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明建议

Ⅰ 如何推进法治建设

一、要处理好法治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邓小 平早就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既然两手抓，我们就要注意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法治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要把法治建设的着力点放在促进经济发展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搞发展。把法治建设的落脚点放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通过抓法治建设，促进经济快速发展；通过法抓法治建设，保障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通过抓法治建设，推动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同样，搞经济建设也要有利于推动法治建设。我们在抓经济工作时，首先要考虑的是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我们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上基础设施项目，既要敢为人先,迈大步子,又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决不能不顾客观实际与可能,不通过周密的科学论证，不按法定程序操作，盲目搞“形象”工程，热衷上“政绩”项目。其结果不但拿不到什么“政绩”，反而事与愿违，得不偿失，甚至在不知不觉中触犯刑律，成历史罪人。这样的教训在社会上并不少见，我们要举一反三，引以为戒。总的来说，我们要通过抓法治建设，保障经济健康发展，又通过抓经济建设，促进文明法治建设。

二、要处理好法治和德治的关系

法治，就是通过依法强制执行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德治，就是通过规范人们行为和过细的思想工作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法治和德治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如果能够把二者之间关系处理好，使之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就能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要以抓法治促德治，要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危害社会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正常的工作、生产和生活秩序，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同样，要以抓德治为法治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要采取各种形式深入开展公民道德教育和道德实践活动，以学习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契机，掀起新时期公民道德建设热潮，不断增强公民的道德修养，促使遵守法律法规逐渐由外在约束变成广大公民的内在的自觉行动。由此可见，法治以德治为基础，德治又需要法治作保障，二者在目标和方向上是一致的，同时二者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只有把道德规范这种软约束和法律规范这种硬控制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更加符合治理国家的客观规律，才能有效地发挥调节人们行为的作用，以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

三、要纵横结合，各方协作，齐抓共管

纵横结合，“纵”就是各行业、各战线，如工业、农业、财税和教育等要保证本行业、本战线的法律法规得到有效落实。“横”就是以行政区域为单位，如省、市、县（区）要抓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区），也必须在各行政区域里保证国家法律法规的顺利实施。就是说，我们既要抓横的依法治理，又要抓纵的依法治理，并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抓紧抓好，务求实效。同时，在法治建设中，上下之间、部门之间、单位之间必须从建设文明法治社会的大局出发，十分注重抓好协调和合作。工作上相互支持，密切配合；互相协调，通力合作；出现问题，互相补台。真正形成合力，齐抓共管，整体推进法治建设进程。

Ⅱ 对法治中国建设献言献策

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什么是法治？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他对法治的注解是：“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制定的法律应获得普遍的服从；而人们所遵从的法律本身应该是成文的和良好的。”也就是说，法在全社会应该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社会的治理应该遵从良好的法律。托马斯·潘恩曾精辟地论述：“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的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而且不应该有其他的情况。”
依法行政的含义是，由法律给行政机关的权力划出严格的边界，任何行政机关和行政官员都不得越过这个边界。如果越过法律划定的边界，就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后果，就须受到相应的追究和惩处。
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政治文明以及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相比，依法行政还存在不少差距，如行政管理体制与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还不适应，依法行政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行政决策程序和机制不够完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时有发生，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等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政府的形象，妨碍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之道就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
依法行政首先是依宪行政。在法律体系中，宪法是最高位阶的法律，是万法之母。温 总 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学习讲座时的讲话中指出：“依法治国，最根本的是依宪治国；依法行政，最根本的是依宪行政。各级政府都要把宪法作为根本的行为准则，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
依法行政就是要对人民负责。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行政机关掌握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因此，必须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决不允许以权谋私，与民争利。否则的话，就应受到法律和法制的惩处。
依法行政需要完善行政决策程序。涉及全国或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事项以及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应当事先组织专家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应当向社会公布，或者通过举行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重大行政决策在决策过程中要进行合法性论证。
依法行政要求合理划分和依法规范各级行政机关的职能和权限。科学合理设置政府机构，严格核定人员编制，实现政府职责、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和公共服务意识，简化公共服务程序，降低公共服务成本，逐步建立统一、公开、公平、公正的现代公共服务体制。
落实依法行政要建立起完备的监督机制，明确监督主体、监督内容、监督对象、监督程序和监督方式，尤其要大力加强公民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媒体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和法院监督。同时，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的统一。
只有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社会，才可能是长治久安、长盛不衰的社会。

Ⅲ 如何加强本部门，本单位法治文化建设

创新机制，夯实法治文化建设基础。法治文化建设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具有公益性、群众性、社会化和经常化的特点，必须要在建立和完善长效机制上下功夫，以机制创新推进法治文化建设。一是强化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真正将法治文化建设列入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六五”普法、平安建设、社会管理创新、文明和谐社区评比和党的建设等整体规划中，同重点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同奖惩。要建立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部门牵头协调，宣传、文化、广电、新闻部门等单位共同参与、各司其职的组织领导体制，形成条块结合、部门协同、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要完善领导责任机制，明确目标，分解任务，落实责任，形成主管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业务部门积极抓、其他条口协同抓、各个社区自觉抓、列管单位配合抓的工作机制；二是落实保障。要将法治文化建设经费列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要将法治文化宣传过程自然生成的各种产业化资源充分开发利用起来，采用社会化、市场化运作等方式筹集法治文化活动经费，弥补经费的不足，实现法治文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统一。要充分发挥地区普法讲师团、法制宣传工作者、法制新闻工作者、法律服务志愿者、法律明白人以及法治文艺骨干等人才资源优势，全方位、多角度地加强法治文化宣传，为法治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保障。要注重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工作规律、工作推进方式及建立长效工作机制等的研究探索，创新工作理念，改进工作方式，不断增强法治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为法治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三是整合资源。要立足地区实际，充分发挥区域优势，通过借势、借力、借脑、借资，不断动员各部门、发动全地区积极参与和支持法治文化建设工作，构筑“积极参与、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有序运行”的法治文化工作联动机制。司法行政机关要积极履行主管职责，充分发挥协调、指导和监督的职能，克服“小马拉大车”的消极心态，学会“借助外力”、“借船出海”、“借鸡生蛋”，凝聚各单位、各部门和各阶层力量开展法治文化活动，从而实现法治文化工作主体多元化、内容专一化、方式协同化、效益最大化，实现由“主演”到“导演”，由“独唱”到“合唱”的转变。

Ⅳ 如何加强中国的法制建设，给点建议

中国的法制改革思路经历了从加强法制到依法治国的过程。依法治国，建设民主法治国家，已然成为举国上下的政治共识和追求。具有高度民主的法治国家目标的提出，标志着治国方略的重大变化。依法治国的核心，在于确立宪法和法律作为治国的最具权威的标准，崇尚法治大于人治和党必须遵守宪法法律的根本原则。依法治国的目标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政治民主形态的符合国际人权法要求的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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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初步形成由宪法，基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组成，以宪法为中心的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经济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婚姻法，继承法及其他部门法律在内的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特别是近年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数量不断增加，使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为建设法治国家初步奠定了基础。但是，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离法治国家的实质要求和形式要求还有很大的距。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在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保障方面无法可依或恶法难依的现象依然存在。一些部门法律缺乏基本法律或程序法，缺宪法配套法律法规。各部门法的规定不尽完善，部门法之间不协调的情况突出。许多部门法律制度受到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束缚和影响，不能很好地适应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要求。甚至宪法本身还亟待进一步修改和完善，还缺乏实施保障的系统规定，离法治国家标准的实质要求和形式要求都有很大差距。要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和适应法治国家的需要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在立法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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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重点首先是要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产关系，信用关系和契约关系，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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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依法治国的方略，还将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现代政治民主形态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条件。要推进政府工作的公开化和法制化，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在行政法制方面，不仅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行政实体法，而且要抓紧制定行政程序法，进一步实现政府工作程序的法制化。行政程序必须体现民主原则，注重从保障公民民主权利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行政主体职责，权限，行为方式的规范，对行政权的运行进行控制和监督。行政法制改革还要求实现行政公平。还要加快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制，提高行政执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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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依法治国方略还需要大力推行司法改革，确保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要逐步形成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责任制，建立和完善冤案错案追究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和司法监督机制，确保公正执法。在这方面，要继续将审判方式改革推向深入。要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把勤政廉政建纳入法制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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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宣传，提高全体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权利观念，重点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民主法治观念。

Ⅳ 请教大家~从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角度，提一些提升普法工作水平的意见和意见。

普法并不是人人都要精通法律法规，简单的去背诵法律条文，而是在行政或司法，以及社会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法律理念的支配，坚持依法办事，养成良好的法律习惯。应该说，从1985年11月2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关于在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以来，经过四个五年普法规划，公民的宪法观念和法律意识，各级干部依法办事、依法管理的水平和能力，尤其是依法执政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能力，有了新的进步和提高，为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奠定了良好基础。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普法中还存在重干部、轻一般职工，重城市、轻农村，重形式、轻实效，重理论、轻实践等问题。如，普法考试过多过滥，且集中在党政机关和司法部门，这其中既有司法局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的普法考试，又有部分地方人大常委会的任前法律考试、组织部的新任领导干部法律知识考试。此外，还有全国性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司法资格考试。特别是普法考试，普遍是组织部分人员提前做好答案，然后集中在一个地方，按照标准答案抄抄而已，有的甚至复印后，填上名字交卷，既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又达不到普法目的。另一方面，在广大的农村和个体、私营企业、国有企业，以及街道社区居民中的普法工作，却少之又少，既缺乏集中的法制学习，又没有以案说法等生动活泼的法制教育，公民法治理念形成的途径和方式单一。相当部分公民因法治理念缺乏，对法治的信仰不足，坚持依法办事的习惯尚未完全形成，遇事信访、信权，不信法，不善于依法维权，依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依法解决矛盾和纠纷，依法维护社会秩序，使一些法律法规形同虚设，有法也等于没有法。法律只有为人民群众熟悉和掌握，人人养成依法办事的观念和习惯，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并同违反宪法、法律和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进行斗争，才能形成依法维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力量。因此，开展普法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总结借鉴普法的成功经验，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广泛采取邀请专家、学者、专业人员开展以案说法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加强和改进普法教育，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切实增强普法实效，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奋力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

就目前而言，我国社会仍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中，没有达到法治状态。由于大众的法治观念淡薄和执法人员素质不高，造成了既定的法律得不到有效执行。正如培根所说，“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则把水流败坏了。”为了全面推进法治建设，法治文化建设，必须努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造就健全的现代社会主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强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努力实现法律的健全化。但是，由于社会变革的渐进性和社会转型的长期性，也由于法治文化建设滞后，人们的权利义务观念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增强公民的主体性，实现人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思想意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因而我们必须确立法律至上的思想，在人民群众中确立权利与义务对等的观念，并且使他们在实践中学会以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形成法律性格健全的公民，为各种法律的实施创造社会条件。

第二、加强法治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在我国，科学文化落后，文盲半文盲占了人口的1／4。人民文化素质的低下，是法治文化建设面临的最大障碍。许多人既不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权利，也不知如何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参与、民主监督往往流于形式。这不仅使社会主义法治缺乏应有的社会基础，也为一些执法人员“知法犯法”创造了条件。因此，必须树立科学精神，创新精神，以发展个性、发挥潜能为基础，全面培养全民族的创新思维。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全面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

第三、以法治文化建设，推动立法和执法。长期以来，由于对法治文化建设不够重视。造成了许多法律条文停留在字面上，人们并不熟悉，造成了执法的随意性。以前，我国的立法思想是“成熟一条制定一条”，于是造成了许多漏洞，这就为通过人治使法律受到扭曲提供了机会，使反映社会发展要求的司法行为与落后的文化观念的形成。我们必须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形成有利于社会法治化的环境，并且把反映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矛盾、新问题作为法制建设的生长点，以新的观念、道德推动法律的执行和发展。

Ⅵ 如何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增强公民法治观念调研报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了普及法律常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与过去相比，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群众掌握了一些法律知识，对如何依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等有关的法律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开始有了依法办事、依法治理的觉悟，人们的法制观念初步形成。但是，这些成绩与现代法治国家的要求仍有相当的差距，公民的法律意识仍然处在较低水平。因此，如何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仍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课题。
一、我国现阶段公民意识欠缺的原因
公民意识在建构法治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中我国公民的公民意识还不是很强，还存在一些影响公民意识形成的消极因素，究其根源主要有：
（一）臣民意识的影响。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的基本政体形态是君主专制，维护皇帝的权力、地位和尊严，树立皇帝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乃是中国古代社会一切法律制度的出发点。而且法律的至高无上性也被皇权的绝对神圣所代替，皇帝一言可以立法，一言也可以废法，使古代中国形成了系统严密的官僚体制，这种封建专制制度培育出的是适应封建政治文化发展的臣民意识。近代以来，中国曾经有过几次思想启蒙运动，但由于各种原因，大都是昙花一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翻身做了主人，然而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人权观念、自由与平等、个性解放等现代价值观念统统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而抛弃，而许多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其中就包括臣民意识却一直存在了下来。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较大的解放，但由于缺乏系统的公民教育和法制教育，家长制、特权思想、臣民意识在一部分人的大脑中仍然根深蒂固。
（二）权利意识的淡薄。权利意识是公民意识的核心，但在古代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极其淡薄。这主要是由于：1.客观上由于自然经济、宗法家族和集权专制三位一体的社会存在形式，导致商品经济的发展举步维艰。与之相联系的权利、自由、平等等观念无法正常发育与成长。这是传统社会民众缺乏权利意识的客观原因。2.主观上由于儒家思想一向推崇重义轻利。受其影响，时至今日部分公民依然羞于言利，当他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居然会因打官司有贪利嫌而不愿用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这就不是现代公民应有的意识和行为。
（三）公民教育的滞后。市场经济的发展证明，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实践要求有现代法治观念和伦理精神的支撑，需要有与之相应的思想教育理念和运作体系。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还是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那一套教育模式，而没有及时转变思路。转变到提高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民的法治意识和道德水平上来。这也是导致公民意识缺失的重要原因。
（四）社会转型期制度的不完善。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中，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仍然存在不完善的地方。这主要表现为：1.存在着制度空场和制度冲突。所谓制度空场，就是制度的供给滞后、不到位，人们有了新的活动却无相应的活动规则。所谓制度冲突，就是不同制度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比如在法律、法规方面，有些人钻法律的空子，干着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的勾当。2.现存制度的效率不高或无效。制度的效率是指制度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作用的大小。如果制度对人们行为没有约束力，则是无效。如制度对公款吃喝、公款消费等行为的规定，基本上是无效的。如果制度对人们行为有一定约束力，但没有达到制定制度时的预期效果，则是效率不高。如制度对假冒伪劣、偷税漏税等行为的规定。现阶段，社会制度失效或效率不高的现象大量存在，甚至出现了诸如打假者被打、索赔者索不到赔、纳税人竞争不过高逃税等现象。制度的不完善影响了国家社会的正常运转，对公民意识的形成起着抑制作用。
二、提高法律意识的途径及方法
培养和提高我国公民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时代的呼唤和历史的责任，也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认为主要做到以下几方面:
（一）必须创造适宜于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所谓外部环境，主要是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经济环境方面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因为现代法律意识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产物。政治环境方面要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民主体、政治活动程序和政治观念的科学化。因为法制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法律意识是在民主意识的基础上产生的。文化环境方面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精神文明组成部分的法律意识必然要受到精神文明整体发展水平的制约，公民法律意识的完善和提高也有赖于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完善和发展。所谓内部环境，主要是指法制自身状况。包括两方面，
一是建立和制定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理论和方针；二是努力形成知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二）深入持久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社会主义法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识的体现。其创制和实施都有赖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参与。但是，广大人民群众法律知识的掌握、法制观念的增强、正确法律观点的确立，都需要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来完成。从1985年开始，经过几次普及法律常识的活动，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这对进一步提高公民法律意识将起到重要作用。
（三）坚定不移地实行依法治国、严格执法。认识来源于实践。社会上日常的法制实践活动对公民法律意识的形成和提高具有巨大的、现实的影响作用。如果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能严格地依法行政，依法办案，就能真正显示出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和力量。显示出法制的严肃性和强制性，使广大人民群众自觉遵守，并得到他们的信任。经过长期的重复实践，就会形成固定的习惯和观念，不断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四）重视法学教育，开展法学研究。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发达与否，与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是否繁荣有直接的关系。法学教育是培养法律人才的重要途径，而法律人才又是宣传、传播、深化法律意识的使者，法学研究是培养健全的法律意识的重要条件。社会在不断发展，法律也需要发展，人们在运用法律来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仍有许多未知的领域。在法律实践中，一些新经验、新思想也需要及时总结、推广，这些都离不开法学研究。而研究的成果，又通过法学教育使一部分人先行接受，然后又通过这些受教育者用各种方式向社会传播、推广并付诸实践，从而推动整个社会法律意识的不断更新和提高。
（五）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公民法律意识是一种涉及面最广、运用最多、影响最大的途径。所谓大众传播就是通过某种媒介(如广播、电视、报刊等)向众多对象传递思想和观点的过程。大众传播具有信息来源的普遍性、强烈的时效性和敏感性、广泛的普及性以及公众教育机能等特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传播工具的普及率已大大提高。只要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就能产生迅速广泛的影响，同时极容易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和氛围，使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深入人心。
（六）强化或树立具体的法律观念。1.权利观念。树立公民的权利观念，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义务本质”反思的结果，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需要。强化权利观念，可以使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原则得以真正体现，在广泛的经济、社会活动中充分地适用权利，发挥其创造性，同时尊重维护他人的权利。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应当包括对权利概念、性质、来源的正确认识；行使权利的自主意识和自觉性；权利行使时的求实态度与自律观念；建立和完善权利行使机制的使命感和创造精神等。这种权利观首先是公民的，与以往只重视国家权力(利)是不同的，它是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在法律上的具体表现。2.契约观念。商品经济的交换活动是通过契约的形式连接起来的。而契约具有平等、自主、自愿、互利、互相制约等特点。树立契约观念能够减少交换过程中的不确定、不安全因素。其法律含义在于通过明确契约双方的权利义务，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担任的法律角色，从而有效地选择自己的行为。契约观念的普遍化，是指这种观念延伸到更广泛的政治社会领域，使整个社会活动既充满活力，又有必要的约束，从而达到一种和谐的有序状态。3.正确的诉讼观念。程序法是对实体法的保护手段。诉讼是适用法律的必要方式，是解决矛盾和纠纷的正当途径。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人们群众对诉讼抱有一种深深的偏见。不管有理与否，都认为是很不光彩的事情。并往往把诉讼与受惩罚联系在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人们不是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而是寻求法律以外的方式，这样就不能运用法律对其权利和利益进行有力保护。社会秩序是一种法律秩序，社会矛盾和纠纷如果只通过非正当途径解决，往往造成对正常法律秩序的破坏。因此，树立正确的诉讼观念，既是维护个人权益的需要，也是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需要。
三、结语
人们的法律意识状态是受其物质生活条件和其他社会意识制约和影响的。社会生活的变化必然引起法律意识的变化。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人们的法律意识尤其显得复杂。因此，从实践需要出发，深入到社会生活中，调查、了解、把握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和个体法律意识的状况，分析、总结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提出各种有益的看法、主张，对于培养和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推进现阶段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Ⅶ 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法治中国提建议

多投钱军事科研，搞自主研发，少花钱帮老外

Ⅷ 加强法治治理工作好的建议

普法，只有大家都知法守法，才能达到法治

Ⅸ 建立法治社会有什么建议

一、 正确看待和评价中国传统法制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从理论上讲，似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人们都认同对其应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在论及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有哪些优良传统时，仍是泛泛而论、空洞无物，而在说到其消极因素时却生动具体，给人一种传统法律文化“糟粕大于精华”的感觉，好像一部中国法律史除君主专制、刑罚残酷、控制和镇压人民之外，没有多少积极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除了对基本的法律资料了解和研究不够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囿于先入为主的框架，还没有完全按照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去审视中国法律史，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还没有给予恰当和充分的阐述。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在如何对待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的问题上，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受法律虚无主义、“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思想影响，传统法律被说成是封建主义的毒瘤，属于被肃清的对象，受到全面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为篡党夺权，批孔批儒，中国历史被全面歪曲，更谈不到传统法律文化有什么优良传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期以后，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法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近二十多年来法史研究的实践表明，凡是有建树的学术成果，其成功之处都在于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和评析传统法文化，注重依据大量的史料得出研究的结论。但也应当看到，在法史研究中，一些非科学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论仍有市场。表现在脱离历史实际，把中国传统法制视为现代法治的对立物，割裂二者的传承关系，简单地以现代法学理念为尺度，凡是古代法制不符合现代法学理念的地方，就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受旧的“以论代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不是论从史出，而是摘录史籍中的只言片语去证明自己预设的、批判传统法制的观点。受这种非科学的思想方法论的影响，就很难对中国传统法制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要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法制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原则，也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方法。把实事求是原则运用于法史研究，就是要以历史实事为根据，客观地再现中国法制史的面目，探讨它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古代法制在推进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认为中国传统法制漆黑一团，都是落后的、反科学和反民主的东西，不值得研究。另一种是苛救古人，无视古今法制的概念、内容及其他方面是否相同，以现代法治的理念套用、描绘和拔高古代法制。这两种倾向都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因而不能正确地阐述中国法制史，也无法区分古代法制的精华与糟粕，达不到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目的。在这两种倾向中，前一种倾向是主要的，应特别注意予以克服。
以实事求是的认识论研究中国法制史，要求我们必须按照科学的发展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评价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其一，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去评价中国传统法制。中国古代法制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维护和推动当时社会文明的法律保障。尽管古代法制与现代法治在许多方面理念不同，在今天看来也存在不少消极因素，但它总体上是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进程相适应的。中华法系曾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较之世界其他法系更为发达，并对周边国家法制产生了重大影响。全面评析中国古代法制，应该说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其二，要以科学的发展观而不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去认识中国法制史。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社会在进步，法制也随着不断完善，后一代法制都是在吸收前一代法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使当代中国的法制，也与历史上的法制在许多方面有着传承关系。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以今天的进步否定古人的贡献。而应当以科学的发展观，对历史上的法制产生的原因、社会作用、功过是非作出客观的评价。其三，要用辩证的而不是绝对的观点去研究中国法制史。对于中国古代法制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应以事实为依据，进行科学的分析。有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属于消极的部分，在当时可能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应实事求是地做出评价。古代法律注重礼教，维护等级制度，致使法有等差，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抛弃的。但是，礼教中的仁恕之道和慎刑原则，亲属相容隐不为罪的原则，仍有借鉴的价值，不能因其属于礼教范畴一概否定。总之，只有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古代法制，才能使本学科的内容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正确地区分古代传统法制的精华与糟粕，更好地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服务于当代法制建设。
二、全面认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
要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史，必须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有一个全面认识。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律典是国家的刑法典，其内容是对有关违反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以及侵犯他人人身、财产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规定。律典属于刑事法律的范畴，只是诸多法律中的一种。从古代法律的立法形式看，不仅名目繁多，有关法律形式的名称以及各朝注重的法律形式也不尽一样。如秦有律、命、令、制、诏、程、式、课等；汉有律、令、科、品、比；晋为律、令、故事；唐有律、令、格、式；宋于律令、格、式之外，重视编敕、又有断例和指挥；元有诏制、条格、断例；明、清两代于律和各种法律形式的单行法外，广泛适用例等。此外，历朝还颁布了多种法律形式的地方法规。每一种法律形式都有其独特的功能。以唐代为例，“律”是有关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令”是指国家组织制度方面的规定和行政命令， “格”是皇帝临时颁布的各种单行敕令、指示的汇编，“式”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的办事细则，各种法律形式共同组成唐朝的法律体系。我们在了解中国古代法制的面貌时，不能只偏重刑事法律，而忽视其他形式的法律。
中国古代法律如按内容分类，是由行政、经济、刑事、民事、军事、文化教育、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法律共同构成的法律体系，其中行政法律是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法律，其体例结构既有综合性编纂方式，也有大量的各类单行法律法规。以明代为例。除《大明律》、《问刑条例》和一些单行刑事法律外，有关行政方面的单行法规有数十种之多，如《诸司职掌》、《六部条例》、《吏部条例》、《宪纲事类》、《宗藩条例》等。明代还制定了不少经济、军事、学校等方面的单行法规，制定了《教民榜文》这类民间诉讼和乡里管理的单行法律，县以上地方长官或衙门还以条例、则例、禁约、告示等形式颁行了大量的地方法规。要全面地认识中国法制的全貌或某一朝法制的全貌，必须对各种形式的法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虽然我们不可能对每一种法律都进行深入研究，但起码应做到不能把中国古代法律仅仅理解为刑事法律，不能把古代法制仅仅理解为是打击犯罪。
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时，应充分评估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对中华法系的贡献。如北魏拓跋氏创立的《北魏律》，宗承汉律，并柔和了南朝各律而成，其结构体系和基本内容都为隋唐律奠定了基础，唐律实际上是各民族法文化的综合体。又如，《大明律》的分目不少与元代的条格相同，说明明初修律时曾吸收了元代的立法经验。满族入关前的一些民族习惯和行为规则，也融进了大清律、例。对于少数民族贵族集团建立的王朝的法律制度及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应该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三、客观地论述中国古代的社会矛盾与法律的功能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种法律和法律制度，都有其形成的深层社会原因，都是为了解决某些社会矛盾，适应时局的发展而制定的。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必须正确分析社会矛盾。传统观点在阐述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形成的历史条件时，往往把当时的社会矛盾概括为阶级矛盾。然而，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社会，并非只存在阶级矛盾，还有大量的并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各类社会矛盾，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平民与平民之间的矛盾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还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在社会矛盾之外，还存在着人与自然的矛盾。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朝代进行的各种立法活动，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并不完全相同，每次立法的针对性也是很具体的。在分析古代社会矛盾时，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那些用于解决阶级矛盾、镇压劳动人民反抗的法律，自然可以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予以评判。但对于那些用于行政、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管理以及处理民族矛盾和一些对外关系方面的法律，就应当按照历史实际客观地阐述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立法的背景。
历史上的各种类型的法律，因其内容不同，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如西晋的《晋令》，南北朝时期的《梁令》，隋朝的《开皇令》、《大业令》，唐代的《贞观令》，宋代的《天圣令》等，其内容都是以行政法律为主，详细规定了国家的各种基本制度，属于令典性质，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法典。而宋代的《吏部条法》、明代的《诸司职掌》、清代的《钦定吏部则例》，其内容是有关国家官制及其职掌的规定，是吏治方面的单行行政法律。至于行使国家经济管理职能方面的法律，内容也十分丰富，其内容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财政税收、货币金融等各个方面。就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法律而言，汉以后各朝，都制定了盐法、茶法，禁止私人经营，实行国家专卖。唐代的两税法、均田法，明清的一条鞭法，也都是为了简化税制、减轻人民负担，确保国家财政收入而制定的。至于明清两代颁行的“里甲法”、“保甲法”，其功能是为了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及时处理民间纠纷，维护社会治安。可以说，历朝颁行的上千种法律，每一种法律都有特定的内容和功能，这些法律共同发挥着维护统治集团的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实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协调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相互关系和权益等各种功能，因而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只有正确地认识和区分法律的属性和功能，才能正确地评价不同形式、不同内容法律的历史作用。
传统观点由于只肯定法律的阶级性而否定法律的社会性，所导致的后果不仅是许多著述忽视了对大量的刑事以外的其他形式法律的研究，还在评价律典与其他形式法律的相互关系和历史作用时，把两者对立了起来。如在对宋代的编敕、元代的条格、明清的条例等论述和评价方面，多是不加分析地对后者采取贬低或否定态度。事实上，律典的刑事职能，并不能包罗万象般地替代古代国家的行政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的多种职能。律典颁行后，因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历代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时局变化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的问题，往往是通过各种形式的立法以补充律典的不足。离开了其他形式的法律，律典在司法实践的许多方面也很难操作。因此，我们绝不能贬低律典以外的其他立法的作用。以明清两代为例。虽然在某一时期也曾出现过“以事制例”、“条例浩繁”的弊端，但从现知的数百种条例来看，基本上是按照“例以补律”的立法原则制定的，与律文和律义冲突的条例极其罕见，这就要求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以前的研究结论是否正确。
四、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规律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法律作为历朝治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社会生活的工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和完善的。由于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法律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呈现出极其纷杂的现象。但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国法律发展史，从总体上说，“因时变革，不断发展、完善”是法律制度演进的主旋律。法律条文从表面上看是静态的，而法律的制定过程和实施历来都是动态的。即便是在国家政局比较稳定的时期，法律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司法活动的实践，在逐步发展和完善，并未处于停顿状态。因此，我们应当用发展的、动态变化的观点去论证和阐述中国法制史。
关于中国法制史的发展进程，学界通常是按照不同的历史分期阐述它的发展线索。然而对于中国法制史的发展阶段的断限，因对我国古代的社会性质和法律的属性认识不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见解是从阶级和社会形态分析的角度上阐述的。认为法是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才产生的，但对中华法系的断限看法不一。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华法系是指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奴隶制和封建制法律的泛称，至20世纪初期，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中华法系也就寿终正寝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华法系历经封建社会、近代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虽有重大变化，但作为法系的外貌和沿革关系而言，依然存在。中国自有法以来，直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律，均属中华法系。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涉及到中华法系是死法系还是活法系、古今法系有无传承关系的问题。对于这一争论，包括中国有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和是否存在奴隶制法制的问题，应继续予以探讨。然而，无论按照何种标准划分法制的发展时期，古今法制存在着传承关系这一点却是无疑的。
另一种是从中华文化与法律相互关系发展史的角度阐述的。认为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于国家产生前的远古时期，但对其发展阶段的认识也存在差异。有的学者认为从太古终于战国，是中国法律的创始期；秦至南北朝，可称之发达期；隋唐至明清，可称之确定期；清末以后，可称之改革期。也有学者则认为，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上古到尧、舜为黎明时期，夏、商至战国为光辉时期，秦汉至隋、唐、五代为发达时期，宋至近代为沿袭时期。还有的学者认为先秦、秦汉为形成期，魏晋南北朝为发展期，隋唐为成熟或定型期，宋元明清为延续期。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宋元明清是中华法系的僵化期或衰退期。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论。对此，应依据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地下挖掘，对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阶段和断限继续进行学术探讨。
对中国法制史的基本线索和规律，学界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其中需要商榷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有些著述认为唐代以后法律制度没有大的发展。事实上，宋元至明清是中国古代法制走向更加成熟的时期，也是中华法系进一步完善的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颁行了大量的经济类法律，其涉及内容之广泛，为前代所不及。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强化，行政方面的立法多方位完善。地方立法在明清两代成绩斐然，仅现见的这类单行法规就达上百种。在民族立法方面，清代颁行了许多重要的法律，达到了中国历代王朝民族立法的高峰。即是刑事法律，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法典编纂体例上，也都有创新和发展。这一历史时期的西夏、辽、金、元、清诸朝的法律，因融入了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及其民族习惯，更体现出了中华各民族共创中华法系的特色。因此，不能只依据几部律典而贬低唐以后法律制度的发展。
法律思想是中国法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法制史必须与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相结合，这样才能深刻揭示法律形成的深层原因，揭示法律思想对立法司法的影响。中国历朝的立法和司法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法律思想指导下制定和实施的。一些著述认为自西汉中叶“德主刑辅”成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之后近两千多年中，法律思想基本处于停滞乃至僵化、衰退的状态。这种观点显然是与历史实际相悖的。在封建社会中后期法律不断完善、历朝颁行了上千部法律的情况下，法律思想反而一成不变，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固然，封建社会中后期历朝奉行的是经官方改造了的儒家法律主张，其发展变化是在儒家学说的总框架内进行的。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不断变化和治国实践的需要，儒家的法律思想也在调整和发生变化。比如，形成于两宋、盛行于明清的宋明理学，就对中国法律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行政、经济、民事、军事诸方面的法律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明刑弼教”思想经过朱熹新的阐发，强调先刑后教，成为明初重典之治的理论支柱；明清两代的律学不断开拓了律学研究的领域，在应用律学、比较律学、律学史、古律辑佚和考证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明人何广的《律解辨疑》，张楷的《律条疏议》，王肯堂的《律例笺释》，雷梦麟的《读律琐言》；清人王明德的《读律佩觿》，吴坛等的《大清律例通考》等一大批著述，都不同程度地对律学有所建树。现存大量的判例判牍及题本奏本，也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司法思想。明清两代在法律思想领域最重大的建树，是确立了律例关系理论，这一理论曾长期指导了立法和司法活动。我们应当开阔视野，以发展变化的观点研究中国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互动关系，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律史。
五、实事求是地评析中国古代司法制度
中国古代的诉讼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司法经验，形成了“德主刑辅”、“明德慎刑”、便民诉讼和慎刑等司法指导原则，建立起诸如起诉与管辖制度、上诉与直诉制度、听诉回避制度、会审制度、录囚制度、死刑复奏制度、审判监督制度、司法官员责任制度、民事纠纷调解制度等相当完善的司法制度，在审判中确立了区分公私罪、首犯与从犯、过失罪从轻、自首免罪或从轻、二罪俱发以重论、刑事年龄责任等一系列详细的审判原则，这些制度和审判原则与现代司法有不可分割的传承关系，其中许多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长期以来，司法制度研究一直是法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年来，一些学者注意了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著述，但与古代立法研究相比较，司法研究仍显得滞后。加强对古代司法制度的研究，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研究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同样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国古代的一些司法制度不符合现代法治的精神，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若干代人的智慧的产物。我们在研究这类制度时，必须结合时代条件做出有分析的、恰当的评价。比如，人们通常把“司法与行政合一”概括为古代法制的特征，认为这是导致司法腐败的重要根源。诚然，在现代法制建设中，必须坚持司法独立，反对行政干涉司法，清除历史上“司法与行政合一”的消极影响。但在评价古代这一制度时，采取简单否定的做法却是不公允的。其一，这种概括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古代地方的司法与行政机构是合一的，但中央的司法机构，如唐代设有大理寺，明清两代设有刑部、大理寺，专主司法审判和覆核，称其为司法行政合一就欠妥当。其二，对地方官府的司法与行政合一，应就这种机制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做出正确分析。就县级机构而言。当时各县管辖的人口有限，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县官的主要职责是理讼和征收钱粮，每县只设几名官员和数额有限的吏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国家的财力还是从老百姓的承受力，都不可能设立行政与司法、立法分立的庞大机构。其三，就古代知县的审判权限而论，主要受理人命重事、诈伪和奸、盗等重大案件，对刑事案件只有判处笞、杖刑的权力；对于徒罪以上案件，则只能拟出审判意见，供上级官府复审。至于流罪以上案件，决定权在中央司法机构，死刑案件还需经中央司法机构复审乃至皇帝批准。因此，我们在阐述古代“司法与行政合一”这一历史现象时，应客观地阐述其历史面貌，正确评价它的历史作用及历史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说明这一制度的来龙去脉，以及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不能继续延用。
一些著述以“一任刑罚”概括古代司法审判的状况，不加区分地把历朝司法都描绘为君主专横、官吏任意用法、冤狱泛滥。这种结论缺乏历史根据。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司法腐败的现象，也存在着某一君主在一定时期内因政治斗争的需要滥杀官吏和臣民的问题。但纵观一部中国司法制度史，几乎所有的王朝都反对“一任刑罚”。从现存的历代判例判牍看，司法审判程序是很严格的，绝大多数案件的审理是依法进行的。因此，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司法审判情况，应依据史料作出具体的有分析的判断，而不能笼统地概括为“一任刑罚”，全面否定。
要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司法制度，必须把立法与司法结合研究，把司法制度与判例判牍结合研究，把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结合研究。民事诉讼是司法研究中最为薄弱的领域，存在的争议也较多。现存的民事诉讼资料相对较少，且散存在历史档案、地方志、古人文集、野史笔记和判例判牍中，应当加强这方面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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Ⅹ 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1、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

2、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要严格执法资质、完善执法程序，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

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基本措施就是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把决策、执行等环节的权力全部纳入监督制约机制之中，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运行，防止行政权力的异化，确保法律公正、有效实施。

三、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完善审判制度、检察制度，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律师制度，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确保司法公正高效权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要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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