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中国道德土壤的败坏

Ⅰ 启蒙运动和中国儒学的关系

德国柏林得月园的孔子塑像。基座上写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及其学说几千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本土，及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各国，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但鲜为人知的是，早在400多年前，孔子学说的影响力就已波及欧美各国。传教士的有心利用成为开源之渠1582年，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在他之前已有一些西方传教士抵华，但他们收效甚微。利玛窦在长期观察研究后得出结论，只有将教义与最为中国大众所推崇、尊重的儒学相结合，才能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之门。于是，耶稣会用“西儒”的面目出现，采用结交士大夫、允许中国信众尊孔祭祖和将基督教义比附四书五经等做法，慢慢打开了在中国传教的局面。然而当时欧洲的风气仍十分保守，严禁偶像崇拜的罗马教廷很难接受尊孔祭祖的合法化，为避免被教廷视作异端，利玛窦和他的继承者们开始系统地将孔子学说介绍到西方。1662年，耶稣会传教士郭纳爵将《论语》、《大学》翻译成法文，以《中国科学提要》的书名在巴黎出版，很快引起各界的瞩目；1672年，殷铎泽出版《中国政治道德科学》，是《中庸》的译本，15年后又出版《中国哲人孔子》；1711年，《中国六经》以拉丁文出版，这是《四书》的新译，外加《孝经》和《小学》。这些书加上杜赫德收集耶稣会众人信件、历时74年连载编纂成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及他1735年在此基础上的巨著《中华帝国志》，比较完整地向西方勾勒了中国文化、尤其作为其核心的儒学的轮廓。虽然这些作品中真正直接出自孔子之口的仅《论语》一篇，但分辨不清孔子、孟子和朱熹异同的西方读者将之笼统地称为“孔学”，并以“Confucius”(孔夫子的音译)命名。促进了西方的精神解放为避免尊孔被理解为崇拜偶像，耶稣会教士竭力将孔孟之道解释为“唯物的纯粹道德和哲学”，并对其中的“无神论倾向”做了批判。这虽然是个并无太多恶意的曲解，但正是这个曲解，让孔学在当时的欧洲各国受到了出乎意料的欢迎。由于中世纪神学的禁锢，当时的欧洲正处于思想灵感枯竭的深渊，“唯物的纯粹道德和哲学”从东方突然传来，令渴望摆脱狭隘精神束缚的欧洲思想界眼界大开，欢呼不已。法国大哲学家伏尔泰对孔学的传入兴奋不已，他甚至把家中的耶稣画像改为孔子画像，朝夕礼拜，并写了首虔诚的赞美诗：“孔子，真理的解释者，他使世人不惑，开发了人心，他说圣人之道，绝不是预言者的那一套，因此信仰他的人，本国外国都有。”当时启蒙运动的主力军法国“网络全书派”同样推崇孔子。狄德罗感叹孔学只用“理性”就做到治国平天下，霍尔巴更在其代表作《自然的体系》、《社会的体系》中以孔学为依据，主张以中国的社会制度代替西方的社会制度，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道德。魁奈是著名的法国重农学派代表、被马克思誉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他对孔学推崇备至，认为《论语》一书的价值超过了希腊哲学七贤的全部著作，他的重农主义即源于儒家“以农为本”的思想。在法国以外的国家，孔学同样迅速传播。英国早在1691年就将《论语》由拉丁文转译为英文。在德国，启蒙思想家、科学家莱布尼茨不但认真阅读儒家经典，还直接跟在华的耶稣会士通信，以了解更多的孔学知识，他也成为第一个系统介绍周易和六十四卦的西方人；另一位德国人、数学家沃尔夫更加推崇孔子，认为中国“靠着治国之术(孔学)使这个国家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了所有别的国家”。和使用拉丁文的莱布尼茨不同，他直接使用德语在各大学巡回演讲，影响更大。有趣的是，孔夫子同样引起了王室的兴趣。早在1688年，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就派张诚、白晋等5名教士访华。他们通过书信和回国陈述，更系统而准确地介绍了儒学。在他们的推动下，儒学的“忠君思想”被主张大一统的路易十四大力推广，中国科举取士的制度也被一些王室考虑或采纳。应该说，王室和启蒙主义者各看到了孔子思想和儒学的一角。两个“孔夫子”斗争的结果，是代表民意的启蒙主义者大获全胜。这种被善意误会了的孔学，也因此成为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甚至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原动力之一。一度陷入黑暗期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孔学的传播，不同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一种声音来自天主教本身。允许中国教徒尊孔祭祖的政策在耶稣会中本有争议，到达中国传教较晚的圣方济各会出于争夺在华传教主导权的目的，不断在教廷和整个欧洲挑起对孔学的争论。在这些声音的挑唆和压力下，教廷几经反复，终于在1704年11月20日，由教皇克勉十一世发出禁约，把孔学称为异端邪说，严禁中国教徒尊孔祭祖。此举非但激怒了康熙，导致天主教在中国的被禁，也同样成为宗教势力围剿欧洲孔学的冲锋号。在这种压力下，许多保守派人士开始以“亵渎上帝”的名目反击儒学宣传。然而，当时启蒙思想深入人心，来自教廷的指责反倒激发了各界对孔学的更大兴趣。另一种声音则来自对孔学的理性思辨。法国大哲学家孟德斯鸠一方面称赞儒学重视道德、崇尚礼教，一方面指出，其片面忠君的思想将导致君主专权，并剥夺“人民的荣誉感”。卢梭则认为，孔学使中国经济文化发达，而这种发达恰好成为“道德败坏的温床”。和教廷出于宗教偏见的攻击不同，这些声音是理性思考的产物，虽然并非建立在对孔学的深入了解上，但这种思潮体现了欧洲人从盲从中清醒，开始重新架构属于自己的思想体系。大革命、思想解放和工业革命，使得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突飞猛进，原先对中国的羡慕和景仰，也渐渐被轻蔑所代替。孔学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西方日趋式微。18世纪后期，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公开站出来反对“中国癖”，认为中国社会尚处于“幼儿期”，根本不值得学习。黑格尔更从孔学(其实是宋明理学)“灭人欲”中看到了中国文化和社会对个性的忽视和摧残，甚至把中国文化贬低为世界文化中最低级的文化。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更在《国富论》中将孔学的农本主义思想作为反面典型批判，以推销他的重商主义理论。这些学者影响力大、知名度高，他们几乎一边倒地对孔学“一棍子打死”，使孔学一度在西方陷入黑暗期。到西方列强相继入侵中国的时代，满清的腐朽、中国军队的脆弱让孔学的形象更加黯淡，于是出现了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更彻头彻尾全面否定孔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西方思潮。重新获得重视和肯定随着历史的向前推进，人们对思想的反思重趋活跃，寂寞已久的孔夫子又渐渐得到西方人士的重视和肯定。在最早积极引进孔学的法国，法兰西学院一直未放松对孔夫子及孔学思想的研究，孔学研究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土壤最好，复苏也最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不语怪力乱神”等格言在民间广泛流传，甚至“子曰”也成了挂在知识分子嘴边的口头禅。在英国，传教士理雅各曾长期在中国传教，并和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玕交往密切，回国后倾数十年功力，完成了四书五经及《老子》《庄子》的翻译工作，并因此成了牛津大学第一任汉语教授。荷兰物理学家玻尔也对孔学和中国文化兴趣浓厚，尤其对周易兴味盎然。据他称，周易的哲学思想对他的科学研究起到极大启发作用，当战后荷兰王室授予他爵位时，他便将周易上的太极图作为自己正式徽章的主题。美国人早期对孔学并不重视，战后却达到较高的水准。克里尔(顾立雅)的《孔子与中国之道》反思了孔学在欧洲大起大落背后的原因，使西方孔子研究达到一个新阶段。南乐山则提出了孔学与现代化相适应的问题，主张儒家必须表现出与现代科学的亲和性，才可能使儒家在科学发达的西方找到立足之地。随着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化的“第三次浪潮”在西方的兴起，信仰危机、道德危机迫使西方人把更多目光投向东方，投向孔学。属于传统东方文化圈、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更使他们对孔夫子产生了浓厚兴趣。许多欧美媒体开始讨论用儒家学说部分修正和改造现有社会模式的可行性。更多人士开始谈论儒学和现代化的关系，并尝试将儒学精髓融入行政学、管理学、企业经营学等现代学科和社会、经济实践中。如果说当初，曾在很大程度上钳制中国人思想、压抑中国社会发展的儒学，却极大促进了西欧的思想解放，是出于对孔夫子的不了解甚至误解，那么今天欧美对孔子、孔学的兴趣，则更多建立在理性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在全球化的今天，孔子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Ⅱ 学术道德问题有哪些

学术道德问题有哪些，2003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学术道德提升期待制度建设》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近年来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现实问题，即学术道德问题。随着去年，北京大学著名人类学教授汪铭铭大规模抄袭事件被披露以后，人们的这种不满情绪表现的更加明显，学术道德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批判之声充斥媒体，尤其在网络上各种各样的意见纷纭杂陈，一时间，仿佛整个学术界成为道德败坏者的乐园。本文主要在分析中国学术道德问题特点的基础上研究形成学术道德问题的原因，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 学术道德 学术评价体系 学术立法

正文：从总体上来看，目前我国学术界的大部分学者，还是严守学术道德，兢兢业业地从事学术研究的。改革开放以来，各条战线上的科教人员，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作出许多学术精品，推动了我国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我国的科研队伍中，确实存在着学术道德低下的现象，这种现象如果不从根本上予以解决，不仅会影响学者自身的发展，而且会对整个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

一、当前学术道德问题的主要表现

⒈是低水平重复现象。有些人不去关注当前学术界在某一学科的进展状况，或不愿意去关注进展状况，对于一些已经取得突破的问题，仍然局限于原有的层次上，简单地重复前人所做过的工作，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这种现象在各类教材的编写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⒉是粗制滥造现象。有些人把严肃的学术研究当成像商品生产一样的操作过程，只要能够带来经济利益，就随便找上一帮人，不管是否胜任这项研究，采用剪刀加糨糊的操作方式，制造毫无学术价值的垃圾文本。
⒊是泡沫学术。所谓炮沫学术，就是一个学者在自己已有的成果基础上，简单地加以改头换面，改编或复制出另外的学术成果，并予以公开发表。这种做法的后果是，虽然就学术成果的数量来说，是增加了，但在质上并未提高。正是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才会出现一个学者在短时间内接连出版几本甚至十几本学术著作这种奇怪的现象。
⒋是假冒伪劣。近年来，原本是市场中的假冒伪劣现象，也出现在了学术界中。如替人“操刀”代写论文或著作，或虚假挂名，或虚假主编、虚假文凭等之类的现象，都属于学界的假冒伪劣现象，这种现象虽然为数不多，但却影响了学术界的正常秩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学术信任危机。
⒌是抄袭剽窃。抄袭剽窃是目前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一种学术道德缺失现象，也是批评界打击最厉害的一种现象。那么，什么是抄袭呢？一般认为，所谓抄袭，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已有的学术成果大量引用而不注明出处。抄袭大体可分为两种，一是抄袭别人的既有成果，二是自我抄袭。自我抄袭，就是将自己以前公开发表的成果大量复制而不注明出处。人们一般只注意对别人成果的抄袭，而相对忽视自我抄袭现象，致使自我抄袭比较隐蔽。实际上，泡沫学问现象的存在，与自我抄袭有很大的关系，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在一年内出版几本书，主要的途径就是靠自我抄袭，即将原来公开发表和出版过的东西，简单地进行改头换面，做成一个新的文本，在低层次上重复自己原有的劳动。无论是抄袭别人的学术成果，还是自我抄袭，都是不道德的行为，都与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不相符。
此外，当前学术界道德失范的现象还有学术腐败现象：如学术杂志中的关系稿、人情稿等；科研人员的一稿多投现象等。

二、学术道德问题的主要成因

首先，是学术研究的商品化。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人们最初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探索宇宙人生的奥秘，或为了修身养性。在古希腊，最早从事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的人是早期的哲学家们，他们把追求智慧、探求宇宙的奥秘、解读人生的真谛，作为自己进行研究的唯一目的，这种研究同研究者当下的直接经济利益没有必然的联系。在中国古代也是如此，他们把学术研究当作修身养性的主要途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出现述而不作的思想家，也才会出现把自己的著作“藏诸名山，留诸后人”的著述家。
但近代以来，随着学术的发展和职业的分化，学术研究日益职业化，其后果是学术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变成了可以用来养家糊口的手段。清朝著名的思想家龚自珍在《咏史》一诗中写过这样一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虽然说的是作者对当时的文字狱的恐惧和逃避，但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学术已成为养家糊口的手段。这样，学术研究就弱化了原有的目的，追求学术研究所带来物质利益，成为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尤其是在20世纪以来文化工业化的浪潮的冲击下，学术变得像大众文化一样，似乎也成为可以批量生产的东西，成为可以进行策划的东西。
学术研究本来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创作活动，是一种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活动，它不应该承载学术本身之外的任何东西。如果学术研究能够为研究者们带来一定的物质利益的话，也不应该成为学术研究的直接目的，而应该作为它的副产品。但在现实生活种，有一些人本末倒置，把学术研究当成获取职称和经济利益的手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出现低层次重复、泡沫学问、抄袭剽窃等与学术的真谛相背道而驰的现象。现在某些大学和科研单位把学术成果与经济利益直接挂钩，发表成果后予以奖励的做法，更加重了这种倾向。
其次，缺乏规范的学术评价体系。如何评价一项学术成果的价值，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惑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部门的一个问题。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来说，它的价值是很难在短期内作出评价的。尤其是对于哲学、历史、艺术等与当下的实践需要关系不是很密切的人文科学成果来说，对其进行评价的难度更大。它往往需要实践的长期检验。培根曾说过一句名言：“真理是时间的女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近年来，很多大学和科研单位在评价学术成果的价值时，采用了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即以论文或著作所发表的刊物和出版社的档次为标准，来衡量学术成果的价值。
我们在图书馆会发现，很多学术期刊的封面上都印有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中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科学核心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等字样。这就是中国自己的“SSCI”。目前，很多大学都有自己所承认的核心期刊目录。国内通行的划分核心期刊的做法，主要是从美国借鉴过来的。
据考证，核心期刊理论，最初是20世纪30年代，英国一家图书馆的文献资料管理员S.C.布拉德福，在进行科技文献统计时提出来的。后来，美国人戈夫曼和沃伦进一步发展了布拉德福的理论，创立了完整的目录索引体系。80年代传入中国，并受到欢迎。从这套体系的创立目的上看，美国的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用索引）和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社会科学引用索引)，原本是为方便研究者们检索资料而编辑的目录索引，而不是评价学术成果的评审标准。据留学国外的学者们反映，就是在SCI和SSCI标准的诞生地美国，一流大学和二流大学也不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学术成果的价值。
用核心期刊的标准来评价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是不科学的。从总体上来看，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的质量，大部分是高的，但并非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每篇论文的质量都是高的。这种评价办法的错误，是用外在的标准来评价学术成果，其结果是误导大家都去到核心期刊上面去发表文章，为学术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再次，缺乏科学的学术管理体系。是否具有科学的学术管理体系，对于学术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影响。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和科研单位，都纷纷采用量化管理的办法，创建自己的学术评定的量化指标体系，要求具有一定学术职称的人，每年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科研成果，并把量化考核结果作为年度考核和评聘职称的重要依据。很多科研管理者把这种管理办法，视为学术规范的标志，也视为与国际学术管理接轨的标志。
当然，对学术成果进行定量考核，主要是为了以一种简便、统一、易于操作的方式来对科研进行管理。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方法对于管理者们来说，是一种很好的管理方式，但对于整个学术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来说，却是极为不利的。因为它以僵死的量化形式，给科研人员施加着一种无形的压力，使他们花很大的精力去应付考核，去完成年度量化指标。有些人为了评聘职称或为了奖金，不惜以牺牲学术成果的质量为代价，大量制造低质量的学术成果。同时，过于量化的考核标准，也使人们容易产生一种急功近利的倾向，使人难以静下心来从事真正的严肃的学术研究。因而，用现在国内大部分高校的考核评聘标准，所造就的只能是急功近利的学者，而非真正的科学家和思想家。这种量化评价标准是把工业生产模式和生产主义意识形态引到学术研究里面来，是工具理性的一种表现，只能给学术研究带来负面影响。
第四，缺乏良好的学术批评风气。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学术批评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即主要以唱赞歌为主。这主要表现在书评上，国内学术界所发表的大部分述评，主要是朋友间的相互吹捧，影响了正常的学术争鸣。
最后，学术立法滞后。尽管国家已经出台了知识产权、著作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但是这些法律法规对于当前学术界所出现的问题的规定不够具体，如对于什么抄袭，规定得不够明确，让人无所适从。目前法律对于诸如低层次重复、自我抄袭等问题，没有明确规定，无法起到应到的约束作用。

三、如何改善中国学术道德问题

1、加强科研人员的道德素质。学术道德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职业道德。对于从事任何一个职业的人来说，遵守该行业的职业道德，都是一种最起码的要求。科研人员首先要增强献身科教、服务社会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古人说过，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决不能把学术研究仅仅当成实现个人私利的某种工具和手段。其次，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学术研究是一项非常严肃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假。这就要求学者们坚守诚信的原则，坚守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把学术道德修养问题，当作一个严肃的问题来对待，从具体的事情做起，把学术道德建设真正落到实处。最后，建议建立个人学术道德档案，对于违反学术道德的人和事予以公开曝光，并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通过这种途径，让每个学者增强道德自律能力。
2、建立规范的学术评价体系。规范的学术评价体系的建立，对于当前的学术道德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应针对不同的学科，设立不同的学术评价标准，切忌评价标准上的简单化倾向。具体地说，应该将三种评价方法结合起来，即将实践检验、逻辑检验和权威检验结合起来，切实提高学术成果评价的准确性和可操作性，保证使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得到应有的肯定。同时，要鼓励学术研究的原创性，倡导学术创新。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人们真正树立起学术精品意识，用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推动我国的学术发展。
3、建立科学的学术管理体制。学术管理体制，不仅仅是一种管理的手段和方式，更重要的是体现着一种价值导向功能。如果单独以量化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学者的学术成就，就会促使人们仅仅追求学术成果的量的积累，而忽视质的方面。在学术规范建设方面，应该注意两点：一是要坚持以质为主，质量兼顾的原则，要引导大家树立精品意识，耐得住寂寞，戒除浮躁心理，踏踏实实地进行学术研究；二是要建立即能刺激科学研究又给人们适当的压力的灵活的管理机制，因为学术研究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创造活动，如果管的过死，就会影响学者们的自由创造力的发挥，同时如果缺乏必要的约束，也不利于学术成果的生产。怎样处理好这些关系，切实建立起有利于学术发展的科学的管理体制，仍是一个需要社会各界尤其是科研管理部门共同探讨的问题。
4、呼唤良好的学术批评氛围。创造良好的学术批评氛围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学术环境问题。真理是在辩论和交锋中得以发展的，良好的学术批评氛围，对于规范学术研究，推动学术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学术批评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倡导真正的严肃的批评，反对虚假的学术批评。对于书评，我们可以借鉴国外一些好的做法。在有些国家，作者本人没有权力约请别人为自己的著作撰写书评，一般的程序是，图书出版后，出版社把书寄给有关的杂志社，又杂志社判断该著作是否值得评价，如果杂志社认为有必要的话，它会自己请相关的专家来撰写书评。这样，就尽可能地避免了“吹捧式”的学术批评。对于学术观点之间的争鸣，也应该加以规范，要以学术责任为重，采取对事不对人的立场，加强健康的学术批评的力度，使错误的学术观点得以纠正，正确的学术观点得以传播。在建立良好的学术批评氛围方面，各类学术刊物应该发挥自己的阵地作用，主动引导学术批评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5、打击学术腐败。学术是学术道德失范的重要表现之一，同时也是加重学术道德失范的重要原因之一。学术有自己独立的品格，当它与权力、金钱、地位等非学术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学术腐败现象。打击学术腐败，最重要的是从制度建设入手，铲除腐败赖以产生的根源。目前国内部分杂志社开始推行的匿名审稿制度，就是一种值得大力推广的做法。
6、加强学术立法，规范学术行为。加强学术道德建设，道德教育是基础，法律建设是保障。现在我国已经进入法制社会，一切行为都必须在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学术研究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性活动，也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这就要求立法部门，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学术立法，制定与我国学术研究形状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使人们有法可依。尤其是对于当前学术界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如抄袭行为、版权纠纷、学术腐败等，要法律规定上进一步细化，切实保护知识产权，维护正常的学术研究秩序。另一方面，广大科研人员也要树立法律意识，自觉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做到不违法不侵权。
学术道德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科研人员、科研管理部门、学术成果出版单位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同时，形成良好的学术道德风尚，从根本上根除不道德的行为，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良好的学术道德风尚最终一定会形成。

Ⅲ 女教师举报男同事偷东西，为何事后两人同时被开除了

中国是一个法治社会，在这片法治的土壤上也存在着非常多铤而走险的小偷，但是小偷不光是有平平常常的普通人，还有教师队伍里的蛀虫，不得不说的是，小偷的行为是非常令人不耻的，这种行为大多是是社会上的无业混混所做，在有关媒体报道中，山东一位女教师向学生实名举报自己的东西，被同一工作的男老师偷盗，但是令人感到非常意外的是，学校在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却要解雇这名女老师，也是在网上发生了热议。

这件事情在男老师的家人知道之后却也是引起了男老师家人的不满，对这名女教师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不得不说的是，因为面临着学校的结构和男老师家人的蛮不讲理，自己可能就会丢掉饭碗偷东西，这种事情本来就是违法的，更何况作为一名老师，教书育人的行业如此神圣却做出如此下三滥的行径，是非常的令人所不耻的，我们在生活中一定要教导自己的孩子，远离这种老师，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一定也要检举揭发才行。

Ⅳ 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同等重要的议论文论据 素材

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辩证统一

幸福的内容丰富多彩，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由于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物质生活条件的吃、穿、住等和精神生活条件的文化、理想、道德、友谊、爱情等方面，所以，幸福的真正实现，应当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的内容。

对幸福的内容，毛泽东着重论述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

首先，肯定物质生活是幸福生活的基础。1925年12月，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写道：“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12]他在1942年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根据抗日战争时期的实际情况，提出我们的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还提出全边区的同志必须“用尽全力替农民谋福利，使农民很快富足起来”。他还说：在农村工作的一切共产党员第一位的工作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着这个，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13]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4]1956年他又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5]毛泽东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6]1957年3月19日，他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中指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毛泽东这些论述说明，他非常重视人民幸福的物质内容，阐明我们从事阶级斗争，进行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为了改变国家的贫困、落后面貌，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幸福”。我们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就是供全体社会成员享受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的幸福与社会生产的发展，增加“人民的物质福利”，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幸福的基础，是人们生存、发展和创造、实现人的价值的物质保证，同时，还直接制约和影响精神生活。为人民谋福利，首先是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离开人民的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就是离开唯物主义，只是空谈幸福。毛泽东把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福利纳入幸福范畴，正是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体现了人民是幸福主体的思想。

幸福离不开物质生活条件，但不能把幸福和物质享受划等号，更不能把幸福归结为个人物质享受的享乐主义。个人享乐主义是剥削阶级的一种享乐观。一个人如沉溺于物质享受，缺乏高尚的精神情操，势必感到精神苦闷、空虚、绝望；一个人失掉了健康的精神生活，金钱就可能成为培植贪欲，产生伪善的欺骗的土壤，甚至使人堕落，道德败坏。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物质生活富裕，而社会风气不好，道德水平下降的现象，就是活生生的例证。值得警惕的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早已摒弃了的享乐主义腐朽思想，近年来在我国重又有所滋长，在一些人中出现了一味追求个人生活享受的现象。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偷盗、诈骗、受贿、赌博、流氓、吸毒等等违法犯罪，归根结底都是享乐主义思想的作怪。所以说，享乐主义是导致人们堕落的腐蚀剂，是同无产阶级的幸福观根本对立的。

其次，强调精神生活是幸福的重要内容。人们的幸福感不能只来自物质生活的享受，同样也来自精神生活方面。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许多思想家也看得很清楚。如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说过：“如果幸福在于肉体的快感，那么就应当说，牛找到草料吃的时候就是幸福。”[17]另一位著名哲学家德漠克利特也说过：“幸福不在于占有畜群，也不在于占有黄金，它的居住处是在我们的灵魂之中。”[18]英国大剧作家莎士比亚说过：“一个人要是在他生命的盛年，只知道吃吃睡睡，他还算什么东西?简单不过是一头畜生。”[19]这就是说，人不同于一般动物，人是有理想，有思想，有情感，有丰富的精神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忽视精神生活上的满足，只把物质享受当做幸福，那么，这种幸福仅仅是动物水平的幸福。

毛泽东的幸福观，既重视物质生活的幸福，又重视精神生活的幸福。其实，精神与物质是对立的统一。人的幸福，除了物质生活和肉体等方面的追求外，还有精神生活上的追求和心理上的寄托。精神生活的内容包括高尚的情操，真挚的友谊，纯真的爱情，文化知识素质，健康的文化娱乐和体育等等，这些比之物质生活是更高级、更深层的幸福。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事实表明，只有物质生活的满足，没有精神生活上的满足，是无真正幸福可言的。一个人有了丰富的精神生活，有了为崇高的人生目的和理想献身的高尚道德情操，即使物质生活条件差一些，也是苦中有乐，仍感到生活的意义，生活的充足，感到是很幸福的。如：大科学家钱学森，放弃了国外的优厚的物质条件而回到祖国；又如，革命战争年代，物质待遇菲薄，但人的精神面貌却丰富、饱满。相反的，一个人如果缺乏理想，精神空虚，情趣低级，灵魂卑劣，即使有最富足的物质生活条件，也会感到整个生活枯燥乏味，内心空虚，前途渺茫，消极悲观，暮气沉沉。这种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

毛泽东强调精神生活对于幸福的意义，认为精神生活的满足高于物质生活的满足。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说：列宁说过，唯物主义最“唯心”。他们最能够刻苦，最不怕苦。金钱是物质，可是金钱收买不了唯物主义者。他们有最伟大的理想，因此，他们有顽强的战斗性。这就是说，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比唯心主义者更重视精神的力量和作用，真正革命的唯物主义者具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节操，他们不求个人名利，不问个人得失，不图个人享受，不怕艰苦困难，对于个人的物质生活恰恰最为淡漠，而对于思想意识的修养，则最有严格的要求。毛泽东唯物辩证地阐述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他不但重视幸福的物质内容，更强调要用健康的科学的高尚的精神生活来支配自己的物质生活，才会真正享受人生的幸福和意义。他一直重视对人民的教育，提出要教育人民，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要扫除文盲，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强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指出：为了创造新的时代，必须解除反动统治阶级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20]在战争年代如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如此。1959年，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指出：“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他还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个人进学校，学文化，学技术，首先是应该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工业化，为了为人民服务，为了集体利益，而不应该是为了得高工资。他在1958年的一次谈话中又说：“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毛泽东这些论述集中到一点，说明无产阶级革命者应当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高尚的节操，他们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为了革命，一切眼前个人利益可以抛弃。伟大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是毛泽东幸福观的灵魂。

总之，幸福的内容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物质生活条件是精神生活的基础和前提，精神生活是物质生活的升华，高于物质生活。我们既要重视幸福的物质生活内容，既要反对单讲物质生活不讲精神生活，把物质生活看作至高无上的享乐主义；又要反对过分强调精神生活，把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割裂开来，把幸福理解为离开物质享受的禁欲主义。

Ⅳ 生活需要精神寄托 议论文

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辩证统一
幸福的内容丰富多彩，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由于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物质生活条件的吃、穿、住等和精神生活条件的文化、理想、道德、友谊、爱情等方面，所以，幸福的真正实现，应当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的内容。
对幸福的内容，毛泽东着重论述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
首先，肯定物质生活是幸福生活的基础。1925年12月，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写道：“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12]他在1942年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根据抗日战争时期的实际情况，提出我们的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还提出全边区的同志必须“用尽全力替农民谋福利，使农民很快富足起来”。他还说：在农村工作的一切共产党员第一位的工作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着这个，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13]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4]1956年他又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5]毛泽东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6]1957年3月19日，他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中指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毛泽东这些论述说明，他非常重视人民幸福的物质内容，阐明我们从事阶级斗争，进行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为了改变国家的贫困、落后面貌，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幸福”。我们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就是供全体社会成员享受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的幸福与社会生产的发展，增加“人民的物质福利”，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幸福的基础，是人们生存、发展和创造、实现人的价值的物质保证，同时，还直接制约和影响精神生活。为人民谋福利，首先是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离开人民的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就是离开唯物主义，只是空谈幸福。毛泽东把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福利纳入幸福范畴，正是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体现了人民是幸福主体的思想。
幸福离不开物质生活条件，但不能把幸福和物质享受划等号，更不能把幸福归结为个人物质享受的享乐主义。个人享乐主义是剥削阶级的一种享乐观。一个人如沉溺于物质享受，缺乏高尚的精神情操，势必感到精神苦闷、空虚、绝望；一个人失掉了健康的精神生活，金钱就可能成为培植贪欲，产生伪善的欺骗的土壤，甚至使人堕落，道德败坏。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物质生活富裕，而社会风气不好，道德水平下降的现象，就是活生生的例证。值得警惕的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早已摒弃了的享乐主义腐朽思想，近年来在我国重又有所滋长，在一些人中出现了一味追求个人生活享受的现象。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偷盗、诈骗、受贿、赌博、流氓、吸毒等等违法犯罪，归根结底都是享乐主义思想的作怪。所以说，享乐主义是导致人们堕落的腐蚀剂，是同无产阶级的幸福观根本对立的。
其次，强调精神生活是幸福的重要内容。人们的幸福感不能只来自物质生活的享受，同样也来自精神生活方面。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许多思想家也看得很清楚。如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说过：“如果幸福在于肉体的快感，那么就应当说，牛找到草料吃的时候就是幸福。”[17]另一位著名哲学家德漠克利特也说过：“幸福不在于占有畜群，也不在于占有黄金，它的居住处是在我们的灵魂之中。”[18]英国大剧作家莎士比亚说过：“一个人要是在他生命的盛年，只知道吃吃睡睡，他还算什么东西?简单不过是一头畜生。”[19]这就是说，人不同于一般动物，人是有理想，有思想，有情感，有丰富的精神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忽视精神生活上的满足，只把物质享受当做幸福，那么，这种幸福仅仅是动物水平的幸福。
毛泽东的幸福观，既重视物质生活的幸福，又重视精神生活的幸福。其实，精神与物质是对立的统一。人的幸福，除了物质生活和肉体等方面的追求外，还有精神生活上的追求和心理上的寄托。精神生活的内容包括高尚的情操，真挚的友谊，纯真的爱情，文化知识素质，健康的文化娱乐和体育等等，这些比之物质生活是更高级、更深层的幸福。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事实表明，只有物质生活的满足，没有精神生活上的满足，是无真正幸福可言的。一个人有了丰富的精神生活，有了为崇高的人生目的和理想献身的高尚道德情操，即使物质生活条件差一些，也是苦中有乐，仍感到生活的意义，生活的充足，感到是很幸福的。如：大科学家钱学森，放弃了国外的优厚的物质条件而回到祖国；又如，革命战争年代，物质待遇菲薄，但人的精神面貌却丰富、饱满。相反的，一个人如果缺乏理想，精神空虚，情趣低级，灵魂卑劣，即使有最富足的物质生活条件，也会感到整个生活枯燥乏味，内心空虚，前途渺茫，消极悲观，暮气沉沉。这种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
毛泽东强调精神生活对于幸福的意义，认为精神生活的满足高于物质生活的满足。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说：列宁说过，唯物主义最“唯心”。他们最能够刻苦，最不怕苦。金钱是物质，可是金钱收买不了唯物主义者。他们有最伟大的理想，因此，他们有顽强的战斗性。这就是说，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比唯心主义者更重视精神的力量和作用，真正革命的唯物主义者具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节操，他们不求个人名利，不问个人得失，不图个人享受，不怕艰苦困难，对于个人的物质生活恰恰最为淡漠，而对于思想意识的修养，则最有严格的要求。毛泽东唯物辩证地阐述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他不但重视幸福的物质内容，更强调要用健康的科学的高尚的精神生活来支配自己的物质生活，才会真正享受人生的幸福和意义。他一直重视对人民的教育，提出要教育人民，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要扫除文盲，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强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指出：为了创造新的时代，必须解除反动统治阶级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20]在战争年代如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如此。1959年，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指出：“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