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与实践

1. 如何寻找刑法中关于片面共犯的外文著作或文章

片面共犯初探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对片面共同犯罪成立与否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指出在我国，片面共同犯罪的成立不仅有理论上的支撑，而且也是司法实践的需要。并且，有关片面共犯的立法例在国外中也不少见。其次，作者对片面共同犯罪人的存在形式进行了研究，指出在组织犯和实行犯中是不会存在片面共同犯罪的，但在帮助犯和教唆犯中，片面共同犯罪是可以成立的。

[关键词] ：共同犯罪 片面 形式

刑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了共同犯罪的定义：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这个定义为刑事司法实践中界定共同犯罪成立与否提供了依据。而所谓的共同犯罪故意，是指各行为人通过意思的传递、反馈而形成的，明知自己是和他人配合共同实施犯罪。并且明知共同的犯罪行为会发生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希望和放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2]但是，在实践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形是：参与犯罪的人中一方有同他人实施犯罪的故意，暗中配合他人实行犯罪，而另一方却不知道有人配合自己实施犯罪，因而缺乏共同犯罪故意的情况。此即片面共同犯罪。[3]

对于片面共同犯罪，刑法理论界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否认片面共同犯罪的存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共同犯罪中共同故意应该是全面和相互的，而片面共同犯罪之中的共同故意是片面和单向的，故片面共同犯罪不能成立。另一种观点则是肯定片面共同犯罪的存在。笔者以为，片面共同犯罪能否成立，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共同犯罪中共同犯罪故意的联系。

联系是关系的一种，关系虽然在一般情况下是相互的，但并不能排除在某些情况下存在非对称性关系，非对称性关系可以说是相互性关系的一方面或一种特殊情况，在本质上包括在关系的相互性之中。[4]这也是我们判断片面共同犯罪成立与否的哲学基础。

前苏联著名刑法学家A·K·特拉伊宁指出：在每个共犯对其他共犯所参与的活动缺乏相互了解的场合，也完全可能有共同犯罪。只是必须注意，只有在执行犯不了解其他参与人（教唆犯或帮助犯）的场合，缺乏相互了解才不排除共同犯罪：他（执行犯）可能不了解他是犯罪的教唆行为的牺牲品，或者不知道帮助犯提供给他犯罪工具。相反，如果执行犯了解其他人的帮助，但其他帮助执行犯的人不了解他的计划，那么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共同犯罪了。[5]日本刑法学家牧野英一则认为：盖共同犯罪的意思属于犯人之心理的事项，其相互交换或共犯者的双方有此交换，不过是外界的事项。故予辈认为：作为共犯主观要件的此意思，在片面的场合，尚可成立，在这种场合，对于有此意思的一方，生共犯的效果。[6]

在英美刑法中，虽然不存在片面共同犯罪的概念，但有潜在的同谋犯之名，它相当与大陆法系中的片面共同犯罪。在英美刑法看来，对共同犯罪问题的研究目的在于确定犯罪人在任何条件下对其行为负责。对于共同犯罪中的共同犯罪故意这一主观要件并不一定要求行为人知道其行为实施的行为是有人帮助的，因为有或者没有，对其都不影响定罪和量刑。但对帮助者要求其明确认识到他（她）是在帮助他人实施犯罪。这种在被帮助者不知情的情况下的帮助他人实施犯罪的帮助者称之为“潜在的同谋犯”。潜在的同谋犯中的单方共同犯罪意图并不违反共同犯罪意图规则，它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共同犯罪意图罢了。这就是说“共同”犯罪意图是指犯罪意图的“相同性质”，而未必都要“彼此知道”，只要帮助者知道他在帮助别人犯罪就算具备了共同犯罪意图。[7]由此可见，两大法系在片面共同犯罪问题上虽然称谓不同，但在承认片面共同犯罪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在笔者看来，对于共同犯罪故意中的认识因素，既包括各共同犯罪人通过意思联络，明知自己不是单独一人在实施犯罪，而是与其他人通力协作，共同致力于犯罪的发生；也应包括一方认识到是与他人共同实施犯罪，而另一方尚无此认识的情形。共同故意，并非必须是相互疏通的，只要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是同他人一起共同实施同一犯罪，那么，就应认为该行为人具有共同故意。[8]因为，片面共同犯罪与全面共同犯罪在犯罪故意方面只有量的差距，而无质的区别。

片面共同犯罪理论的成立，其实也是司法实践的呼唤。任何一种理论的存在，都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服务的，并且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接受检验。对某些片面共犯不以与实行犯相连的共同犯罪论处，完全可能失去追究片面共犯刑事责任的基础。[9]例如：某甲和某丙均与某乙有仇，一日，甲在自家楼房的阳台上看见丙正持刀追杀乙，乙慌不择路，逃入一条只有一个出口的小巷，甲见状后拿了一把锁跑出去将该巷唯一出口处的铁门锁上。后乙因无处藏身被丙追上用刀刺死。在该案中，对丙的行为以故意杀人罪来定罪量刑是毫无争议的，但对甲的行为，如果不承认片面共犯，而以单独犯罪来定罪，也只能定故意杀人罪。除此以外，无它罪可定。而如果定故意杀人罪，甲的行为又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在中外刑法中，虽然对片面共同犯罪的法律形式存在争议，但却不乏片面共同犯罪的立法例：例如《泰国刑法》第86条规定：在他人犯罪前或者犯罪时，以任何方法帮助或便利其犯罪的，即使他人不知道该帮助或者便利情况的，也是从犯，应当依该罪法定刑的三分之二处罚。[10]又如台湾79年《刑法》第30条规定：帮助他人犯罪者，为从犯。虽他人不知帮助之情者，亦同。

有学者认为，片面共同犯罪是可能存在的，但不是在任何种类的共同犯罪人之间都存在。具体而言，教唆犯不可能成立片面共犯，共同实行犯也难以成立片面共犯，暗中给实行犯实施犯罪的帮助，事实上是可能的。这种行为，就帮助者一方来说，完全具备共同犯罪的条件，应以片面共同犯罪论处为宜。[11]也有学者认为：片面共同犯罪完全符合共同犯罪的成立要件，应该属于共同犯罪，而且片面的共犯范围非常广，组织犯、教唆犯、帮助犯、实行犯都可以在实行犯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实行犯的故意犯罪行为达到自己的犯罪目的。[12]

笔者认为：对于片面共同犯罪存在的法律形式，应按照组织犯、实行犯、教唆犯和帮助犯的具体内涵和特征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进行分析。

（一）、组织犯

组织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他对于整个共同犯罪行为进行策划、指挥。这种策划、指挥行为通常是由刑法总则予以规定。并且，在集团犯罪的情况中，组织犯的组织行为对实行犯的实行行为进行支配，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也就是说：“在集团犯罪的情况下，实行犯听命于组织犯，组织犯施令于实行犯，两者之间存在相互的犯意联系，不存在片面组织犯的问题”[13]

（二）、实行犯

实行犯是具体犯罪行为的执行者，其在共同犯罪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共同犯罪中其他参与者的犯罪意图都是通过实行犯的实行行为来实现的。

笔者认为，在共同犯罪中，各共同实行犯在主观上应该具有全面和相互的联系。即便在主观上此实行犯对彼实行犯具有片面的共同犯罪故意，也没有必要承认其为片面的实行犯，只要径直依照刑法分则的有关条文定罪量刑就可以了。[14]因为，在共同实行犯中，各共犯之间的实行行为形成了犯罪的合力，同时一致地导致犯罪结果的发生，即便它们之间存在片面的犯意，也不会发生定罪处罚上的法律盲点。

（三）、帮助犯

帮助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是辅助的，他本人并不参与犯罪的实行,但为共同犯罪提供便利条件。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辅助作用表现在排除犯罪障碍，创造有利条件等方便。

对于帮助犯，只要其同时具备了帮助他人实施犯罪的客观行为和帮助他人实施犯罪的故意。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就已确定。对于帮助犯，犯罪故意中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均应包括两个层次。就认识因素而言：首先，帮助犯要认识到实行犯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是一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其次，也要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为实行犯实施犯罪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就其意志因素而言，一是对自己的帮助行为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另一是对受自己帮助的实行犯所造成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

由于帮助犯本身不参与具体犯罪行为的实施，其对犯罪结果的追求是通过实行犯的实行行为来实现的。这种犯罪实行行为与帮助犯的帮助行为在空间上的间隔性决定了存在帮助犯有同他人（实行犯）共同犯罪的故意，而实行犯却不知晓的情形。也就是说，对于帮助犯而言，存在着片面的共同犯罪。

（四）、教唆犯

教唆犯是指教唆他人犯罪的人。教唆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通过劝说、请求、挑拨、刺激、利诱、怂恿、嘱托、胁迫、诱骗、授意[15]等表现形式使本没有犯意的人产生犯意，但其本人却不实行犯罪。教唆犯以制造犯意并向他人灌输其制造的犯意为己任，以此区别于其他共犯。

对于教唆犯能否成立片面共犯，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不可能成立片面共犯，因为如果被教唆者没有意识到有人在唆使其犯罪，无论其实施的是否为教唆者所教唆 的犯罪，均应按其个人犯罪定罪处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可以成立片面共犯。

笔者认为：在教唆者暗中唆使他人犯罪，而被教唆者并没有意识到有人在唆使自己实施某一犯罪，却产生了犯意，进而实施了教唆者所教唆的犯罪的情况下，片面的共同犯罪是可以成立的。例如：甲乙各经营一家服装店，乙由于经营有方而生意兴隆，但甲却不善经营故生意清淡。甲一直认为是乙抢走了他的生意而怀恨在心。后了解到乙的雇员丙因不服从管理而遭到乙的解雇也一直想“修理”乙。一日，甲与别人闲谈时见丙走过来，甲故意装作没看见和别人说乙家要是被偷就好了，那样，乙就不会这样神气了。丙听后，产生了盗窃的犯罪意图并实施了犯罪。在本案中，甲的唆使使丙产生犯意，而丙却以为甲是在与别人闲谈，而不是唆使自己犯罪。但对甲而言，其教唆丙犯罪是客观存在的，这个事实并不能因丙对甲的教唆不知情而被否认。刑法对犯罪的确认是以主客观相一致为原则，既然甲有了唆使丙犯罪的故意，也有了具体的教唆行为，并且这种行为已经达到刑罚当罚性的程度。那么，我们就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我们不承认片面共同犯罪的话，那么将失去追究甲刑事责任的理论依据。

也有学者认为：在教唆犯暗中唆使被教唆者实施了其教唆之罪，但被教唆者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对被教唆者按其个人独立犯罪来追究其刑事责任，而对教唆者则按教唆未遂来处罚[16]。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在片面教唆犯的情况下，虽然被教唆者没有认识到有人在唆使其犯罪，但对教唆者来说，他是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使被教唆者产生犯罪意图从而去实施犯罪，也认识到了被教唆者的犯罪行为将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对上述的认识内容持希望和放任态度。客观上，教唆者实施了教唆行为并且被教唆者也实施完了犯罪行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教唆未遂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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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邾茂林,男，华东政法学院2001级硕士研究生，安徽省繁昌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2]高明喧主编：《新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页

[3]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页

[4]高青海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7-308页

[5] A.H.特拉伊宁：《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36页

[6]牧野英一：《日本刑法》，有斐阁（日本），1939年版第395页

[7]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112页

[8]李光灿、马克昌、罗平：《论共同犯罪》，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9]苏惠渔主编：《犯罪与刑罚理论专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页

[10] 吴光侠译，谢望原校：《泰国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11]李光灿、马克昌、罗平：《论共同犯罪》，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12]姜伟：《犯罪形态通论》，第246页

[13]陈兴良：《共同犯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119页

[14]同上，第117-119页

[15]同上，第98页

[16]蒲全方，《“片面共犯”应予否定》，载《法学与实践》，1986年第6期
http://www.law-lib.com/zt/4451.asp
http://www.findlaw.cn/lawdict/4451.asp

2. 尹田的学术成果

《契约自由与社会公正的冲突与平衡》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94年12月
《法国合同责任的理论与实践》 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95年5月
《法国不动产公示制度》 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6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出版
《法国合同法对消费者利益的特殊保护》《外国法译评》 94年第3期
《法国民法上合同的司法变更原则》《外国法译评》95年第4期
《自由与公正的冲突》《比较法研究》95年第3期
《法国民法上的取得时效》《法学评论》98年第2期
《法国民法上合同解除的法律适用》 《法商研究》95年第3期
《法国民法上的添附权》 《法商研究》97年3期
《法国民法上动产与不动产的法律地位》《现代法学》96年第3期
《法国物权法上动产的即时取得制度》 《现代法学》97年1期
《法国物权法上的占有制度》 《现代法学》97年5期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98年1期全文转载
《法国合同法中的强制性合同》 《现代法学》95年1期
《法国合同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外国法学研究》93年第2期
《法国合同制度的发展与保护消费者利益》《外国法学研究》94年第1期
《法国民法理论有关合同原因问题的纷争》 《外国法学研究》94年第2期
《法国合同立法中形式主义的复兴》《外国法学研究》94年第3-4期
《法国民法上重大误解的法律适用》 《外国法学研究》95年第1期
《法国民法上合同无效的效果》《外国法学研究》95年3期
《法国民法对合同订立过程的法律调整》 《外国法学研究》95年第4期、96年第1期
《法国民法上的无形产权》 《外国法学研究》第96年第3期
《法国民法上的动产优先权》 《外国法学研究》第97年第1期
《法国民法上的不动产优先权制度》 《外国法学研究》97年第5期、98年第1期
《法国民法上的托管财产所有权》 中央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97年6期
《法国民法上胁迫的法律特征》 《法学与实践》95年第4期
《法国民法中善良风俗的渊源及其法律适用》 《法学与实践》94年第5期
《法国民法上的表见行为》《云南法学》96年第2期
《法国民法上欺诈的构成条件》 《云南法学》95年第3期
《论意思自治原则》 《政治与法律》95年第3期
收入《中国法学论文集》，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法学》95年7期全文转载
《我国经济合同仲裁机关的性质及其法律地位》 《法学研究》85年第4期
《论法人与其工作人员之间的代理关系》《法学研究》85年第6期
《论民事代理的适用范围》《法律科学》89年第1期
《论遗嘱的法律效力》《政治与法律》84年第5期
《论附条件或附期限的遗嘱的法律效力》 《政治与法律》86年1第1期
《论法人对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 《政治与法律》86年第4期
《被继承人生前债务清偿问题探讨》政治与法律》87年第3期
《论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政治与法律》89年第5期
《论表见代理》《政治与法律》88年第6期
《论民事行为无效后的财产返还》《政治与法律》93年第3期
《论无效民事行为的承认》 《政治与法律》 94年第6期
《论因误解而为的民事行为》 《政治与法律》93年第1期
《离婚纠纷中第三者的法律责任》《法学季刊》85年第2期
《试析企业厂长的意志与企业法人意志的关系》《法学季刊》86年第1期
《论民事连带责任》《法学杂志》86年第4期
《论权利的本质》（合写） 西南政法学院86年《政治与法律论文集》
《再论民事连带责任》 《川滇黔民法论文集》86年
《对王顺妹遗产继承纠纷的处理意见》《福建司法》86年第5期
《宣告死亡是公民民事权利能力终止的法定依据》 《中国法制报》86年12月2日
《附义务的遗嘱的法律特征探讨》 《中国法制报》87年12月2日
《论继承权诉讼时效的起算》 《法制日报》88年6月15日
《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合写） 《法制月刊》87年第2期
《海峡两岸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比较研究》 《台湾法研究学刊》95年3期
《我国新合同法上的表见代理制度评析》 《现代法学》2000年第5期
《论涉他契约》《法学研究》2000年第1期
《论“不公正胜于无秩序》 《民商法论丛》第19卷 1．《民事法律行为与代理制度研究》（独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
2．《法国现代合同法》（独著） （梁慧星主编：《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法律出版社1995年9月（注:本书繁体字版《法国现代契约法》，由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10月出版）
3．《法国物权法》（独著） （梁慧星主编：《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法律出版社1998年2月（注:本书繁体字版《法国物权法》，由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11月出版）
4．《中国保险市场的法律调控》（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1．《民法教程》（主编）（司法部统编成人高等法学教育通用教材） 法律出版社1997年8月
2．《民法学实践教程》（副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
3．《中国民法学教程》（参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8月
4．《保险法教程》（参编）（司法部统编成人高等法学教育通用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 1．《民法基本知识》（独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2．《我国房产政策和法律的运用》（参编）重庆市房地产经济学会1984年
3．《中国民商法大全．商事编》（副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

3. 邵建东的主要学术成果

1、《德国新史》（与陈晓律合著），香港开明书局1991年版，台湾1993年重印。
2、《竞争法研究》（与戴奎生、陈立虎合著），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本书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3、《东亚法律经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与丁邦开、戴奎生共任主编），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4、《中国竞争法》，独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Unternehmensgruppen und Zusammenschlusskontrolle in China: Empfiehlt sich eine Regelung nach deutschem Modell?》, Peter Lang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96.
6、《中德商法热点问题研究》（主编，列第二），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7、《中德法典编辑与法律继受》（主编，列第二），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8、《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研究》，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Chinesisches Zivil- und Wirtschaftsrecht》 (Hrsg.),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Hamburg 2001。
10、《Chinesisches Zivil- und Wirtschaftsrecht》 (Hrsg.),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Hamburg 2001。
11、《德国法学教育的改革和律师职业》，编译（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德国民法总则编典型判例17则评析》，编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德国的康采恩与康采恩立法》，载《国外社会科学信息》1993年第4期。
2、《从德国康采恩法看中国企业集团的法律问题》，载《中德经济法研究所年刊》1993年。
3、《论德国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则和社会约束原则》，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4年创刊号。
4、《析德国竞争法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控制》，载《法学杂志》1994年第4期。
5、《论德国民法中的可撤销法律行为》，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4年秋季号。
6、《德国康采恩法研究》，载《现代法学》1994年第6期。
7、《论可撤销的法律行为：中德民法比较研究》，载《法律科学》1994年第5期。
8、《德国环境责任法中的损害赔偿责任》，载《国外社会科学信息》1994年第5期。
9、《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民事责任》，载《法学》1994年第8期。
10、《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载《中德经济法研究所年刊》1994年。
11、《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一般条款》，载《法学》1995年第2期。
12、《德国竞争法对中小企业的特殊规定》，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5年春季号。
13、《不正当竞争民事责任应采推定过错责任》，载《法学与实践》1995年第2期。
14、《德国反垄断法对卡特尔的规定》，载《法学杂志》1995年第3期。
15、《论意思表示的发出与送达――德国法的启示》，载《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3期。
16、《Irrefuehrende Werbung als unlautere Wettbewerbshandlung im chinesischen UWG》, in: GRUR Int. 10/1995.
17、《论意思表示的解释》，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6年秋季号（本文被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制作成民商法类学术卡片）。
18、《德国法学教育制度漫谈》，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6年秋季号。
19、《德国民法中附保护第三人效力的合同》，载《比较法研究》1996年第3期。
20、《论雇主责任》，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7年春季号（本文被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制作成民商法类学术卡片，并被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民商法学》1997年第9期全文转载）
21、《德国民法典与中国民事立法》，载《中德经济法研究所年刊》1996/1997合刊。
22、《规范企业合并――德国反垄断法的启示》，载《国际贸易》1998年第4期。
23、《论旧中国民法继受德国民法的原因》，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8年春季号。
24、《外国反垄断法对名牌商品的特殊保护》，载《外国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
25、《中国法律对企业合并的控制》，载王晓晔主编《反垄断法与市场经济》，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6、《Zur Aufnahme des BGB im alten China》, in: Juristenzeitung 2/1999, S. 80-86. Besprechung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r Zeitung vom 11. Februar 1999 (Vorbildlich). （本文题为《旧中国对德国民法典的继受》。作者先后在德国多所大学作该领域的专题报告。文章发表在德国著名法学刊物《法学家报》(Juristenzeitung)上。对于本文，德国最大的全国性日报《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999年2月11日作了专题评论，影响甚广）。
27、《论德国民法中的让与担保制度》，载《外国法学研究》1999年第1/2期。
28、《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年春季号。
29、《竞争法方案――德国新招标投标法介评》，载《国际贸易》1999年第9期。
30、《论正当竞争权》，载《中德商法热点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1、《论德国商法的最新修订》，载徐学鹿主编《商法研究》第一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
32、《Die juristische Ausbilng in China》, in: Newsletter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Juristenvereinigung, 2/2000
33、《卡特尔——自由竞争的天敌》，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8月16日理论版。
34、《中国继受德国民法的实际效果与历史功绩》，载《中德法律继受与法典编纂》，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35、《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的最新修订》，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0年春季号。（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全文转载，收录入《中国经济法学精粹》2001年卷）《表示意识是否意思表示的要素――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错误担保案研究》，载《民商法论丛》总第17期，金桥文化出版香港公司2000年版。
36、《表示意识是否意思表示的要素――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错误担保案研究》，载《民商法论丛》总第17期，金桥文化出版香港公司2000年版。
37、《德国民法的百年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前沿“系列讲座第八讲，2000年12月5日在人民大学作报告，报告内容登载在《中国民商法网》(China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http://www.civillaw.com.cn/lawfor/salon/lawfore/04.asp)。
38、《德国竞争法如何规范比较广告行为》，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1年春季号。（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2年第3期全文转载）
39、《包机合同纠纷案研究》，载王利明主编《判解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编）总第三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40、《善良风俗――德国法界分正当竞争与不正当竞争的一般标准》，载杨紫烜主编：《经济法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1、《德国“双轨制”法学教育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法学论坛》2002年第1期。
42、《论折扣与不正当竞争》，载《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43、《中国竞争法应当从实体上规范打折行为》，载《海峡两岸经济法学研讨会论文集》（2001卷），徐杰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4、《不正当竞争法律责任比较研究——以中国和德国竞争法为考察对象》，载徐杰主编《经济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45、《中国学习借鉴德国民法经验之我见》，载【台湾】《月旦民商法》2003年特刊。
46、《中国不应当对德国民法说“不”》，论文，载《法治时代》2003年秋季号。
47、《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一般条款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论文，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3年春季号（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3年12期全文转载）。
48、《论私法在维护正当竞争秩序中的作用》，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49、《宪政与民法》，载《唯实》（江苏南京）2004年第1期。
50、《中国大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及其完善》，载【台】《社会文化学报》（台湾中央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学报）2004年春季号。
51、《德国法学教育最新改革的核心：强化素质和技能》，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1期。 1、【德】松尼曼编：《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和经济法》，法律出版社1991年。
2、【德】梅迪库斯著：《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获江苏省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3、【德】帕拉斯著：《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邵建东、刘迎胜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德】拉伦茨著：《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徐国建、谢怀栻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5、《德国反限制竞争法》，载《外国法译评》1999年第4期，2000年第1期至第4期。
6、《德国债法现代化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 法学的法学发展简史

在中国，法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时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极为辉煌的时期，各学派相继兴起，百家争鸣。法就是各家（主要是儒墨道法四家，尤其是儒法两家）争论的问题之一。这一时期法家的法律思想对中国后来的思想家有深远影响。春秋时期，中国古代法律已从习惯法向成文法、从秘密法向公开法发展。子产铸刑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到战国时期，魏国执政李悝在各诸侯国法律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完整的封建社会的法典《法经》。这部《法经》虽早已失传，但在一些历史著作中载有其篇目。《法经》开创了中华法系独树一帜的立法先河，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法典的基本体系，以后的《秦律》、《九章律》、《曹魏律》、《泰始律》、《开皇律》、《唐律疏议》的体例都是在《法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主要是由商鞅、韩非等人为代表的法家提出的。与儒家相反，他们强调法律及其强制作用，而轻视圣贤或道德感化作用，即主张“法治”。法家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法律思想，如法作为一种权衡、规矩、尺度，提供一个判断是非的客观准则；法应随时代而变；法由国家制定；法应公开，应平等适用；应严格守法，法与赏罚不可分，等等。那时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以加强君主专制和严刑峻罚为基础的，不同于西方17～18世纪反封建专制 、反酷刑的法治。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采纳了法家另一代表人物李斯的建议，下令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代替法律，而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思想来立法。
汉武帝采纳儒家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在思想领域中，儒家学说被奉为正统，儒家的法律思想垄断了长达2000年的法学领域。通常所讲的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法律思想就是指这2000年的儒家法律思想，事实上是推行政治上、思想上的专制主义，其结果是导致法学在中国的衰落。
在这一时期中，继百家争鸣而起的是依照儒家学说，对以专制君主名义发布的成文法进行文字上、逻辑上解释的律学，即通常所说的注释法学。东汉经学大师马融、郑玄等都曾对汉律作章句注解。晋朝张斐和杜预也曾对汉律作注解。东晋后，私家注解逐渐由官方注解所取代。
唐代大臣长孙无忌等人于公元 652 年奉诏编写《唐律疏议》一书，对《唐律》作了权威性的解释，与唐律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保存的法律文献。它以儒家的“德主刑辅”作为主导思想。《唐律》及其《疏议》集战国至隋各代法律之大成，又成为唐以后宋、元、明、清各代法律的典范。《唐律》对当时中国近邻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法律也有重大影响。因而在国内外法学著作中，通常将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法律以及其他国家仿照唐律而制定的法律，称为中华法系或中国法系。
从三国魏明帝时起，设律博士职，专门传授法学。这一官制一直延续到宋朝，至元代才被废除。晚清法学家沈家本在总结中国历史上法学的发展时曾认为，元明清时法学已日趋衰落。1740年编成的《大清律例》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法律。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逐步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司法制度和法律思想领域也发生相应变化。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思想、严复所翻译的许多西方名著，都包括了西方18～19世纪流行的法律思想，既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又有社会学、进化论方面的内容。
如果说严复等人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是西方法理学方面的思想，那么，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则主要传播西方法律制度，特别是基于罗马法的民法法系法律制度的思想。沈家本任修订法律大臣时，主持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仿照西方模式改革中国传统法律的工作。他派遣政府官员和学生出国考察和学习西方法律，聘请日本法学家来中国修订法律和讲学，1906年创立第一所近代法律学校；组织翻译了大量外国法律。
在1911 年辛亥革命后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西方各种法律思想，继续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也开始传入中国。 人类历史上积累了丰富多彩的法律文化。除中国外，还有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邻近地区各国、古代印度以及中世纪伊斯兰教各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文化。西方法学的内容极为广泛，通常指古希腊 、罗马奴隶制社会、西欧封建社会以及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学或法律思想。
在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尽管成文法并不很多 ，也没有职业法学家，但当时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学等著作中，探讨了关于法的许多基本问题。例如法是神授还是人定；法的基础是权力还是自然、正义或理性；是法治还是一人之治 ，以及法和民主 、自由 、平等的关系 ；法和国家、自然法和实在法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思想对后世西方法学一直具有影响。
与古希腊不同，古罗马的成文法（主要是私法）和法学极为发达。在西方历史上，正是在罗马帝国前期，第一次形成了职业法学家集团，第一次出现了法律教育和法学学派 ，第一次出 现了法学著作。罗马五大法 学家之一的盖尤斯的《法学阶梯》，是一部最早的并完整保存下来的西方法学著作。
欧洲中世纪，由于天主教会在政治、经济上占有很大势力，教会神学在思想领域中居于垄断地位，法学与哲学、政治学等都成了神学的附庸。到中世纪中期和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社会内部的出现和成长，出现了一种以恢复和研究罗马法为核心的法学，即自12～16世纪相继出现的意大利的注释法学派、评论法学派以及法国的人文主义法学派。这三个法学流派虽各有特点且相互对立，但通过它们 ，罗马法在欧洲大陆得到广泛传播，从而为欧洲大陆以罗马法为基础的统一的法律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欧洲大陆不同，英国中世纪的法，主要是普通法。这种情况表明了以后西方世界两大法系的渊源：民法法系（又称大陆法系）是在罗马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普通法法系（又称英美法系）是在英国普通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7～18世纪最为盛行的法律思想是古典自然法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荷兰的H.格劳秀斯、英国的T.霍布斯和J.洛克、法国的C.L.S.孟德斯鸠和 J.-J.卢梭等人。他们的学说和政治纲领尽管有很多差别，但总的来说 ，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是《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法制的理论基础。这个学派极大地提高了法在社会中的地位，倡导了一系列新的法律原则，创立了宪法、国际法等新的法律学科，沉重地打击了神学，使政治学、法学摆脱了神学的束缚。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典《拿破仑法典》，就是在这个学派的思想基础上制定的。古典自然法学派起过巨大的历史进步作用，但也不可能超出时代所给予它的限制。
《法国民法典》亦即《拿破仑法典》
在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统治的确立，古典自然法学派渐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历史法学派、分析法学派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哲理法学派。在欧洲大陆，开展了广泛的编纂法典的活动，比较法学和行政法学随之兴起。随着英国和欧洲大陆一些国家从事殖民扩张，普通法法系和民法法系的影响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西方两大法系终于确立起在世界范围的地位。
进入 20 世纪 ，西方法律和法学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所谓“法的社会化”问题，即强调法不仅应保护个人权利，而且应着重保护社会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新的科技革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空前发展，国家经济职能大大增强 ，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更多地采用改良、让步和福利主义政策。在这种条件下，一般地说 ，资产阶级统治相对稳定，资本主义民主和法制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它们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
①德、意、日三国在战后通过新宪法，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权和公民权利有所扩大，宪法和法律监督进一步加强。
②立法重点从私法转向公法，新的公法、公法化的私法、公私混合法大量出现。
③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已从17～19世纪的理性主义、概念论法学转向现实主义、利益多元论和折衷主义，在强调法律重大作用的同时承认这种作用的局限性。
④在法律形式上，虽然也制定和修改了若干重要法典，但一般采用单行法、特别法形式。
⑤对司法组织和程序进行改革，加强法官解释法律的权利 ， 形成事实上的 “ 法官创制的法律”。
⑥两大法系逐步靠拢 、 国际立法增多。但与此同时，破坏法制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
在法学领域中，学派更加繁多，新自然法学（或类似的价值论法学）、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和法律社会学三大派别相互靠拢。非法学思潮对法学影响更不断扩大，出现了经济分析法学、批判法学等新的法学派别。
马克思主义法学
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法学领域几乎一直是由有产阶级思想家、法学家垄断的。他们为法学提供了大量历史资料，有的人在阐述法律现象的某些方面，也提出了合乎或接近科学的观点，有的法律思想也起过历史进步作用。但由于阶级地位和时代的局限性，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科学地阐明法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3个组成部分中所包含的马克思 、 恩格斯的法律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法学。它的出现为法学领域带来了根本变革。它代表了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 ，以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阐明了法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使法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以往法学的原则区别
①以往法学主要以历史唯心主义为基础，否认经济因素对法的最终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是掌握国家政权阶级意志的体现，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最终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当然，法和经济以外的各种因素也相互作用。但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
②以往的法学否认法的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法学肯定法的阶级性，同时肯定法的继承性。马克思主义法学和社会主义法都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优秀法律文化遗产的同时创立和发展的。
③以往的法学大都认为法是超历史的，永恒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则认为，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法也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那时当然还有具有某种强制力的行为规则，但已不是阶级意义上的法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法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
①他们在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也就说明了法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②他们在考察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在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分析和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主要贡献是：
①在领导革命斗争，特别是在与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孟什维克、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其他机会主义者作斗争的过程中，揭露了沙皇俄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特别是与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制相联系的资产阶级法制的本质及其虚伪性。
②他在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创建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开始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理论。
法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政府《六法全书》的指示以及《共同纲领》关于废除旧法律创建新法律的规定 ，都表明一种新的法学在中国大陆的创立。但在相当长 时期内 ， 这一法学的发 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1978 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中国法学就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成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服务的法学，它在当代中国的条件下发展了法学。
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个方面是在中共和国家重要文献或领导人关于法制的重要论述中体现的发展。
首先，法制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法学的发展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中国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同时也研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对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作出了科学的论断：“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和十四大都重申和发展了这一结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阐明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被忽视，为了防止类似悲剧的重演，就必须加强民主和法制。
其次，法律和宏观经济调控也促进了法学的发展。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手段主要依靠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指令，采用直接控制为主的运行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作用是有限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过程中，人们已日益认识到法律在经济领域中的巨大作用。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提出 ，“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需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改为主要依靠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的间接控制方式。中共十四大将中国经济体制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法律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就更为加强，法学研究随之进一步开展。
同时，中共中央主要根据中国经验，提出了综合治理的方针，即在中共和政府的领导下，政法机关协同其他各机关、团体，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充分运用政治、经济、法律、行政、文化、思想道德教育等各种手段，预防和打击犯罪，改造罪犯。十余年来的社会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种综合治理的理论是对法学，特别是对刑法学、犯罪学等法学学科的重要贡献。
此外，还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即设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一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一国两制实现就意味着“一国数法”的出现。这将推动当代中国法律和法学向多样化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是一重大贡献。
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另一个方面是中国的专业的法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贡献。主要是：
①对一系列重大法学理论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为此而撰写专著、教材和论文，以及编写法学工具书、召开学术研究会。在各个部门法学以及国际法学中都曾进行过有关本学科重大问题的研究。
②改进和发展许多已有一定基础的法学学科（如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诉讼法学和国际法学），同时又创建许多在国内以往并不存在的新学科，如经济法学、行政法学、军事法学、科技法学、环境法学、现代西方法律哲学、法律社会学、比较法学、立法学等，并发表有关论著。
③专业法学工作者经常参加宪法和其他重要法律的起草工作，或提出有关立法建议等，很多专业法学工作者出任兼职律师或参加其他法律实际工作。这些活动都有助于法学与实践的结合。
④从事法律院校教师工作，培养中高层次的法律专门人才（大学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此编写大量各种形式的法学教材。
⑤将国外法学（包括方法论）新动向引入国内作为借鉴，为此翻译了不少外国法学论著、法律、法规、法学工具书等，并进行了广泛的国际法学交流，大量的学生、教师去国外学习、进修和讲学或参加国际法学会议，又有不少外国法学家来中国讲学和学习。
法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不同于文学、哲学、史学等人文科学的一个特征，就是法学、经济学比文学、史学等更具有强烈的适用性。因此，强调法学理论要经世致用，不要变成玄之又玄的经院哲学，在总体上是不错的。从主观上来说，中国法学家们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学说远离现实，但从客观上来看，法学家的不少主张离实际操作过远的现象，还是相当严重。这一问题不能仅仅用法学家的批判性和理想性品格来解释，而就联系中国的法学教育体制和法学家的出身经历，作更广泛的考察。
从法学教育体制来看，据笔者有限的了解，西方不少大学法学院的院长、教授都有过担任政府官员、法官、检察官、律师的经历，他们把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知识一道传授给了学生。而中国法学院院长、教授中有过官员、法官、律师、检察官经历的实在为数不多。他们大都是从高中进大学，然后留校任教，这种经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深入了解实际，不可能具有较为丰富的社会经验，要他们的学说贴近实际(不是盲从、附随实际)也多少有点勉为其难，要他们立场公正、持论公允，也非举手之劳。
浏览一下，醒目的著名法学家，他们大都有担任过官员、法官等经历。根据何勤华教授主编的《外国法律史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所作的统计，古罗马时代的著名法学家有四个：盖尤斯、帕比尼安、乌尔比安、查士丁尼，除盖尤斯出身不详外，帕比尼安曾担任过申诉官、帝国高级法院院长、近卫都督（相当于副皇帝）等。乌尔比安担任过帝国高级法院法官助理、帝国议事会成员，近卫都督。查士丁尼是东罗马帝国（又名拜占庭帝国）著名的皇帝。
法国近代以来的法学家有居亚斯和朴蒂埃两位，居亚斯虽未当过官，但其师从的是巴黎高等法院院长的法国驻威尼斯大使弗利埃，朴蒂埃则在奥尔良初等法院法官助理的职位上工作了50年。
德国近代以来的法学家有萨维尼、耶林、祁克等三位，除耶林外，萨维尼担任过普鲁士枢密院议员、柏林上诉法院法官、最高法院顾问等，祁克大学毕业后担任过律师、见习司法官、军官等。近代以来的著名法学家有科克、布莱克斯通、边沁、奥斯丁、梅因等五位，这五位都有过官员或律师的经历。科克做过律师，担任过诺里奇市法院的首席法官、伦敦市法院的首席法官、英国副总检察长、国会下议院议长、英国检察总长、高等民事法院的首席法官、王座法庭首席法官、枢密院成员等。布莱克斯通做过律师，大学校长、法院陪席法官、国会议员、王室法律顾问、王室副总检察长、高等民事法庭法官等。边沁做过律师，虽然他是个很内向的人，但为了自己的学说能紧密联系实际，他走出书斋，曾经草拟了宪法、民法、刑法以及议会改革的要点，给俄国沙皇编制法律。奥斯丁当过陆军军官，做过律师，被大法官布劳汉任命为第一刑法委员会的委员，担任过皇家刑法和诉讼委员会的成员。
美国近代以来著名的法学家有霍姆斯、卡多佐、庞德等三位。霍姆斯做过律师，担任过马萨诸赛州最高法院法官和首席法官、联邦最高法官大法官等。卡多佐做过律师，担任过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纽约上诉法院常任法官和首席法官、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等。庞德做过律师，担任过内布拉斯加州高级法院上诉受理专员和州最高上诉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政府的司法部顾问和教育部顾问等。
经济学家中也有类似情况。作为首届（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简·丁伯根从年轻时起就投向仕途，在荷兰中央政府任职15年。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1962年就任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后来成为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逊1941年受聘到美国资源计划局工作，1945年担任美国财政部经济顾问，1953年在美国预算局任职，担任过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二战期间被美国政府委任为华盛顿战时生产局计划统计处副处长。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担任过克林顿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因此，从事应用性很强的法学专业的学者们，如欲把学问做得扎实、有价值，就要勇于投向仕途和社会实践，让自己的学说接受国情的检验，或者贴近现实，或者改造现实。就政府而言，也要建立有利于法学家投向仕途和社会实践的制度，促进理论联系实际的制度化。

5. 张卫平的个人作品

1.《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成都出版社1992）；
2.《破产程序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3.《诉讼构架与程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4.《探究与构想——民事司法改革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
5.《守望想象的空间》（自选集、法律出版社2003）；
6.《转换的逻辑——民事诉讼体制转型分析》（法律出版社2004）；
7.《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4）；
8.《民事诉讼：关键词展开》（2005年人民大学出版社）；
9.《推开程序理性之门》（法律出版社，2008年出版）；
10.《民事诉讼:回归原点的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中国审判理论研究》（重庆人民出版社1991）；
2.《破产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
3.《民事诉讼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8）；
4.《民事诉讼现代化与制度建构》（法律出版社2000）；
5.《司法改革：分析与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
6。《傲慢与偏见》（文协出版社2004）
7.（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文协2006年）
8.《性侵犯诉讼教程——鹰郡案为例》（文协2007年） 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要有：
1、《在有与无之间——法学研究方法论漫谈》，《法治研究》，2010年第1期；
2、《起诉难：一个中国问题的思索》，《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
3、《回归马锡五的思考》，《现代法学》，2009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0年第2期）（《诉讼法学*司法制度》，人大复印资料2010年第1期）；
4、《案外人异议之诉》，《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
5、《无本之木——民事诉讼法学贫困化的思考（一）》，《司法》，2008年；
6、《认识经验法则》，〈清华法学〉，2008年第6期；
7、《司法公正的法律技术与政策》，〈法学〉（核心），2008年第8期；
8、《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若干问题》，《中国法律》，2007年第4期；
9、《再审事由构成再探讨》，《法学家》（核心），2007年第6期；
10、《判决执行力主体范围的扩张————以实体权利转让与执行权利的获得为中心》，《现代法学》（核心），第5期；
11、《大陆地区民事诉讼的沿革、改革与民事诉讼法的修正》，台湾中央研究院，2007年；
12、《民事诉讼中的异议制度研究》，《清华法学》，第1期；
13、《诉讼调解：时下态势的分析与思考》，《法学》（核心），2007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第9期全文转载；
14、《Reform of lawsuit system and revision of filing conditions》（起诉条件与诉讼要件）《Frontiers of law in china》，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
15、《关于民事执行中的举证责任》《执行工作指导》（中国审判指导丛书），最高法院执行工作室编，2006年第1期；
16、《民事诉讼法修改之我见》，《法商研究》（核心），2006第5期；
17、《管辖权异议：回归原点与制度修正》，《法学研究》（核心），2006年第4期；
18、《再审价值：有限纠错》，《法律适用》（核心），2006年第7期；
19、《民事诉讼法任务的构成与修正》，《法学》（核心），2006年第5期；
20、《民事诉讼“释明”概念的展开》，《中外法学》（核心），2006年第2期；
21、《民事诉讼法的修正与程序正义的提升（下）》，《中国司法》，2006年第2期；
22、《民事诉讼法的修正与程序正义的提升（上）》，《中国司法》，2006年第1期；
23、《民事诉讼法律审的功能与构造》，《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
24、《法律审研究》（《民事程序法研究》第二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
25、《民事诉讼法律审事由研究》（《诉讼理论与实践》收录），法律出版社，2005年出版；
26、《民事诉讼体制转型中的〈民事证据规定〉》，《中国司法》2005年第4期；
27、《民事诉讼中的矛盾群及解》，《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
28、《纠纷替代性解决机制的构想》，《法律适用》，2005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05年3期转载）
29、《五位一体教学法》，《教育研究》（清华大学主办），2004年地4期；
30、《起诉条件与实体判决要件》，《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
31、《体制转型：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基本作业》，《法学家》，2004年第5期；
32、《民事诉讼中法院的基本职权》，《法学论坛》，2004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05年1期转载)；
33、《论诉讼契约化——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作业》，《中国法学》，2004年第3期；
34、《第三人类型及展开》，《民事程序法研究》第一辑，2004年5月；
35、《举证时限若干问题探讨》，《人民司法》，2003年第9期；
36、《既判力的客观范围》，《诉讼法研究》，2003年总第5卷；
37、《再审制度：基础置换与重建》，《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15000）；
38、《证明标准建构的乌托邦》，《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12000）；
39、《关于“路案”的分析》，《人民司法》，2002年第5期（6000）；
40、《中国民事司法改革的基本框架》，《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2年版；
41、《体制转型与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6期；
42、《处分原则重述》，《现代法学》，2001第5期（14000）；
43、《事实探知：绝对化倾向及其消解》，《法学研究》，2001第4期。（14000）；
44、《证明责任倒置的辫析》，《人民司法》，2001年第8期；
45、《民事证据法：建构中的制度移植》，《政法论坛》，2001年第4期。（15000）；
46、《民事诉讼法的发展与体制性制约分析》，《法律科学》，2001年第4期。（14000）；
47、《民事证据法必要性之考量》，《法商研究》，2001年第3期。（14000）；
48、《交叉询问制：魅力与异境的尴尬》，《中外法学》2001年第3期。（15000）；
49、《法庭调查与辩论：分与合之探究》，《法学》，2001年第4期。（6000）；
50、《证据责任分配的基本法理》，《证据法论坛》，2000年版《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第5期（DISEST）转摘；
51、《民事诉讼体制与民事诉讼模式的发展，《浙江大学法学评论》，2000年7月（15000）；
52、《代位诉讼初论》（《诉讼法学新探》），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8月。（8000）；
53、《民事诉讼模式的历史分析》，《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25000；
54、《民事再审事由研究》，《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14000）；
55、《证明责任概念解析》，《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15000）；
56、《论我国法院体制的非行政化》，《法商研究》2000年第3期。（12500）（CUPA转载2000年第4期）；
57、《民事再审事由审查程序的法定化》，《法学》2000年2期。（5000）；
58、《论民事诉讼中失权的正义性》，《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
59、《自认制度及结构分析》，《清华法学评论》，1999年第1期；
60、《民事证据制度改革走向探知》，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
61、《转换时期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逻辑发展与契合》，湖南出版社，《湘江法律评论》1996年第一卷；
62、《论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法律出版社 ，《民商法论丛》，1995年第四卷；
63、《论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法律出版社，《民商法论丛》，1995年第四卷；
64、《法国民事诉讼中的诉权制度及其理论》，《法学评论》，1997年第4期；
65、《论诉讼法标的及识别标准》，《法学研究》，1997年7月第19卷第4期；
66、《中国民事诉讼运行的问题点——以证据制度为中心》 (日文) ，《一桥论丛》，1997年1月号；
67、《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重述》，《法学研究》 1996年第6期；
68、《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与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两种诉讼的比较分析》，《法学评论》，1996年第5期（下）；
69、《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与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两种诉讼的比较分析》，《法学评论》，1996年第4期（上）；
70、《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转换与选择之根据》，《现代法学》，1996年第6期；
71、《绝对职权主义的理性认知---原苏联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评析》，《现代法学》，1996年第4期
72、《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理论与实务》（日本），《法学家》，1995年9月总1075期；
73、《日本失业救济的法律规制---日本（雇佣保险法）考查》，《现代法学》，1995年第1期；
74、《转制与应变---论我国传统民事诉讼体制的结构性变革》（获司法部直属院校“八五”期间优秀论文奖），《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4期；
75、《日本著名民事诉讼法学家简介》（下），《外国法学研究》，1994年第2期；
76、《日本著名民事诉讼法学家简介》（上），《外国法学研究》，1994年第1期；
77、《职权主义与当事主义---两种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比较研究》，《外国法学研究》，1993年第1期；
78、《从行政诉讼视角论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5期；
79、《论督促程序》，《中国法学》，1991年第5期；
80、、《论行政不作为违法的司法救济》，《社会科学》，1991年第8期；
81、《论行政法规竟合与行政处罚竟合》，《政治与法律》，1991年第6期；
82、《多数人诉讼的理论与实践》，《现代法学 》，1990年第6期；
83、《集团诉讼理论探讨与模式构想》《法学硕士论文选》（独），群众出版社，1989年2月；
84、《当前股票、债券发行若干法律问题探讨》，《法学杂志》，1989年第五期；
85、《诉讼标的理论的发展与变革》，《外国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
86、《选定当事人制度的理论讨论》，《法学与实践》，1989年第3期；
87、《集团诉讼适用中若干问题》，《中国法学》，1989年第4期（获司法部直属院校“七五”期间优秀论文奖）；
88、《破产法实施的心理---文化环境 》，《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6期；
89、《论破产原因》，《政治与法律》，1988年第5期；
90、《苏联东欧各国检察长对民事诉讼的参与》，《外国法学研究》，1988年第3期；
91、《试论产品责任诉讼》，《广东法学》，1988年第1期；
92、《横向经济联合中的复合合同关系》，《国内外经济管理》，1987年第15期；
93、《杨沫初恋一文纠纷涉及的法律问题》，《法制月刊》，1987年第10期；
94、《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新课题》（下），《中国法学》，1987年第6期；
95、《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新课题》（上），《中国法学》，1987年第5期；
96、《集团诉讼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外国法学研究》，1987年第2期；
97、《对租赁经营的法学思考》，《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3期；
98、《人民调解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法学》，1987年第5期；
99、《日本行政诉讼制度》，《法学杂志》，1987年第1期；
100、《选定当事人制度初探》，《法学季刊 》，1987年第1期；
101、《日本法院对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外国法学研究》，1986年第3期；
102、《关于破产制度中的几个问题》，《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103、《费尔巴哈早期刑法思想剖析》，《外国法学研究》，1986年第1期；
104、《论技术商品与技术转让合同》，《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5期；
105、《当前股票、债券发行中若干法律问题探讨》，《法学杂志》，1985年第6期；
106、《日本学者对经济法概念的看法》，《政治与法律》，1985年第1期；
107、《日本刑事犯罪的新动向》，《中国法学》，1984年第2期；
108、《一门新兴的学科---被害者学》，《法学季刊》，1984年第4期。） 1、《法学蓝调》(独著)，法律出版社，2010年出版；
2、《民事诉讼法教程》(独著)，张卫平，法律出版社，2008年出版；
3、《推开程序理性之门》(独著)，张卫平，法律出版社，2008年出版；
4、《三言九问》，何家弘、张卫平、汪建成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
5、《简明证据法教程》，何家弘、张卫平主编，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6、《那门是窄的》(独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
7、《琐话司法》(独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8、《民事诉讼案例教程》(独著)，法律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9、《民事诉讼：关键词展开》(独著)，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
10、《民事诉讼法习题集》，法律出版社，2005年；
11、《知向谁边》(独著)，张卫平，法律出版社，2005年出版；
12、《民事诉讼法》(独著)，法律出版社，2004年11月；
13、《转换的逻辑——民事诉讼体制转型分析》(独著)，法律出版社，2004年11月；
14、《民事程序法研究》第一辑（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5月；
15、《民事证据制度研究》（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
16、《守望想象的空间——张卫平论文集（1）》，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
17、《民事诉讼案例教程》（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8月；
18、《探究与构想——民事司法改革引论》（独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
19、《外国民事证据制度研究》（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20、《民事诉讼考研必读资料》（主编），法律出版社，2003年；
21、《司法改革：分析与展开》（主编），法律出版社，2002年10月；
22、《司法现代化民事诉讼的基本建构》（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
23、《外国证据法资料》（上下）（主编、翻译部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
24、《构架与程式——民事诉讼的法理分析》（独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
25、《民事诉讼法教程》(司法部统编教材、主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11月；
26、《法国民事诉讼法导论》（合著、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
27、《司法部直属院校“八五”期间优秀论文集》，法律出版社，1996年12月；
28、《转换时期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逻辑发展与契合》（第一卷），《湘江法律评论》湖南出版社，1996年；
29、《破产法教程》(修订本），法律出版社，1995年10月；
30、《日本民事执行法的理论与实务》（合译），重庆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
31、《中国审判理论研究》（合著、副主编），重庆出版社，1993年10月，（重庆社科一等奖、国家八*五科研课题）；
32、《破产程序导论》（独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
33、《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独著与衡平》，成都出版社，1993年5月，（全国首届诉讼法学科研成果 “南丰杯”一等奖、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34、《中国行政诉讼法原理》（合著），四川省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
35、《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法学》（合著），重庆市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重庆社科二等奖）；
36、《股票制度规范运作》（合译），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9月；
37、《中国民事诉讼法学》（合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
38、《新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终述》（合著），长春出版社，1991年11月；
39、《强制执行理论与实务》（合著），重庆出版社，1990年11月，（重庆社科二等奖、四川省社科三等奖）；
40、《破产法教程》（合著），法律出版社，1990年6月；
41、《行政诉讼法导论》（合著），重庆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
42、《行政诉讼指南》（合著），四川省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
43、《民事诉讼法新论》（合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7月。 1.《中国大网络全书（法学卷）》，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2002年，部分词条；
2.《诉讼法大词典》，四川省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部分词条；
3.《行政法词典》，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部分词条。

6. 帮我查找一个教授的资料

曲新久，男，1964年11月出生，山东省莱州市人。1985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88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2001年获法学博士学位。自1988年开始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历任助教（1988年）、讲师（1990年）、副教授（1994年）、教授（1999年），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刑事司法学院院长、刑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律师协会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刑法学、刑事政策学，论文数十篇，专著有《刑法的精神与范畴》（2000年版、2003年修订版）、《刑事政策的权力分析》（2002年）、《金融与金融犯罪》（2003年）。曾获司法部优秀教师（1994年）、北京市高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1994年）、北京市高校教学成果二等奖（1997年）、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001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01年）、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2年）、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2003年）等称号、奖项。

这个网页是记者对他的采访：
http://www.jcrb.com/n1/jcrb308/ca181182.htm

7. 张学森的主要论文

1. 《谈国际商事仲裁协议》，载《法律与社会》，1996年第1期。
2. 《国际冒牌货贸易的法律问题》，载《经济与法》，1996年第8期，第22-25页。
3. 《论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地位》，载《宁波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第112～120页。据该文修改成文的论文《论世界贸易组织的几个法律问题》，于1996年11月获华东政法学院“第三届韬奋学术节”优秀论文一等奖。
4. 《论大陆架划界争议中的公平原则》，载华东政法学院研究生学报《法学研究生》杂志，总第16期，第32～35页。
5. 《浅谈国际贸易中冒牌货之法律问题》，载黑龙江省法学所主办《法学与实践》杂志，1996年第6期（总第72期），第15～18页。
6. 《美国商业银行法的新发展》，载上海市法学会主办《上海法学研究》杂志，1996年第6期（总第89期）“外国法制”专栏，第45～47页。
7. 《国际保理及其在国际贸易中应用的法律问题》，载华东政法学院研究生学报《法学研究生》杂志，第19期（1996年冬季号），第54～60页。
8. 《证券纠纷案件的新特点》，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7月22日。
9. 《国外投资银行业：发展特点及其借鉴》，载国家对外经贸合作部主办《国际经济合作》杂志，1997年第2期（总第134期）“国际金融”专栏，第48～51页。
10. 《“其士”内幕交易案审结，香港证监会以败诉告终》，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7月25日。
11. 《海外官司获胜，国内债务难偿——海虹控股有关公告的情况分析》，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7月31日第1版。
12. 《基础已经奠定，架构已经形成——析我国会计师从事证券业务有关法规》，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3日。
13. 《透支纠纷是非曲直可断定》，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6日。
14. 《品牌不能乱喊价，无形资产评估必须依法进行》，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10日。
15. 《陈年老帐怎么算，解放前“老股票权益申领须依法行事》，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15日。
16. 《国有股权管理的配套法规》，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20日，第1版。
17. 《规范国有股东行为，推动股份公司发展》，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21日，第1版。
18. 《亦喜亦忧谈质押——关于上市公司法人股股权质押的法律思考》，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21日。
19. 《谈香港加快处理内幕交易案》，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23日。
20. 《国有股权益不容侵害》，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29日。
21. 《连环纠纷尚未了，质押担保接踵来——析让人眼花缭乱的法人股“运作”》，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2日。
22. 《法律意识增强，行为更须规范——中国上市公司中报述评》，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16日
23. 《遵守自律规范，推动市场发展——谈〈全国保险业公约〉的启示》，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20日。
24. 《保障市场健康发展的有力武器——谈新刑法实施对证券市场规范化建设的意义》，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28日，第1版。
25. 《贯彻罪行法定原则——析新刑法中有关“证券犯罪”的条款》，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28日，第1版。
26. 《如何认定证券犯罪》，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28日，第1版。
27. 《纠纷初审结，分歧未消除——宁波华通500万股法人股股权争议双方均称将上诉》，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1日。
28. 《抓住机遇，难中求进——析我国国企改革面临的突出矛盾和焦点》，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5日第1版。
29. 《联交所规范公司运作不手软，21家上市公司被停牌》，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7日。
30. 《既是稳定调节器，又是发展推动力——析投资基金对我国资本市场的促进作用》，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12日，第1版。
31. 《牵线搭桥，功不可没——谈证券商载我国证券市场上的积极作用》，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19日第1版。
32. 《建章立规重治理——析我国部分省市规范股份公司运作的做法》，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20日第1版。
33. 《有突破才有发展——谈上市公司业务突破对其发展的促进作用》，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26日第1版。
34. 《用好证券市场的“壳”资源——上市公司“换壳”对市场发展的积极作用》，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1月2日，第1版。
35. 《股份合作制不是过渡形式》，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1月7日。
36. 《股权转让缘何日趋活跃》，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1月8日，第1版。
37. 《积极探索股票案件审判工作》，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1月12日。
38. 《健全法规，规范行为——关于上市公司股权运作与转让的法律思考》，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1月13日。
39. 《股权运作，规范现行——中国第一次规范上市公司股权运作研讨会综述》，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1月16日。
40. 《企业投融资效率亟待提高》，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2月3日。
41. 《股市投资须防盗》，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2月25日。
42. 《引入投资银行机制，推动证券公司发展》，载福建省政府办公厅主管，对外开放办及特区办主办《开放潮》杂志，1998年第3期（总第27期）第36～37页。
43. 《关于完善我国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法律思考》，载《上海投资》杂志，1998年第九期（总第123期）“法苑”专栏，第59～62页。
44. 《资产重组：上市公司主业大转换透视》，载上海市国资委主办《上海国资》杂志，1998年第5期“财经广场”专栏，第17～21页。
45. 《日益活跃的股权转让原因透析》，载《上海国资》杂志，1998年第5期，第22～24页。
46. 《发展直接融资此其时矣――关于提高我国企业投融资效率的思考》，载《上海国资》杂志，1998年第10期“财经广场”专栏，第23～27页。
47. 《期货公司越权平仓改单，法院判承担赔偿兼堂费》，载《香港商报》1998年11月20日B6版。
48. 《期货市场国际规范的新发展》，载《法制日报》1998年10月10日，第8版“国外法坛”专版。
49. 《GLOBEX及其法律意义》，载《法制日报》1998年10月10日，第8版“国外法坛”专版。
50. 《国际期货市场法律规制的历程、现状和原则》，载《法制日报》1998年10月10日第8版。
51. 《英国期货市场的立法与自律监管》，载《法制日报》1998年10月10日第8版“国外法坛”。
52. 《日本期货立法的特点》，载《法制日报》1998年10月10日，第8版“国外法坛”专版。
53. 《美国期货立法探析》，载《法制日报》1998年10月10日，第8版“国外法坛”专版。
54. 《证券法对外资股市场的影响》，载《香港商报》1999年1月7日，第D1版。
55. 《欧元：How do you do? 》，载《上海国资》杂志，1999年第1期第43～46页。
56. 《透视香港创业板市场――高科技中小企业上市融资的新途径》，载《开放潮》杂志，1999年第4期“关注金融”专栏，第19～21页。
57. 《中国大陆设立创业板市场的障碍与对策》，载办《开放潮》杂志，1999年第5期第35～37页。
58. 《产业投资基金规范发展引人关注》，载《上海证券报》1999年10月19日。
59. 《香港二板市场“特别快车”》，载《上海国资》，1999年第10期，第页。
60. 《创业板，香港的“那斯达克”？ 》，载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环球企业家》杂志1999年第11期。
61. 《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载《开放潮》杂志，1999年第6期（总第36期），“特别栏目”“加入世贸组织：影响分析及前景展望”，第25～26页。
62. 《中国证券市场直面入世冲击波》，载《上海国资》杂志，2000年第1期，第42～45页。
63. 《发挥监督功能 规范市场运行——论证券新闻与证券法制的辩证关系》，载《中国记者》杂志，2000年第3期。
64. 《中国信托业的创新与发展》，载《上海证券报》2001年3月26日第1版。
65. 《信托业迎来发展新契机》，载《上海证券报》2001年3月26日。
66. 《网上证券交易推动证券服务迈向更高层次》，与孙克任博士合作，载《上海国资》，2001年第2期，第40-42页。
67. 《新股发行的市场化及其影响》，与孙克任博士合作，载《上海国资》，2001年第7期，第27-30页。
68. 《询价制是否带来市场博弈新格局》，载《上海证券报》2005年2月2日。
69. 《法律环境堪成有利，信托公司直面外资参股》，载《上海证券报》2005年3月7日。
70. 《信托业务创新有制度优势》，载《上海证券报》2005年3月7日。
71. 《证券法修改应注意与公司法协调》，载《上海证券报》，2005年3月9日第8版。
72. 《2005：信托机构厉兵秣马》，载《上海证券报》2005年3月11日。
73. 《金融衍生品交易所法律问题研究》，独著，10000字，上海经济法论坛2006年首届年会论文，大会宣读，2006年7月15日。
74. 《构造我国金融期货法律体系》，独著，8000字，载《国际金融报》2006年8月17日第六版“论坛”专刊整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投资与证券》2006年第10期全文转载，第104-108页。
75. 《国外证券税制发展特点及其借鉴》，独著，10000字，上海市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财税法学理论研讨会核心论文，2006年11月18日大会宣读；刊载于《东方财税法研究》（2007），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载第88-100页。
76. 《论金融期货交易所及其独占权制度》，独著，4000字，载《金融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1期，第45-47页。
77. 《关于财经院校法学人才培养的几个问题》，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承办“财经院校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研讨会”主题评论，2007年5月24-25日，山西太原。
78. 《金融衍生品交易所十大法律问题研究》，载陈大钢主编《创新型国家与经济法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122-134页。
79. 《中国法律翻译的回顾与建议》，独著，13000字，上海市浦东新区翻译协会2009年年会暨第二届浦东翻译论坛—“翻译推动浦东法治化进程国际论坛”（International Forum for Legal Translation and the Rule of Law）主题发言论文，2008年9月20日。
80. 《金融法若干术语的英汉翻译与应用研究》，独著，12000字，载《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60-67页。
81. 《商事调解及其在金融纠纷解决中的应用》，独著，8000字，为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2009年商事调解员大会撰写的论文，2009年6月18-19日。
82. 《金融监管及其国际化的法律问题》，独著，17000字，中国国际法学会2009年学术年会学术论文，2009年6月20-21日于华东政法大学及上海银河宾馆。
83.《研讨金融法治建设，普及金融法律知识》，独著，7000字，载《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84.《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优化法制环境研究》，独著，12000字，中国法学会银行法学研究会2010年年会暨“中国城市金融法治论坛”学术论文，载中国法学会、同济大学《中国法学会银行法学研究会2010年年会暨中国城市金融法治论坛论文集》（上）第1-12页。
85.《WTO体制下大中华经济区的法律问题》，独著，12000字，载《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86. 《关于我国财经类高校产学研合作模式的思考与建议——以上海金融学院产学研开放式合作与管理为视角的研究》，独著，18000字，被2010年全国高等财经教育分会举办了首届“中国高等财经教育论坛”采用，编入其年刊《高等财经教育研究》，于2011年4月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87.《关于浦东新区科普国际交流平台建设的思考与建议》，吴大器、丁海涛、张学森 合著，12000，载《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8. 王丽萍的科研成果

学术论文：
《民法典中监护制度条文建议稿及其理由》，载2005《中国民法年刊》，法律出版社2006年。
《亲子关系的推定与否认制度研究》，载《审判研究》2006年第三辑，法律出版社2006年。
《合同自由之限制的法经济学分析》，载《山东大学学报》2006年第六期。
《从亲本位向子本位演变的亲子法》，载《金陵法律评论》，2006年春季卷。
《亲子法的变迁与展望》，载《民商法论丛》第36卷（2006年）。
《中日亲子法的变迁与展望》，载《中日民商法研究》第4卷（2006年）。
《男女平等与妇女人权保障》，载《家事法研究》第一卷（2005年）。
《农村养老保障问题探讨》，载《社会保险改革与法制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5年版。
《论家庭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六期。
《传染病防治法基本原则的法经济学分析》，载《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六期。
《同性婚姻：否定、接受还是对话》，载《文史哲》2004年第四期。
《中日探望权制度研究》，载《山东大学学报》2004年第六期。
《子女在家庭中的权利与父母照顾权》，载《民商法论丛》第31卷。
《在法律与道德之间》，载《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二期。
《父母照顾权研究》，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一期。
《美国女性主义法学及其启示》，载《法学论坛》2004年第一期。
《解读女性主义法学》，载《民商法论丛》第29卷（2003年）。
《婚姻无效及妇女财产权的保障研究》，载《女性权利》2002年。
《全国法解释学研讨会纪要》（观点），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三期。
《个体利益——中国当代婚姻的基础》，载《山东大学学报》，2001年第三期。
《格式条款解释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六期。
《美国的律师考试制度及其对我国司法考试的启示》，载《法律科学》2001年第五期。
《德国成年照管制度及其启示》，载《法学杂志》2001年第三期。
The Legal Process of Paritary Rights for Men and Women, Ius Gentium Paritary Rights, Vol. 7, Fall 2001.
《国外不可量物侵害制度及对我国物权立法的启示》，载《法学论坛》2000年第二期。
《论撤销权》，载《法学杂志》2000年第三期。
《论债权人的代位权》，载《山东大学学报》2000年第二期。
《别居制度比较研究》，载《法学家》1998年第五期。
《贯彻执行妇女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法学与实践》1997年第四期。
《非婚生子女认领与准正制度初探》，载《法学家》1997年第三期。
专著：
《亲子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债法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合著：
《家庭成员间的权利义务》，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一作者）
《成长的权利》，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作者）
《源头治理腐败的理论与实践》，济南出版社2002年版。
《新婚姻法释义与典型案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一作者）
主编：
《民事诉讼法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婚姻家庭继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参编：
《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获得平等权利共享社会资源》，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参加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起草民法典草案建议稿，见《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民法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考考试指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中国民法原理与实务》（副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9. 上官丕亮的主要论文

《行政诉讼:宪法实施的重要推动力》[J].学习与探索,2013,(01):69-76.
《平等的宪法解读》[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2,(06):5-10.
《宪法在民事纠纷中的司法适用机制比较研究——以美、德两国为中心》[J].南京社会科学,2011,(04):76-82.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规划工作不能忽视宪法的指导》[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1):100-103.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宪法文化思考》[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1,(05):16-20.
《宪法文本中的“宪法实施”及其相关概念辨析》[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01):64-69.
《科学发展观的宪法保障》[J].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9,(02):79-82.
《“公共利益”的宪法解读》[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04):78-82.
《什么是合宪解释》[J].法律方法,2009,(02):182-188.
《地方人大常委会开展工作应有宪法思维》[J].人大研究,2010,(04):22-24.
《论宪法上的社会权》[J].江苏社会科学,2010,(02):135-141.
《社会管理央地关系的创新及其宪法保障》[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05):119-126.
《<共同纲领>对中国宪法的影响》[J].公民与法(法学版),2010,(03):44-46.
《要用生命权至上理念来理解医疗法规——“孕妇死亡”事件留给我们的启示》[J].法学,2007,(12):8-12.
《宪法基本权利的性质新论》[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8,(01):12-17.
《论国家对基本权利的双重义务——以生命权为例》[J].江海学刊,2008,(02):150-155.
《论宪法上的人格尊严》[J].江苏社会科学,2008,(02):77-83.
《构建和谐社会的宪法保障》[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8,(02):12-18.
《当下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路径与方法》[J].现代法学,2008,(02):3-16.
《关于生命权入宪的构想》[J].人大研究,2008,(05):27-30.
《 比较法视野下的当代宪法典制定——以原社会主义国家现行宪法典的制定为中心》[J].北方法学,2008,(03):127-134.
《论宪法在普通诉讼中适用的正当性》[J].学习与探索,2008,(03):96-99.
《论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程序》[J].山东社会科学,2008,(10):18-22.
《值得重温的两种立宪主义学说》[J].法学家,2008,(04):15-19+1.
《试论行政合同》，载《法学与实践》1993年第2期（该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法学》1993年第6期全文转载）；
《市场经济与行政法的新思考》，载《行政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
《关于行政审判方式改革的几点思考》，载《法学》1996年第11期；
《走出审判监督的误区》，载《北京法制报》1996年2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1996年第2期全文转载）；
《试论行政合同行为的可诉性》，载《行政与法》1997年第1期；
《立法法对行政立法程序规定的缺陷及其完善》，载《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
《政体新探》，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4期；
《私有财产权修宪问题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2期（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3年第3期全文转载）；
《生命权应当首先入宪》，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4期；
《再探宪法诉讼的建构之路》，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4期；
《宪政：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载《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4年第7期全文转载）；
《划分人大法部门和建立人大法学初论》，载《政法论丛》2004年第2期；
《生命权的全球化与中国公民生命权入宪研究》，载香港《社科研究》2004年第4期；
《宪法命运的文化建构》，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5期；
《论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性与可附带司法审查性》，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法治重在公法之治》，载《学术研究》2005年第4期；
《前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基本权利比较研究》，载《金陵法律评论》2005年春季卷；
《前社会主义国家现行国家元首制度比较研究》，载《中国律师和法学家》2005年第6期
《一名常委会委员辞职引发的思考》，载《人大研究》2006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2006年第5期全文转载）；
《谁有权规定警察开枪的情形——使用警械和武器事关公民生命安全应由全国人大立法》，载《检察日报》2006年3月27日第3版；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人权精神及其重要意义》，载《中国人大》2006年第7期；
《关于大学校园民主的法学思考》，《法学家茶座》第11辑（2006年7月）；
《论宪法上的生命权》，载《当代法学》2007年第1期；
《论公法与公权利》，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07年第3期；
《废除死刑的宪法学思考》，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7年第9期全文转载）；
《论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实践和理论误区》，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突发事件呼唤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要用生命权至上理念来理解医疗法规——“孕妇死亡”事件留给我们的启示》，载《法学》2007年第12期。
《生命权宪法保障的理论基础研究》，载《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6期。
《宪法基本权利的性质新论》，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8年第1期。
《论国家对基本权利的双重义务——以生命权为例》，载《江海学刊》2008年第2期。
《论宪法上的人格尊严》，载《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当下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路径与方法》，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2期。

10. 王克稳的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主要是行政法学（特别是经济行政法）、宪法学，先后在《中国法学》版、《法律科学》、《现代法权学》、《法商研究》、《政治与法律》、《法学与实践》、《行政法学研究》、《中国律师》、《江海学刊》、《江苏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有关行政法学、宪法学、行政诉讼法学、国家赔偿法学、律师学方面的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20多篇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法学》、《宪法学、行政法学》、《经济法学》、《经济法学、劳动法学》及其他的报刊、杂志转载，著有《经济行政法基本论》、《经济行政法论》、《我国律师制度的理论与实践》、《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赔偿》等书。主持了“行政许可中特许权的物权属性与制度构建研究”、“城市拆迁法律问题研究”、“政府合同研究”、“国家赔偿制度研究”、“经济行政法专题研究”等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项目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