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确立的立法指导思想

① 明初的立法指导思想是什么

自称“淮右布衣”、“起自寒微”的明太祖朱元璋，以元代灭亡为鉴，十分注意总结历代的统治经验，对封建法律制度的建设非常重视。他总结元朝失败的原因，在于“朝廷暗弱，威福下移”，因而纲纪废弛，官吏放纵，激化阶级矛盾，更激发了农民大起义。所以朱元璋极力主张“立国之初，当先正纲纪”，用重典惩治“奸顽”，使大权归于朝廷，用法律手段来维护极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所以明朝建立以后，在立法上确立“刑乱国用重典”的指导思想。

（一）重典治国，明确重刑主义

正由于以朱元璋为首的明初统治者立法的指导思想，主要是“刑乱国用重典”，所以在编制大明律时，朱元璋虽然表示同意丞相李善长等人的建议“今制宜遵唐旧”，但实际上是用重刑思想来指导他们的立法工作。《明史·刑法志》说：“‘始，太祖惩元纵驰之后，刑用重典。’”在重刑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大明律，其所规定的刑罚在许多地方都比唐律要严刻得多，而且在实践中还经常“法外用刑”，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明时大臣常因小过而招致杀身之祸，结果弄得“时京宫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幕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朱元璋对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用刑尚如此严厉，其对人民镇压的残酷，就可想而知了。

明初的统治者为什么要采用重刑思想呢？明太祖在《大明律序》中说：“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论”，统治者企图用恐怖屠杀来镇压人民的反抗，以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明太祖晚年曾为其重刑原则进行辩护，认为明初采用重刑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是治乱世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而非永久性的原则，如治平世，刑罚自然应当轻缓。实际上，明太祖的重刑思想在明朝的立法和司法活动中是贯彻始终的。大明律制定以后，各朝皇帝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采用颁发皇帝诏令的办法作过某些变通，但基本原则与精神实质并无更改。

（二）“明礼以导民”，强调礼义教化的作用

明初虽然采用重典来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但并不放弃礼义教化的欺骗手段。在颁布大明律时，朱元璋明确指出“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这就是说，对一般人民用儒家的礼义来教化，使之放弃反抗斗争，自觉地遵守封建社会秩序。对不听教化而决意反抗的“顽民”，则用法律强制手段来镇压，以消除对封建政权的威胁。统治者认识到专用刑罚只能取得一时的社会稳定，教化才能达到长治永安。为体现这一思想，《大明律》卷首增列“八礼图”和“五刑图”，律文中规定了“存留养亲”、“同居相隐”等体现礼法结合原则的内容。

基于上述认识，明初统治者根据阶级斗争的发展，巧妙地运用礼义与刑罚这两个统治工具，把教化与镇压结合起来。具体到法律规定上，则表现为：明律一方面加重了对直接触犯封建统治行为的镇压，另一方面减轻了对非直接触犯封建统治行为的刑罚。例如，闻父母丧匿不举哀，唐律流二千里，明律减为杖六十，徒一年。大明律的“轻其所轻，重其所重”的办法，自然是以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为转移的，这表明了封建统治与刑事镇压经验的充分积累。

② 明初朱元璋的立法指导思想是怎样的

明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为了维持政治、经济不遭受严重的破坏，君主专制统治更加强化，并发展到极端化的程序。这一时期的立法指导思想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确立的，对整个明朝的立法活动都有深刻的影响。
一是重典治乱世。具体体现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两方面。朱元璋认为，国家的稳定，首先取决于封建国家能否实行对于各级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试图通过重典治吏，来达到更好的治民、治国，强化中央集权。
二是礼刑并用。朱元璋也从历史中意识到，一味强调镇压，仅靠严刑峻法，虽可以取得一时之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主张礼法并用，将礼的预防犯罪的职能同法的镇压的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坚持严刑酷法，又强调德礼教化，儒法结合，礼刑并用。
三是加强法制宣传。朱元璋将立法与法制宣传结合起来，要求老百姓知晓法律是如何规定的，用实际案例来教育老百姓。

③ 试述秦朝的立法指导思想

秦朝立法指导思想包括以下三大方面：
第一个方面-重刑
秦朝自商鞅变法之后逐步开始使用一系列严酷的刑法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到了秦王朝建立之后，秦始皇手下的秦朝更加把严厉的刑法发展到了最为极端的地步。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秦朝对于凶杀以及偷盗等社会治安事件上面的审理无比严格，举个例子来讲，如果超过5个人前去偷窃且获得财务超过一钱就要砍去这5个人的左脚，同时负责这5个人偷盗地区的官吏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第二个方面-法律一统
所谓立法权的一统，我们大致可以理解为即全国法律的制定以及使用规则全部掌握在秦朝统治者手中（即秦朝皇帝），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干预秦朝法律的制定以及实施；而全国法律的统一便使得秦朝法律在秦朝国内大面积的进行使用，真正意义上可以做到“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李斯语）法令的统一为一系列政策在全国的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朝也由此首次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法律混乱的状态；所谓司法的统一便是秦国每年都要重新统一法令，防止法令在传抄中出现失误。其最为重要的体现便是各地的执法官员每个月都要到保存法令的有关部门进行法律等重新核查，一旦有法律出现抄写失误，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严重的将会被执行死刑。
第三个方面-大事小事均以法为据
秦始皇建国后明确规定“事皆决于法”，简而言之就是大事小事都由法律进行直接决定。这种规定极大增强了全国法律的重要性以及可实施性，不过也同时导致秦朝法律过多，后人对这一情况有这样的评价：“秦法繁于秋茶，而网密于凝脂。”（出自汉·桓宽《盐铁论·刑德》）

④ 中国传统法治的清朝逐级审转制和现代逐级审转制的不同

摘要 论清代审转制度的制度设计目录 一是府经过审理 二是府经审理 一是审转制度具有范围性 二是审转制度具有自动性 三是审转制度具有逐级性 四是审转制度设计具有侧重性 注释 正文 摘要：清代审转制度作为清代司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清代 司法实践具有重要影响，其历史悠久，并且具有范围性、自动性、逐 级性、侧重性。审转制度对于当下的司法体制改革也具有启发意义， 任何制度只有立足实际，才能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论文发表 关键词 清代 审转制度 法制 清代审转制度作为清代司法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代司法 运作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对其制度设计进行较为详 细地梳理，对于全面理解清代审转制度的实际运作以及清代司法的全 貌是不可或缺的。 清代司法作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已有相当丰硕的研究成 果，但是对于审转制度而言，研究成果则比较匮乏，其中较为全面展 示清代审转制度运作的研究包括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那思陆 的《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以及徐忠明的系列研究。这些研究往往 是顺带提及审转制度的某些片段，而缺乏专门的论述，故有必要对清 代审转制度进行梳理和总结。 关于清代审转制度的定义，张晋藩在《中国法制通史》中是这样描 述的：“刑事案件的逐级向上申报，构成了上一级审判的基础。清代 的法律术语叫做‘审转’，……徒刑以上（含徒 刑）案件在州县初审后，详报上一级复核，每一级都将不属于自己权 限的案件主动上报，层层审转，直至有权作出判决的审级批准后才终 由此可以看出，清代审转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监督程序，同时具有控制地方司法权限与维护司法公正的双重追求，是一种针对特定案件的 强制上报复核程序。 清代审转制度并非一蹴而就，其形成和发展其实经历了漫长的历史 过程，最终止于清末改革。先秦时期的已经出现了案件上报制度的雏 形，这也可以看作是审转制度的最初萌芽。随后，汉唐代进一步发展 和完善了案件上报的范围和程序，唐代《狱官令》载：“诸犯罪者， 可以看出，唐代对于不同级别已经规定了不同的司法权限，并且也是遵循着重罪逐级上转的基本原则。宋元则是基本延续了唐代的做 法，并且就具体的规定来看，也没有大的变化，清代则进一步在明代 的基础上进行了发展。 清代审转制度的运转依赖于清代审级的划分，目前学界的主流划分 为四级，即清代的审级中第一审级为州县厅，第二审级为府，第三审 级为臬司，第四审级为

⑤ 西周初期的立法指导思想是什么

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是西周时期的立法思想。
一、西周时期的理念与法律指导思想
（一）“以德配天”的指导思想
1、产生的背景
西周统治者通过总结商纣王暴政亡国的教训，认识到“为政以德”的重要性，并用“德治”的理念改造夏、商传统的“君权神授”的思想，建立起“以德配天”的指导思想。
2、“以德配天”的思想内容
（1）修养君主道德，适应天道要求
“以德配天”的天，指天命，天道。引伸为自然规律。在西周统治者看来，上天选择人间君主的标准，是“为政以德”。人间君主要想获得上天的支持，首要条件是修养道德，以道德约束统治者的私欲。唯有“敬德”，“明德”的君主，才符合天命与天道的要求，才能获得上天的保佑，求得王朝统治的长久。
（2）“以德配天”的三大要素
①敬天，指祭祀与尊崇上天，服从天命。
②敬宗，指祭祀与尊崇祖宗。
③保民，指在维护王朝统治的前提下，保护百姓最起码的生存条件。
3．“以德配天”思想是西周从神治到德治思想的重大转折
“以德配天”是西周统治者逐渐摆脱神权思想控制，实施“以德治国”统治模式的重大转折，是中国政治理念与政治法律思想的重大进步，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
1、“明德慎罚”思想的产生
西周初期统治者以殷纣滥施酷刑为鉴，确立了德治理念，并作为治国基本方针。进而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
2、“明德慎罚”思想的主要内容
（1）西周“明德慎罚”，是统治者的治国理念与法律指导思想
明德，指倡导本阶级伦理道德并用“忠”、“孝”等道德观念教化灌输百姓，使社会成员的头脑中形成预防犯罪的精神堤坝，有效地遏制犯罪。慎罚指在适用法律与实施刑罚时，保持克制与审慎。除不得不杀的重大罪犯外，一般都可以宽缓处理。
（2）西周“明德慎罚”思想，奠定了中华法系治国的基本的理念

⑥ 秦朝的法制指导思想是什么

秦朝统治者奉行法家学说，自商鞅变法以来，法家的政治理论和法律思想，一直在秦国的实际政治和法制建设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商鞅变法的成功和秦国的迅速繁荣，更加巩固了法家理论在秦国上层建筑中的地位。无论是在统一前还是在统一后，法家的法治主张和重刑策略都是秦统治者基本的法制指导思想。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秦统治者把法家的一般理论运用到实际政治中，形成了一系列法制建设的指导性方针。

第一，强制法律的统一适用。

秦统一后，秦始皇强调法律的统一适用，借以建立新制度，推行新政令。如同李斯所说：“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有，五帝所不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为了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规定只有国家官吏才有权解释法律，庶民如要学习法律，必须“以吏为师”。秦始皇这种法律思想，也反映在他巡视天下、刻石颂功的活动中。如二十八年泰山刻石：“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云梦秦简》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秦朝从经济到政治、从生产到生活、从人到牛马莫不“皆有法式”。但汉人对秦法之繁密颇多批判，《盐铁论·刑德》说：“秦法繁于秋茶，而网密于凝脂”。这从另一个方面看恰恰反映了秦统一后厉行法治的治国方略。

第二，推行政治与文化的专制。

秦统一后建立了覆盖全国的专制主义政体，秦王自称始皇帝，总揽一切大权，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所谓“命为制，令为诏。”皇帝不仅垄断立法权，也垄断最高的司法权，史载秦始皇亲自断狱，“昼断狱，夜理书”。君主独揽大权，臣下多是摆设，有职无权，只有阿谀奉承而已。

第三，推行法家的法治和重刑主义。

“法治”和“重刑”是法家的基本主张，这两大原则从商鞅变法开始，就帮助秦国从贫弱到富强进而称霸天下。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进一步把“法治”和“重刑”原则作为基本策略推行全国，并走向极端。在“以法为本”、推崇法律的同时，秦统治者也把“重刑”的原则广泛地运用到实际政治之中，对全社会实行空前严酷的刑罚统治。在秦始皇统治期间，因施行劓刑，而“剧鼻成车”。从历史上看，秦王朝刑罚种类之繁多，行刑方法之残酷，处罚范围之广泛，都是首屈一指的。

⑦ 题目:评述中国古代立法指导思想的发展并列出历朝立法成果

中国历代立法指导思想和立法活动的演变

陈建华

（一）夏商朝的立法思想是神权法思想。

神权法思想是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发展而来的，人类进入第一个阶级社会以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被加上了阶级属性，成为神权法思想。

夏朝统治者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受天命”，代表上天对人间进行统治；把他们对奴隶和平民的镇压和惩罚说成是“恭行天罚”。从夏朝开始，奴隶主就利用“天命”、“天罚”的神法权思想对奴隶进行欺骗，给他们的统治披上一层神秘的合法的外衣。商朝全部继承了夏朝的神权法思想，并且较夏朝更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典型的神权法思想。

立法活动：

1、禹刑。《左传》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它是指夏朝法律的总称，并不是指一部成文法典，大多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习俗陆续积累的习惯法，具体内容无可详考。

2、汤刑。《左传》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它是商代法律的总称，包括不成文的习惯法和国王发布的“誓”“诰”“命”等。誓侧重于出兵打仗前的盟誓，主要是发布军事命令或宣布军事纪律，大体相当于后来的军法。诰侧重于国王或者权臣对大臣、诸侯或者下属官吏发出的命令、指示或训诰。命是君主针对具体事情发布的命令。三者均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

（二）西周的立法指导思想

是明德慎罚与以德配天以及亲亲与尊尊，具体到刑事立法指导思想就是“义行义杀”和“明德慎罚”。西周法律思想反映西周统治者立法思想的成熟与丰富，有利于政权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所谓“义行义杀”，就是针对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的情势，选择最适宜的刑罚手段来对付社会犯罪，反对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刑杀的方法。

所谓“明德慎罚”，就是在对付社会犯罪问题上，要提倡德治，提倡伦理道德的强行灌输，以期在人们头脑中构筑预防犯罪的精神堤坝，有效地预防可能发生的犯罪。同时在镇压时，采取审慎的方针，即区分严重犯罪与一般犯罪的界限，对一般犯罪采取宽缓的原则；对严重犯罪才施以重刑。

立法活动

1、吕刑。周穆王为了革新政治，命司寇吕侯作“吕刑”。后因吕国改称甫，所以又称甫刑。它是西周中期很有代表性的法典，内容不可考，《尚书•吕刑》有所记载。吕刑论证了敬德于刑，以刑德教的重要性，反映了奴隶制法制的成熟状态，是在总结商和周前期法制建设经验基础上的重大发展，影响深远。

2、九刑。两种含义，一为周朝初年制定的刑书；一为西周的刑罚，即墨、劓、剕、宫、大辟五刑加上赎、鞭、扑、流等刑罚，合起来称九刑。

3、周公制礼。将夏、商两代礼制加以折中损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礼制，制定了通行全国的较为全面、系统化的周礼，即所谓礼典，规范调整西周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周礼是西周时期法律规范的重要形式之一。

（三）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建立了封建性的国家，为了巩固从奴隶主手中夺取的政权，封建地主阶级采用法家思想作为他们的立法指导思想。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

1．“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意思是说，取消按照血缘关系而规定的法律特权，取消按照爵位的有无和高低享有不同的待遇，除国君之外，不论是谁，只要违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论罪处罚。这样，开始打破奴隶制“刑不上大夫”的壁垒。

2．“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意思是说，要制定成文法，并向百姓公布，是人人皆知法而有法可依。从而否定“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

3．行刑，“重其轻者”。是指在定罪量刑时，加重对轻罪的刑罚。这样，轻罪就不致产生，重罪也就无从出现了。

立法活动

1、郑国“制刑书于鼎”。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鉴于当时社会关系得变化和旧礼制的破坏，率先制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这是打破奴隶主垄断法律的一种手段，打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局面。

2、邓析“竹刑”。公元前502年，郑国大夫邓析自行修订郑国的法律，书于竹简之上，称为“竹刑”。它虽属私人作品，但是影响很大。邓析后因“私造刑法”有违“国家法制”，被执政驷歂处死，但他的竹刑仍在郑国流传并为国家所承认，从而成为官方的法律。

3、、晋国铸刑鼎。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把前任执政范宣子所编刑书正式铸于鼎之上，公之于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

4、《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共有6篇，《盗法》、《贼法》、《囚法》（又称《网法》）、《捕法》、《杂法》、《具法》。其中，将《盗法》和《贼法》放于法典之首，体现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它是战国时期法律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战国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它的体例和内容为后世封建成文法典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从体例上看，它的六篇为秦汉所直接继承，成为秦律、汉律的主要篇目，魏晋以后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率，以各篇为分则的完善的法典体例。

5、商鞅变法。战国时期一次最为重要的社会改革。，在变法过程中，将《法经》改编为秦律，史称“改法为律”。法是指春秋中后期对法律规范的总称，由夏商西周时期的法律“刑”发展而来。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来，改法为律即突出强调法律规范的普遍性、稳定性、必行性，使法律观念的又一进步，对秦朝法制统一有重要的意义。此后，中国古代的法典基本以律为名。

（四）秦朝的法律指导思想仍然采用法家的思想，主要表现为：

1．法令由一统。这一思想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全国实行统一的法律；第二层含义就是最高立法权属于皇帝。

2．事皆决于法。秦朝专任刑罚，规定了各种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3．以刑杀为威。这一思想有三层含义：第一，法网严密；第二，严刑重罚；第三，滥施刑罚。

立法活动

秦朝法律制度的许多内容直接来源于商鞅变法期间以及商鞅变法以后秦国所确立的制度。秦统一后主要是颁布各种单行的法律法令，立法活动频繁，但没有制定一部大而全的统一法典。

（五）汉朝的法律思想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汉初到文景帝时期采用黄老的无为而治作为统治思想，到了汉武帝之后确立了封建正统的儒家法律思想。后世封建王朝基本沿袭封建正统法律思想。

1．汉初至文景时期

汉初至文景时期以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为法治的指导思想。

汉初，由于秦朝的苛政和连年战争，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统治者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养，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巩固刚刚建立的封建政权。这时，刘邦总结秦亡的教训，作为借鉴。刘邦手下陆贾根据黄老思想，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提出“道莫大于无为”。当时统治阶级从皇帝到丞相无不尊崇黄老思想。文景时期尤为显著。无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就是“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结果，出现了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荣景象。

2．汉武帝以后

汉武帝以后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辅”。

汉初社会政治经济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得到巩固，但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室力量也逐渐强大起来，同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土地兼并严重，加上匈奴不断入侵，最高统治者就亟需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寻求新的法制指导思想。汉武帝招贤纳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统”思想应对。他指出，要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首先要统一思想。进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儒术，是将儒家思想与阴阳家思想结合起来，使之神秘化。他指出，事件万物都分为阴和阳，德为阳，刑为阴，德主则刑辅。这也是总结秦朝“转任刑罚”的教训，提倡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以刑罚。这种刚柔并济的治国之道，是汉武帝行之有效的统治方法。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开端。

立法活动

1、“约法三章”与《九章律》。刘邦入咸阳后，宣布废秦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汉朝建立后，高祖命萧何参照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在《法经》的基础上，增加《户律》《兴律》《厩律》。它是汉朝的基本法律。

2、汉律60 篇。惠帝时，叔孙通为补充《九章律》所未涉及的官秩、仪品之制，编订《傍章律》18篇；武帝时张汤制定《越宫律》27篇，规范宫廷警卫等事项；赵禹制定《朝律》6篇，明定朝贺制度。以上四部分共60篇，汉律的框架基本形成。

（六）唐朝初年立法指导思想同当时“安民立策”的总方针政策密切相关，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点：

1．德本刑用。唐太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积极推行以教化为宗，刑罚为辅的政策。把“德礼”作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罚只是为保障推行“德礼”而设，二者相辅而行。

2．法令简约。所谓简约，就是条文简明，使人易知。

3．宽仁慎刑。所谓宽仁就是提倡用轻刑。所谓慎刑，就是对犯罪者处刑采取慎重的态度。

立法活动

1、《武德律》。为唐高祖武德年间制定颁布，是唐朝立法的开始，以隋朝《开皇律》为基础，没有太多变化。

2、《贞观律》。唐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全面修订法律，经过11年的时间，完成并正式颁布，共12篇，500条。构筑了唐律的基本框架，标志着唐代基本法典即告定型。

3、《永徽律疏》。唐高宗以《武德律》和《贞观律》为蓝本，制定颁布《永徽律》，共12篇，500条。后长孙无忌又奉命制定律疏，对律文进行逐字逐句的解释，与律文具有同等的效力，附于律后合编一起，称为“永徽律疏”。它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但对主要原则和制度从历史上寻根溯源，说明其沿革，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依据。《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后被称为《唐律疏议》，它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具社会影响的代表性法典，集中体现了唐朝法律空前发达的盛况。

（七）宋代立法指导思想

宋王朝统治时期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部曲转化为佃农，摆脱地主的私属地位，跻身为国家编户。宋初统治者为适应这一变化，总结了唐末五代“君弱臣强”导致变乱的教训，确立中央集权的基本国策，加强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和统治。

宋代统治者针对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不断，确立了重惩“贼盗”的法制指导思想。主张采用重法，使用酷刑严厉镇压“贼盗”犯罪，所谓“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就说明了这一点。

立法活动

1、《宋刑统》的制定。在内容上沿袭《唐律疏议》，但在各篇下分214们，并且律后附有唐中期以后到宋初到敕、令、格、式。

2、编敕活动。宋代自太祖制定四卷本《建隆新编敕》后，凡新帝即位或每次改元都有编敕。

3、编例活动。宋代也很重视编纂条例和断例工作，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神宗变法期间首颁《熙宁法寺断例》，南宋时期高宗颁布《绍兴刑名断例》等。北宋哲宗首颁“权宜指挥”，至南宋中期指挥已达数万件之多，其法律地位也日趋重要。

（八）元代立法指导思想

一是“参照唐宋之制”，“附会汉法”；二是沿用本民族习惯法。

立法活动

1、《至元新格》的制定，成为元代立国后第一部成文法典汇编。

2、《风宪宏纲》与《元典章》。分别制定与元仁宗时期与元英宗时期。

3、《大元通制》。以《风宪宏纲》为基础，修订了元代较为完备的成文法典《大元通制》，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法制状况。

（九）明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为了维持政治、经济不遭受严重的破坏，君主专制统治更加强化，并发展到极端化的程序。这一时期的立法指导思想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确立的，对整个明朝的立法活动都有深刻的影响。

1．重典治乱世。具体体现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两方面。朱元璋认为，国家的稳定，首先取决于封建国家能否实行对于各级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试图通过重典治吏，来达到更好的治民、治国，强化中央集权。

2．礼刑并用。朱元璋也从历史中意识到，一味强调镇压，仅靠严刑峻法，虽可以取得一时之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主张礼法并用，将礼的预防犯罪的职能同法的镇压的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坚持严刑酷法，又强调德礼教化，儒法结合，礼刑并用。

3．加强法制宣传。朱元璋将立法与法制宣传结合起来，要求老百姓知晓法律是如何规定的，用实际案例来教育老百姓。

立法活动

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年开始编修，洪武30年完成并颁布于天下的法典，共七篇30卷，460条，一改传统的刑律体系，更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篇格局。《大明律》是有明一代大法，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不仅本朝终世奉守不变，历代也无敢轻改。

2、《明大诰》。朱元璋在修订《大明律》的同时，为防止“法外遗奸”，亲自督导编制了《大诰》四编。主要内容是为惩治臣民各种典型犯罪的案例及朱元璋发布的训词诫令，是明朝具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汇编，充分体现了“重典治世”的思想。

3、《问刑条例》。条例是明律以外的单行法规，一般简称“例”。通常来自于司法审判的典型案例，司法机关根据该案例拟定条文，经皇帝批准颁布，成为可以普遍适用的法律形式。明孝宗弘治年间，刑部删订《问刑条例》，使之成为正式法律，还将律例合编，例为附注，称《大明律集解附例》，影响了清朝。

（十）清初“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立法思想。

清朝统治者从关外时期起，就重视借鉴明代法制的得失，尤其到皇太极时，已从实践中认识到吸收明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因而形成了“参汉酌金”的立法原则。“参汉”，就是吸收明代的法制；“酌金”，则是有条件地援用女真族的习惯法。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开始将明律为代表的汉族封建法律意识与原则吸收到有关的法律、法令中。在汉官的建议下，清代法制建设将“详译明律，参以国制”作为基本的立法指导思想。

立法活动

1、《大清律例》。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是清朝较为完整、严密的定型大法，它与《大明律》的体系结构基本相同。

2、则例。则例是清代最重要的法律形式，分为条例、则例、事例、成例等。则例指清朝针对中央各部门的职责、办事规程而制定的基本规则，是规范各部院政务活动、保障其正常运转的行政规则。可以视为清政府的行政法规，自康熙朝开始制定，分为一般则例和特别则例。

⑧ 明初朱元璋的立法指导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也是继汉高祖刘邦以来第二位平民出身的君主。

在位期间廷杖大臣、废相、设锦衣卫、大杀功臣（也包含惩治贪赃枉法的元勋）等诸多辣腕功过难断，也立下了明朝君王极权及高压统治的典型。

朱元璋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极大争议的人物，可说是位贤君，也可称暴君。持正面评价者通常都是从其大力打击贪污，恢复经济着眼，历史记载朱元璋是少见勤政的皇帝；而持负面评价者则多从其高压统治着眼，如杀戮功臣、文字狱及廷杖。洪武六年，朱元璋鉴于开国元勋多倚功犯法，虐暴乡闾，特命工部制造铁榜，铸上申戒公侯的条令，类似战国时代的“铸刑鼎”，已经隐约透露了日后屠戮的信号。后来的胡惟庸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以“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见诛，接续又诛杀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株连被杀的功臣及其家属共计达三万余人，连“浙东四先生”亦不能免。朱元璋还特地颁布《昭示奸党录》。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献诬告蓝玉谋反，牵连到十三侯、二伯，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将领几乎一网打尽，此时又颁布《逆臣录》，诏示一公、十三侯、二伯。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杀江夏侯周德兴，以及杀颖国公傅友德，与他同时被杀的还有蓝玉的副将，在捕鱼儿海战役中立功的定远侯王弼，蓝玉死后不久，定远侯王弼就对傅友德说：“帝晚岁峻诛杀，我辈几无噍类矣”，朱元璋知悉后，赐死王弼。1395年开国六公爵最后一位仅存者冯胜被杀。至此，明朝的开国功臣几乎被杀尽，开国六公爵除了邓愈外，可以说无一善终。这时朱元璋说：“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朱元璋晚年嗜杀，大臣们祇要观察皇帝当日临朝的穿戴，即悉皇帝心情好不好，“太祖视朝，若举带当胸，则是日诛夷盖寡，若按而下之，则倾朝无人色矣。”[4]

总括而言，朱元璋诛杀功臣是铁的事实，这也造成靖难之役时，能勤王卫主的老臣已经不多见，仅存者只剩下武定侯郭英、长兴侯耿炳文等人。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洪武三年告老还乡，特地向皇帝请求赏赐“免死券”，但他的儿子朱同最后被赐自缢。清代学者赵翼说朱元璋：“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

除大诛功臣外，朱元璋也杀文人，吴晗《朱元璋传》中开列了被杀文人的名单：“处州教授苏伯衡以表笺论死；太常卿张羽坐事投江死（注，不是他跳江自杀，而是绑起来扔到长江里）；河南左布政使徐贲下狱死；苏州经历孙右；曾为蓝玉题画，泰安州知州王蒙尝谒胡惟庸，在胡家看画，王行曾作过蓝玉家馆客，都以党案被杀；郭奎曾参朱文正军事，文正被杀，奎也论死；王彝坐魏观案死；同修《元史》的山东副使张梦兼、博野知县傅恕、福建佥事谢肃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赵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张士诚处作客，打算投奔扩廓帖木儿的戴良，畏罪自杀。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张宣，谪徙濠州；杨基罚作苦工；乌斯道谪役定远；顾德辉父子在张士诚亡后，并徙濠梁，都算是十分侥幸的了。”

明太祖虽标榜复古，但他大多数制度是从蒙古学的，廷杖与责打臣下是从蒙古学的，法制是从蒙古学的，违反了“刑不上大夫”的古训。另外，他与蒙古人一样，为了动员全社会，他十分重视户口普查，每个人有固定的义务，每个大臣首先是家臣，然后才是大臣。人民分为军户、匠户、民户，不许随便转换工作，这是从成吉思汗的十户制学的。从前大臣上朝是不用跪对的，明朝则要，因此明朝君主是绝对专制的。

⑨ 秦朝的立法指导思想

秦朝立法指导思想是：

1、法自君出，君主独断

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建立了以皇帝为中心的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使皇帝成为集立法、行政、司法大权于一身的最高主宰。

据史籍记载，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自称为始皇帝，改“命”为“制”，改“令”为诏，使之成为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规范。同时，他“昼断狱”，“夜理书”，把行政、司法也都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是秦朝立法、司法的首要原则。

2、以法为本，严刑峻罚

“法治”和“重刑”是法家的基本主张。从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秦始皇执政以后，把法律、法令推到治国的最高位置，长期的法治使法律、法令在秦朝社会生活中具有广泛的权威性。

在推崇“以法为本”的同时，秦统治者也把“重刑”原则推向极端，对全国实行空前严酷的刑罚统治。大历史上看，秦朝刑罚种类繁多，行刑方法之残酷，为其他各朝所莫及。“法治”，“重刑”也是秦朝法律制度的基本特色。

3、治道运行，皆有法式

为实行“法治”，秦始皇朝统治者极为注重立法工作，立法的范围不断扩大，法律规范也越来越细密。从现存的历史资料看，秦朝的法律包括刑事、民事、经济、行政、诉讼等各大类，内容涉及军事、外交、皇室警卫、社会治安、商业、金融、手工业、农田水利、司法诉讼等各个方面。

事无大小皆有法式也是秦朝法制的基本特色。

4、法令由一统，民以吏为师

为了使法律、法令能在更广的范围、更深的层次得到贯彻和施行，秦朝鼓励并要求全体臣民学法、知法，规定为官者必须通晓法律，民众学习法律则应“以吏为师”。这也是秦朝法制的特色之一。

(9)清朝初年确立的立法指导思想扩展阅读：

在秦朝的经济立法：

一、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立法。早在两千年前封建统治者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自然生态的规律，同时采取了周密的管理措施，通过法律令加以保护。

二、农业生产管理方面。奖励农耕，发展农业生产，是封建地主阶级早在变法革新时就已提倡的事业。秦始皇即位后，用法律令对农业生产加以规定以促进农业的发展。

三、官营手工业管理方面的立法。

1、产品规格（产品规格要一致；为保障产品质量，秦朝建立了生产责任制和产品检查评比制度）。

2、产品定额、劳动力计算方法（根据季节、劳动工种、性别、年龄、熟练程度用不同的折合办法计算产品数量）。

四、市场贸易管理方面的立法。

1、出售商品要明码标价。

2、货币的比价与使用 （在秦朝，有三种货币，分别是钱、金、布。三者之间有一定的换算比例。

3、度量衡的使用与管理关于农业生产管理的立法。

秦朝作为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王朝，他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在经济方面的法令，必定有些片面性，这些法令收益的是地主阶级。

⑩ 中国法制史的题目 论述题 ：简述清代的主要立法。 这道题该怎么回答

供参考：
二、清代的主要立法 一、清代立法思想 清入关前已经历了由原始社会末期到封建社会初期的几个发展阶段。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推动了立法的发展。其统治者的法律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是皇太极在吸收汉族法律文化的基础上，确立的“参汉酌金”的立法思想和立法原则。“参汉”就是引进或借用汉族（明代）法制，“酌金”就是适当记录整理提炼后金原有的习惯法及旧法令，二者合起来就是要向先进的汉族政权的法制靠扰。 1644年，清人入关之初，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广阔疆域及众多的人口，面对着汉族地区远比关外原有治区更为发达的文化和复杂的社会生活，其原有法律制度远不适应新的统治需要。在此情况下，清统治者确立了“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立法指导思想。“详译明律”就是详细推导演绎或借鉴《大明律》，并以《大明律》为蓝本；“参以国制”就是适当参考保留入关前的旧有典章制度。 清代的主要立法 （一）《大清律例》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廷即设置律例馆，负责 修律。三年初，律成，名曰《大清律解集附例》，次年三 月正式颁行。至雍正三年（1725年）制定《大清律集 解》，并于雍正五年颁行。至此清律基本定型。乾隆初 年，进一步对律例逐条进行考订，乾隆五年（1740年）， 以《大清律例》之名“刊布中外，永远遵守”。是中国历史 上最后一部综合性封建成文法典。 乾隆十一年间（1746年）规定：“条例五年一小修， 十年一大修”，至此，按期修例形成定制。律例合编的法 典体例，使法律的稳定性和灵活性有机的结合起来，更为 有效全面地发挥封建法律的作用。 （二）《大清会典》的制定《大清会典》是清代行政立法的总汇。它始于康熙时期。在康熙朝以后，雍正、乾隆、嘉庆和光绪朝均在前朝会典的基础上，结合本朝国家机构的发展变化，分别制定出《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嘉庆会典》和《光绪会典》。这些会典，后人统称为《大清会典》或“五朝会典”。 《大清会典》循“以官举职，以职举政”的思路，详细记述了有清一代国家机构的设置、职权范围以及办事规程。在每一机关之下，开列该机构的建制、官员职数、品秩、职掌、权限，并考虑其历史沿革，记载历年重要事例。因此，《大清会典》不仅是清代的行政法规大全，也是集历代封建王朝行政立法之大成，成为我国封建时代最为完备的行政法典。（三）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专门法规 清朝是我国封建时代疆域最为辽阔、人口众多 的多民族的国家。为了加强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 的统治和管理，清朝廷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与当地 经济文化水平和风俗习惯相适应的单行法规，如 适用于蒙古族、藏族等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理 藩院则例》，还有处理西藏事务的重要章程《酌 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藏内善后章程二十 九条》、《新治藏政策大纲十九条》等；有适用 于青海地区少数民族的《青海善后事宜十三 条》、《青海禁约十二事》、《西宁青海番夷成 例》；以及适用于苗疆地区的各种条例、禁约和 章程等 清律的内容及其特点 一、刑事立法 二、民事经济立法的发展 三、维护旗人特权和满族统治 四、维护统一，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有效 的法律控制 刑事立法清朝的法律制度无论是在基本精神、总体风格上，还是在核心内容、主要制度上，都是唐、宋特别是明朝法律精神、法律制度的直接延续。在巩固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维护封建皇帝的绝对权威方面，清律即直接承袭了明朝的制度，把维护皇权作为法律的核心。（一）重刑严罚“反逆”罪 清律承袭明律的规定，加重对“十恶”重罪特 别是对“谋反”、“谋大逆”等侵犯皇权的犯罪的惩 罚。 并且清代还扩大了谋反、大逆罪的范围。诸 如“上书奏事犯讳”、“奏疏不当”等，经常被加上 “殊属丧心病狂”、“妄议朝政”等罪名，按反逆重罪 处罚。（二）沿用“奸党”罪条 《大清律例》除全部援用《大明律集解附例》 中奸党罪的条款外，还从加强皇权削弱各旗主势 力出发，严禁内外官交结。（三）以思想言辞定罪，大兴“文字 狱”，实行思想文化专治 明末清初，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在思想意识形 态领域出现了启蒙的民主主义思潮，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 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同时，在以汉人为主要成份的知识分 子中，还存在着强烈的反清情绪和民族意识。这些“异端” 思想，对封建专制统治构成了潜在重大威胁。在这样严峻 的客观形势下，清统治者采用严刑峻法，实行空前绝后的 思想文化专制。历史上将因著书、作文、吟诗、上疏等在 文字上触犯了统治阶级而招致灾祸，被捕入狱，甚至被处 死，戮尸、株连亲属的案件称为“文字狱”。据不完全统 计，仅在号称“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发生文字 狱108起。由于在《大清律例》中并无文字狱条款，所以 对于此类案件，往往是按谋反、大逆案处罚，极为酷烈。 大兴“文字狱”的结果，使一代文人“战战兢兢，无日不在恐 怖之中”。Treason by the Book by Jonathan D. Spence文字狱和雍正 刑罚制度的变化《大清律例》中除了规定传统的笞、杖、徒、流、 死五刑体系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刑罚处罚方 法。1、迁徙。迁徙是将犯罪人强制迁离原籍一千 里外安置，未得官府许可，永远不得回原籍。 2、充军。清朝的充军制度，直接承袭于明代的体 制。清朝的充军刑亦分五等：极边、烟瘴（四千 里）、边远（三千里）、近边（二千五百里）、 附近（二千里）。充军刑一般在定罪后由兵部发 配。为解决路程远近的标准问题，乾隆年间专门 制定了《五军道里表》，并载于《大清律例》之 内，以统一的标准确定充军地点。 3、发遣。发遣是清朝创设的一种刑罚方法，是指将犯罪人发往边疆地区给驻防官兵为奴。这是一种比充军更重的刑罚，多适用于政治性案犯。如在于些文字狱案中，曾经将罪人发遣至新疆伊犁等地。 4、戮尸。戮尸是清朝定例中规定的野蛮刑罚。按照清朝的制度，应处凌迟极刑的人犯，如果在执行凌迟之前就已经死亡，或庚毙狱中，仍应将其戮尸。 5、斩监侯与绞监侯。清朝的死刑，有凌迟、斩、绞数种。对于普通犯罪，多适用斩刑与绞刑。斩、绞刑又分“立决”与“监侯”两种方式。所谓“立决”，是对于那些性质比较严重、案情属实、适用法律适当、并无疑义的案件，判处斩刑或绞刑，在当年秋分以后执行，称为“斩立决”或“绞立决”。对于那些尚有疑问或是有矜免情节的案件，则判处“监候”，称为“斩监候”或“绞监候”。被判处“斩监候”与“绞监候”的案犯，不在当年处决，而是暂时监禁，留待来年秋审或朝审再作判决。 民事经济立法的发展（一）典权 清朝进一步明确了典的性质。雍正十 三年（1735年）诏谕：“民间活契典业者， 乃一时借贷银钱，原不在买卖纳税之例”。 认识到典的担保性质，并且与买卖契约分 开，典契不必经官府加盖官印，不必缴契 税，也无须过割赋役。 （二）继承制度清代的继承分为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身份继承包括宗祧继承和封爵继承。宗是近祖之庙，祧是远祖之庙。宗祧继承通常是以嫡长子为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无嫡长子者立嫡长孙，以下按嫡次子、嫡次孙、庶长子、庶长孙、庶次子、庶次孙、依次继承。允许独子兼祧，即一人继承两房宗祧。独子兼祧是清朝的独创。（三）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法律措施 明末清初，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严重破 坏了农业生产，出现了田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的 局面。清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迅速恢复 和发展农业生产。首先，颁布了许多减免赋役的法 令。其次，鼓励垦荒。正式确认了农民所垦荒地的 所有权。同时还给予了新垦荒地免征赋税的优惠政 策。再次，颁布“更名田”令。“更名田”是官田向民 田转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要是指在明末农民大起 义爆发后，明代王公勋戚的一部分土地就由农民占 用耕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