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混乱

『壹』 我国的立法体系是否已经不适应互联网时代了

互联网领域立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领域或部门立法，而是信息革命引发的宏大的法律全面更新的一部分。网络在深刻改变人类社会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必然推动法律体系的全面更新，网络因素已然介入全部部门法领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未来的任何立法活动中，网络因素都必须纳入到思考的范围中，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应对信息时代革命引发的法律变革需求。因此，未来我国立法活动中应当具有全面的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意识，创制能够同时适用、规范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的新时代法律。
（一）传统部门法中网络思维的贯彻是信息时代立法更新的基础
信息时代的法律更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法律的发展不能出现“断崖式”发展，传统部门法已有的基本体系和理念虽然大多形成于工业时代，但基于社会发展的延续性，在信息时代依然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然而，传统部门法也必须进行全面的审视和修改，使传统部门法能够适用我国社会最新的网络化发展。
当前，网络因素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全部领域，人的现实空间行为同时亦必然具有网络属性，网络性深刻地烙印在每一个部门法所规范的领域，而传统部门法却对此反应迟钝，传统部门法对其所保护的权益和规范的行为网络化发展未能准确回应。迫不得已，各个部门法领域的司法解释都充当了先锋，出台了专门的网络化司法解释。例如，《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此种方式虽然能缓解传统部门法中网络因素关注的不足，但是却强行地割裂了现实空间行为和网络空间行为，因此，传统部门法中网络思维薄弱，依靠司法解释补足的模式必须改变。未来立法工作中应不断地推进传统部门法的更新，通过立法方式确认传统权益的网络化。例如，虚拟财产属于财产、网络秩序属于公共秩序等，贯彻网络思维，使传统部门法能够适用于在传统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不断流转各类权益和行为。
（二）网络法部门法体系的建构是信息时代立法更新的先导
从权益的来源看，网络时代的权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法益网络社会的发展，例如财产权的网络化等，另一类是时代衍生出的全新权益，例如信息数据权益等。传统法益依然是在传统部门法的规范领域，而全新的权益引发了新的权利保护需求和权力行使需求，围绕着全新的网络权益，有必要建构独立的网络法部门法体系。
网络法是为了保护互联网空间特有的权益，调整互联网参与主体在互联网空间中的各种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然而，网络法的概念目前依然停留在理论界，而我国现有互联网领域的立法更新，缺乏网络法的系统立法思维，各类互联网领域的专门立法或者自成体系或是依托于传统的部门法，这也造成了我国互联网领域的专门立法松散、混乱，互联网领域的立法缺乏统领全局的基本原则、理论框架，当然谈不上体系性构建。实际上，经过前期的理论积累和立法实践，互联网领域的法律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条件已然成熟。一方面，从调整对象来看，网络法的调整对象是互联网领域的特有权益以及围绕这些权益引发的互联网各类主体之间的关系，主要围绕着互联网空间的整体秩序和安全、网络用户和网络平台在网络空间特有的权利和义务、各类公权力部门在网络空间的权力和责任。上述法益都属于网络时代衍生的全新法益，与传统部门法的调整对象并不重合；另一方面，从调整方法来看，网络法的调整方法是通过明确“普通网络用户、网络平台管理者、公权力网络主体”三类不同互联网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权力、责任的方式维护和促进互联网的健康发展，具有特殊性。
因此，为了实现我国互联网领域的体系化立法，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确定网络法部门法的概念，整合现有的互联网专门立法，适时制定网络法部门法基础性法律，从而明确网络法的基本原则和基础框架，虽然网络法未来的立法趋势依然是分散立法，但所有分散立法都应当受到网络法基本原则和基础框架的制约，确保后续互联网立法的体系性。

『贰』 哪位大神可以给我一些历史上由于违背三权分立的原则而导致国家陷入严重混乱的例子。。最好是英美法系的国

法国大革命
1789年7月13日攻占巴士底狱，8月26日通过《人权宣言》，9月制宪议会制定了一部以“一切政权由全民产生”、三权分立的宪法，规定行政权属于国王、立法权属于立法会议，司法权属各级法院。法国大革命引起周边国家不安，普鲁士、奥地利成立联军攻打法国。由于路易十六的王后、奥地利皇帝的妹妹玛丽·安东尼特泄露军事机密给联军，使法国军队被打败，联军攻入法国。1792年7月11日立法议会宣布祖国处于危急中。8月10日再次发生起义，使吉伦特派取得政权。从1792年秋季起，人们对吉伦特派的政策不满，与此同时，在1793年2月，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荷兰、萨丁尼亚、汉诺威、英国成立了反法同盟，对法国进行武装干涉。然而吉伦特派无力抵抗外国军队，巴黎人民于5月31日 - 6月2日发动第三次起义，推翻吉伦特派的统治，建立起雅各宾专政。
雅各宾派的罗伯斯庇尔参加公安委员会，改组革命法庭，简化审判程序，实行雅各宾专政，以革命的恐怖政策惩罚罪犯和革命的叛徒，史称“恐怖统治”，许多无辜的人都被诬告并杀害，成千上万人被送上断头台。其中包括国王的亲属和大部分贵族，有人批评这种政策为“诛九族”和违反人道。
公安委员会新组建革命军，一方面平定内乱，一方面击败外国干涉军，先后击退普鲁士、奥地利、英国和荷兰的联军。1794年2月，颁布“风月法令”，没收“人民公敌”的财产，分配给爱国者。公安委员会在主张激进政策、要求扩大恐怖的埃贝尔派和主张宽容、放松镇压的丹东派之间保持平衡，将两派领袖均送上断头台。
罗伯斯庇尔在抨击天主教会的同时也反对非基督教化运动，怀疑无神论者的动机。1794年5月7日，他在国民公会提交《关于最高主宰崇拜和国家节日法令草案》，体现了卢梭的影响。最高主宰日的庆典活动在6月8日举行，由画家大卫设计安排。当时担任国民公会主席的罗伯斯庇尔发表演讲，焚毁了象征无神论和虚无的偶像。
1794年3-4月雅各宾内部开始了激烈的斗争。马拉被暗杀，罗伯斯比尔以搞阴谋的罪名处死了雅各宾派中与他政见不和的丹东、埃贝尔等人，使雅各宾派趋于孤立，人民也开始反对恐怖政策。
7月，国民公会中反罗伯斯比尔独裁的力量组成热月党，于7月27日（法国新历共和二年热月9日）发动热月政变推翻罗伯斯比尔并将他斩首。
从以上可知，雅各宾派实行的是专制统治而非三权分立制度，最后遭到人民的反对被推翻，法国再次陷入混乱直到拿破仑上台。但其实拿破仑上台后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法国真正走上民主正轨是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颁布之后。

『叁』 民事诉讼法在立法和实践中有哪些不足

民事诉讼法之所以要修改，是因为其存在不足或缺陷：或是现有的制度已经满足不了社会现实情况的需要，或是现行的制度不符合甚至违背了诉讼的基本原理或者说不符合诉讼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也就意味着，要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首先要发现民事诉讼法所存在的问题，而这将有赖于社会实践的应验和知识的力量。社会实践反映出来的问题一般而言是比较显现的，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认识一些。而借助理论上的原理来分析民事诉讼中的问题，相当的理论水准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毋庸置疑，近几年来，随着中青年诉讼法学学者的崛起，我国的诉讼法学、特别是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水平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民事诉讼理论的相关领域中出现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是，我们同样可以确信的是，就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在民事诉讼知识的储备上我们还有许多的不足。

首先，对民事诉讼理论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我们还没有相对统一的认识：审判独立是法院独立还是法官独立、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确定是实质标准还是形式标准、在证据的判断上是否有所谓的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相结合的判断证据证明力的判断证据的标准、举证责任负担理论的基础性学说是什么，等等，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对基本理论或原理认识的不统一，其结果很可能导致立法上的混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定》(该规定的性质是司法解释，但从其反映的内容上看无疑具有立法的性质)中的有关内容为此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注脚。

其次，对民事诉讼法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没有很好地去区分问题的症结所在：是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不符合诉讼原理或诉讼规律，还是受社会环境的其他因素的影响，抑或两者兼而有之且哪一个是主要的症结。没有这样的一种区分，其结果是可能在解决问题时针对性不强，无法对症下药，问题得不到真正的解决，甚至还会引起新的问题产生。

比如，地方保护主义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少的表现，那么，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的原因是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制度不科学，还是其他方面的社会因素在起主导作用，在理论上认识就不大一致。如用以调节级别管辖制度的管辖权转移制度，其设立是遵循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以适应社会生活中某些特别情况的案件的有效审理的需要，但在实践中，有些地方法院为了使得案件的终审不出本地区的法院，而不顾案件的实际情况适用管辖权转移制度，这样的问题，是属于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社会其他因素导致而产生的问题，理论上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对问题产生的症结如果分析错误并以此引导立法的话，背离诉讼原理或诉讼规律的制度就有可能产生。

与知识积累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是民事诉讼法修改运作的问题。在传统上，我们法律的修改通常会成立一个修改小组来负责法律的修改工作，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上，则比较注重借助成员个体的力量：修改的内容按章节划分，交给某一个或几个成员执笔修改，之后再交到小组上讨论。而在此之前，比较少的注意对修改的问题作整体上的规划，需要修改的问题往往也事先未进行比较充分的讨论，而是在初稿形成后再进行争论。笔者认为，在目前学术界知识积累还不是特别充足的情况下，首先应当发挥集体的力量，就民事诉讼的一些基本理论达成相对统一的共识，在此基础上，作出一个修改民事诉讼法相关问题的总体规划。

在问题的讨论中，应当充分的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对争论比较多的一些问题，应当通过一些具体的手段，比如开听证会来对社会实际情况做认真的调查，在此基础上进行细致的研究，由此得出一个相对比较科学的结论。附带的一个问题是，传统上学者在立法上尴尬的地位与作用应当有所改变，那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现象不应该在今后的法律修改中作为多数学者参与立法的一种基本模式，这种模式之所以要改变，不仅仅是出于对学者和学者劳动成果的尊重，也是对学者参与立法一种职责上的要求，此外，对社会成本也是一种节约。

『肆』 我国立法领域的突出问题

我觉得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法律可能不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与愿望。

『伍』 中国有没有立法的必要

每个国家都是必须立法的，无规矩不成方圆，如果不立法的话，这个世界将会是无序的，非常的混乱。

『陆』 为克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美国颁布了什么宪法”

为克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美国颁布了：1787年宪法。
制宪会议：
1787年5月25日,代表们云集费城,提名华盛顿为制宪会议主席.作为一名举国爱戴的英雄人物,华盛顿的出席为大会增添了合法性.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考虑,因为代表们决定不公开进行讨论,以便他们在制定取代《邦联章程》的文件时能够畅所欲言.
妇女、自由奴隶或无产男子均不允许出席会议；罗得岛州决定不派代表.代表多为律师、农场主或商人,其政见和目标各不相同.
立宪程序充满争论和妥协折衷,整个过程几乎持续了4个月.辩论一度陷入僵局,华盛顿后来这么写道："我对会议的前景几乎全然丧失希望,甚至后悔参与这一程序."
在讨论中,大州希望以人口多少为基础来确定立法代表人数,而小州则建议各州派出相同人数的代表.
1787年6月,弗吉尼亚代表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提出建立两院制立法机构,两院代表由人口多少决定.在辩论该建议时,小州威胁不仅要解散这次会议,还要解散邦联.
一个月后,康涅狄格州代表罗杰·舍曼(Roger Sherman)提出一项折衷方案,即每州在参议院享有一票,而人口将用于决定众议员的人数.许多人称赞该方案拯救了美国宪法.
史学家罗伯特·米德考夫(Robert Middlekauff)在他的《光荣事业》(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年)一书中指出,这次会议"主要通过讨论和辩论产生了自身力量.在所有讨论中,理性和智慧、非理性和激情、机遇和意外都起了作用."
代表们在代表选择方式及任期问题上也持不同观点.一方不相信普通百姓有能力做出明智的决定,另一方则主张更多体现平等原则.
作为一项折衷方案,会议决定,在规模较大的众议院,议员人数由人口分布决定,议员由公众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为两年.规模相对小的参议院的成员将由州立法机构任命,任期6年.

『柒』 立法平等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条也规定：“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虽然这两部法律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平等的范围上都作了限定《宪法》虽没有像《刑事诉讼法》那样明确地规定“公民只在适用法律上平等”，但在其司法解释中对第33条是作“适用法律平等”解释的，我们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至少应包括三项含义，即适用法律的平等、守法的平等，立法的平等。由此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我国立法上应否坚持平等？
在我国，长期以来以法律平等，特别是立法上应否坚持平等的观点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绝大多数人认为坚持立法平等有违法律的阶级性。因此，在通常所称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并不包含立法平等的含义，只包含适用法律和守法上的平等，针对此观点笔者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立法平等是现代法治的精神，要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必须首先在立法上就坚持平等，本文将着重对立法平等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思考。
（一）首先我们要弄清平等的概念。对于什么是平等？《牛津法律大辞典》是这样规定的：“人或事物的地位完全处于同一标准与水平，都被同样对待。”(1)在《法学大辞典》中更具体的解释是：“社会主体在社会关系、社会生活中处于同等的地位，具有相同的发展机会，享有同等的权利。”(2)即人格平等：不分性别、民族、阶级、职业、经济状况等方法的差别、人人社会地位平等；机会平等：人人享有发挥自己潜能，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等机会；权利平等：在法律面前有平等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资格。
对于什么是法律上的平等？《伯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是：“平等是依法享有机上的权利、特权，豁免和承担相同的义务。”(3)它包括立法，适用法律、守法上的平等。守法平等比较容易理解：即人人都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国家法律的特殊权力。适用法律的平等是指法律的规定应同等地适用于同类社会主体的同类行为。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不得被区别对待和获得豁免，除非有充足的理由而在立法上享有豁免权。而立法平等原则是指所有类属相同的人或社会主体，必须视为平等地享有同类法律权利的资格和平等地承担法律义务的主体。而立法上的权利平等是指平等地享有权利人资格，权利平等是社会主体的权利资格平等。
(二)要谈立法平等的问题，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应对法的阶级性的问题。坚持立法平等的最大阻力是法的阶级性。确认立法上人人平等的原则，首先必须面临的非难是：“在立法上对敌人或专政对象能否讲平等。”（4）法的阶级性被视为坚持立法平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成了反对提倡立法平等的一些学者坚持已见的最有力的武器。他们认为主张立法平等有违法律的阶级性，是敌我不分。而在我国这样一个因历史原因非常重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问题的国家里，阶级分析法几乎成了进行各种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而我们所倡导的立法平等问题与法的阶级性确有冲突之处。这也正是许多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敢涉及此问题的研究以至于立法平等的问题长期以来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虽然在我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但是直到目前立法平等并不为世人所认可，也正是因为如此，以至于在目前的各种法学教育中，但凡是遇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时，几乎每本教科书和每一位讲授者都会特别强调一点的是：“我们这里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仅指的是守法和适用法律上的平等。并不包括立法平等的含义。”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的确，立法平等与法的阶级性确有相冲突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立法平等与法的阶级性并非是一对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必然矛盾，因为阶级性只存在于阶级社会之中，并不是任何社会所具有的共性，而法律却不只存在于阶级社会之中。从法的起源上看，我们知道，法律并不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在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没有国家的原始氏族社会中，就产生了对全体氏族部落成员都有约束力的风格习惯，尽管它不是成文的，但它可以视为法的最初的雏形，即我们现在所称的习惯法，它并不失其作为法的本质：发挥着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和维护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律的产生最初并不是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而是基于社会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早在原始社会后期，至少在进入父系社会之后，已经出现了带有社会强制性的行为规范，这些带有强制性的行为规范便是法，由此可见法在其最初产生的是不带有任何阶级性的，而法的阶级性的产生则明显比法本身产生的时间要晚，它是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出现了阶级分化，产生了阶级矛盾和对立，并出现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时，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而颁布的法律才体现出严重的阶级色彩。由此可见，立法与法的阶级性的产生并非同步，最起码在时间上不同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立法平等与法的阶级性并非一对天然的矛盾。
即使在阶级社会中，对法律有无阶级性，也不能作“非此即彼”的简单的绝对化回答。法虽然在整体上有阶级性，但是并不排斥它的某些部分作为独立的部分的非阶级性。部分和整体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整体不等于各部分相加之和，某些特定的法律或法规同作为整体的法律体系之间不只是存在量上的不等，在质上也有区别。如我们承认现阶段的法律具有阶级性，但是在现阶段我们的整个法律体系中许多部门法和法律规范是不存在阶级性的，如《婚姻法》、《物权法》、《环保法》、交通法规、消防条例等这些都是无阶级性的，在这些法律面前我们同样要求人人平等，即不仅要求人们在守法和适用法上一律平等，同时也坚持了在立法上也一律平等。由此可见，坚持立法平等与法的阶级性至少在某些部门法的订立上是不矛盾的。
（三）我们倡导立法平等，不仅要正确认识法的阶级性，同时还要认识到法律同样也具有社会性。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了法律的产生早于阶级而产生，法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至少是进入父系民族时期，而阶级的产生则标志着奴隶社会的形成，此时人类则进入了阶级社会，这时的法也即具有阶级的特性，体现出一定的阶级利益，即奴隶制国家的法体现着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封建社会的法体现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意志利益，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则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虽然体现一定的阶级性，但其所体现的阶级性是从无到有并且随着社会的性质的改变而改变的。也就是说法的性质是服从于法所处的社会的性质的，由此可以看出法是人类社会生活客观规律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一部分法的规范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但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发展，阶级斗争将逐步消失，因而法的阶级性也会不断缩小和消失，但是法律本身并不会消失。因为法律除了具有阶级性外，它还具有社会性，即法还具有处理公共事物的功能，它不仅维护着统治阶级的利益，还维护着社会的公共利益，法具有一种社会的共同性，满足了人们需要一种公共权力的需求，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工具，起着约束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维护整个社会公共秩序的一种社会工具。因为法所具有的这种社会性，因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法的阶级性可能消失，但法的社会性却依然存在。因而法律不管社会如何发展，它都得依然存在，法本身不会消亡，它的社会性职能反而会逐步扩大。共产主义社会也许会有比我们今天更加完备的法律来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意志和利益，发挥其调整生产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既然法的阶级会逐步消失，而法本身则依然继续存在的话，在这一前提下提倡坚持立法平等还会有障碍吗？
（四）我们所追求的法律平等其实质含义是法律人格的平等。也即是在立法上确认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就是要坚持立法平等。对一国公民，不受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职务、社会地位、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等因素的影响，在立法上确保一切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承担相同的义务。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追求法律人格平等，在立法上享有平等的权利，并不是说任何人所实际享有的权利、义务相同、对等。这里所讲的坚持立法平等是一项“应然”的法律原则，而不是一种“实然”的法律后果。法律应当是什么？马克思早就说过：“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也就是说，法律应该是人民共同意志决定的，对立法的实际考察，我们不否定立法，包括社会主义的立法体现的是统治阶级（或统治者）的意志，这便是指的立法的历史“实然”状况。而并非是我们所追求的立法的“应然”状况。我们追求法律人格平等，首先就要弄清楚和区分法的“应然”与“实然”状况，即我们所追求的立法应该是怎样的，而实际上又是怎样的。我们知道追求法律人格平等，坚持立法平等是现代法的精神，对于一国公民只要他不去触犯法律所确立的禁止性和限制性条款，遵守法律的规律是，履行法定的义务，就会受到法律的保护，不论其人身权利还是其财产权利，而不会同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职务、社会地位、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等其他因素而遭到法律的歧视和区别对待。
对于那种坚持法的阶级性而反对立法平等的观点，认为坚持立法平等便是敌我不分，就是坚持人民和阶级敌人讲平等的观点，我们认为坚持立法平等并不是放弃法律惩罚犯罪的功能，这里所讲的坚持立法平等是一项应然的法律原则，而具实际中公民所享有的权利，承担的义务各不相同，则是因为其各自的行为导致在适用法律上的不同后果，某些公民被剥夺某些权利的行使是因其行为的违法性而导致法律上的不良结果。在法律上之所以要使用“剥夺”一词其含义也正在于此，也就是说本来其享有某种权利，只是因其某种行为而使其该项权利丧失。是属于违法而进行的事后制裁，而非立法上预先设定的权利不平等。而如果一个守法的公民和一个违法的罪犯实际享有的权利是相同的，那正是有违立法的平等原则。
（五）提倡立法平等还要正确区分立法中的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我们所说的立法上的权利平等强调的只是享受权利的资格平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上任何法律在立法上都包含有平等的因素，只是其平等主体的范围不同而已。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立法只限于奴隶和封建主之间的平等。而资本主义法律在平等权利上形式上普及到了所有人，但实质上是不平等的。法律虽然赋予人人都享有财产权，但这只对有财产的阶级才可以实现其权利，而对无产者，则只享有权利资格，而没有实现权利的条件，因为他们没有占有生产资料。其立法上的权利平等是建立在经济关系，财产关系和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的法律平等就是穷人和富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也就是只有形式上的平等。而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因为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和消灭了阶级对立，但是阶级差别，城乡差别仍然存在，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人虽然都同样享有公民权利资格，但并不是说每个公民都能同等地实现其权利的行使。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立法上坚持平等，但在坚持平等的前提下也有不平等的因素存在。坚持立法平等就要正确区分立法中的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即使在阶级社会中，在立法上也有坚持平等的成分，即使摆脱了阶级性的制约，坚持立法平等的前提下制订的法律也有不平等的成分。因此，阶级性不是制约立法平等是否合理的必要因素。
坚持立法上的平等就是要否定以阶级出身和身份不同而在权利资格上差别对待，这是人类“从身份到契约”的一种历史进步，立法上的平等不仅显示出道德上的公平性，更重要的是能激发人们利用同样平等的机会去发挥潜能促进社会进步。正如边泌所言：“立法上的平等，不是条件平等，而是机会平等。”
（六）坚持立法平等还必须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体作准确的定义和理解。即弄清“人人”是指“人民”还是指“公民”。我们知道，公民是一个纯粹的法律术语，它是指具有一国国籍，可以享有某种权利与承担某种义务的人，而人民则是相对于敌人而言的，是一个集合名词，是一个政治术语，显然我们这里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体应该是指公民。由此可知我们谈立法平等的主体也是指公民而非人民。即使一个人在法律犯了某项罪，他也许成了法律制裁和打击的对象。不再属于人民的范畴，但他仍然是一个公民，因为他并没有失去国籍，虽然被法律剥夺了其享受一部分权利的资格，但是法律仍然保障他其它权利的顺利行使。这也是我国宪法和法律的立法本意。如果我们依然坚持一切以法的阶级性为中心的话，以阶级的标准来划分其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范围。那么不用说在立法上坚持不了人人平等，就连最起码的适用法律和守法上也谈不了平等了，所有的犯过罪的人都会被排斥在法律的权利保障之外，势必造成更大的阶级分化和对立，夸大了法的政治性，维护社会生产和秩序的法律就会化成为单纯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抹煞了法的科学性。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罪犯也是公民。法律作为保障公民的权利和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基石。如果一味强调其政治功能和阶级性，势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这样的先例在我国并非没有。因此，我们强调立法平等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和最大的程度上保障人民的利益，这与现阶段我国法的阶级性并不矛盾。
（七）坚持立法平等是当前社会发展和国际形势变化的要求。我国政府已向世界承诺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等一些国际上重要的人权公约，这些国际公约所坚持和奉行的平等原则和非歧视原则我们必须遵守和履行。因此，我们在立法上必须承担这些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义务，在立法上坚持平等原则。而目前我国又刚刚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因此，我们也必须遵守WTO所奉行的国民待遇原则和无歧视待遇原则以及透明度原则。我国政府已经做出承诺：“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世贸成员。所有的外资个人、团体（包括那些没有在中国投资或注册的个人和团）在贸易权利方面将享受至少跟中国企业一样的待遇。取消双重定价惯例以及在内销产品和出口产品待遇上的区别。不用价格控制给国内厂商和服务行业提供保护。入世3年内，除少数例外，所有的企业将有进口商品以及在关税领土内进行贸易的权利。”针对这些承诺，我国政府已做出对我国现行法律做出重大修改的决定，在今后3年内，凡是与世贸组织的要求和原则相违背的法律都必须废除和修改。为适应入世的要求，必须尽快制定出一系列与世贸相适应的一些法律法规。针对我国必须履行的相应义务。如“在货物、服务：知识产权等方面。依世贸组织的规定：给予其他成员国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奉行非歧视原则。”为了更好地履行这些义务，我国现行的法律在短期内将面临着一个废，改，立的过程，以适应加入世贸的需要。在这些法律的废、改、立当中首要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便是从立法上保证平等，如果还坚持法的阶级性原则，显然这些法律改革的适用对象绝大部分是针对全世界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岂不是真的要和资产阶级讲平等了吗？当然我们不能这样去理解立法平等，正如前文所述，我们追求的法律平等是法律人格平等。在立法上确保其享有的权利平等。至于其在法律上享有的实际权利则是另一码事了。由此可见立法平等已成为社会发展和国际形势发展变化所需，实行立法平等原则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必备条件。如果再坚持以法的阶级性而阻止立法平等的实现，我们的国家将势必将被时代所淘汰。
（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呼唤实现立法的平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体系；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首先要求市场经济立法必须坚持平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经济。它不同于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闭关自守，而是发达的商品经济，自由交易，对外开放，它也不同于计划经济，一切由国家计划垄断，而是要求自主经营、自由竞争、自担风险、自负盈亏、意思自治、信息自由、机会平等，所有这些平等和自由是市场经济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市场经济同样是法治经济，更应从立法的高度保证各参与市场竞争的市场主体的平等性，立法平等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和前提和基础。市场是公平的象征，保证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平等，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项立法基本原则。立法不平等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熟，对市场主体地位的区别对待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公平效率原则，使公平竞争的机制丧失，势必造成市场混乱，严重破坏社会交易的安全，同时也容易导致市场的畸形发展，使法律保护的行业和企业逐步形成垄断和操纵市场，对于受法律排斥的行业和企业逐步被淘汰，从而破坏了市场的有序运作。市场本身便是一只无形的手在控制着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转，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生产和社会秩序的工具。需要作的是从立法上保证参与市场竞争的各方主体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同等的机会，而不是去直接干涉市场的运作。保障市场经济的权利和自由，主要是平等的，自主的权利和平等竞争和自主发展的机会，缺乏这种保障，市场经济就不能顺利发展，而这种法律的保障本身又来自于立法的平等。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应坚持立法平等。立法平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结语：
正如江平教授所言：“法律向前人人平等”的法律精义，不仅指执法而言，同样也指立法而言。”（5）立法是“源”，执法，守法，适法则是“流”。要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必须从“源头”抓起，首先在立法的阶段就应坚持人人平等，这才是现代法治精神的体现。
参考文献：
（1）、（2）、（3）郭道晖著《法的时代呼唤》法律出版社
（4）、（5）郭道晖著《法学争鸣实录》法律出版社

『捌』 立法决策与立法质量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

坚持立法的科学原则问题，也就是实现立法的科学化、现代化问题。现代立法应当是科学活动。立法遵循科学原则，有助于提升立法质量和产生良法，有益于尊重立法规律、克服立法中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也有利于在立法中避免或减少错误和失误，降低成本，提高立法效益。所以现代国家一般都重视遵循立法的科学原则。中国有着悠久的成文法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立法经验。但这种经验中的主要成分，是统治者运用立法的方式治国安邦维护家天下的经验，其中堪称科学立法的因素并不算突出。而且，在人治当道的情形下，即便有一些科学立法的经验、理论和知识，也难以受到重视，更难以使其上升到制度层面而在立法实践中得以贯彻。最近二十年来，关于立法的科学化问题，在有关立法学者的著述中已引为注意，但立法实践中对立法的科学化问题，殊少有人看重。这种状况不能不从负面严重影响到立法的质量，使大量的法律、法规难以成为良法，难以在生活中获取好的实效。转变这种状况，提升立法质量，更多地产生良法和更多地减少恶法、笨法，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亟待重视科学立法，亟待以制度的形式形成中国立法的科学原则。
立法遵循科学原则，首先需要实现立法观念的科学化。要把立法当科学看待，以科学的立法观念影响立法，消除似是而非贻误立法的所谓新潮观念和过时观念。构造立法蓝图，做出立法决策，采取立法措施，应当自觉运用科学理论来指导。对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应当给予科学解答和理论总结。立法实践主要是摸索的实践、试验的实践而不是自觉的实践，立法经常付出沉重代价、高额学费，这种状况必须改变。第二，需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要建立科学的立法权限划分、立法主体设置和立法运行体制。整个立法制度应当合乎社会和立法发展规律，合乎国情和民情，合适、合理、完善。立法主体应当由高素质的立法者和立法工作人员组成。第三，更具直接意义的，是要解决方法、策略和其他技术问题。从方法说，立法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和注重理论指导相结合，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相结合，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稳定性、连续性和适时变动性相结合，总结借鉴和科学预见相结合，中国特色和国际大势相结合。从策略说，要正确处理立法的超前、滞后和同步的关系；要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来确定立法指标；要尽可能选择最佳的立法形式、内容和最佳的法案起草者；要顾及全局并做到全面、系统，同时还要分清轻重缓急，合理安排各个项目的先后顺序。从其他要求说，要注意各种法之间的纵向、横向关系的协调一致，法的内部结构的协调一致；要注意立法的可行性，所立的法要能为人接受，宽严适度易于为人遵守；还要特别注意避免和消除立法中的混乱等弊病。

『玖』 决定权，立法权老是搞混乱，怎么区分求具体例子。谢谢！

决定权是决定一个法案的，立法权是建立法律，你能明白吗

『拾』 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在适用冲突规范制度方面分别做了怎样的规定

一、识别：

（1） 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6条是一条关于侵权行为的识别规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9条、第11条、第76条、第92条、第117条、第127条和第145条，分别涉及处理识别冲突的总原则以及对动产与不动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和无人继承财产的识别。

（2） 完善：总的来说，我国原有国际私法对于识别问题是很不重视的。这很容易在实践中造成识别的困难及其解决方法的不合理。为此，我国国际私法学界在致力于国际私法立法的法典化过程中，应更重视完善与识别有关的规定。首先，在制定一国的国际私法之前要广泛借鉴国内外学者从事比较法研究的成果，分析各国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设想可能会发生识别冲突的情形，合理地制定冲突规范。其次，在国际私法中就识别的总原则加以规定，以指导法官根据具体情形行使自由裁量权，公平合理地处理个别案件中的识别冲突问题。最后，对于某些具体问题，也可以对其准据法的适用范围作具体的规定，以避免在这些问题上发生额外的，不必要的识别。

二、反致：

（1） 有关规定：从我国的立法上看，目前大陆地区的《民法通则》和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有关《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对反致问题没有作出明文规定。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中(现已废止)，表明了我国在决定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方面不采用反致。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并无关于反致的案例。而在港,澳,台地区,在法律适用上都不同程度的接受了反致。在合同领域，我国的司法实践对反致的态度保持了连续性。如200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像各高级人民法院下发了《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其中的第48条：“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是指有关国家及地区的实体法规范，不包括冲突规范和程序法规范”；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的涉外商事合同应适用的法律，是指有关国家及地区的实体法规范，不包括冲突规范和程序法规范”。 最高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第178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关系的案件时，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的规定来确定应适用的实体法。”表明中国在司法实践当中不接受反致。

（2） 完善：我国既然规定不接受反致，自有其合理之处：规定适用外国法是认为外国法与该民事关系联系更密切；符合自己国家的主权；如果都采用反致不可能取得判决结果的一致；避免陷入不可解脱的循环。本人比较倾向于在国内立法上有限制的接受反致，因为反致在不损害本国主权的同时,可以扩大国内法的适用,实现内国实体法所体现的政策。采用反致可以增加法律选择的灵活性，使各法域类推适用各自的国际私法。所以，反致制度符合解决我国区际法律冲突的需要。不可否认，反致也存在着弊端，如实践中的“恶性循环”等。如果对其全面接受，也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通过适用范围和种类上进行有限制的接受，发挥反致的优势，作到更好的维护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先决问题：

（1） 相关规定：无

（2） 建立完善：关于先决问题的解决方法，我个人比较赞同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的观点，即依主要问题所属国的冲突规则和依照法院地国的冲突规则来解决。及其两种较新的观点：其一是莫里斯提出的个案识别说，认为解决先决问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原则（overall general rules），应当根据个案中的不同情况，看先决问题是与法院地法还是与主要问题准据法的关系更为密切，然后才能决定应当适用的法律。其二是适用主要问题准据法所属国的法律处理先决问题。

四、法律规避：

（1） 相关规定：我国目前尚无有关法律规避的立法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4条规定：“当事人规避我国强制性或者禁止性法律规范的行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不过，该条规定中的“法律规范”的外延并不明确，也就是说这里所指的“法律规范”是否包括中国所有层次的立法，还是只包括一定层次的立法，需要加以进一步解释。对此，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12月发布的《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当事人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或禁止性法规定的，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人民法院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 完善：个人认为，关于法律规避问题，只要当事人规避的法律是本应适用的强行法或禁止性规定，则不论其是实体法还是冲突法，也不论其是内国法还是外国法，都可以构成法律规避。涉外民商事案件当事人凡属规避我国法律的行为一律无效。而对规避外国法的行为，原则上不作审查，视为有效。但下列情况例外：（1）我国与当事人本国签定或者共同参加了有关国际私法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人民法院对其是否规避其他缔约国法或有关外国法进行审查；（2）若当事人规避某外国法后而得以适用的法的规定与本国的公共秩序政策相抵触，则可借助公共秩序保留加以排除适用。因此，我认为我国可以从这个方向上考虑进行立法。

五、外国法内容查明：

（1） 相关规定：我国人民法院在审理国际民商事案件时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当依据我国冲突规范的指定，应当适用的法律为外国法时，人民法院有责任查明外国法的内容，当事人也有举证的责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3条的规定，对于应当适用的外国法律，可通过下列途径查明：(1)由当事人提供；(2)由与我国订立司法协助协定的缔约对方的中央机关提供；(3)由我国驻该国使领馆提供；(4)由该国驻我国使领馆提供；(5)由中外法律专家提供。1988年2月8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关于民事、商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第28条也规定：有关缔约一方的法律、法规、习惯法和司法实践的证明，可以由本国的外交或领事代表机关或者其他有资格的机关或个人以出具证明书的方式提交给缔约另一方法院。我国在实践中主张，通过各种途径仍不能查明外国法时，人民法院应适用中国的法律代替外国法。另外，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12月发布的《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外国法的查明作了3条规定，即第51、52、53条的规定。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无法律审与事实审的区别。根据“有错必纠”的原则，对我国法院在审理国际民商事案件时发生的适用外国法的错误。无论是适用内国冲突规范的错误，还是适用外国法本身的错误，当事人均可对之提起上诉，要求加以纠正。

（2） 完善：我国对于外国法查明制度的规定还很不完善,目前仅在少数司法解释中对其做出了规定,相关立法仍存在空白。由于立法缺失,司法实践中各法院的做法不尽相同,较为混乱。而且,由于我国外国法查明制度缺乏可操作性,法院往往以无法查明外国法为由,进而排除准据法的适用。面对这一状况，除了尽快完善外国法查明的立法外，我们认为还应在审判实务中积极予以应对：首先，各地、各级法院应提高对查明外国法重要性的认识，切实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正确查明外国法、适用外国法，克服“归乡情结”；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应通过司法解释、案例、指示、批复等形式指导各级法院在查明外国法过程中进行规范的运作，发挥监督和指导作用，努力克服司法实践中的不规范的局面。

六、公共秩序保留：

（1） 相关规定：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早可见“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可见于1950年11月原中央人民政府法律委员会在《关于中国人与外侨，外侨与外侨婚姻问题的意见》中指出，中国人与外侨，外侨与外侨在中国结婚或离婚，不仅适用中国的婚姻法，而且宜于适当限度内照顾当事人本国的婚姻法，但“适用当事人的本国的婚姻法以不违背我国的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和目前的基本政策为限度。”上述行文中明确使用了“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基本政策”的措辞，应该认为是关于公共秩序保留条款的规定。198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4条规定：“订立合同，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不得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该法第9条第1款又进而强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我国有学者指出，上述行文中的“法律”应理解为我国的强制性和禁止性法律规范，我认为此种解释是正确的，如果不做此种解释，则上述两规定形同虚设。该法第5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放自然资源合同，应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涉外经济合同法上的上述三个条款”，是间接限制外国法适用的立法规定，是积极（功能）的公共秩序保留条款。1986年《民法通则》第150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1982年制定的《民事诉讼法（试行）》第204条在对外国审判承认与执行方面作了关于公共秩序的规定，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对于外国法院要求我国承认和执行的判决，我国法院只有在查明该判决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承认其效力，需要执行的，发出执行令”；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承认和执行。”此外，中国《海商法》第276条、《民用航空法》第190条和《民事诉讼法》第262条也规定了公共秩序保留。

（2） 完善：我国公共秩序保留秩序还存在一定的缺陷：立法上以“社会公共利益”的措辞阐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似乎过于简单、含糊；我国立法对适用公共秩序保留所采的标准并非一致；对适用公共秩序保留条款排除外国法后，应选择什么样的法律，我国相关立法无此等规定。基于以上一些问题，我们国家在今后的立法当中采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时，应放弃“社会公共利益”的提法，而代之以国际上通行的“公共秩序”或“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或“公共秩序与法律的基本原则”的提法；我国应当统一采用结果说，以达到统一的适用标准，有利于司法实践，这也是顺应潮流的需要；应根据国际私法解决法律冲突和追求公正合理的结果的精神，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选择同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其他法律，包括内国法和外国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