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成化

A. 清朝法制中的秋审，朝审，会审，热审

清朝入关后，为维护其统治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在“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立法思想指导下，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法律制度。清朝的法律制度，在整体上继承了明朝的法律制度，体现了儒家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保证了中国封建法律制度的延续发展；同时又结合自身特点及社会现状加以修改完善，使之适合清朝统治需要，突出了其民族统治的特色。清朝历二百六十八年之久，在法律制度方面遗留下大量丰富的文献档案资料，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梳理。

在审判制度方面，清朝在明朝会审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重案会审制度，形成了秋审、朝审、热审等比较规范的会审制度，其中尤以秋审最为重要，最具代表性。

• 秋审

秋审就是每年一度对判处死刑监候的案件进行一次全国范围的复核，以决定其生死的特别复核程序，即由中央三法司、九卿、詹事、科道、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主要官员，于每年秋后八月上旬在天安门金水桥旁定期会审和复核各省督抚定拟的死刑监候案件。[1]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司法公正保障制度主要有五种：法官责任制、录囚复审制、御史监察制、申诉与死刑奏报制、法司会审制。[2]秋审作为进行死刑复核的会审制度，具有对案件复审的功能，且有监察机关都察院参与，融合了以上所列的录囚复审、御史监察、死刑奏报、法司会审四种制度于一身，是一项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秋审制度使死刑案件的审理纳入一套严格的法律程序中，在清朝被视为国家大典，为清朝历任帝王所重视，在清朝司法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

资料来源：http://bbs.tiexue.net/post2_5680159_1.html（里面很详细 关于秋审的内容 上面是简介 如果深入了解请进入网址里面看）

• 朝审

朝审是指由朝廷派员会审死囚案件的制度。一般于每年霜降后，三法司会同公、侯、伯会审判处监候的死罪囚犯，然后分别作出不同处理，称为“朝审”。
朝审是由刑部每年秋天八月，对所管辖的京师地方监候死囚，届时派王公大臣在天安门外金水桥朝房审理。朝审时，三法司、九卿、詹事、科道入座，当堂命吏对应死人犯朗读罪状及所定实、缓意见。朝审后的处理与“秋审”同。 朝审是每年霜降之后，由中央三法司会同公侯、伯爵等，在吏部或户部尚书的主持下，对全国上报的重案囚犯重新审理。朝审不仅复核死刑，且带有宽宥之意。对于可予以矜怜或可疑的，改为戍边，囚犯有翻异供词的移调官府再审，符合律令的监候听决。清代的秋审、朝审皆渊源于此。其在清代是秋审以外的另一重要的会审形式。清代朝审所复审的案件，主要是刑部判决的案件，以及京城附近发生的斩监候、绞监候案件。举行朝审的时间略迟于秋审，于每年霜降以后十日进行。朝审的程序，与秋审基本相同。

• 热审

热审是中国明、清两代于夏季减等科刑的审判制度。目的是防止囚犯因暑热、瘟病流行而死于狱中。始于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开始只遣轻罪，命出狱听候，后来宽及徒刑、流刑罪以下。至成化年间，五月至六月，笞罪可以释放，徒刑可以减等；应枷号者可以免。后逐渐形成制度。清承明制 ，热审于顺治八年()即已实行，于乾隆年间定制。每年小满后十日起至立秋前一日止实行热审。如立秋在六月内，则七月初一止。一般犯罪除死罪、军流及窃盗、斗殴伤人等罪不准减免外，杖罪人犯各减一等，笞罪宽免，应予枷号者暂行保释，立秋后再依法减等补施。但热审期内审定，逾热审期而发落者，均不适用减免。明代还偶有在冬寒季节减等科刑制度，以免囚犯因饥寒死于狱中，称寒审。

• 会审（三司会审）
  

三司会审是明代在唐代三司推事基础上形成的。在审判重大、疑难案件时，由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三个中央司法机关会同审理，简称三司会审。三司会审一般由皇帝下令，三大司法机关承命，审理结果报请皇帝批准执行。

资料来源：（论中国明清时期的会审制度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fc0e0f0100n5fc.html关于会审制度在这里面非常详细 其发展 等全有http://www.lawtime.cn/info/lunwen/sifazd/2011062177593_3.html）

有疑问的地方请追问 有帮助的话望采纳

B. 概括明朝内阁大学堂和军机处这两个机构的特点。并说明其设立的本质问题。求助…急！

明朝的内阁类似于秘书处，在永乐年间建立。有辅助的作用，比如皇帝年纪小，或者能力不够，内阁大臣就可以力挽狂澜，自从废弃丞相以后，内阁堪称权利完美制衡。

至于军机处是清朝的机构。军机大臣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军机大臣之任命，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军机大臣的职务也没有制度上的规定，一切都是皇帝临时交办的，所以军机大臣只是承旨办事而已。是集权的顶峰。

相对内阁而言，军机处皇帝需要亲自把权的，更来得集中权利。

C. 男子举报油脂厂倒卖陈化粮，被厂长儿子开车撞死，为何如此嚣张

也不能说是嚣张，这男的把人家的油脂厂内幕给举报了，相当于是断了人家的财路，正所谓断人财路等于取人性命，被逼到这个份儿上自然要奋起反击，不过这厂长的儿子也确实有些年少轻狂，撞人这可是故意的，他真是要钱不要命啊！

估计这厂长的儿子如今该开始后悔当初的冲动了，毕竟当初损失的只不过是钱，如今要赔上的可是自己的后半生！

D. 我想知道在明朝的时候丞相制度已经被废除了，可为什么在清朝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宰相刘罗锅呢

丞相俗称宰相~
自明初朱元璋废相后不置~
以6阁大学士（每阁二人）共同辅政 称内阁~
有首席辅政大学士 简称首辅 位同丞相~
清延明制~
清朝的大学士官职亦沿用明朝之制,但不设首辅。
故大学士同为宰相 如唐朝般一朝数相。

刘墉 为直隶总督时 已位至从一品~（总督正二品，加尚书衔者从一品，且直隶总督为全国总督之首）且授协办大学士，从一品。
此已为清朝汉臣所能获得的最高官爵。（正一品大学士，为满人）
故虽只副相，但言其宰相却无不妥。而清朝汉臣官爵最高如曾国藩者，文臣封侯，其品级亦为从一品（太子少傅）。

清初的大学士为五品，或以重臣兼领，或赐尚书、侍郎职衔以崇之。
自雍正八年起其品级定为正一品。这就使得大学士成为清朝最高的官员，犹如历朝的丞相，品列文官之首。大学士的副职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乾隆四年始有，其品级为从一品。其下又有内阁学士，满六人，汉四人，品级为从二品。
乾隆13年，开始设三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三阁：东阁、文渊阁、体仁阁。每殿阁设大学士一员，正一品，其班位次序不以殿阁为序。从此后直至清末，大学士都是清朝廷内的重臣担任，参与军国要政，位重权高，时被称作宰相。若入武英殿、文华殿或文渊阁等殿阁的大学士，称“入阁拜相”。

墉，字崇如，乾隆十六年进士，自编修再迁侍讲。二十年，统勋得罪，并夺墉官下狱，事解，赏编修，督安徽学政。疏请州县约束贡监，责令察优劣。督江苏学政，疏言府县吏自瞻顾，畏刁民，畏生监，兼畏吏胥，阘冘怠玩。上嘉其知政体，饬两江总督尹继善等淬厉除旧习。授山西太原知府，擢冀宁道。以官知府时失察僚属侵帑，发军台效力。逾年释还，命在修书处行走。旋推统勋恩，命仍以知府用，授江苏江宁知府，有清名。再迁陕西按察使。丁父忧，服阕，授内阁学士，直南书房。迁户部、吏部侍郎。授湖南巡抚，迁左都御史，仍直南书房。命偕尚书和珅如山东按巡抚国泰贪纵状，得实，授工部尚书，充上书房总师傅。署直隶总督，授协办大学士。五十四年，以诸皇子师傅久不入书房，降为侍郎衔。寻授内阁学士，三迁吏部尚书。嘉庆二年，授体仁阁大学士。命偕尚书庆桂如山东谳狱，并按行河决，疏请宽浚下游。四年，加太子少保。疏陈漕政，佥丁不慎，途中盗米，致有凿舟自沉，或鬻及樯舵，舟存而不可用，请饬各行省佥丁宜求殷实，皆如所议行。九年，卒，年八十五，赠太子太保，祀贤良祠，谥文清。墉工书，有名於时。

E. 儒家思想在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简介及学说思想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8）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9）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中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10）明末清初：
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
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
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F. 华为SPN-AL00锁屏密码怎样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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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信阳有关哪些历史故事

信阳出土的世界上最陈的酒阳独具特色的淮上文化风情。
孔子周游列国终点、子路问津、司马光砸缸、亡羊补牢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譬如亡羊补牢。战国时期，楚国的楚襄王（即顷襄王）是一个昏庸的国君。他父亲楚怀王是被秦国骗去而终于病死在秦国的，他即位后，对于强暴的秦国，还是毫不警惕，只知整天玩乐。大臣庄辛实在看不过去，预感楚国必定灭亡，便向楚襄王作了诚恳的谏劝，并恳请楚襄王让其躲避到赵国去。
庄辛到赵国住了五个月，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楚兵败散，楚襄王流亡到信阳长台关一带。城阳，就是现在信阳长台关下楚王城，著名的“亡羊补牢”典故就发生在这里。当时，楚王城里人心惶惶，楚国危在旦夕。楚襄王这才想起庄辛所说的一番话，果有先见之明，于是派人赶到赵国，把庄辛请回来。《战国策·楚四》：“庄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于此，为之奈何？’庄辛对曰：‘臣闻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臣闻昔汤武以百里昌，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犹以千里，岂特百里哉……君王之事因是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饭封禄之粟而戴方府之金，与之驰骋乎云梦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不知夫穰侯（魏冉）方受命乎秦王，填黾塞之内而投已乎黾塞之外。’襄王闻之，颜色大变，身体战栗。于是乃执而授之阳陵君，与淮北之地也。”黾塞，就是现在的信阳三关(武胜关、平靖关、九里关）。楚襄王终于听取了庄辛的劝告。授命为阳陵君的庄辛，凭借三关和淮河天险，力挽败局，不仅挡住了秦兵的北进，而且还收复了上蔡、陈之地。这才使楚襄王有可能在陈重新建都，使楚国的历史延长了五十五年。
信阳也是中华姓氏之根，汉姓100大姓中，黄、赖、罗、蒋等13个姓氏都源于此（如黄姓起源于潢川、罗姓起源于罗山、赖姓起源于息县、蒋姓起源于淮滨，陈姓、王姓、潘姓、孙姓、沈姓均起源于固始）。信阳地处江淮之间，是历代中原人南迁的始发地和集散地，唐朝时期光州固始籍将军陈元光率乡勇南下闽粤平定蛮苗叛乱，于当地厉行法治、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之后从家乡派遣大量百姓南下定居，故信阳享有“中原第一侨乡”之美称。

H. 在我国古代，历朝都有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请你回顾清朝以前的历史，对这一问题加以归纳整理

秦中央设三公九卿制度，分相权为三，加强皇帝的权利。
地方上废分封制，实行郡县。
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法律统一文字
开通五尺道
修筑灵渠
销毁兵器
迁富民居咸阳与边境
修筑弛道
焚书坑儒
就这些了应该，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的措北宋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赵匡胤为了不使宋成为继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耗费了许多心思，甚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能睡个安稳觉。建隆二年（961年）的一天，他召赵普问道：“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如何？”赵普“精通治道”，听了赵匡胤的发问，非常高兴，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他说：“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赵匡胤完全明白了赵普的意思，改变五代以来君弱臣强及兵变割据的问题，中央要从“权”、“钱”、“兵”三个方面着手，即把政权、财权、兵权从方镇手中拿过来。这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夺”、“制”、“收”的办法，深刻反映了这一斗争的尖锐性。

当然，人们理解赵普所说的方镇，应当包括禁军将领同时又是节度使的那些人，自五代以来，这部分人实际上是改朝换代的主要策划者。赵匡胤与赵普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就是按照上述方针，一步一步地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使中央控制地方、皇帝驾驭将领，“如臂使指”一样灵便。

一、集中兵权与整顿军队

在北宋中央集权方面，最重要的是兵权，也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赵匡胤自建隆二年（961年）春就陆续采取了一些措施，把殿前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罢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罢为成德节度使。自此，宋去掉了殿前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由皇帝直接掌握禁军。

当赵匡胤和赵普进一步收兵权的方计确定后，就召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高级将领举行了一次酒会。当参加酒会的人正在高兴之际，赵匡胤屏退左右，给他们讲了一段自己的苦衷说：“我非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石守信等忙问其故。赵匡胤继续说：“是不难知矣，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石守信等听了这话，都惊恐不安，连忙叩头说：“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赵匡胤说：“不然！汝曹虽无异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一句话，赵匡胤就是怕将领们重演他“黄袍加身”的故伎。当时，赵匡胤已控制着中央禁军，先发制人，几个将领别无他法，只有向他请求“可生之途”。赵匡胤用地主阶级腐朽的人生观安慰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很明白，这是用经济手段的办法换取兵权的，这样的条件，在当时情况下，能够使将领们接受。于是，他们纷纷要求解除军职，赵匡胤即以殿前副都点检、忠武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侍卫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侍卫都虞候、镇安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皆罢军职”。从此，殿前副都点检一职也取消了。改组后的禁军领机构有殿前司和侍卫司，殿前司设殿前都指挥使。侍卫司设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即所谓“三帅”分别统领禁军的办法，而把总领禁军的全部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

这个被史家艳称为“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它是以强大武力作后盾而进行的，没有这个基本条件，赵匡胤就不能迫使他的将领们自动交出兵权。这样做的有利方面，是避免了一场大的流血斗争，节度使逐渐成为名誉头衔，加快了中央集权的速度。另一方面，它是用经济利益换得的，这就为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推波助澜，宋朝的阶级关系一开始就比较紧张，阶级斗争比较激烈，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宋王朝还根据唐末五代以来的经验，在中央设立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凡天下兵籍、武官选授及军师卒戍之政令，悉归枢密院”。这样把三帅的统兵权与枢密院的调兵权职责分开。宰相不再过问枢密院的事情，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遇有战事，统兵的将领大多临时委派，目的是要各方面互相牵制，割断唐末五代那种“亲党胶固”的官兵关系，防止兵变的发生。

赵匡胤还大力整顿军队。五代时留下来的兵有几十万人，老弱病残者极多，此时加以裁减，挑选精壮者留军，限其兵额，注重训练，增强战斗能力。宋廷还根据“收其精兵”的政策，派出使者到各地挑选精兵，把地方藩镇军中的“骁勇者”，选送到开封，以补禁军阙额。这样既加强了中央禁军，又削弱了地方兵力，一举二得。赵匡胤还分析唐庄宗“英武定中原，享国不久”的教训，是“威令不行，赏赉无节”。因此，他坚决实行以法治军的精神，整顿军纪。他说：“朕今抚养士卒，固不吝借爵赏，若犯吾法，惟有剑耳。”在整军的基础上，宋的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禁军是宋中央掌握的正规军，驻在京师及军事要地，它是宋王朝赖以存在的主要支柱。宋初大约有二十二万禁军，京城开封驻有十多万，外地驻十多万，以京师禁军是能控制外地驻军，合外地驻军而能抵挡在京禁军，叫做“内外相制”。厢军是直接由地方长官掌握的军队，总领于侍卫司。其精锐的选入禁军，留下来的多是老弱，大部充役使之用，缺乏作战能力。乡兵是按户籍抽调的壮丁，或由召募来的地方兵，经过编队训练，加强地方上的统治。蕃兵是边区少数民族组成的军队，数量很少，可以配合禁军作战。

从北宋军制上看，军权确实集中到皇帝手里，将领无法更换皇帝，地方无力反抗中央，这就从根本上去掉了唐末五代以来分裂割据的主要支柱，改变了五代以来军队的面貌，是其极为成功的一面。

历史的辩证法告诉人们，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宋在中央集中军权时，弄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军队临阵打仗，都要按宋廷在开封制定的作战方案——“阵图”来进行，如此等等，都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另外，宋军事制度中还有许多弊病和弱点，也被宋太宗以后的诸帝奉为“祖宗之法”，必然要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些则是宋军制中的缺陷所在。

二、行政机构和权限的调整

赵宋王朝为了适应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在集中兵权与整顿军队的同时及以后，对行政机构及其权限进行了调整，并设置了一些新机构。

为了同一目的，对官员的任用，实行了官职名称与实际职务相脱离的政策。上至仆射、尚书，下至员外郎。以及寺、监的官职，特殊情况外，都不担任与官职名称相符的职务，官名只用来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称为正官、寄禄官，简称官。

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称为差遣，也称职事官，通常在所担任的职务之前，加有“判、知、权、管勾、提举、提点”之类。

一部分文官还带有学士、直阁之类，称为贴职，简称职，通常并不担任相应的馆阁之职，只作为文官的荣誉衔。

“官、职、差遣”，是宋代官制中特有的制度。即所谓“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

宋初的三省、六部、九寺、五监，除少数机构外，大多只管理部分职务，甚至成为闲散机构，名存实亡。“三省、大曹、二十四司，……事之所寄，十亡二三”。

中央实行的是政事堂（中书）与枢密院“对掌大政”的“二府”制，以及新设机构与省、部、寺、监等旧机构并存共治的行政体系。

宰相，宋沿唐制，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简称同平章事、平章事。由于军事归枢密院，财政归三司，宰相只是行政首脑。

参知政事，是副相，乾德二年（964年）设置，初期地位、职权都较低，以后接近于宰相，宰相出缺时代行其职权。通常称为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

政事堂（中书），唐代宰相的议事处，初设于门下省，称政事堂，后移于中书省，改称中书门下，简称中书。宋沿唐制设置，正式名称为中书，全称为中书门下，习惯上仍称为政事堂。为免与三省之一的中书省相混，这里称以政事堂（中书），也常称为都堂、政府、东府，是宰相和参知政事的议事办公机构，但不再设于门下省或中书省，而是设于中，囊括了门下、中书、尚书三省的主要职权，是最高行政机构。

枢密院，宋沿后唐旧制设置，为最高军事机构，称为枢府、西府。长官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副长官为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资浅者称签书或同签书枢密院事，枢密院的长官，也称为执政。

三司，宋设三司以总理财政（曾经几度分合），下设盐铁、户部、度支三部，是仅次于政事堂（中书）和枢密院的重要机构，号称“计省”。三司的长官三司使，称为“计相”，地位次于执政。

三省，宋沿唐制设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但主要职权为政事堂（中书）所夺。“中书省但掌册文覆奏考帐，门下省主乘舆八宝、朝会位版、流外较考、诸司附奏挟名而已”。尚书省，亦称南省、都省，除管辖职权不多的六部外，唯“集议、定溢、祠祭受誓戒、在京文武官封赠”等，以至“使天子之大有司，废为闲所”。

尚书省的六部中，工部几乎全成闲散机构；吏部、户部也只保留一部分杂务；礼部礼仪方面的职权被夺，除杂务外，“兼领贡院”，名义上还“掌科举”，但进行科举考试时，朝廷常另“遣官知举”，兵部还主管“武举”，“岁终以义勇兵、（弓）箭手、寨兵之数上于以及其他杂务；刑部除案件的最后覆审权以及下属机构的职权被夺外，其他职权还大体上保留。

九寺五监，其状况与六部类似，除国子监、司天监、都水监还保留其职权外，其他寺、监大多名存实亡，或仅留少量杂务。

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新设了不少直属机构，重要的有审官院、太常礼院、审刑院等。

审官院，太宗时设置，又将京朝官差遣院并入，任免考核少卿监以下京朝官。

审刑院，太宗时设置，为刑案最高覆审机构。

太常礼院，“凡礼仪之事，悉归于太常礼院”。

在台谏制度上，有御史合及谏院两个机构。御史合“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辨，小事则弹奏”。以御史中丞为台长，下属三院；台院（侍御史隶此，为御史中丞副贰），殿院（殿中侍御史隶此），察院（监察御史隶此）。另置推直官二人，专治御史台所辖之狱事。

宋初门下省有谏院，名存实亡。设有拾遗、补阙，又改为司谏、正言，但都不任谏职。后又一度设谏官、置谏院，不久又名存实亡，直到仁宗初年才正式置谏官，设谏院，成为制度。但宋代谏官并不专任谏职，常常弹劾大臣。

宋之台、谏官，多取学术才行高者充任，控制言路，权力气势，几与宰相抗衡。相权进一步受到牵制，与台谏官互为敌垒的事，在北宋经常发生，弊病也就随之而来，宰相要有作为就困难了。

从宋初的中央官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相权不断遭到削弱，不仅军事、财政大权已被分出，连中级官员的任免管理、刑案最后覆审，都有专门机构进行；而且还不断受到御史的“风闻”弹劾，并不一定需要有根据。然而职责为规谏皇帝的谏官，仁宗初年成为制度后，常以弹劾大臣为主要职责。所有这些都是为加强君主专制主义而设，皇权大大地膨胀起来了。

在各级地方官的设置上，仍然贯彻上述精神，基本上是针对节度使的权力开刀的。宋统一后，于淳化四年（993年）分全国为十道，至道三年（997年）乃改全国为十五路，即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河东、淮南、两浙、江南、福建、广南东、广南西、荆湖北、荆湖南、西川、峡路等，以后又有增加。

各路大体上有四个机构。

漕司。长官为转运使，主要掌握一路财赋，运往开封及其他指定地点。同时也督察地方官吏。

宪司。长官称提点刑狱公事，原为转运使属官，真宗时独立出来，主管一路刑狱“及举刺官吏之事”。

帅司，即经略安抚使司、安抚使司等。北宋仁宗时，西北沿边及广南诸路设有经略安抚使，河北路设安抚使，主管一路“兵民之事”。

仓司，即提举常平司。宋初置常平仓，属转运使司，神宗初设提举常平司，长官称提举常平，主管地方常平仓、义仓及赈灾等事。

路级官员在节度使治所大藩府之上，漕、宪、仓司因其长官负有监察州县地方官之责，通称为监司，有力地限制了地方割据势力，同时也成为镇压农民和剥削农民的重要工具。

宋的地方行政机构是州、县两级。与州平级的还有府、军、监三种称呼。宋初继承唐末五代以来的制度，节度使除管所在的大藩府外，还兼管一些州、军，叫做支郡。当赵普罢相为河阳节度使时，高保寅知怀州，隶河阳节度使。高保寅旧与赵普有矛盾，受赵普压制，他就乘机上书，要求宋廷罢去节度使领支郡之制。在对藩镇进行“稍夺其权”的斗争中，高保寅的上书正中宋太宗的下怀，很快得到批准，怀州直隶京师，可以直接向宋廷奏事。以后虢州（河南灵宝）刺史许昌裔又告了保平节度使杜审进的状，宋廷派左拾遗李瀚调查。李瀚报告认为，节度使领支郡多遣亲吏掌关市税收，不便于商贾，要求罢领支郡之制，“以分方面之权，尊奖王室，亦强干弱枝之术也”。宋廷乃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下诏，把相当于今陕西、湖北、河南、山东、安徽、河北、山西等地节度使所辖支郡统统取消，改为直隶州。这使北方长期以来节度使专权跋扈之局大为改观。

州的长官称“权知军州事”，后称“知州军事”，简称“知州”。的长官称为“知府”。自宋平湖南，南方开始设直隶州的同时，也陆续设立州通判一职，以后又推广到全国各地，成为一种制度。开始阶段，通判既非知州的副贰，又非属官，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权力很大。通判与知州忿争，常曰：“我监州也，朝廷使我来监汝！”知州的一举一动，多为通判所牵制。后来宋廷规定，通判要和知州联合署名，“文移方许行下”。知州“事无大小，宜与通判或判官、录事同裁处之”，大大限制了知州的权力。根据开宝三年（970年）规定，每州按户数多少，除长官外，曹官有所不同。满二万户者，曹官有录事参军、司法参军、司户参军三人。不满二万户者，有录事、司法（兼司户）。不满一万户者，有司法、司户（兼录事）。不满五千户者，只有司户（兼录事、司法）。

县的长官称县令或“知县事”（简称“知县”）。另有主簿和尉，亦按县内户口多少而不同。开宝三年规定：一千户以上的县，令、主簿、尉齐全；一千户以下的县，有令（兼主簿）和尉；四百户以下的县，有主簿（兼令）和尉；二百户以下的县，只有主簿（兼令、尉事）。

主簿职管户口钱粮。县尉则维持封建治安，是执行镇压职能的。宋初，为了打击藩镇的不法活动，临时派遣常参官（又称朝官），到藩镇所辖属县去任职。五代以来，节度使以亲随为镇将，主要行使县尉的职权，他们依仗权势，“与县令抗礼”，遇有公事，可以“专达于州”，结果使“县吏失职”。县尉设置后，镇将职权范围只限于郭内（县城），不及乡村。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又下令禁止节度使补亲随为镇将，用本州牙吏代之，也有”宣补”（中央委派）的。这样一来，把过去节度使在县级的各种关系割断，宋的各级地方机构逐步完备起来。

三、集中财权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唐末五代藩镇之所以能够割据一方，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掌握了地方的经济大权。史书记载：“自唐天宝以来，方镇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赡，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鲜。五代方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院，厚敛以自利。其属三司者，补大吏临之，输额之外辄入己。或私纳货赂，名曰贡奉，用冀恩赏，”至宋初，“犹循旧制”。如左骁卫上将军李洪信，“好聚敛，积财钜万”。天雄军节度使赵彦徽在镇“不恤民事，专务聚敛，私帑所藏钜万”。在藩镇的节度使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剥削手段，积累了大量财富，“富强者，辄怀跋扈之志”。由此可见，宋初藩镇力量较强的经济条件是存在的。

乾德二年（964年），根据赵普的建议，宋廷下令，每年各州的赋税收入，除支度给用外，凡属钱帛之类，“悉辇送京师”。原来送到京师的税物，归于三司掌管的左藏库。平定荆湘、川蜀之后，宋的财政充裕了，另在内廷讲武殿后别为内库，贮藏三司每年的财政节余，号为封桩库，由皇帝直接掌握。赵匡胤原计画将此作为赎买燕云的费用，后来成了皇家的私物，一直舍不得动用，直到北宋末为金兵所占有。

宋王朝地方行政逐渐完备之后，转运使、通判、主簿，把地方财政统一起来。原来，藩镇派亲吏收税，往往加大量器，“公取余羡”。宋初通过行政和财政的不断整顿，这种情况慢慢取消了。当然，这和收兵权一样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从五代以来，藩镇多遣亲吏到京师或沿途各地进行回图贩易，所过免征税钱，享有特权，控制着一部分重要的商业活动。经济收入增加，势力也就扩大起来，有养马至千余匹，童仆也上千人。宋初，“大功臣”数十家，“犹袭旧风”。宋太宗即位以后下诏：“中外臣僚自今不得因乘传出入，赍轻货，邀厚利，并不得令人于诸处回图，与民争利。有不如诏者，州县长吏以名奏闻”。这样明确取消了藩镇的商业特权。另外，所在场院，派京官监临，不许节度使的部曲主持。其结果，“利归公上（指宋中央官府），而外权削矣”。

通过上述经济措施，雍熙二年（985年）时，宋太宗高兴地对比了前后的变化情况，认为：后晋和后汉时，“外则侯伯（藩镇）不法，恣其掊敛，内则权幸用事，货赂公行。百姓未纳王租，先遭率敛，县中官吏，岁有年常之求，镇将人员，时为乞索之局，乡胥里长，更迭往来，嗷嗷蒸民，何所告愬！……一近年来，颇革此弊”。这时，在朝廷是“财力雄富”，在地方则“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于三司”。

事实清楚说明，所谓“制其钱谷”，就是宋廷同藩镇等地方官争夺对农民剥削权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农民。宋廷真正关心的是要农民先交“王租”（税收），不让藩镇加以破坏，以巩固宋的统治。但在对农民的剥削方面，较之五代时取民无节的情况相比，毕竟有所好转。这对于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四、完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自隋唐至五代，逐渐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五代时期由于战乱频繁，政权更迭不常，虽然开科不少，但取人不多。有识之士，不乐于仕途，乃隐居山林。直到北宋建国之初，不少知识分子对赵宋政权仍是采取观望态度的。

赵匡胤即位之初，在解决统一和集权的问题时，即注意争取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开科取士，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参政，为稳固宋的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

北宋之科举，科目很多，“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而进士得人为盛。”除武举梢晚，其他各科均在北宋之初已恢复起来。

宋太祖初年，取士较严，最初几科，每科取进士八人或十余人。开宝三年（970年），川蜀、荆湖已入宋的版图之内，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大增，录取之后，赵匡胤又令礼部查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一百六人，赐出身，称为“特奏名”。这种以皇帝特恩名义录取是宋代科举制中的一项新的内容，为笼络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手段。

开宝五年（972年），宋太祖打破常例，在讲武殿召见科举合格举人，然后下诏放榜，以示重视。次年，在考试中，考官李昉作弊的事件被揭露以后，赵匡胤召见了落第者三○六人，择其一百九十五人，令殿中侍御史李莹为考官，“乃御殿给纸笔，别试诗赋”。这种办法称为“殿试”，自唐代武则天偶而实行外，自此乃为常例。赵匡胤高兴地说：“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开宝八年之后，殿试进一步加强，省试的名次不算最后定案，而必须由殿试来确定考试的优劣，录取之权由皇帝直接掌握。

宋太宗时，任用大批文官以代替原来的武官，称之为“兴文教，抑武事”。因此，科举取士的数目为增加，或间年一科，或三年一举，每次取进士多者三、四百人，诸科八、九百人，使宋朝官僚队伍彻底改变了武人占优势的状况。

在改革科举制度方面，宋初以后还采取许多有重大影响的措施。如唐五代以来，知贡举的考官在考试时，允许近要大臣举荐某某人，称为“公荐”。这种办法使官僚之间的亲朋请托、贿赂等风盛行，考官取舍时也就高下其手。料举易于为权贵所把持。考生中举之后，感恩于考官，称之为恩师或门师，自称之为门生。新老官僚之间，逐渐形成一种门生故吏的宗派关系。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以后，坚决去掉了“公荐”及考官与考生之间的从属关系。另外，唐以来的科举中，还规定考生可以将平时所写的诗赋文章先送礼部，以便了解情况，称为“纳公卷”。其本来用意是作为考试选拔时的参考，以免只凭一次考试而决定考生命运，想从多方面考查考生的实际水平。但这一办法又有弊病，考生在事前往往假他人之手代作，礼部录取时也以此而私所亲。宋廷在罢“公荐”之后，又经过几十年的考试实践，才于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消取“公卷”制，使试卷成为评定录取的唯一标准。

此外，北宋科举中创立的“糊名”、“誊录”等法，亦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原来，考生的试卷上，所写姓名、籍贯，考官都可以看到，作弊也就非常方便。太宗淳化三年（992年）。将作监丞陈靖上疏，要求在殿试时“糊名考校，以革其弊”。实行之后，效果很好。真宗、仁宗时，糊名考试法逐步推广到省试、州试以及其他考试中，使考试制度日趋缜密完备。在糊名之后，为了不使考宫辨认考生字迹及拆换卷首等弊病，又创誊录试卷法，即将考生试卷先派人誊抄一遍，再将誊抄卷交考官评定。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置誊录院，专管此事。科举中糊名、誊录的推行，考官作弊非常困难，欧阳修称之云：“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为地主阶级选拔人才提供了有利条件。

由上所述，宋初的几十年间，科学制显示了较强的优越性，人才辈出。史称：“时取才唯进士、诸科为最广，名卿钜公，皆由此选。”“登上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矣！”尽管科举制度在实行中仍有许多新的弊病，但在北宋初年为宋廷选拔人才，巩固中央集权，都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

总之，宋王朝所进行的统一战争及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斗争，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个统一（虽未全部完成）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是某几个历史人物随意决定的。在统一战争过程中，农民阶级作出巨大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支持战争的物资，长途跋涉的运输，都落在农民身上。不少战斗中，民工们甚至走在军队的前边，如焚毁南汉军队的营栅，直接参加了战斗。尤其在宋军为收复燕云的战斗中，人民群众表现得非常勇敢，积极应募参战，给宋军以大力支援，这都说明人民群众是统一战争中的真正英雄。赵匡胤、赵光义、赵普等人，在这一斗争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赵匡胤从来就没有恢复汉、唐旧疆，统一全部中国的念头，赵光义在两次对辽作战后，不敢再提北伐，放弃了统一燕云的计画，而赵普则根本没有统一燕云的打算。这些都表明他们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时代局限性。

北宋的建立和统一，从本质上来说，它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活动，是为团结地主阶级共同巩固封建统治，镇压农民阶级反抗的。它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就在于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用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消除了安史之乱以来的割据因素。同时，也对历史上大臣、外戚、宦官、后妃专权的弊病有所注意，适当加以限止，这对保证专制集权、巩固统一、安定局面，都是必要的，为后来封建国家的统一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斯大林说得好：“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假若不能从封建割据中和诸侯的纷争中解放出来，那末，它便不能指望保全自己的独立，不能指望真正的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时，才能期待文化经济的重大发展，才能确保自己的独立”。我国秦、汉、隋、唐和北宋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宋代经济文化的巨大发展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必然联系。

但不可否认，北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有它自身产生的许多弊病，对历史的发展是有消极作用的。为了集权，宋建立了一套“官与职殊”，“名与实分”的制度。马端临批评说：“宋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冗官多，机构臃肿，办事效率极低，士凤因之萎靡不振。

在集权中，由于皇帝对臣僚猜忌太深，防范太甚，官员互相牵制，不能专权，也不能专事。王夫之曾说：“宋自雍熙（太宗年号）以后，为平章、为参知、为密院，总百揆掌六师者，乍登乍降，如拙棋之置子，颠倒而屡迁”。很多有才能的宰相，“志未伸，行未果，谋未定，而位已离矣。则求国有定命之讦漠，人有适从之法守，其可得与！”宋太宗以后诸帝，对已经矫枉过正的东西不能适可而止，相反“奉为成法，人士视为故事”，最后积重难返。宋初以后，国力不强，武功不兴，正与此有着重要关系。

推恩令:汉武帝于公元前一二七年(元朔二年)采纳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娟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都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汉书》卷六《武帝纪》)。把大的王国分为好几个小侯国，西汉一代王子侯计四百零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