穗积法学

① 大陆法系的历史

法系是根据若干国家和地区基于历史传统原因在法律实践和法律意识等方面所具有的共性而进行的法律的一种分类，它是这些具有共性或共同传统的法律的总称。
（1）在罗马全盛时期，罗马统治者以武力扩大其版图，强行适用罗马法，被征服地区的居民也因罗马法的发达和完备而自愿采用罗马法，使罗马法成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
（2）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后，日耳曼法采取属人主义原则，使罗马法得以保存。日耳曼人建立的国家编纂的法典受罗马法影响。公元9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法律的属人主义不再适用，罗马法与日耳曼法融合。
（3）12世纪后，罗马法复兴运动兴起，罗马法研究同社会实际需要相结合，成为西欧大陆国家具有权威的补充法律。经过改造和发展的罗马法成了欧洲的普通法，具有共同的特征和法律传统，从而奠定了大陆法系的基础。
（4）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西欧许多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并巩固以后，适应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以及国家之间的交往，这些国家的法律制度相互间的联系和共同特征获得进一步发展。首先在法国，以资产阶级革命为动力，在古典自然法学和理性主义思潮的指导下，在罗马法的直接影响下，开创了制定有完整体系的成文法的模式。法国法典成为欧洲大陆各国建立自己的法律制度的楷模，标志着近代意义上大陆法系的模式的确立。随后在德国，在继承罗马法、研究和吸收法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法典。德国法典成为资本主义从自由经济到垄断经济发展的时代的典型代表。
（5）由于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适应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并且由于它采用了严格的成文法形式易于传播，所以19世纪、20世纪后，大陆法系越过欧洲，传遍世界。
20世纪，自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提出“ 法系”一词以来，对于此问题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是如绍塞尔—霍尔所说的分为印欧法系、闪米特法系和蒙古法系，以及各未开化民族法系；还是如阿尔曼戎、诺尔德、沃尔乎主张的世界存在法国法系、日耳曼法系、斯堪的纳维亚法系、英吉利法系、俄罗斯法系、伊斯兰法系和印度法系这七大法系。
这个问题似乎越来越复杂，但正所谓真理越辩越明，至少在一点上，中西方学者们是取得了普遍的一致性。即以法、德为主的欧洲大陆、拉丁美洲以及一些亚洲国家被统统归入大陆法系这一法系之中。

② 通过法律课的学习有哪些收获和启发

从美学的观点看法律——法美学散论 或许是由于工业化和商品化时代滥用理性和“计算”规则的缘故，我们现在已愈来愈丧失了黑格尔所称谓的“理念的感性显现”（审美）的能力。崇高物象的心灵激荡，“无利害感”的游戏冲动，诗歌语言引动的惊异与纯喜，无限想象的自由伸展的渴望，“风格”、“趣味”的体验与追求，以及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描绘的“酒神状态的迷狂”[1]，似乎也渐渐远离了我们感性直观的视野。以至于，当我们从艺术和美学的观点来审视被高度理性化的意志所宰制的所谓“法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要面临着那些把法学作为纯规范科学的专家们的指摘，“法美学”的理论旨趣甚至可能会被看作是“不伦不类的妄议”而遭受讥讽，被排拒于法学神圣庄严的殿堂的大门之外。人们难以接受的事实是：法律怎么能够成为美学或艺术的“视之对象”呢？ 所以，当德国法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在其《法哲学》（1932年德文版）一书中主张通过文学创作和艺术作品来认识法律的本质，并且要求建立一门法美学（Aesthetik des Rechts）之时，他实际上已经注意到“法的世界”和“艺术（美）的世界”之间的隔膜给现代人类的心性所造成的深刻影响。拉德布鲁赫指出，随着文化领域的特定化，法与艺术逐渐趋于分化，甚至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法是文化构体（Kulturgebilde）中属于最为僵化的一种，而艺术则是变动的时代精神最为灵动的表达形式，两者处在自然的敌视状态。那些富于才情的浪漫诗人甚至咒骂法律，把它们看作是“每时每刻折磨人的心灵、令人恐惧的东西”[2]。我们在学术史的发展中发现：正是由于法律和艺术（美）分属不同的精神领域的缘故[3]，那些早年抱持“寻找一份体面的职业”投考法学院的才华横溢的学子们（如歌德、席勒、马克思、雅斯贝尔斯），不堪承受法律所造成的“心灵的折磨”，后来又纷纷放弃从事法律职业。 不可否认，法学是反映人的经验理性的学问，是人的法律经验、知识、智慧和理性的综合体现。自然，法学也可能会渗透研究者个人的感性的观察和领悟，但它绝不是个人感情的任意宣泄。就其本性而言，法学是与一切展现浪漫趣味和别出心裁的思想方式相抵牾的。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法律活动愈来愈趋向专门化和职业化，法学与法律的语言经过法律专家们的提炼、加工，已经演变成不完全等同于“日常语言”一套的复杂的行业语言。在谈到其特点时，拉德布鲁赫指出：“法律的语言是冷静的：它排除了任何情感的声调；法律的语言是刚硬的：它排除了任何说理；法律的语言是简洁的，它排除了任何学究之气.我们还可以说，法律的语言具有精确的意义和所指，但由于它们是需要专家操作或“表演”的语言，是一种由高度发展的文字伪饰过的语言，它们也就不那么贴近人们生动活泼、多姿多彩的感性生活，而总是与普通人的感性直观保持着一种“距离的间隔”，有时甚至会抑制人们通过审美的自由追寻“终极愉悦”（极乐）的那种渴望和冲动。这样，至少就近现代的所谓“法学家的法”（Juristenrecht）而言，它们表面上愈来愈丧失了令普通人感到亲和愉悦的直观的趣味，这亦无形中遮蔽了它自己独特的审美的性质和价值。 （二） 历史悠远的距离所造成的朦胧感，可能会唤醒我们现代人心灵中一丝尚存的审美意识，促使我们去探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谓“亦法亦歌”的规则，研究那种与人类的感性正义观念浑然一体的生动的“活法”（lebendiges Recht），甚至也会对那些与我们的性情和认知完全隔膜的现代法律（法典）或司法活动产生审美的兴趣。 感谢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iambatista Vico, 1668-1744），他在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能力感”的时代，写下《新科学》（scienza nuova）一书，把我们的心性带到古代如梦如幻的精神世界，使我们感受到先民那种不同于技术理性和数学方法之“诗性智慧”及其创造物的魅力。“诗性的经济”、“诗性的伦理”、“诗性的政治”、“诗性的宇宙”，如此等等的语言背后的意义空间所展示的图景，至今仍然在我们受技术宰制的心灵里产生震颤。 维科以其独特的语辞分析和生动的笔调描绘出“法”起源的自然意象。他关于古罗马“法”（ius）一词的诗性推论，透现着对法律的一种审美情感。维科指出： 古代法学全都是诗性的，……古罗马法是一篇严肃认真的诗，是由罗马人在罗马广场表演的，而古代法律是一种严峻的诗创作。[5] 其实，在更早的时期，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国家篇》（《理想国》）和《法律篇》中已经隐约地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柏拉图把“法律和社会组织的美”视为一种居于较高层次的“美”[6]；在他看来，建立一个城邦的法律是比创作一部悲剧还要美得多，最高尚的（悲剧）剧本只有凭真正的法律才能达到完善。历史上的一些伟大的立法者（如斯巴达的莱库古和雅典的梭伦）才是伟大的诗人，他们制定的法律才是伟大的诗。[7] 晚出于维科的德国著名童话作家（《格林童话》的著作者之一）、历史法学派的重要代表雅可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于1816年发表长篇论文《论法之诗》（Von der Poesie im Recht），从诗性的法律语言、法律象征、诗歌形式诸角度考察了法与诗歌之间的关系以及德意志古法中的诗性规则（法律的韵律）。他在文章的开篇即表达了与维科相同的观点： 法和诗相互诞生于同一张温床。……的确，两者的起源都建立在两种本性之上：一种建立在惊奇之上，一种建立在信奉之上。这里的惊奇，我更愿意把它当作是任何一个民族法律和民歌的开始。……所以，诗中蕴涵有法的因素，正象法中也蕴涵有诗的因素。[8] 也许是受雅可布·格林等一批法律史家所开创的研究传统的影响，“法与诗歌”、“法与戏剧”、“法与绘画”、“法与美”等等论题，亦间或地进入德国晚近的法学家们的理论视野。总体上讲，德国人对我们能够想象到的问题，已经作了尽可能广泛的讨论。这里，仅列举其代表性成果之要目，以便我们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历史法学派的后期领衔人物奥托·冯·祁克（Otto von Gierke）著《德意志法上的幽默》（Der Humor im deutschen Recht，1871）； 新黑格尔主义法学派首创人约瑟夫·柯勒（Josef Kohler）著《在法学舞台前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vor dem Forum der Jurisprudenz，1919）； 齐特尔曼（Zitelmann）著《作为艺术的法学》（Die Jurisprudenz als Kunst，1904）； T·施泰因贝格（Theodor Sternberg）著《法律中的笑话》（Der Witz im Recht，1938）； G·缪勒（Georg Mueller）著《我们民族诗歌中的法与国家》（Recht und Staat in unserer Dichtung，1924）； A·巴拉赫（Adolf Bachrach）著《法律和想象》（Recht und Phantasie，1912）； 汉斯·费尔（Hans Fehr）著《绘画上的法》（Das Recht im Bilde，1923）；《诗里的法》（Das Recht in der Dichtung，1931）；《法律上的悲剧》（Die Tragik im Recht，1945）； H·施托克哈默（Hubert Stockhammer）著《作为科学的美学和法学》（Aesthetik und Jurisprudenz als Wissenschaften，1932）； H·特里佩尔（Heinrich Triepel）著《论法的风格：法美学文集》（1947）； H·马尔库斯（Hugo Marcus）著《法的世界与美学》（Rechtswelt und Aesthetik，1952）； （三） 德国学人的研究表明：在人类心灵中最富人性的部分，法律也有其一席之地。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明示的那样，法可以为艺术（美学）服务，艺术（美学）也可以为法服务。象任何其他文化现象一样，法也需要具体的表达手段：语言、手势、服饰、符号和建筑等。法的这些具（物）体表达手段（koerperlicher Ausdrucksmittel）也可以通过审美作出评价。 Rene Marcic在他的法哲学著作中曾经说过一句话：“人是法的担当者（Der Buerge des Rechtes）。”我们也可以接着说，人也是美的担当者。几千年来，艺术（美）和法之所以具有可以比较性，因为它们都有着神秘的起源，均追求着某种永恒的价值（如“善”）。法表现为正义的工具，而艺术则是创造美的“技艺”（Koennen）——在希腊人那里称techne，在罗马人那里称ars。所以，在欧洲中世纪，近代，甚至到了18世纪，某些艺术家和法律家一直还保持着一种亲缘关系，他们被封为供职的“艺术创作者”（Kunstwerker），为教皇和王室服务。他们的技艺包含多种多样，如诗歌、建筑、绘画，甚至还有法的修辞和法的艺术（die Kunst des Rechts）。在此，艺术和法遵从的是美和正义的“传统”。 法律与艺术（美）的结缘，事实上并不完全是“风雅的时代”（例如“巴洛克时代”或“洛可可时代”）矫揉造作生活的一种表象的修饰，从根本上讲它是人们试图将一切事象诉诸直接的“观看”和“欣赏”而必然产生的现象。而正是处在遵循传统与寻求自由伸展之机的人们才会把他们惊异的目光以及想象力和理解力投向一切可以观察的对象之上，不仅继续探寻对象物之“真”“善”，而且希望感受其内含之“美”。 的确，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都承认“真”、“善”、“美”之内在的关联性，康德（Kant）在《判断力批判》（1790）中甚至认为，追求功利的“善”与表达为概念的“真”有害于“美”的纯形式。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探讨“美的本质”，而是把美视为对象物映射入人的感官的属性，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任何对象物及其属性（包括真、善）都可能成为审美的对象。而且，有时，认识事象的美，正是获知事象之真、善的桥梁和基础。所以，席勒（F. Schiller）在《艺术家们》（1789）一诗中写道： 只有通过美这扇清晨的大门 你才能进入认识的大地。[9] 同此道理，法律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事象所暗含的所谓无意识的“隐秘秩序”（verborgene Ordnung），有时也必须通过美“这扇清晨的大门”才能被人们所知觉和认识。在此意义上，我们并不是把“法美学”看作是一门“画地为牢”的学科，而看作是那种用美学的观点、方法和态度来把握、审视和判断法律现象的问学方式及方向。“法美学”并不象其他艺术门类那样通过直观、感性呈现的方式把美的对象物直接展示给“观看者”（Spectator），而是通过直观的认识来发现法律内在的美的秩序，探求这种秩序形成的审美动因，并为法律的构建提供某种可以参照的美学标准和原则。无疑，法美学将从感性的进路拓展法学的生动形象地观察法律的视野，同时也将激活被传统法学长期压抑的法律认识，使法律研究者们从绝对主义和纯粹理性规则主义的法律教义中逐步解放出来的，在法学理论中寻求一种“和谐的自由活动”之旨趣。或者，简括地说，法美学研究所要拯救的，就是我们在法律认识领域正悄然逝隐退化的直观想象的能力以及相应的原创力和自由。 从另一个角度看，法或法律作为美学（艺术）考察的适切的对象，作为艺术素材来对待，也是由法及法律生活的独特性质所决定的。如拉德布鲁赫所言，法在根本上蕴藏着某种“戏剧化的冲突”（Der dramatische Konflikt），内在地包含有一个多样态的反题，即事实和价值、实然和应然、实在法和自然法、正统法和革命法、自由和秩序、正义和公平、法和宽容之间的对立性[10]。艺术形式（尤其是戏剧）的本质在于阐释反题（矛盾），它也特别喜欢抓住法或法律现象的内在矛盾性。例如，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和《恶有恶报》等，均极尽曲折而生动再现了“想象的现实”中“法律的故事”之动天哀地的情节，通过安提戈涅、鲍西娅和伊萨贝拉们冲突的命运，揭示出人情与法律、罪孽与宽恕、残酷与仁慈、冤苦与正义伸张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与此相应的复杂而深刻的问题性（Problematik）。[11] 在这里，艺术（美）形象地复述出法律世界中的“众多独立而互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纷呈”，使法律的叙事和对话形成“由许多各有充分价值的声部组成的复调”（米·巴赫金语）[12]。这样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将打破或改变传统法学理论研究中那种既定的、“独白式（主调）的”解析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使之生成新的商谈（Diskurs）或对话的规则，以便在复杂的“疑难案件”（hard case）的辩谈中引申出更切合问题性的法律义理。 除了戏剧外，还有另一些艺术（美）形式表明特别适合表达法的矛盾性，这其中包括讽刺作品和漫画艺术。一个法律人，如果在他目前的职业生涯中不能及时充分认识到其职业中存在的深层的问题性，就不是一个好的称职的法律人。因此，严肃的法律人应当喜欢看待那些用讽刺形式批评其法典的人，应该喜欢那些诗人中的冥思苦想者，因为他们对正义基础中值得怀疑的人性比较敏感；同时也应该喜欢托尔斯泰，喜欢妥斯托耶夫斯基，或者伟大的司法讽刺家（grosse Karikaturisten der Justiz），这些人既是讽刺家，又是沉思者（Daumier）。 只有对艺术一窍不通的人才会过分陶醉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纯粹“专业性质”，每时每刻把自己看作是人类社会最清醒、最理性和最有用的部分，养成偏狭独断的职业作风。而法律人的责任，不仅仅是机械精细地、“刻板而冷峻地”操作法律，而且是要把伟大的博爱精神、人文的关怀、美学的原则和正义的情感以专业化的、理性而又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 正是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法律人应当同时是工匠和艺人（Kuenstler），是法律艺术的创造者。 （四） 从美学的观点观察法律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把一个抽离了一切内容和规定性（Gegebenheit）的“纯粹的法”或法的纯形式作为法美学的对象物来研究。但事实上，能够成为审美对象的法均包含一个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或者说，法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现实地”存在过，它才会被人通过审美意识所经验和认识。没有历史和地域的规定性，没有现实的人性（民族性）色彩和特定情境（situation）背景的法，或许是可以成为（形而上学）“思”之对象的，但绝不可能成为（法美学）“视”之对象。毕竟，法美学不是关于法律的思辩的哲学，而是研究人对法律之美的感性审视的学问。 “法的时间和空间维度”还包含这样一层涵义，即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法”是具有不同的美学价值和表现形式的。我们不可能以超时间的美学标准来审视历史上的一切法律，也不能先验地预设它们的美学意义和价值的同一性。换一个角度说，我们不能笼统地宣称所谓“一般的法”有什么样的美学意义和美学价值，而总是说处在此时此地或彼时彼地的“法”有什么样独特的美学意义、价值或性质。在此，法律的审美态度实际转换成了一种情境主义（situationalism）的态度。 以这样的态度来观察法律，我们总是要谨慎地对待所观察的法律形成的历史-文化-地理根源，探究法律演进的隐秘过程，比较不同地域（如东方与西方）和不同时间段（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的法律的美的特性、表现形态、“式样”、“风格”等等。或者说，我们对待不同形式的法律（习惯法、成文法）、不同地域的法律（如“东方法”、“西方法”、“大陆法”、“英美法”）、不同时间结构中的法律（古代法、中世纪法、近代法和现代法），所持的审美观点、方法和态度应当是存有一种情境的差别的。 （五） 法美学若是有生命力的，那么它就应当更多地从法的表现形式之美的研究中获得滋养。如果我们怀有维科和格林们那样的好奇心和感受力，我们将会在浩如烟海的史料、诗歌、古律、判例、话本小说、戏剧和民间传说等不同文本的解读中寻找到法的形式美的踪迹。 在此方面，最令人怦然心动的，可能是探寻维科和格林均描述过的悠远年代的“诗体法”。这些以诗歌表现的法律，记载着每一个在成长中的民族之生命感受，记载着他们对朦胧的正义、神圣的规则及隐秘的秩序的想象和渴望。在以“输洛加”（Slokas）诗体写成的印度《摩奴法典》中，我们甚至读到了来自远古“诗化的”醍醐灌顶的智慧[13]。这些充满着先民惊异、想象和虔诚的诗体法，对我们后来逐渐成熟老化变得精明世故的人类将是值得永远自我观照的镜鉴。它们的魅力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日益增强。因为我们知道，法律和正义有时必须呈现生动形象的外表，否则人们就看不见它们现实的身影[14]。在这里，生动形象的诗歌之美“调和了它自身的内外界限，调和了规则和自由”[15]。 法律的生动表达，并不只限于诗歌，它们也可能表现为民间俚谚（语）、格言、散文、韵文或绘画。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1855-1926）在其皇皇大著《法律进化论》中提供的凿凿之据表明：在东方和西方的法律进化史上，从“无形法”到“成形法”的过渡，其间经历了“句体法”、“诗体法”、“韵文法”、“绘画法”和“文字法”诸阶段。例如，德意志古法谚简明匀称，罗马法《十二表法》句韵切合，中国太古之“象刑”（绘画法）栩栩生动，均属上述法律形式之典型。在穗积氏看来，这些法律表达形式的变化，实际上反映出人类智慧、认知能力的增长和社会力之自觉的发展过程[16]。 此外，历史上各个时期法官的判决（判例）也是表达法的的审美价值的合适形式。实际上，法律的形式美法则（如法律语言的对称均衡、逻辑简洁性和节奏韵律，法律文体的多样统一，等等）更多地体现在那些独具个性而又富有审美趣味的法官们的判词之中。法官们的“优美的”判决所生发的美学价值，决不压于任何优秀的艺术作品。鲁道夫·佐姆（Rudolf Sohm）曾经赞扬塞尔苏斯（Celsus）的判决才能，说他能够从个别的案件中抽引出普遍的规则，运用最为简洁的语言形式；这些形式具有凌空飞动的语词的冲击力，令人升华，使人澄明，犹如一道闪电照亮遥远的风景[17]。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审美渴望，美国的卡多佐法官（Benjamin N. Cardozo，1870-1938）也曾说：“除非为了某些充足的理由，我不想通过引入不连贯性、无关联性和人为的例外来破坏法律结构的对称性。”[18] 总而言之，句体法、诗体法、韵文法、绘画法、文字法和优美的判词等等，这些法的审美素材存在于各个民族的漫长历史之中，成为亟待探掘的丰富宝藏。法美学应当点燃火光并小心地护卫这光亮，以照亮进出幽暗深处探掘的通道。 （六） 最后要指出的，也许是一种不必要的担心，即人们可能会把法美学的研究等同于一种法律浪漫主义或法律唯美主义（完美主义）倾向。这里，笔者不拟做过多的讨论，只想交代一点：法美学是利用多学科方法、态度求知问学的一种，而法律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则属一种实践指向的“意蒂牢结”（Ideology，意识形态），两者存在着根本的差别。法美学研究之旨趣绝不是要服务于这种“意蒂牢结”或与之共谋，恰恰相反，它在本质上是反对任何形式的独断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法律观念或法律纲领的。因为，只有认识到“美”的界限的人，才会在法律的理性实践中做出审慎的判断和决定，避免唯美主义在实践上的独断专行[19]。 法美学所崇尚的，是一种开放的探索精神，一种不断探寻未知的态度。如果哲学要奔赴的是一条没有尽头的“林中之路”的话，那么法美学同样会选择这条可能“突然断绝在杳无人迹处”的道路。海德格尔（M. Heidegger）在《诗人哲学家》中道出了问学者“在路上”的心情： 道路与思量， 阶梯与言说， 在独行中发现。 坚忍前行不息， 疑问与欠缺， 在你独行路上凝聚。[20] ——这，亦当成为一切追求法美学“探险”的学人们的共同志趣。 [1] 《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页1-108。 [2] 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S. 205 ff. [3] 按照黑格尔的解释，法律属于“客观精神”，艺术或美学属于“绝对精神”的感性阶段。 [4] 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S. 206. [5] [意]维科：《新科学》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页563。 [6] 柏拉图：《会饮篇》210B-D。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页262。 [7] 详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页55以下。比较陈中梅：《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 一起看看吧.

③ 穗积陈重的著作

穗积陈重一生发表、著述众多研究成果，主要著作有《法典论》（1890）、《隐居论》（1891）、《法国民法的未来》（1894）、《五人组制度》（1902）、《『新日本民法典， 新日本民法典讲义》（1904）、《由井正雪事件与德川幕府的养子法》（1913）、《法窗夜话》（1916）、《祖先祭祀与日本法律》（1917）、《关于名讳的疑问》（1919）、《日本民法典：比较法学研究》（1920）、《法律进化论》（1924）、《神权说与民约说》（1928）、《祭祀及礼与法律》（1928）、《习惯与法律》（1929）、《穗积陈重八束进讲录》（1929）、《复仇与法律》（1931）、《续法窗夜话》（1936）、《相续法原理讲义：穗积陈重文库》（1990）、《禁忌与法律：法律渊源之信仰规范及其诸面》（2007）等。
穗积奖学财团编有《五人组法规集》（1921）、《穗积陈重遗文集》（四册，1932~1934）。
晚年的穗积陈重构思创作结构完整、体系宏伟的法学名著《法律进化论》，由两部六卷十二册构成。虽然最终他没有完成这一写作计划，但通过留下来的三册书稿，已经比较清楚地将穗积陈重关于法律进化的基本观点，传达给了学术界及广大读者。作为一名为学术奋斗终生的法学家，穗积陈重一直到去世都在写作。他的家属回忆，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穗积陈重已经无法坐起来，只能在病床上放一张斜的书桌，他靠在枕头上，吃力地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撰写或修订他的著作。直至1926年4月去世，笔始终握在他的手中。
中国国内已出版的穗积陈重教授的著作为《法律进化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法典论》（商务印书馆，2014年1月）、《法窗夜话》（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2月）。

④ 穗积陈重的人物生平

穗积陈重是穂积重树的次子，早年入藩校明伦馆学习，内容涉及汉学、国学、英语、算术和柔道等。1870年（明治3年），他作为贡进生（各藩推荐）被保送到东京的大学南校（今东京大学法理文三学部之源流），次年1月入学。1874年（明治7年），东京开成学校开设了英吉利法学科，穗积陈重等9人作为法科学生入学。
1876年（明治9年）6月19日以文部省留学生远赴英国进修法学。同年8月转道美国，在横渡太平洋和大西洋后抵达英国，同年10月进入伦敦大学伦敦国王学院，同年入中殿律师学院学习。在学校时深受英国实证主义法学，特别是英国古代法制史学家梅因的影响。他在学校时正逢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的激烈争论，他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后来他用天赋人权论来检验进化论。他站在进化论的立场，严厉批判了天赋人权论，研究日本的传统习俗，提出法律也同生物和社会一样，都是随着时代进步而进化的。他在晚年编撰出版《法律进化论》以试图完成其学说体系，但终其世也未能实现。
在刑法领域，穗积陈重研究了切萨雷·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论，将新派刑法理论介绍到了日本。穗积陈重对效益主义（功利主义）哲人杰里米·边沁极为推崇，并在日后以他为法典编纂的楷模。
1879年（明治12年）毕业并获得大律师称号。1880年（明治13年）3月3日转入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师从海因里希·邓恩伯格，研究德国法，其领域涉及法理学、民法和立法论等，深受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的学说的影响，这为以后日本民法典引入潘德克顿法体系（潘德克顿学派）提供了契机。1881年（明治14年）5月16日归国。
1881年（明治14年）7月28日，穗积陈重入东京大学法学部担任讲师，讲授英国法，并在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开设了“法理学”的课程，积极传播西方的资产阶级法学观。1882年（明治15年）2月15日，穗积陈重升任东京大学教授兼东京大学法学部长，就任后推进东大总理加藤弘之的德意志法振兴政策，在盛行法国法的当时，引入英国法和德国法，专心致力于法学教育体制，对处于创世期的日本法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1882年（明治15年）3月10日兼任东京大学文学部勤务，同年4月28日兼任文部省少书记官兼调查课长。1884年（明治17年）9月22日免兼调查课长，同年10月2日免兼文部少书记官。
穗积陈重作为日本的先驱者和开拓者，在民法、刑法、国际法、国际私法、比较法学、法史学、法哲学、法人类学、监狱学等的法律学的广泛领域，都扮演了早期研究者们的导师的角色，他紧握法的进化论，虽然反对激变，但认为未来将不可避免地向自由主义方向的进化。他阐明了天皇制的禁忌人类学，1912年（明治45年）明治天皇驾崩后，陆军大将乃木希典夫妇自殉，穗积陈重对此持批判态度。
1885年（明治18年）9月10日，穗积陈重与增岛六一郎、菊池武夫等一起创立英吉利法律学校（1889年10月改称东京法学院，今日本中央大学），旨在全面教授英美法学，将经验主义的自由主义之精神导入日本，以确立司法制度为目标。英吉利法律学校与专修学校（今专修大学）、明治法律学校（今明治大学）、东京法学校（1889年5月改称和仏法律学校，今法政大学）、东京专门学校（今早稻田大学）并称当时的私立的“五大法律学校”。
1885年（明治18年）12月25日任东京大学法政学部部长心得。1886年（明治19年）3月，东京大学改称帝国大学，东大法政学部改称帝大法科大学，任帝国大学教授。1893年（明治19年）3月1日任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教授兼法科大学教头（教育长），同年3月10日任帝国大学评议官，同年4月10日叙奏任官二等。同年12月2日任私立法律学校监督委员长。1894年（明治20年）10月4日任文官试验委员。1895年（明治21年）5月7日被授予法学博士学位，成为日本国设立学位制度后的第一代法学博士。1897年（明治23年）4月1日在监狱官练习所讲授《刑法法理讲义》。同年4月30日任文官高等试验委员。1890年（明治23年）9月29日——1892年（明治25年）2月17日任帝国议会贵族院议员（敕选）。1890年（明治23年）12月23日升叙奏任官一等。1891年（明治24年）10月19日兼任法科大学教授，1892年（明治25年）9月9日兼任法科大学教头。
明治22年（1889年）至明治25年（1892年），日本围绕旧民法实施（明治23年法律第28号、第98号）的延期和断行展开“民法典论争”，持法律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德国法学立场的穗积陈重和富井政章鼓吹延期论，持自然法论·法国法学立场的梅谦次郎则主张断然施行。在高等学府，强烈要求延期施行民法的所谓“延期派”主要以英国法学派据点——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和英吉利法律学校为中心。要求延期的理由主要有：“第一，新法典破坏伦常；第二，新法典减小了宪法上的命令权；第三，新法典与预算的原理相违背；第四，新法典缺少国家思想；第五，新法典扰乱社会经济；第六，新法典改变了税法的根源；第七，新法典以强力推行学理”等。穗积陈重等人主张，民法典的编纂，应以德国法为范本，建立一个家父长的支配体制（家制度），也就是宗法制的近现代版。著名的法学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穗积八束（陈重之弟）甚至喊出“民法出、忠孝亡”的口号。
主张新法典应立即施行的所谓“断行派”主要以法国法学派的据点——和仏法律学校以及明治法律学校为中心。提出的《法典实施断行意见》提出了立即施行新法典的主要理由：“第一，法典施行是当今的急务；第二，延期派误解法典，毁诬法典；第三，延期派发布了不负责任的言论”等。这场争论延伸至帝国议会上下两院，延期派和断行派议员展开激烈的论战。尽管想施行民法典的明治政府极力强调推行民法典的必要性，但最终由于保守派、复古主义者和自由民权运动者共同组成的联合战线要求法典延期，使旧民法典最后归于流产。延期派在贵族院取得压倒性多数，在众议院也占据多数，1892年（明治25年） ，旧民法被否决。
穗积陈重提到法典编纂有五种目的：治安、守成、统一、整理、更新。而日本明治维新的政治性质，已经规定日本法典的性质必须是立足于更新。
在他看来，一般而言，法典可以立足于其中一种目的，而兼有其他一两种目的。他认为明治2年（1869年）刑部省颁布的《新律纲领》，虽是作为更新策的法典，实亦兼有统一策、守成策等等其他目的，而且，他提到此新律参酌《大宝律令》与德川的法例，同时折中于中国唐明诸律，言下之意，就是守成过于更新。在他的理解，这就是后来明治政府下令要编纂法典的主因，因为，“明治维新的革命，不单是政体的变更，更是封建制度的废止，外交贸易的开通、教育、商业、工业、印刷、礼仪、风俗等，迄今古今未曾有之大变动”，所以法典的编纂需要趋附此局势之进化而进化。
因为，他对明治维新的本质有相当政治正确的理解，尽管他也是反对日本政府在明治23年（1890年）公布的新民法条文，他对整件争议周详深入的法学认识与中道稳健的政治立场，使得明治政府觉得精于英国法与德国法的穗积陈重，乃是极为合适的折中人选来主持修改条文，编纂日本新时代的法典，其他两位法典编纂委员；富井政章精于法国法与德国法，梅谦次郎精于法国法；富井政章属于历史法学派，与属于自然法学派的梅谦次郎往往针锋相对，穗积陈重立足于徂徕学派的精义，糅合法律实证主义与效益主义，居中调停两造。
穗积陈重曾言：“难解的法文是专制的表现，平易的法文是民权的保障”。只要法律是国民的权利和自由的保障，这在任何时候都比国民读法律条文更为重要，理解那些都是必须的。国民阅读却无法理解，不是为了国民，而是维护权力的方式，这不是法律所应有的形象。
在《大日本帝国宪法》发布施行后的1891年（明治24年），沙皇俄国皇太子（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访日途中，在大津遭遇担任沿途警戒的日本巡警津田三藏行刺未遂，即“大津事件”。日本政府决定以“大逆罪”罪名处决罪犯津田三藏，承担国际法上政府责任，外交上息事宁人。穗积陈重的同乡出身的老前辈、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向穗积征求意见时，穗积陈重建言“即使在外国，除非是战败国，没有自国的法律弯曲的先例”并言“在与政府的对决中应坚持自己的主张赢得胜利”。他指出必须有守护法治主义的姿态。穗积陈重以此激励儿岛反对犯人死刑论，在审判和定罪量刑的过程中抵制行政干预，倡导司法独立，传播三权分立的意识。 1893年（明治26年）9月21日补帝国大学法科大学学长，同时还担当法理学讲座主讲人。同年11月29日任外交官及领事官试验委员。1894年（明治27年）3月31日——1902年（明治35年）3月31日任法典调查会委员，同年5月24日任文官高等试验常任委员。1895年（明治28年）10月12日免法科大学学长。1896年（明治29年）4月22日当选东京学士会院（仿法兰西学院设置）会员（院士）。1897年（明治30年）4月22日，帝国大学改称东京帝国大学，仍任教授。同年8月28日升叙高等官一等。1899年（明治32年）2月当选法学博士会会长。同年5月1日赴意大利罗马出席第十二届万国东洋学会并赴欧美各国考察。1901年（明治34年）9月28日——12月2日任外交官及领事官试验临时委员长。1903年（明治36年）6月1日——1904年（明治37年）3月29日任教员检定委员会临时委员。1906年（明治39年）7月12日任帝国学士院第一部长，学士院会员按专门研究的领域分为不同学部，也就是学部制，第一部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部。1906年（明治39年）——1919年（大正8年）任国家学会评议员长。
1912年（明治45年）3月4日，穗积陈重因病不堪教务，辞去了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的职务，改授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回归故乡。1915年（大正4年）12月1日依功勋特旨叙男爵爵位，列入华族。1916年（大正5年）1月26日任枢密院顾问官。1916年（大正5年）10月20日——1925年（大正14年）10月12日任帝国学士院院长，登上日本学术界最高地位。1918年（大正7年）10月26日任常设仲裁裁判所裁判官。1919年（大正8年）7月9日——1925年（大正14年）3月31日任临时法制审议会总裁。1924年（大正13年）4月15日——1925年（大正14年）12月3日任文政审议会委员。1925年（大正14年）3月30日——1925年（大正14年）10月1日任枢密院副议长，1925年（大正14年）10月1日任枢密院议长，成为国之重臣，位列宫中席次第一阶第三席。1925年（大正14年）10月10日补议定官。1926年（大正15年）4月8日在枢相任内病逝，享年71岁（虚岁72岁）。

⑤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有什么区别

1、法的渊源不同：

大陆法系正式的法的渊源只是制定法；英美法系专制定法和判例法都属是正式的法的渊源。

2、法典编纂的不同：

大陆法系一般采用法典形式；英美法系往往是单行法律、法规。

3、在适用法律的技术方面不同：

在大陆法系，法官审理案件，首先考虑制定法如何规定，然后按照有关规定和案情作出判决；英美法系的法官则首先考虑以前类似的判例，将本案的事实与以前的案件事实比较后概括出可以适用于本案的法律规则。

4、定义不同：

英美法系亦称“普通法系”、“英国法系”、“判例法系”。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大陆法系是指欧洲大陆上源于罗马法、以1804 年《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各国法律，所以大陆法系也称罗马法系或民法法系。

⑥ 穗积陈重的亲属·家庭

穗积陈重的岳父是号称“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子爵。哥哥穗积重颖是宇和岛藩藩主伊达侯爵家家令，后任第一国立银行（今瑞穗银行）行长。弟弟穗积八束是著名的宪法学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讲授宪法学、国法学和行政法学，倡导国权学派，强硬主张天皇绝对主义宪法论（天皇主权说）。
穗积陈重的妻子是涩泽荣一的长女歌子，育有三子三女。
长子穗积重远是著名法学家、“日本家族法之父”，历任东大教授·法学部长、最高裁判所判事等职。三子穗积真六郎，曾任朝鲜总督府殖产局长，是朝鲜半岛“产业革命”的总指挥。
大女婿涩泽元治（涩泽荣一的侄子）是电气工程学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工学部长、名誉教授、名古屋帝国大学初代总长。二女婿石黑忠笃（日本军医之父石黑忠悳子爵长子）是官僚、政治家，历任农林大臣、农商大臣、贵族院议员、参议院议员，被誉为日本的“农政之神”。三女婿市河三喜是英语学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名誉教授。
长孙穗积重行是西洋史学家、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大东文化大学学长，专攻近代英国史。

⑦ 穗积陈重的贡献

穗积陈重是日本著名的学贯东西、博古通今的资深法学大家，日本近代法律的主要奠基人，一生成就颇丰。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首先，他创造了日文汉字“法理学”（源自德文Rechtsphilosophie，原译“法论”、“法哲学”），创立了法理学这一学科，这不仅对日本法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中国人引入西方法理学开辟了道路。中国最早的法理学的名称和内容，也来自穗积陈重等日本学者的成果。
其次，倡导和传播了资产阶级法学观，他把狄骥等法国自由法学派法学家的理论引入了日本。
再次，于1884年系统地提出了法律进化论的思想，他认为世界上的法律制度，一般可以分为五大族：印度法、支那法、伊斯兰法（回回法）、英国法和罗马法；1904年，他又在原先五大法族基础上，增补了斯拉夫法和日耳曼法，从而划分为七大法系。穗积陈重于1924-1927年著成的《法律进化论》，更是其代表著作。
最后，穗积陈重参与了明治民法典的编纂工作，虽然当时法典调查会由伊藤博文任总裁，穗积陈重和富井政章、梅谦次郎任主查委员，但其核心人物无疑是穗积陈重。在该部民法典中深深地烙下了穗积陈重关于公民权利、婚姻家庭进化的观点。可以说，穗积陈重的血和民法典一起融入到日本整个近代法律文化之中。

⑧ 召唤法理学方面的强人。什么是“法律进化论”呀

法律进化论可在两种意义上理解。
其一是指的一本书，即日本学者穗积陈重的《法律进化论》，中文版2003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但仔细读过这本书可以发现，穗积陈重所谓的进化事实上与达尔文进化论意义上的进化并无多大关联，他是在隐喻的层面使用“进化”一词的。
其二是指关于法律演变的一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代表学者有斯宾塞、哈耶克和霍姆斯等人。这方面的中文文献可参考刘春兴等人的文章，即前面提到的《当法学与进化生物学相遇——进化法理学的兴起与展望》，以及现在在人民大学法学院就读的陶菁的文章。

⑨ 中国从清末到现在的法律的主要变化过程是什么

从无系统到有系抄统，由人袭治缓慢向法治转变。
清末以沈家本、杨廷芳为主的法治派和礼学派有争论。
临时宪法大纲只作用了很短一段时间，被袁世凯改了两次。
后来军阀割据，也立了几个法。
革命根据地主要以土地立法为主。
建国前以人民政协宣言代替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