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立法

① 中国的反腐什么时候开始

反腐，是古今中外都备受关注的话题。在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强调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大贪小贪均不放过。古籍上记载的三大特例，堪称古代反腐的“非常”之举

1.反腐从官员选拔开始

贪赃枉法，受贿藏污的腐败行为，是一种官场寄生现象。可以说，从官场诞生那天起，就出现了。西周穆王时编修的刑法《吕刑》中便指出，要防止五种执法受贿行为，即所谓“五过之疵”，可见上古三代时官场腐败已成社会问题。

针对官员腐败问题，历代都曾采取不少措施和手段，从用人角度来看，首先是选出贤能的好官，建立了一套官场“准入”制度，用现代话来说，就是“注重搞好干部队伍建设”，古人称之为“吏治”。

什么样才是算好官？古人的标准之一是有“德”，且以德为本。“清”，即廉洁，是官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廉洁的官员被古代史家称为“循吏”。为了选到循吏这样高素质的官员，在先秦时即出现了一种“察举”制度，面向社会公开推荐官员。这种察举手段，民间叫“举贤”，到两汉时，举贤已成为官员的重要来源之一。而且，“察举”也有严格的法规，先秦时的秦国规定，如果所推荐的官员“不善”，推荐人也要治罪，在汉代则叫“连坐”。

此后，曹魏时期出现的“九品中正制”、隋唐开始的“科举取士制”，都是古代高层为了选拔到“好官”而采取的手段，特别是科举制度，最为成熟，一直沿用至晚清。

在这些常规选拔制度之外，不少朝代还结合朝情，推出一些“本朝特色”官员选拔手段。如在公元十世纪的五代十国时期，便出现了一种另类绝招 “阉割”。

此手段真可谓天下奇闻。实施这种另类选官制度是南汉，地域在岭南今广东、广西一带。《新五代史·南汉世家》记载，当时的南汉皇帝叫刘鋹（后主），相当荒淫，政事全权委托当时的龚澄枢、陈延寿一班人处理。龚澄枢等人便根据刘鋹的意思，规定拟用官员均须阉割，此即史书中“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阉然后用”记载。

如此选拔官员的理论依据何在？刘鋹有这样一番解释：“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惟宦者亲近可任。”没了生殖器的官员就不为子孙着想，不贪，忠心？显然是否定的。历史上宦官腐败一直是官场重灾区，从秦二世时的宦官赵高，到明武宗时的掌印太监刘瑾，都以敛财弄权，祸害朝政出名。

据明王鏊《震泽长语·杂论》所记，刘瑾出事后，从其家里抄出：“金共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其他大量财宝还未计算在内。所以，史书上称刘鋹“尤愚”。

但让官员“净身”后上岗，也不能说对反腐没一点用处，起码在防止官员生活腐化、乱搞两性关系方面，还是有作用的。
2.反腐鼓励民间参与。

汉武帝刘彻设立“刺史”提倡“打小报告”

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是，不论古代选拔官员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官场腐败仍层出不穷。于是古人在注重选拔高素质官员的同时，也想到预防腐败这一招，各朝都成立相当于今反贪局或监察部这样的中央监察机构。

秦朝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建立完备监察机构的朝代，此机构名叫“御史台”，一把手叫“御史大夫”。御史大史是副丞相级别，其下还有御史中丞、侍御史、监郡御史，地方郡县也都配备了相应的监察官员。

汉代时，御史大夫被提升到丞相同一行政级别。刘恒（汉文帝）当皇帝时，鉴于当时御史监察不力的情况，临时调派身边可信人员到下面核查，此行为称为“刺”。刘恒孙子刘彻（汉武帝）当皇帝后，觉得这做法好，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正式设立“刺史”，成为中国古代反贪史一种新型的“反腐办”。

在常规监察机构反腐外，古代还有非常手段。其中最有效的一招，是动员民间参与反腐，在“举贤”的同时，鼓励民间积极“举报”。其具体操作办法是，鼓励越级上访。刘彻在位时曾专门下诏，保障吏民的言论自由，即建立所谓“言事变”制度，鼓励基层官员、民间人士越级上书、诣阙言事。这种在非正规渠道外反映情况的行为，叫“言事变”，其实就是俗话所说的“打小报告”。

南北朝时的北魏也提倡“打小报告”。《北史·魏本纪第一》记载，拓跋嗣（魏明元帝）当皇帝时，于神瑞元年(公元414年)专门下诏，鼓励民众举告贪官：“守宰不如法，听百姓诣阙告之”。

“打小报告”这种上书行为，又叫“上奏折”。到了北宋，如此“上奏言事”备受重视，范仲淹、包拯、王安石、朱熹，都曾给皇帝写过很多这样反腐奏折。《包孝肃公奏议》一书几乎全是揭露、举报官员腐败的，全书187篇，有55篇直接举报贪官污吏，当时的贪官最怕被包拯奏上一本。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明太祖）更把“打小报告”推到了极致。朱元璋除了允许越级告状、鼓励实名举报外，还支持民间进京上访。据朱元璋组织编撰的《大诰·民陈有司贤否第三十六》，不论大小官员，只要发现“私下巧立名目，害民取财”，老百姓可以联名写举报信，到京城上访。

老百姓甚至可以将贪官直接“绑缚赴京治罪”。《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第三十四》中记载，押贪官进京途中，即使身上没有证明信，官员也不得阻拦，关卡要“即时放行，毋得阻挡”。如果有人敢阻挡进京，“其家族诛”。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官员一旦被查出是贪官，是别想挪个地方做官的，连其儿、孙都将被“株连”，失去当官机会。

3.反腐重在立法严惩

明太祖朱元璋惩贪 “枭首示众”“剥皮实草”

“举贤”与“举报”，虽然可以减少官员腐败现象，但腐败仍无法从根本上杜绝。于是， “制度反腐”成为一种探索。所谓“制度反腐”，古人叫“治贪用重典”。中国反腐立法时间相当早，在《吕刑》中，便有“其罪惟均”的说法，即官员贪赃枉法，与犯人同罪。

秦国有《置吏律》、《军爵律》、《内史律》等专门针对官员的立法，严惩“不廉洁”的“恶吏”。特别是经济问题的犯罪，决不手软：“通一钱，黥城旦罪”，意思是，行贿一个钱，都要被判处在脸上刺字，再罚去修城的“黥城旦”之刑。

汉代的量刑标准是：“赃二百五十钱以上”，即免职；主政官员“盗直十金”，即判死刑“弃市”。250钱在当时还买不到一件像样的衬衫，可见处罚之重。

隋唐时，反腐的相关立法更为缜密、规范。《唐律疏议·职制》“受人财而为请求者”条规定：一般官吏受贿，“坐赃论加二等”，“即一尺以上笞四十，一匹加一等，罪止流二千五百里”；如果是握有实权大权的“监临势要”，则加重处罚，“一尺以上杖一百，一匹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

宋元两朝反腐也有特色。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宋太祖），于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下诏，官吏盗公物，据为己有的，与其他盗窃一样，“赃满五贯文者处死”。五贯钱什么概念？当时的县令月俸料钱在10至20贯（千钱），侵吞不到半月的工资就要处死，如此反腐令人生畏。即使在后来酷刑著称的《大明律》中，官员枉法“赃至百二十贯者”，仅“免绞充军”。

但在事实上，明朝惩治腐败比宋朝厉害多了，因为明朝常设“法外之法”。据清赵冀《二十二史札记》“重惩贪吏”条，朱元璋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下诏， “尽逮天下官吏之为民害者”。一般贪官罚到京师“筑城”；贪污银子60两以上的，“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

60两银子，在当时算是笔小财。据《明太祖实录》所记，当时1两银子可以买到1石米，也就是说，60两银子可以买60石米；这等于当时最低一个级别、从九品官的年薪（俸禄）。

为了便于操作，朱元璋下令在地方官府广场左边，设立一座土地庙，将腐败官员剥皮的刑场就放在这里，民间因此称此庙为“皮场庙”。皮剥下来后，用草填空，制成“贪官标本”并悬挂起来，“使之触目惊心”，以此警示官员要廉洁自律。

实际上，朱元璋的反腐手段可谓无不用其极，凌迟、枭首、弃市、族诛……当时仅“空印案”、“郭桓案”两案，朱元璋就杀了8万多贪官，后来发现，其中有不少是冤枉的。

朱元璋如此反腐，大概只有战国时的齐威王能与之相比。齐威王是狠君，曾将腐败官员“一锅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了此事：齐威王“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比并烹之”。
在这点上，历朝历代莫过于制定采用严刑峻法了。法家的创始人管子就认为“法者，天下之大道也”，而严法反腐的典型例子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了。这位贫民出身的皇帝历经寒苦，对世间的人情世故要比一般人体味得深刻得多。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大臣们说过：“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引酒过度。凡民之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贪污蠹害吾民者，罚之不恕。”为震慑官吏的腐败行为，朱元璋“刑用重典”，颁布《大明律》，之后更是制定了一系列更为严酷的刑律。据史记载，明代仅酷刑就有数十种之多，诸如族诛、凌迟、挑筋以及宫墨刖等等，此外，朱元璋自己还发明了不少令人发指的极刑。可见，朱元璋对官吏腐败的深恶痛决。当然，朱元璋“刑用重典”也只是通过杀一儆百,“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以重典为手段，其目的还是教育各级官吏和百姓民众，使全国的臣民畏法、守法，最终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维护政权。

反腐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对官吏的严密监察了。

最早的监察专员应该是刺史了。西汉武帝时，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州，汉武帝为每州亲自指派一名刺史，并给于他们相当大的权力，以对所辖地区的地方官员进行考察监督。武则天、朱元璋都曾鼓励民众赴京告奸，鼓励打小报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承认民众拥有监督制约官官府的权力，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还有唐代的魏征犯颜直谏，明代中后期的东西厂特务机构，这些都是各个朝代对官吏监督的不同方式。

而在监察制度建设上，做得成绩突出的还得算朱元璋了。在中央，设置了与六部品秩相齐的都察院，这可是一个集组织、纪检、公安、司法于一身的特设机构，在地方，建立了御史巡按制度。 “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正是在这种制度和机制下，监察官吏成为明朝政坛上一支活跃的重要的政治力量，涌现出不少优秀的监察官员。如洪武时期御史韩宜可劾丞相胡惟庸；嘉靖时期给事中吴时来，御史王宗茂、邹应龙劾内阁首辅严嵩、严世藩父子；天启时期左副都御史杨涟劾“九千岁”大太监魏忠贤，都是明代监察官弹击奸恶中最著名的事例。

接下来说说“倡廉”。儒家历来推崇廉政，所谓“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晋书》曰：“王道治本，经国之务，必先之以礼义，而致人于廉耻。礼义立，则君子轨道而让于善；廉耻立，则小人谨行而不淫于制度。”所以，中国古代的吏治中，特别强调“廉者，政之本也”，因而也就形成了丰富的廉政思想。

在封建社会，国家的治乱兴衰与最高统治者有着直接的关系。唐末的罗隐曾列出了明君的四大标准。第一，仁德的标准。罗隐认为，君主之所以高贵，不仅在于君主的地位和权力，更重要的是君主的仁德，君主不仅是政治权力的代表，而且应该是道德的表率。第二，奢与俭的标准。他认为，只有节俭的君主才能节制私欲，实行德政。第三，敬与慢的标准。“以敬理国则人和，以慢理国则人殆'。第四，用贤的标准。君主的个人能力是有限的，必须依赖贤臣的辅佐才能致治。从根本上讲，在这种封建君主专制下，君主自身的素质就成了整个国家廉政建设的保证。

“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因此对官吏的廉政教育尤为重要。首先在官吏的考核选任上，各个朝代都很重视考核内容和选士的标准。从察举制考核“孝廉、廉吏”等科，到九品中正制的“举贤良方正”等等，都十分强调官吏的廉政素质的培养。以科举制为基础的文官选拔制度也是古代官吏选任的一大创举。在这种考核的过程中，封建统治者始终都在给官吏灌输着为官廉洁清明的思想。如克己奉公，慎独自律；又如廉洁守正，淡泊物欲；再如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正是如此的廉政文化熏陶，历史上不乏清正廉洁的官吏。岳飞“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的信念；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清代廉吏于成龙，三国淡泊宁静的诸葛亮，宋代青天包拯等等。

封建王朝的“反腐倡廉”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是由其专制主义的制度本身决定的。“人求多闻善败，以鉴戒也”，我们应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党新时期严惩腐败行为，倡导廉政文化提供借鉴，内外兼治，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加强民主监督，最终在全社会形成廉正清明的良好氛围。

② 反腐败法是哪个国家机关出台的,为什么

在强力“打虎”“拍蝇”让官员“不敢腐”的同时，一系列治本之策也在推进。在内2015年3月8日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容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张德 江委员长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时指出，要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研究修订行政监察法。
制度反腐逐渐被提上议程，全国人大代表、清华法学院教授周光权在今年也提出了《关于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的议案》。
周光权说，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的核心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在立法的层面，建成反腐体系最为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出台一部反腐败法。
周光权说，现在的反腐败立法分散在各种规范性文件、规章、行政法规、法律，包括党内的法规，结构较为混乱，也有很多不统一协调之处，法律位阶上看，作用还是很有限，如果能够上升为法律，反腐效果会更好。
本版文均据新华社

③ 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

一要不断完善反腐败法律制度体系。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要通过废、改、立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反腐败法律制度体系。要善于将党的反腐败主张和决策转化为人民的共同意志，通过国家立法将反腐败工作纳入制度化、法律化、程序化轨道。在十二届人大已将反腐败法列入未来五年立法规划的基础上，要就尽早着手、科学论证、开门立法、广聚民意，加快制定出台反腐败法、重大事项决策程序法、公共信息公开法、预防和处理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法、举报人和证人保护法等法律。要在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下，进一步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惩罚力度。要做到预防与惩治、治标与治本，监督与查处、实体与程序、运作规则与一般程序并重。要加强党内立法与国家立法的协调配合。要对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进行清理，过时的及时废止，不完善的要尽快制定实施细则，需要制定配套制度的要抓紧制定，切实提高法律制度的可行性、有效性，为制度刚性运行夯实基础。
二要大力培养反腐败的法治思维。人的因素是最重要、最具变化性的因素，只有大部分社会成员具备了法治思维，反腐败法律制度才能落到实处。因此要加强法治文化宣传和教育，在全社会涵养制度为要、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努力提升法治理念。使全社会成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能体现法治精神，让“合不合法、合不合程序”成为一种惯性思维。要加强党员干部的党纪政纪法纪教育，组织干部学习法律，引导党员干部做到一切立身行事都以法律为准绳，自觉忠于法律、遵守法律，增强公务人员执法、守法自觉性。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切实解决好侵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使领导干部真正敬畏法律、敬畏民意、敬畏岗位。
三要依法监督保证法律制度刚性。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法律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通过不断深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强化纪委的监督责任和监督的相对独立性、权威性，来确保制度执行到位、刚性运行。推进反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盯紧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使各级领导干部习惯在监督下工作，在法治轨道上用权，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要深化改革，完善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进一步畅通监督渠道，通过治方式引导和规范群众有序参与监督。鼓励实名举报，善于运用法治方式处理涉腐网络舆情，做到积极应对，正确引导。要进一步加强“三转”，依法加强监督检查，做到不错位、不越位、不缺位。要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对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以权谋私等行为，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切实维护法律制度刚性。
四要坚持使用法治方式惩治腐败。坚持有贪必肃、有腐必惩，把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作为纪检监察机关的基本职能，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做到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同时必须要坚持用法治方式查办案件，坚守依纪依法安全文明办案这一原则。要坚持实体正义和程序合法的统一，健全办案制度、切实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保障被调查人的合法权益。要规范办案流程，正确使用“两规”“两指”措施，绝不能随意性执纪、选择性查处和越权违规办案。要充分发挥反腐败协调小组的作用，加强职能部门间协同办案、信息沟通、案件移送，做到“快查快结”。要严格遵守案件线索规范管理、办案安全事故相关人员的责任追究等工作制度。要细化办案标准，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量纪恰当、手续完备，使查办的每一个案件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五要打造过硬队伍提高法治能力。要按照打铁先要自身硬的要求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切实防止“灯下黑”，提高纪检监察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推进反腐败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强化教育，进一步增强纪检干部的法纪意识，夯实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建立健全考评制度，定期对纪检监察干部进行法律知识考核，并运用好教育考核结果，重视提拔使用法治思维意识强、善于用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干部。要强化管理，促使纪检监察干部进一步树立“没有安全就没有办案，违反审查纪律就是违反政治纪律”的底线思维，严格执行和落实各项制度和规定。要强化监督问责，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坚决制止，对不适合纪检监察工作的人员坚决调离，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查处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决不袒护、决不手软，用铁的纪律打造过硬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腐败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最大的毒瘤，而法治是人类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好的社会治理方式，是治疗社会弊病的良药。纪检监察机关只有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谋划工作，才能在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融入到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旋律中去，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④ 基本廉正法律法规有哪些

五、廉政法律、法规概述
（一）、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为进一步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结合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实际，制定本准则。
总 则
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保障；是新时期从严治党，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是正确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的重要基础。
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实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在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发挥表率作用，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必须模范遵守党纪国法，清正廉洁，忠于职守，正确行使权力，始终保持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必须弘扬党的优良作风，求真务实，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
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按照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要求，加强教育，健全制度，强化监督，深化改革，严肃纪律，坚持自律和他律相结合。

廉洁从政行为规范

第一条 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索取、接受或者以借为名占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财物；
(二)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宴请以及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
(三)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
(四)以交易、委托理财等形式谋取不正当利益；
(五)利用知悉或者掌握的内幕信息谋取利益；
(六)违反规定多占住房，或者违反规定买卖经济适用房、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
第二条 禁止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个人或者借他人名义经商、办企业：
(二)违反规定拥有非上市公司(企业)的股份或者证券；
(三)违反规定买卖股票或者进行其他证券投资；
(四)个人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
(五)违反规定在经济实体、社会团体等单位中兼职或者兼职取酬，以及从事有偿中介活动；
(六)离职或者退休后三年内，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第三条 禁止违反公共财物管理和使用的规定，假公济私、化公为私。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用公款报销或者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二)违反规定借用公款、公物或者将公款、公物借给他人；
(三)私存私放公款；
(四)用公款旅游或者变相用公款旅游；
(五)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和获取各种形式的俱乐部会员资格；
(六)违反规定用公款购买商业保险，缴纳住房公积金，滥发津贴、补贴、奖金等；
(七)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或者以象征性地支付钱款等方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
(八)挪用或者拆借社会保障基金、住房公积金等公共资金或者其他财政资金。
第四条 禁止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采取不正当手段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职位；
(二)不按照规定程序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任免干部；
(三)私自泄露民主推荐、民主测评、考察、酝酿、讨论决定干部等有关情况；
(四)在于部考察工作中隐瞒或者歪曲事实真相；
(五)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组织考察和选举中搞拉票等非组织活动；
(六)利用职务便利私自干预下级或者原任职地区、单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七)在工作调动、机构变动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
(八)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封官许愿，任人唯亲，营私舞弊。
第五条 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要求或者指使提拔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
(二)用公款支付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学习、培训、旅游等费用，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出国(境)定居、留学、探亲等向个人或者机构索取资助；
(三)妨碍涉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案件的调查处理；
(四)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
(五)默许、纵容、授意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以本人名义谋取私利；
(六)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党员领导干部之间利用职权相互为对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
(七)允许、纵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社会中介服务等活动，在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外商独资企业或者中外合资企业担任由外方委派、聘任的高级职务；
(八)允许、纵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异地工商注册登记后，到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第六条 禁止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铺张浪费。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在公务活动中提供或者接受超过规定标准的接待，或者超过规定标准报销招待费、差旅费等相关费用；
(二)违反规定决定或者批准兴建、装修办公楼、培训中心等楼堂馆所，超标准配备、使用办公用房和办公用品：
(三)擅自用公款包租、占用客房供个人使用；
(四)违反规定配备、购买、更换、装饰或者使用小汽车；
(五)违反规定决定或者批准用公款或者通过摊派方式举办各类庆典活动。
第七条 禁止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谋取私利。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土地使用权出让、政府采购、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介机构服务等市场经济活动；
(二)干预和插手国有企业重组改制、兼并、破产、产权交易、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资产转让、重大项目投资以及其他重大经营活动等事项；
(三)干预和插手批办各类行政许可和资金借贷等事项；
(四)干预和插手经济纠纷；
(五)干预和插手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的使用、分配、承包、租赁等事项。
第八条 禁止脱离实际，弄虚作假，损害群众利益和党群干群关系。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 绩工程”；
(二)虚报工作业绩；
(三)大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借机敛财；
(四)在社会保障、政策扶持、救灾救济款物分配等事项中优亲厚友、显失公平；
(五)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荣誉、职称、学历学位等利益；
(六)从事有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活动。
第二章实施与监督
第九条 各级党委(党组)负责本准则的贯彻实施。主要负责同志要以身作则，模范遵守本准则，同时抓好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贯彻实施。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协助同级党委(党组)抓好本准则的落实，并负责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条 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方面的教育，将本准则列为党员领导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
第十一条 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落实党内监督的各项制度，通过贯彻实施民主生活会、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巡视、谈话和诫勉、述职述廉、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以及考察考核等监督制度，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执行本准则情况的监督检查。
党员领导干部参加民主生活会和述职述廉，要对照本准则进行检查，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向党组织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自觉接受监督。
第十二条 党员领导干部组织实施和执行本准则的情况，应列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考核结果作为对其任免、奖惩的重要依据。
第十三条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本准则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贯彻实施本准则，要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发挥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群众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

第三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准则适用于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中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
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及其分支机构领导人员中的党员；县(市、区、旗)直属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科级党员负责人，乡镇(街道)党员负责人，基层站所的党员负责人参照执行本准则。
第十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可以依据本准则，结合各自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规定，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备案。
中央军委可以根据本准则，结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规定。
第十七条 本准则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l997年3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同时废止。

二、美国的廉政建设
（一）、权力法治日趋完善

美国的腐败由猖獗走向温和、并长期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让相互冲突的利益或利益集团间相互竞争及公共部门间的制衡掣肘，从而达到权力的平衡。

1、三权分立，彼此牵制

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中主要体现为三权分立、代议制、政党政治、利益集团政治、新闻自由和公民权利等。美国政府机构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三个系统，每个系统起着各自的作用，同时又相互制约，它们是直接的政策制定者。国会有立法权，总统对国会通过的法案有权否决，国会又有权在一定条件下推翻总统的否决；总统有权任命高级官员，但须经国会认可，国会有权依法弹劾总统和高级文官；最高法院法官由总统任命并经国会认可，最高法院又可对国会通过的法律以违宪为由宣布无效。实行分权与制衡的原则，使国会、总统、法院三个部门行使权力时，彼此互相牵制，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导生的腐败。

2、把权力分散，在冲突中求平衡

美国除了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进行分立外，还注意将权力分散。美国的“立国之父”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个人容易受到权力的腐蚀，自我控制是很不牢靠的保证；要防止权力滥用导致腐败，必须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衡。因此设计了一系列的如“自动纠错机制”等体制和制度，让各种社会力量如政党、利益集团、媒体同样参与政策制定，让政治生活表现为多个权力中心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到了19世纪后半叶，美国国会颁布了“利益冲突法”。“利益冲突”的含义是，利益冲突的人参与决策，或做出决定。“野心对付野心”的结果是权力的平衡，从而进一步防止权力过分集中而产生的腐败，同时也利于社会各界对权力的监督。

3、大规模地进行立法建设，出台了一批廉政法律法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水门事件”后，美国大规模地进行廉政法律制度建设，出台了一批廉政法律法规。其中著名的包括：

《海外反腐败法》。这是美国1977年制定的一部单行法，旨在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政府公职人员行贿，是目前管制美国企业对外行贿最主要的法律。1977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披露，有400多家公司在海外存在非法的或有问题的交易。这些公司也承认，自己曾经向外国政府官员、政客和政治团体支付了高达30亿美元的巨款。这种情况引起美国民众的担心。同年，美国国会通过《海外反腐败法》，旨在遏止这一趋势。《海外反腐败法》实施以来，成效显著。该法严厉的处罚措施和严格的内部会计制度要求，构成了对美国公司的全方位约束。公司一旦卷入其中，商誉损失更是惊人。因此，该法律的实施，重建了公众对市场的信心并有力维护了美国企业跨国经营商业道德。

关于财产申报规定。 1965年颁布了《政府官员及雇员道德操行准则》，对各类高级官员及其配偶、子女的财产申报作了规定。1978年美国国会又颁布了《政府行为道德法》，该法规定在联邦政府各系统内建立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并对政府官员离职后的从业行为作出了详细规定。1989年，老布什政府对该法进行了修订，颁布了《政府道德改革法》，将官员离职后从业行为受限的范围扩大到国会议员和国会高级官员，对行政部门官员离职后行为的限制条款也作了修改，还规定中下级官员也要申报个人及亲属的财产。1992年，联邦政府道德署颁布了《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在礼品、利益冲突、滥用职权、兼职、职外活动等多方面作出了详细规定，并附有大量实例。这是一部跨部门的法律，是对前两部法律的进一步细化和完善，集中体现了从政的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1985年的《政府工作人员道德准则》规定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公职做私人交易。美国法律还规定，去职的政府官员在离职后一年内不得回原工作部门为别人从事游说活动，违反者要受到刑事处分。

禁止外国贪官入境令。美国是一个法制社会，尤其注重对隐私权等个人自由权益的严格保护，这反而给贪官撑起了一把安全的保护伞。但近年来，美国当局在实践中认识到，不少外逃贪官已经并正在对美国社会产生毒害，并损害其国家利益。如果美国成了贪官的藏身之地，肯定会对美国的国际形象产生不好的影响。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美国总统布什2004年颁布一项禁令，禁止任何外国贪官及其家属进入美国。

美国禁令的发布，对那些已经逃到美国或准备逃到美国的贪官必然产生巨大的震慑作用。美国政府态度的转变将迫使贪官权衡风险，已经逃到美国的贪官则对这个禁令可能产生的后果感到惊恐。根据布什的命令，美国已经拒绝一大批拉美国家的贪官入境，美国的反腐特别行动小组也已开始清理在美的贪官的财产，并可能将他们驱逐出境。

美国这一禁令，让准备出逃的贪官不得不考虑他们的腐败成本和风险，因为在本国冒着风险将钱带到美国后，人和钱能否安全地落在美国都是未知数。而那些已经逃到美国的贪官知道这个禁令后必定会惶惶不可终日，理由很简单，美国的特别行动小组已经开始清理贪官的财产，他们很可能被赶出美国。回到他们本国后，被他们挥霍的赃款无法悉数退还，面临的又将是更加严厉的惩罚。

纵观美国的权力法治，不难看出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强调权力分散和平衡，严防权力过度集中产生腐败。二是廉政立法大多是预防性规定，而不是惩罚性规定，是一个以事前防范为主的廉政立法体系。这反映出美国社会对治理腐败的基本态度是避免腐败事件的发生，防患于未然。三是各类法律规定细密到位。立法对事项规定的非常具体，使每个公职人员都能“对号入座”，可操作性和适用性很强，实践中也容易落到实处。四是各类法律规定非常全面而周全。美国的联邦和州两套立法系统都非常重视用法律来规范公职人员的行为，行事时都有法可依、于法有据。仅联邦制定的公职人员规则就达4万多页，对政府官员个人财产申报及乘坐公车、吃请受礼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二）、注重实效的廉政措施

美国在反腐败中，采取了许多具体的廉政措施。这些措施综合了各种反腐败力量的优势，有利于确保反腐败斗争的实效性。

1、加强行政改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美国提倡“小政府，大社会”。强调政府行使权力的核心是制定社会各方面的政策。通过政策引导国家和社会发展方向，而不是参与管理社会各项具体事务。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鼓励社会各界为国家创造财富，另一方面又减少了腐败现象。

2、加强财务控制和审计。美国政府把加强财务监督作为反腐败斗争最倚重的措施之一。首先其预算和财务运作情况应依法全部公开，接受公众监督。机关的各种资金和基金均由银行代管而不是由机关财务人员直接管理，银行按程序和机关出具的证明划拨资金。此外，议会总会计师办公室也负责监督机关资金运作情况。这种多重监督方式使挪用、贪污公款的案件很难发生。

3、确保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执法能力。美国实行多党制，讲究权力制衡，执法工作也不例外。为了确保执法工作的公正性，不受政治势力的影响，美国的反腐败机构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一旦这种独立性受到侵害，政府便迅速采取新措施予以保护。

4、实行公开制度。美国制定了许多法律来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其中最有名的是政府阳光法案。《信息披露法》规定：“美国的公民有权看到除法律特别禁止的所有联邦或州政府的文件，而且实现这种权利无需任何必要的理由和请求。”《阳光政府法》规定，联邦政府的50个机构和委员会的会议必须公开举行，所有的会议都公开进行，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选民可以自由参加旁听；在政府办公楼的秘书办公室和经理办公室里，可以索要到任何材料。所有政府机构的电话、上下班时间、地址、电子邮件地址都很齐备，甚至还有美国总统的联系地址、电话和电子邮件地址。在财务公开方面，1978年，在行政、立法、司法三个体系建立了财务公开制度。1989年廉政改革法案进一步完善了财务公开制度。

5、制定行为准则，规范行为。美国的行为准则包括行政行为准则和廉政行为准则。行政行为准则由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是政府官员在履行公务时必须遵守的程序和行为标准。对违反有关标准的行为，当事人可以向联邦院提出诉讼。廉政准则是各部门从廉政角度制定的，适用于本部门工作人员行为准则。对违反准则触犯法律的按美国联邦法律的要求，均要交由司法部门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律审理后依法作出刑事处罚判决。

6、多途径强化对权力的监督。有效的舆论监督。在新闻自由方面，美国有一条法则：除非能证明媒体存在着实际的恶意，否则对公职人员的报道即使不准确，也免受司法追究。美国的舆论监督以有关政务公开和公民知情权的有关法律和法规为依据，从而确保了舆论监督的有效实施。

到位的监控手段。美国的道德署、检察长办公室等政府监督机构，在对政府官员事前监督的问题上，手段多样。如芝加哥市政府道德委员会要求每一位与政府官员打交道的工程项目承包商、代理商，在会见官员之前必须在道德委员会填写注册表格，将会见的目的、内容、所代表的公司名称、游说工程项目、工程项目资金等内容填写清楚，并交纳200美元注册费，其目的就是为了跟踪调查。如果发现会见人没有填写注册表格，委员会可以自发现之日起，对其处以每天2000美元的罚金，并通知政府取消该会见人与政府的合作项目。

⑤ 俄罗斯的反腐败机制主要由什么内容组成反腐败立法设立国家反腐败坚持机关

①反腐败立法 ②设立国家反腐败监督机关 ③制定反腐败措施 ④加强腐败惩处

⑥ 反腐立法 时间表 是什么呀 是列出个时间立法吗

1999年的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上，时任上海社科院院长的人大代表张仲礼提出了法回制反腐观点，提交了《建议答制定国家“反腐败法”的议案》，这份全国人大史上第一份建议制定《反腐败法》的议案，被确定为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的“一号议案”。三年后，全国人大代表宋清渭再提制定《反腐败法》。2005年、2010年，全国人民代表周洪宇、周晓光，也分别提出了反腐立法方面的建议。去年“两会”上，徐安等30多名江苏团人大代表提交《制定反腐败法，对公职人员廉洁作出硬性规定》议案。法制反腐的呼声使反腐立法继续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上的共识。
今年，反腐立法终于初露曙光，3月9日，在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解读“未来5年的立法规划”时，提到“完善反腐败方面的立法，真正形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今后5年的立法重点。这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首次公布反腐立法的时间表。这一天，距全国人大史上第一份建议制定《反腐败法》的议案，恰满14年。
这就是说，在五年内将出台《反腐败法》，以有效打击和遏制腐败行为，让我们试目以待。

⑦ 网络反腐的立法反腐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互联网由于其开放性、快捷性和广泛性等特点，成为网民表达观点诉求的新平台，这也就是“网络反腐”之所以能够有效的原因。然而，长期来看，狂欢式的“网络反腐”仅能给网民一时之快，却不是治理腐败问题的根本武器。
登录微博或打开论坛，各类举报信息、爆料内容络绎不绝，看似有真凭实据者，却也有耸人听闻之嫌。实名举报且证据确凿，政府部门因而认真对待、严肃处理。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在互联网上，人人可以随意突破道德的底线，也就意味着人人可能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当大家都在谩骂、攻击、诋毁时，网络也会逐渐失去公信力，“网络反腐”自然也会走到尽头。
近些年来查处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件来看，很多案件是根据网民向相关机构举报提供的线索查处的。我们应该清晰认识到，治理腐败问题，网络代替不了法律，必须要法制，必须依照程序，只有法律才能真正保护举报人。而《决定》的出台恰恰是为了保护网民的个人身份信息。从这个意义上看，网民大可不必认为《决定》会影响网民对腐败行为的揭露。相反，《决定》会对网民有所约束，让网民更加负责任地举报、举证，让纪检部门更有效率的开展工作，让那些真正的诉求浮出水面，这样的“网络反腐”才能进一步成长壮大。

⑧ 简述加强兼政立法和反腐败立法的法律体系

第一，建立健全廉政风险防控制度。第二，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第三，着力健全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制度第四，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

⑨ 刑法修正案（九）如何体现反腐败法

“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九)”)在反腐败制度建设方面有什么重要修改和完善，对中国的反腐败会有怎样的促进作用?”这是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闭幕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表示，刑(九)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惩治腐败犯罪的法网，完善了有关制度，加大了对这类犯罪的惩处。

那么，刑(九)相关条款是怎样体现惩治腐败犯罪法网“严密”性的?接下来，将会为反腐败工作带来哪些影响?日前，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学者。

“数额+情节”

更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

在8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臧铁伟介绍，刑(九)进一步完善了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将以前规定的单纯的“数额”标准，修改完善为“数额+情节”标准，更符合实际情况，能更好地做到罪刑相适应。

“对定罪量刑标准进行修改，使其更具弹性，体现了立法的科学性。”9月6日，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秘书长彭新林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现行刑法过于突出数额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没有考虑实践中的一些具体情形，导致罪刑不相适应。

彭新林分析说，1997年刑法修改时确定的5000元起刑点，与我国自古以来“计赃定罪”的立法传统有关。但是在实践中，这一具体标准早已脱离实际，而且也会令公众产生“量刑不公”的质疑。比如，“为什么受贿500万元的与受贿2000万元的，判处的刑罚一样?”“为什么有的贪官受贿几百万元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有的受贿几千万元只是死缓?”

“在单纯数额标准之下，人们很容易忽略犯罪情节，如是否对国计民生产生恶劣影响，是否有索贿情节，是否抗拒、干扰调查，是否拒不认罪等。”在彭新林看来，“数额十情节”的弹性标准确立后，更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也更有利于贯彻宽严相济政策。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数额十情节”的定罪量刑标准充分体现了十八大以来对待腐败的“零容忍”态度，即无论贪污受贿数额多少，只要情节严重，就要受追究;在打击腐败和量刑时，可以避免一些争议和误解;非常重视腐败的后果和影响，能提高反腐败力度，也让腐败分子减少侥幸心理。

“‘数额+情节’标准，也符合国际反腐大趋势。”庄德水表示，国际上对腐败行为也不规定基本数额标准，而是综合考量结果。从现在反腐败发展趋势来看，一些利益输送、新的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可能具体金额少，但危害日益加大，对此应加以严惩。否则有的官员觉得自己没有拿到那么多钱，就不会受到惩处。

根据刑(九)，起刑点在个案中可能会高于5000元，对此该怎么看?“威慑作用不会减弱。”彭新林说，以往的5000元和现在是不同的，人们对社会危害性的衡量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在“数额十情节”标准下，同样的贪污受贿数额，但是情节比较严重的，可能比以往处罚得更重。刑(九)对贪污受贿定罪的二元、弹性标准，更科学、更有威慑力。

“终身监禁”

让“巨贪”把牢底坐穿

刑(九)草案三审稿新增一大亮点，即对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犯罪分子，增加规定“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该内容被保留至表决稿并获通过。

“这不是一个新的刑种，它的对象只是针对贪污受贿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在具体执行中的一个特殊措施。”臧铁伟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说。

“这在我国刑法史上是一大突破，将载入史册。”刑(九)草案三审时，任茂东委员对“终身监禁”内容表示肯定。这一内容，源于部分常委会委员的建议。草案二审时，针对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王其江委员建议增加终身监禁刑罚，赵白鸽委员建议对此进行专题讨论。

三审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以下简称“刑法室”)曾就在刑(九)中规定“终身监禁”等问题召开座谈会。最高检、公安部赞成死缓不得减刑的规定，认为对严重犯罪可以起到震慑作用。与此同时，刑法室也通过外交部致电我国驻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11国使馆，了解这些国家终身监禁的立法和实施情况。调研发现，在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终身监禁就是最严厉的刑罚。该11国法律都规定有终身监禁或无期徒刑。

“‘终身监禁’就是‘不许他出来’，相当于死刑，但基于人性的尊重又没有剥夺其生命。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相信威慑力会很大。”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李景平分析说，司法实践中，一些贪官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或者无期徒刑，但是过不了多久就可以通过减刑、假释得以重返社会，“这是老百姓对反腐效果不满意的根本原因之一，也让一些贪官有了‘越狱’的侥幸心理。”

“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也有利于实现罪刑相适应，让受贿数额不等的人的刑期产生差别。”李景平说。

“刑法中明确写入‘终身监禁’，这在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庄德水告诉记者，规定“不得减刑、假释”，是终身监禁落到实处的双保险，一方面可以加大对腐败分子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我国死刑的负面压力，更好地开展国际追逃。

彭新林认为，“终身监禁”体现了严厉惩处腐败的方针，高压反腐会成为常态。同时也体现慎用死刑精神，发挥了死刑替代措施的作用，对潜在的腐败犯罪分子有遏制威慑作用，“想到没有出来的希望了，心理震慑会很大。”

严惩行贿

让“围猎”者“赔了夫人又折兵”

深圳商人徐某等通过向国家工作人员陈某行贿30万元、向对水务局相关官员有影响力的市民张某行贿70万元等手段，接近、拉拢水务局相关官员，违规向该市一水库倾倒残渣余土。后法院依据刑法修正案(七)，认定陈某、张某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并追究刑事责任。但对徐某的行贿行为，法院仅认定其向陈某行贿30万元构成行贿罪，而对其向张某行贿70万元的行为则未定罪量刑。

这是发生在2009年的一则案例。在今年11月1日刑(九)施行后，类似徐某行贿张某这种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近亲属等特定关系人行贿的行为，也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庄德水表示，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是近年来滋生的腐败现象，一些行贿中介“围猎”官员无效的时候，会转而向官员身边的人，如亲属或司机、秘书等工作人员进行利益输送，如高薪聘请、重金送礼、合作经营等，以“曲线”行贿的方式达到目的。“刑(九)的这一条款相当于切断了行贿渠道，压缩了行贿犯罪的空间，对行贿人将给予沉重打击。”

记者看到，刑(九)对行贿犯罪增加了财产刑，在每一档量刑中新增“并处罚金”。“这是让行贿人‘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一项惩处。”庄德水认为，很多行贿人是为了不正当利益和需求才行贿，现在让他经济上受损、无利可图，相当于切中要害。

李景平也表示，很多行贿人行贿目的是获取更高收益，如果给予单纯的自由刑，其财产没有损失，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不利于遏制寻租行为发生。而有了财产刑以后，通过计算成本和收益，会遏制一部分人的行贿行为。

此外，刑(九)还严格了行贿犯罪从宽处罚的条件。依据现行刑法第390条，行贿人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刑(九)则规定，被追诉前主动交待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对行贿人加大惩处力度，是从源头上打击腐败，从而防止腐败发生的有效手段。那么，对行贿人“免除处罚”门槛的提高，是否会给司法实践带来挑战?

“这对司法机关办案会有一定的压力，这就要求我们采取更有效的策略来获取犯罪证据。”庄德水表示，一方面加大对犯罪官员的惩处，另一方面加大对行贿犯罪空间的压缩，“两头掐，才能真正减少腐败增量。”

“程序上的要求，应该服从于司法的实质正义。”庄德水表示，换个角度看，刑(九)的这一修改，也是倒逼侦查机关、司法机关提高反腐败查案能力，不依赖口供，更多依靠书证、物证等客观证据。

“受贿犯罪具有特殊性，特别是一对一的受贿犯罪人不供述的时候，行贿人如果不指控，会给侦查带来挑战。”彭新林分析说，但是刑(九)的修改也并不是说行贿人指控了受贿人就没有回报，还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有重大立功等表现时还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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