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道德教化

Ⅰ 人君之治莫大于道德教化也出自哪

＂人君之治莫大于道德教化也＂(吴兢:《贞观政要·公平》)
答题不易望采纳，不懂请追问
非常期待你的采纳

Ⅱ 什么是 道德教化

从本质上说，教化是道德真正的存在方式。如果道德理论不能影响人的心意态度、情感归依、意志品质和行为倾向，那么，它就只能是天下虚文。道德教化正是在善的伦理价值层面上，把人从人的本性状态提升到人性状态的工作。人的本性是与生俱来、自然而然的，而人性则是人成为的特质。人不是天生就成为了人应成为的样子，所以，人需要教化。

Ⅲ 《老子》是如何教化人们，指导人们的道德行为的

《老子》是强调无为而治，顺其自然，来教化民众的，指导人们的道德行为，希望人们能顺从自己的内心，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也是希民风能够纯朴

Ⅳ 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出处是什么

出自中央十二套以前的一个节目，叫做《道德观察》

《道德观察》作为中国惟一一档全国平台播出的道德类全日播栏目，直击种种道德事件，一方面对可歌可泣的高尚行为进行讴歌，在感动中激发每个人心中向善的力量；

另一方面对种种不道德的行为进行揭露和鞭挞，在震撼中让每个人用思考完成心灵的净化，已成为“深刻反映中国道德现状、深入进行道德思考、促进中国道德生态建设”的电视互动平台。

我们只是有一个信念：当我们都学会自律，学会承担责任，当我们都真心向善时，我们会和每一个人一样受惠。

我们的原则和信念使我们不会虚妄到认为自己可以教化大众。

我们不能狭隘,我们更不能恶毒、尖酸。

当我们文明地对待和处理不文明时，当我们以道德的方式纠正不道德时，我们就和观众一起踏上了成为合格公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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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创人员

主持人：路一鸣

昵称：路易
生日：3月16日
属相：虎
座右铭：很多，还没想好
毕业学校：西安交通大学
业余爱好：读书、听音乐
最渴望的生活状态：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主持人：徐君

2004年11月份进入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工作，曾担任《法治视界》节目主持人。有多年从事记者、编导、主持人的丰富经验。编导并主持的专题片曾多次获得山东省优秀电视专题节目一等奖和山东省广播电视彩虹奖等优秀奖项。

参考文献：网络-道德观察

Ⅳ 古代是怎样实施道德教化的

在先秦时期，儒家的道德教化思想中，孝道是实施教化最重要的一条。儒家的回孝道是基于传答统所重的血缘根基上的，这一根基早在西周时期就被重视并确立起来了。

古代道德教化的主调是由周公奠定的。周公为我国儒家教化理论奠定了两个理论基础：一是对血缘亲情纽带的重视；二是以情感为道德教化的核心，方法是熏陶、涵养、塑造。

周公的伟大之处并不仅仅限于倡导对亲情的重视，更在于制订了温文尔雅的表达血缘亲情的仪式，获得了濡染人心、教化人群的伟大功效。

至春秋时期，虽然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但此时血缘根基在家庭的稳定上仍是一个根本原则。因此，儒家仍然把道德的根基奠于亲情之上。

Ⅵ 人性的基本道义内容是什么

洞悉人性，尊重人性，利用人性，以人性为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奥秘。从人的需求层面看，人性有“好生、好乐、好智、好善、好美”的特性；从人的关系层面透视，根本的人性是自利性与道义性。

自利性是人的自然人性；道义性是人的本质人性，是人异于动物而成为人的特性。

首先要正视人的自利性。自利性是人的第一本性。自利不同于自私。如果自利性无节制地膨胀，才会导致自私。人一生下来，不用教、不必学就会自利。当然，人又有道义性。人有善根，有亲善仇恶之心。从根本上说，亲善仇恶也源自人的自利性。因此无论好人歹人，善人恶人，打心眼里都喜欢有道德的人，要想成功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讲道。就是做个成功的强盗，也得在一定范围内对朋党、团伙讲“道”，所谓“盗亦有道”，否则孤家寡人绝对无法成大事。

人的道义性既源于人的自利性，又源于人的理性。他的理性，使他能够认识到只有讲道义，才能保证所有人的利益，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利益，如果没有道义的约束，当每个人的自利极度膨胀到自私时必然侵犯他人的利益，最终使任何人的“自利”都得不到保障。讲道义、能合作，比不讲道义、不能合作要好。一旦得出这样的结论后，从社会到个人都会使他愿意做一个讲道义的谦谦君子。因此，人能够通过后天的教化，既有自利性，又有道义性。

小孩子生下来晓得自己拿东西就吃，这是自利性；后来懂得把食物分给小伙伴吃，让小伙伴先吃自己后吃，这样的道义性是后天教化出来的。可见，人性首要的是自利性，然后才是道义性。只有对人性如此深刻的认识，我们才能够利用人性、顺应人性，因势利导，不会藐视人性，违背人性，扭曲人性，犯下大错。

人的自利本性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出发点。对于人性的认识，既不拔高，也不贬低，而应实事求是，正确待之。中国曾在经济建设上栽了大跟头，就是与人性相背造成的。“狠斗私字一闪念”，不承认人的自利性，连私人做饭的权利也剥夺了，连个人的锅、灶都没收得干干净净，表面看来搞集体主义联合起来力量大，而实际上却造成了饿殍遍野、全国饥荒！后来，经济改革的奇迹，从根本上说也是因为认清了人性，尊重了人性，承认了人的自利性。一下子中国就多长出了粮食，经济上从深渊走向了辉煌。违反人的自利性与尊重人的自利性，带来如此天渊之别的巨大差异。

道义性与经济发展也有密切关系。在很多人眼中，经济与道德，水火不相容。这种观念其实大谬不然！道德是经济发展的灵魂。讲信用、信义、信誉，既是基本的道德规范，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已成为经典言论，广为传诵。然而人们忽视了斯密还写过《道德情操论》，反复强调与“看不见的手”对应的“内心的那个人”。“内心的那个人”，其内涵是说“良心”、“同情心”、“正义感”等美德是人所必需的，也是经济发展必需的。斯密说：“把一个人的利益看得比众人的利益更为重要，内心那个人马上提醒我们：太看重自己而过分轻视别人，这样做会把自己变成同胞们蔑视和愤慨的对象。”现代学术思想巨匠马克斯·韦伯充分评价了富兰克林关于“时间”和“信用”的观念，认为这是“完整的资本主义精神”。时间就是金钱，信用更是金钱。如果没有起码的诚实、信用，如果没有起码的市场道德秩序，必然大大增加交易成本。吴敬琏讲：“有一个小老板对我说，现在是你骗我，我骗你，稍不注意就给人家骗了，所以现在我有钱也有项目，但是不敢投……坐吃山空也比被人骗走了好。”一旦欺骗成风，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完全崩溃，经济发展必将受到严重威胁。道德危机最终必将引发经济危机。

未来经济是尊重人性的经济，特别尊重人性的自利性和道义性，并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未来经济不仅在产品和服务上重视人性化，而且经济实体的内部关系也是基于人的自利性与道义性，所以特别强调建立“自由联合体”和“利益共同体”。只有遵循人的自利性与道义性，才能保障每一个人的最大利益的获得，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建立最理想的人际关系和最理想的团队，才能获得最美妙的结果。

总的来说，未来经济就是依靠高科技的力量，在高度遵循人的自利性和道义性的基础上，使人的高人性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即好生、好乐、好智、好善、好美的根本需求得到高层次的满足，从而使新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生物经济进步到未来经济——生命经济、永生经济、极乐经济、人本经济、宇宙经济。

高人性只有依靠高科技，才能梦想成真。如果高人性不依靠高科技，那么最重要的高人性需求——长生不老、终日极乐、全知全能、至善至美，都会变得荒唐可笑，只会成为纯粹的幻想而无实现的可能。

高科技需要高人性，高人性也需要高科技。二者必须完美融合。高科技是工具，高人性就是目的；高科技是桥、是船，高人性则是美丽而神秘的彼岸。高科技与高人性，相生相长，合则双美，离则两伤。因此，未来经济应是高科技经济与高人性经济的完美融合。新经济只讲高科技，而未来经济超越新经济也在于它整合了高科技与高人性这两种最强大的力量。高科技的发展给满足高人性的需求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同时用高科技来实现高人性，才能实现高科技的最大价值，使高科技找到了最大的用武之地。如果有高人性的需求，但是没有高科技，就不会有未来经济的出现；如果有了高科技，但是没有高人性需求，也不可能诞生未来经济。

日新月异、威力无穷的高科技与好生恶死、趋乐避苦、贵智贱愚、亲善仇恶、爱美厌丑的高度结合，将是未来经济的大趋势，也必将带给人类最大的福祉。

－－节选自《第二次宣言》第26章

《第二次宣言》内容提要

本书阐明了未来决定现在。在这个巨变的时代，每个人都应当学会认识未来、应对未来、驾驭未来。在作者笔下，未来是如此引人入胜。她用生动的笔触揭示了未来经济发展趋势、未来文化发展趋势、未来人类发展趋势，告诉每一个人将如何把握这些未来趋势，更好地选择学业、职业、事业，更好地选择生活模式和人生模式。

这既是一部造就未来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财富奥秘书，又是一部最能使人认识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的生命教科书，更是一部即将对人类和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旷世奇书。全书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揭示了美妙动人的“中华梦”，并把它转化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梦想，试图为人类远离战争、根除恐怖、为万世开太平寻求一条新路。

书中信息量极大，内涵深邃，大气磅礴，汪洋恣肆。内容涉及中外科技史、中外历史、人类学、生命科学、美学、文学、未来学、经济学、政治学、现代高新技术等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人文科学，让你享受一场“智慧与知识的盛宴”。同时，富于哲理的深刻分析，宏观与微观的巧妙结合，新锐的观点和绝妙的奇想，必将开阔你的视野，扩大你的胸襟，震撼你的心灵，激发你的想象，对你的思维产生极大的冲击和启迪。

Ⅶ 人性本恶,教化他人向善,为什么

性善论、性恶论，两个观点，自古争论不休。
其实，应该一分为二、辩论综合地看问题。
人性，其实是有善、恶两面的。不存在全坏或全好的人。
而教人向善，那当年是一种进步的、提高的愿望了。
就像这些词汇、名句：（对复杂的人性：）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扬长避短。
击浊扬清。
兴利除弊。
等等吧。
总之，是要向上、进步的，而不是越来越倒退，越低级。

Ⅷ ：谈谈你对“人性善恶之辩”的认识。（500） 要求

人们常说，人之初性本善；我认为是人性本恶。
人性本恶，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人向善；人性是靠后天的教育、教化，而非天生；所以才存在教育这个概念，才有各种法律、规章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才使我们这个世界并没有在人欲横流中毁灭掉。这是因为人有理性，人性可以通过后天教化加已改造。如果整个社会倡导“扬善避恶”，那么人性就有可能向善的方向发展；要是人的自然倾向无限的向外扩张，社会属性按照同一方向推波助澜，那么人性就会更加堕落；这说明了儒家思想的重要性。人性本恶，并不意味着人类的前途一片黑暗；人之所以成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并不因为他完美无缺，而在于能有认识自己的勇气，承认人性本恶的事实。人有判断是非的理性，能够矫治本恶的人性；以法律平息暴力，规范道德减少斗争；设立政府处罚叛逆；倡导反对意乱行迷，如果人性本善，那么道德法律、交通规则用来干什么呢？如果人性本善，个人修养；社会教化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正是由于人性本恶的存在，所以；在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中，教化显得尤其重要；相当艰巨。才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说法。通过后天的教化，人是可以加以改变；甚至形成伟大的人格。
正因为有本恶的人性存在，所以，学好三年，学坏三天；“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认识到人性的本恶；并不是人类的耻辱，真正应该反省的。面对着真理，却不敢去正视它。其实，人类社会演进的过程中；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人的尊严这种虚假的虚荣被不断剥去的过程。
只有认识人性本恶，才能正视历史和现实；人性的本恶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将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的样后果呢？
只有认识人性本恶，才能重视道德法律教化的作用；才能重视人类文明引导的结果，培养健全向上的人格。在历史的坎坷当中，人类并没有自取灭亡；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通过社会的教化系统；人们才可能从外在的强制走上理性的自约，自约人的本性的恶；从而培养一个健全向善的人格，并不意味着人终身成恶。
只有认识人性的本恶，才能调动一切社会教化手段来“扬善避恶”。我们也相信，通过人类的努力和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使人类从无节制的欲望中合理的扼制并加以引导，从他律走向自律；从执法走向立法；才能使人类的教育教化得到发展，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注定用它来寻找光明。

Ⅸ 道德对社会主体具有教化作用，道德教化有它自身的特点，有哪些特点

古代中国以道德立国，此诚如学者王国维所论：“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殷周制度论》)。也正因此，古人极为关注社会道德问题，甚至视之为国家生死存亡的生命线。所以宋代苏轼在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时，说出了这样一番有名的话：“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中国古代，道德教化一直是个长盛不衰的主流话题，并形成了自身鲜明的历史特点。一、“善政不如善教”在国家治理的宏观层面上，中国古代先哲认为道德教化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与作用，孔子所谓的“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就表明了这种重教化的思想倾向。较之于政府的行政管理和刑罚的威逼高压，先哲以为对于构建和谐社会，道德教化起着更为持久而强大的主导作用。如管子就这样说道：“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管子·权修》)孟子则径直主张“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他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从文意可见，“善教”能得到人民的爱戴而不是敬畏，所以它能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而得民心者得天下，其政治意义无疑也就更大了。其次，这也缘于先哲认为在道德和法律之间，前者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更为基本和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古代法家是主张“任力”而“不任德”的，即“德厚不足以止乱”。但儒家则是力主“任德不任力”的。孔子的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就充分显示了对“德、礼”的倚重，对“政、刑”的疑虑。孟子则接孔子余绪进而指出，以德更能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后儒循孔、孟遗意，大都鼓吹德治的效能。如《吕氏春秋·上德》说：“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以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正。”汉儒王符也持相近的看法：“是故上圣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务厚其情而务明其义，民亲爱则无相害伤之意，动思义则无奸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强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潜夫论》)儒家所谓的德治即礼治，实亦即“教化”，“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荀子·大略》)。不难看出，儒家是力主教化优先的，上引王符“乃教化之所致”之论，正明确表现了此种态度。由于后来儒家的显学化与官学化，这种重道德教化的立场也成为古代文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当然，儒家并不一概否认法律的意义和作用，但相对而言，儒家认为法是相对的，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贵良医者，贵其审消息而退邪气也，非贵其下针石而钻肌肤也。所贵良吏者，贵其绝恶于未萌，使之不为非，非贵其拘之囹圄而刑杀之也”(《盐铁论·申韩》)。法只是治之具而不能成为根本的依托，“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原也”(《汉书》第90卷)。东汉崔寔还形象地形容法仅为治理乱世的“药石”：“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后汉书》第52卷)。文中“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之说，生动而意味深长地揭示了古代中国对道德教化的认知与期待。二、“四行举人”古代社会权力集中于政府，所以“善教”，亦即道德教化之职主要是由政府来承担的。古代政府推行道德教化的一大手段，就是将官职授给那些品行杰出的人。孔子早就说过，“学而优则仕”，对此通常的理解是学业有成，则加官晋爵。这当然不错，只是孔子所言说的“优”，可能也有道德上的含意，即仕的条件有二：智慧与卓越的品格，就如《礼记》所说的“选贤与能”。史称早在三代时就任官以德了。据清儒顾炎武的研究，“三代之始，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日知录》)。西人李约瑟在其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中，曾盛赞中国的文官制度，认为它是文化精英主义，尽收天下英才于政府之内。考之史实，这固然不错，只是这里的精英有双重含意，即为学和做人。在科举成制以前，人才的选择尤重社会的推荐和公选，一般是将那些操守卓越，有较好社会声望和口碑的人选入政府。如《册府元龟》所载，“汉以来士有立节守正，博闻稽古，持廉崇让，明经执法，英文焕发，至性内笃治，行尤异忠”的人，均赐以“荣官”。如西汉孝文帝时，于烈为光禄卿，他的儿子于登进入了后备官员的行列，于烈却上表请求废黜其子。孝文帝闻知后大为于烈的公心与谦让所感动，说：“此乃有识之言，不谓烈能辨此”。于是特别招见登，说：我今天要破个例了，你的父亲力行谦让，而有直士之风，所以我要将你封为太子身边的官。西汉元帝则发明“四行举人”。所谓“四行”，即4种道德品格，具体言之即“质朴、敦厚、逊让、有行义”。有此4种品格的人，就会受到举荐，有机会到政府中做官。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举人以德，蔚然成风。西汉名臣东方朔，早年为谋一职位，曾写过一篇自荐性的文章，内称：“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汉书·东方朔传》)。文中所谓“廉若”、“信若”，意思都是说道德品格多么的好。东方朔以此作筹码，看来当时谋取公职的条件之一就是道德因素，汉代的“举孝廉”也正是如此。所谓“孝廉”，就是孝敬父母以及行为举止清正廉洁。西汉名臣丙吉，病危之际皇帝来看他，并问什么人可以接替他的御史大夫的位置，丙吉推举陈万年，因为“太仆陈万年事后母孝，惇厚备于行止”(《汉书·丙吉传》)。后来陈万年果然被任命为御史大夫。这里“官孝子”所显示的，也无非是意在“表德”。在尚德的社会氛围中，品德有欠缺的人则会被清除出官吏队伍。《汉书》中有这样一则故事：何武想把老家的母亲接来同住，不巧碰到成帝驾崩，他担心路上有贼，就将计划暂缓执行。于是有人讥讽何武事亲不笃，孝行不好，哀帝闻知后也甚为不满，竟下令免了何武的官，并且颁布诏书说：“孝声不闻，恶名流行，无以率四方”(《汉书·何武传》)。贤者在位，不肖者去职，这一用人政策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教化，它以无言的行政措施向社会表明：美化你的德行，你或许就有机会厕身庙堂之上。此诚如明儒归有光所论：“天下之治系乎人臣之有德，而才不与焉。”(《震川先生集·别集》第1卷)总之，诸如“四行举人”一类的“奖善”措施，其所表扬的主要是古代社会所需要的德性与品格。如古代社会需要家庭的稳固、需要养老、需要勤劳耕作，故“孝悌力田”一直作为一大德目受到夸赞和嘉奖。汉高祖重“孝悌力田”，汉成帝也“赐孝悌力田爵二级”。“奖善”的目的在于彰善扬德，所以对于那些有品节、有声望的社会贤达，政府也会隆重地予以表扬。因为“夫贤者国之纪，人之望也。是故有方之士，天下楷模”(《册府元龟》)。古代“奖善”的方法五花八门，一般有诏令嘉奖、封爵号、赐予物品、晋升官爵、免赋役等。如西汉元凤元年，昭帝下令赐郡国有品节者50匹，而对那些“修孝悌”之行、在乡里有广泛影响的人，则要求郡县在正月酌给“羊酒”。西汉元始二年，平帝下诏赞扬公孙弘，赐其做官的子孙，“爵内侯，食邑三百户”。魏晋时李密，父早亡，母改嫁他人，与祖母相依为命。晋武帝征他为太子洗马，诏书累下，李上《陈情表》，痛陈要孝养祖母之情状，难以成行赴任。史称帝览表大为感动，“嘉其诚，赐奴婢二人，下郡县供养其祖母”。三国时的杨弘，3岁丧父，养母数十年，母活到93岁过世，时年弘75岁。史称他悲痛异常，“哀毁过礼”。魏武帝为“树其纯孝”，为天下立榜样，准许免去他一家劳役租赋，还给他一个“散员”的称号。另外，“旌表”也是历代王朝经常采用的一种表扬有德的做法。“自古帝王之治天下也，必有导迪民彝之具，使人审所趋向而乐于为善……旌褒者，非我国家导迪之具乎。”(《册府元龟·旌表》)所谓“导迪民彝”，即激扬风化，敦率人伦。旌表的一般做法是“旌其门闾”，即在受表彰者的大门上留下特殊的标记，如挂上匾额，或者是树起牌坊等，以示嘉奖。古代“奖善”的内容固然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但表扬有德的做法本身，还是值得今人思考的，因为良好的社会风尚必须政府花大力去建设，它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三、“承流宣化”除朝廷外，地方官也扮演了道德教化的重要角色。古代中国“学而优则仕”，实行精英治理，官员大都是社会上的杰出者，故而他们不仅是权力的象征，也是知识与品德的表率，自然也就肩负了教育民众的责任。汉儒董仲舒的“宣化”之说，可谓真切地揭示了古代官员的道德教化义务：“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汉书·董仲舒传》)。汉儒贾谊则认为，移风易俗并非是“俗吏”所能为的，而是英俊之士才可担当的重任，“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汉书·贾谊传》)。文意虽不无恃才傲物之嫌，但以教化天下为官员大任的态度还是十分明了的。可能受孟子“仁政”思想中“为民父母”观念的影响，后世的“英俊”，不仅在道义上自觉地教民礼义，而且在责任上也有这种义务，因为为官一方，即是“为民父母”，理应“使天下回心乡道”。汉代酷吏严延年母亲对延年的一番呵斥，就很能说明问题：“幸得备郡守，专治千里，不闻仁爱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顾乘刑罚，多刑杀人，欲以立威，岂为民父母意哉”(《汉书·严延年传》)。严母这席话也表明，“为民父母”应有“仁爱教化”，这在古代已是妇孺皆知的了。汉代地方的郡守权力很大，史称“重于诸侯”。汉代的郡守尤为重视“教化”。如东汉李膺，“出补蜀郡太守，修庠序，设条教，明法令，恩威并行，蜀之珍玩不入于门，益州纪其政化”(《后汉书·李膺传》)。又如韩延寿为官，“上礼义，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贤士，以礼待用，广谋议，纳谏争，举行丧让财，表孝弟有行，修治学官，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及都试讲武”(《汉书》第76卷)。他任颍川太守时，就厉行“教化”。原来当时颍川一带，民风剽悍，小有利害，即冤冤相报，衍为冲突，化为仇敌。韩延寿欲改变这种凶暴的民风，就特别推行“敬让”之道，想让他们学会礼让，但又担心老百姓不听。于是他想办法将当地数十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请来，设宴款待，他亲自作陪，执礼相敬，还向他们请教当地的风土人情，人民的疾苦，并乘机向诸老宣讲和睦亲爱的好处，以及消除仇恨的方法。诸老都以为很好，他的方法也可行，“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延寿于是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汉书》第76卷)。由于延寿的努力，颍川的风俗为之一变。后来黄霸为官颍川时，继续推进。他一是选择一些品性较好的人为吏，再加上府县学生，让他们广泛宣传政府的政策，以使老百姓家喻户晓。二是下令邮亭之吏养鸡养猪，“以赡鳏寡贫穷者”。把这两件事办好了，然后他再推行道德教化。史称他“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黄霸的教化工作非常细密，常涉及柴米油盐之类的俗务，而且“教令”都传入了“闺阁”(《汉书·黄霸传》)。在韩延寿和黄霸两任郡守的努力下，结果这里“教化大行”，成为文明礼仪之乡。道德教化之力，由此可见一斑。历史上重道德教化的郡守，自然远不止上述几位，东汉的秦彭也颇为典型。他为山阳太守时，很重视礼仪之教。史称他“以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年春秋行飨、射之礼时，他都注重“修升降揖让之仪”。凡在教化方面做得好的，他升之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属吏有过错，只是罢遣而已，并不多加指责。所以“百姓怀爱，莫有欺犯”(《后汉书·秦彭传》)。东汉仇览，在道德教化方面也堪称模范。他任蒲亭长时，在农事之余，办学授徒。村民有丧事，他尽力相助，又赈恤穷寡，“期年称大化”。他在任上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乡民陈元与寡母合居，母亲呈堂告他不孝。仇读罢状纸很惊讶，说：前几天刚到你家去过，见房屋修整，又“耕耘以时”，你儿子不像个坏人呀，肯定是我“教化未及至耳”。你守寡养孤，苦了一辈子，怎么能一时气愤而将儿子告上法庭，使他背上不孝的恶名呢？“母闻感悔，涕泣而去。览乃亲到元家，与其母子饮。因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卒成孝子。乡邑为之谚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鳲枭哺所生。”仇览的教化，不仅感化了一家，也陶冶了一乡，果然是移风易俗了。东汉任延在道德教化方面，也很杰出。他曾为九真太守，而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任氏到任后，教民耕作，实即使当地人民进入农业文明。当初，当地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任氏于是移书属县，下令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才可以“年齿相配”。任氏的努力使婚姻有序，人口也快速增殖，九真人民十分感激他，“民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史称他推动了华夏文明的南传，即“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另一人指汉中锡光)”(《后汉书·任延传》)。中国古代一直有华夷之辨，而华夏文明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故到边关任职的官员，在实施华夏礼仪治理的同时，也就传播了中华文明。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种教化，即以文明代替野蛮。后世的“吏治”也十分注重道德教化，如王阳明堪称典型。王阳明为明代著名哲学家，也是一代心学大师，从其文集中可见，他在江西为官时，十分留意社会的道德教化。他专门写有《兴举社学牌》(《王阳明全集》第16卷)，要求家长教育好子弟，“务在隆师重道，毋得因仍旧染，习为偷薄，自取愆咎”。对于民风民俗，王阳明也非常注意予以整饬，以期人们“朝夕聚合，考德问业”。在《十家牌法告喻各府父老子弟》一文中他就指出：我奉命在此任职，宗旨是“惟欲剪除盗贼，安养小民”(《王阳明全集》第16卷)。因此他希望“各家务要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王阳明全集》第18卷)。在《告谕各府父老子弟》一文中，王阳明更显得苦口婆心：“告谕父老子弟，今兵荒之余，困苦良甚，其各休养生息，相勉于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从，长惠幼顺，勤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故吾言恳于此，吾愧无德政，而徒以言教，父老其勉听吾言，各训戒其子弟”(《王阳明全集》第16卷)。文中的语气之恳切而近于祈求，可见王阳明对乡里教化的倾心；而内中“德政”云云，则表明移风易俗的教化是古代官吏为政的一种理想性的追求。先人重视乡村社区的道德自治的做法，在今天仍是值得借鉴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官员的做法固有差异，但在其辖区内努力推行道德教化，构建道德文明则是一致的。常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古代官吏固然也有守土安民以及完粮完赋的任务，但移风易俗，宣扬道义，文明一方，也是其职责所在。中国古代文明之所以历久弥坚，之所以生生不息，之所以广被天南海北，与古代“循吏”的前赴后继地着意推行文明教化，也是密不可分的。

Ⅹ 什么是人性本恶论

中国古代人性论的重要学说之一，认为人的本性具有恶的道德价值，战国末荀子倡导这种理论。性恶论以人性有恶，强调道德教育的必要性，性善论以人性向善，注重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二者既相对立，又相辅相成，对后世人性学说产生了重大影响。

荀子所论及的人性，其本质恰是无所谓善恶的“本始材朴”的自然之性，它既有转化为恶的可能，也有发展为善的机会。荀子的性恶论的思想在先秦百家关于人性的论断中独树一帜，他的思想对后世今天的意义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10)人性道德教化扩展阅读

荀子的文章论题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有很强的逻辑性。语言丰富多彩，善于比喻，排比偶句很多，有他特有的风格，素有“诸子大成”的美称。他的文章已有语录体发展成为标题论文，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趋于成熟。

性恶论在名声上自然没有性善论那么入耳。其实，就如同性善论并不能使人自动行善一样，性恶论的含义也并非准许人随意作恶。性恶之恶就其本义而言，是指人类作为一种生物，所本来具有的生存本能。是生物就要生存，就一定要求生。既然一定要求生，也就没有必要否定它，回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