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法道德

1. 罗马法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其实质是什么

罗马法的核心内容是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遵循的原则是自然理性、自由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罗马法的实质是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

古罗马人把诚信概念引入法律体系中，并且成为古罗马法的法律原则。诚信原则既是实体法的原则，也是程序法的原则；既是私法的原则，也是公法的原则。

(1)罗马法道德扩展阅读

在古罗马的国际法中，诚信原则是处理城邦之间关系的法律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信义。

信任表现着一种可受信任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城邦中因其执法官的裁量权而得到普及，对于那些经商的私人则更为直接)；从相互信任的理由中产生出诚信的客观概念，即合乎道德，作为商业世界支柱的商业正直；人们把这种‘诚信’理解为具有约束力的。

2. 罗马法的规定

罗马法可谓近现代各国民法学的源头，罗马法早在城邦时期就确立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法律思想和现代各国民法所援用的法律制度，并且罗马法很早就有了国际私法的概念，所谓国际私法，就是在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中，如何适用法律的法律。当然了，说起来有点饶口。

主要包括:自由权、市民权和家庭权

我们先来看自由权。自由权是作为自有人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而只有奴隶，不享有这种自由权。

罗马法上的自由人（liberi）,包括生来自由人和解放自由人两种。

生来自由人（ingenus），是指出生就获得自由权，而且未曾丧失过自由身份的人。基于两种原因，可以成为生来自由人：一是出生，二是皇恩。

古罗马系讲血统主义的国家，所以，自由人的后代也是自由人，而不论其父母为生来自由或解放自由。而对于父母一方不是自由人的，则从其母，只要出生时其母为自由人的，则其为自由人。而到了后来，由于战争对于兵源的需求，以及受希腊哲学关于人生而自由思想的影响，改为规定只要其母在受孕期间一度为自由人的，则其为自由人。

而法律拟制主要系基于皇恩，所谓皇恩浩荡啊，按照罗马法规定，皇帝是最高统治者，他可以将自由赐予奴隶，在古罗马，由于只有自由人可以戴金戒指，因此，基于皇恩的自由权又称为“金戒指权”。但在这种情况下取得自由权的奴隶，尚不能摆脱其原主人的恩主权。

解放自由人，是原来主人所解放的自由人，即法律拟制自由人。罗马法上赋予主人的恩主权，是连皇权也无法剥夺的，因我罗马法上认为，恩主权是私权，皇权不能干涉。

古罗马的市民权类似于今天的公民权或者国籍，包括公权和私权，选举、被选举权属于公权，其实，和我们现代的政治权利、民主权利一样。由于罗马的官职都是荣誉性的，所以，被选举权又被成为荣誉权（jus honorarium）。我们重点看私权部分。

私权，包括婚姻权、财产权、遗嘱能力和诉讼权。说到诉讼权，我们可以结合一个恩主解放奴隶的例子来予以说明：

案例：恩主解放奴隶的时候，有一种诉讼的方式，就涉及到诉讼权问题，而按照法律规定，奴隶是不具有诉讼权的，也就是说，奴隶没法去起诉了，那么，如何通过起诉的法律规定来解放奴隶呢？这时候，恩主就请一个人作为奴隶的辩护人，一起到长官那里去，由那个人装做起诉恩主，问恩主是不是要解放这个奴隶，恩主予以认可…… 到后来，手续简化了，恩主直接和奴隶过去，就让长官的侍卫扮演这个辩护人角色来解放奴隶。如果用非起诉手段私自解放奴隶属于略式解放，略式解放的后果早期不为市民法所承认，但后来，只要恩主找够了证人，也可以通过略式解放合法滴解放奴隶。
罗马法把罗马境内的居民分为市民、拉丁人和外国人三类，所谓市民权都专属罗马市民享有。市民法是适用于罗马市民之间的法律，对于罗马市民与非罗马市民、非罗马市民之间，适用万民法（国际私法的起源）。古罗马市民身份可以基于出生和入籍获得，而入籍又分为奖赏与恩赐。

奖赏，凡外国人告发罗马官吏的贪污贿赂而使之定罪的，可奖赏告发者以罗马市民资格。公元前111年，又规定把这种奖赏扩大到拉丁人。此时的拉丁人实际上指古罗马社会中介于市民与外国人之间的自由人，因享有权利的多少，分为三等：古拉丁人、殖民地拉丁人、优尼亚拉丁人。外国人，指罗马市民以及拉丁人以外的友邦人民。在罗马法中，与罗马处于交战和不友好状态的国家的人民，被称之为敌国人。

恩赐，军伍大会或皇帝可以个别地或集体地授予居民以市民权。

家族权，指家族团体成员在家族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享有的权利。由于罗马家族成员有的享有完全的权利能力，有的不享有，因此，根据他们权利之不同，可以分为自权人和他权人。他权人，指处于其他市民的权力支配之下的市民。这种权利，在罗马法上分为家长权、夫权和买主权。

家长，实际上指家父，在古罗马，能够成为家父的，只有长子（头生子）以及长子的长子（也许我的理解有误）。家父对于家庭成员具有支配权，他可以将家庭成员卖为奴隶，也可以让他成为自由人等等。包括其子之妻，都处于其支配下，也包括其子或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如果无子继承，则可以收养和认领，然后取得家父权。

夫权，和中国封建时期的纲常之说有点相似了。基本就是说，丈夫可以支配妻子。另外，古罗马的婚姻—华丽滴分为有夫权婚姻和无夫权婚姻，以及姘合。

买主权，我觉得和家长权以及自权他权构成一个非常有趣的体系。买主权在两种情况下产生。第一，罗马法上长期无雇佣契约，因此人们通过买卖方式出卖劳动力，家属被家长出卖后，就要处于买主的支配之下。第二，在罗马法上，家属无独立人格，如果家属侵害了他人权益，家长为避免赔偿损失，往往将致害的家属给受害人任其处理，使之处于受害人的买主权之下。

从共和国末期开始，家长权和夫权逐渐收到限制，雇佣契约的出现使得雇佣劳动也不再用买卖方式……因而将家属给受害人处理的情形也日益少见，在优帝一世（或曰查士丁尼一世）时彻底消除。而到优帝一世时，他权人的地位改进至近乎享有完全的权利能力了，也就是说几乎享有完全的人格了。

与他权人相对应的概念就是自权人。也就是不受上述家长权、夫权、买主权支配的人就是自权人。

花絮：有网友提出从此看出中国古代人权比罗马进步一点，但中国古代人权也好不到哪里去，比如主人可以任意杀害仆人或者奴隶，种种限制基本相当于不存在。而中国的家法：休书、逐出家门，都与罗马法中家长任意处置家庭成员类似，特别是没什么名分的家属，连苏东坡都把丫鬟送人且能传为佳话。

人格变更是罗马法上的一项特有制度，罗马法规定，具有完全人格的人必须享有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一个人因某种原因，使这三种权利丧失一部分或全部，或者丧失某一种而取得另外一种，这种情况就叫人格变更，分为人格大变更、中变更和小变更。

人格大变更，实际上指丧失自由权而沦为奴隶，一般原因有三种：因犯罪被剥夺自由；被家长或债权人出卖到国外为奴；降服外国人违反禁令的。而人格大变更，实际上是人格的消灭或者法律上的死亡。

人格中变更，指罗马市民丧失市民权而成为拉丁人或外国人。由于罗马的家族权以市民权为前提，因此，丧失市民权就当然丧失家族权。其与人格大变更的区别，在于变更后是否仍保有自由权。发生人格中变更的事由有三：受刑事宣告而被剥夺市民身份的；罗马市民加入外国籍；拉丁人或外国人加入罗马国籍而取得市民资格的。

人格小变更，指丧失原有的家族权而取得新的家族权，权利人原来享有的自由权和市民权不便，因而在法律上仍然享有完全的人格。发生小变更有三类：1、自权人变为他权人；2、他权人变为他权人；3、他权人变为自权人。

结合前面讲的人格权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发生人格变更的时候，相应财产会发生变化，如自权人变为他权人时，其财产即归其权利人所有；又或会导致身份上的变化，如婚姻有有夫权到无夫权，由家长变为家属等等。

在罗马法上，除了人格变更外，名誉减损也是用来变更权利能力范围得一种制度。所谓名誉减损，就是在保全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得前提下，使一个人的权利能力受到某种限制。

古罗马社会非常重视名誉，一个人名誉之好坏，影响他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资格。所谓名誉减损，就是在保全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得前提下，使一个人的权利能力受到某种限制。实际上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信用制度了。

名誉减损有三种：

第一种，不能作证（intestabilis）：所谓不能作证，不是不能在法庭上作证，而是丧失做证人或者请他人为自己做证人的资格，因为在古罗马，很多交易都需要证人的证明，比如古罗马的交易，必须由一名司秤、若干证人，交易双方在集市日，以天平、象征货物和对价的物体、并高声呼叫交易内容才能成立。恩主解放奴隶的略式也是如此，需要5名证人。可以想见,不能作证是多么严重的惩罚! 不能作证的原因有二：证人事后拒绝作证明的；用文字侮辱他人的。

第二种，丧廉耻(infarmia）：.这种名誉减损比不能作证稍轻。原因有：由于法院判决；法律规定的事实。丧廉耻分为直接丧廉耻和间接丧廉耻。
直接丧廉耻，是由执政官或者监察官根据事实，在选举或者户口登记时作出决定，将其不列入选举名单，或在户口登记簿上作出记载，当事人对此不得申诉。直接丧廉耻具有实效性，罗马执政官任期一年，监察官任期为五年，他们任期满后，任期内所作丧廉耻决定要由新任长官重新决定是否有效。
而丧廉耻的法律效果是：丧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相应的服兵役的权利也被剥夺；诉讼权受到限制，不能为家庭外的人作诉讼代理人，也不能请他人作代理人；如妻子与人通奸，即使当场抓获，也无权杀死奸夫或对之起诉（汗……）；《优尼亚婚姻法》禁止元老院医院及其子孙与丧廉耻的妇女结婚。

第三种：污名（turpitudo）：有污名者，是指因其行为卑劣，受人蔑视，为社会舆论所不齿。
由于这种名誉减损即非由法律规定，也非由长官宣告之法律上丧廉耻，所以又称事实上的丧廉耻。对有污名者的权利能力的限制，是不准他们担任需要诚实信用的职务，如监护人、保佐人、证人等。而在婚姻方面，在婚姻由家长作主的时代，通常子女无权拒绝家长包办的婚姻，但如果未婚夫是有污名的人，则他可以反对。

个人认为，罗马法上的名誉减损，对于我们建设现代信用制度有非常重大的启示意义。虽然其规定可能过于落后，但给予一些人以污名或者丧廉耻称号，或能极大程度提高社会整体信用水平以及道德基础。

3. 罗马法的在历史上对罗马的政治作用

罗马法反映出当时罗马帝国的现实。罗马执政官保证了法律能够适应一个迅速膨胀的帝国不断变化的需求。但是，这种变化仍然是在传统的价值体系下完成的。执政官并不重新修改法典，而是通过新的解释或者修订来解决新的问题。这种对传统的依赖以及对变动的怀疑态度正是罗马人的思维特点，也是一种对法律“除魅”的过程，不再像希腊人一样对法律和民主盲目信仰，法律也并不是多么超凡神圣，它只不过是一种治理的方式，只要在合乎传统的前提下就可以解释适用。有论者这样评价希腊和罗马的法律与生活：“罗马人区别于希腊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他们更注重于从政治学和法律学来考察政治生活，而不像希腊人那样关注伦理学的思考。也就是说，罗马人强调政治生活的法律特性，希腊人则强调政治生活的道德特性”[12]，这样的评价是十分准确的。
私法的繁荣和对法律的解释的灵活都是典型的法律世俗化的表现。虽然到公元前27年，罗马从共和国转变为帝国，但这些法律制度仍然在继续实施着，以后大陆法系的法律都是在罗马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世俗政治的意义

希伯莱传统、奥古斯丁、阿奎那、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以及苏格兰启蒙学派、联邦党人在不同程度上承认世俗政治的消极政治观。它认为，不论是现在、过去、还是将来都不可能存在能够杜绝一切恶的政治经济制度。哪里有人，哪里就会有恶，人间没有净土，更没有清白无邪的制度。诚如阿奎那所言：“如果没有任何易败坏的东西，那就违反了宇宙的完善性。”消极政治制度主张在最大程度上限制恶漫延，它不期待一个圣人的出现，他们不要求极端的直接民主。他们相信人都是有限的、自私的，他们要求宪政和法法治，通过此来制约政治权力，一方面防止迷信个人或某些人的专制，另一方面防止迷信绝对民主的“多数人暴政”，美国宪法及其宪政历程就集中的反映了这一方面的思想[13]。
综观世界各国政治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并不是每个世俗化的政治状态都是民主自由的，但非世俗化的政治状态一定是专制。世俗化的政治状态建立在休谟后来总结的“休谟原理”上，政治家被假定为“无赖”，所以要制定约束他们的法治规则。这正是把政治家世俗化的一种理论基础，只有把政治和政治家世俗化，人们的观念中才能剔除对权势的崇拜，从臣民走向公民。
在一个民主国家，人们对政治人物的崇拜更类似于对歌星影星的崇拜，而在一个专制国家，政治人物非世俗化，人们对他们的崇拜更类似于对神的膜拜，这在古往今来的专制国家并不鲜见。政治家被认为是大救星、红太阳、万万岁，某个党派或政治被法定为永远的先进，永远的领带——在专制者（党派、阶层）看来，他们的权力是一种超乎想象的东西，要用用不合逻辑的绝对化的字眼来表述，并压制所有的质疑。通过近乎宗教化的意识形态统一思想，达到了一种现代化的类似于政教合一的统治。
而民主政体是一种世俗整体，它强调多元，它不用意识形态的灌输，因为民主（宪政）政体的合法性来自民众的有力支持。对他们的神圣化还可能影响他们与选民的交流，所以政治任务尽量把自己和 （哪怕是伪装）平民化。世俗化也同时强调民众的参与性，而投票就是一种最简单和便捷的方式，也更让大众理解政治的世俗性——每个人都有资格参与政治领导人的选择和被选择（不是政治决策）——只要你有能力。
这些可以看作罗马以及在其政治法律思想发展起来的理论给后世重大遗产和影响。

4. 古罗马法的思想

德国著名的法学家耶林说：“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亡，宗教随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了影响，惟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罗马帝国不仅在当时成就了并远播了古代社会最发达、最完备的法律体系——罗马法，而且，整个中世纪西欧法学智识的发端与发展就是一部罗马法的诠释与发展史。在古代罗马遗留给后世的诸多遗产中，罗马法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其影响逾千年而不衰。
以历史的长时段锻造罗马法。正如罗马城不是一天造起来的一样，罗马法也不是一夜之间骤成的。从公元前４５１年至前４５０年间的罗马的第一部成文法《十二表法》的问世，到公元５３０年至５３３年完成的《国法大全》中的《优士丁尼法典》、《学说汇纂》和《法学阶梯》为止，罗马法历经了一千余年的发展。它从最初一种狭小和简陋的农村共同体的法，发展成一种强大的城邦国家的法，进而发展成一种帝国的法。罗马法的发展与完善，有赖于多项因素，撇开政治的、经济的这些宏大的背景性的动因不论，仅就法本身来看，在一千余年的时间跨度中，罗马法从粗陋质朴走向精细缜密，有赖于法学家穷经皓首地著书立说，亲力亲为地解答、撰约、协助诉讼，条分缕析地对每一项法律规则的讨论与争鸣；有赖于裁判官通过拟制诉讼和扩用诉讼的方式，在司法实践中拟制某种法定要素，或参照已有的法定诉讼形式，对社会中新衍生出的而立法又来不及规定专门的司法救济手段的情况和关系，以具体、灵活、变通的做法提供司法保护，以至于裁判官法成为市民法的活的声音；还有赖于普通社会民众的参与与推进。可以说，罗马法诸项法律规则的形成，发端于当事人对纠纷的提起，确定于裁判官的裁决与处理，抽象化、理论化于法学家的著述。由罗马法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法律规则、法律制度、法律理念乃至法学传统的形成，必须假以时日，不可能百十年间一蹴而就。在一千多年的时光流转中，那些对日常生活的持之以恒的关注，那些对因社会变迁而引发的新问题、新挑战的不断的回应，那些对司法实践的一再的审慎的反思，最终沉淀为了一种规则体系、一种逻辑体系和一种意义体系。不夸张地说，罗马法系积千年人类生活经验和理性智慧锻造而成的。
以追求艺术的精细与完美之心雕琢罗马法。古代罗马法并不单纯是法条文本、皇帝敕令或法学家的解答与著述的集合物，超乎文本和法典之上的是法的精神与法的理念，从中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发现，罗马人不是仅仅把法律作为经时务世的技术工具，而是将法律作为体现了一定价值观念的艺术来对待的。公元１世纪初期的法学家Ｐ?Ｊ?塞尔苏斯定义道：“法（ｉｕｓ）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优士丁尼的《学说汇纂》中注称：善良指合乎道德，公正即合乎正义。由此又引申出，“法”当是符合正义的。乌尔比安指出：法律是关于神和人的学问——是关于公正和不公正的科学；法的箴言不是别的，就是诚实生活、不害他人、各得其所。这些是古代社会对法和法学最精练的概括与说明。由此，有学者断言：“罗马法是欧洲文化史上最伟大的精神力量之一”（萨拜因）。
罗马法的实践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一面，体现在流传甚广的诸多法律格言中。这些法律格言涉及各个方面。在法的一般理论方面的格言有：法不是针对个别人的，而是为所有人普遍创设的；法律应当能被所有人理解；通晓法律不在于了解它的文字表述，而在于掌握它的精神和实质；违反法律原则的规定不应得到因循；习惯是法律的最好解释者；法则产生于事实；对法的不知是不可原谅的；任何人不得通过损害他人的方式为自己获利；行使自己的权利以不损害他人权利为限等。在刑法方面的格言有：刑罚应当成为对人的改造；法律考虑激愤者，激愤者却不考虑法律（指刑法一般对在激愤状态中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减轻处罚）；疑罪从无；任何人均无义务指控自己有罪等。在私法方面的格言有：公法不得被私人简约变通；契约起源于意愿，随后变为必须遵守的义务；和解协议相当于已决案；不得要求任何人履行不可能的给付；不得推定任何人遗弃自己的财产物；不情愿者之间缔结不了婚姻等。在程序方面的格言有：诉讼只不过是通过审判获取应得之物的权利；没有原告就没有法官；法官不得自动审判；审判员不得审理与己有关的案件；法官只知法，事实须证明；举证的义务由主张者而不是否认者承担；一目了然之事无须证明；单一证据不能证明，与其他证据相结合可以证明；判决应当与请求相对应；一事不再理等。我们还很难发现其他哪个民族有如此丰富的法律格言。而且，这些格言不是类似于我国古代宋、明、清时期的律学读本或讼师秘本中的仅仅是方便记诵的法律歌谣，而是对法律规则高度浓缩化后的艺术锤炼的结晶。今天，透过这些格言，我们仍能够领略到规则背后的信念。今天，也仍有法学家坚持这样的见解：“在任何时代中，法的确定性都是通过如下方面得到保证：一是法律艺术，它居于统治地位；二是法学，它的任务局限于形成法的技术因素……；三是立法，它相对于法学只能居于次位，其任务是构成法的政治因素。以信仰巩固和弘扬罗马法。在古代罗马，指称“法”的有两个词：ｉｕｓ和Ｌｅｘ。ｉｕｓ指自然形成的法与习俗，它本身即含有潜在的完善性，是所有人定法Ｌｅｘ的正当性源泉。而ｌｅｘ则专指由世俗权力机构制定、认可的人定法或曰制定法。Ｌｅｘ的含义比ｉｕｓ要狭窄，Ｌｅｘ的中心意义是命令。西塞罗把Ｌｅｘ称为“有关命令和禁止的正确理性”。五大法学家之一的莫德斯丁则说，法律（Ｌｅｘ）的效力在于命令、禁止、允许和惩罚。制定法（Ｌｅｘ）要尽可能地遵循、符合自然的固有的法与习俗（ｉｕｓ）。罗马法的这一观念我们简言之谓“自然法观念”。
自然法观念为罗马法的被信仰奠定了道德基础。对于这一观念，西塞罗有过美妙的阐述：
“真正的法律是与自然相一致的正确理性；它适用于所有人且不变而永恒，……对于真正的法律，其神圣性不可能被贬低，其合法性不可能被扭曲，其效力不可能被废止；我们不能通过元老院抑或公民大会的命令来驱逐它，我们无须诉诸任何人来确定和解释它；若是真正的法，……它是唯一而一同的法，永恒而不可改变，约束所有时代的所有民族；……对永恒的法的违反即是对人自己以及人的本性的违背，因此，谁若违背之，哪怕他逃避了对他的行为作出的其他相应惩罚，也将受到最严厉的处罚。”
在此基础上，西塞罗陈述了法律至上原则：
“环顾我们国家中的其他部分，你会发现一切都依照规则和法律的规定而运转。”
“在一个以法律为根基的国度，弃法律于不顾的行径将会是更大的耻辱。因为法律是维系个人在共同体中的利益的纽带，是我们得享自由的基础，是正义的源头……没有法律的国家犹如缺失头脑的人体……执政官司掌法律之执行，法官照看法律之解释。总而言之，我们遵守法律，是因为法律赋予我们自由。”
如果说西塞罗的观念多少还带有某种永恒的神圣的色彩的话，那么罗马法中实践性的自然法及信仰法律的例子亦俯拾可得：例如《十二表法》自从颁行后，千年间几乎未经任何改动，也从未被宣布废止过，它一直居于准神圣的地位；又如，罗马最早的一些法学家，把解释法律当作对社会公共生活的贡献，他们公开和无偿地提供法律咨询，同时在此过程中完善自己，努力追求法律智慧与道德正义感相统一的高尚的伦理形象。直至乌尔比安时代，法学家仍把法律职业看作是献身于人类的善好生活的神职人员的工作。
法律被信仰，在古代罗马不仅是一种观念，也是一种实践。

5. 罗马法对罗马帝国和后世有什么影响

罗马法对罗马帝国和后世影响：

1、随着罗马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法律逐渐影响到国家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各种法规的及时制定和有效执行，提高了国家各级官吏的办事效率，规范了他们的从政行为。

2、裁决了大量的商业纠纷，保护了正当的商业利益；同时还调节了债务，继承等个人财产关系，减轻了社会各阶层关系的紧张程度，有利于罗马帝国的长治久安与繁荣进步。

3、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RudolphvonJhering）说：“罗马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是以武力，第二次是以宗教，第三次是以法律，而第三次征服也许是其中最为和平、最为持久的征服。”文中的第三次征服是指罗马法对后世各国影响深远。

4、对法律影响，罗马法对后世法律制度的发展影响是很大的，罗马法中所蕴涵的人人平等，公正至上的法律观念，具有超越时间，地域与民族的永恒价值。尤其是对欧洲大陆的法律制度影响更为直接。正是在全面继承罗马法的基础上，形成了当今世界两大法系之一的大陆法系，亦称为罗马法系或者民法法系。

6. 罗马法的影响

罗马法来的影响：
1、形成罗马私法体自系，例如，1806年法国民法典继承了人法物法诉讼法
2、制度和法律原则对资产阶级立法有影响，如法人制，物权，契约制
3、许多概念和术语如代理，法律行为为后世资产阶级立法所继承
4、罗法学家的思想学说和罗马法的发展成果，也正为后世资产阶级法学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