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张扬

① 男子哭泣要判刑，冷酷的秦国都有哪些搞笑的律法

在之前我们曾经聊到了奇葩的法律，里面就有一条，男子打光棍就必然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并且政府还会亲自发放老婆。因此很多人听到这里都想着要进行穿越，回到过去，当一个幸福的男人。但可惜的是古代的法律，可不仅仅只有这一条，奇葩的法律更是千千万万。在诸多奇葩的法律之中，有一条估计让现代男性很难接受，这条法律来源于冷酷的秦国，那就是，所有的成年男子不允许哭泣，一旦哭泣要受到重罚。

但可惜的是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来，控制情感，过分的追求战斗力，必然会使整个国家变成一个战斗国家，这样的国家适合统一天下，但并不适合去治理，当年的吕不韦想要用山东6国的思想来改变秦国的过钢易折的现象，可惜的是吕不韦的举动触犯了嬴政的政治目标，最终被处死。而秦国也在束缚情感过分张扬的情况下走向分裂，可见，法律之处体现社会人生，奇葩的法律，保持了强大的扩张能力，却也扼杀了国家的弹性。

② 发刊词的例子

2011年，中国青年报的版面中增加了几个新面孔，今天和广大读者见面的“成长”就是其中之一。
这是中国青年报最年轻的版面。不是因为她的创办时间最短，而是因为她的读者对象定位于青年人中最年轻的一个群体——中学生。
对读者的广泛调查显示，中学生是阅读中国青年报人数最多的群体之一。不少中学生以及教师、校长都希望，在中国青年报上应该有一方属于中学生的天地，有一个让中学生相互交流以及和师长沟通的平台。所以，这是应读者要求创办的版面。
同时，这也是服务中学生成长的版面。在这里，既有引领人生的社会偶像也有自我激励的身边榜样；既有对前途的规划指导也有对学业的答疑解惑；既有成长的烦恼也有青春的张扬。
这还是一个有趣又有用的版面。我们希望这个版上的内容轻松明快好玩可读，但同时还要传达一个潜台词：帮你学得更好，做得更好，将来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要办这样一个版面，我们也很忐忑。我们的采编队伍，最年轻的也是“80后”，把握“90后”中学生的需求，贴近他们的生活，贴近他们的心灵，不是易事。
正因如此，我们恳切地希望读者给我们提出批评建议，给我们来信来稿。
让我们一起努力搭建好这个成长的平台！ 这是新年的第一天。这是我们与你见面的第777次。祝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头。这是冬天里平常的一天。北方的树叶已经落尽，南方的树叶还留在枝头，人们在大街上懒洋洋地走着，或者急匆匆地跑着，每个人都紧握自己的心事。本世纪最后的日历正在一页页减去，没有什么可以把人轻易打动。除了真实。人们有理想但也有幻象，人们得到过安慰也蒙受过羞辱，人们曾经不再相信别人也不再相信自己。好在岁月让我们深知“真”的宝贵?真实、真情、真理，它让我们离开凌空蹈虚的乌托邦险境，认清了虚伪和欺骗。尽管，“真实”有时让人难堪，但直面真实的民族是成熟的民族，直面真实的人群是坚强的人群。
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正义的号角。当你面对蒙冤无助的弱小，当你面对专横跋扈的恶人，当你面对足以影响人们一生的社会不公，你就明白正义需要多少代价，正义需要多少勇气。
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内心的爱。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前进的脚步。
这是新年的第一天，就像平常一样，我们与你再次见面，为逝去的一年而感怀，为新来的一年而准备。祝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有一种力量，正在你的指尖悄悄流动，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里轻轻放出。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惟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往前走的继续走，让幸福的人儿更幸福；而我们，在不停为你加油。
我们不停为你加油。因为你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希望，因为你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我们看着你举起锄头，我们看着你舞动镰刀，我们看着你挥汗如雨，我们看着你谷满粮仓，我们看着你流离失所，我们看着你痛哭流涕，我们看着你中流击水，我们看着你重建家园，我们看着你无奈下岗，我们看着你咬紧牙关，我们看着你风雨度过，我们看着你笑逐言开.我们看着你，我们不停为你加油，因为我们就是你们的一部分。
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精神抖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新年的第一天，我们要向你、向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说一声：“新年好”！ 祝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因为有你，才有我们。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为什么我们总是眼含泪水，因为我们爱的深沉；为什么我们总是精神抖擞，因为我们爱的深沉； 为什么我们总在不断寻求，因为我们爱的深沉。爱这个国家，还有她的人民，他们善良，他们正直，他们懂得互相关怀。
祝愿阳光打在所有人的脸上。 “法治中国30年特刊”今日诞生，此后半年间的每个周日，它将在这里亮相。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这是“法治中国30年特刊”的时代背景与主题；品味法治中国成长变迁，这是“法治中国30年特刊”的纪念视角与内容。
1978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开辟新时代。对新中国的法治建设而言，一个全新发展阶段同样就此启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对于“巨大成就”，2008年2月28日首次发布的法治建设白皮书的总结是：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能力显著增强，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人权得到可靠的法制保障，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法治环境不断改善，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水平不断提高，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得到加强。
学者给出的解读是：一个成长中的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人民的主张、理念，也是中国人民的实践。一个在今天看来，已是普及化的主张、理念，当年却是经历了一番讨论。要人治！要法治！法治加人治！都是一种观点；用法制还是法治？同样有着诸多争议。
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法治。依法治国，这一个必然的选择，其起点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还是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1979年的中共中央第64号文件到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的历史性总结，再到1982年宪法，基于这样四个标志性事件，法学家李步云坚持“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应该是从1978年开始的”。
1978，注定也是“法治中国30年特刊”的纪念、梳理与总结的起点。
实践产生经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遵循的基本经验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必须坚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治，使法治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必须把法治建设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既注意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又立足于中国国情，不照搬别国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必须坚持把法治建设的基础放在制度建设和增强全社会的法治观念上。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华民族正在民主与法治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梳理历史，指引未来。从来两者并行。
30年法治中国的一点一滴，其后中国法治的一招一式，“法治中国30年特刊”不敢有遗！ 庚辰初春，百艳吐芳。伴随着吹绿陇东大地的习习春风，由市委组织部主办、西峰区委组织部承办的内部交流刊物《大学生村官论坛》（双月刊）创刊了。这是我们送给全市大学生村官的一份新年贺礼，她倾注着关爱、寄托着希望、期待着收获。
《大学生村官论坛》，是春天律动的新生命，是服务“大学生村官”的新平台，是展示年轻村官创业成长的新载体。我们为之耕耘，为之祝福，期待广大读者的关注、支持，期望她与大学生村官一起茁壮成长，一起创造辉煌。
“大学生村官”是一个新生的词汇，代表了一个朝气蓬勃、活力无限的年轻基层干部群体，是我国新一轮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大学生村官的成长壮大，无疑会给小康社会建设、庆阳的新农村建设，注入鲜活的血液，带来无限的生机，也将会成为干部队伍极富生机与活力的重要人才资源，我们要倍加珍惜和关爱。
按照中央五年选聘十万大学生村官到村任职的重大决策和省委的总体部署，我市已于2008年在全省率先实现了“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目标。全市1000多名大学生村官，在全市人民的殷切期望中，肩负各级党组织的重托，满怀壮志，扎根“三农”，用青春服务山乡，用智慧发展农村，用汗水浇灌理想之树，用真情谱写辉煌人生。他们所到之处，青春之花竞相绽放，农村发展活力倍增。
大学生村官作为新生的社会群体，作为年轻的基层干部个体，思维活跃，善于探索，勇于创新，勤于实践。面对崭新的成长环境和艰苦的工作，他们需要社会的理解、关心和支持，需要交流沟通的载体，需要展示风采的平台。我们创办《大学生村官论坛》这份刊物，就是以促进大学生村官“创业、成长、成才”为宗旨，为他们提供一个展示的窗口、一个交流的平台、一个成长的园地、一块精神的领地、一个生活的乐园。在这里，他们可以交流信息、学习新知，探索理论、展示才华，倾诉情感、畅想未来，丰富精神、活跃人生；在这里，他们可以让更多的人走近他们，认识他们，了解他们，支持他们。
众星捧月月更明。我们真诚希望通过《大学生村官论坛》这个载体，架起一座社会各界与大学生村官互知互通的桥梁，在大家的倾心关注和大力支持下，让大学生村官茁壮成长，让这个群体绽放出更加绚丽的青春之花。
愿这份新生的刊物办出风格，办出特色，办出品位，与大学生村官一起见证我们这个充满朝气的时代！ 只有独立的意见，才有它的尊严和价值。
华裔学人散处全世界各地。在相互的通讯之中，许多人表达了一个共同的要求：希望有一本独立的、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中文刊物，来发表大家的意见，交流朋友们的感想和看法；也希望这本看完能客观地报道各地华人社会的真实情况，不要作任何偏袒的或恶意的宣传。
《明报月刊》是亚洲、欧洲、美洲许多华人文化界朋友们探讨商量了三四年之后的产物。经过了长期以来的通讯商酌，这本看完终于面世而和广大读者们相见。所以叫做《明报月刊》，只不过因为这本刊物由《明报》负担主要的经费、主要的编辑与发行工作。但这本刊物的主干人物，却是亚、欧、美三洲的文化人。我们热切希望，这本看完能作为海外华人沟通心声的一个桥梁，更希望海外同胞们热心地给予支持。
这是一本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的刊物。编辑方针严格遵守“独立、自由、宽容”的信条，只要是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好文章，我们都乐于刊登。对于任何学派、任何信仰的意见，我们绝不偏袒或歧视。本刊可以探讨政治理论、研究政治制度、评论各种政策，但我们绝不做任何国家、团体或个人的传声筒。我们坚信一个原则：只有独立的意见，才有它的尊严和价值。任何人如对本刊所发表的文字感到不同意，我们都乐于刊载他的反对意见。《明报月刊》希望成为一个辩论和探讨问题的园地。并不是它已经有了一套信念，因而借这个看完来加以阐述和宣传。
散处各地的华人们由于种种条件限制，无法经常阅读到一般有价值的文章和资料。《明报月刊》愿意负起这个任务来，每月辑录数百种中文报刊中有参考意义的文字和资料，供给读者。好文章，那是“奇闻欣赏，疑义相与析”的意思；资料和事实，是为了读者们的方便，使它能置于案头，一索即得。
为了求读者群的广泛与普及，在学术性与思想性的文字之外，我们也刊登一部分知识性与趣味性的文字。今日学术界分工精密，专家学者所钻研的，往往只是一个极小的部门，其尖端处若非本行中人，就无法了解。我们当然不拒绝发表华人学者在学术和科学上的精心创见，但也十分欢迎深入浅出的解释性文章。
新，年轻，现代化，多彩多姿的变化和改革，那是我们在编辑上所企求的精神。我们重视数千年中华文化的传统和价值，认为那是全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宝贵的遗产。但是世界交通日益迅速、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日，我们以本刊的重大任务之一，是介绍世界上最新的思潮、重要的创造和著作。我们对中华文化决不妄自菲薄，篇幅中的一部分，将用来探讨和介绍中华文化，另一部分，将着重于赶上这个崭新的时代。
《明报》有一个副刊《自由谈》，经常发表各方面的文章和来信，还颇能得广大读者的欢迎。这个副刊剔除“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八个字作为编辑信条。有容，那是门户开放，对任何一种意见都不歧视；无欲，那是说我们绝不企图由此而追求私利，除了读者们的支持之外，觉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影响。由于我们识浅学陋，才疏力弱，报纸距离“大”和“刚”的目标还很遥远，但这是我们一贯的理想，也始终在这样坚持着。如果本刊和《明报》有什么共通之处，我们只希望，在全世界亲爱的华人朋友们的支持之下，我们也始终不渝地向着这个目标迈进。独立不倚是一件艰难的事，有时不自觉地会看法偏颇，有时会感到难于抗拒这一种或那一种的压力。但如果海外的朋友们共同对或则个小小的事业感到兴趣，那便是一股力量，能纠正我们的错误，能帮助我们抗拒压力，使这本刊物永远走在大家所赞同的正确道路上。“中立而不倚，强哉矫”，那本来是强者的事，但人数一多，非强者也能成为强者了。

③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的实例

法治之法必须是符合最基本道德规范的普遍善良之法，而不是脱离道德以外的法律；以德治国（德治）的道德必须是以现代的道德观为基础的，而不是我国传统的道德为基础。在法治的原则之下以现代的道德观念为基础的德治是统一的，二者具有互补性和不可替代性。

1、依法治国需以以德治国为基础。

这首先是因为道德是立法的基础，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先进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良好的道德规范是评价法律规范善恶的主要标准之一。

其次是因为道德是执法的基础，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确地把握立法宗旨，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

2、以德治国需以依法治国为补充与保障。

以德治国着力于通过提高人的内心觉悟和建设人的动机文明，来端正人的文明行为；依法治国则着力于通过约束人的外部行为和建设人的行为文明，来开掘人的内心文明。

以德治国着力于建设个体文明，通过榜样的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群体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国则着力于建设群体文明，通过群体文明的提高，防范、震慑个体的越轨行为。

(3)法学家张扬扩展阅读：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探索和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升华，是我党在新形势下对执政治国经验的最新总结。

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江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思想，对 于开创让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④ 什么是法律规定的“家庭暴力”以及如何认定“家庭暴力”

它发生在家庭中，比一般的虐待更具危害性和隐蔽性。从主体的角度看，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着特定的血缘关系。犯罪者通常是家庭中处于强势地位的成员；受害者通常是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这些受害者（主要是妇女、儿童或老人）往往缺乏独立生活能力和自卫能力。同时，也有“家丑不能张扬”的概念。因此，长期对暴力的哭闹、忍让或沉默态度会导致犯罪者的自信和傲慢。家庭暴力的客体是受害人的人身权利，如生命健康权、人身自由权等结婚自治权、性权利等。行为人的主张是故意的，行为人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连续性。

以上就是有关家庭暴力的认定问题，以及家庭暴力如何认定，怎样的行为才属于家庭暴力的详细解答。如果您的结婚中发生了家庭暴力，请您不要认为家庭暴力是家里的事情，是一种隐私，不要觉得“家丑不可外扬”，一定要爱惜自己勇敢的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力!如果您在维护自己权利的同时遇到了困难，建议您咨询一下专业的华律网结婚律师，他会法律帮助您的。

⑤ 《百年孤独》的作者是谁

百年孤独的作者是马尔克斯。

马尔克斯18岁考入国立波哥大大学法学系，可是作家对法律毫无兴趣。后因时局动荡，中途辍学，随后进入《观察家报》任记者，并逐渐走上文学创作道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陆续发表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

1965年开始创作《百年孤独》，1967年小说出版后被誉为杰作，短时间内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并饮誉全球，奠定了作家在文坛上的地位。随后又创作了《家长的没落》和《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等小说。

《百年孤独》简介：

《百年孤独》描写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传奇故事，以及加勒比海沿岸小镇马孔多的百年兴衰，反映了拉丁美洲一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历史。作品融入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宗教典故等神秘因素，巧妙地糅合了现实与虚幻，展现出一个瑰丽的想象世界，成为20世纪重要的经典文学巨著之一。

⑥ 怎么提问能了解他对于“法律是国家意志”这句话的认知

法律是资本家的意志
不明白问问关于美国哈

⑦ 民事诉讼中的为什么需要法律真实

现在，人们对于法院据以裁判的依据应是法律真实而非客观真实已经有了全面的认识这是刑事诉讼理念的一大进步，但是这不代表这一问题在理论上的终结，一种全新的刑事诉讼理念要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得到全面的确定和实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甚至可以夸张的说，还刚刚起步。
在刑事诉讼中，准确惩罚犯罪，必须要查明犯罪事实，基于此，尽管存在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罪刑相适应等实体正义的要求，但查明事实真相却是实体正义实现的必要条件和核心基础。在刑事诉讼中，查明事实的真相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对于无辜者，可以免受无辜之罚；对于有罪者，有助于罚当其罪。
正是由于刑事裁判公正性的基础在于查明事实真相，故中外历史上一度将查明事实真相作为刑事诉讼的唯一目的。为此而不择手段，古代种种令人发指的酷刑，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样的诉讼理念下产生发展起来的。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尤其是人权观念的出现，加大了人们对追求事实真相合理性的思考，认识到刑事诉讼活动应该应该与其所处的时代精神，社会条件相适应。在追求查明事实真相的同时，也应该兼顾其他的社会利益和要求。尽管由于各国法律状况、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因素的不同，“其他的社会利益”也不尽相同，但是基于对个体的尊严的尊重，尊重和保障人权已成为最重要的社会价值之一。刑事诉讼作为社会中存在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无可避免的要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财产乃至生命等最基本的权利，对涉诉人员尤其是被追诉者的权利影响甚大。涉诉人员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个体，同样也享有基本人权，不能因为涉诉而被任意剥夺。因此，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刑事诉讼中就凸显得十分重要，亦是引起客观真实走向法律真实的基本价值。
除却人权保障这一社会价值的挑战外，客观真实还面临认识论方面的攻击。事物是复杂多变的，存在复杂的因果关系，认识事实真相往往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一个相对的认识过程，日本刑事诉讼法学家藤重光教授就指出：“真正的绝对真实，只有在神的世界才可能存在，在人的世界里，真实毕竟不过是相对的，诉讼领域中真实当然也不例外。”因此认为刑事诉讼仅仅是为了追求查明事实真相是大错特错。在司法实践中，就常常出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那么当受客观条件租约，的确查不清楚事实，怎么办？
历史上对此采取了“宁枉不纵”的刑事诉讼理念，即使没有查清事实真相，无辜者因不能举证证明自己无罪而被迫承担有罪的不利后果。当启蒙运动对个体的权利开始张扬，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刑事诉讼领域中产生了“有疑，有利被告原则”，法学界认为该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的铁则”。
“有疑，有利被告原则”确立了在事实问题上，如果确实无法查清楚事实真相，则必须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该原则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疑罪从无”，当存在罪与非罪之疑时，作无罪处理；二是“疑罪从轻”，当存在罪轻与罪重之疑时，以轻罪处理；三是当有疑问的事实属于量刑情节的性质时，应当作出有利被告的认定。这个原则的确立，赋予了被告人无需证明自己无罪的权利，也蕴涵着尊重和保障无辜者权利的价值观念，即“为了不枉，宁愿放纵”。
“有疑，有利被告原则”的确立标志着单一追求客观真实的刑事诉讼理念已被打破。学者们在反思客观真实的基础上，提出了法律真实说的观点，认为司法实际上是依据在合法性范围内认可的并为一些证据所支持的事实，即法律事实而实施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可能近似，但不一定相等或者重合。裁判者固然是通过审查控辨双方提供的或自行收集的证据材料对案件的事实真相作出明确的揭示，但这种对事实的揭示只是为了争端的解决提供一定的事实基础和依据，不是最终目的，裁判者就争端的解决所作的判决结论，并不一定非得建立在客观的基础上不可。裁判者在程序上所作认定的事实应该是法律上的事实。这种事实应该建立在裁判着听取各方的证据，意见的前提下，当庭所作的主观判断。
法律真实能较为恰当的表述刑事审判所认定事实的准确性，符合刑事审判的性质，能合理的解决实体公正价值与程序公正价值的冲突。但法律真实的实现最终要通过两个主要具体实践环节来实现。
第一，要实现实体公正走向程序优先的转变。司法公正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实体公正，一个是程序公正。在客观真实观指导下的刑事诉讼理念，往往只追求实体公正而轻视程序公正。程序公正要求在诉讼过程中遵循严格的诉讼证据规则和程序，可以这样形象的表述程序公正：“如果说实体公正是工厂加工出来的产品，那么程序的公正则是生产该产品的生产工序，如果说生产的工序出了问题那么其产品要么是次品，要么是废品，是正品的几率很小很小”。
在大陆法系大多数国家，至今仍然信奉程序公正主义价值观，而在已美国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程序本位主义价值观已经成为其刑事诉讼主导理念。实际上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是存在价值冲突的，二者的价值冲突到底应该如何解决？我认为我们应该全面学习普通法系国家，将程序本位主义价值观确立为诉讼主导理念，正确认识程序不仅仅是工具，它也具有其独立性和独立价值。程序法与实体法一样都是国家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互相依存，但有彼此独立，强调刑事诉讼程序优先的地位不仅仅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需要，也是树立“程序优先”观念的需要。现行刑事诉讼法对程序违法缺乏明确的法律制裁。违反程序规定没有不利后果。故导致办案人员为了追求客观事实真相而肆无忌惮的违反程序。因此我认为要真正走向法律真实，确立程序优先，并在刑事诉讼法中予以明确至关重要。
二是要加大权利保障和对侦察权的限制。首先，应该全面赋予被告人不得自证其罪的权利，这种权利被国际刑事诉讼学界认为是最底限度的人权保障。其次，法律真实在证据问题上的首要障碍是非法证据问题，主要表现在刑讯逼供问题上。“刑讯”是手段，“逼供”是目的，是办案人员为追求客观真实而不择手段的表现。刑讯逼供是一个长期困扰我国司法实践的老大难问题。立法上的粗陋简单，使“严禁刑讯逼供”类似于口号，根本无法发挥法律的规范和禁止功能。遏止这种现象首先要转变执法观念，既有客观真实观向法律真实观转变，其次要采取司法授权原则，将逮捕、讯问等纳入法院司法审查范围，建立讯问全程监控制度等。
只要从理念上将客观真实观转向法律真实观，对事实的认定以法律事实为准，坚持程序优先，加大权利保障和对侦察权的限制和制约，那么我相信，美国辛普森案案结后法官那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尽管全世界都认为他有罪，但是法律宣布他无罪。”将同样在中国响起，姑且不议实体结果公正与否，但的确是刑事诉讼法的巨大跨越和法治的飞跃。

⑧ 民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中国民法的现代化作为一系列复杂社会因素促成的产物，具有其深刻依据，且不可逆转。实现法律的现代化，以现代化的法律促成并维护社会的现代转型，已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不归选择。“在全球现代化甚嚣尘上的今天，无论我们给出什么样的理由来解释中国人对民法典的想象和渴望，其本质仍然没有逃离现代化编织的普遍主义的功利罗网。”囿于大陆法系的法治传统，中国民法的现代化必然要以现代化、体系化的成文民法典为载体。但“自从世界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各个国家都毫无例外地面临现代性的挑战，尤其是那些传统深厚的文明古国”。中国正是如此。中国民法学者在向着既定目标奋勇前行的步伐中，却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特殊的来自民法现代性问题的羁绊，斩不断、理还乱，使他们经常产生壮志难酬的感慨。本文拟从分析中国民法现代化的背景出发，反思中国民法的现代性问题，提出缓和中国民法面临的悖论和加快中国民法现代化进程的策略性建议。
一、民法现代性问题及其具体表现
现代化表征一个社会急剧变动的过程，现代性则表征现代社会的属性。因此，法的现代化就是使社会生活中的法具有更多的现代性，更多地体现现代社会法的特征。对于法的现代性因素，较为全面的概括是：1.公开性。法律的内容、法律制定与实施的过程应该向社会公开。未经公开的法律，不具有法律效力；2.自治性。法律是一套独立的并由专门的机构运用专业知识加以适用的规则体系，法律活动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领域；3.普遍性。法律调整的是一般人的行为，其价值内涵是法律面前必须人人平等，反对并消除特权现象；4.层次性或称道德性。法律必须具有一定的内在的道德性，即法律必须符合一定社会特定历史时期普遍的价值准则，并与人类社会最低限度的价值观念保持一致；5.确定性。法律的内容、至少它的中心含义应该尽可能明确、无歧义，能够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稳定和安全，而不应模糊不定、自相矛盾、过于原则，不确定的法律只能给社会带来不确定；6.可诉性。法律具有被任何人在法律规定的机构中通过争议解决程序加以运用以维护自身权利的可能性；7.合理性。现代社会的法律机制必须成为由法律职业者操作的、符合一定理性原则的秩序机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从而能够增加个人行动的可计算性；8.权威性。现代社会的法律就外在强制的效力而言，在社会生活规范体系中应该具有最高和核心的地位，具有不可忽视、不可冒犯的最高权威。
法律的现代性品格表明，法治现代化的核心是对形式合理性的追求和张扬。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现代化结出的硕果。法治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形式合理性变成自在自为的主体的过程。因此，“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的起码要求，是否以形式合理性或程序化的制度安排作为法律运作的原则，这确乎构成了法制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值得注意的是，法治现代化的历史实践证明，法律建构于非人格的关系之上，法律是无感情的，是以形式上正确合理的程序制定出来的，因而成为每个人行为的一般模式，从而使人的行为及其后果具有可预测性。但是法律从来没有放弃对诸如正义、平等、自由、安全、利益等价值的忠诚，从来都把对价值基本原则的阐释、维护和实现作为自己的宗旨。没有价值底蕴的法律，其自身合法性必然遭到质疑，无法赢得人们的信仰，也就无法发挥应有的调整作用。现代法律张扬形式合理性，仅仅是转换了人类追求美好价值的方式，试图通过凝固的智慧、而不再依赖不可靠的人，使这些价值得到普遍的实现。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我们破解现代法治及立基于其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取得巨大成功的法门。
“法治理想得以巩固的主要时期，乃是18世纪上半叶。当时法治的理想正逐渐地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可见，现代法治的物质基础是19世纪以前的社会经济生活，总的看来，当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平稳发展的黄金时代。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平稳发展，要求法律秩序的稳定，要求确保法的安定性，使市场参加者可以进行计划、预见自己行为的法律上的后果。这成为现代法治凭籍形式合理性取得巨大成功的约束性条件。这种生活条件下，法律通过对形式合理性的张扬，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它所追求的价值。而20世纪以后的世界则演变为一个极度动荡的、高度分化的、急剧变化的、各种矛盾冲突空前激化和各种严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极不稳定的世界。转换了社会基础使得现代法治对形式合理性的张扬与其追求的价值出现了断裂，形式和价值的割裂必然要导致致命的问题，绝对地追求形式合理性，不正义的内容也能合理。这就是法的现代性问题。集中体现为由于缺乏对地域性知识、特殊性问题以及非正式规范的关注，现代法治一味追求形式合理性，使得其自身的合法性受到广泛的质疑，如优势群体在法治的旗号下对边缘群体的“合法”压制。
作为原型意义上的现代民法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品格：
首先，现代民法以抽象的人格为逻辑前提。民事主体制度无视主体的丰富个性，确立了民事主体普遍的权利能力。这种普遍抽象的权利能力涤除了人身上的一切经验因素，主体的个性被削平，感性的光辉被褪去，所有的人均被简化为“人”这一高度划一的类的存在。“他不知道农场主、手工业者和工场主、企业主，而只知道完完全全的法律主体，只是人，而且它视这种认为绝对自由的人。”生活世界中人的千差万别，完全被抽象掉。唯如此，主体自我才能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而且对其自身的行为和社会地位负责。人类历史才能实现从身份到契约、从归功上帝到追求自我成就的发展。
其次，现代民法以民法典为基本载体。完备的民法典是大陆法系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大陆法系只有通过制定民法典才能实现法治现代化。民法典以形式合理性作为贯穿民法制度设计始终的基本宗旨。民事主体被假定为理性人，民事行为被假定为理性行为，行为标准被假定为理性人标准……。关于“理性标准”的假设是民法体系的基石，正是基于这些假设和抽象，民法完成了对生活世界的简化，建构了民法的大厦——民法典。民法典按照形式合理性的要求，全面规范了私人生活，将公权力阻隔于私人生活之外，制造了一个完全属于市民的法律空间，为个体追求自由、知识、财富、幸福创造了适宜的环境。
再次，现代民法以普适主义的普遍性知识消释地方性知识。现代民法是由理性人、法律行为、法律关系等概念、原则、制度在抽象的人性、普适的自然法精神的基础上建构的，它是启蒙思想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具体化，它可以游离于形形色色、多样化的社会生活。民法制度被视为是一种普遍性的知识，“放之四海而皆准，行诸万世而不惑”。相应地，在普适主义的笼罩下，地方性知识往往被视为进步的障碍。日本学者穗积陈重在研究罗马法对德国民法的影响时，就指出“罗马法系经学理的研究之世界帝国法，而德国法则系成于种族习惯的自然状态之限人、限地法。罗马法之世界统一性，其发达之基础，在于希腊斯多噶哲学之自然法说，无民族或地域之特殊性，……。故此文、野二法互相接触，恰如冷热二物相触，冷体必吸收热度，劣等文化国之必继承优等文化之法制，乃自然之势也”。
现代民法具有明显的现代性品格，它以法典化的制度形式展示自我，外在性、直观性追求形式合理性。当民法作为一种世界性知识向外界扩张时，它往往以与文化背景无关的纯粹的、普遍性知识体系的姿态出现。民法所追求的价值则只能处于潜在性、隐蔽性的状态。随着社会情势的变迁，即使在现代民法的原创地——西欧大陆，其民族精神与罗马法精神、自然法思想、启蒙思想等较相契合，民法的现代性问题也开始凸现。在与西方有着不同法律文化传统的东方中国，民法的现代性问题将更为复杂。
中国民法独特的现代性问题突出地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现代化的民法制度与人民生活的隔膜
“语言也是思想和文化传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标志和象征。只有把语言放在特定的思想文化传统之中，与构成文化总体的认知系统、评价系统、心态系统、行为模式系结起来，对之进行多维、系统的分析，才能真正解决语言的内涵和意义，澄清语言混乱所引起的思想混乱”。因此，法律语言、法律制度必须置于特定的语境下才可能真正理解。
近年来，我国大量移植了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的民事法律制度，初步建立了民法的体系和框架。但由于对法律语言的语境、法律制度的文化背景、价值理念的忽视，引入的制度与中国百姓的生活有相当的隔阂，制度设计的初衷与实际运作的结果相悖离，以支离破碎的概念、规则、制度建构的民事法律体系无力承载公平、正义、秩序、自由等价值理念，无法成为调整社会生活的“活法”。庞大的民事制度体系并没有导致市民社会生活的秩序化，也没有给中国百姓的现实生活带来确定的利益，民事制度的实际运作结果往往与其设计初衷相背离。一个明证就是在中国正式制度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仍然大量存在着以游离于正式制度之外、甚至有悖于正式制度的“私了”方式解决纠纷的现象。“所谓私了并不是不知法，而正是在知法后对国家正式法的规避；规避至少对于多数人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在规避中，国家正式法并不是不起作用，但其作用的结果却可能和其规范取向不同甚至相反。”
(二)现代化的民法话语与人民生活的乖张
随着民法的现代化，民法学界对学术共同体、精英话语的追求越来越高。这种精英式话语霸权在民法制度和市民社会间设置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个概念的技术含量越高，它就越远离日常生活而成为高度专门化的法律概念”。法律语言的精确性、技术性、专业性要求自身与市民社会保持距离。但是，过度的精英化必然异变为神秘化，把法律弄成玄而又玄、捉摸不定的虚幻之物。制度引入过程中不顾本土资源，搞精英话语霸权，生吞活剥异质文化的法律制度以表明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彻底决裂的貌似激进做法，使“中国许多民众目前对待建的法治大厦或冷漠、或怀疑、或反对”。如此，民法则只能停留在文字层面，单纯作为自我欣赏的理论模型。很难想象人们愿意接受一种闻所未闻或根本无法理解的制度设计作为行为预期，“私的自治的社会理想”势必成为空中楼阁。
游离于市民社会之外的民法制度还会极大地挫伤民众的法律情感。法律情感体现了社会主体对法律的心态和情感体验。“在对外保有威信，对内坚如磐石的国家，再也没有比国民法感情更宝贵、更需要培育、奖励的财产了。……法感情是整个大树的根，当这根不发挥任何作用时，它将在岩土和不毛的沙地上枯死，其它一切都将归于泡影”。法感情的培养有赖于法律自身的亲合力。民法倘若奉行学术神秘主义，那么就会使人们感到民法不是“人民自由的圣经”，而是权力者手中的魔杖；人们不再“为权利而斗争”，而是尽力规避法律，寻求法外空间的世外桃源。
二、中国民法现代性问题的独特背景
中国民法的现代化是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的总背景下展开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使得中国民法现代化的努力遭遇了种种挑战，具有了西方国家民法现代化过程中未曾遇到的困难。中国民法的现代性问题也由此变得十分复杂，其解决更成为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背景之一：中国民法的现代化是我们既定的选择
近代以降，中国放弃了自己独特的古老的规范体系而被迫移植西法，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极不情愿地被纳入世界历史的轨道。这一移植过程虽然充满了沉重与无奈，但是自清末沈家本修律以来，中国民法的现代化形式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自1986年中国民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法通则》颁布以来，成果更是有目共睹。介绍西方法律制度的著作、学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盛况空前；新合同法颁布实行、物权法草案成形、婚姻家庭法艳改、民法典列入立法日程，一片莺歌燕舞。但是我们惯常使用的分析方法却是脱离语境的分析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也就是，解构法典，从法典中找出抽象概念，以法律学说将其类型化，并通过形式逻辑的方法构筑概念体系，进而形成规则、制度。继而进行制度对比，纯粹的制度对比研究往往流于形式，偏好形而上的思辨，陷于概念、规则、制度内部循环论证。具体制度的优越性、正当性、合理性多源于强式话语的支持，因而只能停留在建议和呼吁的层面，无法上升为界限分明的形式即认知理论的形态。这种纯粹形式的分析技术表面上博采众家之长，对各国法律制度信手拈来，随心所欲，为我所用，实质上忽视了概念、制度在特殊语境下的功能，忽视了其在整个民法框架下的特殊意义，其结果必然是所建构的民法体系成为四不象的大杂烩。“我们不仅没有领悟概念法学的体系性以及概念法学的语言的真正力量，即便是它的最基本的概念、制度和范畴也未被我们充分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概念法学的框架下蹒跚学步而已，还无力贡献出一套为‘法律工作者’共同接受的有效的知识体系来”。可见中国民法的现代化还是一个远未实现的目标，因而又是我们无法选择的目标。
背景之二：历时性问题共时性解决的窘迫
法治虽然登陆中国的历史已有百年，而且在当代中国获得了无上光荣，成为治国方略，法治话语更是取得了前无古人的风行。但是中国由于先天的局限，不可能自发产生现代意义的法治。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实践更多的是出于无奈，依凭的则是对法治的神秘忠诚与先期热情，缺乏理性的代表时代精神的理论作指导。由于缺乏对法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的、系统的反思与批判，真正的法治精神难以培育和建立。法治建设的种种努力必然要经受传统的前现代的精神因素的冲击。
中国长期处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农业是社会的主导产业，农民是社会的主体，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到今天还主导着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务农的人通常有一个确定的活动范围和明确的界限意识，有强烈的归宿感。由此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内外有别的界限意识。内与外的分类是中国人思维的一个首要前提，根据内外之别，又形成优劣、先后、尊卑之差，构成了完整的差等格局。凡是在涉及到与外国或外国人的关系时，内与外之分是我们一切判断的不言而喻的前提。而且在中国人内部仍然存在各种“内外”关系，也很难实现平等对待。“十分重要的是立法的内在性质：以伦理为取向的家产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各地，所寻求的总是实际的公道，而不是形式法律。”“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法的正统性不依赖于一个终极根据的设定，秩序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内在的‘情境伦理’和‘社会交换’”。中国的民法中体现这种界限意识的规范比比皆是，如对国有企业的特别保护、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特别优惠。
事实上，清末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防御型现代化，中心思想是一个“保”字——保种、保教、保国、保民。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主导着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现代化意识形式，民族矛盾和民族自尊心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动力。对法治的选择来源于其在西方社会的巨大成功，在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之中多少夹杂着不情愿，至少可以说，最初的现代化在民众的潜意识里是从对现代化的敌视开始的。这种夹杂着渴求、无奈和敌视的强烈的、复杂的现代化愿望和情绪表现在法律思想领域中就体现为，既期待外国法律经验能够帮助我们摆脱各种困难，重建社会秩序，又在内心里对其持怀疑的、不信任的、不情愿的、排斥的，甚至抵制的态度。葛洪义先生把这种现象叫中国法的“现代情结”。这个现代情结，可以提供持续的来自前现代的反现代思想资源。因此，现实法治陡现其真貌，尤其是法治的局限性随着时间的展开而逐渐暴露之时，就是前现代因素大举反扑之日，法治建设就要面临反复和回潮的危险，人们就可能弃法治如蔽履。
中国民法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仅存在前现代因素的挚肘，而且同时遇到了后现代思想的侵袭。西方的后现代法学发端于20世纪下半叶，它是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理念和方法进入法学和法理学开始的。这种与中国的法治建设共时性的思潮，在国门大开的今天，必然要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产生影响。
针对西方社会法治的全面实践，后现代法学全面挑战和解构法治所安身立命的基础和原则，不仅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现代法治由于追求形式合理性所导致的负效应，而且无情地贬低现代法治的巨大成就，其后果是可能使现代法治陷入危机之中，导致人们丧失建构现代法治这一法律帝国的信心和热情，甚至产生拒斥现代法治的情绪。后现代法学对现代法治的挑战择其要者主要有三：其一，挑战法律的至上性。这方面集中地表现为新的法律工具主义的兴起。后现代法学认为，法律并非中立和客观，任何制定的规则都是以法律名义所掩盖的政治。法律成为推行某种政策的工具，政府借助法律公开介入现代法学认为政府不应该介入的领域，政府使用的很多资源和权力都是由一系列新的法律所创造和支持的。而且法律是通过法官的解释来适用的，解释者不是人民，而是法官，随着司法能动主义的兴起，法院越来越成为公共政策的执行机构或者公共政策的制定机构；其二，挑战法律的自治性。如今，“对法律自主性确信的支持力量被踢开了。首先，与‘意识形态之终结’相联系的政治上的共识破碎了。……自从1960年代以来，伴随政治上共识的衰落，使诸如经济和哲学(以及游戏理论、统计学、公共选择理论和文学理论)这样一些学科的兴盛，这些学科可以与法律问题相联系——并且看起来有日益增加的力量。似乎所有这些变化都还不充分，对律师根据他们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法律制度的问题的确信也已被削弱。”法律解释的规则随着公共政策的要求摇摆，判决所需要考虑的政治因素过多而且处在变化之中，使统一的标准几乎成为不可能。为解决社会问题，法学家和法官不得不在法律和其他社会领域之间寻求平衡；其三，挑战法律的普遍性。后现代社会是告别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社会，类似于法律普遍性这样的宏观历史叙事已经完成了使命。每一个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主张，都有自己的关于什么是公平、正义和美好社会的观念。所以单一的正义、公平观念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局部的、以多种方式存在的正义。法律的普遍性在后现代社会的多元化面前显得空泛和远离实际，掩盖了法律代表权利的本质，甚至可能导致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压制。后现代法学的认识可能是偏激的，但其对西方法治的批评却不乏启示作用，更是西方社会改进法治的宝贵精神财富。
但后现代法学之于中国的意义却远较其对西方社会的作用耐人寻味。后现代法学的许多主张与中国的传统法文化现象具有形式上的类似性，也可以说中国传统的法文化表现出某种早熟的“后现代性”，可能成为衍生后现代的反现代精神土壤。
前现代思想与后现代思想本来属于法治的不同发展阶段需要应对的问题，即历时性问题。前现代思想并不反对把法律作为一种工具，反对的是法的现代性，或者是现代性中的工具理性特征及其基本精神；后现代思想则不仅反对、批判法的现代性，而且由其批判其中的工具理性，更不赞成把法律作为一种统治的工具，他们反抗的是所有统治形式，包括法律和理性的统治。但由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特殊性，它们同时出现在中国民法现代化的进程中，而且由于具有了共同的对立面，很容易结成联盟，交相辉映，为本已非常难缠的中国民法的现代性问题更加扑朔迷离，平添了许多西方国家无法体验的复杂性。
中国民法的现代化需要对现代法治的深层次的理性认识，不仅要为现代法治的功绩喝彩，而且要对现代法治的局限有充分的估计，必须同时认真对待前现代因素和后现代思想，同时应对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中国民法的现代化是“压缩”的现代化，其间充满了太多的窘迫，我们经常需要采取一些相互矛盾的主张。
三、中国民法现代性问题的缓解
中国民法的现代性问题发生在独特的环境之中，留给我们的回旋余地极其有限，我们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理性地面对中国、理性地面对民法。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性问题的根源在于现代化的法律本身携带的自反因子，我们需要在选择接受、认可法治现代化优点的同时，宽容、认可、默许它的问题，不能指望只享受它的福祉，而不承担任何代价。于是我们认为，如果法治现代化仍然是我们的无悔选择，那么法的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只能尽量缓解、而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的问题。本文的着眼点是在民法典层面缓解民法的现代性问题。
(一)调整价值取向，为法律追求的形式合理性确立合法性
法律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单纯的形式逻辑证明不足以确立法律制度的合法性，融入了人的主观价值判断的制度体系背后必须有庞大的价值理念体系对其进行支撑、整合。只有实现了背后的价值理念体系，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才能获得自在自为的合法性。“如果从严密的逻辑学角度讲，既然法律应该规范社会生活，那么就必须要预先确定通过这种规范所要实现的理想。而法律所要实现的理想，如果没有一个预先确定的人类生活的最高理念，又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价值是形式合理性的先导，对其具有统率、整合的作用。离开价值，形式合理性只是空洞的躯壳，甚至连形式合理性自身也难于保证。现代中国的民事立法虽由被动转为主动自觉，但由于长期漠视法律价值，又没有足够的法律思想启蒙，加之对新时期本土文化缺乏深入了解，因而对作为民法灵魂的基本理念多停留在字面理解，缺乏深层感悟。郑戈曾尖锐地指出中国法学“总是停留于介绍西方法律理论和注释舶来的中国法律的水平，极少以中国社会为立足点来思考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是否需要法律以及需要什么样的法律。由于对这种基础性问题缺乏理论上的探究，中国法学实际上处于一种没有根基的状态”。中国民法又何尝不是如此?
意思自治是民法的核心理念，民法的基本任务在于维护私法主体的意思自由。但是共同性或中立性的游戏规则只存在于力量的均势之中，在绝对的强势者和绝对的弱势者之间，所谓的规则都难免带有私人规则的性质，成为支配者单方面意志的表达。意思自治能够自然而然地保证民事主体所为给付的合理与平衡的前提是：主体相互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平等性与互换性。基于此当事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让步的规则，各方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平等协商关系，当事人如果在协商中不能获得自己所认为的“平衡”的条件，即可停止协商，另寻相对人。
当社会中的主体之间事实上存在严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就排除了协商与让步，导致主体之间的利益在法律上失去平衡。至20世纪，不平等问题日益深刻：不平等不仅存在于个人之间，而且存在于经济实力相差悬殊的社会组织及各种类型的当事人之间。意思自治往往异化为一方当事人强迫另一方接受苛刻条件的权力。西方思想家曾尖锐地指出：在这种社会条件下，过分强调个人的要求，牺牲了他的那些有组织的同伴们的要求，天赋人权曾变得神授君权一样残暴。实现一种冠冕堂皇的压制。
意思自治对于民法不可或缺，但它已无法单独实现个人与个人之间利益的协调，也无法完全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协调一致，中国民法必须吸收其他价值对其社会效果加以补正，以保护处于弱者地位的一方当事人，更为合理地组织社会经济。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张扬实质正义的价值，在某些场合以客观公正取代私人意志选择的主观公正，限制形式上的意思自治，以实现主体之间的实质平等，平衡主体之间的利益以及主体利益与社会利益。法律不再对当事人的自治行为采取放任态度，或仅进行形式上的审查，而是要对是否缔约、合同的内容、形式进行必要的实质性干预。最终由实质正义与意思自治形成制度妥协和反思性平衡。
(二)取向生活，从生活实践中发掘形式合理的规则
价值是预设的人类生活的最高理念，是人对于“类”存在的超验感受。作为主体的人要求民法体现对人——这种“类”存在的终极关怀。价值构造了理念世界人类生活的理想原型，它是一切制度设计正当性、合理性的源泉。
民法典提供的是理论框架、制度模型，属于符号世界的范畴，强调形式逻辑的自足性，价值属于意义世界的范畴，它赋予人类生活以意义；价值肯定人作为“类”存在的需要，民法典提供了满足需要的工具，两者统一于市民社会的生活，共同勾勒市民社会生活的图景，提供一种生活模式。
“立法可以发现并记载这一切，但决然不可能凭空制造出这一切。那种希望籍由一个详尽无遗的立法制度，即刻创制出一个崭新秩序的企图，只会摧残现实，增加现实的不确定性，强化规则与事实之间的乖张，最终使得法律失却规范人事而服务人世的功用与价值。职是之故，为了确保法律之为民族信念与民族意识的真实映象，成为适合民族生活状况，造福人世生活的人间规则，必须首先考察民族的现实生活，并在对于往日民族生活的历史考察中，今古观照，厘清一切立法之得立基的生命源泉所在。”因此，法典必须是人类经验的总结，只能是对现实世界形象经验的概念化、体系化，必须委诸日常生活经验的考察以确立其深层次的社会基础。民法中的概念应该是对市民社会现实和抽象存在的一种单一化、抽象化的描述；法典的内在逻辑应该是日常生活逻辑的反映；逻辑体系的内在一致性对应该于市民社会生活的有序性。在这一意义上，民法典完全应该被理解对市民社会有序的生活图。

⑨ 报道污蔑西工大的那个张扬是谁

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 法学专业 。在学校期间非常活跃，热心公益事业，曾担任校社团联合会主席以及广播台主持播音员。毕业后由于不喜欢法律，便做了记者。几经转折，做了陕西电视台的编辑，在主打新闻栏目写时评，每周3个，收视率很好。其中又因“小喇叭”的诙谐调侃，大胆言事，而名震全陕。
其间也曾兼职陕西电台，坐镇中午12点黄金档，做方言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后因故停播。
曾获陕西新闻奖二等奖，陕西电视台十佳编辑称号，是陕西电视台的“知名”人物，现为都市频道 《都市快报》话题组 主编。

⑩ 皋陶立法：皋陶法律思想具有哪几个特点

皋陶法律思想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德法结合，即道德与法律结合、德治与法治结合，“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就说明了这个道理；二是民本思想，即强调重民、爱民、惠民，关注民生，听取民意，“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天聪明，自我民聪明”等即说明此理；三是司法公正，公平公正是皋陶司法的终极目标，獬豸断狱的故事实质上是神化了皋陶铁面无私、秉公执法、断案如神的司法活动；四是天人合一，皋陶所言“天秩有礼”“天命有德”“天讨有罪”等实际上是张扬了自然秩序（天）与人间秩序（人）的神秘统一性，认为后者当以前者为法才是正常健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