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法治市场

A. 中国资本市场的法制建设的看法，整体思路

证券法、公司法实施一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正在经历重大转折。权威统计显示，在今年市值规模扩大了一倍，超过8万亿元的同时，市场成交活跃，成交接近8万亿元。同时，基金、券商、保险、社保、QFII等机构投资者持股市值已占流通市值约41%，比2005年末提高了10个百分点。

有关专家指出，伴随“两法”实施等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各项基础性工作的全方位推进，一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在运行基础、改革创新、市场结构和市场自我约束能力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在市场运行基础方面，股权分置改革就是贯彻落实\"两法\"所要求的同股同权的基本法律原则。这项改革历时一年多，目前已经基本完成改革的目标。股改解决了上市公司股权分置带来的两类股份、两个市场、两种定价机制的问题，消除了影响资本市场功能发挥的体制和机制障碍，奠定了公司股东的共同利益基础，为完善资本市场定价功能、推进相关改革、加快市场创新创造了条件，股改使我国资本市场基础更坚固、运行机制更扎实。

在市场改革创新方面，以保荐、询价、审核等制度改革为内容的市场化发行、定价机制初步形成，并购重组的方式不断创新，权证产品继续发展与规范，资产证券化产品以及分拆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等固定收益类产品不断推出，融资融券交易、股指期货交易正在积极推进，证券投资基金、保险资金、社保基金、QFII等机构资金不断扩大，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与保险市场出现了一定的融合。市场改革创新呈现十分活跃的局面，激发出强大的活力和能量。

在市场结构方面，中小企业板稳步发展，代办转让系统逐步扩容，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公司股份报价转让试点工作适时启动，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初见成效；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一批超大型公司成功上市，定向发行、并购重组催生了许多公司整体上市，市场集中度得以迅速提升，大盘蓝筹股在稳定市场中的作用开始显现；基金、券商、保险、社保、QFII等机构投资者持股市值已占流通市值约41%，比2005年末提高了10个百分点，投资者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基金、权证、固定收益类产品等陆续推出，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市场产品结构得以优化。

同时，市场自我约束能力也进一步增强。按照“放松管制、加强监管”的监管理念，市场化的发行审核方式得以完善，交易所的上市审核权得到落实，中介机构对市场行为的约束得到强化。另外，建立以净资本为核心的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机制，落实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法律义务等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相关主体自我约束、自律规范、自治管理的各项制度要求开始落到实处，市场自我约束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专家认为，“两法”实施以来的一年，是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各项工作按照“两法”规范全面推进的一年。“两法”的修订实施，不仅是我国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实现历史性转折的重要推动力。

B. 从政治角度，分析建设法治中国的积极意义

1. 依法治国同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完全一致。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宪法和各种法律，把党的主张变为国家意志，实现党的主张、国家法律与人民意志的统一。这样就把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了。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执行，保证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国方式的重大发展，也是党更加成熟的表现。
2. 实行依法治国，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保证。
社会主义法制将人民的民主权利以及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民主生活、民主结构、民主形式和民主程序，用系统的法律和制度固定下来，并确保其实施。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受破坏和损害，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实现，保证全国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事业的权利，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实行依法治国，保障人民民主，既有利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又有利于保障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有序进行。
3. 实现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主体的活动，市场体系的维系，市场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都需要法律的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也需要按国与国之间约定的法则和国际惯例办事。实行依法治国，就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这种内在要求，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
4. 实现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看，从封建专制国家，到资产阶级民主法制国家，体现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保障，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实现依法治国，是中国迈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
5. 实现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社会稳定、人民安定团结是各项事业顺利发展的前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需要几代人艰苦奋斗才能实现的伟大事业，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前进的道路上也必然还有不少矛盾和困难。要保持一个稳定的局面，就必须保障人民充分享有民主权利，各种破坏、犯罪活动能受到有力打击和有效控制，各种人民内部矛盾能得到正确有效地处理。要做到这一点，最关键最靠得住的办法就是实行依法治国。

C. 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有哪些好处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市场机制包含了巨大的解放力量并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力，它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也“使中国领导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深深体会到：市场作用发挥得好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人民生活水平就提高得快”。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功能及其经济创造力是通过法治运作来实现的，法治确保了市场运行所必需的经济自由、平等和公平竞争秩序。然而，市场经济又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是经济活力的源泉，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永动机”；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又具有破坏作用，甚至可能引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自本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以弥补市场的不足和克服其固有的弊端，而宏观调控也主要靠法治来规范。由于法治与市场经济根本属性的内在契合，所以，选择了市场经济，也就必然选择法治。
一是法治保障了市场经济的平等性。市场经济的自由属性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以社会分工为前提，以社会消费为结果，以社会交换为实现方式，但交换是依赖于一定的条件的，除了市场等要素外，主体的平等是交换正常进行的必不可少的前提之一。不平等必然导致掠夺或剥削，根本谈不上交换，市场机制也就不能发生作用。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正是法律的普遍性确立了公民的形式上的平等”。法治反对任何特权，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赋予了人们平等的地位和竞争机会，这与市场经济的平等要求相吻合。第一，市场主体人格上是相互独立的，其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身份上的依附关系。这就要求法律规定市场主体的独立财产权。只有明确了产权，主体的平等才有了财产基础，也才能通过市场对财产进行转移和重组。市场主体地位平等还要求法律明确规定市场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赋予其平等地参与经济活动的权利和资格，取得进人市场的平等权。不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都应当而且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市场主体的状况可能存在着差别，但其对市场经济的参与权不能被剥夺。第二，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享有的经济权利和承担的经济义务平等，不因为所有制和经济实力的差别而有所不同。如在经营自主权、外贸权的享有和税负的负担等方面，不同的市场主体要平等，以使其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权利义务平等还意味着市场经济不应是歧视经济，不允许在法律之外要求某一主体承担不公平的经济负担，如不合理的税费、摊派等。第三，竞争结果面前平等，对经济后果的承受和责任的承担，不同的市场主体也必须平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平等是指不同的市场主体在参与经济活动、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的机会方面的相同性。市场主体在经营上的成败只不过是平等地、毫无例外地适用同样的规则的结果，经营成败主要取决于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力，结果的差异性恰恰是市场机制的要求，也是市场机制的活力和奥妙所在。
二是法治保障了市场经济的经济自由性。市场机制要正常运转，经济自由即经济主体的独立意志和较充分的意思自治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经济自由包括合同自由、竞争自由、消费自由和设立经济组织的自由等方面的内容。其中，合同自由或称契约自由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契约自由就是当事人表达自己的意思，让渡自有权利的自由。没有契约自由原则，市场主体便不能进行各种经济活动。社会要真正实现经济自由，就离不开法治。这不仅因为经济自由需要法律确认，如契约自由被规定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合同法的精髓和基本精神所在。而且在于如果没有法治，在法律这个领域里，自由就被剥夺了。首先，法治保障经济主体自由权利的行使不受他人特别是政府的非法干预。其次，法律至上是法治的一项重要原则，它要求经济主体在法律范围内行使经济自由权利，并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
三是法治保障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性。竞争性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最高权威。马克思说：只有公平竞争才是推动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根本动力。而公平竞争经济秩序的建立，必须有约束和衡量当事人双方行为的明确尺度，即交易规则。这些规则最早表现为交易主体共同遵守的习惯，后来便表现为法律。可见，法律自产生时起，就起着维护交易秩序的作用。法律明文规定的交易规则，保证着交易的可预见性并降低了交易成本。如果没有法律调整，市场主体不是按照法律的规定，而是想当然地行事，那么市场秩序就会一片混乱。如果一个主体可以任意侵犯另一个主体的合法权益，那么它自身的合法权益也会遭到别的主体的侵犯。其结果是谁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护，这样，公平竞争秩序就会遭到破坏，经济繁荣和发展便无从谈起。
四是法治保障了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深化发展并出现危机时的产物，当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变为垄断竞争的市场经济时，当代世界各国均采用宏观调控手段来控制和调节经济运行，即国家以法律为基础进行宏观调。这些宏观经济政策主要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实施，这些法律、法规主要包括财政法、税法、银行法、信贷法、货币管理法等。另外，当市场经济的外部不经济时，如环境污染等负经济效应已对社会构成巨大的威胁，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依靠市场自身也是无法解决的，也必须由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制定环境保护法、自然贾源保护法、矿产资源开采法等，对可能造成的外部不经济行为进行规范和调整。再则，由于每个人的能力、文化程度以及职业状况的不同而造成收人不等，这种分配不公显然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自我调整，只有靠国家通过对社会收人进行再分配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来调整。如通过税法向高收人者征收高额税的手段来降低收人的不平等，通过制定、实施保险法、社会保障法来帮助低收人阶层和其他不幸者。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不能实现某些社会经济效果，一些具有外在经济效益，但投资巨大或收效较慢的设施，私人不愿或不可能投资生产，如建大水坝、实施航天计划、经营公用设施等，需要国家直接进行投资或经营，这就需要用财政法、税法、公用事业法、水利电力法、国有资产投资法和管理法来进行调整。法律作为具有普遍、明确、稳定和强制特性的行为规范，确保了为克服市场弊端所需要的宏观调控政策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成为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必需。

D. 市场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关系详细一点

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关系
全世界范围看，市场经济必须在法治建设基础上运行，如果法治不健全，市场经济也不可能获得成功。国际上一些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法治建设都很健全。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一起产生、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就是法治建设不断完善和健全的过程。
（一）西方市场经济建设与法治建设的过程与经验分析
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法治建设的健全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主要特点，市场经济促进了法治建设的健全，而法治建设又加速了市场经济的的发展。1890年美国颁布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标志着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立法开始。随后英国、日本、德国等国家都陆续制订了相关的经济法。目前，法律维护市场秩序和管理宏观经济已成为西方社会国家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充分证实了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法治建设是保证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手段。
（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的沿革
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建设，是市场经济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维护社会稳定、市场健康运行的客观需求。通过法治建设，可以有效杜绝市场经济中钱权交易，防止计划经济时代的各种弊端给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稳步发展的保证。改革开放以来，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只有加强法治建设，才能约束和抑制经济腐败，保证市场经济有序进行。市场经济的建立，就需要通过法律来协调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尽量使经济结构合理高效，并且通过法律约束，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建设过程中，要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体现全民意向，利用符合经济规律的法律制度来管理市场经济。、
（三）市场经济与法治经济在本质相同
现代市场经济不是完全自由的竞争体系，而是一个有序、规范的的市场环境。这个环境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法律规章制度来体现的。相比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可以更加有效，但前提是具备完善合理的法律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功能。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市场经济与法治经济本质上是相同的。法治经济是国家制定符合市场经济运行客观要求的法律，并在经济运行中严格遵守执行，使市场经济有效运行。市场经济中各主体、行为都在法律要求范围内规范进行，一切活动法治化。

E. 对建设法治中国三点建议

市场自由、市场秩序和法制建设的缺位

在我看来，自由和秩序是中国法制建设的一个永恒主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无论对于一个社会，或者是对于一个市场来说，法制建设的目标就是要解决自由和秩序的问题。

自由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动力，同样如果我们的市场经济没有自由的话，就失去前进的动力。记得我第一次到德国去，了解到德国有一个《反卡特尔法》(《反垄断法》)，当时觉得很奇怪，因为马列主义教给我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那么帝国主义怎么不保护垄断，还要反垄断呢？我就问德国同行，他们说，道理很简单，西方的市场经济，核心的动力就是自由竞争，如果没有竞争，就没有前进的动力，所以无论是国家垄断也好，私人垄断也好，只要违背自由竞争的原则，一律都要反对。我们提倡的最重要的规律，就是竞争自由，这是最根本的原则。

秩序则是一个关乎安全的问题。我们生活的社会，如果人身没有安全保障，市场没有安全保障，那就意味着脱离了法制建设的根本目标。因此我觉得，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就是两个保障，一个是保障自由，一个是保障秩序。这应该是很重要的两个准则。

从我国的状况来看，应该说我们在市场自由和市场秩序建设方面，均存在欠缺。这和西方国家不太一样。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建基于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学，经历了成熟的自由竞争的历程，所以当后来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人们发现自由过度了，于是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出现了国家调控市场的手段。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转过来的，原是自由缺乏，也可以说，我们的市场一开始就面临着双重缺乏：第一种缺乏就是，没有西方那种发达的成熟的市场自由，或者说我们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原始积累中的暴发户式的自由；另外一种缺乏就是，我们的市场并不是全面开放的，很多交易活动还处在国家严格控制下。在美国经济危机出现的时候，中国人有点沾沾自喜，认为我们之所以避免了金融危机，是因为幸亏我们没有搞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其实，如果我们要是按照成熟的市场经济标准来衡量的话，我们还是一个很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如期货、期权，及我们刚刚起步的股指期货，都是在国家严格控制下的市场交易。所以有人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大概也只是一个电动自行车时代的市场经济，或者是刚刚发展为小汽车时代的市场经济，我们还没有进人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在保障市场自由方面存在很大的欠缺。

但是相比之下，我们在市场秩序建设方面欠缺更多。可以说，我们国家在相当一段长时间之内，注意到了市场自由方面的立法，但是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市场秩序方面的立法。我们现在包括合同法、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等在内的一些法律，在市场秩序方面的立法还比较欠缺。市场秩序的欠缺突出表现在信用欠缺方面。最近很多媒体刊登了中国18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被停牌或者摘牌的丑闻，[1]表明我们的企业中存在的虚假现象和诚信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我记得当时谈到企业上市，都用包装这个词。所谓包装上市，就是把企业本来亏损的部分篡改成盈利，这明显是一种欺骗的行为。我们在美国上市的部分企业，更是下大力气在包装上市上，甚至连美国的会计公司都感觉很为难，如果不给中国公司包装上市，那就没有市场，如果要有自己的市场，就必须冒违反商业道德的风险。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可以说，做假账在中国的企业界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难怪朱铭基同志为国家会计学院题写的校训是“不做假账”，当时人们都觉得很惊讶。以此直截了当的白活“不做假账”作为国家会计学院的校训，恰恰说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

企业失信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来，如伪劣产品、欺诈行为横行，在中国市场上成为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但是中国的市场秩序的表现在世界很靠后。中国市场经济混乱的情况给中国丢了很大的脸，包括上文说到的18家上市公司在美国被停牌和摘牌，中国的商品在世界上的信誉蒙受损失。现在当然好一些了，但是这些问题依然很严重，函待解决。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法制建设所要解决的目标，一个是给市场充分的自由，一个是给市场安稳的秩序。如果这两个目标没有做到，就表明我们的法制建设，离我们所要实现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毋庸置疑，自由和秩序是一个矛盾的两面。如果我们过分强调自由，没有秩序，那就会缺乏安稳的保障；反过来如果我们过分强调了秩序，忽略了自由，也会形成一个有了秩序，但是没有自由，没有动力，没有活力的局面。在自由和秩序这一对矛盾里面，应该说自由主要是通过私法来保障的。

我们知道，法律上分成公法和私法两个方面，虽然现在有些人认为公法和私法界限已经相对弱化了，但是基本的划分仍然存在。私法讲的是私法自治，在私法领域，应该由当事人自己来作主，决定自己的权利如何行使。而市场秩序就涉及到公法的范畴了，公法的范畴就含有管理和强制的概念。举例来说，我们国家刚开始起草的《信托法》包含了私法的内容，也包含了公法的内容，也就是说钊言托法》草稿不仅包括了信托各个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信托财产的地位，还要包括信托公司怎么成立，信托业怎么管理，信托的风险怎么回避等问题。可是后来我们在制订过程中发现，作为私法的《信托法》比较好写，但是涉及到信托业的管理的公法就比较复杂。所以当初帮助我们制定召言托法》的日本专家，主张应该将《信托法》中的私法和公法分开写。我们不得不接受日本专家的建议。最后，《信托法》起草的时候，由于信托的公法拿不出来，所以我们出台了纯私法性质的《信托法》。但是问题也出来了，不久前在一次信托业研讨会上，大家深深感到，信托产业光有私法还不行，虽然有国务院的一些命令、一些规定，但是没有公法，就没有办法保障信托业安全的实施。所以从这点来说，立法的时候很重要的是一个配套。我们立了《信托法》，但是我们没有《信托业法》，也没有《税法》。信托业怎么上税？没有规定，也没有规定国家设立信托公司的要求，信托公司设立有哪些条件？它的保证金在运转的过程中怎么能够保证安全？这些都没有。

应该说，一个国家从侧重市场自由到市场自由与秩序并重这个局面的形成，要经历三个阶段。最早的阶段主要是通过《民法》保障市场的自由，但是同时也捎带讲讲市场秩序的问题。随便举买卖关系为例。过去的时候也有欺诈，但是最早的时候，对待欺诈的办法是采取一个原则，就是让买者小合，谁买东西谁要小心，如果认为对方欺骗你，是因为你不了解买卖的规则。但是后来逐渐发现这个规则不对了，不能仅仅要求买者小合，还需要追究卖者的欺诈行为，所以规定了对于欺诈的一些措施。德国《民法典》里面有个帝王条款，比如诚信就是《合同法》里面的帝王条款，买卖双方订合同，首先要根据诚信原则，不诚信怎么行？这些应该基本上是在民事规范里面解决的。

第二个阶段，解决在《商法》里面出现的新问题。我们拿最典型的《证券法》为例，《证券法》是解决商事规则里面最重要的法律。但是我们把《证券法》写在商法里面，而台湾地区的法律，把它列在行政规范里面，这是一个公法范畴。因为在《证券法》里面，不仅要保证证券交易双方的自由，而且还要解决交易过程中的欺诈行为，防止交易过程中的欺诈。我们后来的商法里面，很多采用了这样的办法来解决。

最后一个阶段，应该说是经济法的体系出现了。以美国为例，美国1890年通过了《榭尔曼法》，该法就是以反垄断著称，本来两个企业合并是企业自己的事情，但是现在就不行了，如果两家很大的企业相互兼并，就会损害别人，因为侵吞了过多的市场份额，会把别人的市场挤掉。所以在这一点上，法律要做特殊的规定。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作为经济法出现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倾销法》，还包括《反欺诈》等等这样的法律。

F. 建立法治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需要利用法治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因此，要按照政府“法无授权不可 为”、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积极探索制定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和市场投资“负面 清单制度”，划定权力边界、规范权力运行，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让“看得见的手”依法行事、 受到约束，让“看不见的手”在规范发展中迸发更持久活力。 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关键在于以法治立规矩、建秩序，坚持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 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的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G. 如何理解法治建设对繁荣汽车市场的重要作用

把这件事儿都有完善汽车市场，促进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广告作用。

H. 中国在建设法治国家中的进程有哪些举措

法治中国建设是当前及未来的重要课题。无论是官方文件还是学术论著，都对这个主题进行了反反复复的论述。从相互联系的认识论出发，笔者认为，要理性地推动法治中国建设，还需要认真地处理多个方面的关系。通过比较与提炼，可以发现，法治建设与中国建设的关系、普适法治与具体法治的关系、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关系、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关系以及传统资源与外来资源的关系，是法治中国建设应当重点考虑的基本关系。处理好这五大关系有助于法治中国建设更加顺利地展开，亦有助于对法治中国建设形成更加全面的、更加立体的认知。

一、法治建设与中国建设的关系

这并不是一个虚假的关系，而是一个真实的关系。应当看到，法治中国建设既是法治建设，但同时也是中国建设或国家建设。那么，法治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是什么？站在法学、法律、法治的专业立场上，容易过分凸显法治的价值与意义。法治建设当然极其重要，中国宪法规定了要依法治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建设可以说是法学理论的生命线，是法律人的核心追求；但是，如果从中国建设或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看，法治建设就只是国家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国家建设的一个维度。那么，应该怎么看待法治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呢？

国家建设需要从各个方面展开。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一个世界体系中的国家，首先要有强大的军事。在中国古代，在“华夏—蛮夷”的格局中，军事是否强大虽然也很重要，但并不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譬如，赵宋王朝的军事就比较弱，以朱熹为代表的思想文化照样很发达，社会生活也比较繁荣，《清明上河图》就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繁荣的写照。传统中国王朝的灭亡大多不是由于外国军事力量的入侵，而是人民的造反。但是，在现代的国际格局中，军事实力对于国家建设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军事实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真实地位。一个国家所拥有话语权的多少、在全球资源分配中能够占据的份额，从根本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因此，国家建设首先是军事建设。军事建设当然需要法律与法治，因为军事建设也需要规则，需要在规则之下有序展开。但是，军事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关系是：法治建设应当服务于军事建设。无论是军事领域的法治建设，还是军事法律对于军事行为的治理，都应当服务于强军这一目标。传统中国盛行的“兵刑同义”，关于“兵刑同义”，《国语·鲁语·上》的说法是：“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在当代中国当然不足为训，但军事法治建设以强军作为目标却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国家建设的第二个支撑点是经济建设。即使是军事建设，也离不开经济实力的支撑。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就难以为继。因此，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国家建设的另一个核心内容。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强大的经济既包括生产、也包括交易。至于经济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关系，多年来，法学理论界已有很多的论证，主导性的观点是“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1］。尽管这样的说法不够细致，但法治说到底是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在经济与法治之间，经济建设是目的，法治是手段。法治服务于经济的基本方式就是提供规则并让规则得到有效的执行，让生产和交易持续地、有序地展开。

对于军事与经济作为国家建设的重心，早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所认知。法家学派对“耕战”的奖励，就是对于军事与经济的奖励。法家学派重视法律的价值，强调“以法治国”［2］，法家“法治”的具体指向就是“耕战”，就是要为国家的军事与经济服务。当然，那个时代的军事与经济都相对简单，无论是军事能力的提升，还是经济实力的增长，主要都依赖于人力的投入。但是，即使是这样，通过“法治”奖励“耕战”的秦国依然在列国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强国。

今日的世界体系已经不同于两千年前的列国体系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国家建设除了军事与经济，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科技。在冷兵器时代，军事实力跟科技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在当代，军事实力主要依靠科技实力来支撑、来体现。有没有战略性武器、信息能力的高低，对于军事实力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同样，经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科技建设问题。科学技术为什么是第一生产力？原因就在于：经济的竞争已经转化为科技的竞争，无论是生产还是交易，科技含量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最近几百年来，为什么西方领先于中国，就是因为西方率先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在现代科技方面已经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因此，国家建设的第三个核心任务就是科技建设。就科技与法治的关系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需要法治、法律的保障。

如果把军事、经济、科技看作国家建设的物质层面，那么，国家建设还有一个精神性的层面，即主要体现在文化教育领域，或者说是精神文明领域。从历史经验来看，秦王朝的短暂溃败就体现在文化建设的落后上。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建设不能不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当今世界，一流的国家无不有一流的文化教育。高水平的大学与研究机构是文化强国的集中体现。而且文化建设还是塑造优秀国民的根本渠道，有什么样的国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国家建设依赖于国民，国民的塑造则取决于文化教育。所以，百年大计，树人为本。从文化教育与法律、法治的关系来看，同样是法律、法治服务于文化教育。

在军事、经济、科技、文化之外，国家建设当然还包括其他方面的内容，但是，这四个方面是国家建设的核心。法治与国家的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建设的关系主要是，前者服务于后者，前者是后者的手段、工具。这就是法治建设与中国建设或国家建设的关系。那么，相对于国家建设来说，法治建设有没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呢？当然也有。譬如，法治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财富、精神财富，成为文化、精神的一个因子，但是归根结底，法治建设是为国家建设服务的，这是主线，是无法扭转的。

二、普适法治与具体法治的关系

2014年春天，有一个从挪威奥斯陆大学归国的法学同行问我：你承认自由、民主、人权的普适性吗？我说我当然承认。自由、民主、人权，抽象地说，它们都是好东西。这些东西都像善良、德性、友谊等好东西一样，是人人都需要的。但是，自由是什么呢？让小孩子在街头便溺是自由吗？把私家车停在城市道路的两侧是自由吗？在小区广场上放着喇叭跳健身舞是人权吗？对今日泰国的民主又该如何评估呢？问题就在这里。抽象地说，自由、民主、人权都是积极的。但是，只要一落到实处，问题就出来了。“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这句话是18世纪法国政治家罗兰夫人于1793年临刑之前留下的名言。这句充满悖论的名言指出了在自由的理想与自由的实践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法治也是这样。有没有普适性的法治？当然是有的。法律规则的治理就是一种普适性的法治。有法律，并按照法律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政府，就是法治的普适形态。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指出，作为法治之依据的法律应当是普遍的、公开的、明确的、稳定的。这些要求都具有普适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存在普适法治，应当确认、接受这样的普适法治。

但是，我们用这种普适法治提供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现实生活就会很麻烦。譬如，已经被废弃的劳动教养条例，按照这部出自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进行劳动教养，从形式上看，完全符合“法律之治”的要求，而且这部行政法规也是普遍的、公开的、明确的，在50多年的时间里也是稳定的。按照普适法治的要求，劳动教养条例及其实践没有任何问题。然而，时至今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普遍都认为这部行政法规不能继续适用，应当予以终止。再放眼看看当代中国成千上万部法律、法规、规章，哪一部法律、法规、规章与普适法治的要求构成了明显的冲突呢？几乎没有。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处于这些法律、法规、规章的治理之下。但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认为我们的法治水平并不高、甚至较低？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普适的法治标准跟自由、人权一样，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个“大词”。这个“大词”是有意义的，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对法治的认知仅仅止步于这样一个“大词”，其实是无济于事的。谁都知道法治很好，应当实行法治，但怎么实行呢？这就是具体的法治。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应当着眼于具体法治建设，法治中国建设应当着眼于具体法治的研究。

所谓具体法治及其建设就是通过具体问题的解决来推动法治建设。一切应从时间、地点、条件出发来讨论法治，语境化地讨论具体的法治。譬如，法院管理体制的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的废存、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去留等，就属于具体法治问题。公众普遍关心的房价太高、就医太难之类的问题，如果从法律、法治的角度来观察，就是现实性极强的具体法治问题。从实践的层面来看，法治建设只能针对具体问题，建设具体法治不是去建设一个抽象的法治，亦不可能建设一个普适的法治。

从理论上看，普适法治与具体法治的关系就相当于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甚至是传统中国所谓的天理与王法的关系。应当追求普适法治，它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样，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普适法治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样，只能为我们勾画出一个大致的方向。普适法治就像一面旗帜一样，必须把它悬挂在那里，但革命的成功不能仅仅依靠那一面旗帜。作为一个“大词”的普适法治也是这样。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总体方向，但同时也要清楚：实践中的法治只能是具体法治，只能是以有效解决具体问题为追求的具体法治，只能是把事情办好、办妥、办成的具体法治。这样的具体法治才是法治研究应当聚焦的对象。

对于当下的法治研究来说，不必在普适法治的概念与理念上过多地纠缠。应当把研究的重心放置于具体的法治问题上，套用胡适所说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名言［3］，我们也可以说，少谈些普适法治，多研究、解决些具体法治。在实践中，严格地说只有具体的法治，而没有普适的法治。

经典作家马克思出身于法律专业，在他的众多著述中讨论了大量的法律、法治问题。但是，马克思几乎没有专门论述过法治的概念，尤其没有对普适的法治进行讨论。马克思对法治问题的论述都是具体的法治问题。譬如，关于书报检查制度的讨论、关于普鲁士林木盗窃法的讨论，还有恩格斯关于英国宪法的讨论等等［4］。应当学习经典作家关于具体法治的研究路径，更好地推进当代中国的具体法治建设。

三、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关系

在法治中国建设中，还存在着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二元划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式法治以程序正义的名义得到了广泛的学术认同。譬如，有学者认为，公正的程序是促进现代化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杠杆之一，法律程序的价值与特征主要体现在：对恣意的限制、理性选择的保证、“作茧自缚”的效应和反思性整合［5］。这种对法律程序的强调体现了形式法治的精神实质。按照这样的学术观点，法治主要是一个程序性的问题。

在形式法治理论之外，还有实质法治理论。有学者研究后发现，形式法治理论存在着不同的版本，其中比较薄弱的观点主要强调以法而治，即法律是政府的工具；而相对浓厚的形式法治观点主要强调形式合法性，强调法律规则应当是普遍的、面向未来的、明晰的、确定的；更加浓厚的形式法治观点强调民主与合法性，要求由合意来决定法律的内容等等。与形式法治理论相对应的实质法治理论同样存在着不同的版本：比较薄弱的实质法治理论主要强调个人权利，特别是个人的财产权、隐私权、个人自治；相对浓厚的实质法治理论强调尊严或正义；更加浓厚的实质法治理论强调社会福利，包括实质平等、福利以及共同体的发展等等［6］。

如果这样的二元划分可以成立，那么，该如何处理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关系呢？笔者认为，法治建设的这两个方面都不可偏废。如果没有形式法治，实质法治就没有外衣，就处于裸露状态；但如果没有实质法治，形式法治就像是一件外衣，却没有身躯。这就是说，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都是必不可少的。就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而言，形式法治是一个初级目标，较之于形式法治，实质法治才是高级目标。因为形式法治的形式性，其总是容易做到的。有一种观点认为，“重实体，轻程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长期以来，我们都‘重实体，轻程序’，而西方则有程序优先的传统。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受中国漫长的封建法制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长期的农耕文化的影响。”［7］这样的观念尽管很流行，但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传统中国的“程序法”已经很发达了。传统中国的礼仪已经发展到堪称烦琐的程度，这些礼仪本质上就是程序法。丧礼、婚礼、祭祀之礼，以及其他种种礼仪，以现代的规则分类标准来看，都是程序性的法律规范。当然，现代意义上的诉讼程序（尤其是刑事诉讼程序）在传统中国确实不够细密，但这种状况与传统中国对审判的固有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孔子的意思是，司法、审判都是不得已的恶，是道德教化不成功的产物。换言之，诉讼最好不要发生，即使不可避免，也不宜浓墨重彩去渲染。因此，传统中国由于固有的法律观念，没有发展出细密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成熟的程序法。从某个角度来看，传统中国的程序法是相当成熟的。

迁延至当代，经过几十年的法治建设，当代中国的程序性法律已经比较发达了。诉讼程序法自不必说，行政程序法、监督程序法已经到了叠床架屋的程度了［8］。但是，公众还是在抱怨法治不健全，有学者甚至认为，法治呈现出倒退的趋势［9］。问题出在哪里？就在于：仅仅强调形式法治，并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法治说到底还是要满足社会公众的实质性的需要。因此，在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间，在形式法治的基础上，实质法治是一个更值得追求的高级目标。

实质法治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有学者认为，“法治的永恒主题”是自由权利［10］。对此，本文持有不同的看法。自由权利虽然很重要，但法治与权利自由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法治的核心指向就是法律的统治。在法律规则的统治下，人类能够收获的只能是法律秩序。法律秩序与个体的自由权利虽有某些联系，但绝不能完全等同；人们在法律规则之下行事，固然享有一定的自由权利，但没有法律人们同样可以享有另一种自由权利。譬如，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既没有统一的、全国性的中央政府，也没有统一实施的全国性法律，这种远离“法律统治”的状况恰恰为很多人提供了自由行动的巨大空间。可见，在“有法律的自由”与“没有法律的自由”之间，到底孰高孰低，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否则，一生寻求自由的庄子为什么要强调“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庄子·胠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