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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区际法律冲突既表现为不同法系的不同法域的法律之间的冲突,也表现为不同社会制度下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和相同社会制度下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还表现为它是在国内没有统一的最高司法机关加以协调的法律冲突,并且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内容复杂,既有一般法律适用上的冲突,也有国际条约适用上的冲突。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途径主要有区际冲突法途径、统一实体法途径以及统一实体法途径与区际冲突法途径相结合的途径。
关键词:区际法律冲突;特点;解决途径
“所谓区际法律冲突,就是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或者说是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属地性法域之间法律冲突。”[1](P49)而法域是指“一国内各个具有独特法律制度的区域”[2](P386)。任何一个法律现象的产生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被殖民统治多年的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各自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和立法权以及司法终审权。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我国同时存在大陆、香港和澳门地区之间实行不同的法律制度,而这些不同法律制度相互之间彼此承认其域外效力,使得中国进一步成为多法域或复合法域的国家,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在中国也就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随着三地之间的经贸往来的进一扩展,区际间的法律冲突就日益突显,将来台湾统一后,这种区际间的法律冲突只会增强不会减弱。
一、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特点
中国区际法律冲突是中国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具有非常复杂的特点：
1、中国区际法律冲突表现为不同法系和不同法域的法律之间的冲突
“西方法学家通常认为,当代世界主要法系有三个:民法法系、普通法法系、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法律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法系”[3](P78)据此分类,由于香港和澳门回归后仍保留原有的法律制度,香港法属于普通法法系,澳门法属于民法法系,而中国大陆则属于社会主义法系。这样,中国区际法律冲突表现为分属不同法系之间和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
2、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表现为不同社会制度下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和相同社会制度下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
香港和澳门回归后仍保留原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不变,而在中国大陆则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就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法律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之间的冲突。但是在香港和澳门之间就表现为相同的资本义社会制度下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
3、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是在国内没有统一的最高司法机关加以协调的法律冲突
在美国,各州法院对属于州性质的案件享有终审权,但属于联邦性质的案件,终审权则归属于美国最高法院。在实行判例法的美国,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对其他州法院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在英国,情况也与之相类似。但是与美英不同,由于香港和澳门实行高度的自治权,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中国大陆的法律除宪法和基本法外,基本不对两个特别行政区产生效力,香港法院对案件的终审判决也不对大陆产生判例法上的效力。因此,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在各法域之上,没有最高司法机关对有关的区际法律冲突加以协调”[4](P449)“这在国际社会是极其少见的。”[4](P449)
4、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还表现为“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内容复杂。既有一般法律适用上的冲突,也有国际条约适用上的冲突。”[5]以及某一法域的法律与外法域适用的国际条约之间以及各法域适用的国际条约之间的冲突
按照《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第十一节和《中葡联合声明》附件一第八节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可以分别以“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名义,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科技、体育等领域单独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条约。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的国际条约,要在这两个行政特区实行必须事先征询它们的意见以决定是否适用。中国大陆虽未参加,但已经实行于香港和澳门的一些国际条约仍然适用于香港和澳门。“显然,这将会导致这样一种情况的产生,即一些国际协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一地区而不适用于其他地区。由此又会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各地区的本地法同其他地区适用的国际协定之间以及各地区所适用的不同国际协定之间会产生适用结果上的冲突。这无疑是中国区际法律冲突中一种特有的现象。”[2](P393)有学者将此种层面上的法律冲突称为“同为WTO成员的四个法域之间的冲突”[6](P573)
5、也有学者认为各法域法律内容规定差异和复杂性也是构成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主要特点之一。[5]
“鉴于以上各项特点,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除了不属于主权国家间的法律冲突之外,与国际法律冲突几乎没有多大的差别。这些情况反映了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复杂性和解决这一冲突的艰巨性。”[4](P449-500)
二、中国区际法律冲突解决的途径
(一)一般区际法律冲突解决的途径
一般而言,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主要途径有二：一是区际冲突法途径,二是区际统一实体法途径。
1、区际冲突法途径
所谓区际冲突法途径,是指采取通过制定区际冲突法的方法来解决一国内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它是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一种方法。由于区际冲突法是解决一国内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的方法,而各国的实际情况又不一样,导致其相应采取的解决措施又各有不同:
(1)采取一国内制定统一区际冲突法的方法加以解决。这种方法既可以采取就某一方面制定统一区际冲突法的方式解决各法域在该方面的法律冲突,如波兰1962年制定的《全国统一的区际私法》;也可以就全国各法律方面的法律冲突制定统一区际冲突法加以解决。由于复合法域国家中各法域的实际情况复杂多样,一国各地区在短期内对所有法律冲突方面都达成共识难度较大。
(2)由各法域在各自领域制定区际冲突法加以解决。此种方法是在各法域既有冲突法的基础上,根据一国成为复合法域国家的事实及实际情况,由各法域立法机关进行冲突法立法加以解决,可行性较大,但必须兼顾本法域与外法域的不同规定,避免出现较大的分歧。
(3)不加区分地适用与解决国际私法大致相同的法律规则加以解决。“普通法系国家中,在冲突法意义上,法院将本国内的其他法域视为同其他主权国家一样的“外国”，因而某一法院在解决本法域与其他法域的区际冲突时,适用的是与解决国际冲突基本相同的规则。”[7](P422)
(4)将类推适用国际私法的有关规定视为一种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方法。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只是简单地按照既有国际私法规则来适用区际法律冲突,是用一种消极的态度来对待变化了的情况,毕竟区际法律冲突与国际法律冲突有着很大的不同,用国际私法来解决区际法律冲突难免有失偏颇。
2、区际统一实体法途径
实体法途径“是指复合法域国家制定或由复合法域联合起来采用统一的民商事实体法,直接适用于有关跨区域的民商事法律关系,从而避免在不同法域的法律间进行选择,以最终消除区际法律冲突。”[7](P422)“统一各法域的实体私法,消除产生法律冲突的根源,当然是解决法律冲突最理想的模式。”[7](P422)但需要在私法较发达的国家才可能出现,如瑞士。
(二)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一般原则
1、坚持一国两制原则
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以及今后台湾的统一,都是建立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的,因此坚持一国两制的原则,在考虑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过程,应首先考虑不影响一国两制为原则。
2、坚持有利于增进中国四地经济往来、发展为原则
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对经济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因此法律必须充分发挥其为经济服务的功能,区际私法亦然。不同法域的法律之矛盾势必阻碍区际之间的经济往来和发展,因此,解决区际法律冲突另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在于制度的制订应有利于促进中国四地经济的交往和发展。
3、坚持有利于促进人员交流和社会融合为原则
四地的居民由于政治、文化、历史等原因而被分处不同地区,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交往甚为艰难。直到近几年,内地居民到香港、澳门旅游、购物甚至投资购置不动产渐为流行,而到台湾旅游成为可能也是近一、二年的事。究其原因,历史、政治原因固然不可忽视,不同法律制度所形成的障碍则更应引起重视,在设计区际法律冲突解决途径时亦应朝着有利于人员社会交往为原则。
(三)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途径
中国区际法律冲突具有一般区际法律冲突的共同特点,也有着其独特之处。在设置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途径的时候,既要考虑到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一般方法,也要根据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特点考虑特殊的解决方法。
1、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区际冲突法途径
同解决一般区际法律冲突的冲突法途径一样,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区际法途径,也可以有3种方式：
(1)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统一的区际法律冲突制度。首先需要在充分考察中国四地各自法域内的区际私法并对此进行充分、有效的论证、协调的基础上始能成行。与统一区际实体法途径相比,“它不能直接构成当事人为或不作为的准则,当事人也很难以它为根据来预期法律关系的后果,因而冲突规范缺乏实体规范那样的预见性和明确性。”[4](P131)但是区际冲突法又具有灵活、适应强的特点,在中国目前建立统一的区际实体规范仍存有诸多困难的今天,运用区际法律冲突途径解决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2)由大陆、香港、澳门以及统一后的台湾根据中国已经是复合法域国家的事实,在各自原有冲突法的基础上,制定各自的区际私法,以解决有关的区际法律冲突。
(3)在中国少数不同的法域内就某个具体法律冲突方面制定统一区际法律冲突法,然后再逐步实现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区际私法。
不可否认,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统一的区际法律冲突制度尚有法律、历史等诸多因素的障碍而面临困境,有学者认为可以类推适用各法域地区的国际私法。“…按照这种方法,各法域法官在审理区际民商事案件时,可以直接类推适用其国际私法上现有的冲突规范。…”[4](P452)
笔者认为,由各地类推适用各自现有的国际私法,并不是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途径之一。这是因为各区域延用已有的国际私法解决法律适用问题,是中国在出现多法域之前就有的做法,中国出现多法域之后仍延续此前的做法,实为一种消极的方式,根本谈不上“解决”。另一方面,中国是采取社会主义的单一制国家,将外法域视为“外国”不加区分地采用或类推适用国际私法规则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这种做法将会(至少在区际法律冲突方面)误导人们将各地区视为单一“国家”,不利于人们统一国家观念的形成,特别是在香港和澳门刚回归不久、各项制度尚待完善、而台湾仍未实际统一之际,这种做法更是不能提倡的。
2、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统一实体法途径
不同法域的地区针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经济现象,在详细考量各地不同的文化差异和不同的历史背景前提下,求同存异,据此制订统一的区际实体法,将原来适用不同法域的不同法律,经过整合、调适并进而制定统一适用的实体法,避免在不同法域的法律间进行选择,将从根本上消除不同法域的法律冲突,这被认为是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最佳途径。作为一种循序渐进的策略,制定统一区际实体法,可有以下两种方式：
(1)借鉴英国的做法,在中国少数不同的法域内先就某个法律冲突方面制定统一区际实体法,如在香港和澳门之间制定可统一适用香港和澳门的某一实体法,在台湾和中国内地制定可统一适用的某一实体法。
(2)借鉴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做法,在全国范围内制订统一的区际实体法。中国实际上存在着四个不同法域的地区,制订一个全国统一适用的实体法,将可以避免多个法域之间不同法律规定的冲突。但是,由于中国四个不同法域地区之间文化、历史背景、人们思想观念等的差异,很难在短期内形成在某方面共同适用统一实体法的局面,它需要一个长期、艰难而复杂的协调、磨合过程。
在中国采取统一区际实体法途径时,应注意以下问题:其一、我国的四个地区,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中华民族的许多文化传统都是相通的,因而,对于实体法方法应用的领域就相对能更宽一些;其二、应将建立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区际私法与在部分法域内制定区际统一实体法结合起来,在合适的领域建立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区际私法,在其他领域考虑在部分法域内制定统一区际实体法。
3、统一实体法途径与区际冲突法途径相结合的途径
统一实体法与区际冲突法这两个途径对解决中国目前区际法律冲突而言各有优劣。而审时度势,在充分考察论证的基础上将两者结合起来一起考虑构建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不失为一个良策。
(1)从实际来看,制定全国统一的实体规则并不现实,但是在经济交往频繁,已相当程度上形成唇亡齿寒的经济依赖关系、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先制定局部的区域统一实体法以解决法律冲突问题,确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因此,在合适的区域,先制定区域统一实体法,在时机成就时再考虑制定全国统一实体法。
(2)在不能制定区际统一实体法方面,则考虑制定全国统一的冲突法规范进行调整。
(3)在制定全国统一的冲突法规范或法律冲突方面尚未成熟的区域,则考虑先在少数区域内的某些法律冲突方面制定有少数法域参与的统一区际冲突法。当然,通过全国实体法最终实现统一而消除中国区际法律冲突是最好的办法,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尚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黄进.区际冲突法研究[M].北京:学术出版社,1991.
[2]张仲伯.国际私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3]刘金国等.法理学教科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4]张潇剑.国际私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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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赵相林.国际私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2. 求一篇关于法学专业的实践论文
论文摘要
民事行为制度作为大陆民法的重要制度之一，蕴涵维护意思自治和限制意思自治的双重内容。其中，无效民事行为制度旨在维护意思自治而限制意思自治，因此需要运用无效民事行为转化制度来缓和存在诸多无效民事行为的现实矛盾。通过结合各国家与地区的立法和判例，建议我国构建无效民事行为转化的一般性制度和具体规则，并对物权法与债权法两个领域进行针对性分析，尝试证成我国引入无效民事行为转化制度的可能性。
论文关键词 民事行为 无效 转化 物权法 债权法
1986年《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了7种民事行为无效的情况。1999年《合同法》第52条将合同无效的情况限缩成5种。1999年《合同法解释(一)》第4条将导致民事行为无效的法律位阶限定于法律和行政法规。2009年《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进一步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定限定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虽然立法上企图对无效民事行为的判断标准进行精确，但目前为止，效力性规定和管理性规定的识别仍旧是模糊的，从而导致司法实践的诸多困难。一方面，效力性规范多用“应当”“必须”等术语表示，但是用此表示的规范却并非都是效力性规范。此外，管理性规范中涉及公共利益的一些规定，也可能在实践中直接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的规定，而被认定为无效。实际上，无效民事行为转化制度已在我国司法中被运用。如《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的解释》第11条规定：“未经相关部门批准，土地使用权人与受让人订立的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合同无效”。但根据本解释第13条规定，如果有关部门在起诉前，将该块土地划拨与受让方，土地使用权人与受让方订立的无效合同可以按照补偿性质的合同处理。立法者的意图在于“第13条正是运用了无效民事行为转化制度将无效的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转化为补偿性质的合同。”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46条也将无效的合作建房关系转化为借贷关系。但是，上述专门性规定的普适性毕竟有限，要解决无效民事行为转化的混乱现状，笔者认为我国亟需构建正式的无效民事行为转化制度。
无效民事行为转化制度可以适用于民法各个领域，我国应在未来的民法典总论中规定一般条款，以统领整个民法领域，为一切可能的转化创造制度条件。通过对各国家与地区的立法、学说中的成功转化经验和我国实践中经常出现的案例的总结，在各分则中规定特别条款。借鉴域外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制度，笔者接下来对物权法和债权法两个领域的无效民事行为转化制度的运用进行探讨。
一、物权法上的无效民事行为转化
物权法定原则决定了物权法许多条款都具有强制性，一旦违反，民事行为无效，这为无效民事行为转化制度的运用提供了很大空间。
(一)无效的不动产抵押转化为保证不动产抵押必须登记才能生效，未登记，不动产抵押设立无效。无效的抵押可以转化为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的保证。虽然此时债权人失去了对特定财产的优先受偿权，但获得了担保人以其全部财产保障原抵押财产价值范围内债权平等实现的机会。而保证人保证的范围也在原抵押财产价值范围内，未增加其义务。但是此时的保证人应该是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因为债务人本来就需用自己全部的财产保证债权人债权实现，转化无益。转化后的保证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保证?一般保证，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而连带保证，保证人在债务人未履行债务时，就须履行保证责任。在抵押中，只要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债权人有权立即实现抵押权，可见连带保证与抵押权实现相似，故应将无效的抵押转化为连带保证。
(二)违反物权法定的物权行为转化为债权行为物权法定原则决定了物权的种类和内容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如果当事人设立了法律上未规定的物权，民事行为无效，但此时无效的物权民事行为可以转化为债权行为。如《德国民法典》第1059条规定：用益权不得转让。用益权可以由他人行使。据此，用益权之让与无效后德国判例将其转化为使用权之委任。再如，当事人在动产租赁合同中约定承租人对此动产享有物权上的优先购买权。由于我国物权法上没有动产优先购买权的规定，此约定无效。但此种约定可以转化为债权法上的优先购买权。
(三)无效的质押转化为抵押质押权的设立必须由质押人向质权人交付标的物，但在现行的民商事活动中却会出现许多未交付标的物的情形，此时质押权设定无效，但我国承认动产抵押，为民事行为的转化提供了契机。无效的质押可以转化为动产抵押，因为质押和抵押都是用特定财产担保债权人债权实现。
德国判例将土地所有权让与无效，转化为地役权之设定。这一判例在我国无适用空间，我国土地所有权只能归集体和国家所有，私人之间对土地所有权的转让行为属无权处分行为，前文已经论述，此种民事行为已导致第三人利益受损，所以不得转化。此外德国还有判例认定无效的质权转化为留置权。质押权的设定需采用书面形式，缺乏法定形式，质押权无效。无效民事行为的转化需考虑当事人意思。特别是解释转化，就是由事人意思直接推动。而留置权是法定权利，权利的行使由法律推动，如果符合留置的条件，即使相对方反对，认为其本无留置意愿，也不会阻止留置权行使，所以无效的质押不能转化为留置。我国澳门地区“民法典”将分层所有权设定无效转化为共有。我国大陆与分层所有权制度相同的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澳门地区此种转化规范在大陆是否适用?这一制度在大陆仅有的存在空间就是针对“筒子楼”。但随着我国大陆住房制度的改革和房地产市场的不断繁荣，“筒子楼”已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此转化制度在大陆几乎无生存空间。
二、债权法上的无效民事行为转化
债权法崇尚意思自治，但合同行为仍然要受到强制性规范的限制，因此需要一定的无效民事行为转化空间。
(一)无效的债务承担转化为第三人代为清偿债务承担需要债权人同意，未经债权人同意，债务承担无效，但无论债务承担还是第三人代为清偿都是第三人帮助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这两种民事行为追求的经济利益一致。债务承担需要债权人同意是为了防止有资力的债务人脱身此债务，换上无资力的第三人承担债务，以保护债权人利益。转化为第三人代为清偿，消除了民事行为对债权人利益侵害的瑕疵，非但债务人未脱身于债务，还为债权人实现债权增加了保障砝码，对于债权人而言，何乐而不为，所以此转化可以允许。
(二)无效的本约转化为预约预约是指约定将来订立本约的契约。我国法律中虽然未对预约明确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已承认其效力。若本约因缺乏法定形式或未交付标的物无效，本约可转化为类似的民事行为，但无类似的民事行为可以转化为预约。预约是否应采用与本约相同的形式，各国各地区立法规定不一，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351条规定预约必须符合本约的形式要求。我国澳门地区“民法典”第404条规定预约不需要符合本约的形式要求。前文已就形式对民事行为效力的影响进行论述，若形式是为保护当事人利益，则本不该将形式作为强制性规定，若形式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则此时的合同仅是预约，无论预约效力是强制磋商还是强制缔约，是否能订立本约尚不知晓，更不能说此预约已对外部产生不利益。预约的效果只是朝着本约的方向进行，但与本约相差仍然很大。所以预约不需要具备形式，本约可以转化为预约。
(三)租赁期在六个月以上，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德国判例将无效的保证合同转化为债务之承担。梅迪库斯也有限地赞同“无效的保证，只有在具备债务承担的实体要件，承担人具有自身的、直接的经济利益时，才应认为存在债务承担行为。”笔者认为此种转化加重了当事人负担，不能转化。债务承担分为免责的债务承担和并存的债务承担，免责的债务承担使债务人完全脱身于债务，承担人独立支撑债务的履行;即使并存的债务承担，承担人与债务人也是连带关系，即债权到期，债务人和承担人履行债务无先后顺序。而保证责任的承担是以债权人首先向债务人要求履行为前提，在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才承担责任，所以将无效的保证转化为债务之承担加重了保证人责任，不能转化。
三、结语
凭借本文的短短篇幅，可能还是无法对构建无效民事行为转化制度进行全面详细的阐释，但笔者认为，该制度的最终目的旨在保障意思自治的同时，维护市场活动的交易安全以及维护无过错方的利益保障，无疑是未来我国民法制度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应早日制定无效民事行为转化的一般性制度与具体规则，以完善无效民事行为转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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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
〈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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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注释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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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原则上不可引用网上资料。
（二）注释例
1．著作类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页。
〔2〕周鲠生：《国际法》上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56页。
2．论文类
〔3〕王家福、刘海年、李步云：《论法制改革》，《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
3．文集、教材类
〔4〕龚祥瑞：《比较宪法学的研究方法》，载《比较宪法研究文集》第1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佟柔主编：《民法》，法律出版社1980年版，第123页。
4．译作类
〔6〕〔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9页。
5．报纸类
〔7〕王启东：《法制与法治》，《法制日报》1989年3月2日。
6．古籍类
〔8〕《宋会要辑稿?食贷》卷三。
〔9〕[清〕沈家本：《沈寄簃先生遗书》甲编，第43卷。
7．辞书类
〔10〕《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932页。
8．港台著作
〔11〕戴炎辉：《中国法制史》，台湾三民书局1966年版，第45页。
〔12〕史尚宽：《民法总论》，台湾1988年版，第230页。
9．外文类
从该文种注释习惯。著作或者文章名使用斜体。尽可能避免中外文混用。
7. 金泽刚的法学论文
已发表法学论文百余篇，其中CSSCI论文（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八篇）三十多篇。
主要论文如下（按时间顺序，主要列举1997年以来发表的论文）：
*1.《论我国刑法中的聚众犯罪》，载《法商研究》1997年第5期(与人合作)，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法)1998年第2期收载。
2.《论惩治黑社会犯罪的刑事立法》，载《法学评论》1997年第6期。
*3.《论转化犯的构成及立法例分析》，载《山东法学》1998年第4期，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法)1998年第10期收载。
4、《论印度反腐败的法制历程及其启迪》，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5.《若干个罪的罪过性质问题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1998年第6期，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法)1999年第3期收载。
6.《城市化进程中的家庭与青少年犯罪》，载《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1期。
7.《对犯罪目的与目的犯的探讨》，载《山东法学》1999年第2期。
8.《法定刑的立法原则与新刑法中法定刑的立法缺陷探微》，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2期，该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8年第3期部分转载。
*9.《结果犯的概念及其既遂形态研究》，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3期。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法）1999年第7期收载。
*10.《行为犯的概念及其既遂形态研究》，载《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法）2000年第1期收载。
11.《论我国刑法中的情节和情节犯》，载《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
12.《沉默权的限制与限制的沉默权》，载《诉讼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出版。
*13.《论定罪情节与情节犯》，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法）2000年第5期收载。
14.《对沉默权的理性呼唤》，载《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1期（第二作者）。
15.《对贪污罪的比较研究》，载《犯罪研究》2000年第1期。
16.《利用色相取得建筑项目是否属于商业贿赂》，载《经济与法》2000年第2期。
17.《包更生诉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没收假币案》，载《判例与研究》2000年第3期。
18.《城市化进程中的网络犯罪及其防治》，载《犯罪研究》2000年第4期。该文在2000年第九届中国犯罪学年会上获得较高评价。
19.《抢劫杀人案的定性问题》，载《法律适用》2000年第9期。
20.《犯罪既遂的构成要件齐备说及其评述》，载《当代法学研究》2000年第2·3期。
21.《论死刑缓期执行的司法适用》，载《犯罪研究》2000年第6期。
22.《发回重审案件是否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载《法学》2001年第1期。
23.《关于惩治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的立法建议》，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1期。
24.《行政案件之法律审与事实审辨析》，载《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1期。
25.《张烨等强奸、强制猥亵妇女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主编的《刑事审判参考》2001年第9辑，法律出版社出版；
26.《陆某某、张某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交通肇事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主编的《刑事审判参考》2002年第5辑，法律出版社出版；
27.《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行为的认定及其法律责任》，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28.《结果加重犯的结构及其未遂形态问题》，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2期 。
29.《共同强奸和强制猥亵妇女案评析》，载《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2期。
30.《网络犯罪及其防治对策前瞻》，载《犯罪研究》2002年第2期。
31.《法院变更指控罪名观念误区与合理选择》，载2002年8月26日《人民法院报》（时代特稿）。
32.《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行为及法律责任》，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33.《内幕交易的经济分析与法律规制》，载《法商研究》2002年第4期（第二作者）；
34.《罪刑法定原则适用的基本问题》，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35.《对未遂犯处罚范围的新思考》，载赵秉志主编的《刑事法实务疑难问题探索》，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内月出版；
36.《刑法中“委派从事公务”的学理分析与司法认定》，载《法学》2002年第9期；
37.《一起利用伪造观光券实施的职务侵占案》，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10期；
38.《应对有组织犯罪的刑事立法与防治对策思考》，载《法治论丛》2002年第4期；
39.《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三个观念问题》，载《法学》2003年第1期（合作）；
40.《发回重审与上诉不加刑原则关系论》，载《法律科学》2003年第3 期；
41.《试论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司法认定》，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1期。
*42.《打击证券犯罪的价值选择和现实思考》，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四期，并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刑学）2004年第12期转载；
43.《日本行政犯性质的学说及其评析》，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6期；
44.《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其关系新论》，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45.《死罪原因与死刑限制——死刑案件给我们的一点启示》，载《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
46.《补诉·补判·补刑——从诉讼期限制度看刑事法的谦抑精神》，载《法学》2005年第7期；
47.《有关卖淫犯罪的疑难问题新探》，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48.《行政犯立法构想新论》，载《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6期。
49.《论共犯关系之脱离》，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
50.A New Probe into the Criminal Liabilities for the Intentional Spread of AIDS ,CHINAN LEGAL SCIENCE,2005.（《中国法学》2005年海外版）。
51.《沉默权与如实回答义务的冲突与选择》，载《华东刑事司法评论》第5期；
52.《司法权威：从理想到现实的回归》，载上海市法学会编《专家学者谈司法权威》，文汇出版社2004年出版；
53.《死缓制度的中外渊源及历史发展》，载《中西法律传统》（第四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54.《让地方执法的暴力冲动远离和谐社会——法治视域下的“当场击毙”》，《法学》2007年第7期
55.《对“纸箱馅包子”事件的刑法考量》，载《上海法学研究》2007年第5期。
56.《教师侵害未成年学生性犯罪案件的犯罪学思考》，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57.《贪污房产案件的定罪问题与思考》，载《法学论坛》2008年第1期。
58.《也谈检察监督制度为什么受质疑》，载《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59.《西丰事件还需法律亮剑》，载《检察风云》2008年第3期“专家视点栏目”；
60.《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心理和人格因素辨析》，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8年第3期。
61.《论仇富引发犯罪的原因及对策思考》，载《东方法学》2008年第5期。
62.《艾滋病人犯罪与相关法律制度之完善》，载《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4期；
63.《贫困与犯罪问题——以农民工犯罪为视角》，载《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5期；
64.《媒体诽谤与权力造罪》载《法学论坛》2009年第2期。
65.《公司高管犯罪的现状、成因与对策思考——以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犯罪为例》，载《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
66.《“尊龙名社”案之忧思——关注网络网罗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0年第2期；
67.《上市公司高管犯罪问题研究》，载张育军等主编:《证券法苑》（第2卷），2010年6月法律出版社出版。
68.《以刑制罪的学理阐释》，载《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7期。
69.《从国外立法看我国破产犯罪的修改完善》，载《经济刑法》第9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
70.《对刑讯逼供原因的再认识——兼论办案人员素质不高导致刑讯逼供的命题》，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71.《商业贿赂犯罪的特征、成因与防治对策新探》，载《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5期。
72．《网络游戏与青少年犯罪问题》，载《青少年犯罪研究》2010年第6期。
73．《警察防卫新论》，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74.《为何同案不同判》，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载2011年第2期。
75．《酒驾犯罪的立法背景和构成要件分析》，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76．《论刑法中的多次犯罪》，载《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合作）。
77《论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几个问题》，载《审判研究》2011年第2辑，法律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
78-80．《法制日报》（北京）三篇（法制日报思想部落）：
（1）《用法律破解“达芬奇之谜”》（2011年8月3日）（2600字）；
（2）《对“牛”案的法律追问》（2011年11月2日）（2200字）；
（3）《用法律温暖“社会冷漠症”》（2011年11月16日）（2500字）
81．《民间网络反腐现象的法律思考》，载《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8. 法学专业毕业论文怎么写，求一篇3000字左右的论文
还要的可以找我，下面提供一些论文的结构。
优秀论文的要素
正确的选题、合适的切入点、简洁明了、说清自己的贡献、可靠的/可重现的结果、可重复的过程、好的文章结构和逻辑流程、精选的参考文献。
误区
Idea越多越好、一味追求革命性的、突破性的成果、数学、理论和公式越复杂越好、显示自己的聪明、追求最好，史无前例显示权威性、引文中大量引用自己的论文。
优秀论文结构范例
一、Abstract – 对自己工作及其贡献的总结
1、阐述问题。
2、说明自己的解决方案和结果。
二、Introction – 背景，以及文章的大纲
1、题X是重要的。
2、前人的工作A、B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
3、A、B有一些缺陷。
4、我们提出了方法D。
5、D的基本特征，和A、B进行比较。
6、实验证明D比A、B优越。
7、文章的基本结构，大纲。
三、Previous Work – 说明自己与前人的不同
1、将历史上前人的工作分成类别。
2、对每项重要的历史工作进行简短的回顾（一到几句），注意要回顾正确，抓住要点，避免歧义。
3、和自己提出的工作进行比较。
4、不要忽略前人的重要工作，要公正评价前人的工作，不要过于苛刻。
5、强调自己的工作和前人工作的不同，最好举出各自适用例子。
四、Our Work – 描述自己的工作，可以分成多个部分
1、从读者的角度，阐明定义和表示法。
2、提供算法的伪码，图解和相应解释。
3、用设问的方式回答读者可能提出的潜在问题。
4、复杂的冗长的证明和细节可以放在附录中，这里关键是把问题阐述清楚。
5、特例和例外应该在脚注中给予说明。
五、Experiments – 验证提出的方法和思路
1、合理地设计实验（简洁的实验和详尽的实验步骤）。
2、必要的比较，突出科学性。
3、讨论，说明结果的意义。
4、给出结论。
六、Conclusion – 总结和前景展望，结文
1、快速简短的总结。
2、未来工作的展望。
3、结束全文。
七、References – 对相关重要背景文献的全面应用
1、选择引文（众所周知的结论不必引用，其他人的工作要引用）。
2、与前文保持一致。
八、Others – 致谢、附录、脚注
技巧有了，范例也有了，那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吧。如果你在写作过程中还有其它的问题，随时联系
9. 法学论文结构怎么安排
其实论文就三点：论题的意义和研究背景
在法律范围存在的问题
提出建议（法律角度）
10. 法学论文
希望能帮到你 哪怕一点点
就业的门槛和物价一样越来越高了，有的招聘单位居然要求女生乳房要对称了！按此速度发展下去，不久的将来可能要求SIZE36以上的女生才可参加面试了
参加过应聘、艰辛地找过工作的人都有体会，没找过工作，逛过街的人也知道。在用人单位“买方市场”的今天，求职者常常受到就业歧视，理由五花八门，甚至荒唐可笑，略加归纳，列举如下：
身高歧视。这是司空见惯的，女营业员身高158厘米，外表秀气，开朗活泼。。。要求类似选美。因为大家太常看到了，以至于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了！
姓氏歧视。据报道，有个女孩毕业后，准备当一名营业员。她与一位经营布料的老板面谈。这位老板有意聘她，但一听女孩姓裴，便马上改变了主意。从此，先后十余次求职均被拒之门外，只因女孩姓“裴”。
性别歧视。很多企业招用员工时将女性拒之门外。同等条件下，除非女性应聘者特别优秀才会考虑，而对男性并没有这个要求，这就是传说中的‘宁要丑男武大郎，不要才女穆桂英’！！
经验经历歧视。在一些招聘广告中，常常有对“经验”的要求，这使一些根本没有工作经验的大学生或无工作经验的人才望而却步。其实，有些职位对经验的依赖并不多，只要经过短期的接触或培训就可胜任，试问刚跨出高校门槛的大学生怎么会有两年以上的销售经验（不排除个别情况）、*******经验呢？对于应聘者来说，个人经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有过犯罪前科或坐过牢的人，他们的就业道路将是处处碰壁、一片荆棘。所以大家一定要理性、冷静的思考自己的人生，不要走上不归之路！！！
学历学校歧视。有很多企业在招聘过程中，对“学历”的要求动辄以硕士、博士为硬性标准，但实际上所需人才的岗位有专科学历就足以胜任，没有必要高薪聘用硕士、博士，造成无谓的人力资源浪费现象；有的企业则对名牌大学情有独钟，非名牌毕业生不录用；而有的企业则偏爱“海龟（归）”，有句话叫：“海龟上岸，土鳖滚蛋”。
血型歧视。一家公司不惜重金聘请销售总监和国内、国际市场销售经理，除了要求高学历、多年在大型企业的工作经验、出类拔萃的管理开拓能力之外，还有一个条件：血型为O型或B型。在招聘时对血型有要求实属少见。？？？难道企业也像女生一样迷恋星座？
户籍地域歧视。现在各大城市都有许多工种不允许外地人涉足，也就是户籍歧视。北京就明文规定一些行业限制使用外地人员，如金融与保险业的各类管理员、业务员、会计、出纳员、调度员、星级宾馆前厅服务员、收银员、话务员、核价员、出租车司机、办公室文秘等，这些工作都不许没有北京市户口的外来人员从事。此外，地域歧视也相当严重，比如前一段时间炒得相当热的《河南人惹谁了？》、《千万别惹东北人》等书都反映了地域歧视的严重态势。
类似的就业歧视现象不胜枚举。按照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人人都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保障这一权利，但公民平等的就业权利在现实中却不断被阉割。
针对上述就业歧视现象，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中国需要制定《反就业歧视法》，明确确立就业平等、禁止就业歧视的法律原则，并由政府部门履行对就业市场歧视性行为的监管职能。其实，是我国立法滞后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禁止就业年龄歧视的法律，如美国有《雇佣年龄歧视法》，禁止任意的年龄歧视。而我国缺乏对个人就业权利和就业机会的法律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增加了社会就业成本，降低了社会总福利水平，造成人力资源的不当配置和严重浪费。
良法是人类理性的体现，同时又促进人们形成理性的理念。如果继续纵容如此明目张胆的就业歧视，忽视弱势群体，那么法律的公平价值、秩序价值又何以体现。在秉承‘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国，没有几个人敢如此嚣张的挑衅法律的威力！同样因身高受歧视的案件，在我国公务员考试报考条件尚未修改时在重庆等地区也发生过，但是正是因为没有一部明确的法律来保护这一弱势群体，现实生活中，就业歧视的现象仍屡禁不止！因此，我认为，为保护就业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各类人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制定《反就业歧视法》势在必行，以禁止在劳动力市场中出现的种族、性别、年龄、地域、户籍、相貌、身高和学历在内的任何形式的歧视。
禁止就业歧视的立法理由及其法律界定
近年来，随着人权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就业歧视（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又称职业歧视 ）问题渐渐凸现，并日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就现状而言，我国立法上对于就业歧视的规定不够完善、缺乏可操作性；法学理论上对就业歧视也未能形成合理统一的观点；而各地方法规、部门规章上所存在的歧视壁垒更是比比皆是。因此，亟需制定禁止就业歧视立法。本文仅对禁止就业歧视的立法理由和就业歧视的法律界定展开研究。
“歧视”在现在的一般含义是指根据阶层或者群体而不是根据个人的特长或优势加以区别对待和考虑 。虽然上述定义过于宽泛，但歧视本身的确是一个中性词汇，在经济学中更是如此。正是基于此，经济学中甚至法学界中一直有着是否应当反歧视的争论。关于其如何渐渐演化为贬义词，有学者这样描述：“歧”指岔道，“视”指看待，即白话文的“分别看待”。可惜“歧”字后来引申为专指若干条岔道中错误的那条，“歧视”一词也跟着添上了贬义。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差别对待都不合理，因为对于个体的人而言，差异是存在的，这其中有自然属性的差异也有后天努力所形成的差异。根据后天努力所形成的差异进行区别对待，比如根据技能，恰是促进人发展的动力。而只有以自然属性差异为标准进行的差别对待才是歧视。即便做这样严格的限定，这种一般意义上的歧视也远远超出了我们要讨论的范围。本文将仅围绕“法律含义上的歧视”对“就业歧视”进行讨论。
一、禁止就业歧视的立法理由
（一）反对立法禁止就业歧视的理由
1、经济学上支持歧视的根据
最早关注歧视的是经济学而不是法学。在经济学上，有很多理论支持歧视。经济学家认为“歧视”的根源在于资源的稀缺。由于资源稀缺，进而决定必须有竞争的市场才能最充分有效的利用资源。而竞争必然意味着选择和淘汰，这一过程也必然需要规则。根据竞争的各种规则，人就被分成了不同的群体。经济学家相信，一个完全竞争市场拥有众多的卖者和买者，所有没有一个买者或者卖者对价格有显著的影响力。在经济学家的眼中，不正确的歧视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中不可能维持。因此我们可以也总是能够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有钱的可以乘坐豪华轿车、漂亮的女孩可以参加选美大赛、学习好的可以就读名牌大学、个子高的可以打篮球等等。上述种种，本身就是这个竞争的社会的一般规则。“可见，“竞争”和“歧视”，是形影不离的亲兄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同一种现象的两种说法。”因此，自由竞争就必然意味着歧视，只要我们需要竞争，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消灭歧视。
2、企业用人自主权的需要
有学者认为，将“就业歧视”套在私营或独资企业上，就回到了政府及社会在用人制度上直接干预其自主权的旧体制。企业追求的是赢利上的吹糠见米，而不是理论上的“道德关怀”。因此不能采用立法的方式反就业歧视。而就业歧视在所有企业都转变人才观念的时候，在整个社会对人才的评判标准趋于理性化的时候，在劳动力再不极度过剩的时候，便可自然而然的迎刃而解。
更有学者进一步主张，人的一切选择行为都是歧视的。而就业歧视行为都只是企业们在“取己所需”而已，这么做怎么不会“增加社会的就业成本，降低社会福利水平”。甚至认为，正是“歧视行为”把人们配置到了他们各自最能胜任的职位。也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并总结性的主张，“就业歧视”行为是没有感情色彩的，是必需的，只有实行“就业歧视”企业才能找到合适的员工，才能发展，因此不应该立法反对就业歧视。
3、合同自由和保持立法权威
有学者在合同自由的基础上认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有选择是否签约的权利，择优录取是行使这一权利的必然，因此“歧视”是双向“择优录取”的特殊表现形式。况且合同自由决定了，只有双方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时才会签约，所以不能认为这是歧视。再者“立法是神圣而严肃的事情，不能因事立法。而且有法不依、有法不执就相当于没有法。这也不是立法就能解决和杜绝的事，因为隐形标准难以约束”。
（二）制定反就业歧视立法的理由
尽管，对于是否立法禁止就业歧视尚存在争议，但是多数学者都是持赞同的观点。 我们认为前述反对观点并不成熟也缺乏依据，在总结已有理论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四点立法理由。
1、 实现人类基本价值的需要
自由和公正是基本的人类价值，为了实现它们有多种制度可以选择。传统的经济学鼓吹自由的竞争市场，而制度经济学家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未必就能产生平等。权势的个人或者集团的强制总是能够打破竞争的自由。而这正是我们需要政府的一个主要理由：即要在这种情况下确保所有个人都能得到保护。既然自由和公正是基本的人类价值，我们就必须确定公正的标准，在“程序公正”和“社会公正”之间做出选择。所谓程序公正意味着个人和权力机关应对同等情况下的他人一视同仁；而社会公正指结果平等，即社会地位和交往的结果应该是平等的。但是，显然社会公正与自由和繁荣的实现水火不相容，因此并非现代社会的适当选择。而程序公正必然要求不分种族、宗教、贫富或亲疏地保护同等的基本权利，换言之，程序公正就意味着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此必须克服甚至消除歧视。
2、 “和谐社会”的诉求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而和谐社会的第一个特征就是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 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正面临严峻的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如果不能够在程序上保证各群体的包括平等就业在内的劳动权利，很有可能会造成某种社会动荡和不安。仅以受歧视的乙肝患者为例，除了已经爆发的周一超杀人案等恶性事件外，我们注意到种种激烈的言词出现：比如“我是乙肝患者，但我不是乙等公民”、“因遭乙肝歧视杀人，周一超能否成为孙志刚” 等报道。而在著名的“肝胆相照网”论坛注册的网民就已多达87,424人。 这些现象无一不在提醒着我们必须正视社会上存在的歧视问题，而就业歧视涉及人的生存权更是首当其冲。
3、 立法反歧视是保障基本人权的途径
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历来重视对人权的维护和保障。党的十五大指出：“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党的十六大重申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方针，同时提出了“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004年，宪法又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国家保障和尊重人权”。我国近年来参加的《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人权公约和文献也已多达21个。而劳动权就是一项基本人权。虽然单位应当有自由的用人自主权，但是以同工作性质和需要无关的原因、随意地进行聘任、给予区别待遇必然会侵害特殊群体的基本人权，况且“不歧视加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和法律不加歧视给予平等保护是保护人权的一项基本原则”，为此，有必要进行国家干预、通过立法以指引和矫正就业歧视的存在，这样才能建立更加完善的人权保障机制。
4、 完善现行法的必然选择
关于禁止就业歧视的立法，在我国并不是不存在，但是却失之抽象而缺乏可操作性。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且“公民有劳动的权利”。这两条结合起来是禁止就业歧视在我国的宪法渊源。而具体到部门法，虽然《劳动法》也明确禁止就业的“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歧视，并进一步规定“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 但是由于缺乏具体的权利救济程序和民事责任。事实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曾对62个定点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67％的用人单位提出了性别限制，或明文规定女性在聘用期不得怀孕生育。而制定《反就业歧视法》，就是不仅要进一步明确就业平等、禁止就业歧视的法律原则，而且更要作出具体的、操作性强的规定，并由政府部门履行对就业市场歧视性行为的监管职能。
二、就业歧视的法律界定
（一）、国际条约对就业歧视的界定
为实现反歧视的目的，在各国家、地区、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下，一系列的国际条约得以订立，力图为在国家和地区内反歧视设定最低的标准和范例。这包括：反种族歧视方面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性别歧视方面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劳动权利方面的1951年国际劳工组织第100号公约《对男女工人同等价值的工作付予同等报酬公约》，就业方面的国际劳工组织第111号《劳动和职业歧视公约》等。
在这些公约里都对具体的歧视作了某种界定，虽然每个公约都限于其所旨在消除的具体歧视类型，但这些定义对于我们在法律上清楚界定就业歧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比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规定“……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做的任何区别、排除或者限制，其作用是为了妨碍或者破坏妇女基于男女平等、无论已婚还是未婚……享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而国际劳工组织第111号《劳动和职业歧视公约》认为歧视是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所做出的，后果是取消或损害劳动或职业机会均等或待遇平等的任何区别、排斥或者优待。但是，对于一项特定工作基于其内在需要的任何区别、排斥或者优待不构成歧视。“劳动”和“职业”包括获得业务培训、获得工作和特别职业，以及劳动条款和条件。111号公约所提供的定义从歧视的原因、存在的领域、侵害的权利三个角度对就业歧视进行了比较完善全面的界定。同时又排除了正当的不平等对待。这种定义方式尤为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不过，在借鉴国际公约对于歧视的界定时，我们不能忽略另外一个被视作是歧视的例外的相关概念，即积极行为（有时又称为平权行动）。积极行为（affirmative action，positive action）是指为了纠正已经存在的歧视行为，法律强制或者用人单位自愿给予某些法定人群优惠的行为。积极行为是实现事实上平等的工具。联合国秘书长采取暂行特别措施将联合国各级女性官员的男女比例提高到50/50的行政指示就是典型的例证。《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1条第4款规定了这样的特别措施“专为使若干必须予以必要保护的种族或民族团体或个人获得充分发展而采取的特别措施，以确保此等团体或个人同等享受或行使人权或基本自由的，不得视为种族歧视”。
（二）、其他地区和国家对反就业歧视的界定
1、欧盟
在介绍欧盟关于就业歧视的界定时，我们首先要注意，欧盟在进行成文法化之前，判例法已经预先对于歧视的含义作了限定。欧盟的判例法清楚地阐明，并非任何区别对待都等于被禁止的歧视，只有那些没有客观或者合理理由的区别对待，即非追求合理目的或者手段和目的不相称的区别对待才是被禁止的歧视。以此为前提，适用于欧盟成员国的《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的《第12议定书》规定，“鉴于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并有权受法律平等保护的基本原则”，“任何依法享有的权利应当得到保障，而不因任何诸如性别、种族、肤色、语言、增交、政治、或其他见解、民族、或社会出身、同少数民族的联系、财产、出生或者其他身份等理由而受到歧视”。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对《议定书》的解释报告，这一界定是一种非穷尽的列举。之所以没有将其他的类型，比如身体或者精神残疾、性趋向以及年龄也加以列举的原因，是为了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14条保持一致性，以免使成员国误以为不被列举就不属于保护的范围。 而欧盟《建立劳动和职业平等待遇基本框架》指令 的第一条对就业歧视做出了更具体的规定。在该指令中，就业歧视包括直接歧视和间接歧视。该指令先规定了歧视的类型限于宗教、或信仰、残障、年龄或者性趋向。接着指出，直接歧视是指因前述的原因对于相似条件给予另外一人较差的待遇。而间接歧视指因为所属群体不同而在适用表面中性的条件、标准或者实践将导致某一类群体处于不利境况时的情形，但是如果有合法目的，并且为实现该目的所必需和恰当的情况除外。
2、其他国家和地区
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歧视的法律调控机制比较分散，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完善的平等法律制度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都有法律明文规定禁止直接和间接歧视、建立了独立的机构协助被歧视人、并规定了积极行为来保障平等的实现。在这一目录下的典型国家包括荷兰、爱尔兰、意大利、比利时、英国和瑞典。而其他国家则分散在多个法律中，且往往没有健全的体制来保障个人诉讼。在此，仅以爱尔兰为例介绍第一类国家的规定。
1998年爱尔兰颁布了就业平等法，该法于1999年10月18日正式实施。 其第6条规定，在同劳动关系相关的任何方面禁止根据性别、婚姻状态、家庭状态、性趋向、宗教信仰、年龄、残疾、种族、以及国别进行直接和间接歧视。此外，在职场根据以上原因对职员进行骚扰也是被禁止的。而雇主有义务采取合理措施避免出现职场骚扰现象。该法既适用于公共机构也适用于私人部门，包括贸易协会、专业协会、以及职业介绍机构。至于积极行为，在爱尔兰只被允许针对性别、超过50岁的人、残疾人以及外国人采取。为了确保平等劳动权的实现，爱尔兰设立了两个机构分别处理个人投诉以及开展促进平等的活动，即平等事务调查处（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Equality Investigations）和平等事务局（Equality Authority）。前者拥有调查权，并可以做出有约束力的裁决，其对歧视的补偿裁决可以达到两年的工资总额。而后者实际负责平权行动和起草相关法案。
（三）国内学者对于就业歧视含义的界定
由于对于就业歧视研究的匮乏，国内学者对于就业歧视的含义都有着不同的观点。概括来看，国内学者对于就业歧视的定义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将就业歧视限定于狭义的就业过程或就业机会歧视
有学者紧紧围绕劳动法的规定指出，“就业歧视是对平等就业权的侵害,所谓平等就业权是指具有劳动能力,达到法定年龄的劳动者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选择用人单位从而平等地获得参加社会劳动的机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年龄、肤色、国籍、个人身体素质等不同而遭受歧视的权利。” 也有学者给出了类似的定义，认为就业歧视是指“条件相近的求职者在求职过程中，由于某些与个人能力无关因素的影响，自己不能够享有与他人平等的就业机会，从而使其平等就业权受到侵害的现象。”
2、采取列举歧视表现的方法进行界定
有学者采取列举方式表述了普通观念中对就业歧视的理解，指出，劳动力就业中的歧视包含三种不同的意义:一是表现为心理上的不喜欢，这是以招聘考官的个人喜好而定的；二是不公平对待,即对应聘者以不同的方式对持；三是不公平待遇,这种不平等的待遇主要是指劳动者的就业权利、社会地位、工资、福利等方面,它使劳动者在进入市场时就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
3、根据歧视的类型进行界定
有学者根据歧视存在的不同类型，比如是基于性别还是年龄等，对就业歧视做出了如下的定义：“就业歧视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和经济过程,其根源在于社会习俗,并被那些剥夺弱势群体的较好的教育与工作机会的体制所强化。它主要是指因种族、性别、年龄、地域、所受教育状况等方面的不同而给予的不平等待遇。根据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原因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绝对不平等和相对不平等。”
（四）对国内学者定义的评价
1、定义狭隘
概括来看，以上定义具有两个共同点。首先，定义都是以我国《劳动法》第三条“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以及十二条“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的规定为基础，将劳动法上的歧视限于侵犯就业平等机会，从而就业歧视的定义被限定为就业过程歧视。其次，定义都认为就业歧视是对平等权的侵害。
我们认为，尽管以上定义基本上抓住了歧视本质上是对平等权的侵害这一核心，但却囿于现行《劳动法》的规定、过分的限制了就业歧视的含义。按照我国劳动法的规定，平等就业权是指劳动者不论其民族、种族、性别、宗教的不同，均享有平等的获得就业机会的权利。换言之，我国《劳动法》上的就业权是指“就业机会权”。平等就业机会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就业资格的平等，二是就业能力衡量尺度的平等。但是，平等就业机会权仅是劳动权的直接体现之一,是实现其他劳动权的前提，劳动权的内涵远不止于此，还包括但不限于《劳动法》第三条规定的其他权利。尽管我国《劳动法》在条文中只明文宣示“就业平等”，并且在第二章“促进就业”中明文列举了就业机会歧视的种类，但是，诚如上文所述，抽象劳动权下所有具体化的权利都理应平等获得保障，这是平等权的应有之意。因此，我们认为歧视不应被限定在就业机会歧视上，应当涵盖所有的具体劳动权。
有的学者意识到了“就业歧视”的广泛含义，在定义“就业歧视”这一概念时指出：“所谓就业歧视,是指条件相等或者相近的求职者在求职过程中,或者受雇者在就业时由于某些与个人工作能力无关的因素不能够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以及工资、配置、升迁、培训机会等就业安全保障的平等待遇,从而其平等就业机会受到损害的现象。” 尽管该学者在定义的最后又错误的把平等就业回归到平等就业机会，但是，从其定义中可以看出，该学者所意指的“就业歧视”不仅限于对劳动法上“平等就业机会”的侵犯，而且包括对于就业安全保障的不平等对待。
基于以上，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区分就业权和就业机会权的基础上，统一“就业歧视”的含义，避免将就业歧视进行不当的限制或者导致对于就业歧视的狭隘误解。
2、忽视间接歧视的存在
在国内学者的定义中，几乎都将视角限于就业的“直接”歧视上。我们认为，就业歧视不能仅限于直接的不平等对待。事实上，劳动过程中形式上的平等有时候会导致实践或实质的不平等。如果用人单位的招聘测试不恰当，有可能会排除某一类群体的被聘用。比如，在美国著名的Griggs v Duke Power Co一案中，用人单位提出了高学历的要求，而这个要求对于工作性质而言并非必要，并且在美国黑人这一人群往往学历偏低，因此这种高学历的要求大大降低了黑人的录用比例，被法院认为构成歧视。所谓间接歧视就是指这种对不同人群所采取的表面形式平等的对待。这种现象在我国也相当常见，但却往往被忽视、甚至司空见惯。比如，用人单位追赶潮流式的用书面测试的方式进行招聘，而测试内容却并不科学；还有对不同年龄段的人使用同样的体能测试标准等等。一般而言，如果某人将一种条件或者要求?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