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法治文化

『壹』 什么是法制文学呢

一、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使命感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要“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法制观念教育”；报告还强调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并对“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行了系统全面部署。无论是法治建设，还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都要求重视和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法制宣传教育承担着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培养法治观念、引导法治行为的重要职责，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在推进依法治国进程、构建和谐社会、法治文化建设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民主法治建设蓝图进行了勾画，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为我们进一步开展普法教育，推进法治南京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决策上来，增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抓好法治文化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一）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需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不仅要切实提高广大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而且要努力形成“人人知法守法、各方依法办事”的氛围。实施依法治国、推进法治南京建设，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大力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真正形成公平正义、权利本位、崇尚法治的文化环境。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对人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但是这种文化一旦被人们所接受，其影响却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和广泛性。作为普法教育的主管部门，我们必须自觉把法治文化建设作为一件大事，切实负起责任，认真抓紧抓好，务必抓出成效。

（二）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南京的必然要求。大力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以先进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想理念教育人、熏陶人、培养人、塑造人，有利于使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和正确的政绩观，推动城乡经济社会良性互动、共同发展，推进统筹区域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落实；有利于增强公民的法治意识，促进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落实。所以，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南京，必然要求加强法治文化建设。

（三）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需要。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法治文化是以法治为思想内涵、以文化为表现形式的一种文化，是法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法治文化的过程，是以先进的法治理论为指导，以先进的法治制度为基础，以先进的法治思想为核心，以先进的法治文化活动为载体，营造崇尚法律至上、公平正义、权权制约、诚信守法的社会文化环境的过程，必将进一步优化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

二、多策并举，确保法治文化建设法制宣传教育各项任务的落实

法治文化是法律现象中区别于法律规范体系、法律设施、法制运行等外显实体要素的内在精神部分，主要包括人们对现行法律所具有的思想、意识、感情、信仰、知识、理论等内容。我们一定要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引，按照宁法宣[2007]1号文《推进南京法治文化建设法制宣传教育行动计划》总体要求，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推进法治文化建设，依法治国方略。

（一）抓好各级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法制教育，发挥其在法治文化建设中的示范、引领作用。要进一步落实领导干部法制讲座制度、理论中心组学法制度、党校（行政学院）培训等制度，推行并积极实施领导干部法律知识任职资格制度；继续落实各级行政执法人员、司法人员专业培训和继续教育制度、执法资格证制度。要通过不断提高领导干部在法治文化建设中的引领示范作用，带动全体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的提高。

（二）加强公共法治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结合文化馆、图书馆和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和“农家书屋”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逐步增加法治文化的内容。要认真实施农村法律图书角建设“双百工程”,即每年建成100个藏有法律书籍100本以上的村法律图书角，到2010年完成全市的村法律图书角建设。推进法治文化场所建设，各区县都要建立一个法治文化活动场所，以满足广大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法治文化需求。加快对公共信息资源的整合，充分运用公交、地铁、楼宇、街道和旅游景区等设置的公益广告屏（牌）传播法治信息，鼓励引导法治类影视、动漫等作品创作，提升法治文化的传播活力。

（三）加强法治理论研究，繁荣法治文艺创作。要积极组织指导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和驻宁高校及科研院所法学研究、教学部门，围绕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广泛开展理论与实践研究，为深化法治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重视发挥执法机关和专业文化团体、业余文艺团体、各级文化馆站的作用，贴近法治实践，贴近群众文化生活，积极开展法制题材文学艺术作品创作，让法治文化融入主流文化之中，以丰富生动的法治文化作品吸引人、感染人、说服人，不断提升市民的法治文化修养。

（四）广泛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要以推进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等“六进”活动为主线，采取开展“18”法律广场活动、开办市民法律学堂、法治讲堂等多种形式，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文化内涵，广泛调动市民参与的积极性。各区县要借鉴鼓楼区“法律学堂”的做法，结合本区域的实际，力争“五五”普法考核验收之前，在社区和农村全部开办“法律学堂”。要深入开展“法律人在行动”活动，指导、组织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和驻宁高校法学院系师生等“法律人”结合自身特点，参与法制宣传和社会法治实践，运用生动活泼的文化形式，促进法治文化在市民中的传播。要进一步开展好“12.4”法制宣传月活动，创新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探索法制宣传与城市文化有机结合的新途径，不断提高推动法治文化建设的成效。

三、完善机制，着力提高法治文化建设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实效

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战略，培育法治文化，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要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紧紧围绕发展经济、服务广大群众的根本要求，进一步深入开展农村法制宣传教育，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着力创新，扎实工作，努力提高法治文化建设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实效。

（一）加强领导，合力形成。各区县要把推进法治文化建设作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加大对法治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认真组织落实《推进南京法治文化建设法制宣传教育行动计划》，把法治文化建设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以领导者的高度重视、积极倡导和亲自实践推动法治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

（二）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以典型经验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各级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结合本地区实际，选择不同类型的基层部门、单位，开展法治文化建设试点工作。要在本区域内不断挖掘、培养、树立体现时代精神的“法律人”的先进典型，用榜样的力量不断昭示法治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巨大动力。

（三）加大督促检查力度，把法治文化建设工作落到实处。要进一步研究法治文化建设与“五五”普法之间的关系、规律和特点，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积极探索深入开展“五五”普法和法治文化建设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定期对法治文化建设工作情况组织专项检查。明年，我们将结合“五五”普法中期考核验收，组织对各区县、各部门、各单位开展法治文化建设情况进行重点检查。

『贰』 您对本市/本区的法治宣传教育(普法)工作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如何在法治新常态下探索、实践出法治宣传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推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纵深开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和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是当前摆在各级普法主管机关和广大普法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和现实问题。为此，笔者就余江县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从中探寻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以供参考。
一、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情况
（一）高位推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组织保障机制比较完善
我县高度重视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坚持高位推动，成立了以县委副书记为组长、四套班子分管和联系的副县级领导为副组长，各有关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普法教育依法治县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职责，各司其职，“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机制落实到位，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普法”工作格局。完善考评机制，把法治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纳入了综治考核体系，把普法“软任务”变成了“硬指标”。精心打造了普法讲师团、普法联络员、法制副校长和法律服务团等四支普法队伍，形成了一支由人民调解员、村“两委”干部、老教师、老干部、大学生村官等组成的庞大农村法治宣传教育队伍，覆盖全县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网络体系形成。
（二）分类推进，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初步显现
我县坚持以“法律六进”为载体，以普法重点对象为突破口，分类推进，整体推动“六五”普法规划实施，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取得显著成效，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升。在领导干部层面，建立健全了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集体学法、政府常务会议会前学法和科级领导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将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知识纳入刚性学习和考试内容。进一步增强了全县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和维护稳定的能力。在农村群众层面，将法治宣传教育纳入了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在各新农村建设点建成了一批法治文化墙、法治文化路和法治文化苑，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内涵和途径。在学校学生层面，全面建立和完善了法制副校长聘任制度，为全县34所中、小学校选聘了40名法制副校长，明确要求每名法制副校长为学校师生上法制教育课每学期不少于2堂（次）。同时，把法治教育内容纳入学校文化学习课程，逐步形成了法治教育的长效机制。在企业管理及务工人员层面，定期组织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者深入企业和工厂，为广大的经营管理和务工人员开展法律知识讲座和法律咨询服务，有效提升了管理人员依法经营和务工人员依法维权的法律意识，营造了浓厚的企业法治文化；组建了县工商联（总商会）法律服务中心，为全县各企业提供“法律体检”服务，帮助预防和规避法律风险和漏洞，为企业健康、科学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三）突出特色，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亮点纷呈
近年来，我县以创建法治余江、平安余江为目标，结合县情和群众群众法律需求，积极创新法治宣传教育方式和载体，丰富法治宣传教育内容，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不断迈上新水平，2014年被评为“全国‘六五’普法中期工作先进县”称号。全方位打造法治文化阵地，在县城精心打造了一条百米法制宣传长廊，各乡（镇）30米以上法制宣传栏普遍建成；依托县廉政文化主题公园，增添法治名言警句、古今中外法治故事宣传碑、法治雕塑和法治人物长廊，打造了集廉政、法治、休闲于一体的法治文化公园；以农村普遍建成的农民书屋为平台，积极介入、指导农民书屋设立法律图书角，强化各类法律书籍的管理和分类，法律书屋工程建设逐步推进；在《余江报》开辟法治宣传专栏，搭建普法短信平台，宣传和推广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亮点和特色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采取“试点先行、培育典型、以点带面、整体推进”原则，在全县树立 “法治余江”建设示范点60个，覆盖乡镇、机关单位

『叁』 大学生当村官搞党建文化法治宣传是什么职务

这个大学生村官宣传这个就是什么领导小组之类的呗，小组组长，你负责就当组长，你不负责，你可以辞职当副组长，就就能体现你的价值，组织学习也有一个名分

『肆』 法制文化创意产业的内容

以政策和法制保障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2008-02-20

文化创意产业是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提出的发展理念，是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过程中的主导产业，是当今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发达国家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成功各有蹊径，但共同的规律是政府提供了发展环境并以政策来驱动，这也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和法制的保障。
一、良好的政策和法制环境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
1、良好的政策、法制环境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基本生态要素
创意产业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迅速成长并形成巨大的产业规模，不仅因为创意产业本身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更重要的在于各个国家在观念上高度重视文化创意产业，从政策上积极扶持和培育，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政策和法制环境。
文化创意产业不完全是自发的发展过程，而是在政府干预和驱动下推进的。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政府与市场结合的必要性，既坚持市场调节，又重视政府调节，两者不能相互取代。一个尊重市场规律，具有较强预见能力的政府，对于促进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构建良好的政策和法制环境是政府的主要责任。
2、发达国家发展的实践表明，营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制环境是政府的主要责任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利用公共政策推动创意产业发展的国家。政府的推动措施主要集中在支持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技能培训、对企业的财政支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扶植文化创意产品出口等方面。自布莱尔政府提出创意产业并实施以来，一个产业“新英国”的模式已经出现。
美国全面实施版权战略，采取加强版权立法、实施数字化版权保护战略、推动版权保护的国际间合作等方面的措施。版权产业、尤其是核心版权产业已经成为美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美国的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创造的就业机会远远高于飞机、汽车、钢铁、药品、纺织、食品加工等传统知名产业。
日本政府调整国策，立法发展创意产业，保护和开发文化产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动漫王国”。目前全球播放的动漫作品中有六成以上出自日本，从日本政府的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看，日本政府正从重视制造业向重视创意产业转变。
韩国政策重点是设立文化创意产业振兴基金，建立国家级产业基地，构筑产业基础网络体系，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开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培养引导知识经济的专门人才，集中力量支持重点产业和重点项目。借助“韩流”和“天堂”游戏向世界展示了韩国文化的魅力，迅速实现了经济的再崛起。
二、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及实施效果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在经历了自发成长、起步阶段后，以《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等一系列政策的颁布和实施为标志，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中央政府先后出台的政策有《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关于鼓励发展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革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的意见》等。
与此同时，配合中央的政策，北京市政府也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主要有《北京市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北京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意见》、《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北京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指导目录》、《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等。
这些制度规范、政策措施不仅标志着文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法制环境改善基本到位，而且指明了文化开放、管理突破、市场拓展的道路。在这一背景下，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全面提速。
1、改革的政策——重点培育和发展一批实力雄厚的大型文化企业
原有的文化体制是以国家统包统管为主的文化管理体制，具有高度的集中性、高度的计划性，经营性单位混同与公益性单位，由政府包揽，游历于市场经济体制之外，缺乏活力，长期处于小规模分散状态，现代大型文化企业寥寥无几，至今没有一家文化企业能够跻身全国500强。
北京市文化局推动了北京儿童艺术剧团、北京歌剧舞剧院、中国木偶艺术剧团、中国杂技团等几个国有重要的艺术表演团体的公司制改造，引导文化艺术单位进入市场，培育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型市场主体。
在改制的过程中，支持企业间的业务整合。这种联合不仅仅是行业内的强手联合，而且是与系统外的企业联手，确保在今后的发展中，优势组合、优势互补、优势扩张，完善企业产业链，增强产业集中度。
北京儿艺由北京青年报社控股69.84%，注册资本4000多万元，形成了艺术院团由媒体控股的崭新模式。 改制当年营业收入达到1568万元，是改制前演出收入的18倍，2005年的营业收入是改制前的48.7倍。
北京歌舞剧院是首旅集团等4家股东单位构成，注册资金6242.32万元。公司以歌舞演出为主业，把进军旅游市场作为突破口，推出了面向旅游饭店的覆盖式演出。改制前最多的年经营收入不足500万元，去年1—6月份营业收入就达到了1035.79万元。
中国杂技团的改制采取分步推进、分期注册的方式，首先与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联合组建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银泰投资5000万元；第二步公司将进一步联合国内优势杂技资源，组建跨省市、投资主体多元化的集团公司。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由民营企业北京永庄文化传媒公司出资2907万元，占51%，成为国内第一家由民营控股的艺术院团。改制一年来就实现经营收入1761.6万元，增长了一倍多。
这些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解除了原有体制的束缚，整合了优势资源，形成了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文化生产力的巨大能量得到释放，生产实力和发展规模不断壮大。
2、开放的政策——促进文化产业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仅仅靠政府的力量无法解决长期困扰文化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文化开放的政策就是让更多的社会力量、民营资本积极参与和投资文化产业，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社会化、公共化，以公共的文化力量来构筑文化产业发展的格局。
期间，修订了《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理实施细则》、《电影管理条例》、《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音像制品管理条例》、《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管理办法》；颁布了《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关于鼓励发展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意见》。
比如，《关于鼓励发展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意见》，通过政策的导向，从市场准入、演出审批财税支持、资格认定、参与对外文化交流、人才培养、舆论支持等方方面面，让不同所有制的表演团体能够平等竞争，共同繁荣。
一些政策还明确提出，允许民营演出团体以合资、合作、并购等形式参与市县国有院团转企改制，允许国有院团演职人员经批准离职自主创办民营表演团体，鼓励民营表演团体参加全国性评奖和调演活动，并与国有表演团体享受同等待遇，鼓励民营表演团体参加政府的对外文化交流项目的招投标活动，对积极开拓国外市场的民营表演团体给予资金支持，鼓励民营表演团体及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国家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并与国有表演团体实行同一标准。
这些政策给予非公有制经济在文化领域的合法的市场主体地位，进一步调动全社会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民营文化企业。
北京民营文化企业——“北京女子十二乐坊”使用中国传统乐器，重新演绎中国古典民乐、民歌和世界各民族音乐作品，使经典的中华民族文化享誉世界。首次以文化商品的形式成功地打开亚洲、北美的文化产品市场，并在美国、日本、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掀起一股学习中国民族乐器的风潮，在北美、亚洲等地累计发行销售唱片500多万张，产值约合人民币10亿元。
受“北京女子十二乐坊”的影响，学习二胡演奏在日本近期几乎形成了一个百年难遇的高潮，2005年日本购买两万多把中国二胡，目前全国二胡产量为30万把，与钢琴的产量旗鼓相当。
《功夫传奇》是天创国际演艺交流公司以中国功夫为题材创作的剧目，在传统武术中融入了富有哲理的戏剧情节，表现了一个小和尚出家拜师、成长的过程，学艺、思凡，经历了种种人生的诱惑、困惑，由最初的蒙昧无知到最后的大智大勇，成为一带宗师，蕴涵了深刻睿智的人生主题。这台剧目取得了极佳的票房成绩，一跃成为北京旅游演艺的一个新亮点。
《功夫传奇》落户在朝阳区幸福大街，带动了幸福大街沿线的经济发展，比如：剧场附近的“便宜坊”烤鸭店2004年—2006年效益翻番，周边的饮食娱乐设施已由原来的几家发展为二十多家。
大型企业华侨城集团投资2亿元，在北京欢乐谷打造的集舞蹈、杂技、服饰表演等多种艺术门类为一体的旅游演出——《金面王朝》，自去年8月16日上演以来，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从未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民营文化资本的崛起指日可待。
3、协调发展的政策——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文化对于人类发展有强大的能动作用。一个民族一旦有了文化的自觉，就会形成无穷无尽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政府在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应大力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向低收入群体提供免费的文化服务，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加大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投入。去年北京市文化局投入2.9亿元为乡镇文化广场配备了灯光、音响等设备，数字电影院等基础设施，为区县配备流动舞台演出车，为基层图书馆配备了新书等。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设施网布局。北京市文化局出台了鼓励多厅影院、露天广场建设的政策以及《基层文化设施建设的标准》，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布局。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引入竞争机制，增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制定了对在郊区县剧场演出的剧（节）目给予补贴的政策，在密云、门头沟等10个郊区县的剧场中，推出了“周末场演出计划”， 2006年10个郊区县城镇增加演出近1000场，居民每周都能够观赏到高质量、高水准的文艺演出。2006年5月，在农村推出了“文艺演出星火工程”。出台了政府补贴政策，引入竞争机制，鼓励国有和民营的各类专业艺术院团进入本市农村演出，基本实现了试点区县每个行政村每季度观看1场现场文艺演出的目标。
三、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
目前，现行的文化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完善，很多法规侧重于市场管理、规范经营行为和政府的行政管理权，而在促进产业发展方面的内容较为缺乏。为此，首先需要尽快把成熟的政策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协助政府相关部门共同制定《北京市文化产业促进条例》；第二，推进重点领域的立法工作，加快研究制定《艺术品管理条例》；第三，做好法规的清理和修改工作，与WTO政策相协调。 WTO所形成的诸多协议广泛涉及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WTO的基本原则、规定是各成员国政府制定和执行国内文化贸易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的文本基础。我们必须在一个新的制度、法律和政策平台上形成和构筑具有中国特点，又与WTO的基本原则精神相一致的法律政策系统。
（作者：北京市文化局局长助理）

『伍』 请教大家~从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角度，提一些提升普法工作水平的意见和意见。

普法并不是人人都要精通法律法规，简单的去背诵法律条文，而是在行政或司法，以及社会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法律理念的支配，坚持依法办事，养成良好的法律习惯。应该说，从1985年11月2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关于在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以来，经过四个五年普法规划，公民的宪法观念和法律意识，各级干部依法办事、依法管理的水平和能力，尤其是依法执政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能力，有了新的进步和提高，为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奠定了良好基础。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普法中还存在重干部、轻一般职工，重城市、轻农村，重形式、轻实效，重理论、轻实践等问题。如，普法考试过多过滥，且集中在党政机关和司法部门，这其中既有司法局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的普法考试，又有部分地方人大常委会的任前法律考试、组织部的新任领导干部法律知识考试。此外，还有全国性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司法资格考试。特别是普法考试，普遍是组织部分人员提前做好答案，然后集中在一个地方，按照标准答案抄抄而已，有的甚至复印后，填上名字交卷，既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又达不到普法目的。另一方面，在广大的农村和个体、私营企业、国有企业，以及街道社区居民中的普法工作，却少之又少，既缺乏集中的法制学习，又没有以案说法等生动活泼的法制教育，公民法治理念形成的途径和方式单一。相当部分公民因法治理念缺乏，对法治的信仰不足，坚持依法办事的习惯尚未完全形成，遇事信访、信权，不信法，不善于依法维权，依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依法解决矛盾和纠纷，依法维护社会秩序，使一些法律法规形同虚设，有法也等于没有法。法律只有为人民群众熟悉和掌握，人人养成依法办事的观念和习惯，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并同违反宪法、法律和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进行斗争，才能形成依法维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力量。因此，开展普法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总结借鉴普法的成功经验，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广泛采取邀请专家、学者、专业人员开展以案说法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加强和改进普法教育，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切实增强普法实效，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奋力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

就目前而言，我国社会仍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中，没有达到法治状态。由于大众的法治观念淡薄和执法人员素质不高，造成了既定的法律得不到有效执行。正如培根所说，“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则把水流败坏了。”为了全面推进法治建设，法治文化建设，必须努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造就健全的现代社会主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强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努力实现法律的健全化。但是，由于社会变革的渐进性和社会转型的长期性，也由于法治文化建设滞后，人们的权利义务观念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增强公民的主体性，实现人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思想意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因而我们必须确立法律至上的思想，在人民群众中确立权利与义务对等的观念，并且使他们在实践中学会以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形成法律性格健全的公民，为各种法律的实施创造社会条件。

第二、加强法治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在我国，科学文化落后，文盲半文盲占了人口的1／4。人民文化素质的低下，是法治文化建设面临的最大障碍。许多人既不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权利，也不知如何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参与、民主监督往往流于形式。这不仅使社会主义法治缺乏应有的社会基础，也为一些执法人员“知法犯法”创造了条件。因此，必须树立科学精神，创新精神，以发展个性、发挥潜能为基础，全面培养全民族的创新思维。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全面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

第三、以法治文化建设，推动立法和执法。长期以来，由于对法治文化建设不够重视。造成了许多法律条文停留在字面上，人们并不熟悉，造成了执法的随意性。以前，我国的立法思想是“成熟一条制定一条”，于是造成了许多漏洞，这就为通过人治使法律受到扭曲提供了机会，使反映社会发展要求的司法行为与落后的文化观念的形成。我们必须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形成有利于社会法治化的环境，并且把反映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矛盾、新问题作为法制建设的生长点，以新的观念、道德推动法律的执行和发展。

『陆』 如何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

2009年是“五五”普法关键的第四年。 经过二十多年的普法教育，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明显增强，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成效显著，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 自开展全民普法教育以来，农民的法律、权利意识在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农民知道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总体来看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还处于较低水平，农村法制宣传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对法律的需求进一步加大，学习积极性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农村普法宣传仍是法制教育的薄弱环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国家“五五”普法20多年的发展进程，在明确提出“法律进乡村”的大背景下，人们对于法律的了解还是有了一定的提高，更多的农民百姓认识到法律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他们需要更多的法律化解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纠纷，促使其学习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农民接受法制学习教育的机会总体来看还是比较少，农村法制宣传存在“死角” ，农民日益增长的法制需求与落后的法制宣传教育还存在着比较突出的矛盾。 （二）农民对法律的认识不到位，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意识浅薄。 大多数的农村村民不懂得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更多的人认为法律不是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而在更多的限制人的行为的发生。在很多的村民自治选举中我们看到很多村民出售自己的选票，候选人用金钱“买选票”的事情屡屡发生。他们不知道这样滥用自己权利的后果是导致选举结果并不能达到真正实现村民自治的目的，而以损坏自己的利益告终，而这种权利、义务意识的浅薄最终不能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 （三）农民法律维权意识存在误区。觉得上法院“打官司”不是维权的手段，特别是涉及到“民告官”如土地征用赔偿等问题上更是望而却步。由此造成许多本可以通过法律诉讼、司法调解等法律途径解决的问题，演变成了信访问题。法律意识维权上的这一误区直接造成对政府的信赖往往胜过对法律的信赖，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信访的工作量以及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三、问题存在原因 （一）主观原因：1、农民群众本身文化素质相对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村民对于法律知识的接受水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的农村村民特别是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而留守家中更多的是老人、妇女和小孩。而这样的一部分人往往文化水平低、接受能力差，更甚者不识字的占据了绝大多数，他们不懂法律并且法律意识相当薄弱，所以这样的农村村民较少参与普法活动。正是由于他们法律知识水平和法律意识都比较低，对法律缺乏信任感，从而不会应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2、镇、村虽然都成立了普法依法治理机构，但法制宣传作为一种“软指标”做与不做在短时期也没有明显的效果。在一些村干部中，他们本身的法律知识就相当的薄弱，更别说让其带头学法了。所以少数地方的农村法制宣传教育还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应付检查上。 （二）客观原因：1、封建文化思想在农民百姓脑中已根深蒂固。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广大农民思想观念中，权大于法的思想难以根除。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农民对国家法律看到更多的是其强制性的一面，认为法律的主要职能是镇压，而相对忽略了法律同时还具有权利保护的一面。长期以来，就形成了政府的权利大于法律的思想认识。这种法律制度与封建文化思想之间的鸿沟，阻碍了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2、法制宣传队伍力量薄弱，经费缺乏。 目前农村的普法工作主要依靠乡（镇）司法所进行。全国农村人口占据全国总人口的80％，如此庞大人口的法制宣传任务，仅仅让乡镇司法所工作人员担负, 普法职能存在严重不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法律维权意识的薄弱现象，影响农民百姓对法律的深入了解。 另外由于普法经费的缺少也影响着普法宣传工作。 3、普法宣传的形式单一，内容缺乏针对性。 首先，农村普法的方法比较单一，大多时候还是采取横幅、标语、黑板报、宣传橱窗、宣传资料等形式进行。通过挂横幅、贴标语进行宣传，往往造成农民只知法律名称而不知其内容。至于分发的宣传资料，虽然内容详细，但是受不同程度的文化影响他们不一定能够理解。其次，内容缺乏针对性表现在，没有对不同地区的农民百姓所需的法律知识进行认真的分类。 四、对策研究(一)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增强农民法律知识接受水平。 如前所述，文化素质低下是影响农民法律意识提高的重要因素。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增强农民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首先应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只有当一个地方农村的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才可能从根本上增强农民法律知识的接受水平。 （二）建立健全领导机制，推动农民法制宣传工作制度化。 首先，搭建以基层司法所为主体，乡镇相关职能部本齐抓共管的第一层普法平台。实现对辖区内农村村民的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统一协调，形成政府指导、基层司法所协调、各相关职能主管部门具体组织实施的农民法制宣传新格局；其次，搭建村（居）两委干部为第二层普法平台，严格实行村（居）两委干部培训制度，以发挥基层村（居）干部的组织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农村基层组织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服务农民群众的能力。“五五”普法期间，要争取努力实现在每个行政村“两委”干部中培养一名熟悉法律知识的兼职法制干部。逐步形成和完善层级负责、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 总之，加强农民学法用法工作，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举措，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保证，是提高农民法律素质和依法办事能力的重要途径。全面实施“五五”普法规划，深入宣传宪法和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党在农村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依法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依法维护合法权益，依法参与农村基层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为维护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柒』 新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取得了哪些成就作业。。。。近几年的。。。

额，，，有了维稳小分队，法律就是扯淡，党领导一切，何况法律

『捌』 关于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研究成果（主要就是有哪些学者关于这一方面有些什么著作）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研究》作者：袁达毅等
导 言

农村基层民主是基层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已走过了50多年的路程。在这50多年的时间里，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围绕着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进行的。基层民主建设是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与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50多年来，中国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与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一样，走过的是一段曲折的路程。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这一制度经1982年宪法确认后，成为国家宪政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后，经过80年代前期的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全国农村基层组织的组织形式和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和小队的基础上建立了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不再是行政机关的下属机构，而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广泛深入地开展村民自治，已成为此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主要任务。

北京市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始于1981年，完成于1984年。自20个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市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与其它省市一样，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北京市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情况，是本项目研究的重点。

本项目研究由基本情况研究和对策研究两大部分组成。

（一） 基本情况研究部分

这一部分是对北京市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历史和现状的描述和分析，共11章。各章的基本内容是：

第一章，北京市农村基层民主的沿革。从解放初期到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以前，北京市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程，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期。本章的任务和目的是：考察这一历史时段北京市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情况，分析、研究不同时期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以便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现实，更好地把握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未来。本章将这一时间段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即解放初期（1949－1950）、互助组及合作社时期（1950－1958）、人民公社时期(1958－1983)。由于1983年以后的情况是本项目研究的重点，在后面的有关章节中要专门进行研究，因此，没有列入本章讨论的范围。

对于解放初期的情况，主要介绍和分析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村基层政权的建立，介绍了摧毁伪保甲制度的基本做法以及建立乡、镇、行政村人民政府的具体过程，同时简要叙述了自然村组织、农民协会、妇女联合会的建立和它们的历史作用。二是土地改革运动，介绍了北京市土改前的土地、阶级状况，土改政策的制定，土改运动的步骤、做法及成果，阐述了京郊土改的基本经验和意义。

对于互助组及合作社时期的情况，主要介绍并分析了这一时期北京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概况、农村基层组织体制、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农村经济组织的民主建设与民主管理、党组织与农村基层民主的关系等。着重描述了农村经济组织在民主建设、民主管理方面不断探索、积累经验、纠正偏差和逐步发育成熟的过程，总结了互助合作运动中农村经济组织在民主建设、民主管理方面取得的有益经验，并对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合作化实现后在京郊农村普遍出现的深层次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

对于人民公社时期的情况，主要介绍并分析了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人民公社产生的历史背景，对北京农村的“大跃进”运动作了客观描述；二是人民公社的初期形态，包括公社的规模、体制、所有制形式、分配制度、农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状态；三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后果，即浮夸风、瞎指挥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及其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影响；四是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和稳定；五是人民公社体制的特征和弊端以及人民公社制度解体的历史必然性。

第二章，农村基层组织。这一章的主要任务是，介绍北京市农村基层组织的设置情况和职责任务。北京市的农村基层组织主要由3个部分组成，即村级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关于村级党组织。北京市村级党组织的建制形式主要有村党委、村党总支和村党支部。在村级党组织介绍中，介绍了全市村级党委、党总支和党支部设置情况，村级党委、党总支和党支部的人员设置、职责任务及其下设机构的情况。由于党的文件和国家法律对村级基层党组职责任务的规定，没根据组织的建制形式分别进行规定，因此，在介绍村级党组织职责任务时，也没有分开进行介绍。从实际情况看，不管村级党组织的建制形式如何，其职责任务基本相同。

关于村民自治组织。北京市村民自治组织的机构设置主要有：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委员会、民主监督理财小组和村民小组。在介绍村民自治组织时，对各种自治机构的设置和职责任务分别进行了介绍。

关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村合作社。北京市和其它很多地方不同的是，村合作社是村级组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村合作社主任一般由书记兼任，在村务决策和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介绍村合作社的情况时，主要介绍了村合作社的性质、社员的权利义务、合作社的集体资产、职能和任务、机构设置及职责等方面的情况。

第三章，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本章讨论的问题，部分与第四章的内容相同，但讨论问题的角度不同。此外，不能纳入第四章讨论的制度建设问题，都将在本章予以讨论，因此，讨论问题的范围也要宽些。本章对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讨论，分中央、地方和基层3个层面进行。之所以叫“中央层面”而不叫“国家层面”，主要考虑是，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党的中央组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把党的中央组织纳入国家范围之内，似有不合理之处。

在介绍和讨论中央层面进行的制度建设时，对中央层面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基本特征和主要作用等进行了研究分析。在历史进程的介绍中，对每一阶段的主要做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项目研究涉及的地方层面情况，是北京市的情况。对于北京市的情况，又分市和区县两级进行介绍和讨论，主要内容是，市和区县两级制度建设的基本进程、与中央层面制度建设的关系、特点和作用等。同地方层面一样，基层层面涉及的情况，都是北京市的情况。基层层面的情况分为乡级和村级进行讨论。其主要内容是，乡村两级进行制度建设的主要过程、制度建设的主要内容和作用等。

第四章，法律法规与农村基层民主。本章主要探讨国家和地方立法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的作用、存在的问题和完善立法的措施等。本章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村民自治的法律法规体系，包括国家法律法规、北京市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等。第二部分总结了北京市在村民自治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中的经验与成就。第三部分指出了北京市在村民自治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第五章，村级规约与农村基层民主。本章对村级规约的涵义和基本特征，北京市村级规约的制定、基本内容与功能，以及村级规约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加强村级规约建设的建议。

第六章，民主选举。本章介绍了村民委员会选举在全国发展和改革开放后北京市村委会选举的情况，并根据北京市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情况，介绍了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基本做法，总结了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主要经验，对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完善立法和改进工作的建议。为了进一步探讨选举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本章还介绍和分析了一些典型案例。

第七章，民主决策。充分发挥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决策主体作用，积极发挥农村两委联席会议制度的主导作用，同时大力倡导村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开展民主（议政）日活动，促进决策活动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北京市农村基层民主决策活动的主要特色。本章主要对民主决策基本形式、主要程序、主要做法与经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建议。并选择了祖村、常屯村、渔儿沟村、北庄村等村民主议事的案例，说明了北京市农村村级民主决策正在逐步向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

第八章，民主管理。村级民主管理是现阶段村民群众依法行使自治权的具体体现，体现了现代民主和法治精神。本章主要介绍了北京市农村民主管理的主要做法与经验，重点探讨了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的制定与实施。通过万泉寺村民主管理、以章治村的典型案例剖析了以制度治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指出只要是按照制度办事，无论谁来具体办理，都可以说是全体村民在行使管理权。

在研究中，我们将村级民主管理、村级财务管理、村级政务管理、村级事务管理以及印章管理、村级干部管理分别进行了介绍和探讨，既总结了这些民主管理活动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民主管理的一些建议。

第九章，民主监督。北京市村级民主监督的主要做法就是通过形式多样的村务公开、民主评议和村委会报告制度来实现广大村民群众的监督权。本章主要介绍了北京市开展村级民主监督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并以柏崖厂村的公开办事制度、南海村的亮相制度以及新房村的民主评定干部报酬制度为例，考察了北京市农村在村务公开、民主评议方面的制度创新。最后，指出了民主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若干对策。

第十章，城市化与村民自治。本章讨论的问题是，城乡社会变迁与村民自治的兴起和发展，村民自治主体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变迁，城市化与村民自治中“两委”关系的建设，城市化对村民委员会和乡镇行政关系的影响，城市化进程中村民自治的变迁对立法的诉求，城市化发展与村民自治价值的实现。

第十一章，经济全球化、北京城市功能建设与村民自治。这一章，考察和分析了3个问题。一是描述和分析了北京市由封建帝都转变为人民首都后，首都北京城乡功能的形成与变迁。二是从政治安全与城乡社会稳定、“首都经济”的发展与乡村经济的功能、文化多元化与首都文化建设3个方面，描述和分析了全球化对首都北京城乡功能建设的影响。三是分析了国际化首都城市建设与村民自治的发展关系。

这样安排上述各章的内容，与本项目研究的定位密切相关。在结构上的考虑是，从历史到现实，先介绍和分析历史过程，然后再进行现状描述和现状分析。在进行现状描述和分析时，先介绍农村基层组织设置情况，然后再描述和分析制度建设和实施情况。第九章是村民自治中的特殊问题，第十章是北京专有的问题，这两章在一定意义上讲，属于专题性研究，因此放在最后讨论。

（二） 对策研究部分

这部分由4篇调查（研究）报告组成。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篇，完善村民自治立法，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自治法”的建议与思考。这篇研究报告于2000年下半年完成，并提交给了民政部基层政权与社区建设司，后被收入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村民自治论丛》一书。该研究报告对制定“村民自治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村民自治法的内容和结构进行了探讨，同时，对村民自治及立法中的有关问题，诸如立法的思路、村民委员会同其它村民自治机构的关系、村民自治中的基层党组织民主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二篇，村民委员会选举：经验、价值、问题与对策—北京市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调查与思考。这篇调查报告于2001年下半年完成，并提交给了北京市民政局。2001年上半年，应北京市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办公室邀请，参加了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调研工作。这篇调查报告就是根据调查的情况写出来的。该报告描述了北京市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基本情况，介绍了换届选举的基本做法，总结了这次换届选举取得的经验，分析了选举的成就、价值和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立法和改进工作的建议。

第三篇，规范村民自治，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关于北京市村民自治情况的调查。这篇调查报告于2002年初完成。2001年下半年，参加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组织的调查研究工作。2002年初，完成了这篇研究报告，并提交给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该报告总结了北京市在开展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做法与经验，指出了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第四篇，北京市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后的情况调查。这篇调查报告完成于2002年下半年，并交给了北京市民政局政权处。2002年上半年，是新一届村委会工作的第一年。应北京市民政局政权处的邀请，参加了北京市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后的情况调查。这篇调查报告就是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该报告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对新一届村委会的工作成效进行了总结。对当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存在的基层组织建设薄弱、民主程序建设相对滞后、村务公开不够规范、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玖』 如何在农村中加强法治文化建设

一、增强做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党中央、省委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等若干重大问题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和部署。努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力举措，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全省经济社会更好更快更大发展的有效途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依法治省工作紧密结合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实现法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良性发展互动，有利于夯实龙江法治建设的文化支撑，有利于创造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良好的法治环境，有利于创造具有地域特色、体现当代法治建设方向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使公民普遍确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意识，养成崇尚法治权威、依法办事的习惯，使法治文化建设逐步成为全省广大公民的主动意识和自觉行动。因此，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高全民法律素质，推动人人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维护法律权威和社会公平正义，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全省各级普法依法治理领导组织及其办事机构，要进一步提高做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把这项工作摆在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切实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二、明确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理念、推动法治实践”为主旨，科学规划，整体推进，注重特色，开拓创新，有重点、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法治文化活动，为建设富强、文明、和谐、大美、幸福龙江提供内在动力和精神支撑。主要目标：通过不断拓展法治文化的覆盖面，增强法治文化的渗透力，逐步建设成与社会主义法律法规体系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协调，与富强、文明、和谐、大美、幸福龙江建设相呼应，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相传承，集法律知识普及、观念引导、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体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在法治建设中的教育、熏陶、引导作用，进一步提高全体公民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意识和观念。基本原则：坚持把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作为推进富强、文明、和谐、大美、幸福龙江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寓于法治建设各个环节，作为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植入各种文化表现形式，推动法治文化建设深入发展。坚持推进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深化法治实践，丰富法治文化形式，使公民自觉接受法治的熏陶。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重点普法对象的学法用法，积极营造浓厚的法治文化氛围。坚持发挥优势，挖掘潜力，努力形成具有地域和行业特色的法治文化建设品牌，提高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和渗透力。坚持探索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规律和特点，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升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拓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有效途径
开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活动。组织多种形式的法治论坛、法治文化成果展，开展“法治人物”、“法制好新闻”评选，以及法律知识竞赛、学法用法演讲、法制故事宣讲、法制文艺汇演、法制电影巡映、法制书画展览等法治文化活动，扶持和鼓励文化馆、图书馆、艺术团体、电影公司等文化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文化成果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单位、进军营活动，开展优秀法治文化作品的宣传、展示工作，扩大法治文化的引导力和影响面。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按照主题鲜明、格调高雅、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的原则，建设不同类型、不同特色的法治场馆、法治画廊、法治公园、法治文化广场、法治文化街区等。力争在3年之内，使法治文化阵地覆盖每个市、县(市、区)、乡镇街道和村(居)。依托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群艺馆、文化馆、文化站、农家书屋、社区文化中心等，逐步完善基层法治文化公共设施体系，发挥其功效。
推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产品创作与传播。把法治题材纳入文学艺术创作，舞台艺术表演，电影、电视剧和动画制作，以及报刊、图书、音像电子与网络出版计划，着力打造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相统一，深受群众喜爱的法治文化精品力作。引导文化企事业单位开发推广优秀法治影视戏曲作品，组织创作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法制文艺、法制故事、法制漫画等作品，并适时组织作品征集等主题活动。每两年开展一次法治文化作品评奖表彰工作。努力打造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传播平台，运用优秀文艺作品和优质文化服务感染人、熏陶人、影响人，促进公民对社会主义法治的情感认同和心理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