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法立法理由

『壹』 如何理解侵权责任法和医疗事故条例之间的冲突，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否应该被取代废止

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
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主要涉及如下几个问题：
1、构成医疗事故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2、构成医疗事故，当事人一方按照一般医疗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人民法院应当如何适用法律？
3、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侵权人应否承担责任，如果承担，按照何种标准承担责任？[1]
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人们对法律规定的认识理解的不一致，或者是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12月26日公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以后，由于赔偿的标准不统一而产生的结果。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举证责任分配问题，2002年4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2款第8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个规定与民事诉讼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方式正好相反。这意味着从2002年4月1日开始，在我国医疗侵权诉讼中，开始实行举证方式的改革，患者不再承担对“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及医疗过程无差错”的举证责任，上述两项责任由医疗机构来承担。
那么，在这种规定下，是不是意味着医疗损害侵权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全部由医疗机构来承担？我们姑且不谈此规定是否合理，因《侵权责任法草案》对此已有了不同的规定。[2]仅就此规定本身而言，我认为，对它的理解不能片面。这种特殊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是由这类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和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能力决定的，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体现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由于这类诉讼中所涉及的医方是否有过错、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些专业性很强的证据大多控制在医疗机构，患方难以占有、接近和收集，在当事人双方举证能力有很大悬殊的情况下，司法解释根据法律的原则，确定医疗机构对这方面的事实负有证明责任，这是符合举证责任的内在要求和审判规律的，也是公平的。最高法院解释确定这个规定的依据主要有三点：一是患者的医学知识非常有限，且其在治疗过程中也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医疗机构则通过检查、化验等手段掌握和了解患者的生理、病理状况，制定治疗方案，熟悉治疗过程；二是按照举证责任的实质分配标准，举证责任应当由距离证据最近，或者控制证据源的一方当事人负担。诊疗过程中的检查、化验、病程记录都由医疗机构实施并掌握，医疗机构是控制证据的源，是距离证据最近的一方；三是对因果关系和医疗过失的认定，涉及医学领域中的专门问题，一般要通过鉴定才能认定。在这样的情形下，医疗机构需要做的，不过是申请鉴定、启动鉴定程序。这个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倒置”，对医疗机构而言并没有过分加重其负担。也不会出现所谓“举证责任之所在，即败诉之所在”那样一种证明责任分配的风险。[3]
但是，对此问题不能作片面的理解。这一司法解释只是对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中的部分举证责任进行倒置。如果医方已经尽到自己的职责，其合法权益是能够通过正确行使举证权利而得到法律保护的。至于患方与医疗机构之间是否存在医患法律关系，患方是否存在损害事实、是否存在实际损失、损失多少等等，其举证责任均在患方。只有患方提供的证据达到《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人民法院才予以立案受理。经过审理，只有患方对其负有举证责任的部分事实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其权益才有可能得到法律保护。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医患纠纷中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第二个问题，即当构成医疗事故，当事人一方按照一般医疗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人民法院应当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我的理解是，一定要优先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严格按照《条例》规定的范围和标准进行赔偿。[4]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后不久，就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答记者问中阐述了这一观点。其基本精神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对构成医疗事故如何处理所做的特别规定，人民法院在处理因医疗事故引起的民事赔偿纠纷时，应当优先适用《条例》的规定确定损害赔偿的数额。鉴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对赔偿的标准做出了一些调整，赔偿的数额比《条例》规定的赔偿数额高，所以因医疗事故受到损害的患者，可能会以一般医疗纠纷向法院起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医疗机构提出不构成一般医疗纠纷的抗辩，并且经鉴定能够证明受害人的损害确实是医疗事故造成的，那么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条例》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而不能按照《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
做出这样的规定，完全基于医疗纠纷诉讼主体的特殊性和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体现了国家对医疗行业的特殊立法政策。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完全因医疗机构造成医疗损害的情形很少见，患者自身的病情和特殊体质与医疗过失共同发生作用导致的事故多见，多因一果是医疗事故的常态；二是医疗行为具有较高的风险性。虽然医务人员尽了必要的注意义务，但由于患者个体的差异，仍有可能发生危险，限制赔偿原则有助于调动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职业积极性，最终将有利于患者疾病的救治；三是医疗机构必须用极少的医疗资源承担全社会人的健康保障，没有选择患者的权利，同时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公益性义务，从公平性的角度上讲法律规定应当体现其特殊性；四是我国医疗行业具有社会公益福利性，占主导地位的是公立医疗机构，作为公益事业单位，其赔偿能力受到一定限制。过高的赔付费用虽然可以使一部分受害者的利益得到较好的保护，但会直接影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第三个问题，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侵权人应否承担责任，按照什么标准承担责任？答案是肯定的。很多医疗结构不理解这个问题，原因是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第二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那为什么还要承担赔偿责任呢？理由有以下三点：1、《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的规定非常明确，即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我国民法确立的对侵权行为造成损害予以救济的基本原则，也是法治社会对人权提供的最基本的法律保障，作为行政法规的《条例》，不可能与民事基本法的这一基本原则相抵触；2、《条例》是处理医疗事故的特别规定，其适用的范围仅限于医疗事故而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对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医疗行为引起的医疗纠纷，已经超出了作为处理医疗事故特别规定的《条例》的调整范围。因此，对这类纠纷的处理，不能适用《条例》的规定处理，而应适用《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处理；3、如果患者身体因医疗机构非医疗事故的行为受到损害而医疗机构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仅违反我国《宪法》确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且还会导致受害人受到损害没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局面，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因此，对《条例》49条2款的理解应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机构就不用按照《条例》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但这并未免除其按照《民法通则》有关规定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赔偿责任。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赔偿标准。按照最高法院2003年1月6日《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第一项的规定，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主要适用依据就是第106条和119条的规定，相应地，对非医疗事故侵权行为或者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案件的赔偿标准就要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26日公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但如果按照这一原则来处理，可能会出现赔偿标准失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后，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纳入到物质损失范围内。根据该司法解释规定的计算方法，赔偿金的数额相对以往有了较大提高。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考虑医疗差错赔偿纠纷案件的问题，将会出现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差错案件得到的赔偿要比构成医疗事故纠纷案件得到的赔偿要高的多。大连中院在2008年12月5日出台的《当前民事审判（一庭）中一些具体问题的理解和认识》第36条第1款就规定，“确定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应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项目和标准计算赔偿总额后，按该条例第49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医疗机构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该医疗行为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并且医疗机构确有过错的，按照《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赔偿项目和标准计算赔偿总额，结合医疗机构承担的责任比例，确定赔偿数额（比例以不超过总损失的50%为宜）。”
事实上，与一般的医疗差错相比，医疗事故无论是在医疗单位的过错程度上还是给患者造成的人身损害的后果上，都是更为严重的。而按照《条例》的规定，其确定的赔偿范围和标准却比《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偏低。这种情况不仅造成医疗事故与医疗差错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的失衡，而且直接导致当事人不愿意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回避《条例》解决争议。这个标准“二元化”问题导致了激烈的争议。最高法院的纪敏庭长在2006年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中指出，“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广泛关注，要求修改《条例》甚至制定《医疗争议处理法》的呼声不断涌现。对此，我们应当予以高度重视。目前情况下，法院应当注意从实际情况出发，研究行之有效的措施，避免两者失衡现象的加剧，努力做到平衡利益，定纷止争。”按照这一精神，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09年4月2日召开的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讨论问题有这样的观点，即“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确认不构成医疗事故，而医疗机构又确有过错的，可以根据患者所受人身损害的程度，比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相应标准，判决医疗机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我个人是同意这个观点的。根据在于：1、《条例》属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必须适用行政法规。就《条例》和《民法通则》的关系而言，两者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只要是有关医疗活动中的医疗行为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都应当优先适用《条例》；[5] 2、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医疗机构存在过错需要赔偿的情形，一般情况下，过错程度较轻，损害后果较小。按照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的方法，医方过错程度重，患者损害后果大，得到的赔偿反而少。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情理上都难以服众，无论在法律效果上还是在社会效果上都不好。从法学的基本理论上讲，法律适用的结果应当是一致的。它并不在于当事人如何选择，如果出现当事人选择的司法救济的路径不一样，而得到的结果不一样，那么，法律的适用就有问题了。

『贰』 侵权法的归责原则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侵权行为归责原则有三种，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属于过错责任原则，仅仅是通过举证责任倒置，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利益，即过错推定原则是过错责任的特殊情况。

侵权行为归责原则

1、过错责任原则
1） 含义：是指当事人的主观过错是构成侵权行为的必备要件的归责原则。过错是行为人决定其行动的一种故意或过失的主观心理状态。
2） 适用过错责任的意义：
① 在一般侵权中，只要行为人尽到了应有的合理的注意义务，即使发生损害也不负赔偿责任。
② 在过错责任下，对一般侵权责任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③ 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时，第三人或受害人的过错对责任承担有重要影响。
A） 在第三人对损害也有过错时，构成共同过错；此时按过错大小分担民事责任，并负连带责任。
B） 如受害人有过错的，即构成混合过错，依法可减轻加害人的民事责任。
3） 过错推定责任
① 含义：指一旦行为人的行为致人损害就推定其主观上有过错，除非其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否则应承担民事责任。（体现在民通126条）
② 此是过错责任的一种特殊形式，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它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下使用。
③ 举证倒置原则的含义：
A） 受害人只要证明加害人实施了加害行为，造成了损害后果并存在因果关系，无需对加害人的主观情况证明，就可推定加害人主观上有过错，承担相应责任。
B） 受害人为免除责任，应由其自己证明主观上无过错。
④ 法条上的体现：民通126条：建筑物或其他设施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证明自己无过错的除外。
2、无过错责任原则
1） 含义：指当事人实施了加害行为，尽管其主观上无过错，便根据法律规定（民通106条系3款）仍应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
2） 适用情形（民通规定）：
① 从事高度危险活动致人损害的行为
② 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的行为
③ 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行为
④ 产品不合格致人损害的行为
3） 适用的注意事项
① 无过错原则的适用必须是法律的明确规定
② 适用无过错原则，受害人不须证明加害人的过错，加害人也不能通过证明自己无过错而免责，但原告应证明损害事实及因果关系。
③ 我国实行的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在出现法定免责事由时，有关当事人可全部或部分免除其民事责任。（如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的，免于承担）
3、公平责任原则
1） 含义：指损害双方的当事人均无过错，但如不补偿受害人的损失又显失公平的，法院可根据具体情况和公平观念，要求当事人分担损害后果。
2） 适用中的注意事项：
① 适用的前提是当事人既无过错，又不能推定过错，也不存在法定的承担无过错责任的情况。
② 当事人如何分担责任，由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包括损害事实与各方当事人的经济能力进行综合衡量，力求公平。
③ 在法条中的体现（民通和民通意见）：紧急避险致人损害的（险情由自然原因形成；行为人采取的措施无不当）；为对方利益或共同利益中致人损害的（可责令对方或受益人给予受害人一定的经济补偿）。

『叁』 侵权责任法43条

你好
这个法条是很有利保护消费者权利的
是可以找生产者，也版可以找销售权者，如果销售者没有过错的，那么销售者赔偿了，就可以向生产者追偿，反之，就是销售者向生产者追偿。
销售者无法提供生产者的，就要承担责任。

主要是为了落实受损害的消费者的请求赔偿问题。

如果说一方无法赔偿的，当然可以找双方承担责任，但是一方已经赔偿了的，就不可以了。

『肆』 侵权责任法中的严格责任与无过错责任有什么联

您好，
严格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的区别
严格责任(英美法系)：指基于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的一种责任。
无过错责任：大陆法系。
严格责任是英美法中广泛使用的概念，与之相对应的无过错责任则产生、成长于大陆法系的土壤。它们都大致地涉及到在侵权责任认定过程中，不考虑加害人过错或者至少并不首先考虑过错这样一种立法、司法乃至法学思维上的取向。
严格责任尽管基本不考虑过错对责任成立的影响，但仍然存在着相当的抗辩事由，如不可抗力、自然因素、受害方过错、受害人自愿承担风险、第三人过错等。就此而言，严格责任“尽管严格，但非绝对”。故，一方面因为其对过错的忽略，大致与大陆法无过错责任相类;另一方面从其有免责事由这一点可以认为其与过错责任中(特殊的)过错推定相类。因此，可以认为严格责任具有融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风险于一体的损失分担机制之功能。严格责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过错推定责任”，两者的免责条件基本一致，是介于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之间的中间责任。
大陆法系无过错责任和英美法的严格责任正日渐接近、融合，其发展脉络、哲学基础、制度功能及功能发挥之配套机制均有相似相类之处，体现出一些共性。
二、严格责任与其他责任相比有何不同
1、严格责任的成立以债务不履行以及该行为与违约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为要件，而并非以债务人的过错为要件，这是其区别于过错责任的最根本的特征。因而在严格责任下，债权人没有对债务人有无过错进行举证的责任，而债务人以自己主观上无过错并不能阻碍责任归加。在这一点上，似乎有理由认为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中的举证责任倒置——过错推定相一致。但是，过错推定的目的在于确定违约当事人的过错，而严格责任考虑的则是因果关系而并非违约方的过错。例如，在严格责任下第三人的原因导致违约并不能免除债务人的违约责任，而此种情形无论如何不能推定债务人存在过错。因此，二者仍是存在一定区别的。
2、严格责任虽不以债务人的过错为承担责任的要件，但并非完全排斥过错。一方面，它最大限度地容纳了行为人的过错，当然也包括了无过错的情况;另一方面，它虽然不考虑债务人的过错，但并非不考虑债权人的过错。如果因债权人的原因导致合同不履行，则往往成为债务人得以免责或减轻责任的事由。可见，虽然严格责任往往被我国学者称为“无过错责任”，但其与侵权行为法中既不考虑加害人的过错，也不考虑受害人的过错的无过错责任(当然，我国对无过错责任的适用还是有严格限制的)是存在一定区别的。
3、严格责任虽然严格，但并非绝对。这一点使之与绝对责任(Absolute Liability)区别开来。所谓绝对责任，是指债务人对其债务应绝对地负责，而不管其是否有过错或是否由于外来原因。在严格责任下，并非表示债务人就其债务不履行行为所生之损害在任何情况下均应负责，债务人得依法律规定提出特定之抗辩或免责事由(例如不可抗力等)。

『伍』 侵权责任法里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民诉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该规定由两句话组成，第一句是对无独立请求第三人的定义，即什么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第二句是关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地位，即在法院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下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关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定义中有四个概念，即当事人、诉讼标的、请求权和利害关系人。为了准确把握第三人的定义，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这四个概念。关于当事人，在这里仅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即以自己的名义要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或法律关系的人及相对方。通说认为当事人有狭义的当事人和广义的当事人之分，狭义的当事人仅指原告和被告，广义的当事人除原告和被告外，还包括第三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民诉法》将原告、被告和第三人同时规定在第五章当事人一节中，似乎采用的是广义的当事人概念，但在对第三人的定义中又将当事人与第三人区别开来，且《民诉法》条文中只有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的表述，并没有当事人三方的表述，似乎采用的又是狭义的当事人概念。关于诉讼标的，在大陆法系国家先后有三种学说，最早出现的是旧实体法学说，认为是原告在诉讼中提出的具体的实体法上的权利或者民事法律关系主张。之后出现的是诉讼法学说（新诉讼标的理论），该学说经历了从二分支说到一分支说的演变，二分支说认为诉讼标的是原告主张的事实理由以及诉的声明，一分支说认为诉讼标的是原告诉的声明。最晚出现的是新实体法学说，认为诉讼标的是原告基于同一事实关系而提出的实体法上的主张。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学界，普遍将诉讼标的定义为当事人之间所争议的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审判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关于请求权，指的是民事讼诉中的请求权，即当事人就争议的法律关系要求法院作出裁判的权利。关于利害关系人，在《民诉法》中有三类：一是诉讼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包括直接利害关系人和法律上利害关系人，直接利害关系人为原告和被告，直接受判决约束；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即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实质上就是间接利害关系人，间接受判决约束。二是非诉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包括诉前保全申请人和宣告失踪申请人等，三是执行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如执行异议人等。虽然利害关系在文义上包括利和害，但实际上的利害关系人均是认为自己利益受到侵害的人。

在了解了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定义中的四个概念后，我们可以发现该定义包含以下内容：第一，第三人是当事人所争议的法律关系之外的人，不是该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人和义务人，不能基于该法律关系而主张请求权。《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只有不履行当事人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义务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既然第三人不是当事人所争议的法律关系的义务人，也就不应当判决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第二，第三人是因和当事人一方的法律关系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有牵连的利害关系人，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案外人，介于当事人和案外人之间，当事人受案件处理结果的直接约束，案外人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毫无关联，而第三人受案件处理结果的间接约束，可能导致其在与当事人一方的法律关系中承担民事责任。第三，第三人是通过自己申请或者法院通知而参加到当事人之间的诉讼的，而不是根据当事人的意愿而参加的，不是当事人所诉求的对象。既然第三人可以申请参加诉讼，其参加诉讼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承担民事责任，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因为申请参加而导致承担民事责任，将不会有任何人以第三人的身份申请参加诉讼，《民诉法》规定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这一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既然第三人是通过自己申请或者法院通知的方式参加诉讼的，不是当事人的请求对象，也就失去了法院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的理由，否则就成了无诉之判。通过对《民诉法》关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定义的分析，不难得出结论：法院不得在处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中判决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第三人只是因该判决有可能在与当事人一方的法律关系中承担民事责任。

关于《民诉法》所规定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地位，可以直接从文义上得出结论：法院可以在处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中判决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判决其承担责任的，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根据同一法条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规定，对第三人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得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不能说不是立法上的失误，有必要尽快予以解决。

还需要指出的是，《民诉法》只规定了法院可以判决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并未规定对原告还是被告承担责任，但审判实践中均是判决第三人对原告承担责任。而法院判决第三人对原告承担民事责任的理由，或者是原告申请将被告变更由第三人作为责任主体，或者是法院释明原告变更由第三人为责任主体，或者是法院以职权变更由第三人为责任主体。在我国并没有设立原告可以变更责任主体的制度，如果原告认为起诉的主体错误，只能通过撤回原来的诉讼而重新起诉，法院以职权变更责任主体更是对原告诉权的肆意干涉。

『陆』 什么叫侵权责任法保护的优位法益

任何法律都有其特定的保护范围，而明确界定《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对于提高人民法院审理侵权纠纷案件的质量和水平，促使人民法院更好工作，具有重要地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侵权责任法》第一条规定：“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制定本法。”
第二条明确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这就说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是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除民事权益以外的其他权益如违约责任等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而民事权益具体包含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等”应当是开放的，包含但不仅限于上述权益，其他民事权益也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比如死者名誉、胎儿人格利益等。由于民事权益种类繁多，立法中难以全部列举，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还会不断地出现新的民事权益，因此，《侵权责任法》没有也不可能将所有的民事权益都明确列举，但不代表这些民事权益就不被《侵权责任法》保护，因此，法律所不禁止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也应当属于《侵权责任法》保护的范围。
因此，我们应当把握的是，民事权益的范围它包括民事权利、也包括民事合法利益，即权益既包括有名的权也包括无名的益，它们都是《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现代侵权法保护的其他合法权益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名称权。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享有名称权。”可见，我国法律是保护民事主体的名称权的，虽然《侵权责任法》未明确列举名称权，但其应当属于“等”人身权益的一种，受到侵权责任法的保护。
2.死者人格利益和胎儿的利益。在民法上，活着的人才可能享有人格权，自然人死亡之后，其权利能力丧失，已不可能再享有民事权利。但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以及死者近亲属的个人利益，在自然人死亡以后，法律仍需要对死者生前的人格利益予以保护。此时，死者的名誉、姓名以及肖像等不再体现为一种权利，而是一种法益。同理，胎儿的人格权益也要受保护。比如侵权母亲的健康权，导致胎儿受损害，胎儿在出生后也有权要求赔偿。
3.占有。我国理论通说认为，占有是一种事实。从现实生活来看，许多占有的状态尽管还没有形成权利，但基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需要，法律有必要对这些占有状态进行保护。如拾得遗失物、漂流物等，依据法律规定，占有人应及时返还失主或上缴国家，而不能据为己有，占有人也不能因其占有而获得占有权，并长期占有这些物。而且，占有一旦形成，便应当受法律保护。如果上述占有人不受法律保护，任何人都可以凭借暴力从占有人手中侵夺其占有物，则社会经济秩序将遭受严重破坏，法律秩序也将荡然无存。
4.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等。商业秘密、技术秘密属于专利权之外的合法利益，如果行为人侵害他人的商业秘密或者技术秘密，受害人可以请求行为人停止侵害、赔偿损失。
5.纯粹经济损失。所谓“纯粹经济损失”，是指行为人的行为虽然没有侵害受害人的权利，但给受害人造成了人身伤害和有形财产损害之外的经济上的损失。纯粹经济损失是金钱利益上的损失，它不涉及精神上的损害。该损失可以金钱数额进行量化，但由于其涉及范围的不确定，在损失的计算上也存在不确定性，所以应当尽量限制其保护范围。根据发生形态的不同，可将其大体上分为以下几种：一是间接致损，即行为人对受害人造成的同时，也间接地对第三人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害。二是失去使用价值的损失。三是不实表示造成的损害，等等。就各国立法及判例学说加以观察，可以发现一个共同规范趋向，即对纯粹财产上利益的侵害出于故意时，或者以故意背于善良风俗为要件，才应成立侵权行为。之所以如此不是在于惩罚，而是鉴于加害人明知而为之，责任范围可得预见，自不应免于赔偿责任。
6.债权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
合同债权也是一种民事权益，但它原则上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侵权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的规定不涉及合同债权问题，因此债权不受侵权责任法调整，而是由合同法调整。
对于第三人侵害债权是否受本法调整，没有明确作出规定，我认为第三人侵害债权应当属于侵权责任的范围。本条第二款列举了部分民事权益，最后用了“等人身、财产权益”，这可以涵盖第三人侵害债权的问题。一方面法律上对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行为应当予以否定，且债权人由于第三人行为而受损害，亦理应得以救济，而第三人侵害债权问题在合同法领域因受债的相对性原则束缚而不能受合同责任调整；另一方面，由于债权的存在缺乏社会公示性，债权受害往往不具有直接性，若凡侵害债权均成立侵权行为，则行为人动辄得咎，社会经济活动及竞争秩序实难维持。基于上述两方面的理由，第三人侵害债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应当包括：第三人实施了侵害行为、被侵害的债权系合法债权、行为人系债权债务关系以外的第三人、第三人的行为违反法律、第三人的行为造成债权人债权损害、第三人存在侵害债权的故意、第三人的侵害行为和债权人的债权受损害的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租赁、借用车辆出现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度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赔偿，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被盗抢的车辆在机动车被盗抢期间发生交通事故，给他人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的，如果已报案，机动车的所有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应当由肇事方承担赔偿责任；未报案的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车辆不应认定为“被盗”。其理由是：其一，从字面上理解，“盗窃”是一个法律术语，应经专门机关予以认定，与“丢失”有区别。其二，机动车辆作为一种具有高度危险性的运输工具，国家对机动车辆实行登记管理制度，其取得、转让都必须依法进行登记。被告所有的车辆丢失后，应预料到丢失的机动车辆有可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其行为放任了损害后果发生的可能性，而且使盗窃者、抢夺者、抢劫者逍遥法外，受害人无法确认“肇事人”，使受害者的权益得不到相应的救济，对受害者显失公平。因此，车辆丢失后，应向公安机关报案，并经公安机关备案确认，这才符合国家对机动车辆管理制度的规定。所有人在车辆丢失后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不符合侵权责任法中“盗窃、抢劫、抢夺的机动车”的概念，无免责事由，应承担对被害人的赔偿责任，可在赔偿范围内向盗抢人人追偿。
挂靠车辆致人损害的，被挂靠单位与挂靠车辆所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不管是否收取了管理费，是否具有过错，承担责任的范围是全部赔偿责任，不是补充赔偿责任。

『柒』 侵权要符合四要素条件，请问在哪部法律上，第几条

侵权责任法。
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是指构成具体侵权行为的、各种作为必要条件的因素。行为人的某一行为只有具备了法律规定的相关要件，才构成侵权行为，行为人才可能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反之，则不构成侵权行为，行为人也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根据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本文主要以一般侵权行为为例具体分析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1、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是指在一般情况下，构成侵权行为所必须具备的因素。只有同时具备这些因素，侵权行为才能成立。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有加害行为、有损害事实的存在、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四个方面。
（1）加害行为，即行为的违法性
加害行为又称致害行为，是指行为人做出的致他人的民事权利受到损害的行为。任何一个民事损害事实都与特定的加害行为相联系，亦即民事损害事实都由特定的加害行为所造成。没有加害行为，损害就无从发生。从表现形式上看，加害行为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以不作为构成加害行为的，一般以行为人负有特定的义务为前提。
加害行为就是行为具有违法性，侵害他人的民事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民事利益的原则上可认定为违法，但有违法阻却事由的，比如职务授权行为、正当防卫行为、紧急避险行为等，则应排除其违法性。违法情形包括违反法律规定和违背社会公序良俗。
（2）损害事实，即具有客观存在的损害
损害事实，是指因一定的行为或事件对他人的财产或人身造成的不利影响。损害事实既包括财产损失，也包括非财产损失，如人的死亡、人身伤害、精神损害（痛苦、疼痛）等。作为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损害事实须具备以下特点：损害是侵害合法权益的结果、损害具有可补救性、损害是已经发生的确定的事实。依侵权损害的性质和内容，大致可分为财产损失、人身伤害和精神损害三种。
财产损失，民法理论认为是指一切财产上的不利变动，包括财产的积极减少和消极的不增加，主要是指由于行为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权利施加侵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既包括积极损失，如人身伤害的费用支出，也包括消极损失，如误工减少的收入等。
人身伤害，是指由于行为人对受害人的人身施加侵害所造成的人身上的损害。具体包括生命的损害、身体的损害、健康的损害三种情况。同时，对自然人人身的损害往往也会导致其财产的损失，如伤害他人身体致其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和误工减少的收入等。
精神损害，主要是指自然人因人格受损或人身伤害而导致的精神痛苦，当然广义上还包括法人的商誉损失等。与其他损害不同的是，精神损害具有无形性，难以用金钱来衡量，司法实践也只是补偿责任。
（3）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指社会现象之间的一种客观联系，即一种现象在一定条件下必然引起另一种现象的发生，则该种现象为原因，后一种现象为结果，这两种现象之间的联系，就称因果关系。理论上认定因果关系具体有三种方法：根据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来认定；根据事件的客观性来认定；根据原因现象是结果现象的必要条件规则来认定。
侵权行为只有在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才能构成。如果加害人有加害行为，他人也有民事权益受损害的事实，但二者毫不相干，则仍不能构成侵权行为。因此，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是构成一般侵权行为的必要要件。
（4）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
过错，是行为人对其行为的一种心理状态。行为人是否有过错直接关系到对其行为性质的认定。根据民法原理，过错分为故意、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损害他人民事权利的结果而实施行为的，为故意。行为人根据一般人的见识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损害他人的民事权利但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为过失。一般认为一个专业人士违反了普通预见的水平的即构成重大过失。衡量行为人对其作为和不作为是否有主观故意或过失，应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等多种因素综合进行确定，这也是侵权行为归责原则应当考虑的因素。
2、特殊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特殊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是指根据法律的规定，构成侵权行为所必须具备的各个因素，主要包括：损害事实的存在、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等。在特殊侵权行为中，职务侵权行为的发生必须是执行职务中的不当行为，且造成了实际损害，存在因果关系；产品侵害责任、高度危险作业的损害责任、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责任、动物致人损害的责任、监护责任等，根据侵权主体和损害事实的法定关系，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但建筑物等致人损害、地面施工致人损害是根据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实行过错推定原则。
因此，对于特殊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主要结合侵权主体、损害事实和法律的明确规定，参照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来认定是否构成侵权行为以及侵权责任承担原则。
三、侵权行为的分类与归责原则
根据侵权行为的过错要求、构成要件和归责原则等，侵权行为一般分为以下几类：
1、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这是侵权行为的最基本分类。
一般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因为过错而实施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和侵权责任一般构成要件以认定的侵权行为；特殊侵权行为，是指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而不以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适用无过错原则或过错推定原则归责的侵权行为。
2、单独侵权行为和共同侵权行为
这种分类是根据侵权行为人的人数多少划分的侵权行为类型，一人即为单独行为。
3、积极侵权行为与消极侵权行为
这种分类是基于行为的主观行为所作的分类，行为人以作为形式造成的侵权就是积极侵权行为，而行为人的无意识行为或者默示不作为造成的侵权就是消极侵权行为。
根据民法原理，民事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有三个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
1、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以行为人的过错为承担民事责任要件的归责原则，《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了一般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确立了该原则作为我国侵权法一般归责原则的地位。过错推定是在某些行为人的过错无法判明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况下所适用的过错责任原则的一种变通方式，它根据损害事实的发生推定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除非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无过错方可免责，我国《民法通则》第125-126条关于地面施工致人损害、建筑物等致人损害的规定就是采用了过错推定原则。
2、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以行为人过错的存在判断行为人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该原则的责任范围通常有限额，仅适用于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形，在《民法通则》和“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中有明文规定。
3、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在法律没有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而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又对受害人显失公平时，依公平原则在当事人之间分配损害承担的责任原则。因此，适用此原则的前提必然是该侵权行为只能是一般侵权行为，而且加害人的主观上不能有过错。对于此归责原则的适用，在《民法通则》、“民通意见”和“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也有明确的规定。
因此，根据民事法律规定，对于一般侵权行为，实行过错责任原则，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在特殊侵权行为中，产品责任、高度危险作业的损害责任、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责任、动物致人损害的责任、监护责任等，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但建筑物等致人损害、地面施工致人损害实行过错推定原则。对于造成的损害在双方当事人均无过错，法律又未规定实行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平观念，可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四、侵权行为的免责事由
侵权行为的免责事由，又称为“免责条件”，是指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而致人损害时，依法可以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事由。免责事由一般由法律定，部分事由也可以约定。民法理论上将免责事由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正当理由，包括职务授权行为（依法执行职务）、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受害人的同意等；二是外来原因，包括不可抗力、受害人的故意、第三人的过错、意外事件等。
五、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
侵权行为人对其不法行为造成他人财产或人身权利损害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就是侵权民事责任。侵权责任的形式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捌』 我国《侵权责任法》上的“因果关系”应当采取怎样的判断标准

侵权责任法中因果关系的相关学说
（一）条件说
条件说又称等值说，该说认为所以引起结果发生的原因都是损害结果的原因，因而所有为损害结果发生提供条件的行为都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条件说的优势在于它使用起来比较容易，按照该学说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较容易发现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但学者们对条件说的批判也很多，认为其缺点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它把所有的条件都同等看待，没有区分不同条件之间的不同作用，这样在共同侵权的案件中便不能确定各侵权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大小和范围。
第二，该学说认为所有为损害结果发生提供条件的因素皆为损害发生的原因，这就将许多无关紧要的因素牵扯进来从而扩大了责任主体的范围，造成真正有责任行为人的难以确定。
正是基于以上两点，很多学者认为条件说在认定因果关系上缺乏灵活性，在稍微复杂的因果关系认定中往往出现不合理的认定结果。因此，现在仅在一些简单的案件中适用，已被排除在主流学说之外。
（二）原因说
原因说认为导致损害事实发生的众多条件中并非所有的条件都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只有那些对损害结果在时间、空间上距离最近，或对损害结果的发生起有效作用的原因才是损害发生的真正原因，才能使行为人承担责任。
该说在理论上把对损害结果作用不同的条件区分开来，单从理论上来看有其进步性。但是该说也产生了两个新的问题：
第一，原因说只提出要把条件跟原因区分开，但是其并没有明确说明该如何将两者区分开，只是给了一个主观、相当宽泛的标准，但在司法实践中，损害发生的条件往往错综复杂，对损害结果的作用难分轻重，所以原因说在审判实务中适用的难度会很大。
第二，原因说把众多条件中所谓的“原因”认定为与损害结果的发生唯一具有因果关系的因素，而排除其他条件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在事实上可能造成当不能认定“原因”时，所有条件都与损害的结果没有因果关系，从而受害者无法获得赔偿的不合理情况发生。
（三）法规目的说
法规目的说认为，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应以法规的目的来决定。行为人就其行为所引发的损害是否应承担责任，基本上是法律问题，依照法律规定来确定，是理所当然的事。
虽然法规目的说在解决一些与立法目的相牵连的案件的时候，能够发挥比其他学说更为明显的优势。但是法规目的说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并不是所有的权利都被法规目的所包括，也并不是所有的侵权行为都有法律来规制。依照法规目的说，在某些特殊侵权行为发生的时候，权利的保护就毫无希望可言。并且以法规目的来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事实上会造成法律漏洞，使得侵权人在法规目的的掩盖下逃避法律责任。例如，如果侵权人知道某一法条是为保护某一权益而设的，那么他就可能将受害人的其它权益置于该法条规定的情形之下，从而使得该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第二，从实践中看，法规目的说对因果关系解决也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法规的目的在法律条文中并没有直接的规定，而法规目的说却舍弃了因果关系认定的标准，直接以法规的内容与目的来衡量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系，这样就缺乏明确的标准，最终仍然由法官来判断法规的目的，使法官成为了法律的解释者，有“法官造法”的嫌疑。[6]
（四）盖然因果关系说
盖然因果关系说发源于日本，是因果关系证明的一种方式。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理论。盖然因果关系说认为，对受害者所要求的因果关系证明．应该只要就因果关系的存在表示出相当程度的盖然性程度即为充分，所以，应当将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从受害人转换到加害人身上。有学者将盖然性因果关系学说的理论要点归结为：第一，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形式上仍为原告承担；第二，证明责任在实质上进行转换，即只要被告不能证明因果关系的不存在。因果关系就应该被肯定；第三，“盖然性证明”是指“超越了大致明确的领域。但尚未到达证明的程度的举证。”从价值方面分析，盖然性因果关系学说减轻了被害人的证明负担，有利于社会弱者利益的保护。[7]
（五）相当因果关系说
所谓相当因果关系说，系以行为人之行为所造成的客观存在事实为观察的基础，并就此客观存在事实依知识经验判断，通常均有发生同样损害结果之可能者，该行为人之行为与损害结果间即有因果关系。冯·克里斯认为，只有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原因和结果之间才有因果关系：(1)它必须是损害的必要条件；(2)它必须在相当量方面增加损害的客观可能性。由此可知，并非引起某个事件的每个条件都是原因，只有使这一事件在一般的情况下会导致某种结果发生的条件才是该结果的原因，才会承担责任；如果该条件在一极其特殊的，或者极可能小的情况下导致了结果的发生，并且该条件是一种事物在一般进程中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则该条件不属于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台湾著名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以行为时存在而可为条件的通常情事或特别情事中，于行为时依吾人知识经验一般可得，而且其情事对于其结果，为不可或缺的条件，一般的有发生同种结果的可能，其条件与结果为有相当因果关系”。换言之，确定行为与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要依行为时的一般社会经验和知识水平作为判断标准认为该行为有引起该损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而在实际上该行为又确实引起了该损害结果，则该行为与结果之间有因关系。
大陆法系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的德国，是大陆法系在侵权法因果关系认定中适用最广泛的理论。作为大陆法系的通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因为有其存在合理性和研究价值，所以在其产生的一百多年里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
其一，相当因果关系说将“条件判断”和“相当性判断”有机结合了起来。合理的确定了责任的范围。相当因果关系的构造可分为“条件关系”和“相当性”两个组成部分。其要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首先确定造成该损害结果的条件，而后再借助一般社会经验对这些条件进行判断，进而断定造成该损害结果的原因，确定损害赔偿的责任范围，从而避免了单纯采取条件说所造成的因果循环，牵连范围过宽，一概而论使每一个有牵连的加害人均承担责任的责任范围过宽现象的发生。
其二，相当因果关系说将“可能性”纳入判断因果关系中，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因为“可能性”判断一般取决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经验与见识，所以在依据相当因果关系说判断某侵害行为是否为某损害后果的原因时，并不要求受害人对因果关系的证明达到精确和绝对的地步，只需证明该侵权行为依一般社会经验极大的增加了损害的可能性即可。如此则极大地减轻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突出表现在环境侵权案件中，在该类案件中一般采用“盖然性”的方法确定原因和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例如，某化工厂污染了某居民区的水源。该居民区大部分居民喝了该水之后均呈现出不同轻重的中毒情况，则该居民区居民只需证明该化工厂侵权的“极大盖然性”即可，而无须亲自证明该盖然性已经达到了确定性的程度。
虽然相当因果关系说已逐渐被大陆法系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相当因果关系说亦有其固有的理论缺陷：
其一，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可能性理论易造成使用的差异性。由于因果关系说的可能性理论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行为人对极大增加损害结果的可能性理论并不能提出精确的认定标准，因此即使是在同一国家或同一地区，同样适用相当因果关系说，其判决也有可能截然不同。另外，法官在裁案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可能会出现法官因同情被害人而认定因果关系之存在，造成裁判不公现象的出现。
其二，相当因果关系说缺少必要的法律价值取向。美国著名的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认为“价值判断在司法过程中会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价值判断在法律制度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在于它们被整合进了作为判断客观渊源的宪法规定、法规以及其他种类的规范中。”由此可见，价值无论在司法实践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相当因果关系说借助数学及社会统计学理论对因果关系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是科学的。可是侵权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毕竟是法律问题，而法律问题的解决就必须注意到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取向，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对此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
其三，相当因果关系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并不能对社会中发生的所有的侵权案件判断其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且有些案件并不适宜采纳相当因果关系说，如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等侵权案件。
其四，相当因果关系说对所谓的因果关系“相当性”的判断在理论上有混淆“过错”判断的嫌疑。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所谓的相当性表现在，“凡是一般人所能预见到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条件关系，不论行为人是否能预见，都认为存在因果关系；凡是为一般人所不能预见但是行为人能预见的，也认为存在因果关系。”这实际上就是对当事人的“过错”的判断。一般人所能预见，而行为人却没有预见，此为行为人之“过失”；一般人不能预见，行为人预见了仍然追求损害结果的发生而为之，此为行为人之“故意”，只不过这种故意隐藏得更深，若无有力证据很难证明而已。相当因果关系说把本应当在过错中进行的法律判断搬到因果关系的认定中，并称之为“相当性”的判断，这种做法在理论上忽视了过错在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中的地位。支持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学者们在讨论因果关系的问题时，往往高估了因果关系认定在侵权责任认定中的作用，给人一种“相当因果关系的成立即等于侵权责任成立”的感觉，把过错放在一边，这种做法，诚不可取。
侵权责任法中因果关系认定问题的实质与解决
因果关系的认定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任何一种理论学说，无论其如何科学、如何合理，均无法解决所有侵权案件中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某一理论学说在此类侵权案件中具有应用价值，而在另一类型的侵权案件中则可能无法适用。所以，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主要是一个司法问题而不是一个立法问题。因此，如何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侵权因果关系认定规则，乃是摆在所有民法学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在构建侵权责任法因果关系认定规则时，应当坚持司法主义的逻辑进路。不宜在侵权责任法中将因果关系认定问题复杂化。而是应当将主要问题留待司法实践中去解决．赋予法官在判断因果关系时以必要的自由裁量权。

『玖』 《侵权责任法》85条的理解

对外是连带责任，对内可以按照责任大小来分配责任。

『拾』 英国的侵权责任法的评价

名誉权侵权特殊抗辩事由实质上发挥划定言论自由和名誉权保护边界的作用。英国《诽谤法案 2013》基本完成了名誉权侵权特殊抗辩事由的法典化，形成了包括“真实”、“诚实意见”、“公共利益事务的负责任发布”、“科学或学术期刊上同行评价陈述”以及更为完善的特权抗辩在内的分工明确、体系完整、设计科学的抗辩事由体系。中国法通过司法解释，事实上确立了“事实基本真实”、“公正评论”、“权威消息来源”三个抗辩事由，但与英国法比较，在立法模式、体系化程度和具体抗辩事由设计上存在明显不足。建议未来中国法在借鉴英国法的基础上，通过完善《侵权责任法》，确立包括“事实基本真实”、“诚实意见”、“基于公共 利益的负责任发布”、“权威消息来源”和“正当学术批评”的具体特殊抗辩事由体系。
关键词
诽谤法案2013；评价；名誉权侵权；特殊抗辩事由比较完善建议；
结构框架
一、法案对英国名誉权侵权特殊抗辩事由的改革及评价
（一）以制定法上的“真实”抗辩代替普通法上的“正当理由”抗辩
（二）以制定法上的“诚实意见”抗辩代替普通法上的“公正评论”抗辩
（三）以制定法上的“基于公共利益的负责任发布”抗辩代替普通法上的 Reynolds 抗辩
（四）新增“科学或学术期刊上同行评价陈述”抗辩
（五）完善现行的绝对特权和有条件特权抗辩
二、中国司法实践中的名誉权侵权特殊抗辩事由及评价
（一）司法解释中的“事实基本真实”抗辩及评价
（二）司法解释下的“公正评论”抗辩及评价
（三）“权威消息来源”抗辩
三、中英名誉权侵权特殊抗辩事由比较
（一）英国法的立法模式值得借鉴
（二）英国法名誉权侵权特殊抗辩事由的体系化程度明显优于中国法
（三）英国法在具体抗辩事由的总体设计上更加科学、适用范围更加合理
四、完善中国法名誉权侵权特殊抗辩事由的建议
（一）采用基本法的立法模式，确立体系化的名誉权侵权特殊抗辩事由体系
（二）确立包括“事实基本真实”、“诚实意见”、“基于公共利益的负责任发布”、“权威消息来源”和“正当学术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