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衰微
1. 什么是神经衰弱
神经衰弱的症状：
1、患者经常感到精力不足、萎靡不振、不能用脑，或脑力迟钝，肢体无力，困倦思睡；特别是工作稍久，即感注意力不能集中，思考困难，工作效率显著减退。
2、患者在阅读书报或收看电视等活动时精神容易兴奋，不由自主地回忆和联想增多。
3、自制力减弱，遇事容易激动；或烦躁易怒，对家里的人发脾气，事后又感到后悔；或易于伤感、落泪。
4、感到头重、头胀、头部紧压感，或颈项僵硬；有的则诉述腰酸背痛或四肢肌肉疼痛。
5、入睡困难、辗转难眠，以致心情烦躁，更难入睡。
2. 西南政法大学怎么样我在福建排924 可以稳上法学了。但听说西政日渐衰落，我该不该上
西政抄的法学本科教育是很不错的，老师们很优秀，课程也很全。但是学校的资金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果去学习的话是很好的，有很好的学习氛围，因为远离嘈杂的中心，可以避免很多的诱惑，好好的读书，其次是学生们的那种敢于挑战权威的精神。研究生教育就不太清楚了哈！它既不是985也不是211。单单从法学的排名是很不错的，但是综合上来说就有待提高了。学法学如果有能力进入北大，人大是很不错的。中政的发展潜力比较大，华政有很大的区位优势，中南财经政法可以一边学习财经类，比较复合，西政的历史传统很好。同时西政的本科法学分很多学院，各个学院名称不同，学的内容是一样的只是在本学院分管的专业方面可能会有一点差异。只是在研究生时有区别。
3. 中国人民大学是怎么一步步衰落的
中国人民大学并没有衰落一说。
所谓有些人认为人民大学衰落，纯粹是一种被不靠谱的大学排名误导而产生的幻觉。写大学排名，多以规模为上，而作为社科类院校的人大因为原来并未开设理工科、医学，而无法在综合排名中显现竞争优势。而这些大学排名虽然毫无科学可言，但却在声誉方面给特色类高校或偏科的高校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让人感觉人大的声誉不如以往。
事实上，从教育部上一轮组织的学科评估看，在28个人文社会科学类一级学科中，人大拥有17个为人文社会科学类一级学科，在本次评估中有13个一级学科排名全国前三，其中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统计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9个学科更是排名第一，稳居人文社会科学类首位。
4. 简述古罗马律师制度的主要特点
摘要 古罗马的律师制度
5. 古典学术衰落表现在哪些方面
主要有下面几方面：
1：文学、史学、哲学等曾在古典文化中放 射出璀璨光芒的领域，在罗马帝国后期迅速走向 衰落。 在文学领域，帝国末期文学的突出特点是异 教思想兴起，现实主义衰退，作品内容空虚，创作 缺乏生命力，文学活动主要是对古代作品进行诠 释，许多作家只是复述或抄袭前人的作品，并无自 己的创见。
在哲学领域，帝国后期盛行新柏拉图主义，它 是古典时代集神秘因素之大成的哲学派别，也是 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个派别，实际是各派哲学的大 杂烩。恩格斯指出：“新柏拉图派的哲学不过是 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和怀疑论派的学说跟柏拉 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内容的荒唐的结 合。”
2：学校和图书馆作为文化传播的基地在文化领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罗马帝国晚 期，随着日尔曼人的大规模入侵，学校逐渐从罗马 世界消失，古典文化传播的渠道被堵塞。正如英 国历史学家菲利普·沃尔夫所言：“就像一株被 挖去了根的植物，罗马文化只能萎缩和枯 死。” 同时，遍及帝国各地的公共和私人图 书馆在 4世纪后半期也大都遭到焚毁，“图书馆 永远像坟墓一样关闭了” 。随着作为文化 传播载体的文化典籍的消失，古典文化的消亡已 不可避免。
3：法学、建筑艺术、工程技术等罗马文化 中堪称有独特创造的领域，在帝国后期仍有发展，如法典的编纂、卡拉卡拉大浴场和君士坦丁大会 堂的建造等。卡拉卡拉皇帝在罗马兴建的大浴 场，在同类工程中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结构最先进，它的废墟至今令人感叹不已。君士坦丁大会堂的废墟在罗马广场的所有建筑遗迹中最为宏伟，以至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崇尚的古典建筑的最高理想就是“把罗马万神庙的圆顶和君士坦丁 大会堂的结构结合起来”。君士坦丁还在拜占庭另建新都君士坦丁堡，竭尽全力再建一个“新罗马”，工程量可谓前所未有。 然而，像一切盛极而衰的文明一样，混乱颓败 的另一面往往就是统治阶级腐化堕落造成的“畸 形繁荣”。
因此总的来看，法学、建筑、工程技术 等罗马文化中曾有伟大创造的领域已开始走下坡 路，法学方面没有创新，建筑艺术趋于程式化与抽 象化，工程技术水平明显退化。
以造型艺术为例，凯旋门曾是罗马人最引以 自豪的纪念性建筑，是罗马人高超的建筑工程技 术与精美的浮雕装饰的完美结合。帝国后期著名 的君士坦丁凯旋门建造的雄伟壮观，表明这一时 期罗马人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成就。但凯旋门上的 精美浮雕大多是借鉴甚至完全照搬帝国前期的纪 念性建筑，而真正由君士坦丁时期的匠师创作的 浮雕则毫无神韵，只是程式化的图解，与帝国初期 的作品相比有天壤之别，表明帝国后期建筑艺术 的退化。虽然君士坦丁想以此炫耀自己的伟大功 绩，显示帝国的强大威力，但那些技艺拙劣、形象呆板、缺乏空间效果的程式化图解却表达了其内 心的空虚。
4：罗马帝国晚期，被视为古典文明之精 髓、由希腊人开创、被罗马人继承发扬的理性与法 制精神逐渐丧失殆尽，罗马人推崇的民主和自由 也因君主制的实行和专制统治的强化而销声 匿迹。 政治混乱和经济崩溃必然带来文化的衰败及 世俗风气的江河日下。一方面，君主制取代元首 制，专制统治不断加强，公民的自由被剥夺，整个 社会走向军事化，致使文化领域失去生机活力，变 得沉闷不堪。另一方面，社会处于混乱无序的状 态：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法制荡然无存，法律秩序 不复存在。从此，罗马人津津乐道的法制精神被 践踏，罗马人原先提倡的人道精神被毁灭，人们完 全失去对古典文化的信心。
与古典学术衰落相关的事件：
* 古亚历山大图书馆被多次焚魂
* 塞拉皮斯神庙图书馆被毁
* 希腊化古埃及女学者希帕提娅被杀害
* 公元539年，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封闭学院，放逐了学院里的科学家
古典学术衰落的主要原因：
1. 古典学术悬浮在社会学的真空中；自由科学过于纯粹，拒绝与实际事物发生联系。
2. 奴隶制的存在，使人民对提高生产力丧失热情。
3. 宗教（基督教）的出现。 反智主义
6. 对中国法律现状的认识和调查
我们绝不能轻视学科研究的目的，学科研究的目的型构着我们的学术理念，我们对法律史的研究正是根据其正当理念和正义理念的发展逻辑而获得。传统的西方法学是通过自然法的理想对其法律史研究进行型构，而传统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史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我们真正试图从法律的路径对中国法律史进行研究时，当我们真正试图从现代法的分类对中国法的历史进行探索时，我们却迷失了路径的切入。建构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法理探寻路径乃是我们当务之急。当前，中国社会正在体验着百年不遇的社会转型，西方法的历史发展表明，“在法律的稳定时期或固化时期，哲理法学家始终是不受欢迎的。然而，在法律的发展时期，哲理法学家极有可能成为领袖人物。” [1]因此，对我们从事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人来说，转型中的社会是一个创造哲理法学家领袖人物的时代。 一、法的历史研究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 所谓历史，不仅是指客观历史——人类的过去，人类的一切活动、创造以及所经历的事件）；更重要的还是指主观历史——人们对自己过去的记述和认识）。由于我们在历史中加人了人类的主观认识，于是就形成了意义、思想。可见，“历史学并不单单是有关过去事件的记录，而且还是------‘有意义的’记录——即把各种事件都联系起来的叙述。于是马上就出现了这一问题，即它们之间被联系起来就蕴涵着有历史思想的性质。” [2]法的历史是由法的理论组成的，没有法的理论就没有法的历史。当中国法的历史被儒家学说型构时，就形成中国传统的伦理法历史。既然法的历史与理论是统一的，那么法律史学和法理学也应是相互影响的。法律史离不开法理学思考，法律史不应该仅是对人类的过去的法制活动、创造以及所经历的事件的记录，而是对法律进步过程的理性探索。法的历史进步乃是一种趋向于法律制度的进步，对这些制度而言，体现的是人类自由理念的展现。这种展现还被认为是与法理学的发展进程相符的，并与我们的学术发展相一致。 法理学是所有法律学科的基础学科，法理学描述了人类自身对法的认识、其所处的法制环境、正确的行为标准、以及对法的理念的必然追求。法理学总是提出法的基本（根本）问题，并试图获得一个建立在可以用理智检验的法的方法论——系统化的程序基础上的解答、或者至少可以继续发展这些基本问题。同时，法理学作为是法律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它主要是对法律史的内容进行整理和系统化处理。当然，这种系统化处理思维包含了法理学思维，这就要求法律史学家必须具有法理学的素养和眼光。庞德认为，“在法理学中，我们被认为是在探寻正义和正当理念的形而上学基础并按照逻辑方法揭示这些理念以达成一个体系。在法律史中，我们被认为是在研究这些理念在历史上的展现过程。法律史被视作是正当理念或正义之理念在立法、司法审判和学术研究中逐渐实现的记载。” [3] 因此，笔者认为，在我们日常的学术认知中，根本没有必要刻意去辨清什么是法的历史与法的理论。回顾法律学术史上的学人与著作，能够留存人们记忆至今的如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萨维尼的《中世纪罗马法史》与《现代罗马法体系》、梅因的《古代法》与《早期制度史讲座文稿》，等等。我们很难说他们应归于法律史学还是法理学，他们有些看似是法制史的研究，但却被认为是研究西方法理学史的标准著作 [4]。这些著作不仅是我们法理学专业的必读书本，同时以是研究法制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也正是这些法学巨著，给出了我们许多法律理论上的精典概括，如：“法律乃是一种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史，乃是对一种自由自我主张的理念（即通过自由确定个人自己的关系和责任而得到表现的那种理念）的实现记载。” [5]，等等。由于法律史学乃是对某一理念不断展现的记载，所以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不能缺乏法理学思考。如果我们将法律看作是一个历史发展的结果，那么与法律生活密切相关的国家机构、司法机构也都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对这个历史发展过程的了解，缺乏法理指导是万万不能的。 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一是对法制史学进行法理分析，即对法律史学家的工作进行逻辑的、概念的和认识论的研究；其二是在法的历史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或历史进程的一般性质中去发现某种超出通常的法律史学工作理解之外的含义或意义。如果我们依照历史哲学的观点，那么我们应该将这两层意识表述为‘法的客观历史“和’法的主观历史”。法的客观历史是把法的历史存在当作一个整体看待，并试图概括和发现它的本质、意义和发展方向、模式、节奏和规律等等。这是一种宏观法史理论、法史理论的世界观。我们可以按其性质称为法史本体论。法的主观历史则是法律史学家工作中的认识论、方法论及逻辑学等方面的问题，它并不涉及法律史学家和法的客观历史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按其性质称为法史认识论。 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反映的是一种研究个体的理念（这种理念乃是隐含在短暂无常现象背后的实在）追求逐渐展现的过程。所以，法史本体论研究的是法的历史现象背后的东西，“是形而上学的历史本体；是支配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的历史规律——不管历史哲学家是否自觉意识到或是否真正发现这种规律。” [6]法史本体论是对法的历史进行的是法律思想的考察，提供的是法理学的历史。而其方法仍然是一般的哲学的归纳、综合及抽象方法。 二、法的历史理论的研究定位 我国当今法律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设置，天生就与法理学保持平行的的关系，我国法律史研究并非起源于法理学研究。 由于中国传统的学科的设置关系，人们对中国法律史的主观认识要晚于中国传统历史的认识。中国法律史历来只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传统法律史研究是依据中国传统历史的研究方法而展开。而就我国当代法律人对法律史的研究，也仍然是停留在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上，主要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研究方法。其研究对象还是对中国历史承载着的法律信息的早期书面表达的理解。如：研究中国法律史的最早资料是从公元前的殷周时期 [7]年到清朝末年间的书面记载，例如关于唐、宋、元、明、清的律令等，此外还有各个朝代颁布的具体法律规定和特定法律行为的令状。它的研究方法与我们传统人文历史学科的研究方法并无二样。于是，这也使一些法律史学者认为，法律史学已经也就是依据历代传述者的记载，按年代的顺序，对历史上的法制事件进行忠实地叙述，而无需进行法的理性探求。此种法律史学观常常导致法律史学者将法律史研究的方法仅仅局限于对史料来源即传述者的考证上。于是有些法律史学者根本不涉足法理学。 “黑格尔视历史为一种理念逐渐展现的过程，历史的撰写也就是讲述一种理念在人类经验中最初是如何出现而此后又是逐渐实现的故事。历史材料乃是这一理念逐渐展现或日益实现的记载。” [8]而笔者觉得，当前，我国法律史学研究的最大问题可能也在这里。当今我们许多法律史学者在法律史研究中只注意对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而忽视对法的历史背后蕴涵的法理问题——如理念等问题的探讨。这种不脱离法的理论的法史研究状况，正在极大的制约着中国法律史学的发展。当前一些法律史学者皓首穷经，搜集了无数史料，编纂出无数的雷同的法律史著作，但却很少有长久生命力的著作。按照韦伯关于一般学术成成就在10、20、50年内就会过时的说法， [9]这些著作的生命力我看最多只有五年时间，而有些法史学著作可能一出世就已经没有学术生命了。这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其中的问题恰恰是这些作者缺乏法理学的批判眼光，从而导致无法对史料作出客观正确的判断。西方19世纪的历史法学家认为，“法律史乃是自由理念在人类社会控制经验中逐渐展现或日益实现的一种记载，而形而上学法学家则认为法理学乃是同一个理念的展开，而不论这个理念在伦理学上被视作是一种正当的理念，还是政治学上被视作是一种自由的理念。” [10] 其实，与其它人文学科一样，法律史的认知目的无法一言以蔽之。但无论如何，其目的之一是理解以前法律的内容和立法目的，以及背后所隐含的一般正义观。另外，对于作为与一国法律体系的产生与发展相关的政治、经济、行政和社会等基础性关系的理解，也属于法律认知的范围。因为，法律史学的内在含义是以法的理性为线索对法律史实之真相的推理与考证，对事物之起源与原因的详尽阐释，对历史事件知怎样发生及为何发生的深入认知。所以，法律史学的研究必须将法理学深深地融入其中。对我们而言，法的历史研究意味着对法之史实进行法的评价，以及对被研究者认为重要的、奇妙的、光荣的事件进行选择。而选择的前提是法律史学家心中的法律观和价值观。每个独立的法史学研究者都应该有自己的法学观和价值观，以及在这二者影响下的法学研究方法论。而这些又是法理学的范畴，因而，法的历史研究摆脱不了法的理论影响。 “法律史和哲学之间仍存在着无数的交叉点和联系线索。两者都追求对法律的深刻理解：法律史学家首先关注法律生活中的历史人物，而法哲学家则试图认识一般正义原则；法律史学家揭示法律中的变化，而法哲学家则阐述法律中的永恒。两种观察角度又在很多方面互相补充：法律史显示，在永不停止的变化当中总是存在不断回归的法律思想和典型规则。对规范的需求和规范解决方案在一点程度上的永恒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显示了正义的基本原则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永恒性。相反，法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一般基本原则只有在具体的个别规范中才能发挥其作用，并在具体判决的案例的判决中得到维护；如果他想认识现实，他就必须认识法律中的具体人物以及法律的可变性。” [11] 三、我国法的历史与理论研究的现状与改进 笔者提出加强我国法律史研究中与法理学色彩，目的是为了法律体系中各种制度和准则的法理学基础以及该体系中的理想要素，从而改变目前我国法律史研究中有史无理的状况。 在我国当今的法学研究中，应该说，通过这几年法律教育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中国法律史和法律思想史学科的设置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但对法律史进行全方位的法理学思考却比较缺乏。比如，当我们遇到社会转型中的现实问题时，一些学者也常常会从我国历史中去挖掘研究资源。如当遇到一国两制的问题时，有人便提出中国古代的一国两制；当遇到依法治国时，也有人提出中国古代的依法治国；当遇到司法公正问题时，也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的司法公正，等等。这些都是学术功利主义的表现。如果我们中国法的历史研究如果是以功利的标准来证明中国法的历史价值的话，那么中国法的历史科学将毫无存在的意义。其实，当历史上的那些传统的法律理念、价值，当它被人们重新认识，并赋予了现代人的价值标准后，实际上它已经体现的是现代价值的了。因为，从法理学的认知来看，古代法制与现代法制并非时间上的区别，更重要的是理念与制度上的不同。 当然，这样的问题并不能完全归于我们今天的学者，因为我们当今的法理学也没有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种对法律准则和法律制度的有效批判，而是按照一种相对独立方式追求着自身的抽象完美，以至于到了今天，我们实际是把法律史领域和法理学领域分而割离，而且对法律准则和法律制度的检讨和批判也是根据这些学说和制度分别论述。 法律史研究如果缺乏法理学的指导，就会失去活力，成为一具无灵魂的躯壳或僵尸，将会逐渐失去存在的价值，史学前辈梁启超说：“要之，苟无哲学是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 [12]他把哲学素养作为合格史家的必备条件之一。由此，作为法律史学家只有达到较高的理论层次，才能体现出法的历史研究的水平和和根本目的。才能真正发挥法律史学的作用。否则即使法律史学著作再具有在华丽的文采，考证技巧再娴熟，对我们今天的法制技术来说也不过形同玩物而没有法学价值，并可能最终导致法律史学的衰微。耶林也认为，法学家仅仅知道法律是发展之物这一点是不够的；法学家不仅必须认识到法律是发展的以及法律是如何发展的，而且还必须认识到法律至今的发展是为了什么目的以及法律在将来是为了达至何种目的。 [13]从法律文化的视角来看，法律史乃是文明史的一部分。法律史“可以为我们提供若干对于法律哲学来说至为根本的一般性概括。通过比较研究，我们能够建构起一种普遍的法律史，进而还能够揭示出下述问题：‘法律在与文明理念相关的-------历史进程中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一个民族的文明中哪些结果是与法律紧密相关的；一个民族的文明是如何受到法律限制的；以及法律是如何推进文明进步的。’” [14] 然而，当今中国的法理学所表达的，并不是由中华民族的伦理习惯或经由理性而发展起来的法理思想，它主要是依西方法理学而组合起来的法的理论。这样的法理学表明所追求的目的以及解决问题的原则是西方式的，如此的法理如何与中国的法律史相结合，这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对我们目前的教育趋势来看，移植、参照西方法理学似乎是每个学者的既定思维。但如果我们进一步想想，西方法理学能成为我们民族或国家的思维模式吗？如果是，那么中国的法史研究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所以，理性的分析，西方法理学显然也根本不能成为我们一切思维的价值体现。西方法理学最明显的一个缺陷就是它根本无法解决中国法律史的价值问题，反而使中国法律史的价值在物的价值面前相对化。因此，整合中国法律史的资源，建构中国法理学体系应该是我们这一代法律人的任务。 在我们认知的著名各法学流派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中，他们的学识无不是学贯法史学与法理学的。而且，法学流派的产生也无不是在寻找法史学与法理学的结合中分化、产生。西方学者贯通法的历史与法的理论，并不是因为他们刻意一这样，而是学术研究使然。没有史何来理；没有理谈何史。而中国法学，由于学者研究方式的单一性（虽然，目前也有一些学者着力从其它视角来研究法律史，但均缺少原创性、启示性的法理成果），很少有能将提炼出的科研成果适用于法律的其它领域， [15]致使缺失产生世界级的法学领军人物。今天，在脱离法理学的中国法制史教学与研究中，人们不得不对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存在价值产生疑问。 笔者提出加强法律史研究中的法理学色彩，其深层意蕴是为了中国法律史研究能与中国的法理学相谦和。同时，笔者呼吁当代中国的法学巨匠的产生。
7. 推荐几本儒家思想对唐朝法律影响的书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曾经创造了五千年的的伟大中华文明，其中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治”，而西方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则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西方古典法制理论。中国古代法制文明中“法治”的生成，可以追寻到奴隶社会后期出现的法家学说，从而产生了法家“法治”与儒家“礼治”治国方法的论争。在管仲与子产的治国方式尝试中，管仲认为一个国家“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大治”①。“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以法量功，不自度也”②。管子依据这种“法治”观，通过立法以顺民心对齐国的经济、行政、人事于社会等进行了一系列实际改革。郑国的子产也通过“都弊有章，上下有限”使“庐井有伍”、“作丘赋“、任贤选能和”铸刑书“等对社会予以了改革，此后法家李悝对魏国实行改革并创《法经》。上述改革尝试中，不仅体现了我国传统法文化中最早的“法治”思想，并且开启了我国传统法文化的最早成文法时代。中国传统“法治”理论的伟大历史功勋，不仅仅是法家耳目一新的治国理论，而且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统一的封建秦王朝，由于当时历史情境的变化、生产力发展以及法家治国理论中的严刑峻法难以被原先以礼治国的历史传统难容，以及被当时社会全面予以认同，因此随着短暂的亲王朝覆灭，法家的治国理论也随后被儒家的“礼治”学说所代替。汉王朝兴起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带动了儒家文化的兴起，从而在立法指导思想上确立了“德主刑辅”的原则的同时吸收了自秦以来的成文法形式，并开创了“礼法并用”的先河。自此，“法治”思想逐渐衰微的同时，“礼治”的兴盛一直延续至近代，无疑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封建的生产方式、独特的政治体制和闭关锁国的实际国情密切相关。
由此可见，先秦的法家以及随后兴起的儒家思想都是塑造中华法系的主要思想力量。因此，有学者把唐朝以前的中华法律文明分为“礼治时期”、“法治时期”和“礼法调和时期”③，儒家提倡“礼治”、“德治”或所谓“人治”，法家则崇尚“以法治国”④。很明显，相比之下，法家比儒家更加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它们对中国近代史以前两千年的中国法制影响更大。在漫长的中国思想史中，人们对先秦法家思想的认识和评价各有说法，评价不一。从汉代到近代以前，由于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先秦法家长期受到贬斥和批判。近现代以来，⑥为法家伸冤平反的声音此起彼落，由于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急需找出变法自强的道路。儒家思想在“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怀疑和否定，而西方国家成功的宪政和法治，则提醒我们去寻找“古已有之”的类似物――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严复说：“居今日而言救亡学，惟申韩庶几可用。”⑤章太炎说：“商鞅之中于馋诽也两千年，而今世为尤甚。其说以为自汉以降，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说为正倡。呜呼！是惑于说也甚矣。”⑥由此看出，章太炎为商鞅等法家人物正名，肯定了它们的历史功绩，并认为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批判人治，象先秦法家那样“专以法律为治”⑦
当然，我们应当客观的去看待法家的立法思想特点。法家在强调重法的同时，其法律观是有严重的局限性：首先，在法家的构想中，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所有国家权力都是集中于君主一身的，而不考虑法律如何去限制、制约君主权力，反映和保护人们的利益和意愿；由此看出法家的法最终只是君主的统治工具而已；其次，法家所重视的法几乎全是刑事法律，对于民法以及其他法的概念缺乏必要的认识；最后，法家在强调重刑的同时，并没有考虑如何设立公正和合理的程序性安排，以保证司法公正，保证不会滥杀无辜，只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去看严刑峻法为统治者带来的种种好处，而从来没有试着站在人民的地位去了解严刑峻法可能带来的苦难。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法系萌芽的关键时期，当时法家对于法的这种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入和多方面司考，由此产生了其独特的法治观，是有普遍意义的、经得起时代考验甚至是值得后人所骄傲的。对于中国近代法制文明直至今天，我们都无法忘记先人在中国法制文明的道路建设上曾经付出的努力和心血，并从中得到精神上的鼓励和启发。与此同时，我们也能从中吸取教训，客观的去看待其缺陷和局限性，以防再次出现类似的悲剧。
中国法制文明的内涵和历史传统的发展，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世界观来认识，都需要经过实践的考核。无论任何一种先进方法，都必须根据情景、时代、氛围等因素，来不断的改进、创新，使得该方法日臻完善。中国法制文明未来将会更加为人类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的创新、完善。
《管子.任法第四十五》。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韩非子.有度》。
转引自杨日然：《法理学论文集》
杨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
李海生：《法相尊严――近现代的先秦法家研究》
8. 为什么会说西南政法大学近来来衰落了
西南政法的衰落起源于政法大学的211的分配，中国政法拿到211了，政法类唯一的211，并归教育部管，而西政划到了重庆市。
西南政法大学（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位于美丽的山城重庆，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高等政法学府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建高校、首批全国重点大学，被誉为新中国法学教育的“西南联大”。
学校原名西南政法学院，前身是1950年成立的由刘伯承元帅担任校长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1953年，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政法系为基础，合并重庆大学、四川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学、重庆财经学院的法律院（系）正式挂牌成立。建校伊始，学校得到时任西南局负责人邓小平、刘伯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将军出任首任院长，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了校名。1993年，成为博士学位授权单位。1995年，学校更名为西南政法大学。2003年，成为首批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
截至2014年6月，学校有渝北校区、沙坪坝校区和宝圣湖校区三个校区，占地总面积3067.76 亩；馆藏纸质资源190万册，中外文数据库64个；有教职工1500余人、在校全日制学生24000余人；下设14个学院（系），开办23个本科专业，拥有1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0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7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37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6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9. 英国宪法与王权衰落的关系
到今天为止，英国都没有一部成文的宪法，它是700年来习惯法的总和，最早就追溯到《自由大宪章》。《自由大宪章》是英国封建专制时期宪法性文件之一。习称《大宪章》。1215年6月15日，英国贵族胁迫约翰王在兰尼米德草原签署的文件。文件共63条，用拉丁文写成。多数条款维护贵族和教士的权利。
主要内容有：保障教会选举教职人员的自由；保护贵族和骑士的领地继承权，国王不得违例征收领地继承税；
未经由贵族、教士和骑士组成的“王国大会议”的同意，国王不得向直属附庸征派补助金和盾牌钱；
取消国王干涉封建主法庭从事司法审判的权利；
未经同级贵族的判决，国王不得任意逮捕或监禁任何自由人或没收他们的财产。此外，少数条款涉及城市，如确认城市已享有的权利、保护商业自由、统一度量衡等。
自由大宪章是对王权的限定，国王如违背之，由25名贵族组成委员会有权对国王使用武力。自由大宪章后来成为近代资产阶级建立法治的重要依据之一。
英国不是成文法国家，没有统一的宪法典一般认为1215年《大宪章》是英国宪法最早的组成部分，
成文法：宪法性法律文件⑴标志着英国宪法产生的宪法性法律：
①《人身保护法》：1679年5月26日查理二世签署批准。全文20条，约4,000字，主要内容是：除叛国犯、重罪犯，以及战时或遇紧急状态外，非经法院签发的写明缘由的逮捕证，不得对任何人实行逮捕和羁押；已依法逮捕者应根据里程远近，定期移送法院审理；法院接到在押人后，应于两日内做出释放、逮捕或取保开释的决定；经被捕人或其代理人申请，法院可签发人身保护状，着令逮捕机关或人员说明理由；不得以同一罪名再度拘押已准予保释的人犯；英格兰的居民犯罪，不得押送到其他地区拘禁。
②《权利法案》：1689年10月23日威廉三世接受了国会提出的该法案，全文13条，约800字。其内容的核心是限制王权，确立议会至上的资产阶级宪法原则。同时，第5条规定了请愿权；第8、9条规定了议员的权利和自由；第10条规定了免受酷刑的权利等公民权利。
③《王位继承法》：1700年制定，1701年颁布，旨在通过规定王位继承问题，保证资产阶级的权利和自由，实现资产阶级对王权的控制。
⑵英国宪法变迁时期的重要的宪法性法律：
①完善议会制度：1911年《议会法》规定“上议院与下议院关联之职权”，而其实质是通过该法进一步削弱和限制议会上议院的权力，使上议院丧失了对下议院通过的一切决议的否决权，而只有延搁权。而1949年《议会法》又对延搁权进行了进一步的剥削和限制。
②改革选举制度：第一，1918年《国民参政法》，是第一部选举法，全文5章47条25,000字。分别规定了选举权、登记、选举方式及费用、议员名额、通则，放宽了对选民定居期限的限制，第一次赋予部分妇女以选举权。第二，1928年《国民参政（男女平等）法》，对上法修正，使妇女获得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第三，1948年《人民代表法》，废除前两法的有产者和大学生的复数投票权，统一了参加全国选举和地方选举的选民资格。
③规范英国与自治领关系的法律：1931年《威斯敏斯特条例》等。
判例法：英国法院特别是高等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某些案例的判决和解释。
习惯法：大多数是在立宪政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经法院承认的宪法性法律规则。如关于国王的“国王统而不治”、“国王不能为非”；关于首相自行组阁等宪法的惯例
尊重传统，一方面是英国宪法的效力源泉。英国的宪法并不具有至上性，英国有的只是议会至上。英国宪法是一部典型的不成文宪法，其中包括为数众多的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以及宪法判例。这些以普通法律，政治习惯等方式表达出来的宪法与普通的法律和政治习惯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并没有区别，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却有相当大的差异。英国宪法不但具有通常的法律效力，而且更有超出一般法律的宪法性效力。它们高度稳定，一些著名的宪法性法律，如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1689年的《权利法案》，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等，历经数百年还一直是有效的法律文件。其神圣性远非普通的法律可比，甚至连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典也望尘莫及。而这种独特的状况恰恰是来自于对传统极端尊重的信念。
首先、英国的宪法性法律的权威来自于保守主义。英国宪法采用的是柔性修改方式。因此英国的宪法性法律在修改程序上与普通法律无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国的宪法性法律会变动频繁。实际上英国的宪法性法律有相当高的稳定性，要对英国的宪法性法律修改的难度并不在那些规定了严格修宪程序的刚性宪法国家之下。1832年英国的第一次议会改革，辉格党首相罗素三次提交改革议案，并且一度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才通过了一部改革力度有限的《议会法》。尽管如此，托利党人仍不满意，断言它“将推翻等级制度和财产的所有天赋权利。”这种修改的困难性并不是因为这些法律本身是宪法性的而不能随便修改。英国人把这些法律看作是历史事件的结果。每一部宪法性法律都是一个时期历史经验的总结。议会的作用只是把历史事件用法律的形式加以记录而已。这些事件是来自于历史选择的结果，它的意义也正在它的历史性。在保守主义者看来，正因为它是历史的，所以它也不容改变的。宪法性法律和普通法律的不同点就在于此：普通法律的权威是因为它是由议会制定的有强制力文件，而宪法性法律的权威是来自于文件所确认的事实本身，不仅仅是因为它是议会制定的法律文件。就像著名英国宪法学家詹宁斯所说“使威廉和玛丽而非詹姆士二世或自命为詹姆士三世的那个人成为君主的，是经革命承认的事实，而不是先前存在的一纸法则。”
其次、保守主义信念保证了英国宪法惯例的效力。宪法惯例作为宪法的一种表现形式，无论是在成文宪法国家还是不成文宪法国家中都会存在。宪法惯例只是人们在宪政实践中的一种通常做法。虽然对惯例的违反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危机，因而都一般被各方所遵守。但是毕竟它的效力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所以宪法惯例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重要程度上都在各国宪法中都不占主要的地位。英国却恰恰相反。英国宁愿把许多重要的宪法问题交与惯例而不是法律去调整，如英国的虚君制，责任内阁制等等。英国的宪法惯例得到普遍遵守原因也在于对传统的尊重。惯例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做法，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是英国人尊重这些历史形成的习惯，并把其视为理所当然，把它作为宪法当然的一部分。而任意改变这些习惯的做法都会冒极大的政治风险。
尊重传统的另一方面是带来了英国宪法形式上的稳定性。因为传统的原因，为了使变化更容易被接受，英国的政治革新一般都会打着复古的招牌。休。塞西尔指出“把政体结构的改变说成好像就是维护和恢复某种更古老和更纯粹的传统，这种做法在我国的全部历史上一直保持不变，并且在目前的各种争论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做法在一方面使得英国许多古老的机构都得以保存下来，并且逐渐演变成为现代的国家机构，在政治制度上没有明显的断层。如英国的内阁便可追溯到中世纪的御前会议，其两党制也有三百多年历史。对此、西欧历史学家哈勒维评论说“英国是供宪政考古的博物馆，这里积聚了以往岁月的陈物遗迹。”英国国家机构的这种清晰传承使得宪法保持着形式上的相对稳定性。这样做的另一个后果是使英国宪法的内容与形式脱节。“旧瓶盛新酒”，“换汤不换药”是英国这种特性的写照。
英国的很多机构已随着时间的流失丧失或者改变了它的原有功能。但是英国人并不急于把其废除，仍然还保留着原有的形式。英国的枢密院原来曾是英国的最高国家行政机构，但是光荣革命后，枢密院的权力不断下降，早已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荣誉机构。现在的枢密院只剩下形式上的权力，但是英国人并没有废除这个机构，英国内阁的重要文件都要以枢密院的名义发出。同样，今天的英国女王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虚君，但是仅从法律上看，英国的国王还是拥有巨大的权力。
10. 古典自然法学派近代衰落的原因是什么
古典自抄然法学派也有其历史局限性袭，它的全部学说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因此，“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
从19世纪初开始，在历史法学派、分析法学派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共同反对下,古典自然法学派逐步趋于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