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与法治

A. 如何将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进一步规范村规民约

一是高度重视，强化指导。成立完善村规民约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要求各村（居）高度重视规范和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工作，把此项工作作为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抓好抓实。二是全面清理，规范实施。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关规定制定适应基层治理要求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重点对村容村貌整治、社会公共道德、公共秩序、治安管理以及村集体资产处置等方面加以明确和规范。三是加强督导，注重检查。各联村领导、包村（社区）干部要切实指导、督促各村（社区）按照具体流程和时间节点，推动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制定规范完善工作。四是强化宣传，长效管理。把宣传、落实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与加强村（居）民社会公德教育、依法治村、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紧密结合起来，提高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生命力，确保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成为推进村民自治民主管理工作的有效载体。
乡村治理要坚持点面结合、全面开展，既要抓好典型培育，定期组织经验交流，又要明确和统一乡贤参事会组织建设、乡村治理先进镇村等方面标准，不断总结经验、深化完善。坚持法治为本、德法结合，进一步运用村规民约加强基层自治，把法治的制约作用和道德的规范作用结合起来。坚持镇村联动、部门协同，政法委牵头抓总，各部门协同配合，乡镇（街道）加强对村级治理的指导，强化舆论引导，鼓励探索创新，充分激发县、乡、村三级积极性，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B. 法律治理与村民自治的关系、矛盾

在我国，村民自治是社会主义国家民主与法治在农村的具体表现，是我国当代农村的基本政治制度。村民自治的正当性在于它的自治与自主。它促进了我国的法治建设，国家的法治建设又推动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正确处理法律治理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促进法律治理与村民自治的协调发展是当前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工程。
我国《宪法》将“村委会”定性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从而使“村民自治”作为宪法上的一项制度在我国正式确定下来。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一步完善了村民自治的各项具体制度，我国村民自治的实践正式纳入国家法治的轨道。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自治就是农村特定社区的全体村民，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依照民主的方式建立自治机关，确定行为规范，办理本社区内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和一定范围内自主管理本村事务的民主原则。
我国村民自治从初始时期的自发自治状态发展到今天的具有初级阶段水平的制度化，有关村民自治的法治建设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尤其是有关村民自治的立法标志着我国村民自治与国家法律治理已经步入协调发展的轨道。国家法治为村民自治提供了制度保障，村民自治又反过来促进了国家的法治民主建设，为我国建设法治国家奠定了基础。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村民自治与国家法治之间是统一的，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在某些农村由于法治化程度低，村民自治只不过是一个形式，法律对村民自治没有起到推进作用，村民参与村务往往是出于某种压力或诱惑。甚至在有些农村，村民自治就连走过场都没有，村民自治的实践时间不长，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应根据农村改革发展趋势和国家法治的要求，通过制度创新和完善逐步加以解决。在法律治理的总体框架下，逐步推进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将村民自治导向正规化，使村民自治与国家法治更加和谐的发展。‍

C. 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践意义是什么

摘要 村民自治，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D. 什么情况下属于村民自治组织形式的创新

主体是村委会和居委会不会变，但是可以创新创立一个新的机构或者组织来进行自治活动，组织形式是村民委员会不能创新，但管理形式可以。

村民自治民主决策的组织主要形式：

1、村民会议。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会议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全体村民会议，由本村18周岁以上的村民参加。另一种是户代表会议，由每户派代表参加。由于村民会议是村自治组织的权力机构，因此拥有最高决策权，凡是涉及全体村民利益的重大事务，必须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

2、村民代表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是村民会议的补充形式，不是村民会议的常设机构。村民代表会议的产生主要就是为了解决村民会议召开难的问题，如果不是人口较多或居住分散的村，就不能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而应当坚持通过村民会议的形式讨论决定问题。

即使在可以召集村民代表会议的村，对于一些重大问题，如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制定村经济发展规划、制定村规民约和村民自治章程等，也必须通过村民会议来决定。

3、村民委员会。根据法律规定，村委会在村民自治组织体系中处于执行机构的地位，没有决策权。但实际情况却是，具有决策权的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不可能时刻召开，而村级日常事务的处理却是经常大量存在的。

这就要求有一个常设机构对日常事务迅速作出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执行机构的村委会就自然地承担起这一职能，不仅在实际上起到了决策的作用，而且由于日常事务的大量出现而在村级事务的决策中居于中心地位。

(4)村民自治与法治扩展阅读：

“村民自治”的提法始见于1982年我国修订颁布的《宪法》第111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四个民主＂的提法始见于1994年民政部下发的关于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通知之中。从＂村民自治＂到＂四个民主＂，我们对基层民主的认识是逐步完善、逐步提高的。

民自治的核心内容是“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因此，全面推进村民自治，也就是全面推进村级民主选举、村级民主决策、村级民主管理和村级民主监督。

E. 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践意义是什么

村民自治，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村民自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村民自治就是广大的基层村民群众实行自我教育和管理，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直接体现，所以说实行村民自治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形式和重要形式。
村民自治是基层民主建设的突破口，是基层民主中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形式。广大农民通过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

村民自治促进基层法治建设。民主和法治是对立统一的，没有民主的法治，不是真正的法治，没有法治的民主，也不是真正的民主。
一方面，要加强农村法治建设，严格依法办事，就必须扩大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民群众参政议政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集思广益，把村里的事情办好；另一方面，扩大基层民主，落实和发展村民自治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能搞无政府主义的极端民主化。村民在行使民主权利的同时，应当自觉履行好法律规定的义务。

F. 为什么说农村是法制建设的薄弱环节

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明显增强，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成效显著，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
自开展全民普法教育以来，农民的法律、权利意识在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农民知道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总体来看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还处于较低水平，农村法制宣传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对法律的需求进一步加大，学习积极性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农村普法宣传仍是法制教育的薄弱环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国家“五五”普法20多年的发展进程，在明确提出“法律进乡村”的大背景下，人们对于法律的了解还是有了一定的提高，更多的农民百姓认识到法律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他们需要更多的法律化解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纠纷，促使其学习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农民接受法制学习教育的机会总体来看还是比较少，农村法制宣传存在“死角”
，农民日益增长的法制需求与落后的法制宣传教育还存在着比较突出的矛盾。
（二）农民对法律的认识不到位，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意识浅薄。

大多数的农村村民不懂得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更多的人认为法律不是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而在更多的限制人的行为的发生。在很多的村民自治选举中我们看到很多村民出售自己的选票，候选人用金钱“买选票”的事情屡屡发生。他们不知道这样滥用自己权利的后果是导致选举结果并不能达到真正实现村民自治的目的，而以损坏自己的利益告终，而这种权利、义务意识的浅薄最终不能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
（三）农民法律维权意识存在误区。觉得上法院“打官司”不是维权的手段，特别是涉及到“民告官”如土地征用赔偿等问题上更是望而却步。由此造成许多本可以通过法律诉讼、司法调解等法律途径解决的问题，演变成了信访问题。法律意识维权上的这一误区直接造成对政府的信赖往往胜过对法律的信赖，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信访的工作量以及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三、问题存在原因
（一）主观原因：1、农民群众本身文化素质相对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村民对于法律知识的接受水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的农村村民特别是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而留守家中更多的是老人、妇女和小孩。而这样的一部分人往往文化水平低、接受能力差，更甚者不识字的占据了绝大多数，他们不懂法律并且法律意识相当薄弱，所以这样的农村村民较少参与普法活动。正是由于他们法律知识水平和法律意识都比较低，对法律缺乏信任感，从而不会应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2、镇、村虽然都成立了普法依法治理机构，但法制宣传作为一种“软指标”做与不做在短时期也没有明显的效果。在一些村干部中，他们本身的法律知识就相当的薄弱，更别说让其带头学法了。所以少数地方的农村法制宣传教育还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应付检查上。
（二）客观原因：1、封建文化思想在农民百姓脑中已根深蒂固。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广大农民思想观念中，权大于法的思想难以根除。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农民对国家法律看到更多的是其强制性的一面，认为法律的主要职能是镇压，而相对忽略了法律同时还具有权利保护的一面。长期以来，就形成了政府的权利大于法律的思想认识。这种法律制度与封建文化思想之间的鸿沟，阻碍了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2、法制宣传队伍力量薄弱，经费缺乏。

目前农村的普法工作主要依靠乡（镇）司法所进行。全国农村人口占据全国总人口的80％，如此庞大人口的法制宣传任务，仅仅让乡镇司法所工作人员担负,
普法职能存在严重不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法律维权意识的薄弱现象，影响农民百姓对法律的深入了解。
另外由于普法经费的缺少也影响着普法宣传工作。
3、普法宣传的形式单一，内容缺乏针对性。
首先，农村普法的方法比较单一，大多时候还是采取横幅、标语、黑板报、宣传橱窗、宣传资料等形式进行。通过挂横幅、贴标语进行宣传，往往造成农民只知法律名称而不知其内容。至于分发的宣传资料，虽然内容详细，但是受不同程度的文化影响他们不一定能够理解。其次，内容缺乏针对性表现在，没有对不同地区的农民百姓所需的法律知识进行认真的分类。

G. 村民自治的意义

具体如下

(1)村民自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村民自治就是广大的基层村民群众实行自我教育和管理，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直接体现，所以说实行村民

自治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形式和重要形式。村民自治是基层民主建设的突破口，是基层民主中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形式。广大农民通过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

(2)村民自治促进基层法治建设。民主和法治是对立统一的，没有民主的法治，不是真正的法治，没有法治的民主，也不是真正的民主。一方面，要加强农村法治建设，严格依法办事，就必须扩大基

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民群众参政议政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集思广益，把村里的事情办好；另一方面，扩大基层民主，落实和发展村民自治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

内，不能搞无政府主义的极端民主化。村民在行使民主权利的同时，应当自觉履行好法律规定的义务。

(3)村民自治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基层民主保障，村民自治能够切实保障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民生活水

平不断提髙，就必然要求用政治上的民主权利来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与此同时，村民自治保障村民可以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只有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他们才会真心拥护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进步和发展。

(7)村民自治与法治扩展阅读

不断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加强城乡社区协商，完善城乡居民诉求表达、利益协调和权益保障机制。截至2016年，全国共有约85%的村建立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制度，89%的社区建立居民（成

员）代表大会，64%的社区建立协商议事委员会，“村民议事”“小区协商”“业主协商”“村（居）民决策听证”等协商形式在全国城乡社区逐步推广

H. 关于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研究成果（主要就是有哪些学者关于这一方面有些什么著作）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研究》作者：袁达毅等
导 言

农村基层民主是基层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已走过了50多年的路程。在这50多年的时间里，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围绕着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进行的。基层民主建设是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与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50多年来，中国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与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一样，走过的是一段曲折的路程。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这一制度经1982年宪法确认后，成为国家宪政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后，经过80年代前期的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全国农村基层组织的组织形式和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和小队的基础上建立了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不再是行政机关的下属机构，而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广泛深入地开展村民自治，已成为此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主要任务。

北京市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始于1981年，完成于1984年。自20个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市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与其它省市一样，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北京市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情况，是本项目研究的重点。

本项目研究由基本情况研究和对策研究两大部分组成。

（一） 基本情况研究部分

这一部分是对北京市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历史和现状的描述和分析，共11章。各章的基本内容是：

第一章，北京市农村基层民主的沿革。从解放初期到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以前，北京市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程，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期。本章的任务和目的是：考察这一历史时段北京市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情况，分析、研究不同时期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以便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现实，更好地把握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未来。本章将这一时间段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即解放初期（1949－1950）、互助组及合作社时期（1950－1958）、人民公社时期(1958－1983)。由于1983年以后的情况是本项目研究的重点，在后面的有关章节中要专门进行研究，因此，没有列入本章讨论的范围。

对于解放初期的情况，主要介绍和分析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村基层政权的建立，介绍了摧毁伪保甲制度的基本做法以及建立乡、镇、行政村人民政府的具体过程，同时简要叙述了自然村组织、农民协会、妇女联合会的建立和它们的历史作用。二是土地改革运动，介绍了北京市土改前的土地、阶级状况，土改政策的制定，土改运动的步骤、做法及成果，阐述了京郊土改的基本经验和意义。

对于互助组及合作社时期的情况，主要介绍并分析了这一时期北京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概况、农村基层组织体制、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农村经济组织的民主建设与民主管理、党组织与农村基层民主的关系等。着重描述了农村经济组织在民主建设、民主管理方面不断探索、积累经验、纠正偏差和逐步发育成熟的过程，总结了互助合作运动中农村经济组织在民主建设、民主管理方面取得的有益经验，并对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合作化实现后在京郊农村普遍出现的深层次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

对于人民公社时期的情况，主要介绍并分析了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人民公社产生的历史背景，对北京农村的“大跃进”运动作了客观描述；二是人民公社的初期形态，包括公社的规模、体制、所有制形式、分配制度、农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状态；三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后果，即浮夸风、瞎指挥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及其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影响；四是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和稳定；五是人民公社体制的特征和弊端以及人民公社制度解体的历史必然性。

第二章，农村基层组织。这一章的主要任务是，介绍北京市农村基层组织的设置情况和职责任务。北京市的农村基层组织主要由3个部分组成，即村级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关于村级党组织。北京市村级党组织的建制形式主要有村党委、村党总支和村党支部。在村级党组织介绍中，介绍了全市村级党委、党总支和党支部设置情况，村级党委、党总支和党支部的人员设置、职责任务及其下设机构的情况。由于党的文件和国家法律对村级基层党组职责任务的规定，没根据组织的建制形式分别进行规定，因此，在介绍村级党组织职责任务时，也没有分开进行介绍。从实际情况看，不管村级党组织的建制形式如何，其职责任务基本相同。

关于村民自治组织。北京市村民自治组织的机构设置主要有：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委员会、民主监督理财小组和村民小组。在介绍村民自治组织时，对各种自治机构的设置和职责任务分别进行了介绍。

关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村合作社。北京市和其它很多地方不同的是，村合作社是村级组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村合作社主任一般由书记兼任，在村务决策和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介绍村合作社的情况时，主要介绍了村合作社的性质、社员的权利义务、合作社的集体资产、职能和任务、机构设置及职责等方面的情况。

第三章，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本章讨论的问题，部分与第四章的内容相同，但讨论问题的角度不同。此外，不能纳入第四章讨论的制度建设问题，都将在本章予以讨论，因此，讨论问题的范围也要宽些。本章对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讨论，分中央、地方和基层3个层面进行。之所以叫“中央层面”而不叫“国家层面”，主要考虑是，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党的中央组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把党的中央组织纳入国家范围之内，似有不合理之处。

在介绍和讨论中央层面进行的制度建设时，对中央层面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基本特征和主要作用等进行了研究分析。在历史进程的介绍中，对每一阶段的主要做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项目研究涉及的地方层面情况，是北京市的情况。对于北京市的情况，又分市和区县两级进行介绍和讨论，主要内容是，市和区县两级制度建设的基本进程、与中央层面制度建设的关系、特点和作用等。同地方层面一样，基层层面涉及的情况，都是北京市的情况。基层层面的情况分为乡级和村级进行讨论。其主要内容是，乡村两级进行制度建设的主要过程、制度建设的主要内容和作用等。

第四章，法律法规与农村基层民主。本章主要探讨国家和地方立法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的作用、存在的问题和完善立法的措施等。本章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村民自治的法律法规体系，包括国家法律法规、北京市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等。第二部分总结了北京市在村民自治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中的经验与成就。第三部分指出了北京市在村民自治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第五章，村级规约与农村基层民主。本章对村级规约的涵义和基本特征，北京市村级规约的制定、基本内容与功能，以及村级规约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加强村级规约建设的建议。

第六章，民主选举。本章介绍了村民委员会选举在全国发展和改革开放后北京市村委会选举的情况，并根据北京市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情况，介绍了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基本做法，总结了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主要经验，对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完善立法和改进工作的建议。为了进一步探讨选举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本章还介绍和分析了一些典型案例。

第七章，民主决策。充分发挥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决策主体作用，积极发挥农村两委联席会议制度的主导作用，同时大力倡导村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开展民主（议政）日活动，促进决策活动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北京市农村基层民主决策活动的主要特色。本章主要对民主决策基本形式、主要程序、主要做法与经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建议。并选择了祖村、常屯村、渔儿沟村、北庄村等村民主议事的案例，说明了北京市农村村级民主决策正在逐步向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

第八章，民主管理。村级民主管理是现阶段村民群众依法行使自治权的具体体现，体现了现代民主和法治精神。本章主要介绍了北京市农村民主管理的主要做法与经验，重点探讨了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的制定与实施。通过万泉寺村民主管理、以章治村的典型案例剖析了以制度治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指出只要是按照制度办事，无论谁来具体办理，都可以说是全体村民在行使管理权。

在研究中，我们将村级民主管理、村级财务管理、村级政务管理、村级事务管理以及印章管理、村级干部管理分别进行了介绍和探讨，既总结了这些民主管理活动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民主管理的一些建议。

第九章，民主监督。北京市村级民主监督的主要做法就是通过形式多样的村务公开、民主评议和村委会报告制度来实现广大村民群众的监督权。本章主要介绍了北京市开展村级民主监督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并以柏崖厂村的公开办事制度、南海村的亮相制度以及新房村的民主评定干部报酬制度为例，考察了北京市农村在村务公开、民主评议方面的制度创新。最后，指出了民主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若干对策。

第十章，城市化与村民自治。本章讨论的问题是，城乡社会变迁与村民自治的兴起和发展，村民自治主体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变迁，城市化与村民自治中“两委”关系的建设，城市化对村民委员会和乡镇行政关系的影响，城市化进程中村民自治的变迁对立法的诉求，城市化发展与村民自治价值的实现。

第十一章，经济全球化、北京城市功能建设与村民自治。这一章，考察和分析了3个问题。一是描述和分析了北京市由封建帝都转变为人民首都后，首都北京城乡功能的形成与变迁。二是从政治安全与城乡社会稳定、“首都经济”的发展与乡村经济的功能、文化多元化与首都文化建设3个方面，描述和分析了全球化对首都北京城乡功能建设的影响。三是分析了国际化首都城市建设与村民自治的发展关系。

这样安排上述各章的内容，与本项目研究的定位密切相关。在结构上的考虑是，从历史到现实，先介绍和分析历史过程，然后再进行现状描述和现状分析。在进行现状描述和分析时，先介绍农村基层组织设置情况，然后再描述和分析制度建设和实施情况。第九章是村民自治中的特殊问题，第十章是北京专有的问题，这两章在一定意义上讲，属于专题性研究，因此放在最后讨论。

（二） 对策研究部分

这部分由4篇调查（研究）报告组成。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篇，完善村民自治立法，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自治法”的建议与思考。这篇研究报告于2000年下半年完成，并提交给了民政部基层政权与社区建设司，后被收入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村民自治论丛》一书。该研究报告对制定“村民自治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村民自治法的内容和结构进行了探讨，同时，对村民自治及立法中的有关问题，诸如立法的思路、村民委员会同其它村民自治机构的关系、村民自治中的基层党组织民主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二篇，村民委员会选举：经验、价值、问题与对策—北京市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调查与思考。这篇调查报告于2001年下半年完成，并提交给了北京市民政局。2001年上半年，应北京市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办公室邀请，参加了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调研工作。这篇调查报告就是根据调查的情况写出来的。该报告描述了北京市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基本情况，介绍了换届选举的基本做法，总结了这次换届选举取得的经验，分析了选举的成就、价值和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立法和改进工作的建议。

第三篇，规范村民自治，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关于北京市村民自治情况的调查。这篇调查报告于2002年初完成。2001年下半年，参加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组织的调查研究工作。2002年初，完成了这篇研究报告，并提交给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该报告总结了北京市在开展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做法与经验，指出了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第四篇，北京市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后的情况调查。这篇调查报告完成于2002年下半年，并交给了北京市民政局政权处。2002年上半年，是新一届村委会工作的第一年。应北京市民政局政权处的邀请，参加了北京市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后的情况调查。这篇调查报告就是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该报告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对新一届村委会的工作成效进行了总结。对当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存在的基层组织建设薄弱、民主程序建设相对滞后、村务公开不够规范、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I. 高中政治 请问为什么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有利于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村民自治和区民自治是基层民主的两种方式，可以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力。但是如果选项说人民群众直接行使国家权力是错误的。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的是人大代表。这两个是重要考点。

J. 怎样加强农村法制教育力度

参考：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胡锦涛同志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扩大农村基层民主，搞好村民自治，建立村务公开制度，开展普法教育，确保广大农民群众依法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为我们开展农村的普法工作指明了方向。为此，我们必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审视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积极探索新方法、新途径，增强工作的科学性、实效性，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一、科学的审视和认识我市农村普法工作

经过20多年的普法教育，特别是“五五”普法规划首次把农民作为重点普法对象以来，全市各地不断深化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基本形成；教育形式、工作载体不断丰富；重点人员法律培训、民主法治村创建进一步规范，农村普法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主要表现在：农民法律意识和素质总体得到提高，维权靠法的风气逐步形成；农村干部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观念开始确立，管理农村事务的能力和水平逐步提高；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得到加强，农民参政议政和民主权利逐步落实；基层依法治理不断深入，农村法制环境逐步改善，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夯实了基础。但我们也应看到农村法制宣传教育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工作发展不平衡

从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全局来看，存在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城市的普法工作比农村的普法工作开展得要好。从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来说，存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经济较发达地区好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如宾县农村普法工作，投入力度大，年平均专项经费5万元；活动形式多样，几年来相继开展了“法律大蓬车”、“小手拉大手”、“法制电影下乡”等活动，促进了全县农村普法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普法针对性不强

农村普法形式比较单一，采用的方法主要停留在年初定规划，年内组织几次大型宣传活动，办几期培训班，年终搞总结。不少地方存在着“为宣传而宣传”，就法律条文而宣传，不重视农民实际需求和法律精神培育，学用脱节。

（三）机构设置不适应需要

多少年来，区、县（市）法制宣传工作名义上是由各依法治区、县（市）领导小组组织领导，实际上工作职责落实在司法行政部门（我们市也一样）。各依法治区、县（市）领导小组是一个虚设机构，他的办公室与司法行政部门的法制宣传教育科（股）实行的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种机构设置无论在领导权限、领导力度还是领导威信上都显得欠缺。到乡镇一级一般只有一个主管政法工作的领导分管，具体工作由司法所负责。行政村仅有一名身兼多项工作的村委会主任或治保主任组织。对于如此庞大的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显然这种机构设置和组织形式极不科学，难以胜任面广量大，任重道远的农村普法工作。

（四）工作机制不健全

近年来，各级普法部门为避免走过场，达到预期效果，先后采取平时抽查、年终检查、问卷调查和考核考试等形式，来检验和督促普法工作。这仅是一个定性考核，表面文章多、形式内容多，很难定量考核，缺乏一部强调性、权威性的法制宣传法律法规。

（五）经费投入偏少

全市10县（市）专项普法经费共计18.259万元，按目前10县农村人口278万人计算，人均普法经费才0.07元，远远不能满足工作开展的需要。就是这些有限的经费，有的地方也不能做到专款专用，影响了普法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浅析当前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

当前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存在的上述种种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既有传统文化、传统观念的制约，也有新形势下经济、政治、法律、社会等多方面新情况新问题的挑战和影响。

（一）经济条件的制约

现代法治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农村的法治基础就是农村经济。目前，我国农业正处在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和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中，农村经济相对薄弱，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的需要。薄弱和落后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处于先天需求的不足和后天发展的障碍，法制宣传队伍力量不强、装备差、宣传手段滞后，导致宣传活动难以取得明显效果。在一些“老少边穷”等偏远地区，农民居住分散、消息闭塞，过着较为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对法律的需求不多，运用法律调节社会生活和各种关系的愿望不迫切，学法的积极性不高，从而造成了法制宣传教育难以有效开展。

（二）传统观念的制约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思想根基，强调人治而轻视法治，漠视法律的地位和作用，把治理国家的好坏寄希望于“清官”、“圣君”、“贤达”身上，视法律为统治工具。我国农村深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大量的法律在农村被“宗法”、“土政策”所规避，轻视法律的观念盛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一中国人的传统通病，在农村表现得尤为明显。

（三）农民整体素质的制约

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难以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教育、文化等公共资源，农民总体上受教育水平低、文化素质不高、法制教育匮乏，客观上制约了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增强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也没有形成合理的正比关系。一些地区农民法律意识没有随经济的增长和我国立法步伐的加快而明显增强，表现于农民对权力的崇拜、权利义务的模糊、主体意识的淡漠和法律知识的缺乏等。

（四）基层干部观念的制约

由于受到地缘、空间的限制，传统观念影响和自身素质的束缚，农村干部对国家颁布的法律一知半解的不在少数，有“实用主义”的思维和做法。个别村干部对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积极性不高，认为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农民法律素质后，反倒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难度。甚至有的人还非常留恋过去依靠“人治”、依靠行政手段、甚至以简单粗暴的方式管理农村事务的做法。一些基层领导借口经济工作，对普法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给普法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

（五）普法队伍的制约

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程，投入大，见效慢，这就需要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具有默默奉献的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意识。我们感到，经济条件的发达与否，固然对一个地方的普法工作有影响，但还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实践证明，在经济欠发达的地方，只要普法机构的领导和干部能够振奋精神，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围绕工作大局，积极开展普法工作，以“有为”促“有位”，农村普法工作照样能够收到实实在在效果。

三、进一步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对策

加强农村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突破原有的惯性思维模式，针对实际情况，创新制度，建立一套有效的工作机制，实现法制宣传教育的良性循环。

（一）在理念上，要坚持以人为本

要始终把提高农民法律素质、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提高农村法治化管理水平作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针对农民人口众多，文化层次参差不齐，法律素质高低不一的实际，采取重点突破，分类施教的方式。当前，最关键的是要抓好村“两委”干部、党员和村民代表的宣传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和依法决策、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二）在内容上，要贴近实际

要针对新农村建设和“法治哈尔滨”建设的迫切需要和广大农民群众的现实需求，选择与农民群众生产生活联系最密切的法律法规作为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一要围绕促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以宪法为核心，开展公民基本权利义务方面法律的宣传教育，增强广大农民依法行使权利和依法履行义务相统一的观念，提高依法参与民主管理意识和水平。二要围绕发展农村经济的要求，开展农业生产和市场经济方面法律的宣传教育，培养农民契约自由、办事合法、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等意识和习惯，满足发展农村经济的要求。三要围绕实现农村社会和谐的要求，开展维护稳定和化解矛盾纠纷、保障合法权益方面法律的宣传教育，引导农民依法解决各种矛盾和纠纷，依法表达正当的利益诉求，促进农村和谐稳定。

（三）在方式上，要强化针对性

由于农民群众居住比较分散，人员流动较大，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整体素质不高，使得农村法制宣传教育人员难集中、时间难安排、活动难组织。因此，我们必须要针对农村的这些特点，创新宣传教育的方式方法，在增强法制宣传教育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上下功夫。当前就是要大力推进“法律进乡村”工程和“法律大集”活动，尽可能运用贴近农民生产生活的典型案例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寓法制于新闻事件，寓法制于典型案例，寓法制于百姓生活，寓法制于文艺娱乐，进一步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趣味性、导向性，真正使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使广大农民群众自觉主动地参与到法制宣传教育中来。要善于把法制宣传教育与创建“民主法治村”、“平安村”、“文明村”等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使普法教育和创建活动相得益彰。要充分发挥报刊、电视、广播和网络等现代大众传媒的作用，畅通大众传媒在农村的宣传渠道。

（四）在力量上，要整合资源

要注意整合农村法制宣传教育人才资源。充分发挥农村人民调解员、司法助理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了解农村、熟悉农村、深入农村的优势，进行法制宣传教育；要注意整合城市人才资源。动员组织广大法律志愿者和有关社会力量到农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形成以城带乡，城乡统筹发展的良好法制宣传教育局面；要注意整合农村法制教育阵地资源，不断加大法制宣传教育的投入，在乡镇设立法制辅导站，法律图书室等；充分利用板墙报、标语、横幅、小报、夜校等农村传统法制宣传教育中的积极作用；要注意整合网络资源，将网络法制教育向农村延伸，有条件的地方，可利用法制宣传教育网站、远程教育、法律服务热线等手段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形成多形式、立体化、全覆盖的法制教育网络体系。

（五）在机制上，要加强领导

要努力形成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各部门齐抓共管，农村干部群众广泛参与的良好格局。要发挥各涉农部门和基层组织的作用，建立引导社会力量支持农村法制宣传教育事业的参与机制；要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制度建设，落实包括领导机制、保障机制、考核机制和监督机制在内的各项措施；要着力开拓新渠道，解决村级法制宣传教育经费问题。在新的形势下，农村法制教育要彻底改变“等米下锅”的保守观念，建立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寻求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与经济工作的同步发展。一是要抓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利时机，提高党委、政府领导对该项工作的认识，增加对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财政投入。二是寻求企业赞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会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来筹集农村法制教育经费，如利用普法宣传网络对企业产品、企业形象进行宣传，收取一定的广告费用，达到法制教育工作与企业“双赢”的效果。三是走有偿收费的道路。对一部分产业化经营程度相对较高，生活相对富裕，对法制需求相对迫切的村、镇，法制教育应实行适当的有偿收费，如收取法制宣传资料费、法制教育活动成本费等。

总之，今后我们在农村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要同建设新农村这一重大历史任务紧密结合起来，按照贴近农业生产实际，贴近农民生活实际，贴近农民切身利益的要求，针对不同对象，把握不同特点，不断创新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法制教育形式，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全方位、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和法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