恢复天主教并屠杀新教徒。⑨ 沙夫茨伯里及其领导下的乡村党，对此事大加渲染，煽动民众的不满情绪。在议会中，乡村党议员对推行亲法政策的首要大臣、宫廷党领袖丹比提出弹劾，并敦促国王加入欧洲大陆国家发动的反法战争。为避免政治危机，查理二世被迫于1679年3月解散骑士议会，但在4月组建的新议会中，乡村党仍获得绝对多数，并在议会中提出《排斥法案》（Exclusion Bill），要求剥夺作为天主教徒的詹姆士的王位继承权，从而引发了“排斥危机”。⑩ 针对《排斥法案》，议会公开分裂为两派：以沙夫茨伯里为首的一派坚持宗教改革原则，反对天主教徒登上英国王位，力图剥夺詹姆士的王位继承权；以丹比为首的一派则坚持王位的世袭制原则，要求保留詹姆士的王位继承权。不久，这两派各自得到一个其政敌所起的绰号——法案的拥护者被称为“辉格党（Whig）”，“辉格”一次源自苏格兰的盖尔语，原意为马贼，在革命时期有人用它来作为对长老派的讥称；法案的反对者被政敌讥讽地称为“托利党”（Tory），“托利”一词源于爱尔兰语，意为不法之徒。(11) 这两个词日益流传开来，其本来涵义逐渐被人淡忘，两党都接受这一绰号作为正式名称，英国近代两大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由此诞生。

从近代辉格党与托利党的产生可以看出，二者实际上源自于17世纪中后叶英国议会中传统的政治派别或集团：辉格党实际上就是沙夫茨伯里领导的乡村党，其渊源可以追溯到革命前后的圆颅党；托利党实际上就是丹比领导的宫廷党，其渊源可以追溯到革命前后的骑士党。尽管此时两党较之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还有差距，但政党的基本特征已基本具备：都提出了明确的政治纲领，《排斥法案》上的态度对立就是一个明显表现；都建立了稳定、持久的政治组织，形成了固定的领导核心；都力图通过控制议会来制定或影响政府决策。这三个特征，表明辉格党与托利党已超越了传统的政治派别，实现了从传统政治团体向近代政党的转变。

从理论上说，政党产生后政党政治随之出现，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在政党诞生后的十年间，即1679～1689年间，英国仍处于君主专制时期，王权依然至高无上，成为政治权力的中心；政党活动虽日趋活跃，但作为两党政治活动空间的议会还未成为一个常设性机构，更谈不上与王权相抗衡了。从“排斥危机”的解决中，不难看出君主政治大行其道。当议会中的两党处于尖锐对立时，查理二世公开表态，支持詹姆士的王位继承权，由此王权与托利党结成联盟。为避免《排斥法案》成为法律，国王不仅动用了否决权，还于1679～1681年间先后三次解散辉格党居于多数的议会，当发现辉格党始终控制议会时，国王甚至于1681～1685年间不再召开议会。由此看来，议会的存在与否，完全取决于国王，因此议会不可能成为与王权相抗衡的力量。在托利党的支持下，国王公开施行无议会的专制统治，对反对王权的辉格党人严厉打击，沙夫茨伯里逃亡国外，客死他乡。辉格党在打压之下开始一蹶不振，“国王和托利党人则大获全胜”(12)。诞生之初的辉格党，一下子由议会多数党沦为与政治绝缘的在野党，其关键在于强大王权的干预，王权可直接决定政党的前途和命运。由此看来，在专制王权之下，政党政治无从谈起。

1685年，詹姆士继承王位，史称詹姆士二世，继续在托利党的支持下推行专制统治，议会虽然恢复了，但成为王权的附庸。不久，詹姆士开始公开恢复天主教，让天主教徒在政府核心机构任职，这使得一向支持王权的托利党也不能忍受。托利党虽坚持王位继承的正统原则，但还坚持国教至上原则，不愿意看到天主教取代国教的至尊地位。正是在反对天主教复辟的基础上，整个新教阵营联合起来了。1688年两党联合发动“光荣革命”，詹姆士被赶下台并逃往法国，而信奉新教的詹姆士的女婿、女儿，即荷兰执政威廉与玛丽被共同拥戴为王。为避免专制王权的复活，议会于1689年通过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这标志着立宪君主制的确立。(13) 革命以来王权与议会之间的斗争由此告一段落，议会的主权地位有了法律保障，以议会为活动空间的政党政治也随之兴起。

二议会主权与政党政府

所谓政党政治，“从广义上理解，则是指政党掌握或参与国家政权，并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和国家事务及其体制的运行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现象”(14)。从性质上而言，政党政治属于民主政治，是代议制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政党政治是相对于君主政治而言的，君主政治依靠君臣依附关系控制国家政权，政党政治则淡化了这种君臣关系，以利益和思想的趋同性为基础的政治集团控制着国家的权力机构。

从历史上看，政党政治的兴起是君主政治衰退的产物，换言之，政党政治是随着王权的衰落而逐步兴起的。就英国而言，1689年的《权利法案》是从君主专制走向立宪君主制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王权衰落、政党政治兴起的肇始。不过，君主政治的衰退与政党政治的兴起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笔者认为，英国政党政治兴起于1689～1714年间，即威廉三世与安妮女王统治时期。1689年《权利法案》的颁布是王权衰落、议会确立主权地位的开始；1714年来自德意志的汉诺威王朝入主英国，主客观因素造成王权急剧衰落，使得政党政治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1689～1714年的25年间是英国政党政治兴起或起源的阶段，此间，英国政治的发展沿着两条主线进行：一条主线是王权和议会之间的权力斗争，王权逐渐衰落，议会权势上升，这是政党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前提所在；另一条主线是政党政府的兴起，即此前国王依赖王室宠幸、私人顾问来施行统治，现在转而依靠议会中的政党，特别是多数党所组成的政府来施行统治，政党在国家政权运转中逐渐发挥重要作用。

《权利法案》颁布后，国王并未成为“统而不治”的“虚君”，早期的立宪君主制是国王与议会共享权力的政治体制，在权力的具体分配方面，法案并没有明确规定。事实上，此时国王依然大权在握，如法案规定，国王必须定期召开议会，但到底几年召开一次，法案并没有做出详细规定，更何况国王依然拥有随意召开和解散议会的权力；国王还拥有制定内外政策的权力，拥有任免各部大臣及官吏的权力，特别是对官员的任命权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国王能实现对议会的控制。(15) 这样，在威廉入主英国后的20多年间，国王与议会之间的权力斗争十分激烈，新生的两党作为议会中的核心力量，积极投入到削弱王权的斗争之中。

威廉与安妮在位的25年间，英国先后卷入欧洲大陆奥格斯堡同盟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这对英国宪政产生了重要影响。战争的维持需要庞大的财政支出，而只有得到议会的授权，国王才能够征税和征兵。早在1689年3月，议会就通过一项拨款法案，授予国王每年120万英镑的税款，其中60万用于宫廷和非军事性开支，其余用于海陆军开支。(16) 此后，议会不断通过各种手段，将财政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到安妮女王时期，英国已形成这样的惯例，即财政部每年都要制定财政预算提交议会讨论通过。(17) 这样，议会逐步掌控了财政大权，并以此作为与王权斗争的重要砝码，由此强化自身的主权地位。

为了削弱国王拥有的军事大权，1689年议会通过《兵变法》（Mutiny Act），法案规定：“为确保国家安全以及捍卫新教信仰，在国家面临危险时，国王在议会授权的前提下，可以召集军队，但这支军队只能维持一年。”(18) 可见，虽然国王依然可以统帅军队，但受到议会的极大限制：军队的维持每年都要得到议会的确认，这不仅“意味着每年都要召开议会”(19)，而且意味着国王独立享有并行使的军事权力受到议会的限制。

为防止出现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无议会”或“长期议会”的局面，1694年议会以战争拨款为要挟，通过了《三年法案》（Triennial Act）。从此，议会至少每三年召开一次，每届议会任期不超过三年。(20) 这意味着议会已成为一个常设性机构，长期议会或无议会时代宣告终结，这为政党政府从议会中的诞生提供了前提。

议会在与王权的斗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当属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Act of Settlement）。法案规定，安妮去世之后，英国王位将传给德国汉诺威王室的索菲亚公主及其后裔。法案本身表明，由议会来讨论并决定王位继承人，是对议会主权的一种伸张，实际上也是重申光荣革命所确立的原则，即王权处于议会之下。不仅如此，法案还对王权加以特别限制：（1）法官的任免权虽然属于国王，但要经过议会两院的认可，这实际上是削弱了国王的司法控制权。（2）一切有关英国政府的事务，均应在枢密院中处理，所有决议均需要枢密院中的提议者和赞同者签字。这一条款实际上剥夺了作为政府首脑的国王单独做出决策的权力。

光荣革命后，国王利用官员任免权控制议会的现象较为普遍。为将王室宠幸排挤出议会，议会于1707年通过《任职法案》（Place Act），法案规定：“凡从王室新近获得官职，或领取薪俸者，均不得当选议员并进入议会下院……凡已当选下院议员并在任职期间接受国王官职者，其议员资格将被宣布无效。”(21) 由此，国王再也不能通过赏官赐爵手段控制议会了，该法案被看做是“限制王权影响力在下院增长的巨大成功”(22)。

到18世纪初，随着一系列法案的出台，国王在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等方面的权力被逐步削弱乃至丧失。而作为国王手中的尚方宝剑，否决权实际上也丧失了。威廉曾将否决权作为与议会对抗的最后砝码，一生曾行使过五次否决权。安妮则仅于1707年行使过否决权，由此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后一位行使否决权的君主。此后，国王在法理上依然享有否决权，但没有哪位国王再行使过它，国王的否决权实际上已丧失了。(23) 这样一来，国王签署议会通过的法案就成为一种象征，这是确立议会主权地位的重要标志。总体来看，王权的衰落以及议会主权地位的确立，使得政党通过赢得议会选举而执掌国家政权成为一种可能，而政党政府的组建，则标志着可能性已经变成现实。

政党政府的组建是政党政治兴起的重要表现，它意味着政党执政目标的实现，这是王权衰落的必然结果。光荣革命后，作为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的君主依然保留着一些政治特权，并从内心排斥政党对国家权力的染指。威廉尽其所能地将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将没有被法律剥夺的权力用之以极，坚决抗拒各种势力对这些权力的攻击。(24) 安妮虽然不如威廉那样专权，但也不想过多地依赖哪一政党来施行统治，即不想成为政党政府的傀儡。不过，随着一系列限制王权的法案的通过，这两位君主也不得不正视王权衰落、议会地位提升的现实，不得不依赖政党的力量来施行统治。

威廉统治期间，力图组建由辉格党与托利党共同参与的混合政府，以便在两党权力斗争中强化君主权力。混合政府之所以能存在，一方面在于，虽然议会逐渐为两大党所控制，但任何一个政党都难确保占据绝对多数席位；另一方面，国王对于政府官员的任命往往根据个人好恶，而非严格意义上依据议会选举结果。继位之初的威廉，改组了詹姆士二世的政府，政府中不仅有辉格党与托利党成员，还有不属于任何政党的王室官员。由于成员来源复杂，在政策制定上争论激烈，而决策权最后往往落到威廉自己手中。1690～1694年间，威廉拉拢两党中的温和派，组建托利党人占主导地位的混合政府。但这届政府不仅没有解决对外战争所引发的财政危机，而且还不断提出限制王权的《任职法案》，引起威廉的极大不满。1694～1697年间，威廉罢免了反战的托利党人，建立起由辉格党“小集团”（Junto）所组成的一党政府。为解决由于战争造成的财政危机，政府宣布成立英格兰银行，建立起国债制度。这彻底解决了威廉发动战争的后顾之忧，欧洲战场上的局势也很快改观。1697年战争结束后，威廉又对政府实施改组，罢免了部分激进的辉格党人，拉拢部分托利党人，再次建立起混合政府，戈多尔芬（Godolphin）领导的托利党在政府中处于主导地位，直到1702年威廉驾崩为止。

安妮女王是个坚定的国教徒，从感情上亲近于托利党人，因此，在1702～1706年所组建的首届政府，是一个戈多尔芬领导的托利党人占主导地位的混合政府。1705年议会选举之后，辉格党获得议会多数席位，安妮才被迫改组政府。1705～1710年间，混合政府的控制权逐渐由托利党转移到辉格党手中。这届政府将战争政策推行到极致，1709年当法国提出议和后，辉格党依然不愿放弃战争，声称“只要波旁王朝的势力还没有被赶出西班牙，就不会存在和平”(25)，这引起了民众以及安妮的厌倦和不满。从1710年开始，安妮先后罢免了政府中不愿停战的辉格党人，建立起托利党的一党政府。1710～1714年间的托利党政府，很快与法国签订停战条约，英国迎来了难得的和平局面。(26) 此时，一党独大的托利党政府，内部却陷入严重分裂状态。尤其是，以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为首的“十月派”，由于策划和卷入詹姆士的复辟阴谋，引起民众以及汉诺威王室的不满。这样，1714年安妮女王驾崩、乔治一世入主英国王位后，托利党长期处于在野地位，辉格党则东山再起，建立起近半个世纪的“辉格优势”。

总体来看，威廉与安妮统治的25年间，政党政府已初步建立起来。虽然王室宠幸、国王私人顾问以及无党派人士也进入内阁，但其成员数目越来越少，而来自两党的政治领袖人物居于绝对多数地位，这意味着政党开始实现了对政府的控制。尽管作为政府首脑的国王仍享有行政大权，但不可能如1689年以前的专制君主那样为所欲为，而是要充分考虑内阁中各政党成员的态度和意见。在通常情况下，国王的决策必须与内阁中多数的意见保持一致，否则就容易引发政治危机，这就为政党在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保障。不过，斯图亚特王朝末期仍处于政党政府的初创时期，君主的权力依然很大，这尤其体现在外交方面。1698年，威廉代表英国与别国政府签订反法联盟条约，但这么大的事情直到1700年才为议会和政府所知晓。尽管议会表示不满，但威廉却行之泰然，认为这次行动并未明显超出他的特权范围。这也从侧面说明，早期的政党政府还未能取代国王行使权力，充其量只能与国王分享政治权力。

在政府构成上，君主的个人倾向有时起到很大作用。虽然在威廉和安妮统治时期，两党混合政府与一党政府在不断交替，但总的来看，威廉倾向于辉格党，因为辉格党支持威廉的战争政策；安妮倾向于托利党，因为托利党推崇国教的至尊地位。在这25年的大多数时间，政党政府都是两党混合政府。但在1694～1697年间，威廉三世为维持对外战争而建立起辉格党“小集团”的一党政府；而1710～1714年间，安妮女王为尽快结束战争而建立起托利党的一党政府，两个一党政府的组建形成鲜明的对照。但此时的一党政府依然不是后来的责任内阁，因为它并非议会选举的直接结果(27)，而是君主根据形势的需要而调整政府构成的结果，这也说明早期政党政府还难以完全摆脱君主的控制。

三政党政治的基本特征

1689～1714年是英国政党政治的起源阶段，此间君主政治日渐消退，政党政治日益兴起。在从君主政治向政党政治的过渡阶段，英国政党政治的模糊性、复杂性不时体现出来：君主政治虽在消退，但其余威尚存；政党政治虽然兴起，但却受到王权的限制。具体来看，政党政治表现出如下特征：

首先，议会的大多数席位被辉格党与托利党这两大政党所控制，而两党之间的政治分野较为明显，以参政和执政为目标的政治斗争日趋激烈。威廉与安妮统治时期，辉格党与托利党在议会下院活动日趋频繁。尽管议会下院还有着一些游离于两党之外的独立议员，但辉格党与托利党议员占据议会绝大多数，且两党之间界限明显。有学者对安妮女王时期的议会成分进行了分析：此间议会下院共产生1250名议员，其中156名议员因种种原因没有登记在册，登记在册的1064名议员中，495名议员总是站在托利党一边，439名议员总是站在辉格党一边，只有130名议员游离于两党之外；与之对应，上院贵族也出现党派分化：其间登记在册的182名世俗贵族中，仅有41名贵族跨越党派界限而保持独立。(28) 由此看来，政党间的分立已很明显，正如普卢姆（Plumb）所指出的，“辉格党与托利党的分立构成政治史基本史实之一……对于此间的政治家而言，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就如同白昼与黑夜一样泾渭分明”(29)。

在把持议会的前提下，两党之间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对立日趋明显，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对待非国教徒的立场和政策上的对立。托利党主张强化国教地位，严厉限制非国教徒的权利，在主政期间，托利党曾通过一系列宗教法案，打击非国教徒势力，实际上是在削弱辉格党的群众基础。辉格党标榜为非国教徒利益的坚定捍卫者，主张对所有新教徒实施“宗教宽容”，甚至主张英国接纳他国受到迫害的新教徒。其二，对待王位继承问题上态度的差异。辉格党对于威廉和玛丽担任国王，无论从内心里还是从行动上都表示支持，并坚决反对詹姆士二世及其后裔的复辟活动。而托利党大多信奉传统的王位继承法则，从内心里并不愿意承认威廉是“合法、合理的国王”。安妮统治末期，托利党内一些贵族还在图谋让流亡君主詹姆士的儿子复辟。两党在王位继承问题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导致汉诺威新君入主英国后托利党长期失势的政治局面。其三，两党在对欧洲战争政策上态度不同。辉格党是新贵族、乡绅、城市工商业阶层利益的代表，从总体上支持国王的对外战争，认为战争是英国树立霸权地位、拓宽海外市场的必要手段。托利党从总体上反对战争，认为战争对土地贵族的利益构成损害，导致土地税增加。对待战争的不同态度直接决定了两党的政治命运，威廉时期的辉格党一党政府与安妮时期托利党一党政府的建立，都与战争问题直接相关。

两党之间对于议会席位的争夺以及对于内阁职位的争夺依然非常激烈。由于责任政府尚未形成，所以议会多数党并不一定能保持其独揽政府，但在内阁构成上，充分考虑议会多数党的利益已成为大势所趋。这是因为，政府的重大决策，都须经过议会讨论批准，如果政府构成严重偏离议会多数，就会出现宪政危机。为此，此间政党政治一方面表现为两党联合对抗并削弱王权，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两党对于参政权力的争夺。两党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对抗，政党政治的复杂性可见一斑。

其次，在从君主政治向政党政治过渡进程中，即政党政治兴起过程中，国王依然大权在握，有时甚至能决定政党的前途和命运；但另一方面，议会主权地位的确立，促使国王不得不根据议会中的力量分布而调整政府构成，这为后来责任内阁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在威廉和安妮统治期间，政党政府开始建立并运作起来。但在政府成员的组成上，国王的态度至关重要。虽然议会选举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意，但并不一定能在政府成员的构成上体现出来。由于议会成为常设性机构，大选频繁进行，但大选结果并不立即造成政府的变更，因为当时还没有议会多数党单独组阁的先例。威廉和安妮当政期间，还没有哪一届政府是议会选举的直接结果。1694年威廉任命辉格党组成一党内阁时，议会下院中的多数派是托利党及其支持者，直到1695年大选后，执政的辉格党才在议会下院获得多数，从而巩固了其执政地位。再看安妮时期的几次选举：1702年托利党赢得大选，但安妮仍延续从威廉那里继承下来的混合政府，辉格党在政府中担任要职；1708年大选后，虽然建立起“自光荣革命后辉格党势力最强的一届议会”(30)，但安妮并没有“任命组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辉格党政府”(31)，而是对托利党政府实施改组，任命部分辉格党贵族进入政权，逐渐完成从托利党主导的政府向辉格党主导的政府的演变。这充分说明，当时的政府构成与议会下院并不保持绝对的一致。

D. 英国议会产生的原因

英国人崇尚自由，他们喜欢别人称他们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所以，他们不喜欢被约束。在英国，抗拒王权、限制王权被看作是自由的传统（贵族逼迫失地王约翰签署《大宪章》）。在英国历史中，国王与贵族始终不分上下，谁也难以彻底制服对方，结果形成了长期的抗衡。抗争在相对平衡的状态下不断持续，终于形成了国王与贵族不流血的竞技场——议会。在国王与贵族的斗争过程中，王权应该受到限制的思想逐渐形成封建关系，并以律令的形式固定下来。经过四百多年的发展，于1689年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具体如下：
议会的前身是大议会和小议会，13世纪后小议会逐渐变为御前议会。
起源于1215年的《大宪章》——王在法下；
议会的雏形：牛津议会（公众选举性）——生而自由；
1264年和1265年的西门议会（中产阶级进入议会）
1295年的模范议会（中等阶级被普遍认可，为下院的产生奠定基础）
1322年《约克法令》——王在议会
1689年《权利法案》（议会的权力高过王权，议会主权确立）

E. 英国的民主与法制是怎样形成的

民主是权力分配的问题，法制是行为规范或者说权利分配的保障。英国革命始于国王要征税，侵犯了人民的利益，于是议会要限制他的权利，国王不从反而要解散议会，无法妥协，于是开打，后来几经波折，最终限制了王权，相应的增长了民权，立法来保护这种权力分配即权利法案，议会可以限制王权。同样，美国与法国都是属于民众利益诉求，被压制，于是暴力反抗，比英国彻底的是他们灭了旧的统治者，于是由民众自己来设计权力格局，民选议会政府，互相牵制以保证人民掌握一定程度上的选择决定权，而后同样是立法立宪，保障这一成果。所以一切民主法治不是抽象的，而是历史中演化的，由人民利益诉求推动的，民主就是人民掌握或影响权利，而立宪则是为了保障这一权利，而整体的法制则是在宪法精神基础之上的社会规范。

F. 英国中世纪的法律传统

【原文出处】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原刊期号】200301
【原刊页号】39～43
【分 类 号】K5
【分 类 名】世界史
【复印期号】200307
【 标 题】英国法律传统与中世纪地方自治
【英文标题】The Tradition of the English Law and the Local Autonomy in Middle Age
CHEN Ri-hua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 300073,China
【 作 者】陈日华
【作者简介】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073
陈日华(1977—)，男，江苏泰州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英国素有“地方自治之家”的称号，这应当追溯到中古时期的英国社会生活。在英国，国王利用普通法对地方社会进行管理，同时地方政府在处理地方公共事务上享有较高程度的独立性。形成中古英国地方社会自治的原因与其法律传统密切相关。英国的法律传统在本质特征上体现着权利的概念，保护着主体的权利。中世纪英国地方社会的自治制度奠定了近代英国地方自治政府的基础。
【英文摘要】England is often regarded as“the home of local autonomy”.If we want tocomprehend it,we should ascend to the medieval English society.In medievalengland,the king governed the realm by the commom law,and at the same time,the local governments had much independence when they dealt with the localpublic affairs.The reason was that the local autonomy in medieval Englandhad a tight relation with the tradition of the English law.The tradition of the English law in essence embodied the right notion,and it protected thesubjective right.The local autonomy institution in medieval Englishestablished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English local autonomous governments.
【关 键 词】中世纪/英国法律传统/地方社会/自治/middle age/tradition of English law/local society/autonomy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K5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3)01-0039-05
一、英国法律传统的来源、形成过程及特征
英国法律传统的形成是个长期渐进的过程，经过多种因素的融合和长期的冲突。这里应指出的是，本文所说的法律及法律传统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的，广义上的法律及法律传统包括具体的法律条文与程序，以及法律的观念思维与价值判断的标准。下面从来源、形成过程及特征等方面来分析英国的法律传统。
(一)从来源上看，英国的法律传统综合了日耳曼因素、罗马因素和基督教因素。[1](卷2，P11)首先是日耳曼因素。日耳曼人灭亡西罗马帝国后，在西欧，日耳曼法占据主导地位，它体现的主要是日耳曼人古老的习惯与原始民主制的遗风。从某种意义上讲，日耳曼因素奠定了英国法律传统的基质。其次是罗马因素。一般认为普通法系是区别于大陆法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中世纪的法律不受罗马法的影响，“在英国，罗马法的影响也不例外”[2]。再次是基督教因素。伯尔曼认为，起始于11世纪的教皇革命是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起源。教皇革命中形成的教会法与后来的世俗法律体系奠定了西方法律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在于同一社会内部各种司法管辖权和各种法律体系的共存与相互制衡。多元的法律体系，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反映了多元的社会力量……正是这种社会力量的多元性从而(导致)法律体系及司法管辖权的多元性，使法律的最高权威性成为必要和变得可能”[3]。
(二)从形成过程上看，中世纪英国的法律制度经历了从分散的地方习惯法到通行全国的普通法的过程。伴随着英国法律制度形成的是英国社会的封建化过程。诺曼征服后，威廉一世把欧洲大陆的封建制度引入到英国，从而在英国社会中形成了封君——封臣、领主——佃户间一定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即所谓的原始契约关系。在封建法中，封君和封臣各有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封建化过程中形成的庄园法与封建法一样，也体现出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农民有向领主服劳役、交租税等方面的义务。同时法律(相当程度上是古老的习惯法)也在多方面保护农民的利益。
(三)从特征上看，英国的法律结构具有多元化的特点。但结构上的多元化只是形式，关键在于多元化形式的后面，英国法律传统的特征是什么?无论是回溯日耳曼人古老的习惯还是透视封建法、庄园法等法律体系的内容，我们都可以发现法律的作用不仅仅是暴力的概念，它还体现着对个体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主体权利的保护。(注：关于主体权利概念的重新界定，参见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P203～204，济南出版社，2001。)在中世纪，所谓法庭实际上是指按期召开的审理案件的会议，自由民出席本地区的公共法庭，依据本地区的习惯法处理案件，实行同类人之间审判的原则，这些使得英国法律传统具有参与裁判的特征。这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个体的法律观念与保护主体的权利。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千差万别的习惯法和以相互的权利义务为条件的契约型的法制传统正是这种多元法律结构的重要标志。”[4]恩格斯也注意到英国法律的特点，认为英吉利法有对个人自由的保障作用。[5](第3卷，P152)同时英国法律还把古代日耳曼人自由观念中的精华部分——个人自由、地方自治以及除法庭干涉以外不受任何干涉的独立性保存下来了。[5](第3卷，P395)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英国的法律传统渗透到英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此理论为框架，研究中世纪英国的地方社会，我们发现英国的地方社会中存在着自治的性质，英国素有“地方自治之家”的称号，英国的地方政府被认为是最富有自治精神传统的，理解这一特色应当与英国的法律传统联系起来。如前文所指出的，英国法律传统所体现的权利概念主要表现为特定的主体权利：对于个人来讲，主体权利表现为个体权利；对地方社会来讲，则表现为地方权利，即在地方社会中呈现出自治这一特色。
二、中央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与管理
我们探讨地方社会的运作，但是地方社会并非孤立地存在，在它的上面还有国王和国家。研究中央对地方社会控制的方式与程度，则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地方社会的情况。下面从三个角度来研究中央对地方社会的控制。
(一)国王在地方上是否有一整套完善的官僚机构。一般来讲，假如王权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官僚体系，那么中央就能更有效地控制国家，地方上的自主性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中世纪英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中世纪英国国王派到地方最重要的皇家官吏是郡守(sheriff)，郡守通常由国王或财政署任命。郡守的作用包括行政、司法、经济等方面，有人称他为“国王忠实的奴仆”[6](P28)。督察官(coroner)是地方政府中的另一个官职，其职责是记录郡守的活动，以便以后进行检查与考核；同时还记录那些原因不明的死亡案件，以便将来法官对案件的审理。国王还向地方派遣没收吏(escheator)，负责管理王室在地方上的土地与财产，估价、接管、管理那些无人继承的应归还国王的土地，维护国王作为所有土地最终领主的权利。此外，为了处理一些特殊的王室事务，国王还任命一些特殊的官吏，如王室所领森林的看护者，王室城堡的守堡人等等。在研究这些官吏间的联系后，我们发现他们组织严密程度是很小的，正如布朗所说的：“他们并未组成一个皇家的官僚机构。”[7](P146)
(二)国王是否控制强大的军事力量。军队作为国家强制力量的重要标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中世纪的英国并无常备军，连保护国王的警卫人员都很少。国王组织军队主要有两种方式：首先，他可以分封土地给贵族，来换取贵族向他提供骑士的义务。但贵族向国王提供骑士的数量与服役的天数是有明确规定的，如果超过服役期，那么费用由国王负担。其次，国王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在遇到战事时，可以向全国发布命令，征集各地兵员。这些措施只是在战时才实施，平时国王并无权保持常备军。
(三)国王在法律的名义下实现对地方社会的统治。中世纪英国国王的首要身份是最高领主。作为最高领主，国王要实现对地方的管理在早期有两种办法：一是自己巡视全国，二是派出巡回法庭。到亨利二世(1154—1189)时，英国已建立起较完善的巡回审判制度。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巡回法官们首先熟悉了各地的习惯法，后加以研究和总结，剔除其中不合理的成分，吸收其通常的做法，逐渐形成了普通法。通过这一法律体系，中央各法院借助王权的神圣性，可以受理地方上的各种上诉，国王的法律更加渗透到地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中世纪英国王权在地方上既无完善的官僚体系，也不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它是通过逐渐形成的普通法，接受地方上各种事务的诉讼，来实现对地方事务的管理。这种形式为地方的自主发展和独立性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是英国地方社会实现某种程度自治的基础与前提。
三、中世纪英国地方社会的自治性质
前文论述了中世纪英国国王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程度，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英国地方社会在中世纪时究竟是怎样运作、组织与管理的呢，这是下面所要论述的内容。
(一)地方官员的任命及对什么人负责。前述郡守是国王派往地方的主要官员，我们有必要对任郡守之职者的身份进行分析。事实上，担任郡守的人，绝大多数是当地的骑士及缙绅(esqire)。一般说来，郡守是由中央任命，但在实际生活中，郡守的任命是多方利益斗争与协商的结果。同时我们注意到，从1246年起，由郡法庭选举而非由中央政府任命督察官，担任此职的人都属于郡中的乡绅阶层，到后期出任此职的多为下层乡绅。地方政府中另一个常见的官员是警役(constable)。警役是村或教区中一个重要的官吏，他的主要职责是维护乡村的安全，处理一些小的事情。警役通常根据乡村的习俗，由村民或教区内的居民选举本地有一定社会地位与财产的人出任，充当警役的人得对本地区的居民负责，向他们汇报工作。在地方社会中还有其他官员，如征税官和各种临时的特派员，这些人也都由本地人充任。
由此我们看到，地方政府中绝大多数官员都是本地有地位、有身份、有财产的人。许多研究表明，14世纪以来，兴起了乡绅阶层。他们精通法律，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逐渐地，乡绅掌握了地方社会的政权，使得地方政权没有成为中央政权完完全全的统治工具。乡绅作为一个阶层兴起并掌握地方政府是14世纪后半期英国地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表明地方社会有能力实现对本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治理，因而在地方政府的运作中，考虑更多的是本地区的习俗与地方上的利益，为本社区的民众服务。
(二)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与政府运作的各项开支。首先我们考察中世纪英国地方官员领薪俸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只有那些拥有一定数量土地的人，才有出任官员的资格，拥有这种资格的同时，他们也有处理地方公共事务的义务，这表现为绝大多数的地方官员是不领取中央政权薪俸的。对郡守而言，由于他是国王派遣到地方的官吏，因此他可以从为国王征收的税收中扣除一部分作为薪俸。而对于后来取代郡守地位的治安法官来讲，他们是义务性的地方官员，除季法庭(quarter sessions)开庭期间每天领取4先令的津贴外，没有任何官方报酬。督察官的情况与治安法官相似，也是义务性的，无任何报酬，直到1487年的一个法令才规定督察官应该领取薪俸。再如警役，他们所管理的事务是些社区性的公共事务，其性质也是义务性的。地方政府的开支还包括地方公共事务的开支，比如建筑或维修教堂、桥梁、道路以及支付议员出席议会的费用等。这些资金是由地方官员在郡法庭或百户区法庭或教区会议上提出议案，在大家商讨后再具体摊到每个人头上。由于中央政府不能从财政上控制地方政府，因而地方官员在处理地方事务中，所受到的来自中央的束缚与限制是很少的。
(三)地方社会的运作与自治。中世纪英国地方社会的组织与管理形式经历了从盎格鲁——萨克森时期的以郡守为中心到都铎王朝时期的以治安法官为中心的形式转变，贯穿于这种形式转变主线的是地方社会的自治特色。国外学者一般认为，中世纪英国地方社会的自治形式是国王命令下的自治政府，最早的论述可能是怀特(注：参见White A·B.Self Government at the King's Command,Minueapolis,1933.)，近来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莱昂为代表，他认为：“尽管国王命令下的自治政府在词语上有些矛盾，然而很明显，在郡、百户区、镇层次上，地方政府很大程度由居民自身管理。”[8](P406)当我们再联系英国法律传统时，我们发现地方自治体现的是一种权利：一方面是地方社会自己管理的权利，社区的居民可以依照当地的习俗与习惯来处理社区共同体内发生的事务；另一方面则体现了限制国王与国家的权力，国王不能随意依据自己的意志处理问题。
盎格鲁——萨克森时期的英国地方政府组织主要分为两级，即郡与百户区。他们各有自己的法庭，其性质属于公共法庭。郡法庭一般是每四周举行一次会议。郡庭主持人是郡守，参加者原则上应包括郡内所有的自由人。因为根据传统，参加郡庭是自由人的权利同时也是义务。后来随着封建制度的建立，这种权利与义务又与封建土地所有制相联系，只有自由土地持有人才有权利出席郡法庭。郡法庭职能主要是处理郡中的司法、行政、公共生活及其他社区事务，如审理郡中发生的各种民事刑事案件，对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事务进行协调与处理，征收地方事务所需要的资金；负责选举议会议员与地方官员，如督察官、高级警役等。百户区也有自己的法庭，百户区法庭带有部落群众集会裁决纠纷的性质，它是处理邻里关系的会议。公共事务的管理离不开公众的参与，在公共治安方面，所有地方上的人都有义务协助警役工作，在实施法律的过程中，村民参与陪审团是一项义务。如果说郡、百户区能形成自己的地方团体观念，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的公共参与活动就是其基础，正如布朗所认为的：“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在郡法庭和郡公共事务上的实践活动，使得郡形成了自己的一种结合体，百户区与教区也是如此。”[7](P149)而这种公共参与的形式正是以权利义务的关系为基础，参与从本质上就意味着一种权利。在一种强调主体权利的法律传统下，自由人以权利个体的身份进入公共社会生活，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地方社会中众多的权利个体共同活动的结果产生了地方社会的区域认同感；同时地方社会相对于中央政权来讲，它也是一个权利的主体，在接受中央管辖的同时，它有权利(同时也有能力)自己治理本社区的事务。
12—13世纪，随着普通法的产生与发展，大多数司法案件移交给了中央法庭。但在地方社会中，自治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而是向以治安法官为中心的地方自治的形式转变。治安法官一职萌芽于13世纪。1360年，爱德华三世颁布法令，要求各郡由3～4名富有并精通法律的人负责地方上的司法事务，不久出现治安法官(justice of peace)这一称号。1362年法律规定治安法官每年应开庭4次，此法庭就是通常所说的“季法庭”。此后，治安法官获得审理对郡守不满诉讼的权利。1461年法令规定郡守无权逮捕犯人以及收取罚金，而应将案件转移到治安法官处，这表明郡守地位的最终衰落与治安法官在地方上中心地位的最终确立。都铎王朝时期，中央赋予了治安法官更大的、几乎是无所不包的权力：贯彻国王与中央的命令，受理地方上的各种案件，维护本地的治安，颁布地方性工商业条例，调整工资，确定济贫税率，批准或撤销酒馆，查禁非法书籍等等，几乎涵盖了所有地方上的事务，所以有人认为：“在伊丽莎白时代，绝大多数人并未完全处于中央政权的直接管辖下，大多数人由地方官员管理，特别是治安法官们决定其命运。”[9](P50)治安法官是一个小的团体，开始时每郡由6～8人组成，到都铎王朝时增至30～40人，形成团体管理的模式。治安法官是由国王通过委任状的形式予以任命，受枢密院和星室法庭(star chamber)的监督。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国王加强了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担任治安法官有严格的资格限制，只有年收入达到20英镑的土地所有者才有任职资格。因此，担任治安法官的人都是地方上的乡绅。前述治安法官是义务性的地方官吏，除季法庭开庭期间每天领取4先令的津贴外，他们没有任何官方报酬，因此治安法官有很大的独立性，能在较大程度上代表地方社区的利益。
都铎王朝时期，随着宗教改革与圈地运动的继续进行，出现了众多的无业者，他们到处流浪，成为中世纪晚期英国社会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宗教改革前，教会通过各地的修道院以及各种慈善组织，或是有计划地，或是临时性地对穷人进行救济。宗教改革后，随着教会势力的削弱，这种救济明显地减少了。虽然中央政府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主要的还是各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救济。地方社会中教区在实施济贫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教区原来是教会组织的最小单位，后来取代了村的地位，逐渐具有了非教会性的职能。1536年法案要求教堂执事等每周征集救济，从而为设立专职救济官员奠定了基础，初步建立了以教区为基础的救济体系。[10](P23)1601年《济贫法》规定，教区是执行《济贫法》的单位，教区的主要组织机构是教区委员会，主要官员是济贫监督，每年济贫监督由治安法官任命。教区可以对流浪者、扰乱礼拜秩序者处以罚金。教区委员会会议在处理地方事务时，均是公开的。因此，对普通老百姓来讲，教区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由此可见，以社区共同体成员为基础的教区会议实现了英国地方社会最基层意义上的自治。
中世纪英国逐渐形成的自治制度，奠定了英国近现代地方政府的基础。19世纪的一系列地方政府改革则基本奠定了现代英国地方政府的结构。事实上，这些变化都源于中世纪的社会生活，中世纪英国的地方社会贯穿着自治的主线，自治形式有变化，但是自治的本质并未发生改变。
收稿日期：2002-09-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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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L·Beier.The Problem of the Poor in Tudor and Early Stuart England[M].Methuen,1983.

G. 外国法制史的英美法系的形成与特点

1、以判例法为主要法律渊源。各国受英国发的影响，法律渊源一般部分为普通法、衡平法和制定法。其中判例法的地位都很高。
2、以日尔曼为历史渊源。普通法系的核心——英国法，是在较为纯粹的日尔曼法——盎格鲁，撒克逊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3法官对法律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判例法是在法官才长期审判实践中逐渐创造出来的，法官的判决本身具有立法的意义，普通法系素有“法官造法”之称。
4、以归纳为主要推理方法。法官和律师在适用法律时，通过对存在于大量判例中的法律原则进行抽象概括归纳比较，然后才能将其最不适当地运用到具体的案件中去。
5、不严格划分公法和私法。 1、美国法的特点：
其一，以判例法为主要表现形式。在判例实践中实行“遵循先例”原则，在审判风格上采用归纳的推理方式，强调程序的重要性。
其二，法律体系庞杂。联邦和各州自成法律体系，美国联邦和各州都有独立的立法机关和司法系统。
其三，封建因素教少。这是因为北美大陆原本就不存在封建制度，在引入英国法时对其中明显的封建因素没有采用。
其四，浓厚的种族歧视色彩。
2、美国法的历史地位。
美国法是在批判吸收英国法的基础上建立的适合美国国情的具有美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在英美法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体现在：（1）美国创造了对宪法产生深刻影响的近代宪政思想和制度，制定了世界第一部资产阶级成文宪法，奠定了资产阶级宪法的基本格局，并对近代时期的宪法实践发生了深刻影响。（2）创造了立法和司法的双轨制，这种体制及其运作为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协调提供了经验。（3）美国刑法率先创造了缓刑制度，并将教育观念和人道主义观念引入刑法的改革。（4）最早建立了反垄断法制。
美国法在继承普通法与建立本过法的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批判和创新精神。当然，美国法也存有一些消极的内容，像一些反民主立法诸如反劳工立法和种族歧视性立法等。

H. 英国强大的原因

是的。不止以前，现在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它的世袭的皇家帝王制到今日仍然适用，但国家的政党军队是分开各不相干的。他们有法制讲民主，人民内心钟诚于皇室，思想上信仰上帝崇拜耶稣，行为和自由以及权利和义务受制于国家法律，每个人都有自由和自主的投票选举权，国家的最高权利长官“总统”就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君不见每位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都手按圣经，以神的名义来向世人保证他作为总统的公正和无私，因为他有资格发这样的誓，因为他是有信仰的，呵呵。不似某些国家的“头”在上任时候的“演说”，暂且算做是“演说”吧，满口的尽是信口雌黄，因为他根本就没信仰，他的就职誓言何来的依据，何来的可信度，哈哈，好笑。。。本人认为，单凭此一点，大不列颠真正强大的原因就足已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