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法学家
① 著名公知的代表人物有哪些
公知的代表人物有以下：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1)公知法学家扩展阅读：
公知通常具有五个基本特点：具备学术背景和专业知识；拥有普遍价值的基本底线；保持个人独立和正义立场；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能够对重要公共事务发表真实意见。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公知”。广义的“公知”概念，仅指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专业知识分子。自从有公共媒体以来，就有公知的存在。
② 拿什么拯救你，中国法理学
2016年4月27日晚上7点，由法律出版社•《中国法律评论》主办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理学”学术沙龙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
参加本次沙龙的嘉宾有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季卫东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舒国滢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徐爱国教授、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桑本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陈景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马剑银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聂鑫博士参会。
召集此次学术沙龙的始因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徐爱国教授在《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2期批评栏目刊文《论中国法理学的“死亡”》。由此引出：中国法理学是真亡，还是假寐？中国法理学的死亡，是自杀，还是他杀？中国法理学的根基何在？中国法理学如何在超越中再生？一时间引起法学界瞩目热议。
本次沙龙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陈景辉教授同时客串主持，七位嘉宾分别对“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理学”作了十分钟的相关主题发言，随后进行了热烈而富有成效的讨论。
中法评 · 会客厅
本次沙龙讨论的精彩内容将独家刊于《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3期对话栏目，敬请期待。本次活动版权由《中国法律评论》编辑部独家持有，任何媒体（包括自媒体）非经授权，不得发布讨论内容。侵权必究。
③ 依法治国的对象
依法治国的对象
依法治国的对象是指依法治国的受治者，即法治主体依法所治的对象，它具有复杂性，指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诸方面。一方面，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是法治所治之对象，主要体现为国家公共权力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领域的功能和作用范围以及作为权利主体的人民由此获得利益保障和权利救济的过程，另一方面，国家事务应作为法治的重点，因为依法治国所“治”之“国”，具有非常丰富的含义，国家既是由人口、地理环境、民族等因素复合成的地域概念，在此更是意指它的政治意义(state)，政治国家包含两重含义:一是以政府机构名义组织而成的政治共同体，二是政治共同体拥有的权力和权威。如前所述，尽管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并非权力的来源和主体，但由于其所处地位的重要性以及权力所具有的既能保障人权又能损害国民利益的双重属性，因此，它们应成为依法治国的重点对象。当然，这并不排斥对其他对象的调节与治理，但应有轻重缓急之分。具体而言，依法治国的重心应定位于以权力为基点的权力组织，权力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关系三大方面。
首先是指权力组织。依法治国的对象定位于权力组织及其成员的内在依据在于，权力在渊源上应归届于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权力组织及其成员所握有的权力不过源于人民主权者的授权，应当成为人民主体治理和监督的对象。正如当代美国法社会学家塞尔兹尼克所说，法治的中心是减少专断。当适当的利益不被考虑、公布的规则与官方的目标毫无关联时，规则便成为专断的;如果规则所反映的不过是混乱不堪的政策，而且是建立在无知或错误的基础之上，根本就没有提出连贯的评价准则，对人或事的处理变幻无常或受与合法手段、目的无关的规则所左右，这便是专断。实现法治，必须探寻产生专断的种种因素并找到减少专断的灵丹妙药。对此，甚至有人做出了更为武断的结论，“在权力问题上，不要再听到对人的信任，而是要用宪法的铰链来约束他不做坏事”。尽管这是基于人性恶的主观论断而进行的归纳，但强调法治对权力执行者的制约作用的极端重要性却具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其次是指权力活动。权力的存在往往是一种有组织的强制性活动，体现为官方行为的展开及相对一方事项的被处置过程。法治要求使官方的权力行为接受法律的有效治理，强调官方行为与法律的一致性，“法治的实质必然是:在对公民发生作用时(如将他投入监牢或宣布他主张有产权的证件无效)，政府应忠实地运用曾宣布是应由公民遵守并决定其权力和义务的规则。如果法治不是指这个意思那就什么意思都没有。权力行为既包括权力的滥用，也包括权力的怠用，无论是积极或者消极地违背民意和法律去运用权力的行为，均应成为法治矫治的对象。对此，也有学者特别强调行政权力行为在法治对象中的中心地位。英国著名法学家威廉?韦镕便是从依法行政的角度来认识法治中心问题的，认为尽管法治意指任何事情都必须依法而行，但其重心在于政府应该依据公知的、限定自由裁量权的原则和规则体系办事，即要求政府的权力行为包括所有影响他人法律权利、自由与义务的行为都必须能证实具有法律的授权、能说明其严格的法律渊源;政府不应享有超越于普通法律的特权与豁免权;并且法治还要求对政府行为是否合法的争议应当由完全独立于行政权利之外的司法机构进行法律上的判断，以阻止政府滥用权力。实际上，不仅政府的行政权力行为应成为法治治理的重点对象，而且所有权力运行行为都应该成为法治必须给予特别关注和强调的对象。
再次是指权力关系。以权力为依托形成的全部权力关系及其载体与表现都应纳入法治的调控视野，包括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及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作为一种治国方赂，法治与专断地行使独裁权力的人治针锋相对，同权力的过分集中与垄断格格不入。它要求对权力的存在形式进行合理布局，形成权力划分及由此派生的在诸种权力形态之间的良性
④ 当今时代学者的定义是什么怎样才叫学者学者最基本的特点或原则是什么学者的使命又何在
学者，这不仅仅是职业。学者与知识分子有类似的意思。知识分子曾经被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曾经被当作最顽固的需要加以思想改造的对象。知识分子在古代乃是圣贤，先知，哲人，觉悟者，牧师，也就是广义的教师。学者的职业通常是教师。教师乃是具有智慧并传承智慧之人。智慧乃是心灵（psyche）之光。心灵或精神乃是学者耕耘之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是一种政治哲学，这是说，精神高于肉体，理想高于现实，宗教高于政治。劳心者乃是宗教家。宗教家与政治家的分离与结合乃是人类文明历史演化的重要动因。这个谱系柏拉图曾经有过精彩的描述，如普罗米修斯与宙斯。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卢梭、马克思、尼采，这些人到底是宗教家还是政治家，实在是说不清楚的，他们的思想热情在于政治，当然，这里的政治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最广泛的政治也就是人的现实生存。无论如何，人的问题是所有问题的问题所在。
学者的真正含义乃是：第一个人。学者最终成为一条路，或者一个路标，一个方向。耶稣自身成为一条路，这就是基督教。释迦牟尼指明了一条路，这就是佛教。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设定了一个路标，这就引向了哲学。孔子的呐喊成就了儒教。这就是奠基。这个奠基是道路的奠基，也是人格的奠基。这些宗教家乃是第一个人。历史的叙事经常提高这样的“第一个人”，或者是宗教性的，或者是政治性的，或者是结合的，譬如：阿伯拉罕、大卫、摩西、耶稣、黄帝、尧、周公、孔子、宙斯、梭伦、亚历山大、释迦牟尼。一旦人们确定了这样的“第一个人”，他的“前人”就成了这第一个人的“铺垫”，他的后人就成了这第一个人的“延伸”。第一个人乃是“神”，亦即是其他人的开端、来源、祖先、典范、模型。这就是普通人的历史的神话叙事学。第一个人乃是这种历史的断裂，他与所有模型相区别而自身成为模型。或许有些人会设想：为什么不让每个人自身都成为模型呢？这样的设想乃是“后现代”的设想。因为，此前人们总是认为模型乃是先定的，遵照模型才是成为人的途径。这就是封闭性的智慧与开放性的智慧的差异。封闭性的智慧设定唯一的至高的神或天，而开放性的智慧试图打破这种设定。因此，当基督教学者说启蒙运动的“谬误”是企图让人取代神的位置时，他们的说法是对的。
有不同类型的学者，他们传承不同类型的智慧。孔子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是中国儒家学者的箴言。柏拉图言，爱智者乃是神性的，爱智者的生活就在于追求神，或智慧本身。这乃是某种柏拉图主义学者的信念。犹太教或古印度各教义有别样的智慧，他们传承了别样的学者。耶稣教人爱神和他人，尼采教人超越道德而恢复原始的或审美的野性。
⑤ 公知的要求
从古至今，没有一个群体的变化，能够像知识分子的变化那样隐喻“社会”的结构裂变。如今，“公知”一词迅速贬值，甚至成为了被公众戏谑的对象。然而真正为知识人所痛心的，却是这泥沙俱下众声喧哗之中，无法被清晰辨认的操守与良心。
公共知识分子的共同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其中大学教授、作家、媒体人占了绝大部分。公知们往往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以治理天下为己任，所以非常关心一些所谓的公共事务，自认为是真正排除个人利益干扰而站在集体或公共利益的立场上发言。所以人们发现公知们在很多问题上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批评政府，因而赢得了较高的公信力。
然而，关于“公知”的微词不少，说他们貌似公正博学，以评判天下为己任，视政府和百姓问题多多，自认担纲启蒙责任，实则摇摆不定、肩膀不铁、骨头不硬，令人大失所望，网络舆论甚至骂之为“母知”。且不说这种评价是否包罗了所有的“公知”，就其症状而言，其实也只不过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老毛病。 美国法学家波斯纳提出了在当代美国和西方社会出现的“公知”现象，并批评了他们的种种毛病，而对于“公知”的精神，则是我们国内的媒体首先提出并倡导的。2004年中国《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说这些先生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著名评论人曹宗国在《公知与士节》的文章中说，他们是否堪当此评姑且不论，就这定义本身的内涵而言，也不过是中国儒家所推崇的“士”的精神而已。并指出公共知识分子这名词儿看起来挺有现代民主和“精英治国”的味儿，其实中国几千年来，就是按照儒家倡导的“士”的精神来培养和要求所有读书人的，可以说中国最具有“公共知识分子”文化传统。
在文中，曹宗国详细论述了几千年来中国都按“公知”的要求培养读书人。在古代，当年孔子办学的培养目标就是“士”。他的学生精通“六艺”，当然就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他带着一群研究生游说各国，也就是“进言社会”，他自己担任鲁国国相并号召大家都“学而优则仕”，无疑就是“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而后世儒家在《大学》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是明确了“士”的人生道路和社会职责。孟子说“士”就是“无恒产而有恒心”，就是“士”要超越实际利益的考虑，不依附于任何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保持独立的人格。他还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儒家甚至把这个问题提高到“舍生取义，杀生成仁”的“弘毅”高度，超越了人的生命价值，只是后世和今世的人们大都只尊孔而淡化孟，故意把“士节”的问题忽略了。其实，把孔子的“肉体”和孟子的“骨头”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士”的形象。特别是后来一些忧国忧民、探求真理、追求社会正义的精英之士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表达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和历史使命。
在古代不分知识专业的情况下是如此，在现代划分知识专业的情况下，其精神价值和文化传统也一直在发生影响。可以说，“公知”精神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价值目标，这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情，是一种优秀文化传统，但问题是公共知识分子这种代表社会精英阶层的群体，逐渐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说一个人是“公知”，已经带有严重的贬义色彩，甚至还衍生出了“母知”的戏谑、调侃的名词。公共知识分子的美名正在污名化，原因何在？
《羊城晚报》2004年6月19日发表文章指出，事实上，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公共”的独立性的社会群体，已经开始出现雏形。进入1990年代，这些知识分子群落纷纷风流云散，与此同时，作为知识生产空间的学院开始急剧膨胀，成为最大的知识工厂。学院膨胀以及学院体制健全化的结果是，知识生产不再只是一个纯粹的精神活动，而是与生产者的利益密切相关，通过职称评定、职务考评、研究项目立项、学术经费的分配等一系列的行政手段，知识分子大多被严格限定在学院体制范围之内活动。另一方面，现代学院学术因学科专业高度细分，知识的整体性不复存在，公共知识分子问题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概念，诸如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公共性、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公共利益、社会共识，等等，本身就是知识分工高度精细化的产物。正如学者许纪霖（微博）所指出的：“这种学院化的专业趋势，形成了知识分子内部与外部的双重断裂。在其内部，原先统一的知识场域被分割成一个个细微的蜂窝状专业领地，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者不再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领域和共同的知识旨趣。在其外部，由于专业知识分子改变了写作姿态，面向学院，背对公众，他们与公共读者的有机联系因此也断裂了，重新成为一个封闭的、孤芳自赏的阶层。”
21世纪初开始出现的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密集谈论，实际上是对学院化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分子群体蜕变状况的严重不满。人们呼吁知识分子重新进入公共领域，关注公共事务，不希望这些受过精英化教育的群体，在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前集体失声。
但2011年以来，公共知识分子在互联网和大众媒体中开始被简称为“公知”。当“公共知识分子”被简称为“公知”的那一刻起，这一名称就被严重贬低了。
纵观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从“士”到“公知”的文化传承和时代变迁，曹宗国以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明知要“公”却“公”不起来，“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倒是次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缺乏“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正直人格，缺乏“士节”。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邢兆良撰文指出，当代中国需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独立思想、批评精神与人文关怀。
首先，知识分子不应从“学而优则仕”的立场出发，以从政入仕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无欲则刚”，只有和现实的权力距离较远，才有可能对社会公权保持质疑的立场和批判的力量，才能保持对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的关怀，以及对社会公权滥用的警惕，才有可能从思想启蒙、思想批判的立场致力于社会的法制建设。对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来说，进行宪政的思想启蒙和社会拷问应是超越个体利益的一种社会责任。这是识别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真伪的试金石。
一般来说，公共知识分子和专业型知识分子相比，其内涵具有明显的不同点。其一，公共知识分子具有相对独立的思想和批判精神；其二，他们以自己的理想和观念来看待现实社会，是现实社会的批判者；其三，他们将关注世界、国家、人类、民族、社会的公益之事，视为自身义不容辞的社会义务和道德责任；其四，他们把是否将对人类社会的人文关怀付诸于实践提高到个人道德高低的判别标准，即所谓“铁肩担道义”；其五，他们对现存的各种知识体系、观念体系存在一种本能的怀疑和批判；其六，他们往往会借助于职业平台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和观念，以此来影响社会各阶层的思想选择和价值取向。他们本身也成为社会公众心目中的一种社会良知、社会理性的楷模；其七，他们更多地是从社会契约理性的高度，以一种穷根究底的精神来探索终极答案和完满境界。具有这些特征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现代法制社会里有可能成为一种相对独立、具有很大社会影响和能量、代表社会的良知和人类理想的社会阶层。
其次，公共知识分子应是一个职业道德操守优良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评价标准不仅体现在对信仰和理想的坚定性和实践性，体现在他们的思想和批判的独立性，而且也表现在他们个人的道德表现和职业道德的水平。因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使他们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社会公众对他们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标准的要求远比对一般职业知识分子的要求为高，往往是从社会公德的角度，提高到个人道德必须为社会负责的高度进行审视和评价。社会公众不能容忍一个职业道德败坏的知识分子在各种媒体上大谈对社会的人文关怀，大谈社会诚信和社会公德的重要性，大谈社会的公平、公正。对职业知识分子职业道德缺陷的批评、剖析是公共知识分子一个重要的社会责任。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就必须面对社会公众的审视和批判，必须有因自己的道德缺失向社会公众公开忏悔的勇气。因为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是公开的，所以他们接受社会公众的审视和监督也是必然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能一方面享受社会公众人物的“红利”，另一方面却拒绝承担社会公众人物的道德责任。作为社会公众人物的知识分子的道德作伪最为社会公众所不齿，认为这是对现代文明的公开亵渎。
第三，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和理性的代表，不仅要展现思想魅力，更应该通过行动践履。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具备的知识，使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认识比其他社会成员高。他们的人文关怀就是以人类基本的价值取向（自由、平等）为前提，从而对人类、国家、民族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表现出深切的关注。这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公共知识分子人文关怀的核心内容，具体表现为对人类生存实态的忧虑，对现行社会秩序的批判，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对特权群体的监督。公众知识分子在各种场合表达人文关怀时，更多的是从思想、理论和制度的高度，批判现实的社会秩序，指出改进的途径和应该实现的前景。
⑥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一、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
舆论监督有利于司法公正，舆论监督就像一面镜子放在司法工作者的面前，时刻警醒他们依法履行职责、行使权力、维护司法公正，并且我国对于舆论监督的态度也越来越开明。2009年12月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就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应当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
（一）舆论监督有利于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基本原则司法腐败是维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最大“短板”。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了《人权宣言》。第一条指出:“在权利面前，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这是首次提出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人们倾向于安全，有序，可预见的世界，不希望出于混乱，难以控制的境地……在法律适应中，由于权势，金钱的影响，导致一方受到偏袒，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无序的状态。”人们对于自己的出身是无法选择的，所以人们渴望在后天的到法律平等。有了舆论监督，司法活动就被置于公众的眼前，最大限度的摆脱了由于金钱和权势带来的不公，为司法审判涂上了一层防腐剂，从而有利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实现。
（二）舆论监督有利于促进司法公开和司法透明“舆论不仅对社会、对群众起着特殊的监督作用，它对于党、对于政府、对于一切领导机关和领导者也起着监督作用……经过这样经常的舆论监督，这类行为将会大大减少。例如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以及各地方卫视的法制节目在司法公开和司法透明方面起到了很好的舆论监督作用。正如前文提到的河南农民时建峰伪造军车牌照骗免高速公路通行费案，电视台对其庭审进行了现场直播。类似的舆论监督使得案件在公开、公平、公正环境中的解决，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纠纷。此外，舆论监督是的广大的普通的民众参与到案件的评论中来，一方面形成了有效的司法监督力量，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司法专断以及冤假错案的出现。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对于案件的持续跟踪报道，也起到了普及法律知识以及警示社会大众的效果。
（三）社会监督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绝对的正义需要完善的追求正义的环境和设备。这就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在处理具体案件的时候要坚决执行有关规章制度，严格依法办事，禁止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假公济私，以权谋私，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社会监督可以使司法活动在阳光下运行，从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四）舆论监督可以促使司法工作人员提高其业务水平由于我国建国较晚，法学教育起步晚，各个地区的司法工作人员素质水平参差不齐，特别是在偏远地地区，司法工作人员的水平更无法保证。舆论监督对于一些案件的关注和评论，迫使司法工作人员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办案水平。2009年的在“躲猫猫”事件中被处理的民警，就值得整个司法系统人员学习，以及在2010年年底，河南农民时建锋被指控伪造军牌骗免368万多元高速通行费案件中被处理的法官敲醒了警钟。广大司法工作人员应该切实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作为人民的公仆应该用好人民赋予你们的权利，尽心尽力的履行自己的职责。切实
（五）社会监督有利于促进司法改革和立法改革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披露了孙志刚死亡的情况。此后有关孙志刚死亡的报道在各大门户网站上被转载，引起国人的一片哗然。一时间孙志刚以及导致此次悲剧的收容制度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6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第381号令．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全国各地的收容所纷纷摘牌，旧的收容遣送制度逐渐被救助管理制度所代替。再比如，正在讨论的劳教制度的改革无不体现着舆论监督的作用。劳教制度很难保证程序正义，并且做不到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是不符合现行的司法制度以及相关的法律原则。改革劳动教养制度，不仅是符合法治精神的当然要求，也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必由之路。相信社会舆论会像促进收容制度的改革那样监督劳教制度改革的。
二、舆论监督对于司法公正的妨碍作用
如文章开头关于许霆的案例，一些法学家认为是社会舆论绑架了法官，干扰了司法独立。在中国有关新闻、网络媒体的相关立法不健全，媒体在报道有关案件的时候缺少监管，新闻媒体便会做一些捕风捉影的报道，或者只对整个事件的一部分做倾向性的报道，从而给了舆论错误的导向。甚至有一些不法分子或者利益相关者为了逃避自身的责任，滥用新闻舆论的报道、媒体舆论的善意炒作以及公众同情弱示群体的心态，扰乱司法人员正常的办案程序。（本文来自于《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杂志。《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杂志简介详见）
（一）在中国人情社会的大背景下，道德评判有失法律公正影响司法审判。舆论监督对具体案件往往以道德的标准来进行评判，而司法审判则要求司法人员以法律的标准来进行审判，二者评判标准不同，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能达成共识。社会舆论对于一个案件的判断总是出于主观的感性的认识，所谓的公知很少从法律的角度对一个案件作出评判。而新闻媒体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会用生活中的道德标准报道一些案件中的热点问题，在案件没有作出最后的法律审判之前盲目的做一些报道。作为司法裁判者的工作人员难免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在做最后的法律判决的时候难免会考虑社会大众的承受度。这样的话，舆论监督就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监督司法活动作用，反而干预了司法，左右了法官的判断，造成司法的不公正。
（二）给审判人员带来很大的压力。媒体对于案件的热点做失真的盲目报道，这样的话法律裁判者就有来自案件本身和社会舆论两方面的压力，他们势必为了平衡这两种压力而做出一些妥协，而很多时候法律裁判者会向社会舆论妥协。因为那样或许会导致司法的不公，但不会有来自公众的不理解和社会的舆论压力。
（三）作为舆论监督主力军的各种媒体素质参差不齐，盲目的报道会侵害法律权威。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由于缺少法律监管和行政监管。逐利性使得广大媒体会迅速的介入一宗案件的报道中，并且会做持续的跟踪报道。甚至会为了利益做一些盲目的、不真实的、具有倾向性的报道去迎合公众的情绪。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媒体本身的形象，也使得法律的权威性受到侵害，损害了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民众心中的形象。
（四）舆论监督会扰乱司法程序。舆论监督具有炒作性、制约性、倾向性的特点。舆论监督的这些这些特点决定了舆论监督在促进司法公正的同时也会妨碍司法公正。在实践中，由于缺少监管，一些媒体炒作某一案件，对某一案件做具有倾向性的评价来博的读者的眼球。于是一些人便利用媒体的这些特点，炒作一些关键词，欺骗广大的读者。利用人们同情弱者的心态来干扰办案人员的视线，以期做出有利于把自己的司法裁判。现阶段，由于有关新闻媒体的立法不足，法律制度还不完善。因此，我国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舆论监督对于司法公正的影响有利也有弊。这就要求我们通过立法规范新闻监督、完善司法独立制度、吸收国际立法，公约的先进经验等方法来完善舆论监督。从而更好的平衡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的关系。掌握好舆论监管的度，发挥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避免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实践中，法院和检察院应该努力做到既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和知情权，又合理的处理舆论的监督，做到办案不受社会舆论的倾向性引导，保证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公开。这就要求广大法院检察院应该坚持依法办事，依章程办事，努力提高自己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同时要求作为司法工作者的法官、检察官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提高办案能力，树立自己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平衡好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两者的关系，共同努力为中国的司法改革进程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作者：包华斌李新鹏单位：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⑦ 古代名人姓南的有哪些
1、南霁云
南霁云（712年―757年），魏州顿丘（今河南清丰），唐朝玄宗、肃宗时期名将。出身农民家庭，因排行第八，人称“南八”，为人勇武过人。在“安史之乱”中，协助张巡镇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屡建奇功。后睢阳陷落，南霁云宁死不降，慨然就义。
3、南大吉
（1487～1541）南大吉，字元善，号瑞泉，明代陕西渭南县田市里秦家堡（今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官道镇南家村）人，南金长子。心学大儒王阳明得意弟子之一，著名学者。性豪宕，雄于文。
4、南巨川
南巨川，鲁郡(今山东兖州)人。盛王府录事参军南琰之子。于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登进士第，曾著《续神异记》，载冥祥灵验故事，已佚。《全唐诗》存诗1首。
5、南蒯
南蒯（蒯音快）南蒯是鲁国后期权贵季孙氏的家臣，帮忙掌管季孙氏的根据地费城。季平子立为季孙氏宗主之后，主掌了鲁国政权，但对于南蒯很不信任。南蒯仗着先父南遗给季孙氏管家有功，于是携忿谋反，却因不得人心而失败，最后叛逃齐国，在齐国也不受优待。
⑧ 公知有哪些代表人物
经济学界的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张曙光，社会学界的郑也夫、李强、李银河，法学界的朱苏力、贺卫方、冯象、季卫东，文史哲学界的汪晖、秦晖、钱理群、徐友渔、雷颐、甘阳，政治学界的刘军宁、俞可平。
这些人都具备了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专业训练，能够站在公平正义的立场上向公众传达出个人独立而真实的意见，且带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精神，获得公众和媒体的大力推崇，占据了“意见市场”的多数份额。
(8)公知法学家扩展阅读
公知们虽然通常具有一些专业知识，但是也不可能覆盖所有领域。在一些新闻事件的判断和评论上免不了过于依赖直觉。另一方面，由于多数公知年龄层次相对偏大，接受教育较早，知识相对也会比较老旧，有时候会跟不上现实的发展。所以公知们虽然心系社会，也时不时会提出一些不靠谱的建议。
另外，不少公知都身处政府供养的学术机构，加上年龄、视野的局限，也使他们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批判力度、深度都有所不足。
⑨ 孔庆东：人为什么要革命
1990年代，李泽厚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告别革命》。1990年代起，掀起了一个全世界的反革命浪潮。很多知识界的人都卷入这个浪潮中，当然选择不一样。于是“左派”成了一个贬义词，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新左派”，其对立面是“自由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这很有意思，左派的对立面不叫“右派”，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自由派”。由于老百姓对左派印象不好，就把这些为工农说话的、主张公平的、为革命辩护的人叫“左派”。
人为什么要革命，是不是无聊折腾?每次革命之后都有人说，有些人煽动群众上街游行，总是把群众运动说成是受鼓动。其实，如果人心中没有革命的欲望和要求，谁也鼓动不了。革命首先是合乎人性的，把革命和人性对立起来从逻辑上讲是不对的。
革命是人性的表现。当一个社区把树皮都吃光了的时候，怎么能不革命。这时候，革命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革命包括不包括杀人，包括不包括杀错人?必须非常残酷地直面这些问题。正因为法国大革命有很多的教训、血腥，它替整个人类做了一个实验，使以后的革命少了很多残酷。
现在电视台都喜欢播法律节目，往往一切坏事都归结为不懂法律，归结为法律不健全。法制节目一方面确实揭露了社会的不公平，另一方面却还在为这个不公平的秩序进行辩护。
我们的法制不健全吗?我们改革开放以来颁布了多少法律。不是法制不健全，而是法律是谁家的法律、法律为谁说话的问题。为什么贫困百姓被冤枉了，没人替他说话，而黑社会老大、官员被判了死刑，有那么多大教授出来给他辩护。根本问题是，法律是谁家的法律。
现在按照著名法学家的说法，那杨白劳就是该死，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就是很多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道理，是整个世界强权的道理。在这样的强权社会中，我们怎么思考?
革命是社会出现了问题，严重问题，就像人得了病，打针吃药不行了，必须要动大手术。要把坏肉割掉，就得割掉一部分好肉。谁也不可能找到好肉和坏肉明确的分界点。所以为了完全割掉坏肉，就必须割掉一部分好肉。但动手术不是最终目的，就是病人，他也会问，我病好了目的是什么呢?
鲁迅说过，医治人的灵魂比疗治人的肉体更重要。鲁迅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他以前是学医的，他放下医学的手术刀，拿起医治灵魂的手术刀。
鲁迅说，这些人天生就不是革命家，他们是理想家。他们设想有一个很完美的革命。他们开始就想“毕其功于一役”，认为一次革命就把所有的事情解决了。鲁迅为什么对革命这么坚定，鲁迅没把革命想成太好的事。他把革命看成就是动手术，谁会把动手术看成是好事呢?
我们今天能体会到:一个好的社会能不革命就不革命，革命不是好事，能不能通过改良就解决了，解决在萌芽状态。但是一旦革命，就有它的必然性，接受或参加革命时就要接受它的残酷性，革命就是带着血腥的。革命就是不可能把脏水泼掉，把婴儿完整地留下，很可能一批婴儿被抛出去了。这只能说是天道太残酷。
鲁迅一方面没有把革命看成太好的事，另外一方面，更残酷的是，鲁迅根本就没有想到革命要胜利。
他认为很多人参加革命是为了革命要胜利，甚至一部分人是算准了革命胜利才来参加革命的。用今天的话说，把参加革命看成是入股，入了一个“革命股”，等着分红的。这样的人，一旦革命遇到挫折，马上从极左变成极右。
4・12大屠杀后，每天都有共产党员自首，这些人一个月前还是非常革命的。这样的人很容易从极左走向极右，见风使舵。把革命想得太好，这是从法国大革命到中国大革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都在发生的问题。
革命初衷，如果是小规模的暴动还有个动机问题，如果发展成规模比较大的革命，初衷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往往是在过程中出了问题。比如“文革”，起源动机都有强烈的现实需要。一个新建立的政权，面临腐化的危险。一批共产党的官员，虽然跟今天比，算不上什么腐败，但别人的孩子走路上学，你的孩子车接车送，这给普通百姓造成多么大的心理压力。这时，毛泽东代表中下层人民的利益，要推翻新的官僚体制。
“文革”是人民正义的起义，是中国重新推翻官僚体制的起义。但“文革”同样有一个幻想，认为经过“文革”，中国就全好了。虽然政策是不杀人，但他要改造人的灵魂。毛泽东有个太超前的愿望，他要改造人性。而改造人性自有人类以来，就没有成功过的，中国有句老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想通过一场革命把人都变得大公无私，而大公无私是做不到的，反而培养了大批的伪君子(今天的右派“精英公知”)。不是把革命想象成一次革命解决一个问题，而是想“改天换地”。由于愿望的不切实际，革命中途发生了问题，被革命的对方所利用，最后就夭折了。
光说“文革”中有大量的武斗，但现在却不去研究谁挑起的武斗，武斗者的武器是哪里来的，包括很多重型武器，机关枪、坦克是谁给的?还有武斗中吃亏的是哪些人，是哪方吃亏了，是代表基本群众的吃亏了，还是高干子弟?这也是需要研究的。总之，“文革”是一笔糊涂账。今天一说什么不好，就说是“四人帮”，再进一步说，就推到毛泽东头上，说是个人崇拜造成的，而对革命本身不能好好思索，于是从革命马上跳到反革命。
《走向共和》其实是在帮助既得利益集团说话的，它是在否定革命。很多小孩看了以后，都认为孙中山是坏蛋，最好的是袁世凯，袁世凯是大英雄。就在去年高考中，有学生就写，慈禧太后是民族英雄，她忍辱负重，外抗强权，家里还有一帮不懂事的人，还有孙中山这样的捣蛋鬼。
他们的理解是，只要你是革命的，那你就是坏人。这类现象的出现有它的学术背景。对晚清、近代史的研究，包括很多档案的解密，革命神圣化的光环去掉，使我们也确实知道了，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也都是人嘛。一旦是人，就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他们也有七情六欲，有些情况下人格修养也不一定都那么高尚，讲着讲着就变成了对这个人的整体否定，革命领袖人格上的缺陷和他的事业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不因为秦始皇、汉武帝的缺陷就否定他的贡献。为什么对我们共和国的奠基人要求这么高?
对他的神化和妖魔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就是因为过去太神化，所以现在就很容易走向妖魔化。妖魔化的基础是原来什么都好，不能有缺点，而一旦发现了缺点，就说成是骗子、大坏蛋，是魔鬼。我们对革命的认识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今天中国的反腐败问题，对贪官污吏要不要宽恕，法律对他们要严一些还是宽一些。从这样的问题入手就会挖得深一些。今天的老百姓觉得法律太宽松了，隔一天枪毙一个，都有人漏网。这不是一种法律思维，这是民怨。鲁迅临死前的一句话:“我一个都不宽恕。”鲁迅一生都在反对宽容。
今天很多批评鲁迅的人在推崇胡适，称他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个名称也莫名其妙，胡适怎么就自由了，鲁迅怎么就不自由了?鲁迅从不考虑宽恕，他经常考虑复仇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的世界都在鼓吹和平，是和平发展的时代，说这样的话，是保险的，保证“政治正确”。不管心里怎么想的，表面要说正确的话。
鲁迅一辈子总是喜欢大多数人不喜欢的东西，他说话犯忌讳，喜欢猫头鹰、乌鸦。他在《野草》里有两篇文章都是《复仇》，他强调复仇的正义性。复仇是以人性为基础的。
如果你被杀得家破人亡，心里产生复仇的想法，这是不是合乎人性的?这时候能批评你残酷吗?这时候你想把凶手全家都杀掉，这是不是合情合理的?是不是合乎人性?
现在我们有法律，你不能自己复仇。法律剥夺了个人的复仇权。你不是要选择民主社会吗，那你必须交出你个人复仇的权力。法律是很冠冕堂皇的。法律掌握在谁手里?法官律师手里，但他们也是人，其实你是交给了一个很不可靠的东西，他们用暴力剥夺了你的个人复仇权。
我们假设法律很好，把凶手抓住了，凶手枪毙了，但这个凶手用很残忍的手段杀过你一家六口人，而一颗子弹就把他解决了，这是否合乎人性?从法律的角度看，这没有问题但从人性上考虑，你心灵的创伤是永恒的。而古人解决这个问题，则可能是我去把你一家杀了。这就是为什么武侠小说长盛不衰的原因。
因为武侠小说弥补了法律的不公正。你杀了我一家满门，我就要杀你一家人，我不考虑他是妇女还是儿童。你让我讲人道主义，你杀我家人的时候怎么不考虑人道主义?
鲁迅不但自己说一个都不宽恕，他还告诉许广平和他的孩子，最要小心的就是天天讲宽容的人。他们损了别人的牙眼，还不让报复。
一般说，讲宽容的人是既得利益者，他害怕别人跟他算账。现在很多人都要求，其实也都实现了，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入宪法。要求最强烈的是那些利用种种不法手段侵吞国家财产的人，已经成功地把国家财产转入自己账户的人。他们急于让国家利用法律形式把他们的既得利益保障下来。其实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这样写，只有在中国要求这样强烈。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宽容。
现在有好多学者在为有钱人说话，说为了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要赦免企业家的所有原罪，不管他的第一桶金是怎么得到的，说这样才能继续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我们的人权也是这样丧失的。
美国不断地批评说中国没有人权。他们的批评也有道理，传统上的一些侵犯人权的行为还是存在，但新出现的这种对人权的剥夺是现代化带来的。为什么外国人愿意在中国投资，因为他们在中国投资能得到在世界各国都得不到的实惠。革命的目的如果是平均主义，那就是革命的隐患。
(本文节选自《天涯》2005年第1期，原题：《九三年》、革命与人道主义)（本文由作者本人根据演讲记录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