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理论主要起源和发展于
㈠ 法治原则的历史由来
现代意义的法治始源于西方，最早可追溯自古希腊。古希腊人把尊重法律和自由并论为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城邦生活的和谐（“善”）的两个基本政治准则，主张自由就是人只受法律约束，法律比人还要有权力。
毕达格拉斯最早提出“人治不如法治”之说。古希腊伟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代表作《政治学》中明确主张：法律是有道德的文明的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导致城邦“善”的一个条件。
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法治的基本要素在于“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有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他认为法治优越于人治，他说：“凡是不凭感情治事的统治者总是比凭感情治事的人们优良，法律正是没有感情的。”
因此，“谁说应该由法律来遂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祇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是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对西方法治传统产生过久远深刻的影响。
罗马人的法治观直接导源于希腊文明，他们不善于思辩，但却精于行动，辉煌的罗马法成为罗马人高耸的纪念碑。西塞罗所谓的“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成为一句不朽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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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的适用
第一，合理借鉴人类在建构和发展法治文明中的优秀成果
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法治固然要体现国别性、时代性和阶级性，但它更应体现人类在追求进步和发展过程中的共同智能，因此对那些后法治化的国家来说，如何充分吸取先法治化的国家的经验与教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
第二，重视习惯规则。
现代法治发展所面临的共同环境是：国家与社会日益混同，传统意义上的公法与私法界限
法治原则逐渐模糊，与条文法相对应的“活法”（living law）和"内部规则"（inner law）逐渐复活。这就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反思和审视立法者的"制法"理性。
马克思认为：立法者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则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真正的法律规则只能在特定的情景中发现，系统地创造一整套法律规则的任务超出了人类的理性能力。
第三，正确处理民主和法治的关系。
现代国家在法治化建设的过程中，通常也把民主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发展目标。这是因为民主在满足社会的合法性诉求，体现正义和公平，制约国家权力和促进公民参与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民主本身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她既可指一种制度形态和政体形态，又可表征公民享受的权利和自由，还可指一种多数表决为基础的程序操作机制。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民主并不代表一种绝对的善，她既可发挥正向度的作用，也可发挥副向度的作用。
㈡ 法治的起源
法治作为一种法律学说、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是经过漫长的历史积累而逐渐形成的，它来自于世界上各民族，特别是西方各民族在其生存的过程中权利与权力的广泛的持久的张力，来自特定的法律思想与社会实践的频繁的积极的互助共生。
法治始源于西方，最早可追溯自古希腊。古希腊人把尊重法律和自由并论为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城邦生活的和谐（“善”）的两个基本政治准则，主张自由就是人只受法律约束，法律比人还要有权力。
㈢ 恩格斯如何论述法的起源和发展问题的
“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 参考答案正确答案:恩格斯的这段话是关于法的起源的规律的论述
㈣ 如何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同时也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理论指引。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意涵究竟是什么?
从理论渊源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整个发展历程有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分析，才能总结、吸取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所谓马克思主义法学，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法学理论体系。一切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揭示了法律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对人们正确地认识法律现象有所帮助，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实践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的法律思想、观点和理论(不管它出自领袖的著述，还是出自普通学者的研究)均包括在这个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之中”。这样的概念界定，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认识是科学包容的。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及其理论体系的产生、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理论全貌有四条主线: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同时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法律思想及其理论体系;二是列宁及其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法律思想及其理论体系;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党的历届领导集体及其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法律思想及其理论体系;四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卢卡奇到后现代思想家德里达的法律思想及其法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是一个开放的动态发展的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关系是继承和超越的关系，是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关系。各国马克思主义者都对这个理论体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学科归属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属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学科体系的一部分。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内部结构来看，它涵盖基础法学理论和应用法学理论;就应用法学理论而言，它涵盖立法理论、执法理论、司法理论、法治监督理论、守法理论、党的领导与法治发展的关系理论等等。就法律体系的结构来看，它包括宪法学理论、行政法学理论、民商法学理论、经济法学理论、社会法学理论、刑法学理论和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学理论。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要和法学学科体系、法学课程体系和法学教学体系的建设、完善结合起来。
从法治内涵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与世界法治文明发展的一般性相结合的理论。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必须遵循现代法治文明，体现法治的一般规律、普适精神和普遍要求，反映人类社会法治文明的共同成果。法治作为与人治、专制相对立的一种文化现象，有其特定的意义、价值和目的。其中，追求社会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人权保障、权力制约、司法独立，实现社会的良法善治和人类的“善业”，乃是其根本的意义和价值。中国有着历史悠久而底蕴深厚的法律文化，但却缺乏法治文化传统。法治本身就是一个舶来品，中国近代以来的法制发展，移植和引进的主要是西方法律制度和法治理论体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西方法治文明在中国土壤的生存与发展，不是既有西方法治文化在中国的简单延续或者文化替代，而是要让法治这棵西方文化的种子，在中国土壤中茁壮成长、结出适合中国人生活需求的甜美果实，而不是一种苦涩酸果。为达此目的，我们既要对西方法治文化有深刻的反思与体认，又要对中国本土文化土壤特别是传统法律文化有深刻的批判、过滤、传承、转换和创新。在反思中对中西方法律文化发展历程、成长规律、利弊得失有精到的把握，从而达致主体的文化自觉。同时，对西方法治文明继续持开放态度，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又要对各国先进的法治文化进行合乎理性地识别和选择。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推进中国法学理论创新，破解中国的法学理论难题，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不生搬硬套外国法治理念和法治模式，在此基础上形成一整套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
从理论功能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法治实践的先导。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是在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导引下建立的;法治理论的科学与先进的程度决定着法律制度的文明和良善程度，也指引着人的行为的自觉自由程度。中国法治实践证明，法治理论的共识认同程度决定着法律制度的实施程度，也决定着人们对法治的信仰程度和守法的自觉程度。从法治价值依归的角度来看，精神理念的价值与法律制度相比，前者处于更高的位阶，因为制度主要体现的是一种工具性价值，而精神理念却具有信仰性意义。所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不仅对中国的法治实践起着引领和指导作用，而且也有利于形成中国特色的法治话语体系，有利于中国在世界上逐步掌握法治话语权。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法治建设和法学学科建设的新理论。这个新理论，是既立足中国国情又体现世界法治文明一般规律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论基础和观念指引。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必须把握和平发展的时代特征，把中国的法治发展之路与中国和世界各国广泛合作、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结合起来;必须立足于社会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伟大实践，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不断发展的、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
㈤ 法律是如何起源和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起源的学说：
（1）法不是从来就有的，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法的产生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
（2）在原始社会，社会组织的形态经历了原始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的发展，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是道德规范、宗教规范和习惯，它们与阶级社会的法是根本不同的。
（3）在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阶级的分化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产生的根源有以下三个：
（1）经济根源：私有制的产生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2）阶级根源：阶级的产生。
（3）社会根源：社会的发展。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导致原始社会既有的社会规范无法适应社会冲突，为了维护新的社会秩序，国家产生了，法也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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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历史和文明的发展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连。古埃及的法律——可回溯至西元前3000年，有一部约可被分成十二篇的民法典。这部民法典是基于玛特的概念，传统、修辞语法、社会公平为其特色。
西元前约1760年时，在汉谟拉比的统治下，古巴比伦法成文法了，并将写上法典的石碑放在市场上供众人观看；此一法典现被称为汉谟拉比法典。但和埃及法律是由历史学家从争讼纪录中拼揍出来一样，汉谟拉比法典也只有少许的文献残留下来，且大部份都已经随着时间而流逝掉了。
旧约圣经大概是仍然和现今法律系统有关的最古老的法律体系，可追溯至公元前1280年。它采取道德责任的模式，作为对良好社会的建议。古雅典（古希腊的小城）是第一个由除了妇人和奴隶之外的广大公民所组成的社会，时间约在公元前8世纪时。
当时的雅典并没有法律科学，且古希腊也没有和“法律”有关的字眼以做成指涉的抽象概念。但古希腊法包含了对雅典式民主发展政制上的革新。
罗马法很大程度受到了希腊学说的影响。它形成了当代法律世界的桥梁，在罗马帝国的盛衰之间的时代里。罗马法在查士丁尼一世时进行了主要的成文法工程，编成了《民法大全》。这部法典在黑暗时代时遗失了，直到11世纪才被重新地发现。
中世纪的法律学者自此开始研究罗马法规，并使用其中的概念。中世纪时的英国，国王权威的判决开始发展成了先例的体系，这成为了英美法系。同一时间，在全欧洲，《商人法》形成了，使得商人可以用相似的规范，而非零碎的地方法来交易。
作为当代商业法先趋的《商人法》强调著合同的自由和财产的可让与性。当18世纪、19世纪，国家主义兴起之后，《商人法》即并入了国家新的民法典之中。法国的法国民法典和德国的德国民法典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民法典。
相对于英国的一般法之中充满了大量的判例法，可以写在小本书籍中的法典较易于输出以及供法官使用。然而，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有会同的趋向。欧盟法即以条约作为其成文法典，但又由欧洲法院发展其判例。
古印度和古中国有不同的法律传统，且在历史上也有不同的法理学派和实务。《政事论》（约编于公元100年左右，虽然也包含一些较早的资料）和《摩奴法典》（公元100年至公元300年）是印度的基本条约，被认为是可信赖的法律指引。
摩奴的中心哲学为容忍和多元，并流传在整个南亚之中。印度教传统和伊斯兰法在印度变为大英帝国的一部份时被一般法取代掉。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和香港也在那时接受了一般法。东亚的法律传统则反应了对世俗与宗教影响的一种独特的混血。
日本是这之间第一个开始将其法律系统依西方世界现代化的国家，引进了少许的法国及大量德国民法典的概念。这也部份反映了德国民法典在19世纪末期逐渐兴起的实力。相似地，传统中国法律也在清朝末数年开始转向西化，在民法典的制定上，参考日本民法典，引进了德国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制定了中国当代第一部民法典。
该法典仍然适用于中国台湾地区。不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了中华民国时期所制定的六法全书，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架构很大程度地受到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律所影响，其型式主要在于牺牲私法而扩大了行政法的领域。
不过随着工业化的加速进行，中国的法律架构已经开始出现变革，至少在经济上（若非在社会和政治上的话）的权利上面。1999年的新合同法显示出其对行政优先的立场转向。更甚者，在历经了十五年的协商，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而随着合同法、物权法等法律的制定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制定将指日可待。
㈥ 恩格斯论述法的起源和发展问题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创始人之一。在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其对马克思法哲学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恩格斯晚年的法哲学辩证法思想十分丰富，特别是关于法的决定作用和反作用、法的发展的过程性和终结性、法的运动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法的产生的“个别意志”和“总的合力”等法哲学辩证法思想，成了恩格斯晚年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力作和“绝唱”。恩格斯晚年的法哲学辩证法思想，不仅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而且对于我们全面系统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发展和法治进步，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
㈦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理论于什么时间提出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理论于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依法治国高度重视，从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来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谋划、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制定了路线图、施工图，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出了新任务，描绘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宏伟蓝图。
(7)法治理论主要起源和发展于扩展阅读
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国家民主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实行依法治国，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牢固树立法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坚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实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民主化与法治化。
建国以后，中国民主和法制建设一度有过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而使民主法制建设的良好势头急转直下，最终酿成十年“文革”的历史性悲剧。
“文革”的教训极为惨痛和深刻。邓小平同志在回答外国记者如何避免类似“文革”那样的错误时说：“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㈧ 中国的法治发展的历史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提出：“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国民党旧法统的灭亡。国民党旧法统的废除，宣告了国民政府政权的彻底终结，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排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为了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我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
195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954年宪法》诞生，奠定了新中国立国、治国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础，也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中国的法治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也历经曲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立法律的地位和权威。1982年宪法作出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并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指导下，我国现行基本法律相继出台。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还制定颁布了涉外经济法律法规。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经济、行政、社会领域的法律法规相继制定。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条，行政法规353条，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从此，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奋斗目标的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所取得的一项极其重大的成就。一个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部门齐全、数量适度、体例科学、质量较高、内在统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与此同时，我国公民法律素质明显提高。
由上可知，我国法治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了辉煌历程，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同时毋庸讳言的是，我国法治建设也历经曲折和磨难，在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各个环节也的确程度不同地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我国法治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存在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奋斗目标的指引下，不断把我国法治建设胜利地推向前进。
㈨ 法治起源于什么时候
一般认为：“‘法治国家’起源德国。法治国的概念据认为起源于康德的一句名言：‘国家是许多人以法律为根据的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