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法治观念

❶ 如何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的内涵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的回集合体，是指导和答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国体和政体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为指导，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精神实质和基本规律，系统地反映符合中国国情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方向的核心观念、基本信念和价值取向。

❷ 如何认识柏拉图早期的人治观念和晚期向法治观念的转变

柏拉图“正义”思想的发展。

正义的价值可以说是西方法治的基石，同样，柏拉图的法治思想是建立在他的正义观基础之上的。正义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正义是具体多变的，美国著名的法学家博登海默把它描述为：“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 protean face)，变幻无常，随时间呈现不同形状并且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同样，柏拉图对于正义的阐述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柏拉图早期的正义观体现在《理想国》中，此时他对正义的论述与晚期在《法律篇》中对待正义的观点有相当大的不同，早期的正义观是精确、可具体计量的，有确切的定义，甚至是可以反证的，是一种实体正义的思想；而晚期则是一种程序正义的思想。

但在柏拉图的晚年时期，它的法律思想开始转变，由于统治国家具有最高才智的人难以找到以及实践中的挫折，他又提出了法治，并认为“法治国”是统治人类的第二等好的选择，政治学是研究公共的善政治学是研究公共的善政治学是研究公共的善政治学是研究公共的善。

而为了实现公共的善而为了实现公共的善而为了实现公共的善而为了实现公共的善，单靠教育是不行的，因为人的本性只考虑个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所以必须有法律来制裁或者惩罚人们的不善行为。

柏拉图后来论述的法治理论开创了西方法治理论的先河。

柏拉图称，法治的关键是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如果统治者可以不受法律制约，甚至可以以言代法，那么不管在这个国度里有多少法律，也谈不上什么“法治”。法治的基础基础基础基础是节制。以法治国不仅要有法可依，还要做到人人自觉守法。普遍的守法观念是实现法治的前提条件前提条件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2)转变法治观念扩展阅读：

柏拉图重视统治者对智慧的运用，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浸透着对法律的推崇。但二者都是都是强调理性的作用，只是通过不同的治理手段而达到理性的目的而已。

柏拉图的人治思想:柏拉图《理想国》中一个核心观点便是主张贤人政治，即“哲学王”统治。这种统治的基础是学者所设想的知识精英统治社会的理想。

柏拉图的贤人政治，主要依靠哲学家的智慧治理国家。《理想国》反复强调这种贤人政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忽略了法。柏拉图认为，哲学王通过知识进行统治，比法律同志具有很大优越性，法律远不能和哲学家的智慧相比。

推崇人治，轻视法律是柏拉图早年的思想特征，但柏拉图并没有完全否认法律的作用能够或根本不要法律，柏拉图在以人治思想为特色的《理想国》中也论述法的问题。

❸ 如何理解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和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一）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1．抓“大”和抓“小”并举，培养全民法治意识
首先，抓“大”，即注重党员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法治思维、法治信仰的培养。这是全民守法的前提和关键。其次，抓“小”，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进中小学课堂和教材。
在普法中要区分两个重点：对公民普法要以树立依法维权意识为重点；对公职人员普法应以严格依法为重点。
2．创新法治宣传教育形式（针对以往普法的方法单一、形式主义问题）
首先，注重“参与度”与“互动性”。让公众参与法治各环节，在互动中放大宣传教育效应。其次，从宣传方式看，由单向灌输向“整合性”“创新性”方式转变。“整合性”即把普及法律知识与培育法治信仰、法制宣传与法治实践、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有机结合，重视法治示范创建活动。“创新性”增强新媒体作用，以多元、灵活方式创新普法的形式和内容。
3．以刚性约束培育法治精神
除了宣传倡导，还须依靠刚性的约束机制和信息化手段。如通过公正宣判和以案说法等制度设计形成对全社会的威慑力和正向引导，培养全民守法意识。
（二）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
依法治理是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内在要求，法治化程度越高，社会治理越接近善治。
首先，在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各领域深化依法治理。旨在支持各类社会主体依法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其次，发挥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依法治理不仅要依据法律法规，也要依靠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即硬法和软法并用。
再次，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以一个自然段的文字来阐述社会组织如何在法治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
为使公民信法、守法，就须以好的服务使民众亲法。为此要加强民生领域法律服务，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体系，从服务层面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四）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
首先，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为最大限度预防矛盾发生，要完善两个机制：重大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完善民主决策的法定程序机制。为了最大限度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要创新和发扬“枫桥经验”。其次，充分发挥不同纠纷解决制度的优势。如发挥人民调解的民间性、成本低、方便快捷等特色；发挥仲裁的中立性、保密性和专业性特点。再次，建立完善各种纠纷解决制度的有机衔接、相互协调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和网络来强化纠纷解决的效果。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有丰厚的法治土壤，其中应蕴藏着全民知法、信法、用法、守法的养料，这就是我们要建设的法治社会。

❹ 如何提高自身法治意识，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

一、转变观念，培养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根据法律意识主体和水准的不同，法律意识可分为一般性法律意识、理论性法律意识和职业性法律意识。一般性法律意识主体是普通公民，是由普通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根据个人生活经验和所受法律教育的影响，自然形成的法律意识。理论性法律意识是从事理论研究者通过对国内外法律进行研究而形成的较为全面和深层的法律认识。而职业性法律意识是指具体法律工作者的法律意识。国家公务员的法律意识属于上述职业性法律意识的一种类型。国家公务员的法律意识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广泛影响于社会，形成一种无形力量，作用于众多的普通公民，从而影响着人们对法律的态度和看法。由于行政活动几乎遍及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行政机关的形象和国家公务员的法律意识对社会一般法律意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它既有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和良好形象，强化人们对法律和行政机关的信任，也同样会削弱以至销蚀公民对法律和行政机关的信赖。因此，转变不符合依法行政的陈旧观念，培养国家公务员的法律意识至关重要。1、转变“官贵民贱”观念，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识。封建时代“官贵民贱”，行政机关及其成员与普通百姓之间无平等可言。近代民主和法制社会的建立，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使行政机关及其成员和公民处于平等的地位。在我国社会中，国家公务员与公民地位平等，主要表现在：一是，法律平等地对待国家公务员和公民。国家公务员与公民一样，必须同等地受法律的制约和限制。国家公务员也必须遵法守法，而不能游离于法律之外。二是，国家公务员与公民法律地位的平等并不要求国家公务员与公民享有和承担完全一致的权利和义务，既然政府要管理社会，它就必须拥有特别的权力。现代法治要求的并非是国家公务员与公民完全无差别的待遇，而强调的是“国家公务员不应当在普通法律上享有不必要的特权和豁免权”。三是，公民享有对行政机关的决定提出异议，并因行政行为违法而获取国家赔偿的权利。面对居于优势地位的行政机关，公民必须获得与行政机关相抗衡的权利和途径。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就是现代社会中公民寻求保护和对抗行政机关的两条重要途径。虽然国家公务员与公民平等的思想和制度已在现代社会生根开花，但由于“官贵民贱”的封建思想残余仍然存在，加之国家公务员手握权力，在行政活动中往往处于管理者地位，也容易形成管理——服从思维定势。这种不平等观念既阻碍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正常交往和交流，也影响行政公正和行政效率，甚至可能使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恶化。因而转变“官贵民贱”观念，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识至关重要。2、转变“权大于法”观念，树立“职权法定”意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现象如：家长作风，以权压法，以权弃法，徇私枉法等等都是“权大于法”观念的体现。因此转变“权大于法”观念，树立“职权法定，权力有限”意识刻不容缓。职权法定是依法行政赖以存在的基础和根据。“行政机关是法律的产儿。”行政机关的创设源于法律的规定，国家公务员的权力源于法律的授予，法律是国家公务员赖以生存的基础。与“法无明文规定即为公民自由”相反，对国家公务员而言，凡法无明文规定即为禁止。国家公务员只能行使法律明确授予的职权，否则就是超越职权，所做出的行政行为违法。因此，其权力具有有限性。职权法定和权力有限是国家公务员必须树立的法律意识。要行使权力，做出决定，必须首先看法律上是否有明确授予；同时，即使有行使权力的法律依据，还必须按法律所设定的权力范围和要求去行使，而不能为所欲为。现代社会中，行政机关的作用和地位日益提高和国家公务员享有的权力日益膨胀的现实，并不能 否认“职权法定，权力有限”这一基本行政法治规则。其一，国家公务员因社会发展、社会需要而扩大了的权力，并不是自然取得的，仍然是通过法律的授予才享有的。社会对国家公务员的要求是以法律为中介得以实现的。其二，尽管国家公务员享有越来越大的权力，但并不能说国家公务员可以享有无限权力。任何社会必然有公民个人可自由生存而不受任何权力干预的空间；同时每一个国家公务员的权力无论多大，都有明确的法律界域，只能在此范围内活动。其三，虽然代议机关常用笼统的法律语言授权行政机关，但也不说明行政机关及国家公务员可以对该权力任意行使、任意解释。因为“不论授权法用了什么样的笼统语言，任何权力都应有限制”。同样，行政机关有权制定行政法规这一事实，也不能说明国家公务员可以为自己设定权力。其一，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是被代议机关关系委任的权力，本身具有派生性。其二，它尤其要受法律优先、法律保留规则的限制。即行政法规范必须与法律规范相一致，而某些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等重要事项只能由法律规定，只有法律授权，行政机关享有一定的设定权。

❺ 建立法治社会的根本途径是什么

法治的途径

（一）法治形式的完善

法治有内容和形式之分。法治的内容，是指根据法治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各法律主体应然的权利义务和实然的权利义务。法治的形式，是指根据法治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各法律主体权利义务的实现形式和存在形式。对法治的内容和形式，我们在以往过分地强调了法治的内容，而忽视法治的形式，并认为西方国家所强调的法治形式只是骗取公众合作和信任的工具。对法治的内容，我们又过分地强调了法治的本质，认为法治就是政治统治和阶级斗争。这种演绎的结果，却是践踏法治。

我们认为，法治的内容及其本质应得到正确的强调，但法治的形式应受同等重视。这是因为：第一，形式是内容的外在表现。没有形式的内容是难以捉摸的，形式有欠缺的内容是容易引起误解和争执的。法治的存在，不能仅仅要求人们用思想去感受和体会，而且还要让人们的眼睛看得见、双手摸得着。法治不仅应当真正存在，而且还要让人们相信它存在。然而，人们只有通过形式，才能看清或确认法治内容的客观存在。第二，形式是内容的前提。法治的形式是对法治内容的一种规范。只有通过法治的形式，才能实现法治的内容。例如，回避、听证和表决只是法律公正的一种形式，但只有通过这些形式才能保障法律公正的实现。第三，形式比内容更具可行性。法治的形式是有限的、易行的和确定的，法治的内容是无限的、有难度的和模糊的。例如，人民当家作主的形式是容易做到的，而当家作主的内容却是不容易做到的。如果连容易做到的都没有做到，那么要做到难以做到的就值得怀疑或就是空谈了。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实现法治的形式。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尽管法治的内容并不完备，但法治的形式更欠缺。例如，尽管政府在当时为公众提供了许多服务，却既没有用货币来衡量也没有用相应的形式来确认，因而既难以为公众所感受也可随时予以取消。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和完善与法治目标及法治内容相适应的法治形式。在当前，我们首先必须完善司法制度这一法治形式，因为这既是法律主体最后可获得的、可信任的服务形式，也是法律主体间最后的合作机会。如果连这一服务形式都难以真正享受、不可信任，连这一合作机会也被错过或剥夺，那么将没有什么法治可言了。因此，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一切形式都必须得到完善和保障，任何障碍都应被清除。司法腐败不论程度多大，性质上比其他腐败更为严重和恶劣，必须尽快得到彻底消除。司法受党的领导，但党也必须服从法律。党服从法律的形式标志，就是尊重司法审判。

（二）沟通渠道的拓展

“合作是一个过程”，[30]信任有赖于沟通。过程的法制化就是法律程序。法律程序具有可预测性。人们通过法律程序，可以预测他人的意志及其形成过程，从而作好合作的准备。现代法律程序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即双方主体的交互作用程序。因此，程序意味着参与。通过参与，可以了解对方主体的内心活动和意志形成过程，并沟通双方的内心活动，达成意思表示的一致和相互信任，消除可能发生的磨擦和冲突，从而使最终结果具有可接受性、公正性、准确性和效率性。20世纪法治进步于19世纪法治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不仅重视法律行为的结果，而且关注该法律行为的形成过程；并不是强制或强迫对方来接受自己的单方面决定，而是要求对方来了解自己的决定过程和参与决定的作出。

根据传统的私法自治原则，私法领域的合作程序和沟通机制并不需要法定主义。但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社会依赖性日益密切，传统已不能适用于私法的一切领域。我们认为，员工与业主之间的和平合作、信任融洽，在员工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等问题上，就必须有法定的沟通机制。在煤气、电力、交通、教育、卫生、通讯、农产品收购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等垄断领域，有关服务质量和价格调整等问题，仅仅依赖政府部门的监督似乎也是苍白无力的，公众往往被任意宰割，因而必须有公众的参与机会和法定的沟通途径。

在国家机关或政府部门之间的公法领域，沟通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因为，国家机关或政府部门之间只有相互沟通，才能形成统一的国家意志，才能使所作的国家意志具有统一性、连续性和稳定性，才能得到公众的信任。现在的沟通主要表现为会议和文件，尽管有文山会海之称，效果却有限。在立法上，法律规范之间的脱节和冲突并非个别现象，部门立法的垄断主义和地方立法的保护主义严重影响了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在决策上，问题同样存在。例如，“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和依法治某某部门，并不是对依法治国精神的贯彻，而往往是对依法治国的肢解和歪曲。另外，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之间，也需要加强沟通。

与上述公法领域的沟通同样重要的，是政府与公众之间这一公法领域中的沟通。这一领域的沟通，近十几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相继建立了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机制和行政处罚程序。但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毕竟是一种事后的沟通，并且范围有限、成本过大，事前的沟通途径还很少。尽管事前的沟通途径已在行政处罚领域建立，但还很不完善，个人的参与机会并不充分，作为沟通机制核心的听证制度仅限于个别行政处罚案件。在其他领域，如行政许可和行政征收等领域，事前的沟通机制尚未建立；在内部行政领域即政府与公职人员之间，甚至连事后的沟通机制也还是空白，就工资报酬、编制核定等问题的事前沟通机制似乎尚未列入议事日程。

总之，拓展沟通途径是实现法治的途径之一。

（三）价值取向的转变

统一和对立都是利益关系的运动形式。但是，我们，作为已经取得统治权的人们，在意识形态上就不能只强调或过分强调利益关系的斗争性而否认或轻视利益关系的统一性。否则，只能人为地动摇本政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导致非法治的运动治国。在18世纪，处于革命时代的资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强调了利益关系的对抗性，提倡分权制衡、天赋人权和个人自由，并延续到取得统治权后的19世纪。于是，无产阶级利用了这一武器，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工人运动，甚至最终夺取了政权。因此，以狄骥为代表的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为了巩固本阶级的统治，几乎全面抛弃了启蒙思想，只承认利益关系的一致性，提倡以阶级合作为反动本质的全面合作，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要求国家转变法治目标。列宁等社会主义者也给我们提供这样的经验。在俄国革命时，列宁强调了民族利益的对立性，提倡民族自决权，强调自决权中的分离权，号召各民族从资本主义阵营中分离出来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在俄国革命胜利后，列宁又强调民族利益的一致性，提倡民族自决权中的联合权，号召各民族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成立统一的苏维埃联盟。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布哈林也及时提出了消除社会冲突，稳定社会秩序的“平衡论”。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依法治国这一治国方略的提出也表明，我们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转变。因为，利益对抗和阶级斗争不需要任何法治。

然而，治国方略的根本转变，依法治国观念的确立，并不等于说人们的观念都已经转变到法治观念上来。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和全面确立还需要艰苦努力。要使人们间社会联系的观念，从相互间的感情和友谊联系转变到法律联系上来；要把市场经济的观念，从尔虞我诈的竞争经济转变到互利互惠的合作经济上来；要让人们的诉讼观念，从我胜你败的法律对抗机制转变到沟通与合作的法律和平机制上来；要将人们的国家权力运行观念，从权力分立、相互牵制和保持平衡转变到职责分工、相互尊重和团结合作上来；应将政府与公众间关系的观念，从命令与服从转变到服务与合作、信任与一致上来。总之，我们的观念，应当从找领导和组织全面转变到找法律和法院上来。

法治之路是漫长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目前容易做到的和迫切需要做到的，恐怕还是以上三个方面。

五、后记

从认识论上说，人们的认识既有科学性认识的一面又有价值性认识的一面。价值性认识体现了主体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但科学性认识却不涉及阶级性，只有正确与错误之分

❻ 如何增强公民的法治意识调查研究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要在全社会培养和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法治信仰,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法律要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如果一个社会没有法治信仰、缺乏法治精神,法治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还没有在社会层面形成普遍的法治信仰,法治建设依然任重道远。对于执政者来说,法治信仰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基础,保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最根本的就是信仰法治、坚守法治,把法治精神当作主心骨。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只有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观念熔铸到头脑中,形成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自觉和习惯,法治才能不断释放规则的正能量。四中全会对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党的领导等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每一环节都作出了全面部署,最终落脚点就是让法治成为全民信仰,凸显了法治信仰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关键作用,抓住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最核心问题。 法治不会自动成为信仰。培育法治信仰,关键要转变人的思想观念,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信访不信法”,习惯于找门路、托关系、请客送礼,个中原因就在于对法治的信仰没有真正树立起来。扭转这种现象,消除根深蒂固的特权思想、人治观念,关键要靠领导干部。只有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不违法行使权力,更不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法治精神才能得以彰显,法治信仰才能得以塑造,才能引导群众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让群众发自内心地认同法治、信仰法治,带动全社会形成崇尚法治之风。要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让法治进学校、进教材,让每个学生从小接受法治教育,在法治文化的熏陶下健康成长。只要全社会齐心协力,推进法治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法治的种子就一定会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法治信仰必将蔚然成风。 培育法治信仰,还必须付诸法治实践。法治不是抽象的概念,让人民群众信仰法治,就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法律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切身体会到法治给他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在亲身体会的过程中积累对法治的理性认识,从内心生发对法治的信仰。“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四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制度安排,为人民群众遇到法律问题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及时有效法律帮助,引导人民群众理性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益,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参与法治实践的途径。让每一个人的法律权益都得到切实保障,让人们从每一个执法、司法过程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对法治的信仰自然就会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崇尚法治的社会风尚新常态必将形成。

❼ 如何正确理解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一、法治社会的基本认识
法治社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建设内容被表述是2012年末，与人治社会相对而言的。学界尚无公认的界定，应包括三个组成部分：
其一，制度层面的规则系统。包括国家正式的法律法规、社会自治规则及习惯等规则系统。法治社会之 “法”，在构成上是多元的，既包括正式规则，也包括自治性规范，还包括无形的规则。因此，其范畴有别于其他领域的法。其二，心理层面的认同。即社会群体和成员对规则的理念和精神上的认同，并自觉服从与践行的习惯。其三，秩序层面的运行。表现为社会各类组织、成员与国家各职能部门间形成自治与统治的分工协作，形成共治的秩序。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关系：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既相对独立又密切互构，而法治政府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关键环节，是法治社会建设的核心力量（或主导力量）。
从一体建设的三极来看法治的重点不同：法治国家强调权力控制；法治政府强调依法办事、依法行政；法治社会强调人权保障、社会自治。
二、我国法治社会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
自依法治国战略实施以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已有了一定基础，但法治社会建设仍是一个短板。法治社会建设存在的问题可归纳为两大方面：
（一）法治精神的全面缺乏
一些领导干部缺乏法治思维，滥用行政权、司法权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尤其是强势群体带头违法对法治精神的破坏极大；部分群众“信访不信法、信官不信法、信闹不信法”；全社会“敬法”氛围淡薄，钻法律空子、“法不责众”心态普遍。
（二）现行普法模式的落后和低效
实施普法已近30年，但从基层反映看，当前的普法模式仍旧偏向于单向的法律知识“灌输”，并且普遍存在着形式主义做法，严重影响普法的实效。
三、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路径
（一）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1．抓“大”和抓“小”并举，培养全民法治意识
首先，抓“大”，即注重党员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法治思维、法治信仰的培养。这是全民守法的前提和关键。其次，抓“小”，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进中小学课堂和教材。
在普法中要区分两个重点：对公民普法要以树立依法维权意识为重点；对公职人员普法应以严格依法为重点。
2．创新法治宣传教育形式（针对以往普法的方法单一、形式主义问题）
首先，注重“参与度”与“互动性”。让公众参与法治各环节，在互动中放大宣传教育效应。其次，从宣传方式看，由单向灌输向“整合性”“创新性”方式转变。“整合性”即把普及法律知识与培育法治信仰、法制宣传与法治实践、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有机结合，重视法治示范创建活动。“创新性”增强新媒体作用，以多元、灵活方式创新普法的形式和内容。
3．以刚性约束培育法治精神
除了宣传倡导，还须依靠刚性的约束机制和信息化手段。如通过公正宣判和以案说法等制度设计形成对全社会的威慑力和正向引导，培养全民守法意识。
（二）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
依法治理是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内在要求，法治化程度越高，社会治理越接近善治。
首先，在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各领域深化依法治理。旨在支持各类社会主体依法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其次，发挥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依法治理不仅要依据法律法规，也要依靠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即硬法和软法并用。
再次，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以一个自然段的文字来阐述社会组织如何在法治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
为使公民信法、守法，就须以好的服务使民众亲法。为此要加强民生领域法律服务，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体系，从服务层面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四）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
首先，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为最大限度预防矛盾发生，要完善两个机制：重大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完善民主决策的法定程序机制。为了最大限度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要创新和发扬“枫桥经验”。其次，充分发挥不同纠纷解决制度的优势。如发挥人民调解的民间性、成本低、方便快捷等特色；发挥仲裁的中立性、保密性和专业性特点。再次，建立完善各种纠纷解决制度的有机衔接、相互协调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和网络来强化纠纷解决的效果。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有丰厚的法治土壤，其中应蕴藏着全民知法、信法、用法、守法的养料，这就是我们要建设的法治社会。

❽ 如何培养依法治国的观念

（一）进行普法教育
要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必须采取多种途径和灵活多样的方法。1998年教育部关于“两棵”课程设置意见中提出，“法基”课通过让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理论观点和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基本的法律基础，理解宪法和法律的基本精神、基本规定，理解和实践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提高对法的重要性的认识，从而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根据这一规定，在实际大学教育中则要坚持高校的普法教育。现今高校课程中也几乎都没有法律基础课，但在开展普法教育及开设法基课程时，应注导在教学中注意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现今虽多数高校均已开设法律课程，但由于是公共课，课时少，学生多不加以重视，许多学生只求在期考中成绩合格，这与当初教育部关于设置此课程的初衷相违背。作为一名法学教师，笔者从“教“这方面谈谈在对学生进行普法教育的几点建议。第一，教学内容选择：如前所述，法基课属大学课程中的公共课，课时少因此在教学中，法学内容的选择尤为重要。应充分考虑学生的特点与需要，有针对性地突出重点，在‘少而精”方面作文章，应讲授与学生有一定联系的部门法，如民法、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等，由干与学生密切相关，因此也容易提高学生兴趣，增强普法效果，从而也使学生通过普法教育了解法律，值得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第二点即要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以往的普法教育，法学教师多采用讲．授这一单一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上课提不起精神，更不用说去努力学习法，以法保护自己。因此，加强对教学方法的改进也是真正提高普法效果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在教学中因采用多种方式方法，比如课堂讨论，多进行案例分析，结合录像等多媒体教学，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才能使普法达到我们所要达到的效果。
（二）多组织学生进行与法律有关的活动
只是通过开设法基课程，进行普法教育，不足以使学生真正提高法律意识。普法教育毕竟过于抽象，要真正唤醒学生的法律意识，应采取一些更具体，更行之有效的办法，针对大学生年龄及性格特点，把法律意识的培养同组织活动相结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里，笔者谈几个这方面的建议。1、组织学生开展“模拟法庭”活动。学生通过自己模拟法官、律师、检察官、被告等角色，能更加深刻地把我国一些诉讼法程序掌握，也通过模拟对犯罪分子的审判，对旁听的学生起到震慑作用，提高他们守法的警惕性，从而自觉守法。2．组织一些有关法学方面的知识智力竞赛，如前所述，我们的法学课程由于课时少，在教学；中，我们只能采用“少而精”的方法，在部门法选择上，磨刀能控与崇全有密切共连的几门部门法，但中国法学精深，我们要全方位了解我国法律，从而更全面提高我们的法律意识。则可通过开展以“某法”为主题展开知识智力竞赛，学生通过这一活动，能主动去学习合同法内容，提高学法兴趣，何乐而不为。第三，可组织学生去法院旁听。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很多是课一堂——宿舍——食堂三点一线，大学生涯极为枯燥，通过组织学生去校外分听法庭审理，能开拓视野，也能深入社会，了解社会的某方面，从而使学生能更深切地体会到用法律保护自己的重要性。另外，对于现今社会上的一些著名案例，诸如“胡长青受贿案”、“远华特大走私案”等一些重大复杂案例，可组织学生看录像，或请有关办案人员或著名法学专家来校开讲座，既能让学生了解时事，也能更深切体会法律的权威，树立“法大于权”的论点，从另一层面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最后，要彻底培养学生法律意识，转变大学生某些错误观念，也要重视提高大学生的文化思想道德水平，特别要同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结合起来，一个人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就为其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主观要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培养大学生法律素质，并把法律素质作为现代人素质的主要方面。大学生是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不学法，不懂法，没有相应的法律知识．就不适应时代需要。因此，我们应努力提高法学教学质量，真正培养出一批具有全面法律意识的大学生。

❾ 大学生如何增强法治观念，提高自身法律素养

公民法律素养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我国高校大学生法律素养如何,将直接影响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我们的法制建设,影响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所谓素养,是指人们在经常修习和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知识的内化和融合,它对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处事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具备一定的知识并不等于具有相应的素养。只有通过内化和融合,并真正对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处事原则、行为习惯等产生影响,才能上升为某种素养。重视大学生的法律素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推进法制建设”。通过大学法律教育,使大学生拥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和较强的法治文明意识,这对于提高全体国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对于贯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动我国法制进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又必须看到法律教育内化为法律素养的诸多制约因素一是功利性极强的就业至上评价体系。高校扩招后,随着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加,一些高校为给非法律专业学生挤出更多时间应付各种有利于就业的资格证考试,主动降低包括法律在内的其他软素质课程的教学与考查标准,这极大地影响了学生法律素养的提高;对于法律专业学生的法律教育,由于将主要精力放在法律条文的解读和案例分析上,忽视对个人法律素养起综合性、潜质性作用的哲学、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等课程和知识的学习,相当一部分法律专业的学生虽然十分熟悉各种法律条文和案例,但法律素养不高。二是泡沫化明显的法律专业重复建设。近年来,受高校扩招、合并和人才市场需求拉动等多方面影响,法学教育泡沫化倾向相当明显,不少院校匆忙建立的法律系,师资力量薄弱。一些所谓的法学专家从未参加过法律实践,对现实法制缺乏感性认识。这些学校本来法学渊源不深,加上法学教师素质不全面,无法引导学生将所学法学知识内化为深厚的法学素养。三是现实社会尚不健全的法制环境。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法制建设尚待进一步健全,法律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严肃性较差,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现象和特权观念还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存在。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成型成熟期,对外界信息吸收能力强、反应周期短,严肃性较差的现实社会法制环境对他们还相当薄弱的法律素养的消解作用也十分明显。 基于此,提高大学生法律素养的主要途径是: 首先,高校法律教育要回归重在素养的本位。即教育和人事部门必须努力破除就业至上的评价体制,要科学定位就业与学业、知识与素养的关系,重建就业与学业并重、学业优先,知识与素养并举、素养优先的评价体系。高校不可随波逐流,应坚持独立的学术精神和办学理念,消除学术泡沫,始终将素质教育摆在首位,高度重视包括法律在内的各种素养的培养和提高。在法律教育内容的安排上,要更加注重与哲学、史学及其他人文和自然学科知识的融合,更加注重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规律的层面来解读法治文明和法的精神,将法律至上等法的原则融化在大学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中,内化为一种素养。 其次,法律文明要对行为习惯起到培育作用。知识内化为素养要经历一个不断积累、逐渐形成行为习惯,由自在转变为自觉的过程。因此,提高法律素养要重视法律文明建设,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注意借鉴世界先进的法治文明成果和优良的法的传统,努力营造有益的法治文明氛围,促进法律知识与法治文明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促使当代大学生养成包含法律素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再次,法律环境要形成无所不在的外部约束。法律素养的形成并不是封闭的、单向的,而是开放的、交互式的。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形成与整个社会的法律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关联。为此,一要努力优化法律环境,有法必依,切实维护法律尊严;二要十分注重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屈服于特权,努力消除司法腐败。以此,让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真切感受到法律权限内自由自在、超越法律必受制裁的外部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