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西法学家

⑴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的重点学科简介（国际法）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科点的发展抓住了法学教育的时代契机，并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时代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对国际法各领域提出的现实要求，一方面不断加大引进人才和培养已有法学师资的力度，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教学与科研共济的学科梯队；另一方面整合省内重要法学教育资源，强化法学教育科研力量，加强对外学术交流。在国际私法、世界贸易组织法、国际经济法、国际民商法四个主要研究方向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取得了较系统而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本学科点已列为湖南省“十一五”重点学科，成为湖南省“十一五”期间重点扶持与发展的对象。 一、本学科点形成的历史渊源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学科点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后，我校领导与专家就敏锐地意识到法律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也认识到法学对于湖南师范大学成为研究型、综合性大学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通过与武汉大学协商，将我国著名的国际私法学者李双元教授聘为终身教授，担负起组建我校法学专业的艰巨任务。1993年，我校法理学专业正式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同年在法理学硕士点开始招收国际私法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经过几年的努力，于1998年正式获得国际法学硕士学位授予权，成为湖南省第一个国际法学硕士学位点，2002年被湖南师范大学立为校级重点学科，2006年1月获得国际法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此外，为壮大博士点阶梯力量、提升博士点教学、科研实力，现正积极创造条件争取设立国际法学博士后流动站。二、 本学科点的现状（一） 师资队伍建设情况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科点师资力量雄厚，正式在编的教授有7人，副教授4人，讲师2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第三届）法学专家组成员 1 人，教育部法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 1 人，博士生导师 6 人，梯队成员中具有法学博士学位的9 人，具有硕士学位的3人。5位教师进入博士后流动站并已经出站。本学科点近80%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平均每年培养硕士研究生17-24名。其中有被誉为新中国国际私法奠基人之一的李双元教授；有国内外公认的著名国际经济法专家王贵国教授；有担任教育部法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的蒋新苗教授等一批专家和学者，形成了一支年龄结构合理、职称比例协调、教学经验较为丰富、科研实力较强的师资队伍。无论是师资规模，还是博士学位人数、高级职称人数以及与司法实务界的联系广泛程度均处于我省前列。（二） 科研情况国际法学作为我院的龙头学科一直非常强调以教学科研为中心，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在科研方面，学科点充分挖掘学术研究团队的潜力，组织申报国家、省级、厅级科研课题。以三级科研项目为基础，已经产生了一批标志性的精品科研成果。至今已完成和承担国家级课题5项，省部级课题33项；获教育部三等奖1项，司法部奖2项，省社科基金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世界投资期刊》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370余篇。在法律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50余部，出版全国、全省统编各类教材25部，翻译出版重要法学著作、辞典如：《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牛津法律大辞典》、《现代罗马法体系（第八卷）》等6部。先后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奖、司法部优秀科研成果奖、湖南省社科成果奖等各类奖近20项。主办了湖南法学界唯一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时代法学》，并常年公开出版由李双元教授主编的《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这些既是本学科点理论研究的基地，更是本学科与国内外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交流的重要园地。为适应教学和科研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本学科点非常重视教学科研服务设施的建设，并投入了大量资金，拥有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室、计算机房和多功能模拟法庭；拥有学科化、系统化资料室 2个，专业图书达 21.96余万册，报刊杂志 218 余种。（三） 学术交流情况在学术交流方面，本学科点积极参与国内外的学术活动，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的政策。一方面鼓励并资助老师走出校门和国门，有5位教师先后到德国、瑞士、美国等国家作高级访问学者，并力保每位专业教师每年参加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扩大了学科及老师个人的学术影响力；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特聘教授的资源与国务院法制办、外交部、商务部等政府和实务部门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并与德国马普所、瑞士比较法研究所、美国乔治城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东吴大学等境外学术机构和大学建立了紧密的学术联系。同时，平均每年邀请20多位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来我院讲学，参加学术研讨。曾成功地举办了中国国际私法学会1999年年会、2004年5月WTO高级专家研讨会、2005年全国国际经济法年会、2006年4月第四届法学研究和法学期刊学术论坛、2006年李双元国际私法研讨会、2007年国际贸易与人权保护研讨会、中国仲裁法研讨会等。三、本学科点的研究方向及发展前景自1998年正式获得国际法学硕士学位授予权以来，本学科点一方面注意加强国际法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也注重国际法学的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的研究，对学科方向进行凝练，实行优化组合。已经形成国际私法、WTO法、国际民商法、国际经济法等富有特色的研究方向，并重点加强了对国际人权法、当代冲突法、WTO法律问题、国际金融法、国际投资法、国际收养法以及国际环境法的研究。各方向各具特色，协调发展。（一） 国际私法该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国际私法的本体部分即冲突法的基本理论、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国际民事诉讼和商事仲裁制度、国际收养法律问题等内容。其特色在于立足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法律理论研究的客观需要，运用综合方法和比较方法研究国际私法的基础理论和我国法律实践中急需解决的现实法律问题。我国著名的国际私法专家李双元教授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法律需求，率先提出了国际私法趋同化的观点以及在国内首先提出的主张国际私法的功能应该从传统的解决法律冲突转向构筑国际民商新秩序上来，实现国际私法功能的转换，使国际私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要等理论观点在我国国际私法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国内外法学专业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出版著作17部（含重要译著4部）。自2001年起，主编了《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现已出版至第16辑）。他还主持并翻译出版了英、德法学名著《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萨维尼《现代罗马法体系（第八卷）》及《牛津法律大辞典》。学术带头人蒋新苗教授对21世纪国际私法应以构筑国际民商新秩序为己任的理论的产生和完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长期以来，蒋新苗教授一直致力于国际私法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先后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个，省部级项目6项。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法学家》、《法学评论》等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此外，他在跨国收养法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有目共睹，现已出版了《国际收养法律制度研究》和《收养法比较研究》两本收养法方面的专著，发表了近20篇有关跨国收养法方面的专业学术论文，其内容涉及到跨国收养法律制度的基本理论问题，这对我国收养法律制度的构建，特别是涉外收养立法、执法和司法均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他通过在德国马普所的访问研究，使我校的跨国收养法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二） WTO法WTO法以世界贸易组织条约、决议和相关案例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重点是与贸易有关的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知识产权以及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方面的法律问题。同时注重研究WTO与国际经济法的交互渗透与融合，WTO与国际民商秩序的建构，WTO与湖南涉外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等问题，针对湖南省加入WTO后对外开放的实际情况，探讨和研究WTO与湖南涉外法律秩序的构建和完善问题，WTO与环境保护问题等。该研究方向的学科带头人是由作为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的王贵国博士担任，主要从事国际经济法、世界贸易组织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近五年主要研究成果有：《国际货币金融法》（独著）、《国际投资法》（独著）、《Wang’s Chinese Economic Law》（独著）、《世界贸易组织法》（独著）等6部著作，在《世界投资期刊》、《法学家》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6篇，在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主持完成了“中国内地与香港法律比较研究”、“后亚洲金融风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职能的转变”、“世贸成员资格对两岸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及对策探索”、“国际投资法研究”以及“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趋同化问题研究”等重大研究课题，且能紧密结合我国涉外经济交往中的现实情况和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价值和实践的可操作性都相当突出。（三） 国际民商法国际民商法以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会、罗马统一私法协会等国际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制定的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和“示范法”等国际统一实体法为研究对象。本研究方向在国际合同法领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尤其是对美国合同法的研究，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的。此外，对现代商人法领域的研究也对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学术带头人李先波教授在比较合同法、国际民事诉讼、知识产权法等领域的研究中取得较多成果，已出版《国际私法与国际民事诉讼专论》、《合同有效成立比较研究》、《契约法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的国际国内保护》、《国际民商法专题研究》和《国际民商法与中国的法制建设》专著6部，主编《WTO法律问题专题研究》、《国际法》和《WTO知识干部读本》等书。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法学评论》、《法商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承担省级课题3项，参加国家级课题1项。其《合同有效成立比较研究》获湖南省第六届优秀社科著作三等奖；《论国际民事管辖权的协调》获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首届优秀论文二等奖。郑远民教授擅长国际贸易中现代商人法问题的研究，兼及国际条约法，国际经济法，网络法，注重网络中的国际法问题。出版了《现代商人法》、《破产法律制度比较研究》等专著，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法学评论》、《法学》等国内核心刊物发表了相关论文数十篇。（四） 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法方向的研究方向主要研究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条约与惯例，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以及国际经济组织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原则。其特色主要体现在突出了世界货币金融法律制度以及政府采购法的研究。学科带头人肖北庚教授长期致力于国际经济法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已出版《国际经济法》、《政府采购之国际规制》等国际经济法方面的学术专著，在《现代法学》、《法学》等法学核心刊物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完成了省级课题3项，参与完成国家级课题2项，正主持或参与的各类课题有4项。陈云良教授曾留学日本，长期以来从事经济法的国际化问题研究，率先从国内法的视角来研究国际经济法，对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和制度有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在《中国法学》、《现代法学》等核心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2部，主持国家级课题1项，省部级课题3项。

⑵ 法律精英戴西是不是主任的女儿

法律精英大欣，是不是主任的女人？是主任的女儿

⑶ 我国审判程序公正基本原则是什么

程序公正，是指制定和实施法律、法规、条例及其他政策时应遵循公正合理的程序(流程)安排。程序公正的基本特征有普惠性、公平对待、多方参与、公开性、科学性等。程序公正的意义在于：有助于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有助于协调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有助于限制政府权力对于社会公正可能的不当干扰、有助于减少社会公正实现过程中的技术性失误、有助于形成社会成员对社会的普遍认同和信任。
实现程序公正的原则
1、平等性原则
根据契约理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平等就不会有正义，就不会有和谐幸福的生活，平等是法治的根本性原则，有平等才有自由，平等使每个人成为公民，才是民主的逻辑基础。平等性原则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有平等，才有公民参政议政、进行行政监督、参与诉讼程序的资格。平等程度的实现过程就是文明的进步过程。
平等原则在宪政程序的体现，是人人都可以参政议政、进行民主监督、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有提出立法建议权、平等的享有权利和人身自由、平等的经济权利。最重要的是保障最低限度的基本权利，如言论自由、生存权、民主权、财产权等，这些权利。正是这些基本权利的不可改变性，才使公民能够作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力量成为社会基本力量保持社会正义实现的可能。宪法规定了权力的分制，权力的分制使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有了可能。没有权力的分制就会形成权力的独断，程序在专制者手中是没有意义的，对被专制者而言就是形式，没有实质意义。宪政程序是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的基础和源泉。
行政程序的平等性。行政立法、执法、行政救济必须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必须平等对待和平等的保护。
司法程序上的平等性。在民事诉讼上当事人的平等性，即诉讼权利的平等，给予各方当事人平等参与的机会，对各方的主张、意见、证据和执行上给以同等的尊重和关注。在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上，由于行政机关和侦查控诉机关的优势地位，还要强调行政机关和侦查控诉机关的义务，以达到诉讼程序的实质性平等和对权利平等的实质性保护。
2、参与性原则
民主法治的公民参与性，是指根据一般的正义原理和宪法规定参与到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程序里，保障民主与法治，防止个人专断。是民主与法治的具体化。包括宪政参与、行政参与和司法参与。
宪政参与是指公民社会正义的一般原理或者依据宪法规定参与国家根本目的和根本措施中，以实现国家公民的权利。宪政的过程就是公民平等参与的过程，没有公民平等参与的程序保障，就不会有民主宪政。如果只是允许部分人参与到这个程序里来，参政就成了执政集团的特权。没有公民的平等参与，由于执政者职业习惯、政府权力与公民信息不对称、权力扩张本质就使民主宪政无法存在。公民参与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程序里才可以使所有的公权力都在阳光下进行。有效地进行监督，保证公民权利的实现和国家权力掌握在民众手里。参与到选举、罢免程序和有期限的执政使国家公职人员成为真正服务于公共利益，而难以为他们的私利服务，行使公权是他们的职业，而不能成为他们永固的事业。
行政参与程序。是提行政相对人可以有一定的行为以影响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使行政为行更趋于合理化、合法性。行政行为是最具主动性的，也最具有膨胀的可能性。如果不能很好的制约行政主体合理、合法地行使职权，就难以保证国家公权掌握在公民的手中。行政程序的正义性最要体现在选举程序和立法程序里，如果没有选举、罢免制度这样直接制约着其权力和直接决定其利益的机制就不能保证行政公权力掌握在民众手里。没有行政立法的参与性就不能保证行政立法过程中将公民权利空洞化，达到行政权力膨胀，侵权公民权利。行政立法参与过程可以充分听取不同利益主体的意见，是不同利益主体平等性的体现。行政执法程序应当允许执法对象的申诉辩解和诉讼。
司法参与程序。司法程序的参与性即“获得法庭审判机会”，指利益可能会受到法院判决直接影响的主体参与到影响裁判制作过程。在涉及当事人利益、地位、责任或权利义务的审判程序中，应保障其有参与该程序以影响裁判形成的程序权利，保障当事人能及时、正确地提出诉讼资料、陈述意见或辩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没有得到保障的诉讼程序是违反法律的程序，其做出的判决也是违法的，必然将启动合法的程序予以纠正。
3、合法性原则
合法性既有符合规律性、正当性、合理性的意思，也有符合法律规定的意思。法律必须是良法，即必须是有正当性、合理性的法律，恶法是非正义的。恶法是某些既得利益者维护其特权利益而依据其权势掌握着国家强制力而实施，是革除的对象，不具有法律在社会上应有的正义性和稳定性。首先是立法上必需是正当的、合理的，符合社会正义标准的，必需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必须是分配上正义，而且必需是符合社会规律而有效的。如果立法不能符合正当的合理的标准，那么立法的合法性就永远没有标准，没有方向。
宪法是最高法律，那么它的合法性标准是符合社会规律性、正当性、合理性，保证民主法治的正确有效的实施。包括：确立人民主权原则，保障人民是国家的所有者;实行代议民主制，选举符合民众意愿的代表或政府政务员;确立法治原则，权力的运行必须在法律之下，权力不得高于代表民意的法律;政府权力必须有限，政府不能无限扩大权力，法律没有授权的政府均不得作为;保障人权，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如人身权、言论自由、财产权、人格权等;权力分立和相互制约，将公权力分立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各政府权力分支相互制约，不使权力过分集中与扩张;确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非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时候的生命、财产和自由。保障人权是宪政的终极价值，能否保障人权是判断宪政的重要标志。
行政的合法性原则也有行政立法的合法性原则和依法行政原则。在民主法治的理念里，法治的第一要义是制约政府权力，而不是法理民众。英国学者戴西说“它意味着作为专制权力对立面的正式的法的绝对优势地位或优越，它排斥政府方面的专断、特权和广泛的裁量权”。必需规定政府权力的范围。只有涉及公共利益部分才是行政管理对象，规定不得制定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和程序。政府依法行政，或者说是按照民众的意思行政是法治社会的核心。所谓的依法，具体来讲就是依照程序行政。专制政治是非程序性，西方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就是通过程序正当化来实现的;政治民主化与程序正当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长官意志、权力寻租等是因为缺乏法定的行政程序对行政权力的进行有效的约束，给行政权力游离于程序之外制造了可能。行政程序化使强大的行政权力与弱势的公民社会达成一个和谐的平衡。行政程序下系列制度如听证制度、回避制度、信息公开制度、时效制度和行政或司法救济制度等。美国大法官道格拉斯说：“行政程序法分别了依法而治与恣意而治，坚定地遵循严格之程序保障是我们在法律之下平等正义之保证。”(4)美国行政法学家劳奇教授也说：“行政程序法能将行政权控制于公平及民主之利益下”，“行政程序法是一种防范行政权专擅所使用的工具”。(5)
行政合法性原则包括：行政主体合法，非依法律规定不得任意设立行政主体;行政权的来源和设定合法，任何行政职权都必须基于法律的授予才能存在，法律没有授权的，行政主体不得作为;行政职权的行使要依据法律，遵守法律，行政权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而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司法程序的合法性原则。包括诉讼程序的合法公正和实体权利的合法公正。关于司法程序公正，美国学者戈尔丁认为有九项标准：1、任何人不能作为有关自己案件的法官;2、结果中不应包含纠纷解决者个人的利益;3、纠纷解决者不应有支持或反对某一方的偏见;4、对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均应予以公平的关注;5、纠纷解决者应听取双方的辩论和证据;6、纠纷解决者只应在另一方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听取对方意见;7、各方当事人应得到公平机会来对另一方提出的辩论和证据作出反映;8、解决的诸项内容应当以理性推演为依据;9、分析推理应建立在当事人做出的辩论和提出的证据之上。(6)。人不是神，法官也是人，不能像神那样洞察一切事实真相、是非和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受诱惑地公平对待每一个人。程序、法治是因为人类及其延伸的人类社会本身的缺陷，或者说人不是神的原因而需要建立理性的程序予以规范。
4、公开性原则
法治的公开性原则是指立法、行政和司法等程序只要不是影响到国家安全或者个人隐私等例外情形下，都应当是公开透明。以使公民知道政府行使职权的状况和公民行使国家权力的需要。使一切权力的行使都不能“暗箱操作”，不能权力寻租获取个人私利。
宪政程序公开性原则，是指在选举、罢免、立法、监督等方面的公开。
行政公开，没有行政行为的透明性，就不能将行政主体的行为在阳光下。行政行为透明化是民主政治的体现，民众只有看到行政的合理性、合法性，才可能正确行使民主权力。专制权力从来就没有透明。行政不透明，就无法进行行政监督，一切权力的膨胀都是在秘密下成为可能。唯有其私人利益才怕见天日。他们以专制的秘密的暴力维护其统治民众的私利。最近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我国行政公开最具里程碑意义的，行政程序的公开具有法律依据。
司法公开，例如审判公开，除法律明文规定的未成年、隐私、国家机密等案件不公开例外全部都应公开审判，证据公开质证，在法庭上进行公开辩论，允许旁听等，即使依照法律规定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判决结果也应当公开。还有判决理由公开、适用法律公开、执行公开、回避条件公开、监督举报公开、判决结果公开、审判人员和执行人员公开等。
5、科学性与合理性原则
即程序的设计必须是遵循客观规律，科学合理的设置，才能使各程序发挥出最好的效力。在人类社会而言即必须符合人性的动力和社会的平衡性。如法治原则、民主原则、权力分制原则、政府权力有限原则、公开性原则、正当程序原则，还有宪政程序、行政程序、司法程序里特有的原则等都是对人性和社会规律总结的经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违反科学性与合理性必将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没有科学合理的设置，程序将被有权力的部门扔在一边，起不到应有的效力。如我们的行政机关为什么会“门能进、脸难看、事难办”，从法律上讲他们都是仆人，人民是主人，主人没有真正行使到主人的权利，这都与我们部分程序设计不合理不科学有关。

⑷ 戴西的主要贡献

对英国国际私法作出最大贡献，并以自己的学说标志着国际私法的一个里程碑的是牛津大学的法学教授戴西（1835-1922年）。他在1896年出版的《法律冲突法》一书中，虽以法律的严格属地性为出发点，但又主张，为了保障合法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对于依外国法有效设定的权利，应该坚决加以维护。
他认为，凡依他国法律有效取得的任何权利，一般都应为英国法院所承认与执行，而非有效取得的权利，英国法院则不应承认与执行（他的第一原则）；如承认与执行这种依外国法合法取得的权利与英国成文法的规定、英国的公共政策和道德原则，以及国家主权相抵触，则可作为例外，不予承认与执行（他的第二原则）；但是，为了判定某种既得权利的性质，他认为应该依据产生此种权利的该外国的法律（他的第五原则）；最后，他还坚持“意思自治”原则，认为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具有决定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效力（他的第六原则）。这就是有名的“既得权说”（Doctrine of Vested Rights）。
这种理论的核心是，法官只负有适用内国法的任务，他既不能直接承认或适用外国法，也不能直接执行外国的判决。因此，在上述情况下，法官所作的既不是适用外国法，也不是承认外国法在内国的效力，只不过是保护当事人根据外国法或外国判决已取得的权利。
戴西的学说，显然是为了调和适用外国法和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而设想出来的，但不幸的是，他自己陷入了更大的矛盾。许多学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依戴赛所说的一国政府既然负有通过它的法院承认并执行外国法律创设的权利的义务，实际上也就负有适用外国法的义务。英国学者戚希尔原来拥护既得权说，但他后来放弃了这种观点，并转而对它进行批判，他曾说这种学说是为了调和主权原则与适用外国法之间的矛盾，其结果是把国内法理解得过于狭窄

⑸ 行政立法的本质看是一种什么行为

我国不少人以为“依法行政”就是“行政法治”，实则不然。“依法行政”与“行政法治”也许在字面上可将两者解释为涵义相同，但实际上它们产生的社会影响却颇为不同。“依法行政”的口号促进了我国国家行政管理由“政策行政”、“指示行政”向法制行政（而非法治行政）的转变，对于引导国家、社会尤其是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重视发挥法在国家行政中的作用，对于基本结束我国国家行政管理活动无法可依的状态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的消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也日渐暴露出来：由于我国行政机关享有庞大的立法权，因此，依法行政（不管学者如何解释）给予行政机关的第一感受不过是行政方式的变化，即由依政策、上级指示命令行政为主转化为依法行政为主，这对于缓解以往行政的封闭性和不确定性是一大进步，然而，如果把依法行政理解为一种行政方式，则依法行政并非只是民主和法治社会的特有现象，专制社会一样可以实行依法行政，历史上也不乏其例。这样看来，依法行政与法治行政就没有必然联系，喊出依法行政的口号对于增强政府官员的法治意识，加深他们对法治的理解，提高他们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以及尊重公民权利自由的自觉性的作用便十分有限。有人也许会说依法行政不是中国的发明创造，它也是西方行政法的一项原则，这个观点是有疑问的。依法行政的英文是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w ，其中law 的涵义在西方国家比较明确，虽然也有人对law作宽泛的理解，但通常只有国会制定的成文法（statute law）或者法院判例形成的普通法（common law）才可以称为law，[37]行政机关制定的法一般称为regulation和rule，用词上的区分是很清楚的，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w 不会让人产生“依行政机关所定之法行政”的歧见，而中文“依法行政”中的“法”涵义却十分广泛，包括行政机关制定的法律规则在内，打个比方说，假使法律和地方性法规对行政管理问题全无规定，国家行政所依据的法律规范均由行政机关自己制定并负责执行，至少在字面上也还是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的，但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w在字面上就可将这种情况排除。西方国家不是不允许行政机关立法，而是要求行政机关制定法律规则的活动必须在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w的原则下进行。因此，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w 与法治行政原则关于法律至上的要求是一致的，而中文中的“依法行政”却没有能够将法律至上的精神突出出来。它在词义上不能使政府官员立刻想到“法律至上”，相反，却促使行政机关加强了自己的立法活动以及利用立法巩固和拓展地方和部门利益。据此，我们认为，“依法行政”与“行政法治”不是两个等价的概念，前者有利于提倡和加强行政法制建设，但未突出指明行政法制建设的法治方向，在我国行政法体系已经基本形成，行政法需要进一步深化对行政权的规范和约束的现实条件下，可以说依法行政这一“提法”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应当更新为“行政法治”或“法治行政”。
依法行政是国家行政管理活动服从独立于行政机关之外的法律的最高权威的一种状态。其具体内容不十分确定，学者之间的看法有所不同。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英国著名学者A. V. 戴西认为英国的法治包括三点内容：（1）政府没有专横的自由裁量权。所有的人除非依法审明破坏法律，不受民事或刑事处分；（2）法律平等。官吏执行职务的行为与私人行为一样，受同一法院管辖，适用同一法律原则；（3）公民的权利不是来源于宪法，而是由普通法院的判例所形成。[27] 戴西法治思想的前两点直接涉及政府行政行为，尽管戴西的观点后来受到不少批评，但其对于当代英国行政法的影响仍然很大。表现在：（1）戴西认为行政自由裁量权是专横的，反对给予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这一观点显然过于保守，但是英国以及其他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约束与大陆法系国家相比仍然是比较严格的，一切行政行为必须经过法律授权，授权的条件和标准比大陆法系国家具体、明确，不象一些大陆法系国家那样允许行政机关在无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依职权自主立法；（2）戴西认为政府机关与私人之间的纠纷必须与私人之间的纠纷一样由普通法院管辖，适用同样的普通法规则的观点已经落后于当代英国行政法的某些发展变化，例如，二战以后英国设立了不少行政裁判所处理行政机关与公民、组织之间的法律纠纷，但是，当事人如不服行政裁判所的裁决有依法向普通法院上诉的权利，即使成文法没有规定当事人可向普通法院上诉，普通法院仍依普通法享有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在法律规则的适用上，虽然适用普通法以外的特殊法律规则（由成文法规定）的情形有所增多，但适用普通法仍然是原则。戴西关于英国法治构成要素的理论中没有涉及法律本身应当具备的标准和内容，当代英国的法治理论认为法治原则不仅要求政府的活动遵守法律，而且还要求法律必须符合一定标准，即要求政府遵守尊重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法律。[28] 美国法学家对于行政法治的理解与英国法学家相似，认为法治就是法律至上，尤其强调公民有权在普通法院提起对政府机关的行政诉讼是行政法治不可或缺的内容。一位美国法学家在其著作中写道：“对于法律至上来说，再没有什么东西比一切公民有权对政府官员在普通法院中提起诉讼更重要的了。”[29] 除此之外，美国非常重视要求行政机关遵守正当法律程序，重视行政行为的公开性，为此，美国建立了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行政公开制度，这是美国行政法治的特色。法国行政法治则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1）在普通法院之外建立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行使对行政行为的审查权；（2）行政法是在私法以外独立存在的法律体系，而在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活动原则上适用和私人活动相同的法律；（3）行政法的重要原则由行政法院的判例产生。[30] 日本著名法学家南博方认为行政法治原则包括三点内容：（1）法律的保留。要求行政活动必须有国会制定的法律根据。至于是否要求一切行政行为都须有法律依据，日本学者观点不一，南博方的观点是无论侵益行政还是授益行政，在行政享有首次性法律适用权时，便应该有法律依据，这也是多数日本学者所持有的看法；（2）法律的优先。要求一切行政活动都不得违反法律，且行政措施不得在事实上废止、变更法律；（3）司法审查。要求行政法上的一切纠纷均服从司法法院审判的统制。[31] 还有一些日本学者把现代日本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概括为以下四点：（1）行政权依宪法的规定而存在，不承认行政权在宪法规定之外享有任何自由活动的空间；（2）行政活动的目标是实现由国会制定的法律所体现的国民意志，不允许法律对行政机关给予一般性的空白授权；（3）法律以及基于法律的行政活动都直接接受宪法的约束；（4）为保障国民的人权，要求扩大和强化司法权。

⑹ 国际私法的第一编能出什么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

一、名词解释 1、涉外民事关系：民事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三要素具有涉外因素。 2、法律冲突：又称法律抵触，是对同一涉外民事关系，因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关的国家的法律对该民事关系规定的不同，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法律都要求适用或都可以适用于该民事关系而造成的法律冲突现象。 3、域内效力：一个国家法律的空间效力，即一国法律对居住在本国境内的人、位于本国境内的物和发生在本国境内的事都具有拘束力。 4、域外效力：一国法律对具有本国国籍的人，不论该人位于该国境内还是位于本国境个都具有拘束力，都发生法律效力。 5、国际私法的渊源：国际私法规范的表现形式。 6、国内判例：一国法院审理某一案件作出的判决及该判决确定的法律原则对以后的司法审判具有拘束力。 7、国际惯例：在国际交往中经过反复实践逐步形成的具有确定的内容，为世人所共知的行为准则。
8、冲突规范：某一涉外民事关系应适用何国法来调整的规范。 9、统一实体规范：在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或者在国际惯例中确立的直接规定涉外民事关系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范。 10、法则区别说：法则区别说是意大利著名注释法学家巴托鲁斯（1314―1357）创立的。他把法律分为人法和物法，他认为人法具有域外效力，凡是具有本国国籍的人，不论他位于国内或国外，本国法对他都有效。物法具有域内效力，凡位于本国境内的物，不论属于内国人或外国人所有，本国法都发生效力。 11、国际礼让说：国际礼让说是荷兰法学家伏特、胡伯于17世纪提出来的，这一理论主要体现在胡伯提出的三原则中，即：1．每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在境内发生效力并约束其臣民，但无域外效力。2． 凡在其境内居住的人，无论长期或临时居住的，都应视为本国臣民。3．主权国家对于另一国家已在其本国有效实施的法律，出于礼让应保持其在境内的效力，只要这样做不损害自己国家的利益。 12、法律关系本座说：19世纪，德国法学家萨维尼提出法律关系本座说，把国际私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他认为，每一种法律关系在逻辑上和性质上必然与某一特定的法律制度相联系，每一法律关系都有一个确定的“本座”，即一个他在性质上必须归属的法域。法院进行法律选择时，应根据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法律关系的本座所在地，而该本座所在地的法律就是该法律关系所应适用的法律。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在国际私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13、既得权说：即得权说是英国法学家戴西于19世纪提出来的。戴西认为：英国法院从不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如果说有时执行外国法，那么所执行的并不是外国法本身，而是依据外国法所取得权利。只有在英国法院看来是按照文明国家法律正当取得的权利，英国法院才予以承认与执行。 15、本地法说：本地法说是美国法学家库克于20世纪提出来的。他认为：法院只适用本地法即法院地法，不适用外国法，在某些情况下法院可以考虑适用外国法，但此时只能把外国法并入本国的法律之中，作为本国法律规范予以适用。法院执行的只是本国法创设的权利，而不是外国法创设的权利。 16、结果选择说：结果选择说是20世纪美国法学家卡弗斯提出的。他认为：应将涉外民事关系可能适用的法律及适用的结果加以比较，基于当事人之间公平正义，以及冲突规范适用所引起后果进行考虑，确定涉外民事关系应适用的法律。 17、政府利益说：政府利益说是美国法学家柯里提出来的。柯里认为:在每个州的法律背后都隐含着这个州的政府利益，而这种利益是通过适用其法律来实现的。如果法律适用只对一个州有利益，对其他州没有利益，这是虚假冲突，法院应适用有利益州的法律。如果法院发现两个州都明显存在利益，则适用法院地法口柯里主张以政府利益来决定法律适用，全面抛弃冲突规则。 18、最密切联系说：最密切联系说是指某一法律关系在当事人没有选择应适用的法律或选择无效的情况下，法院依据这一原则，在与法律关系有联系的国家中，选自一个与该法律关系本质上有重大联系，利害关系最密切的国家的法律予以适用。 19、连接点：把特定的民事关系与某国法律连接起来的一种事实因素。 20、范围：冲突规范所要调整的民事关系。 21、系属：调整涉外民事关系应适用的法律。 22、单边冲突规范：冲突规范的系属直接指明涉外民事关系只适用内国法，或者只适用某一特定的外国法。 23、双边冲突规范：冲突规范的系属并不指明涉外民事关系适用内国法，或者适用外国法，而是指出一个客观标志或提出一个法律适用原则，根据这一客观标志或法律适用原则，结合涉外民事关系的事实情况，确定涉外民事关系应该适用内国法，还是适用外国法。 24、选择性冲突规范：冲突规范的系属规定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连接点，指出涉外民事关系可以适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法律。 25、重叠性冲突规范：涉外民事关系必须同时适用或符合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法律。 26、系属公式：把常用的双边冲突规范的系属固定化，使其成为国际上公认的或为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原则。 27、准据法：按照冲突规范的指引而援用的确定当事人权利与义务的特定实体法。 28、先决问题：涉外民事关系中主要问题的解决是以另一个问题的解决为条件的，这另一个问题是先决问题。 29、识别：对涉外民事关系中的事实情况或事实构成进行定性或分类，把它纳入特定的法律范畴，从而确定应适用哪一冲突规范的过程。 30、反致：对某一涉外民事案件，受理案件国家的法院根据本国的冲突规范应该适用外国法，而根据该外国的冲突规范该案应该适用受理案件国家的法律，如果受理案件国家的法院适用了本国的实体法，则构成反致。 31、转致：对某一涉外民事关系，甲国法院根据本国的冲突规范应适用乙国的法律，根据乙国的冲突规范应适用丙国的法律，如果甲国法院根据乙国冲突规范的指定适用了丙国的实体法审理案件，则构成转致。 32、间接反致：对某一涉外民事案件，甲国法院根据本国冲突规范的指定应该适用乙国法律，而乙国的冲突规范应该适用丙国法律，丙国的冲突规范规定应该适用甲国法律，甲国法院根据丙国冲突规范的规定适用甲国的实体法为案件的准据法，这构成间接反致。 33、法律规避：涉外民事关系的当事人为了规避原本应该适用的某一国法律，故意制造一些条件，利用冲突规范，使对其有利的另一国法律得以适用，或者规避各国法律中规定的连接点，使涉外民事关系没有适当的法律进行调整，以实现法律规避的目的。 34、外国法的查明：一国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时，根据冲突规范的指引应适用外国法作为准据法，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查明外国法的存在与否及怎样确定外国法的内容。 35、公共秩序保留：本国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时，根据本国的冲突规范的指引应适用外国法为准据法，而外国法的适用与本国的公共秩序相抵触，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公共秩序保留为由排除外国法的适用。 36、国民待遇：一国给予外国人在投资、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出入境管理等方面享有不低于本国人的待遇。 37、最惠国待遇：一国依据条约或国内立法，在贸易、投资、航海、关税或侨民的民事法律地位等方面给予另一国现在和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的利益、优惠、特权或豁免。 38、国籍：一个人属于某一国家的国民或公民的法律资格。 39、住所：一人以久住的意思而居住的某一处所。 40、涉外代理：具有涉外因素的代理关系。 41、国有化：是一个主权国家根据本国的所有权法律制度，按照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将原属私人所有的某类财产或某项财产收归国有的法律措施。 42、国际贸易术语：是国际贸易中通过确定买卖双方在交货方面所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而形成的惯例 43、FOB：卖方负责在装运港将货物交到买方指定的船上，并负担将货物装到船上为止的一切费用和风险的一种交易条件。 44、CIF：由商业习惯发展起来的、在国际贸易中使用最为普遍的一种贸易术语。 45、CFR： 46、信用证：银行根据进口人的请求开给出口人的一种保证承担支付货款责任的书面凭证。 47、提单：提单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凭证；是承运人交付承运货物的收据；是货物所有权的凭证。

⑺ 法律评论

这是年司法考试卷四的题目。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还是在校学生。
你可以去购买司法考试历年真题详解，里面的讲解非常详细。要过司考，必须看真题。

下面，给你几个作参考：

一、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制与约束
王学堂

据材料，某大学女生甲到国际知名连锁店乙超市购物，被保安搜身。一审判决被告赔偿精神损害11万元。二审法院酌情改判乙超市赔偿甲精神损害1万元。本案最引人关注的是赔偿数额，二审仅为一审数额的零头，令人难以理解，于是法官自由裁量权也纳入了公众关注的视线。对此，本人观点有三：

观点之一，法官自由裁量权存在确有必要。法律具有规范、指引、评价、预测、教育的功能，法律的适用应当具有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就是体现在对相同或类似的行为应当有相同或类似的处理。但是，法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存在着漏洞（特别是成文法国家）。主要表现为：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和滞后性。如精神损害赔偿相当长时间内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法权而不被借鉴。同样，对该案很多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应当明码标价、定额化，基于这种议论，最高司法机关在司法解释的草案中，也曾经提出了这样的意见。事实上，这是不合适的。因为社会中的人和事都是具体的、生动的，千变万化，情况各异，即使对同样的一件事，各人的感受也有所不同。精神损害要素的多元性、易变性、难测性等，决定了法律无法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规定得详尽无遗，加之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水平不一，要在全国制定统一的赔偿标准显然是不现实的。普遍的法律规范和个案处理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距离，这是自由裁量权存在的现实基础。丹宁勋爵将之形象地比喻为：“法官绝不可以改变法律织物的纺织材料，但是他可以也应该把皱折熨平。”

观点之二，法官自由裁量权有其内在缺陷。法官自由裁量权是一把双刃剑，其优势是自由性，其内在缺陷也在于自由性。在“宜粗不宜细、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立法思想指导下，我国已制定出的法律存在着规范不详、弹性极大、可操作性差的问题，导致法官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本案中的1万元和11万元，正是其具体表现之一，极易造成司法之随意性进而膨胀为司法专横，直接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乃至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利益，最终破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破坏我国法制的统一，有损于司法机关的形象及权威，有悖于司法机关的性质和宗旨。这也是公众对司法进行指责的口实之一。波斯纳将法官自由裁量权比喻为“黑箱”；英国法学家戴西也认为自由裁量是一种专断的权力，与法治原则是不相容的。因为法治要求行为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对其局限性必须有充分认知。

观点之三，规制与约束，自由裁量权的必由之路。必须承认，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是法官行使司法权力的一种常态，法律适用中同时并存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可测性与不可测性等特点，决定着适用法律也必然与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并存。只要我们对法官自由裁量权涵义及内在缺陷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然后设计出一套完善合理的监控制度来有效控制它，就能使法官自由裁量权发挥最大效用，正如肖扬所言，“依法限制自由裁量的空间，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有机统一”，上级法院的法官根据当事人的请求运用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司法经验对下级法院法官的司法判断行为进行监督，使不正当运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得到纠正。这种监督实际上是职业法官之间在共同的知识背景下所进行的一种专业性对话与交流。

但必须要申明，只要一审法院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未超过合法、合理范围的，二审法院就应当尊重一审法院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如无新的事实依据，不得擅自改变其审判结果，而不是本案的结果。
或许，这正是本案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

二、 私力救济的底线

陈定良

近年来，“商家搜身案”屡屡见诸报端，却屡“批”不止。人们或大力鞭挞，主张加大惩罚力度，规范商家行为；或大声疾呼，要求广大消费者提高自身的法律水平，增强维权意识。舆论似乎成一边倒的趋势，共同将矛头指向了那被认为是“强势”的商家。而涉案的商家们除了承受点舆论压力或赔点钱外，似乎也并无进一步的举动，搜身案依然在有些地方发生着，人们不禁感到困惑……。作为一名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我也不免“三句话不离本行”，从法律的角度谈谈对这类案件的看法。

我认为，要杜绝此类现象发生，除了涉及司法审判以及消费者维权以外，还涉及商家的观念转变问题，即商家能否私力救济以及私力救济的底线的问题。一般认为，私力救济是人类幼年时期盛行的制度，在现代文明昌盛时期，原则上是禁止私力救济的。但是，考虑到私力救济迅速、及时的特点，在私法领域，各国法律都例外地肯定特定情况下的私力救济制度。具体到商家搜身等一系列的案件当中，在商场、超市林立，盗窃现象又比较严重的今天，逐一地要求公安部门出警不太现实，这就要求商家在一定范围内实施私力救济。我以为，如果商家有确凿的证据怀疑顾客实施了盗窃行为时，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自我保护，如适当的询问或在顾客完全同意的前提下，打开其背包、购物袋进行查看，但是在实施上述行为时，需要把握一个底线，那就是对消费者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不管是行为或是言语上，尤其是不能采取非法拘禁、暴力殴打、威胁或逼迫脱衣搜查等手段。即使是“当场抓获”也应该按照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及时扭送公安机关处理，而不能滥用私刑。法院在审理此类民事案件时，一方面应当在把握“人身权优先于财产权”原则的前提下，结合个案情形，加大对消费者一方权益的保护，从而从反面促使商家完善自己的保安措施。对那些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的案件，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另一方面，应该区分情形，合理地判断商家的自我救济行为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以此确定加重、减轻或免除其相应的民事责任，达到公平、正义的目的。具体到“甲女大学生被乙超市非法搜身”一案，我认为一审法院判定乙超市承担11万元精神损害赔偿的判决比较妥当。

来源：人民法院报
三、举证责任的分配
女大学生甲是否受到连锁店乙的强迫而脱去内衣，对赔偿数额的认定将有着重大的影响。一、二审法院在这一问题上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裁决。分歧的关键在于举证责任的分配：一审法院适用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推定乙强迫甲脱衣的事实成立；二审法院则坚持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证据规则，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了原告，并最终因原告未充分举证而认定强迫脱衣的事实不成立。笔者认为，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是正确的，依据证据规则，应当认定强迫脱衣的事实成立。

首先，当事人的举证条件决定了本案应适用举证责任的倒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虽然仅仅列明了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几种情形，但同时设定了弹性条款。《规定》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本案即应适用该条的规定。纵观本案事实，甲一个人到乙连锁店购物，其事先不可能预见到纠纷的发生，也不可能事先为取证做必要的准备。在被带进经理室后，甲孤身一人，更是丧失了获取证据的条件。而乙作为连锁店的经营者，物品失窃可以说是其经营损失的一部分，乙对此应当有所预见。与消费者甲相比，乙事先更有条件通过安装监控设备等手段固定证据。在甲被带进乙的经理室后，乙更是处于绝对的控制地位。在消费者甲根本不具备举证条件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依据《规定》第七条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推定甲所主张的被强迫脱衣的事实存在。

其次，连锁店乙的侵权行为决定了其应当承担更重的举证责任。本案中，连锁店乙因怀疑消费者甲盗窃物品而对甲进行了搜身，“争执过程中引来众多顾客围观”，随后又将甲带进乙的经理办公室进行盘问。乙的上述行为严重侵犯了甲的名誉权及人格权。正是乙的违法行为，使得甲被迫进入了经理办公室这一特定的封闭场合，使得室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后无法查清。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只能要求造成事实不明的一方即本案中的乙承担举证责任。如果乙无法充分举证，则其必须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最后，举证责任的倒置有利于敦促乙改进安保措施。法院的判决，不仅要注重其在个案中对当事人利益的衡平，更要注重其对类似纠纷的防范作用。人民法院运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将使更多的营业机构认识到，留置消费者进行盘问并非解决问题的良策，从而敦促其改进安保措施及解决纠纷的手段，学会以合法文明的方式与顾客相处。（王永亮）

四、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边界

“女大学生超市搜身案”，一审法院判决超市赔偿女大学生精神损害11万元，二审法院却在基本事实不变的情况下，改判超市赔偿精神损害1万元。由此引发了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思考。

自由裁量权是法律赋予法官的权力，适用于民事、刑事等各个领域。比如民法通则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请求撤销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予以变更或撤销；刑法分则中，许多条文都授予了法官对量刑的自由裁量权。法律为法官设置自由裁量权的目的在于，把简单的、原则的法律规定灵活地应用到复杂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去，以实现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为适应多变的社会生活，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是非常必要的，问题的核心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边界在哪里。

我认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第一道边界是法律，如果法律为自由裁量设置了明确的界限和范围，法官必须在法定的限度内行使权力，不能越界，否则，危害甚大。比如试题中，原告起诉的赔偿数额是10万元，一审法院的法官却自由裁量，判决被告赔偿11万元。这一判决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不告不理”原则。这样的判决将会从根本上侵蚀我们的司法制度。还比如在刑事司法中，如果法官任意在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以外判处被告人刑罚，显然是一个错误判决。可见，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底线是法律。

然而，仅有法律作为自由裁量权的边界是远远不够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是在法定限度内的随心所欲，还必须受到社会常理和人们普遍观念的约束。后者甚至是更重要的。因为对普通民众而言，由于对法律基本制度或基本原理知之甚少，在判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行使得是否合理妥当时，往往不会在乎判决的结果是否合法，而可能更在意其是否合情理。如果法院判决被告赔偿的数额超过原告的诉求，除了法律专业人士和被告之外，可能没有多少人（包括原告自己）会认为法院的做法有问题，反而会觉得法院更加充分地保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人们觉得这一结果是合理的。同样，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却怎么也弄不明白她只是想讨个“说法”，派出所为什么要把村长抓走。秋菊的困惑在于，尽管派出所是依法办案，在秋菊看来却是不合理的。对他们而言，合理的事，不合法也无关紧要；相反，合法的事，如果不合常理，也是不能接受的。

那么，是不是说只要合乎常理的事就可以置法律于不顾呢？当然不是。在法律限度内的自由裁量要尽可能做到符合社会理性、社会公众的认知水平，只有这样，司法才能使更多的人接受和信服。试题中，二审判决把精神损害赔偿改判为1万元，尽管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但却遭到社会的质疑，引发公众对司法公正性的怀疑，就是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带来的负面影响。司法的结果不但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和原则，更要经得起社会公众的检验，只有这样，法官才能真正成为正义的守护神。（郭发产）

五、 浅议人格权的保护

乙超市对甲的非法搜查行为（不管是否进行了强制搜身）在广为传播后给甲造成了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和负担，导致其出现了失眠、头晕等症状，无法继续学业，很明显乙超市的行为已严重侵害了甲的心理健康，理应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这是因为，自然人不仅是肉体的存在，而且是心理的存在。享有健全丰富的精神生活，此乃人的基本需要、基本利益和基本权利。所谓精神生活，亦即心理活动、心理生活。现代医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心理健全比肉体健全更重要。因此，保护人的正当心理利益，不使心理遭受非法侵扰，不使人无端地遭受心理痛苦，便成为民法的基本任务之一。保护之道首先在于肯认人的心理利益权，并且使之明细化和定型化，同时，尚应建立对被害人同质救济的制度，疗治其心理创伤，祛除其心理痛苦，使之恢复完满状态。于是，精神人格权制度应运而生。

具体在本案中，首先，乙超市在对甲进行全身搜查时，无论其是否强令甲脱去了内衣，都已违反了“禁止对自然人的人身或住所进行非法搜查”的相关法律规定，构成了违法行为。这是因为，人的人身权利或者与人身权利有关的住宅权等享有不受侵犯的权利，除非是有搜查权的人员，经法定机关批准，按照法定的程序而进行的搜查。这里的“有搜查权的人员”，主要是指司法行政机关中有权进行搜查的人员，“法定机关”就是指有搜查权的司法行政机关或其上一级机关。而乙超市既不是有搜查权的部门，其人员也就更谈不上是有搜查权的人员了。虽然其认为自己在超市内已张贴告示，保留对顾客进行搜查的权利，但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可知，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谤，不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其携带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或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时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如果经营者的格式合同、通知、店堂告示等含有上述所禁止的内容，其内容无效。

其次，乙超市在进行非法搜查行为时主观方面明显表现为故意，并对此事件的传播采取一种放任的态度，而在此事件传播后甲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出现了失眠、头晕等症状，无法继续学业。根据社会一般经验和智力水平可以认定，乙超市的上述非法行为足以给甲造成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和负担，导致其出现失眠、头晕等症状，以至无法继续学业。

诚然，心理健康权并不属于我国现行法律所规定的健康权，也未被单独列为一类权利，但这并不代表其不受法律的保护，因为，民法设立的具体精神人格权类型，仅具宣示功能，而非法定和限制。况且，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中已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郭 磊）

六、 企业保安的权限

企业保安是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秩序，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力量，在现代社会管理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与预期作用相左的是，实践中，企业保安非法侵犯他人权利的事件却时有发生。具体到本案，超市一方的违法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保安阻拦甲并强行将其带至值班经理办公室；（2）让女工作人员对甲强制搜身；（3）在超市内张贴告示，声称保留对顾客搜查的权利。这些行为的共性在于，三者均为超市的保安措施，并且均超越了企业保安的应有权限，最终造成了对甲人身权利的侵犯、人格尊严的侮辱。

关于企业保安的权限范围或说职责范围，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目前，在规范层面只有部委规章以及一些地方规章对其作出了界定。有代表性的如，公安部2000年出台的《关于保安服务公司规范管理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公安部规定》）、深圳市1994年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企业事业单位保安工作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深圳市规定》）等。其中《公安部规定》第十三条规定，保安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1）剥夺、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2）搜查他人的身体或者扣押他人合法证件、合法财产；（3）辱骂、殴打他人或者教唆殴打他人。本案中，超市保安强行将甲带至值班经理办公室的行为限制并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如此这般的保安措施不仅与《公安部规定》不符，并在根本上构成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违背。

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根据上述两条规定的精神可以推定，人身权利为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非经国家司法机关依法定程序不得被任意限制；人格尊严体现了公民基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对自己社会价值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对之辱没。企业保安不等于公安机关，其职责仅限于协助公安机关维持社会秩序。且不说本案之中甲开始只是被怀疑为“携带了未结账的商品”（结果证明是一种无端的猜测），即便其窃取商品被当场发现，保安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也无权私自对其进行人身限制并强制搜身，而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将事情交由公安机关处理。

概而言之，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当处于优位保护的地位。为减少甚至杜绝以“保安”的名义对其横加践踏的事件，当务之急应以法律的形式对企业保安人员的权责作出明确的界定，以克服《公安部规定》位阶偏低的局限；同时，立法应对企业保安人员的培训、考核以及录用等问题作出规定，以确保保安人员品德优良、业务熟稔、恪尽职守。
（朱建敏）

来源：人民法院报

⑻ 现代西方国家所讲的法治是什么

“法制”、“法治”、“人治”的词义分析（1）

一、“法制”的三种含义
“法制”一词在我国古代就已出现。“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2）但在解放前，法制一词较少使用。解放后、“文革”前，一般称“革命法制”或“人民民主法制”。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通称“社会主义法制”。近年来，“法制”一词，大体指以下三种含义。
第一，法律和制度，也有的仅指法律制度。这里应注意的是，在现代社会中，与中世纪不同，重要的制度通常都有相应法律规定或都在相应法律范围内发生作用，就这一意义上讲，“法律和制度”和“法律制度”这两个词组可以说基本上是同义的。但另一方面，“制度化、法律化”二词有时是有区别的，法律化固然是一种制度化，反过来，并不是所有制度化都是法律化。例如体现党内民主或社会组织、企事业民主管理的制度，并不属于或不一定属于法律范畴。再有，这里讲的法律和制度一般是指静态意义上的，主要指有关法律和制度的条文规定，少数是习惯法或其他惯例。
第二，动态意义上的法律，即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对法律实施的监督等各个环节构成的一个系统。类似西方社会学法学家所讲的法律概念。例如美国社会学法学家庞德（R. Pound）就将法律称为“社会工程”（3），并对法律的概念作了很广泛的解释。近年来，我国有些中青年法学工作者将系统论引入法学，往往将法制称为“法制系统”或“法制系统工程”等。
第三，指“依法办事”的原则，也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所讲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一意义上的“法制”，就词义而言，相当于17、18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所讲的“法治”、“法治国”等原则。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以上三种含义有时单独使用，有时结合使用，依不同情况而定。例如当我们讲应有“完备的法制”，通常指第一种意义上的法制，即应制定齐全的法律、法规。当我们讲“法制建设”时，主要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法制—法制系统工程，即对从立法到监督法律实施各个环节都 要建设。当我们讲应“遵循法制”主要指第三种意义上的法制，即根据“依法办事”的原则。有时也可以兼指以上三种含义，例如当我们在讲“加强法制”、“健全法制”等用语时，就可以将法制的三种含义都包括在内。
这里还应注意，以上第三种含义，即“依法办事”原则这一意义上的“法制”，在不同民族语言中有不同表达法。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在不同场合下分别使用过“法治”、“法治国”、“法制”三词。在列宁的著作中，无论是对苏维埃政权还是对资产阶级国家，都用法制一词。苏联法学著作一般也是这样用法。我国解放初期，“法制”和“法治”二词在报刊上都曾使用过。但直到粉碎“四人帮”止这一长时期内，一般仅用“法制”而不用“法治”。这一现象看来也是受苏联法学影响所致。
二、历史上对“法治”和“人治”词义的不同理解
历史上关于法治和人治的争论，主要指以下三次。第一次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儒家主张人治（或德治、礼治）；法家主张法治。第二次指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前者主张人治，后者主张法治。第三次指17、18世纪资产阶级先进思想家为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有关法治的观点。
在这三次争论中，法治论者和人治论者对法治和人治二词的词义是怎样理解的？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就需要了解双方的分歧究竟是什么。就了解法治和人治的词义而论，这些分歧大体上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个主要分歧是；国家治理主要依靠什么？是法律还是道德？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
中国古代儒法双方的不同观点就体现了上述分歧。例如儒家认为，“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4）“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5）反过来，法家则认为，“圣人之治国，不能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因而，就“不务德而务法”（6）。
在古希腊思想家关于人治和法治之争中也体现了上述分歧。柏拉图在其代表作《理想国》中力主“贤人政治”，并主张除非由哲学家成为国王，人类将永无宁日（7）。他极为蔑视法律的作用，认为不应将许多法律条文强加于“优秀的人”，如果需要什么规则，他们自己会发现的（8）。只是在他的“贤人政治”的理想国方案失败之后，他才在自己晚期著作中将法律称为“第二位最好的”（second best），即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与柏拉图相反，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9）在西方历史上，这是法治论的第一个经典性论述。这里还应注意，亚里士多德对这一问题的提法是：“由最好的一人或最好的法律统治，哪一方面较为有利？”（10）他主张法治优于人治的一个主要论据是：法治等于神和理智的统治，而人治则使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因为一般人总不能消除兽欲，虽最好的贤人也难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时引起偏见。“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和理智的体现。”（11）同时他还主张，即使是一个才德最高的人作为统治者的国家中，“一切政务还得以整部法律为依归，只在法律所不能包括而失其权威的问题上才可让个人运用其才智。”（12）再次，他为法治作辩护的论据中还涉及到本文下面将讨论的其他两个主要分歧。
第二个主要分歧是：对人的行为的指引，主要依靠一般性的法律规则，还是依靠针对具体情况的具体指引？人治论强调具体指引，法治论强调一般性规则。
这一分歧在中国古代儒法两家关于人治、法治之争中有所体现，特别是一些法家强调法律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尺寸、绳墨、规矩等，即能作为对人的行为进行一般性指引的准则。但总的来说，儒法双方并未就一般性指引和具体指引的分歧展开明显争论。
与此不同，在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相当突出。柏拉图反对法治的一个重要论据是：法律就像一个愚蠢的医生，不顾病人的病情而机械地开药方。然而，人类个性不同，人的行为纷繁复杂，人事变化无常，法律不可能规定出适合每一特殊情况的规则。所以“对一切人最好的事情不是法律的全权而是了解君主之术和有智慧的人的全权。”（13）亚里士多德在反驳上述观点时指出，“法律确实不能完备无遗，不能写定一切细节，这些原可留待人们去审议。主张法治的人并不想抹杀人们的智虑。他们就认为这种审议与其寄托一人，毋宁交给众人。”（14）他在《尼可玛可伦理学》一书中也进一步探讨了一般性规则和具体情况之间的关系，“法律总是一般规定，但实际情况中又有一般规定中不可能包括的事。”（15）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采取纠正法律因一般性而造成缺陷的衡平手段，例如修改法律，执法者根据法律精神来解释法律，容许法官离开法律条文作出判决等。
第三个主要分歧是：在政治制度上应实行民主还是专制？法治论者主张民主、共和（包括君主立宪），人治论者主张君主制、君主专制或寡头政治。
柏拉图主张贤人政治和哲学家国王，在政治制度上讲就是维护君主制和寡头政治。亚里士多德在主张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时，也提出了拥护民主和共和制的观点。他认为，“群众比任何一个可能作较好的裁断”，“多数群众也比少数人不易腐败。”（16）在平民政体已经兴起的情况下，以一人为治的君主政体也不适宜了；在君主政体下，如果继任的后嗣是一个庸才，就必然会危害全邦，而在实行法治的情况下，就不会发生这一问题（17）；同时，平民政体意味实行轮番制度，即同等的人互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也就是“以法律为治”（18）。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已将法治和民主、共和政治制度直接联系起来。
法治论和人治论在政治制度上的分歧主要出现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些先进思想家在反封建专制时所提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纲领中。在我国古代儒法两家关于法治和人治的争论中从未涉及民主与专制的分歧。因为儒法两家在政治制度上都是维护君主制或君主专制的（法家更主张严刑峻法）。因此，我们不能把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论同17、18世纪西方国家反封建专制的法治论相提并论或者把前者错误地解释为反对君主专制的君主立宪论。
还应指出，在中国古代儒法两家和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人治和法治之争中都直接、明确地提出人治和法治二词。与此不同，西方国家17、18世纪关于人治和法治之争主要体现在当时一些先进思想家在抨击封建专制、等级特权并鼓吹建立君主立宪、三权分立或民主共和国等政制的同时要求法治和反对人治，而当时维护君主专制、等级特权的代表人物并没有直接、明确地提出要人治不要法治之类的口号。
17、18世纪先进思想家提倡法治也都是同他们所主张的政治制度或政治纲领密切联系的。例如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英国的洛克（Locke, 1632年~1704年）认为，立法权是最高的、不可转让的国家权力，但它也不能危害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等自由权利。国家立法机关“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19）。鼓吹民主共和国的法国卢梭（Rousseau, 1712年~1778年）认为，“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不论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就称之为共和国；因为只有在这里才是公共利益在统治着，公共事物才是作数的。”（20）美国独立前夕猛烈抨击英国君主专制的潘恩（Paine, 1737年~1809年）提出，“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21）。
在西方国家历史上，继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优于人治”之后，第一个直接明确提出类似观点的是英国17世纪思想家哈林顿（Harrington，1611年~1673年）。他也倾向共和制。他在自己的代表作《大洋国》一书中一开始就指出，通过法律这一艺术，人类的世俗社会才能在共同权利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组织起来……根据亚里士多德和李维（22）的说法，“这就是法律的王国，而不是人的王国。”（23）
美国政治家、第二届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35年~1826年），将哈林顿关于法治的思想写进1780年马萨诸塞的宪法中，它规定该州实行三权分立，“旨在实现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24）
从三个主要分歧中可以看出，那时法治论者和人治论者对法治和人治赋予多种含义。在中国古代儒法两家的争论中，人治指的是主要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法治则是指主要依靠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在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争中，人治和法治的含义比较复杂。人治不仅指主要依靠道德高尚的人以道德感化手段来治理国家，而且指对人们行为的指引主要应依靠根据不同情况而定的具体指引，也还指君主或少数寡头的统治。法治则不仅指主要依靠由不受人的感情支配的法律来治理国家，而且还指对人们行为的指引主要通过一般性的规则的指引，也指民主、共和政制。在17、18世纪反封建斗争中所讲的法治主要指民主、共和制、人治则代表君主专制、等级特权等。
三、80年代中国法学界关于法治和人治之争中对有关词义的不同理解
在西方国家，自17、18世纪起，民主、共和制意义上的法治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要法治不要人治”、“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法律至上”等用语已成了西方流行的用语。但西方法学家对法治的具体内容或原则始终众说不一。19世纪末英国宪法学家戴西（A. V. Dicey，1835年~1922年）曾以英国政制和法律传统为基础，提出了法治的三个著名的原则：任何人都不因从事法律不禁止行为而受罚；任何人的法律权利和责任都应由普通法院审理；每个人的个人权利不是宪法的产物而是宪法所赖以建立的基础。但这些原则以后不断遭到反对，被认为已不符合20世纪的现实（25）。50、60年代，西方法学家曾围绕法治这一主题召开过几次国际会议，但并未就法治的具体内容和原则取得一致的意见。随着“福利国家”方案的兴起，国家权力日益扩大，西方法学家中一度展开了“福利国家”与“法治”是否矛盾的争论。但这已不是“法治”和“人治”之争，因为争论双方都主张法治，分歧主要在于一方认为福利国家意味着国家权力加强，从而危害个人自由和法治。另一方则认为福利国家、个人自由和法治三者可以相互结合（26）。
中国法学界关于法治与人治问题的争论（27），不同于上述三次争论。首先，这一争论中一方固可称为“法治论”，另一方似可称为“法治与人治结合论”（以下简称“结合论”）而不能称为“人治论”。即80年代中国法学界存在“法治论”和“结合论”之 争，但不存在“法治论”和“人治论”之争。其次，这一争论同各自对“法治”和“人治”二词的词义有不同理解有关。为说明这点，不妨将双方基本论点简化如下：
法治论者：要法治不要人治，法治与人治是对立的；法治指以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法律为准，人治则指以个别领导人意志为准。换一句话说，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专制、独裁。
结合论者：法治与人治不可分，二者必须结合；法律是由人制定并由人实行的，没有人的作用，还有什么法治？换句话说，法治指依法办事，人治指要由人来制定和实施法律，必须重视人的作用。
本文作者相信，双方都主张我国应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也都主张我们应以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的法律为准而不以个别领导人的意志为准；都会主张法律是由人来制定和实施的，如果没有人的作用，是谈不到法治的作用的。如果以上结论能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分歧主要在于双方对法治和人治二词的词义持有不同的理解。
我们不妨再进一步探讨一下：双方对法治和人治二词词义的各自不同的理解又根据什么？法治论者认为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专制，这种理解显然直接间接来自西方17、18世纪对法治和人治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身心健康仍在西方流行。结合论者对法治和人治的理解，看来是与我国古代儒法两家争论中所提出的观点有联系的。如上所述，当时儒法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要分歧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治理国家主要依靠道德还是主要依靠法律，根据我们现在理解，道德和法律二者对治理国家来说不可偏废，因而也就可以推论出法治和人治应该结合。而且当时儒家还强调“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28）加上秦汉以来，儒法合流、法治与人治合流的思想和实际也更容易使人引申出法治与人治不可分或二者必须结合的结论。
但这里也应着重指出，80年代结合论者对法治和人治词义的理解，仅从词义讲，也不同于古代儒家对人治的理解。至少，儒家强调的是人治，强调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首要作用，而结合论者强调的是法治和人治的结合，强调法律规则和人的作用的结合，就这一意义上讲，我们也不妨认为80年代结合论者提出了他们对法治和人治词义的另一种理解—在历史上对法治和人治词义的各种理解之外的一种理解，即：法治指的是领先法律规则治理国家；人治指的是依靠人来制定和实行法律，这种意义上的法治和人治必须结合。
本文作者早在1980年北京市法学会组织的一次关于法治与人治问题的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曾提出，当时法治论者和结合论者“争论之点似乎不在法治与人治应否结合或应否只要法治而不要人治，而却在于到底什么是法治和人治”。在那次发言中，我也讲到无论历史上先秦思想家或近代西方思想家对人治、法治的理解都有不科学的地方，特别是后一种解释显然是与资产阶级的“法学世界观”密切联系的，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宜将‘法治’和‘人治’作为一种口号来提倡。在我国，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又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提倡几个口号，包括像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口号，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加强能起什么推动作用我是有怀疑的。”同时，我在发言中也反对当时有些人主张法治人治两个概念都不科学，因而都不适宜用的简单否定态度（29）。现在回顾这一发言，我觉得它表达的基本思想与本文还是一致的，但当时自己认为我们不必将法治与人治作为口号来提倡这一观点应该修正。近十年来，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口号无论在我国法学界或一般舆论界已广为传播。社会上多数人已接受了这种理解：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专制，我们要法治而不要人治。
对于词的选择，一般地说，除非是特别不科学或不合适的，我们应尊重社会上多数人的理解，这也就是尊重“约定俗成”的原则。对法治、人治二词词义的理解，就像对作何词义的理解一样，它们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变化的。
四、“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这一命题中的有关词义
“从人治向法治转变”之类的命题可以引起一些问题，例如为什么必须要从人治转向法治？“过去”存在（甚至“现在”还存在）人治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对这种现象（包括对过去或现在实行“人治”的人）又作何评价？现在为什么不能立即实现转变，为什么需要逐步转变，甚至还要从双轨制转向单轨制？等等。当然，我们可以从上面所讲的法治论的理解出来来回答：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专制，因而我们要“从人治向法治转变”。但这里应注意，对我们目前来说，“要法治不要人治”可以理解为一个抽象的原理，而现在“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这一命题至少包括了以下具体含义：我国在“过去”以至现在还存在着人治或某种程度的人治，而这里讲的“过去”一般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时期，甚至还可能指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国内战争时期。显然我们在讲“过去”（三中全会以前时期或甚至新中国成立以前）以至现在还存在“人治”（或某种程度的“人治”）时，对这里讲的“人治”的词义又需要作进一步探讨了。
就提出“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这一命题的人来说，他们所讲的“人治”可能指以下两种含义：一种是指：有的领导人由于受封建思想意识的影响，因而表现出专横、独断等不民主的思想作风。对人治的这种理解可以说是对17、18世纪关于人治、法治词义的引申。另一种是指：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不可能有完备的法制，或者是由于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上有失误，不重视法制，因而使各级领导人不得不就各种具体问题作出决定。当然也可能是以上两种情况的交错并存。当我们在讲“从人治向法治转变”时，应该考虑到各种不同的情况。前一种情况是应该加以否定的，对后一种情况，或者不宜称为“人治”，如果要称之为“人治”，那就需要赋予另一种特定的含义，即在法制不完备或法制不受重视的情况下不得不由领导人作出决定。这种意义上的“人治”既不同于古代儒家所讲的人治，也不同于80年代结合论者所讲的人的作用，更不能理解为专制或专横独断等。

⑼ 性取向不同或冲突，怎么处理

很简单，只能选择分开或远离！因为有句话说得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