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金融立法

⑴ 我国当前金融立法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金融海啸与救市成本 美国众议院终于通过了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但这个方案已不是7000亿美元了，而是加码成了8500亿美元。上星期众议院第一次投票否决了7000亿美元方案后，白宫将此方案作了修改，加码1500亿美元再送到参议院表决，获得大比例通过后再送到众议院表决，所增加的1500亿美元是向老百姓派糖，果然获得了参众两院的支持，因为7000亿美元只是用来购买华尔街的不良资产，老百姓分不到甜头，自然有部分议员不高兴。现在争取到的1500亿美元派糖给选民，议员们就改变了初衷，投票赞成了。布什为什么不早点想到“派糖”的方案，导致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被众议院否决，致使道指狂跌777点。 上周五85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通过前，道指回升了300多点，通过后，反而急转直下，收市时下跌了157点，振幅近500点。 大家期待的救市方案获得通过，美国股市反而大跌，这可理解为趁利好消息出货，也可以解释为市场担心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救不了市。 受美股下跌的影响，昨天亚太股市全面下跌且跌幅都很大，恒指跌了879点，跌幅约为5％。众多下跌股市中也包括黄金周之后的内地股市，昨天上证指数跌了5％以上，跌幅超过港股，或许这是继上周周边股市大跌后的补跌。昨天内地股市在政府救市之后第一次大调整，政府是在上证指数最低跌至1802点时出手的，大盘很快反弹了近500点，昨天的下跌可看作是正常的调整。 7000亿美元肯定不够，但作用也不小，而且也可以说是对症下药。目前全球金融海啸，归根寻源，是最原始的按揭抵押证券出了事，投资银行将这些按揭抵押证券层层包装，通过杠杆不断放大，终于演变成金融海啸。现在，7000亿美元主要是用来购买这些按揭抵押证券，期望能使市场对这些按揭抵押证券所衍生的产品重树信心。 此外，新方案将银行存款的保险额由10万美元提高到25万美元，可以避免银行出现挤兑现象。25万美元不是小数目，可以保障绝大多数存户的利益，令这些存户不致一有风吹草动就到银行排队提款。救市方案通过后，美国财长还得进一步制订收购这些不良资产的方法和价格，这才是关键所在。价格太低，银行只能得到一些残渣；价格太高，7000亿美元肯定不够用。--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考验着全球经济，也考验着中国PE的发展。业内人士在日前举行的“PE北京论坛”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PE市场发展前景依然广阔，在国际市场不好的时候，可能正是我国PE快速发展的时机，要抓住金融动荡中的机会。 发展方兴未艾 北京PE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产权交易所总裁熊焰指出，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中国市场的高成长吸引了大批外国股权投资基金来中国投资，中国已成为全球股权投资基金增速最快的国家。同时，随着中国民间资本的成长和政策法规环境的不断完善，人民币股权投资基金也蓬勃发展起来。推荐阅读

⑵ 如何理解在我国金融立法权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首先、要减少政府采取干预政策时获得的收益。在中央政府层面：建议完善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相匹配的制度减少政府因财力不足而干预金融的情况，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划清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做到财权与事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建议国家应允许条件较为成熟的地区，放行地方政府债券，为地方政府开辟合法的融资渠道，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的庞大资金需求；建议解决我国司法独立方面存在的问题，防止地方政府权力过大，责任不足造成的过度干预司法的行为，同时提高金融机构通过法律程序追回不良贷款的效率。金融机构方面：强化自身造血功能，完善内部控制及纠错机制，提高抗干扰能力，确保系统规范、顺畅和高效运转。地方政府方面：改变官员政绩考核机制，由原先的单一的以GDP增长为基础的晋升激励转向对社会公正、民众福利、环境保护等综合指标考核的激励机制，如将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作为政府工作重点之一，列入政绩考核指标。

其次、要减少不良贷款损失。在中央政府层面：应建设和完善以政府诚信为核心，面向企业、个人、覆盖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的社会诚信体系；应完善以投资担保公司为主体的信用担保体系。地方政府方面：要凭借天然公权力，借助当地的公检法体系，支持金融机构依法维护金融债权工作，加大对金融机构在债权保全、资产接收、资产处置等环节的政策支持，敦促有关部门简化手续，减免税率，积极支持金融机构盘活不良贷款，减轻其在追债过程中耗费的时间和人力成本；要加强对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杜绝地方政府自身违规或变相提供担保、帮助企业逃废债务等行为。金融机构方面：应积极引入社会信用体系及定期维护，引入信息挖掘技术，扩大信贷征信系统信用信息范围和含量，进一步提升系统的信用预警作用，为银行防范信贷风险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应积极探索小额贷款管理办法；行业协会应定期组织信贷风险评价经验交流，通过相互交流信贷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趋势，从信贷全过程监控角度探讨降低不良贷款率的方法。

再次、要减少政府在改善金融环境上的投资并提高通过金融生态环境给金融机构带来的收益。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减少并非指纯粹的投资额度上的减少，而是“同时”，即改善金融环境应注重效率，由麦金农提出的金融抑制理论，缓解金融抑制的基础是政府首先需要有稳定的财政能力，由于政府本身资金并不充裕，因此改善金融环境的资金并非越多越好，而应注重效率，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加强政府与金融机构间的沟通走访，促进信息交换，改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从而提高投资效率；政府应多引进金融咨询服务业，了解如何有效率的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满足金融机构的长期经营发展需求；改善金融环境，吸引辖区外金融资源进入辖区投资，促进金融集聚区的形成。金融机构方面：加大对地方政府中心工作和经济工作的研究的投入，创新金融产品，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加强行业分类管理，防止同质化恶性竞争。

最后、提高地方政府以及金融机构均采取合作策略时获得的超额收益。中央政府方面：应放宽地方金融准入控制权，调动地方政府发展金融的积极性，更好地满足中小企业以及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要求，从而形成良性互动。地方政府方面：提高政府行政运作透明度，完善市场公平竞争制度建设；强化政府的服务功能，通过调查了解当地优势产业发展情况以及发展需求，有针对地推出相关政策，加强产业、研究所、高校、金融机构间的联系，培育市场为主体的金融资本配置制度，从而提高信息披露程度和降低信息搜集成本；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共同培育符合我国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的多元化金融市场，扩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渠道，减少地方政府改革压力和成本，同时也让民间资本有偿承担金融风险，从而建立起多元化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金融组织结构。金融机构方面：积极主动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创新重大项目的信贷方式和管理方法，实行跟踪管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提供有效服务；提高金融企业经营状况信息透明度，善于引用研究所、高校对当地产业和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研究成果，更好的契合当地产业、企业的需求，服务于当地实体经济发展。

⑶ 金融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五个

金融法原则：
（一）统一管理金融、实行管理和经营分离、加强和完善国家金融宏观调控职能的原则 统一管理金融是指国家对金融事业实行统一的政策和法律、法令管理，由人民银行统管全局，制定统一的货币金融政策，对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外资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设置、审批、业务开展以及金融市场实行严格的监管，不受其他政府机关、经济组织和个人的非法干涉。 管理金融和经营金融业务分离的原则，是政企职责分开在金融领域内的具体化。其内容是指人民银行不再一身兼有管理金融和从事一般金融业务(商业性金融业务)的双重职能，而改由人民银行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方针和金融规章，执行金融监管的国家机关的职能。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法律、法规和统一的金融方针政策允许范围内开展金融业务活动，享有经营自主权，而不再行使金融管理方面的职能。 加强和完善国家金融宏观调整职能的原则，要求明确人民银行的法律地位、增强其权威性。同时，要改善人民银行货币调控手段，尽量少用或不用行政办法，而用间接的、经济的、法律的方法(如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等)来调控金融，以实现宏观管理的目的。
(二)在稳定币值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则 经济增长、币值稳定是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一国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我国中央银行法也把“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明定为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从而使其成为我国金融法的重要原则。 要稳定币值，就必须贯彻货币制度独立、统一的方针，执行经济发行的原则。货币制度的独立是指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与其他政策相对独立，货币的发行必须与财政发行、政府信用分开，即财政部门不得向人民银行透支，人民银行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贷款。统一是指货币的发行与管理要统一由人民银行负责，其他银行非依法律规定或特别批准不得发行任何形式的银行券。稳定货币是与经济发行相联系的，是指货币的发行只能是满足生产和流通的正常需要，使货币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保持平衡，从而保证货币币值的稳定，防止通货膨胀。 促进经济增长，要求货币的发行、金融活动的开展、金融监管与调控的进行要有利于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使之保持较快的、平稳的发展势头。 这个原则，归根到底是要保持货币的稳定，是在稳定币值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三)政策性金融业务与商业性金融业务相分离，专业银行商业化，开展适度的金融竞争的原则 银行是经营货币业务的特种企业，它也应以盈利为目的，按照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的经营原则进行商业化经营，这样，才能做到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但我国的国有专业银行长期以来肩负着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的双重任务，而且业务分工严密，缺乏竞争机制，致使货币资金使用效益低下，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的经营目标都很难真正实现。虽然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四大专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分工有所突破和交叉，但专业银行运营机制并未彻底改观。因此，我国的金融立法要完善财政投融资体制，创建和完善政策性银行及其他政策性金融机构，专营政策性金融业务。各国有专业银行在政策性银行业务分离出去之后，要明晰产权，业务交叉，综合发展，开展适度金融业务竞争，以实现商业化经营的目标。
(四)完善金融市场，提高资金运营效益，保护投资者(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金融市场是融通资金、买卖有价证券的场所。金融市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多种分类，但一般分为货币市场(包括同业拆借市场、票据贴现市场、回购市场和短期外汇市场等)、资本市场(长期信用工具的发行市场与流通市场，如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期货市场和长期外汇市场)等。只有通过金融立法建立起规范有序的金融市场，使货币的收付、汇兑、结算、信贷等活动迅速、及时、准确，才能加速资金的横向流动和循环，提高融资的可选择性和有效性。同时，也只有建立起完善的金融市场，公开信息披露，防止内幕交易、欺诈等不法行为，广大投资者(债权人)的利益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
(五)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原则 金融业是从事货币资金融通的特种行业，是时刻面临多种类型风险威胁的高风险行业。

⑷ 当今世界各国金融立法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金融衍生工具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
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构成金融不稳定的必要条件，但它往往要在外部冲击的作用下才会显示出来。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创新与发展，国际游资与对冲基金正在寻找投资与投机的机会，对冲基金与国际游资的狙击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外因。
从1996年起，泰铢开始摇摇欲坠。由于房地产业的过度投机，造成许多金融机构面临破产的危险。泰国的房地产和股票价格已开始暴跌，经济的基本面迅速恶化，增加了市场对钉住汇率制能否维持的担心。泰国对于本币泰铢的出境几乎不加限制，曼谷国际银行业务设施的疏漏也为投机者提供了便利，而对于非居民在泰国开立的泰铢账户也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状态。1997年1月下旬和2月初，泰铢再次受到影响。1997年3月4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住房贷款公司的资产质量有问题，资本金不足，要求增加资本金和提高呆账备付金率从100％提高到115％-l20％，并命令金 融系统在未来两年内将备付金增加到500亿泰铢。尽管泰国中央银行的初衷是稳定金融市场，增强人们的信心。但是结果产生了负面效应，人们担心中央银行的这一措施出台将使财务公司和金融机构的资金周转更困难，投资者推测泰国的金融体系可能出现了更深层次问题的预兆，从而引发挤兑风潮和证券市场的价格剧烈波动。
对冲基金发动对泰铢的狙击战，首先要囤积大量的泰铢可供抛售，因此，对冲基金的基金经理必须暗中购买、囤积大量的泰铢。泰铢囤积的主要来源渠道有：从当地银行贷款；从离岸金融市场融资；出售当地资产；从当地的股票托管机构借人股票并卖空，以换取泰铢等。由于泰国中央银行的货币监控系统落后，致使泰国政府无法及时了解泰铢交易中出现的异常现象。对冲基金除了购买泰铢之外，在狙击过程中，还通过泰国银行在海外金融市场的分支行和曼谷国际银行业务，以及泰国境内的非居民账户 借人大量泰铢，其中包括一些杠杆率很低的远期合约，来自上述各方面的泰铢即构成了对冲基金发动狙击的武器。当完成囤积了大量泰铢时，便向外汇现货市场迅速高价大量抛售，换购美元。 由于对信息不充分的和缺乏了解的条件下，投资者很难对市场未来的不确定性作出合理的预期，往往是通过观察周围人群的行为而提取信息，在这种信息的不断传递中，许多人的信息将大致相同且彼此强化，从而产生从众行为，即所谓“羊群效应”(Herd Effect)。“羊群效应”是由个人理性行为导致的集体的非理性行为的一种非线性机制。 由于“羊群效应”，泰国的企业、外资机构和中小投资者会纷纷效仿，加之对冲基金在泰国国内市场和离岸市场借助现货交易与远期交易陆续抛出泰铢，泰铢势必会大幅贬值。待狙击见效，泰铢市场汇率剧烈下跌后，对冲基金再以美元等外币以低价位买入泰铢归还贷款，买人股票归还股票托管机构。在经济不佳的情况下，这种排山倒海的抛售引起市场恐慌，带动众多中小散户加入抛售行列，加剧了泰铢汇率猛烈向下波动。
1993年年底，泰国金融市场的期权、期货的日交易额就达6亿美元，随着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泰国的金融衍生工具发展迅速，至1996年底，泰国金融市场已有包括货币期权、货币期货、国债期权、国债期货、利率期权等在内的多种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其日交易额高达20亿美元。一定程度上为对冲基金在泰国利用金融衍生工具交易进行狙击战提供了市场条件。
对冲基金发动对泰铢的狙击战的另一策略是，在远期外汇市场利用远期合约借助于银行制造泰铢贬值的压力。对冲基金与银行签订大量的远期合约，卖出泰铢。银行接到卖出的泰铢远期合约时，为了规避汇率风险，银行通常采取对冲保值措施，立即出售泰铢现货来兑换美元，货币市场中的供求关系的改变造成泰铢出现贬值的压力。待泰铢贬值后，对冲基金的基金经理可以在空头远期合约到期前在签订一个到期日相同、金额相同、方向相反的多头远期合约作对冲。或者按照空头远期合约交割，对冲基金则利用空头泰铢远期合约、看跌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获得中间的汇率差。
1997年5月，对冲基金和其他国际游资利用大量短期货币资本在泰国进行套利，泰国泰铢被大量沽空，泰铢受到强大的贬值压力，泰国中央银行为了控制资本的恐慌性外流，使金融市场恢复均衡，采取了多项抵御措施：一是实施资本和汇兑管制，泰国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抛出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大量购进泰铢，以保持泰铢与美元的固定汇率。控制向外国投机者的信贷提供(Credit ProVision)； 二是采取利率防卫(Interest Rate Defense)，大幅度调高了隔夜拆借利率(0ver Night Rate)，通过提高交易成本打击对冲基金及其他投机者的筹资成本与交易成本，抑制投机者的攻击，进而抑制对本国资产的恐慌性抛售投机者的空头仓位，三是对即期和远期市场进行大量干预，以缓解泰铢的贬值压力。然而这些应急措施均奏效甚微。
泰国中央银行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市场，干预市场使泰国的外汇储备从1996年末的377亿美元降到1997年5月的333亿美元，而在333亿美元中，234亿美元是泰国央行在保卫泰铢中买进的在未来12个月要支付的远期合约。实际上，泰国的外汇储备已不足100亿美元，而对冲基金和国际游资则利用外汇远期市场的杠杆效应和交割滞后的特点，迫使泰国中央银行无力实施市场干预。
据估计1997年5月的攻击中，投机者至少投入了1 700亿泰铢，从而形成了巨大的抛售压力。受泰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的限制，泰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规模与对冲基金和其他游资规模相比可谓是杯水车薪。干预造成泰国外汇储备的大量损失，泰国当局在外汇储备几乎枯竭的情况下，于1997年7月2日，宣布泰铢被迫放弃自1984年以来已实行了14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o 1998年1月12日，泰铢对美元已贬值至56．5泰铢兑1美元，贬值幅度深达约55％左右。
采用提高短期利率，收紧银根的措施也未能凑效。利率防卫同时将使业已脆弱的泰国国内经济不堪重负，造成的负面效应极大。由于利率预期的作用，理性的投资者往往认为过高的利率水平可能是权宜之计，不可能维持太久，使中央银行的政策干预的可信度下降，并且会诱发股市和股指期货的投机性冲击 泰国当局试图通过“分割”(Split)国内货币市场的方法创造出一种“双层体系”(TWO-tier System)，以保护非投机性的信贷需求，这使离岸市场利率发生暴涨，最高上升到1 300％(1MF，1998)o但境内利率(0n-shore Rate)与离岸利率(Off-shore rate)之间的巨大差异导致了套利活动的源源不断。此外，利率的升高造成股票市场的大幅下跌，而对冲基金此前早巳将股票抛空，对冲基金可以利用利率的上升做互换交易，并在股市中投机获利。
对冲基金和投机者可能把在股市和股指期货上的获利的资金在兑换成外汇，进一步加大泰铢贬值的压力。同时在泰铢大幅贬值后，对冲基金的基金经理可以趁低价以美元购回泰铢，用来归 还泰铢借款和利息。 莫顿•米勒尤其反对使用提高短期利率，收紧银根的措施，并认为是泰国央行无法防卫泰铢的第一个失误：“企图通过提高利率和紧缩市场流动脚来打击国际投机。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吸引外资(尤其是美元)，打击国际投机势力的最有效方法。因为，炒家通常借人当地货币卖空，如果利率提高的话，那些炒家的成本就会提高。有时利率提高1倍甚至10倍，看上去他们的投机成本高得可怕。但事实上，只要货币稍微一贬值，卖空者就大有赚头。如果货币贬值50％甚至60％的话，卖空者的利润会更加丰厚。由此看来，提高利率非但不能打击投机势力，而且会让远期货币交易市场上卖空者盈利颇丰。同时，提高利率带来的货币贬值对本国居民的打击更大。在危机不断恶化之时，泰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7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172亿美元的紧急贷款，但其附带条件是泰国政府必须实施一系列经济改革计划。经济改革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利用中期援助贷款充实外汇储备；削减整体经济的开支(包括公共部分与私人部分的开支)，缩小经常项目赤字；重组金融体系，清理有问题贷款和私营部分的巨额债务；推行开发政策，引进并利用外资以解决财务问题”.

⑸ 中国哪一年是金融立法年，为什么被称为金融立法年

您好，1995年是金融立法年。
理由：1995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颁布了“五法一内决定”:《中国人民银行法》、《容商业银行法》、《担保法》、《票据法》、《保险法》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五部金融方面的、成文配套的法律，因而1995年被称为“金融立法年”。

⑹ 什么是金融法金融又包括哪些法律

金融法是调整金融关系的法律总称。
在我国没有以“金融法”来命名的内单独的某个法律容。涉及金融类的具体法律，通常用它涉及的金融行业的名称来命名。例如，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等。目前，我国已经颁布的金融法律与法规相当多，截止到2000年底，由全国人大颁布的金融法律有1部，即中国人民银行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金融法律8部，包括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票据法、担保法等。由国务院颁布的金融法规142部。由国务院各机构颁布的金融类规章3523部。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金融类司法解释39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8部。上述总计3721部。上述的金融法律、法规等都是具体的规范，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直接调整金融关系。

⑺ 北京地方金融监管条例要来了吗

备受关注的地方金融监管立法工作，在北京方面有了新的动向。据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官网近日披露，为做好制定《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管条例》的立项论证工作，北京市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财经办副主任成燕红带队赴朝阳区开展调研。据悉，与会的多方代表，围绕市和区监管权限以及责任划分等项重点内容，进行了座谈交流。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办副主任路海滨、市金融监管局副局长郝刚、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办经济处、法制办法规四处、朝阳区金融服务办公室、部分典当行、小贷公司的代表，参加了本次于10月24日举办的多方调研座谈会。
成燕红指出，财经办目前根据北京市政府报送的立项报告，开展立项论证相关调研及征求意见工作，重点将对地方立法的适用范围、目标要求、监管框架等进行论证，对不同监管主体权责、赋予金融监管手段、提高监管能力、明确风险防范处置措施、维护金融稳定等重点问题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抓紧推进立项论证的各项工作。
座谈中，相关企业代表介绍了本行业业务开展主要情况，重点结合本领域经营活动和金融风险特点，对需要通过地方立法解决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建议。
朝阳区金融办汇报了辖区金融行业发展现状，金融监管和风险处置基本情况，以及对地方立法的相关意见建议。
据了解，与会人员围绕监管部门在防范风险、处置责任、净化市场等方面的有效措施和手段；加强和改进金融管理服务；市和区监管权限以及责任划分等重点内容进行了现场交流。
虽然《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管条例》目前尚未正式出台，但是，相关部门的推进工作一直在进行中。
2018年12月5日，北京市副市长殷勇在“2018北京金融安全论坛”上，就下一步履行好地方金融监管主体责任、加大重要领域风险整治力度，提出了五点要求。其中，殷勇强调，要加快地方金融监管立法，夯实地方金融监管法律基础，将处置金融风险过程中好的经验与做法，及时加以固化。
据《法制日报》报道，今年3月，北京市人大财经办、法制办赴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进行调研，按照2019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对制定《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立项论证。
其他省市方面，2019年一年之内已有两省市的地方金融监管条例正式落地，分别为《四川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天津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这两部地方金融监管条例，均已于今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
其中，根据《天津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违规机构不仅面对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开出的最高近百万元罚单，严重者还将被依法取缔。
关于地方金融条例，颁布施行最早的省份当数山东省。2016年3月30日，《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经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自2016年7月1日起施行，已施行3年有余。

⑻ 金融监管“央地协同”格局加速形成

地方金融监管再强化。近日，上海、广东、陕西、四川、内蒙古、江苏、江西等地相继宣布成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中央和地方在金融监管、风险处置、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协作。《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这一机制还将陆续在其他省份落地，下一步，监管部门将抓紧建立健全协调机制的各项细化措施，一系列配套制度酝酿出台。

业内人士表示，协调机制的建立，将增强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一致性，助推金融防风险和深化金融改革等工作更好地落实。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协调机制的建立有助于加强央地政策合力，全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随着央地金融监管协调性增强，地方金融监管自身体制机制建设也在不断完善。目前，多地已颁布地方金融监管条例，更多地方金融监管立法正加快推进。

地方协调机制密集落地

3月12日，上海、江西、陕西、四川宣布成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此前，这一机制已在内蒙古、江苏、广东等地陆续建立。据悉，其他省份的协调机制也在规划建设中。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协调机制定位于指导和协调，主要通过加强统筹协调，推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金融委有关部署。社科院金融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疫情暴发后，需要各地集中力量办大事，协调处理各种问题，在此背景下，建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意义更为重大。

据央行成都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严宝玉介绍，四川协调机制将着力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完善配套政策方案，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上海方面表示，将充分发挥协调机制作用，重点促进落实中央部门关于强化金融支持疫情防控的相关通知，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和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金融服务保障。

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今年年初发文称，将在各省（区、市）建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加强中央和地方在金融监管、风险处置、信息共享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协作。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提升央地监管协调性，一直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着力点。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主要解决金融监管的横向协调，弥补分业监管的不足。但我国尚未建立纵向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中央与地方在实践中易出现两相割裂的监管空间，并可能导致监管政策落实难、服务地方协同难等问题。随着协调机制落地，这一问题有望逐步得到解决。

金融监管协同不断强化

业内人士表示，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的建立，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客观需要，将进一步压实地方风险处置责任，防范辖内重大金融风险生成。

“近年来，出于有效应对地方金融快速扩张和金融风险渐进暴露局面的考虑，我国逐渐将地方金融监管职能及风险处置责任交由地方政府承担。”董希淼表示，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地方政府要在坚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权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统一规则，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2018年开始，部分地方政府将金融办（局）升格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我国地方政府金融管理模式初具雏形。

今年以来，多个金融监管部门密集部署，进一步加强地方金融风险防范。2020年央行工作会议提出，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压实地方政府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银保监会2020年全国工作会议表示，将继续努力配合地方政府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化解隐性债务风险。

尹振涛指出，目前来看，地方金融监管的短板突出表现在监管能力较弱和监管经验不足。地方金融监管的职能较为复杂，所监管的机构体量较小且较为分散，也给地方防风险工作带来了较大挑战。协调机制的建立，将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的协调和分工，帮助地方提升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随着协调机制落地，地方层面下一步将着力提升协调监管能力，防范辖内重大金融风险生成。上海提出，协调机制将重点构建市重大金融风险排查常态化工作机制，加强对上海地区金融风险及处置情况的监测、跟踪和摸排。江苏提出，将集中力量处置个别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央地双层金融监管协同不断强化，地方金融监管自身体制机制也在不断完善。目前，山东、河北、四川、天津等地已颁布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北京、上海等更多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也在酝酿中。业内指出，地方金融监管立法的推进，对于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乃至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相关配套制度酝酿出台

业内专家指出，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是全新的金融监管机制设计，未来还需逐步健全相关配套制度，细化工作措施，才能发挥协调机制的更大价值。

董希淼表示，不少地方政府已有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与省级政府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如何互相支持配合，未来是一个挑战。在同一个行政区域内，金融工作同时存在两套协调机制，可能导致协调机制不“协调”。建议尽快统一到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上来，以真正实现央地协调、部门协作“1+1>2”的效应。

尹振涛指出，金融委属于一个顶层的金融稳定机制，这种机制如何贯彻到地方，还需要继续明确相关日常管理制度。具体而言，制度化表现在要有固定的部门、人员以及完善的规章制度、问责机制和考核机制等。

央行表示，下一步，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将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共同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陕西提出，监管协调机制的建立和正式运行，为各监管单位加强协调、凝聚合力搭建了平台，在出台工作规则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建立会议制度、信息共享制度、联络员制度等工作制度。上海也表示，将抓紧建立健全协调机制的相关配套制度。

⑼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的金融法的主要内容

（一）金融监管法的主要内容
1、关于金融市场准入问题
政府金融主管部门规定设立金融机构的标准，也称为金融市场的准入资格。由于金融市场风险较大，而且属于系统性风险，各国政府对金融市场准入资格，都进行严格审查，都规定了较高的准入资格。
我国的金融市场准入资格，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又是比较高的。例如，设立商业银行的条件有5项：有符合商业银行法和公司法规定的章程；有符合商业银行法规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有具备任职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的董事（行长）、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与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其中，注册资本要求的最低限额为10亿元人民币。城市合作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亿元人民币。相比之下，外国商业银行注册资本最低要求是我国规定的40%或者更低。
在我国，设立证券公司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审查批准，设立综合类证券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5亿元人民币，设立经纪类证券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
在我国，设立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批准，它的自有资金应该不少于2亿元人民币。在我国，设立保险公司需要经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保险公司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额为人民币2亿元。
如果将上述条件与其他非金融公司相比，其他公司设立条件要低得多。例如，在我国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只需要2人以上50人以下的股东参加，最低注册资本，根据公司经营行业不同，分别为（咨询、服务业）10万元、（商业零售业）30万元和（生产经营业）50万元不等。还没有超过100万的要求，但是，金融机构最低限额也要5000万或者1亿元人民币，可见两类公司准入条件差别之大。
我国的市场准入对外资金融机构还有特殊规定：在我国设立外资银行、合资银行需要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其最低注册资本额为3亿元人民币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外资财务公司、合资财务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为2亿元人民币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外国银行在我国设立分行时，也要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该外国总行在提出申请前1年年末的总资产不得少于200亿美元，同时，它要无偿拨给不少于1亿元人民币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作为设在中国境内分行的营运资金。
除了上述注册资本要求之外，准入审查还包括，审查申请设立金融机构者的产权结构、经营计划、经营制度、内部组织结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申请设立金融机构者的财务状况与经营前景预测、审查申请人关联公司情况以及业务并表情况。在批准设立金融机构后，还要审查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股权转让情况、重大投资与收购情况等。
不但我国金融主管机构严格审查准入资格，而且，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建立的国际银行监管机构“巴塞尔协会”也在其《核心原则》（1997年9月）中，提出了相似的审查要求。
2、金融机构经营范围问题
金融机构允许在什么范围内开展业务也是法律要规定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规定的经营范围越大，金融机构获利的机会就越大，同时，风险也越大。反之，金融经营的范围越窄，金融机构获利的机会也越小，风险也相应减少。
国际金融领域，一直有“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两种模式。欧洲大陆国家的金融机构，多采取混业经营模式。美国从1933年格拉斯．迪格尔法案颁布后，采取分业经营模式。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法和证券法的规定，我国采取分业经营的模式。
1986年，英国开始金融体制改革，将金融监管机构合并为一个机构，金融机构业务可以混业经营。
1996年日本效仿英国，提出了日本版本的金融体制改革，其中也包括混业经营的改革。日本金融改革法案，在2000年1月1日开始陆续施行。
1999年11月，美国克林顿总统签署《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将实行了66年之久的格拉斯．迪格尔法废除。新法案放弃了分业经营限制，允许金融业的混业经营。
我国目前还是采取金融业分业经营的国家。例如，我国商业银行经营范围还限于传统业务，而不允许经营证券投资与信托业务。我国对经营范围的限制是非常严格的：“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的不动产。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
同样，证券公司的经营范围也是按照分业经营来制定的。我国证券公司分为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前者的业务范围比较宽，可经营证券经纪业务、证券自营业务、证券承销业务等。经纪类证券公司只允许专门从事证券经纪业务，不能做自营业务。为了防止其他资金流入证券市场，法律还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同时，法律还规定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控股的企业，不得炒作上市交易的股票”。
目前，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在具体实践中，进行了一些证券市场资金渠道多元化探索，采取了放宽的政策。现在，政府允许保险资金通过证券投资基金的形式，间接进入股市，也允许银行资金通过股票抵押方式，对证券公司提供融资。还允许包括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的资金，通过投资基金的方式，间接进行证券投资。
“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反映出金融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反映出各国政府对金融风险的不同处理哲学：分业经营的哲学是避免风险，而混业经营的哲学是管理风险。如何对待风险，除了政府之外，还要依靠金融机构的自律机制，金融机构监管人员的监管经验，金融市场投资者的理性与成熟程度。分业经营对金融机构的自律机制、监管人员经验、投资者理性程度的要求低一些。而后者的要求条件似乎更高。
我国金融业将来是否能够搞“混业经营”，要看条件是否具备？条件成熟时，再提出改革并不晚。
3、金融机构自律问题
金融资产大部分是以负债形式取得的，在债权意义上金融资产是属于“别人的钱”；这个行业的风险非常大，而且属于系统性的风险，一家金融机构出现问题后，容易引起连锁反应，导致整个金融系统出现危机。所以，金融机构的自律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自律机制表现为三个层次：第一是金融机构内部的自律机制；第二是金融同业之间的自律机制；第三是金融市场中的客户对金融机构的监督机制。
我国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制定本行的业务规则，建立、健全本行的业务管理、现金管理和安全防范制度”。同时，“商业银行应当建立、健全本行对存款、贷款、结算、呆帐等各项情况的稽核、检查制度。商业银行对分支机构应当进行经常性的稽核和检查监督”。
我国证券业组成同业协会，它的职责包括：协助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教育和组织会员执行证券法律、行政法规；制定会员应遵守的规则；监督、检查会员行为，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协会章程的，按照规定给予纪律处分等。
我国商业银行的同业协会是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成立的。证券公司的同业协会、保险业的同业协会也已依法成立。
各种金融机构的同业协会在法律的基础上，制定更为严格的行为守则，并对本行业的营业者的日常经营行为进行监管，以便维护在行业市场上的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
4、存款人和大众投资者保护问题
在金融法律调整的金融交易关系中，法律更多地关注保护存款人或投资人的利益。这是金融法与普通合同法的不同。金融机构更多的是利用“别人的钱”在经营。如果经营失败，而存款人或基金的投资人又没有参与经营，让存款人和基金的投资人再承担责任，显然是过重了。所以，金融法更多地保护存款人和基金投资人。具体表现在：
（1）商业银行法设专章对存款人进行保护。保护的内容主要是：其一，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其二，拒绝法律授权以外对个人储蓄存款查询、冻结、扣划；其三，拒绝法律和法规授权以外，对单位存款查询、冻结、扣划；其四，保证存款本金与利息的支付，不得拖延、拒绝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其五，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商业银行还要向中国人民银行交存存款准备金，留足备付金；其六，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上下限，确定存款利率，并且公告。
（2）证券法也对投资人的利益进行保护。主要内容分为两类，其一，是对证券发行要求信息充分披露与政府主管部门核准及发行后的持续披露。其二，是规定禁止交易行为，保护证券市场上的公平交易。例如，禁止内幕交易行为，禁止通过单独或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禁止与他人串通，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互相进行证券交易或者互相买卖并不持有的证券，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以自己为交易对像，进行不转移所有权的自买自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禁止国家工作人员、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等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严重影响证券交易；禁止证券交易及中介结构从业人员，在证券交易中做出虚假陈述或信息误导；禁止证券公司及从业人员从事法律认定的各种欺诈客户利益的行为等。（二）金融交易法的主要内容
金融市场发展，主要体现在金融交易发展上。金融交易关系从形式上看，属于合同关系的一种。由于这种合同涉及的内容是金融交易，所以，金融法调整金融交易关系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1、对金融市场的宏观调控
金融交易合同，无论是贷款合同，还是证券交易合同，从合同法的角度来看，都是当事人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从金融法的角度来看，金融交易合同不仅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而且，还是受到政府宏观调控的合同。
我们可以举目前正在流行的“个人住房担保贷款”为例子（以下简称“个贷”），来说明政府宏观调控的情况。从1998年开始，我国商业银行开始举办“个人住房担保贷款”。到2000年底，全国商业银行发放的城镇居民住房贷款达3991亿元人民币，占今年新增贷款的40%。
上述表面看，“个贷”是借款人与银行之间的借贷合同关系。但是，这种借贷关系从产生、发展到最终结束，都将受到政府的宏观调控。这种调控在金融法及有关法规中都有规定。
对“个贷”宏观调控开始于1997年，首先是政府转变观念，城市居民住房从非商品化转变为商品化。然后，政府金融主管机关批准商业银行在个别城市，进行“个贷”业务试点。接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项贷款业务，整个房地产市场与金融贷款市场开始被调理好转。全国城市空置5000多万平米房产，以及被房产占压银行大约几千亿元贷款资金，重新流动起来。又间接带动了大约40多个相关行业发展，解决了一批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还为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从“个贷”例子中，可以看到政府宏观调控对金融业和与金融有关的其他行业的影响之大。
2、维护金融市场秩序
由于我国处于资金供不应求的情况，所以，在金融法制允许的范围之外，不时会出现金融市场禁止的情况，例如，在银行领域，出现的资金“体外循环”，“乱集资”，“高息揽存”，“资金地方保护主义”和“抵押执行难”，“暴力抢劫银行现金”，“伤害银行工作人员和保安人员”，“非法制造、贩运假钞假币”，“非法设立假银行”，“伪造银行汇票和印鋻”，“制造假存单”，“伪造信用卡”，等等情况。在外汇管理领域，出现的“外汇黑市”；在证券市场出现的“非法设立证券交易场所进行私下交易”和“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等情况；在保险市场出现的“保险诈骗”等情况。所以，必须加强金融法制建设，降低与预防上述金融领域的违法犯罪现像。为此：一，在金融立法时，就要考虑针对该领域犯罪的解决方案；二，在金融市场各种交易中，事先进行规范性程序设计，采用规范程序与制度建设，辅助技术措施，预防违法与犯罪；三，对金融从业人员，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进行金融法制教育，增强金融法制观念与金融职业操守的自律。
3、建立金融信用机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以信用为基础，信用依靠交易记录来积累与评价。个人在金融支付与结算中的记录，早在100多年前的美国与欧洲的金融市场上，就被业内管理系统作为信用记录与评价的参考因素。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建立完善的金融信用制度十分重要。这种信用关系需要金融法来建立，并加以维护。
4、规范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
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一揽子框架协议中，有服务贸易的一揽子协议（GATS）。服务贸易协议框架中，包括了金融服务贸易协议（FSA）。该协议已于1997年12月13日签署，1999年1月1日生效。现有102个WTO成员国，作出了开放本国金融市场的承诺。
我国在加入WTO后，也面临是否承诺接受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以及开放本国金融服务市场的时间问题。我国金融法律界要加紧研究有关法律文件，比较我国金融业发展情况，预先作好立法准备工作。
我们还面临金融革命的另一挑战，这就是金融电子化与信息化。金融电子化与信息化将对我国传统金融业形成另一冲击。在国际上，金融业电子化与信息化，正在改变着金融机构外在的形式和内在的内容。银行营业门市数量正在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自动提款机（ATM），甚至是安装在笔记本电脑中的网络银行服务系统（ONLINE-BANKING）。
证券交易的网上运行，将股票交易大厅变成了新股上市的仪式场所，实际交易完全可采用“无场所化”运作。“将大户室搬到家里”和使用电话委托买卖证券，基本实现股票交易“无纸化”和“无场所化”。这种电子化与信息科技在金融市场中运用，将金融交易正在转化成为金融信息数据处理。未来的金融机构将演变成为金融数据信息处理与服务公司。
诸如这些变化，必将产生新的法律问题，对我国现有的金融法提出难题。由于我国金融法立法中积累的经验，主要是在“有纸化”和“有场化”金融交易与监管基础上形成的。对于金融电子化与信息化还有待于实践，它将给金融立法带来什么问题，现在还看不清，但是，金融法律界的研究人员应该从现在起，迅速开展研究，准备新的立法设计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