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品责任立法

Ⅰ 我国产品责任法对产品责任规定了哪些抗辩理由

三点抗辩理由
1、未将产品投入流通。
2、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
3、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

Ⅱ 我国《产品责任法》有没有惩罚性赔偿

中国《产品质量法》分别对产品瑕疵和产品缺陷的法律责任作出规定。该法第28条是对产品瑕疵担保责任作出规定。第29条至第34条是对产品缺陷赔偿责任作出规定，这几条规定“实际上相当于国外的一部产品责任法”。根据中国法律规定，因产品缺陷造成受害人伤害和（或）财产损失的，损害赔偿包括人身和财产损害赔偿。造成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以及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抚恤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造成财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恢复原状或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也应赔偿。但法律未对“其他重大损失”作出解释。“其他重大损失”是指其他经济方面的损失，包括可得到利益的损失。对于受害人由此受到的精神损害的赔偿问题，《产品质量法》未作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已出现了这类案例。
可见，对用于个人使用或消费的财产因缺陷产品致损，受害人可获得赔偿，但排除商业性损失的赔偿，这是各国以及国际产品责任立法的共同之处。对于人身损害赔偿，各国立法和国际产品责任立法均作出规定。对于精神损害赔偿，各国的立法不尽一致。

关于赔偿数额中国的《产品质量法》未对赔偿限额作出规定。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产品责任案件的赔偿数额比较少，因而暂不存在数额惊人以致影响经济发展的问题。

Ⅲ 我国产品责任制度的研究属于什么法方向

产品责任制特征：
（1）产品一般指动产；
（2）多数国家立法未将初级农产品列入产品责任法范围。原因在于农产品易受自然环境因素影响，其产生的潜在缺陷难以确定缺陷来源，而且农产品没有明确的质量标准；
（3）产品一般指有形物品。
我国《产品责任法》规定的免责事有：
1、自然灾害如地震、台风、洪水、海啸等。
2、政府行为。政府行为一定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以后发生，且不能预见的情形。如运输合同订立后，由于政府颁布禁运的法律，使合同不能履行。
3、社会异常形象。一些偶发的事件阻碍合同的履行，如罢工骚乱等。不可抗力虽为合同的免责事由，但有关不可抗力的具体事由很难由法律作出具体列举式的规定，因此根据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可以在订立不可抗力条款时，具体列举各种不可抗力的事由。
产品责任法是经济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各国都很重视产品责任立法。开展中外产品责任法比较研究，有益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利于保护广大用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可以丰富法律责任理论，使中国的产品责任法更加科学化、规范化。

Ⅳ 我国最新的侵权责任法和以前的侵权责任法中关于产品责任法的区别以及对承担责任的影响

一、明确“产品责任”的性质为侵权责任

产品责任是指因产品有缺陷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我国民法学者一般认为产品责任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而不是一种违反合同的责任。《侵权责任法》首先规定了生产者的侵权责任，该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该法也规定了销售者的侵权责任，该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的上述规定比《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的“赔偿责任”更为明确。“侵权责任”与“违反合同的责任”不同，它不以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为前提，而是基于产品缺陷造成他人损害这一事实而产生的，它是对法定义务的直接违反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因此，无论是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有直接合同关系的消费者、用户，还是其他第三人，因使用缺陷产品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受害人均可要求赔偿。从举证责任上讲，只需要证明产品的缺陷、损害、使用有缺陷的产品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二、未规定排除适用“产品责任”的情形

《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了生产者三种排除产品责任的情形，即生产者能够证明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等情形不承担赔偿责任。然而《侵权责任法》对这三种排除情形未作规定，从立法进程来看，最终颁布的法律成文删除了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的“依据法律，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内容。也就是说，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精神来看，只要产品缺陷确实造成了他人损害，生产者都不能免责。从法律适用的原则来说，同一层级的法律规定，“新法”优先于“旧法”。因此，从这一条款来讲，无论是否投入流通，生产者必须承担产品缺陷引起的侵权责任，加大了企业的责任，促使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的意识。为了平衡受害人与生产者、销售者的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产品投入流通后发现存在缺陷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及时采取警示、召回等补救措施。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补救措施不力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据此，产品投入流通后发现存在缺陷，生产者、销售者及时采取警示、召回等有力补救措施的，可以不承担侵权责任。这一条款也是“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依据。相比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经营者发现严重缺陷采取措施，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告知消费者，《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为消费者提供了更高层次的保护，更加符合产品质量状况“符合性标准”达标、“可靠性标准”不符合的新形势，鼓励企业在发现产品存在缺陷时采取警示、召回等补救措施。

三、第三者过错造成产品缺陷可追偿

虽然《侵权责任法》没有直接规定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的产品责任，但是该法明确规定了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对第三人责任的追偿。《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因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这一新的规定明确了造成产品缺陷第三人的过错责任，保护了生产者、销售者的合法权益，也是对“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等规定的发展，体现了民事责任归责的新要求，符合当今产品生产制造分工日益复杂多样的实际情况。

四、“产品缺陷危险”可以预先介入

“产品缺陷危险”是指产品缺陷可能产生危害人身、财产安全的后果，但尚未发生损害后果的情形。《产品质量法》仅对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规定了救济措施。《侵权责任法》除了对已造成损害的情形进行调整，还对产品缺陷危险规定了承担责任的形式。按照《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因产品缺陷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通过及时排除、消除缺陷产品损害的危险，防范于未然，能够最大限度保护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

五、惩罚性赔偿适用于“产品责任”

惩罚性赔偿，是由法院所做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惩罚性赔偿是严厉性程度最高的一种民事责任形式。惩罚性赔偿是在承担补偿性民事责任基础上承担的增加赔偿责任，其用意在于涉及责任人的精神痛苦，即国家通过强制性手段对责任人财产施加损失以达到惩罚的功效。《侵权责任法》新规定了“产品责任”的惩罚性赔偿，在对消费者给予补偿性赔偿之外，还对责任人处以惩罚性赔偿。该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这一规定，一方面提高了受害人获取赔偿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样板作用，惩罚过去的行为遏制未来类似的行为。这无疑对一些缺乏社会责任感的经营者产生巨大威慑作用，使他们不敢肆意妄为。相比较之前我国仅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有关于因欺诈产生退一赔一的惩罚性赔偿规定，《侵权责任法》的新规定作为立法的亮点，引发生产经营者、消费者的很大关注。从操作性上看，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惩罚性赔偿的“倍数”，关于“缺陷”的界定还要更谨慎，如何证明生产者或销售者“明知”，值得思考。

六、“产品责任”作为侵权责任应当优先

《侵权责任法》在第一章“一般规定”中确立了“侵权责任优先”的原则，即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担侵权责任。在法律实践中，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产品质量违法行为可能同时产生两种以上的法律责任，而有时数种法律责任又不能相互取代，当这些法律责任都要以财产支付为内容时，可能出现违法者财产不足以同时承担全部财产责任的情况，这时应当优先承担产品责任。这是对《产品质量法》规定的延续和发展。《食品安全法》也体现了民事赔偿责任优先的精神。产品责任优先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以人为本，以消费者为本，以受害人为本的法治理念。通过违法者的损害赔偿弥补受害人财产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损害，真正体现法律的公正性。

七、“产品责任”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我国在现行法律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产品责任也适用这一精神损害赔偿规定。侵害人身权益包括侵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等，但不包含财产权。如果侵害了财产权益，就要根据财产的损失给予赔偿。《侵权责任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还比较原则，比如“严重精神损害”的标准，需要作进一步的具体规定，或通过案例指导进一步具体明确。然而，这一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明确规定将对追究产品责任产生积极的影响。当人们由于产品缺陷受到精神损害时除通过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获得救济外，受害人也可以请求经济赔偿来救济和抚慰。精神损害赔偿兼容了抚慰性、补偿性和惩罚性，既是对受害人精神权益的民事权利救济，同时也对侵权人彰显了一定的经济惩罚性，以示制裁和训诫。因此，精神损害赔偿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消费者的精神权益，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

Ⅳ 完善我国产品责任归责法律机制的途径是什么

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是确定产品责任归属的准则，是要求行为人承担产品责任的根据、标准和理由。关于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各国多经历从合同责任到过失责任（疏忽责任）再发展到现在的无过错责任的过程。无过错责任是指损害发生后，无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行为人应当对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受害人无须就侵权人的过错进行举证，侵权人也不得以其没有过错为由主张免责或者减责。免责及减责情形由法律明确规定。侵权责任法制定之前，我国现有法律对生产者产品责任的规定主要有，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二条等有相关规定。
侵权责任法中的产品责任应采用何种归责原则，在立法过程中看法不一，大致有四种观点：一是无过错责任原则。此种观点认为不论生产者、销售者有无过错，只要产品有缺陷并造成他人损害，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多数人主张此说。二是过错责任原则。理由是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中，还不具备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无过错责任的条件，因此，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只对自己的过错行为承担责任，没有过错即可免责。三是过错推定原则。认为产品责任既非过错责任，亦非无过错责任，是无过错责任和过错责任之间的中间责任，即产品缺陷的事实本身，应视为产品生产者或销售者有过错，即过错推定。四是二元归责原则。认为产品责任既适用无过错责任，也适用过错责任，但以无过错责任原则为主导。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已明确规定生产者承担无过错责任，第四十二条规定销售者承担过错责任。
因此，我国法律规定，只要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除了法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责任事由外，不论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都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Ⅵ 产品责任法

中国与欧美产品责任法比较及启示 （非常的长，一共一万字）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从产品责任立法体例、产品责任主体、产品责任归责原则以及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等方面，对欧美产品责任法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就我国产品责任法的完善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
【关 键 词】产品责任/产品责任主体/归责原则/损害赔偿……
产品责任是因缺陷产品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而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产品种类日渐丰富，产品功能日益繁多，产品构造日趋复杂，导致产品的危险程度大大增加。因产品缺陷造成的损害事故层出不穷。为此，美国、欧共体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针对产品责任问题开展专门立法，以维护消费者、用户的合法权益，逐渐形成了各国的产品责任法。本文拟就欧美产品责任法的几个主要方面试作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谈谈欧美产品责任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一、产品责任立法体制的比较
（一）以成文法为主的欧洲产品责任法
除英国外，欧洲大部分国家属于大陆法系，即以成文法传统为主的国家。一般认为：1842年英国的温特伯顿诉莱特案(Winterbottom V.union1right)是英国也是世界产品责任制度的发端。不过，在本世纪中期以前，欧洲并无专门的产品责任法，“它们的法院主要是通过引申解释民法典有关规定来处理产品责任案件。”（注：冯大同.欧洲产品责任法的新发展(J).中国法学.1992(1)。）自70年代初开始，在欧共体的推动下，各国日益重视产品责任的研究和立法。1976年欧洲委员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关产品责任的实体法规范国际公约《关于人身伤亡的产品责任公约》(Convention on Procts Liability in regard toPersonal Injury and Death)；1985年欧共体发布了《产品责任指令》(E.E.C.Direction on Proct Liability)。按照后者的要求，欧共体各成员国应在3年内使其国内法符合指令的有关规定，推动产品责任法的建立和完善。于是，英国在1987年（注：1987年英国发布.消费者保护法.该法第一章“产品责任”实际上就是英国的产品责任法。），希腊、意大利在1988年，卢森堡、丹麦、葡萄牙、德国在1989年，荷兰在1990年，比利时、爱尔兰在1991年分别制定了本国的产品责任法，标志着欧洲产品责任法的成文化、专门化趋势。
（二）判例法与成文法相结合的美国产品责任法
美国产品责任法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2年温特伯顿诉莱特案（注：此案乃英国判例，但由于美国独立后继续沿用英国的法律制度，故该判例所确立的原则（无合同就无责任）同样为美国所接受。）至1916年麦克弗森诉比克汽车公司案(Mac Pherson V.BuickMotor Company)，为合同责任阶段；第二阶段从1916年麦克弗森诉比克汽车公司案到1963年格林曼诉尤巴电器公司案(Greenman V. YubaPounion1er Procts)，为过失侵权责任阶段；第三阶段，从1963年格林曼诉尤巴电器公司案至今，为严格责任阶段。可见，美国产品责任法一直以判例法为主。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各州的产品责任立法并不统一。如虽然目前绝大多数州已确立严格责任原则，但迄今仍有少数州适用疏忽责任或担保责任（过失责任）。为了克服这种不统一带来的产品责任诉讼结果的不确定性，70年代以来，美国加强了产品责任的联邦立法工作，主要包括：1972年发布的《消费品安全法》(Consumer Proct Safety Act)、美国法律协会(ALI)1972年修订《统一商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UCC)时制定的“产品责任—担保责任”部分、美国商务部1979年公布供各州自愿采用的《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Model Uniform Proct Liability Act)等。这表明美国产品责任法正日益呈现出判例法与成文法相互结合、互为补充的态势。
（三）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的产品责任立法开始于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1986年发布的《民法通则》第122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该条通常被学者视为我国产品责任制度之基本规定（注：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马立法研究(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128。）。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完善市场经济法制建设，1993年我国制定了《产品质量法》，将产品责任纳入该法体系。这种立法体例反映了我国从整体上解决产品质量问题的基本思路。但由于该法“集行政法、合同法、侵权行为法及刑事法为一体”（注：（日）植木哲.中国产品责任比较(J).外国法译评.1995(3)。），混淆了产品责任与产品质量责任的区别，容易使人误将经营者因产品质量不合格而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与因产品缺陷致人损害而承担的民事责任混同起来；同时，考虑到产品责任法的特殊性，其中的许多内容和制度并非产品质量法所能包容。笔者拙见，应借鉴欧美立法经验，专门就产品责任制定单行立法。
二、产品责任主体的比较
“产品责任主体分为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注：王利明.民法.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424。）。权利主体是在产品责任法律关系中依法有权获得损害赔偿的当事人，义务主体则是依法应当承担损害赔偿义务的当事人。
（一）权利主体的比较
产品责任的权利主体，是产品责任法的保护对象。对此，欧美各国存在较大差异。
《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第9条规定：“为本条之目的，损害是指：(a)死亡、人身伤害；(b)对缺陷产品本身以外任何财产的损害或灭失，其价值不低于500欧洲货币单位，但该财产必须是：(i)属于通常用于个人使用或消费的财产；(ii)主要由受害人为其个人使用或消费目的使用。”《德国产品责任法》第1条第(1)款规定：“如果缺陷产品造成他人死亡、人身或者健康伤害、财产损害，生产者应当就造成的损害对受害者予以赔偿。在造成财产损害的情况下，只有受到损害的是缺陷产品以外的财产，该财产通常是用于私人使用或消费，而且受害者主要为这种目的而获得该财产，才适用本法。”此外，《英国消费者保护法》第5条、《挪威产品责任法》第8条也有类似规定。由此可见，在欧洲诸国，凡缺陷产品致人损害，若为人身伤害，任何受害者均可要求赔偿；若为财产损害，只有基于生活消费目的的私人消费者方可依产品责任法获得赔偿。
与欧洲相比，美国产品责任法的保护对象要广泛得多。依《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第102条，“索赔人”是指“因遭受损害而提出产品责任索赔的自然人或实体。”这里的损害包括：“(1)财产损害；(2)人身肉体伤害、疾病和死亡；(3)由人身肉体伤害、疾病和死亡引起的精神痛苦或情感伤害；(4)由于索赔人被置于直接人身危险的境地而引起的并表现为实际存在的他觉症状的精神痛苦或情感伤害。”在这里，美国法律既未对财产损害作任何限制，又未将索赔主体限于“私人消费者”而是称为“自然人”，更将“实体”明确列为产品责任的权利主体，显见其保护范围的广泛性。
在我国，《民法通则》和《产品质量法》均未直接界定产品责任的权利主体。但前者第122条使用了“他人”一词，后者第31条、第32条则规定“受害人”可以获得产品责任损害赔偿。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我国产品责任法的权利主体不仅包括个人消费者，而且包括其他社会组织和团体。这与美国法律的规定基本相同，也符合产品责任立法的意旨和精神，应予坚持。
（二）义务主体的比较
产品责任的义务主体，也称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是产品责任的承担者。欧美法律对此都作了明确规定。
《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第1条规定：“生产者应当对其产品的缺陷造成的损害负责。”依该指令第3条，生产者包括：1.制造人，含成品制造者、原材料生产者和零部件制造者；2.准制造人，即在产品上标明自己是该产品生产者的人；3.进口商，指在商业活动过程中以销售、出租或其他形式的分销为目的将产品输入共同体市场的人；4.供应者，在不能确定生产者的情况下，产品的供应者视为生产者。
美国产品责任法将产品的制造者和销售者作为责任主体。其中制造者包括“在产品出售给使用者或消费者之前，设计、生产、制作、组装、建造或者加工相关产品”的人，还包括“实际不是但自称是制造者”的产品销售实体；销售者包括产品制造者、批发商、出租人、经纪人。可见，美国产品责任义务主体的范围比欧洲更为广泛，它明确将产品设计人、出租人、经纪人等包括在内，而这些在欧洲都未见规定。
我国《产品质量法》颁布以前，有学者根据《民法通则》第122条之规定，认为“产品责任主体包括生产环节中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成品乃至成套产品的生产者（制造者），流通环节中以进出口、批发、零售等方式提供产品的供应者（销售者），以及负责产品储存、运送的仓储者和运输者。”（注：王家福.《民法债权(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8)。）《产品质量法》颁布后，仍有人将产品的运输者、仓储者视为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注：段晓娟.论我国产品责任法的完善(J).财经问题研究.1993.93。）还有学者一方面认为运输者和仓储者不可能成为产品责任的承担主体”，只能“与产品责任承担主体发生法律上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认为“运输者、仓储者都可能成为承担产品责任的主体”（注：王涣焕.产品责任法教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93。），显然自相矛盾。
综合国内外立法和我国学者观点，产品的制造者、销售者作为产品责任主体当无疑问。但运输者、仓储者能否成为产品责任主体呢？笔者认为：由于运输者、仓储者是产品运输合同、仓储合同的当事人，一般不与产品的使用者、消费者直接发生法律上的联系，如果他们因过错而对产品质量负有责任，这无疑是一种合同责任，应由运输者、仓储者向托运人、存货人负责。缺陷产品的受害人并不能直接向他们请求损害赔偿，产品的制造者销售者也不能因运输者、仓储者的过错而免责。另外，产品责任通常为严格责任，而运输者、仓储者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因此，运输者、仓储者不应成为产品责任的义务主体。
三、产品责任归责原则的比较
“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是确定产品责任归属的准则，是要求行为人承担产品责任的根据、标准和理由。”（注：张骐.中美产品责任的归类原则比较(J).中外法学.1998(4)。）在欧美产品责任法的发展过程中，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
（一）美国的产品责任归责原则
根据19世纪普通法的原则，生产者对消费者承担的责任只能产生于双方的合同关系，无合同就无责任。“契约关系是消费者对因有缺陷产品所致损害进行索赔的有效障碍”（注：〔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579。）这一障碍直到1916年著名的麦克弗森案才得以消除。按照纽约上诉法院对此案的判决，制造人如果知道一件存在危险的产品会被购买人以外的第三人不经检验而使用，则不论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契约关系，制造人均负有注意义务。制造人未尽注意时，应就因此而产生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这一判决突破了无合同就无责任的普通法原则，开始将产品责任纳入侵权法系之中，从而确立了美国产品责任法上的过失责任原则（即疏忽责任）。除此之外，美国法院在产品责任判例中还经常适用担保责任。担保责任包括明示担保和默示担保，本来是一种合同责任，但后来被扩大到合同领域之外，具有了侵权责任的意义。60年代以来，美国产品责任法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对生产者越来越多地适用严格责任。这一责任最初是由特雷诺法官在1944年的艾思克拉诉富莱斯诺可口可乐瓶装公司案(Escala V. Coca Cola Bottling Company of Fresno)中加以表述的，但此案并未依严格责任进行判决。一般认为1963年的格林曼诉尤巴电器公司案是第一例严格产品责任案件。在该案中，特雷诺法官指出：“当一个制造商将一件产品投放市场时，明知它将不经过检验是否存在缺陷而使用，只需证明该产品存在缺陷并对人造成伤害，则制造者对损害负有侵权方面的严格责任。”当然，严格责任的出现并未排除过失责任、担保责任的适用，而是由原告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而提起诉讼。此外，80年代以来，美国法院还提出一种所谓市场份额责任，即由若干制造商按其市场份额共同向受害者承担产品责任。它见之于1982年的辛德尔诉阿尔伯特药厂案(Sindell V. Albott Laboratories)。这种责任实际上是严格责任的因果关系或然化。
（二）欧洲的产品责任归责原则
80年代以前，由于缺乏完整的国际产品责任立法，欧洲各国的产品责任归责原则并不一致。依《法国民法典》第1384条第1款：“任何人不仅对其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而且对应由其负责的他人的行为或在其他管理下的物件所造成的损害，均应负赔偿的责任。”法国法院将这里关于物的监护人责任的规定扩大解释为包括产品制造人的责任，从而使生产者承担严格责任。在德国，依民法典有关规定，产品致损原本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后改为举证责任倒置，实行过错推定。而在英国，1987年以前一直坚持过失侵权责任，制造商仅因其违反注意义务才承担产品责任。欧洲产品责任归责原则的多元化状态持续到80年代中期。1985年《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第1条规定：“生产者应当对其产品的缺陷造成的损害负责。”该指令从维护消费者利益的宗旨出发，明确规定生产者应对产品缺陷致损承担严格责任，不仅免除了受害者证明加害人过失的举证义务，而且不允许加害人以自己已尽注意义务进行抗辩。指令公布后，不仅欧共体各成员国，而且其他许多欧洲国家如挪威、奥地利等，都纷纷确立了本国的严格产品责任。
（三）对我国的启示
在我国的产品责任理论中，学者们讨论最多、分歧最大的莫过于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有过错责任说（注：佟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简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264。）.、过错推定说（注：王利明.民法.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443。）、视为说（注：江平.民法中的行为、推定为举证责任(J).政法论坛.1987(4)。）、无过错责任说（注：刘心稳.中国民法学研究述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660。）、严格责任说（注：严格责任说又人为两种：一种认为严格责任即无过错责任（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为立法研究[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129）；一种认为严格责任不同于无过错责任（齐章宏、庚国庆.两大法系中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J]，法律科学，1993(5)））、综合责任说（注：综合责任说也有若干类型：“生产者严格责任与销售者过错责任”说（孔祥俊.民商法热点、难点及前沿问题[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100.105）；“以无过错责任为原则，过错责任为例外”说（杨振山.另民法教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628）；“严格责任为主，过错责任与担保责任为辅”说（张骐.中美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比较[J]，中外法学，1998年(4)。）等。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近二、三十年来，“产品责任由过失责任演变为无过失责任，系各国（地区）法制之共同趋势”（注：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3)[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14。），这从欧美产品责任归责原则的演变中可以得到印证。当然，这种演变是渐进的，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借鉴国际产品责任立法趋势，结合我国国情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笔者主张我国的产品责任应采取严格责任。这种责任既不属于过错责任的范畴，又非绝对的无过错责任（注：关于严格责任民无过错责任的差异曾有学者进行过深刻辩析。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29。）。它允许加害人以某些法定事由进行抗辩，但加害人不能以自己无过错而要求免除其产品责任。从现行立法看，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9条确立了生产者的严格责任；而关于销售者的产品责任，该法第30条与31条存在一定的冲突（前者为过错责任，后者则为严格责任），有待协调。
四、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的比较
（一）欧洲产品责任法规定的损害赔偿范围
根据《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范围包括：死亡、人身伤害；缺陷产品以外的财产损害。其中，对同类产品的同一缺陷造成的死亡或人身伤害，欧共体允许各成员国规定不少于7000万欧洲货币单位的生产者最高责任限额；而财产损害的价值则不应低于500欧洲货币单位。《德国产品责任法》进一步规定了“在造成死亡情况下的责任范围”，“在人身伤害情形下的责任范围”，同时规定生产者对某一产品缺陷造成人身伤害的最高赔偿限额为1.6亿马克，财产损害赔偿的最低起点为1125马克。此外，欧共体还允许各成员国在国内法上规定非物质损害的赔偿问题。
（二）美国产品责任法规定的损害赔偿范围
在美国，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物质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
1.物质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和由人身肉体伤害、疾病和死亡所带来的财产上的不利益，但“不包括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
2.精神损害赔偿属于非金钱性损害赔偿，包括“由人身肉体伤害、疾病和死亡引起的精神痛苦或情感伤害”，以及“由于索赔人被置于直接人身危险的境地而引起的并表现为实际存在的他觉症状的精神痛苦或情感伤害”，其“金额不得超过2500美元，或不得超过金钱性损害赔偿金额的两倍，以两者中的少者为准。但是原告通过优势证据证明：产品使原告遭受严重的和永久的或长期的(1)毁容；(2)身体机能的损坏；(3)痛苦和不适；(4)精神疾病，则不在此限。”
3.惩罚性损害赔偿是作为一种惩罚方式而由加害人给予受害人超过其实际损失的损害赔偿金额。“原告通过明显的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由于产品销售者对产品使用者、消费者或可能受到产品损害的其他人员的安全采取轻率漠视态度，致使原告遭受损害的，原告可得到惩罚性损害赔偿。”可见，惩罚性损害赔偿是对制造商、销售商漠视他人安全的一种惩罚措施。除此以外，与欧洲不同的是，美国产品责任法对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和最低额均未作规定。
（三）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32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抚恤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可见，我国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范围包括人身伤害（含死亡）、财产损失、其他重大损失等几个部分。
1.财产损失的赔偿
从广义上说，财产损失分为直接的财产损失，由于人身伤害、死亡带来的财产损失以及间接的经济损失。其中，直接的财产损失是指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通常不包括缺陷产品自身的损失；由于人身伤害、死亡带来的财产损失包括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丧葬费等；间接的经济损失即可得到利益的丧失，如营业利润的损失、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因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而减少的收入等。欧美法律一般是将直接财产损害列入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而对“纯粹经济上损失”多不予认定或给予严格限制。（注：刘文琦.产品责任法律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60—75.95—99。）笔者认为，依产品责任法维护受害人利益的宗旨，受害人的经济损失应得到合理考虑。我国法律将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的生活补助费、由残疾者扶养或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项目列入损害赔偿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受害人的经济损失，有利于维系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2.人身伤害的赔偿
在产品责任法上，人身伤害是由缺陷产品引起的对人体的健康的损害，包括一般伤害、残疾和死亡。人身伤害将使受害人及其亲属遭受两种损失：一为财产上的损失，如医疗费、丧葬费的支出，收入的减少等；二为精神上的损害，如肉体疼痛、精神紧张、心灵痛苦、情感伤害等。因此，美国法律将人身肉体伤害、疾病和死亡引起的损害分为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并由加害人分别承担赔偿责任，这种规定值得我国借鉴。事实上，我国《产品质量法》（第32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1、42条）对缺陷产品致人伤害、死亡的损害赔偿规定基本体现了上述精神。问题在于：如何看待我国法律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3.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产品责任的精神损害是指由于产品缺陷事故造成的受害人的精神上的伤害与痛苦。”（注：张骐．产品责任中的损害与损害赔偿[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4)。）与财产损失不同，精神损害属于非物质损害。对这种非物质损害，欧洲各国法律多未直接规定，而美国法律却予以更多的关注，它要求加害人对由人身肉体伤害、疾病、死亡或其他人身危险而引起的受害人的精神痛苦或情感伤害给予赔偿。在我国，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重大分歧。有人认为：“我国的《产品质量法》和《民法通则》对这种精神损害的赔偿问题都未作出规定”（注：房维廉.产品技师法的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165。）；另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指出：《产品质量法》第32条中的其他重大损失“应当是指人格方面的损害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损害”。（注：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314。）笔者拙见，依法理及美国立法经验，为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平复受害者及其亲属的精神创伤，在产品责任上明确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极为必要。不过，鉴于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而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不宜过宽，一般应以缺陷产品致人残疾或死亡为限，而对那些轻微的精神痛苦和伤害可不予认定。
4.关于赔偿限制问题
赔偿额的限制分为最高额的限制和最低额的限制，两者具有不同的制度价值。美国由于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对赔偿额不加限制，所以巨额赔偿案件多有出现。而欧洲产品责任法对最高责任限额和最低赔偿额都作了专门规定，从而使赔偿数额更趋合理。我国应如何借鉴？
(1)关于最高额的限制：有人主张：“为平衡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应在权衡各种因素的前提下规定产品责任的赔偿限额”（注：陈兰兰.论我国产品责任立法的完善[J].山东法学，1997年(3)。）；也有学者指出：“中国有关赔偿数额的主要问题是赔偿额太低，根本无法补偿受害者损失”，故“设置限额是不可取的”（注：张骐.产品责任中的损害与损害赔偿[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4)。）。其实，对产品责任赔偿额作出限制，是基于严格责任而出现的。严格责任是对生产者责任的加重，使生产者的风险大大增加，尤其是精神损害赔偿又极具不确定性。过高的赔偿数额不仅严重伤害了生产者，最终也将损及消费者利益和阻碍经济发展。因此，甚至在充分“倾向原告”的美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州规定了非经济性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如新罕布什尔为87.5万美元，阿拉斯加为50万美元、佛罗里达为45万美元、马里兰为35万美元、堪萨斯只有25万美元（注：〔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626—629。）。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我国产品责任立法应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数额作出限制，而对财产损害则应贯彻赔偿实际损失的原则。
(2)关于最低额的限制：在产品责任法上规定损害赔偿的起点限额，主要是针对财产损害而作出的，它要求因缺陷产品所致财产损失（不包括缺陷产品本身）必须达到一定数额以上，受害人方可依产品责任法获得赔偿。此规定的制度价值在于防止出现过多过滥的产品责任诉讼案件，优化法律资源配置，节约社会成本。这一做法无疑是值得我国借鉴的。

Ⅶ 我国产品瑕疵责任的立法、执法、司法概况

立法：主要体现在《侵权责任法》，执法应该是工商局等吧，具体部门我不太了解。司法当然是法院了，民事庭。

Ⅷ 产品责任立法的主要内容

产品责任是指由于产品有缺陷，造成了产品的消费者.使用者或其他第三者的人版身伤害权或财产损失，依法应由生产者或销售者分别或共同负责赔偿的一种法律责任。在责任保险领域内，产品责任保险是发展较为迅速的险种。零售商、批发商和制造商对由离开销售和生产场所的商品的使用或消费引起的伤害被认为是负有法律责任的。

Ⅸ 我国产品质量法立法条例与国外的产品责任法的相关条例有何异同

产品责任法相关问题比较及我国立法的完善
http://www.studa.net/sifa/060717/14594926.html
产品责任法是本世纪以来在各主要发达国家新兴的法律部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品种稀少，结构简单，人们对所需商品的选择凭其经验即可，不易发生错误。因此当时的法律只强调“买者注意”，若买者未尽注意选择不当受到损害，则应自负其责。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产品种类增多，复杂性增强，使人仅凭一般经验和知识水平难以作出恰当的选择。而以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经营者，又在利益的驱动下不可能不惜违反诚实信用的交易规则而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粗制滥造，损害消费者利益。在此背景下，“卖者注意”的信条逐渐取代了“买者注意”。.....
我国《产品质量法》与国外的《产品责任法》立法现状分析
产品责任法是20世纪...产品致人损害的现象日益突出,现代意义...由于我国的产品责任主要规定于《产品质量法》中,故采用该法中的产品质量责任概念.那么,产品质量责任与国外立法普遍采用...
http://218.28.34.10/media_file/2006_03_14/20060314162401.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