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依法治国

① 西方先哲 依法治国是怎样阐释的

没有相同之处，有很大区别。西方各个地方政府法律都不一样，联邦政府只有军事 财政 外交的权力对地方的管制很有限。他们是联邦制国家过于松散，在中国中央政府可以直接拿下地方的官员。西方却不行，中国是中央集权国家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不光中国如日本 韩国 “台湾”都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集中于中央。联邦政府指联邦制国家的中央政府。联邦政府通常出现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掌控力较低的国家，或出现在地方意识强的国家。和中央集权制相对，联邦制为一种地方分权制，其宪法将绝大多数的政府权力划分给地方，而中央政府只能负责有限的事务，第一级政府称为联邦政府,它是全国范围内的中央政府.第二级政府是州政府,它是联邦的组成部分.前期法家强调变法,后期法家更注重定法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所以西方不可能依法治国，就算联邦政府下达法令也没有地方政府执行 和中国相反。

② 先秦法家所说的法与今天的依法治国的法有什么区别

目的不同吧。那时的法主要用来强国，用来对内镇压，对外扩张和抵抗入侵。今天的法主要为了对内实现公平，避免官员以权谋私。

③ 最早提出以法治国的是那位思想家

战国末期法家的集大成者是韩非，强调以法治国，树立君主的权威，建立中央集权专治统治，为秦国所采纳。我以前背的初一历史资料上这么写的。

④ 先秦法家主张以法治国，现在也讲以法治国，两者有什么异同

两者都是一样的，都不如黄老道家讲得清楚明白

两千年的黄老道家提出了“道生法”主张，不但为道家治世开辟了道路，还说明了法律本身合法性的来源，正如黄老道家代表人物慎到所说：“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
据此，法律还可分为有道之法和无道之法，有道之法天下大治，无道之法“法令滋彰盗贼蜂起”（老子语）

⑤ 论述先秦儒法俩家法律思想上的对立

这个话题比较大而沉重 真回答起来没个思想深度是应付不了的说个大概区别就是儒家提倡以德孝仁治天下，是一种相对柔和，温婉的政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以人为本）；与之相对的法家学说则是以严法治国，制订严格的法律来管理约束群众（用现在的话就是依法治国了），以上应当是最根本对立的地方吧

众所周知，先秦的儒家和法家都是塑造中华法系的主要思想力量。作为一种统治政策，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可以说是各有所长，又独具特色，儒家和法家政治法律思想差异代表了中国先秦时期治国方略的不同路向,形成了德治主义与法治主义的不同传统,并奠定了儒法互补的基本格局.自汉武帝至清末，历代统治者都奉行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的治国之策，而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

儒家的法律思想

一、儒家思想总述

儒家思想是孔子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规范社会道德伦理的思想体系。《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思想后经过孟子，荀况，董仲舒等人的发展最终得以发展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其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他以“亲亲”、“尊尊”为立法原则，极力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以“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为基础，并倡导大一统，反对苛政和兼并战争。他适应了奴隶制解体封建制度崛起后的社会需要，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后被统治者尊崇为正统思想，远播四海，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影响一直到当今社会。

二、儒家思想之得

儒家思想之得表现在：

“礼”——以礼治国，寓法于礼。

儒家思想强调“礼”的作用，其对个人修养和良好品德的严格要求本质也是为了服从于礼。“礼”原意指的是对神上和祖上的祭祀（礼）祭祀就要强求次序和秩序，孔子将其演化为等级化秩序化的礼制，孔子努力倡导“礼”，希望按照礼使得社会安定团结，免除各个诸侯国家的战争，使得相互和谐，人们生活安定。另外又要求个人进行严格的自我修养，然后按照“礼”的要求进行社会生活，从而达到彼此和谐、安定的境界。尽管这一思想多少存在一定空想成分和不切实际，但是其进步性却是明显的。荀子将礼进一步发展成为“隆礼重法”成为优秀的治国之策。

“仁”—— 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

儒家以仁为核心，发展了“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的思想，这些内容集中概括了其治国思想和主张。“仁”运用于实践即表现为“德主刑辅，先教后刑”。孔子强调“仁者爱人”反对苛政，而孟子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荀子也在此基础上把法家的"法治"思想纳入了儒家的思想体系，如“天生民而立君，以为民也”（《荀子 大略》），而且儒家把原始宗教的天的观念，具体落实于民的身上，把民升到神的地位。如儒家认为“天聪明，自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尚书 皋陶谟》），再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泰誓》），再如“民，神之主也”和“民和，而后神降之福”（《国语 周语》）。又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因此，儒家学说具有很强的民本色彩。“仁”在历代思想沿革中始终作为儒家治国思想核心被保存和发展。

“德”——强调个人修养，特别是统治者的个人修养。

“德”是个人修养的集中反映。儒家学说自开始起就是讲求个人的修养，首先从个人出发以个人感受的角度来寻求个人内在和谐与平和。 如《论语》“学而篇”第一句就是讲“说”、“乐”、“不愠”，达到这样的境界才是有德有养的君子。可以说整个论语就是以孔子自己的行为表现和道德修养活动来教诲他人。而个人修养的最终目的除了使得个人感觉到愉悦之外，还在于达到社会本身的和谐，如 “学而篇”第一十二句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儒家学说认为上至皇帝，下至黎民都要强求这种品德修养。而统治者的品德修养又关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具有国家治理权力的人应该注重自身品德的修养。统治者具有良好的品德修养，不仅可以使得国家政权稳定，社会安定，而且能够保障庶民的生活，从而达到“礼治”社会的理想层次。

儒家思想中既有仁善，亦具有治国之策，散发着浓重的人文色彩

三、儒家思想之失

儒家思想中既有仁善，亦具有治国之策，散发着浓重的人文色彩但是其也有自己的不足。

过于强调个人修养，不重视法律。

儒家强调个人为了神上和祖上而讲求品德，使得儒家学说认为上至皇帝，下至黎民都要强求这种品德修养。而作为治国之策，这一点无具有空想性，根据历史实践可以发现，治理国家除了统治者要具有良好的个人素质以外，治国策略也是非常重要的，儒家思想希望借助“德”而和谐社会无疑是不切实际的。

“亲亲”“尊尊”的腐朽性。

儒家学说仅仅是把国民当做被动接受恩施的客体，按照父母与子女的模式来理解君、官与民众的关系，以满足民在物质上和役力上的基本需求为上限。即便出现了皇权的保证，民众推翻的理由是当权者道德堕落、品质糜烂，而新建的王权只要继承儒家学说，做到修身养性、体贴民生，就可以获得新的正统地位。这种思想无疑具有保守性和腐朽性，他只能做到维系统治，而并不利于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

倡导“人治”不利于长治久安。

无论是“礼”还是“仁”，儒家学说始终希望借助自我修养推行礼法达到社会和谐，从本质上来看，儒家倡导的实际上是“人治”，人治的弊端又是显而易见的，好的人治靠有责任感的强势的铁腕人物的确可以出现盛世,如贞观之治，但人治的缺点是长远稳定性继承性无保障，缺乏制度性的约束和规范，从长远看还是不利于统治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进而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阻碍。

法家的法律思想

一、法家思想总述

法家最初的起源已经无从考证，但是邓析、少正卯可以称之为法家开山鼻祖，后来李悝，商鞅以及韩非子、李斯，等又不断补充和发展法家思想，法家思想最终在秦朝达到顶峰。法家的核心思想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而为了富国强兵，法家主张改革贵族奴隶主世袭制，强调奖励耕战，减轻赋税。法家根据社会现实提出“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古礼只适合於古代，当其时必须实行法制。他们由是提出与其法治思想一致的历史观：历史是发展的， “不必法古”，“反古不可非”。

法家的法治思想体现在不同的法家思想家里，法治、术治、重势思想各有侧重：商鞅重法治，申不害重术治，慎到强调重势，韩非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二、法家法律思想之得

“法治”——主张“依法治国”。

战国时期的法家属于地主阶级改革派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为韩非子。其思核心是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并以“法治”来维护。这种理论被秦王赢政所采用，成为他灭六国，建立专制体制的理论基础。秦统一后的许多措施就是法家理论的应用。需要注意的是，法家的“法治”只提出了刑法，并不是近代意义的法律思想。其法治对象是君主之外的所有臣民。这对打击奴隶主贵族特权，保护新兴地主的中央集权制度有积极作用。虽然由于秦过分强调“法治”，以致严刑苛法，横征暴敛，短命而亡。秦汉以后法家作为一个学派消失了，但重视法的作用，强调君主专制思想却被历代继承下来。

制定成文法，将法公之于众，注重治国策略。

法家所主张的首先就是将法予以成文化，并且公之于众。“法者，国之权衡也”（《商君书 修权》）。法以明文规定的形式公之于众的效果，就是评判行为的标准也予以客观化，不再是主观性的个人道德修养。和儒家将行为规范称为“礼”不同，法家将自己规定的行为规范明确称为“法”、“律”，努力显示出对社会大众的平等性：“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致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 赏刑》）。

重“刑”——突破“刑不上大夫”，凸显王权权威。

法和律的内容对“礼”突破很大，法律的制定是为了定分止争，兴功禁暴，赏刑并用，同时，也以明确的方式来维护王者的权威。对于王者的权威维护，不再依赖于王者的道德修养，反而，更多地依赖于法律的威严和严格执行。在统治权问题上完全抛弃了过去“礼治”所强调和运用的伦理工具，利用对臣民的利益引导和心理威慑来服从王者的需要。尽管韩非子也看到了特权阶层对法律实施的破坏和阻碍，“犯法为逆以成大奸，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备，刑罚之所以诛，常于卑贱”（《韩非子 备内》），但是，法家的法与律以及严格实施，还是为了“明王之国”。

三、法家法律思想之失

法家思想有许多进步之处，也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发展，但是他也存在很多不足。

“严刑峻法”。

正因为严格按照法律来维护统治权以及国王的权威，对犯法者自然不会从轻，法家的集大成者商鞅、韩非子都主张“严刑峻法”，“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韩非子 六反》）。实际上就是加大对犯法者、犯罪者的处罚，通过严厉的特殊预防来增进一般预防的效果，从而使得民众对国王之法不敢违反，顺从于法律的规定，建立符合统治者需要的统治秩序，从而达到“治”的目的。因此，在法家法律思想中，反而没有了民本思想，

民众工具化。

在法家思想体系中，民众只作为统治者的奴役对象而出现。法家对于老百姓是心存蔑视的，儒家主张“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法家则更绝，主张民可用其勇，而不可使其有智，主张以惩罚使人民恐惧，用奖励让百姓服从于国家的利益，比如对外侵略扩张。如商鞅订立的军功二十级，让百姓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斗，也就是鼓励为国家利益而杀人，只有功利，不问是非。整个国家至上而下只有统治阶级拥有思考能力，只有君主一人拥有最终决策权；作为臣民，只要服从并随时准备为国家（事实上是君主及其统治集团）的利益献身就行了，而回报不是人格的尊重和自由权利，也不是儒家那样在道德上的褒扬，而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总体上而言，就是利用国民的生存利益来达到政治的目的。“法治”完全是一种工具和手段。

过分强调权术忽略统治者自身能力和修养。

法家明确论述王者权势问题和王者对臣民的驾驭之术，如“抱法处势则治”（《韩非子 难势》）、“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 定法》）。谈论势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统治。儒家所倡导的是靠王者的道德修养来顺从“礼治”要求，从而服得天下，使得民众从道德伦理的角度佩服和服从王者的秩序，即主张“贤人治理”。而法家则认为“贤人治理”完全是一种幻想，只有靠势才能实现良好的统治。君主具有王者的帝王和权势，臣民所具有的臣民身份决定了他们必须服从于君主的权势，对于不服从者，自然是用法来惩治。这样法与势结合起来，成为统治的良好工具。而且，君主还应该讲究“术”。这是韩非子所明确强调的，除了人事制度的管理之外，还要强调“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韩非子 难三》）。在君臣关系上，君主应该无为，不可“移情借臣”，把君主对臣民的防范予以明确化和正当化，并且设计多种方式来供君主运用，防止臣民对君主的悖逆和奸诈，实际上这是为君主的特务统治和法制之外的操纵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支持。

法家儒家思想综述

儒家主张的是“贤人治理”，法家的法律思想主张君主的权势，并且以法予以保障。儒家强调君主的个人修养，寻找道德支撑，而法家则根本不管法、律是否有道德的支持。以至于，法家的法律思想很容易导致“恶法亦法”；儒家则注重“法”与“礼”的关系，要求法符合进行祭祀活动“礼”中的亲情和温情关系。儒家学说在道德上为君主统治留下了难题和隐患：“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 五蠹》）可见，法家和儒家的法律思想存在针锋相对的对立，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又具有极强的互补性。

可以说，在平和时期，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非常需要儒家学说的支持，使得君主保持个人道德，也使国民修身养性，保证良好秩序，从而保证政权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在征战时期，国家趋向统一和夺取政权的需求就可以从法家那里找到根据。对于本身就认为皇权至上的君主来说，在自己道德破败或者把道德抛弃时，法家的主张正好可以弥补统治方式上的空白。对于皇权来说，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正好可以满足其不同侧面的需要，正所谓，“威逼”与“安抚”相结合，服从于皇权的统治要求，维护君主的权威和统治，成为皇权社会统治者的思想文化工具，共同达到了“人治”的终极目标。也正是如此，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儒法互补，儒法交融，这才构成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核心理论。

⑥ 中国古代依法治国的典型事例

1、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

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申不害提出，韩非加以发展的“术治”

术治的中心思想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韩非子·定法》）。他们认为“法”是公开的，“术”则是藏在君主心中、暗自运用的，君主掌握这种统治术，就可使“群臣守职，百官有常”，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这是保证“法”的实施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3、道家思想的“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是道家的治国策略，所以治国是无为而治的第一应用。为了贯彻无为而治的方针 ，各级政府官员既要抛弃各种政绩主义和形式主义，也要抛弃“为人民谋幸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等仁政理念。

宽刑简政、轻徭薄赋、与民休戚，尽量靠万民的自为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无治无不治，自己做好必要的服务工作即可；同时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信任和依靠下属，让下属去完成各项工作，自已主要做好识人用人的工作。

(6)先秦依法治国扩展阅读：

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左右，管仲为齐国相，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他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法治的信心。他凭借“以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使齐国大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管仲不仅强调“以法治国”，同时也注意建设道德体系，使法治与道德教化相结合。他以“礼义廉耻”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体系，并且上升到关系国家存亡的地位，他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从管仲起，到韩非综合法家思想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历时已数百年。在这期间，法家的思想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成为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法理学。

网络-商鞅变法

网络-无为而治

网络-术治

⑦ 先秦法律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有哪些贡献

1、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在法律界及法理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而闻名，并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

2、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制定各项政策提供了相当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3、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7)先秦依法治国扩展阅读：

法家的思想：

制定法律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的作用是约束百姓的行为。而君王拥有权势可以惩罚违法之人，可以奖赏顺服王法的人。通过赏罚来督促百姓的理论依据是人性趋利避害。

同时韩非子还补充道：“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圣人治国的方法，不是依靠人人为善，而是使人人不作恶。

一国之内为善的人不计其数；使少数作恶的人不作恶，国家便能太平。君王治国，是依靠众人的力量并使（那小部分作恶的人）去除恶。

所以，（治理一个国家）不要老是着眼于提倡好的道德，而应致力于建立（那管理少数作恶者的）条文。据此推论，君王只需掌握法律，以法治民，社会就会天下太平，而只以宣扬好的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是徒劳的。

循名而责实

这是法家对“正名”的解释。君王需要有一套驾驭臣子的权术。而担任一定职务的官吏有责任去完成其职务所要求的各项工作。

君王的职责是把某项名义的职务授给某人，这项职务所要求的工作已经在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君王只关心某个官吏是否恪尽职守，至于怎样完成工作要求，是臣子本身的事，不需要君王指导。君王要做的只是：完成任务有赏，完不成任务受罚。

关键是君王如何选择合适人去担任某项职务。“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这样，能者居上位，无能者淘汰。

好利恶害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管仲曾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

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因而，法家将“好利恶害”得人性与国家富强结合起来，用赏赐、刑罚诱使、驱使人们“耕”、“战”、“告奸”，凡是生产粮食多的、杀敌有功的、揭发违法犯罪的，都可以得到官爵、田宅。

任何人，不论出身如何，只要努力按照国家的法令去做，就可以得到富贵荣华，而国家也就富强起来了。

⑧ 先秦法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政治思维有什么影响

先秦法家思想确定了依法治国的理念。

⑨ 法治始于哪个朝代,代表是什么

在我国依法治来国的主张，最早是由源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家管仲、慎到、商鞅、韩非等人提出的，尤以韩非为代表。韩非著有《韩非子》一本，他主张“霸道”和“以法治国”。秦统一天下后，全面推广法家思想，依法治国。但是过于严峻，忽视了人情和道德因素，摒弃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⑩ 中国历史上依法治理的思想源于先秦儒家

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是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主张:“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

张晋藩先生曾撰书称，管仲是提出以法治国的第一人。



《管子校注·明法解第四十六》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

以法治国，是国家管理经验的高度概括，也是法家法治思想的升华。

管仲对以法治国的作用表现出了极大的信心，认为实行以法治国可以有效地统一政令，无论施政、威下，都不过是“举措而已”。

管仲以法治国方案的提出，是春秋大变动的时代产物，也是法家在总结治国理政经验基础上的新思路、新方案的集中体现。

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带动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原有的土地国有制度逐渐为新开垦的私田所取代。生产关系的变化也使得整个上层建筑都发生了剧变，曾经天下共主的周王室衰微了，“诸侯不朝，王命不行”，列国之间纂弑不绝。

孟子曰:“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周初设计的维护等级秩序的礼制受到破坏，诸侯之间僭号称王、僭号称公层出不穷。

在不断发生的大侵小、众暴寡的战争中，一些国家被兼并了。如，周初分封时，姬姓之国五十有五，至春秋末年，见于年表者仅鲁、蔡、曹、卫、晋、郑、齐、楚、宋、杞、陈、吴、邾、莒、许、小邾等十余国而已。


拥有实力的诸侯国纷起争雄称霸，先是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其后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在礼乐失序的社会剧烈变动面前，儒、墨、道、法各派的思想家都在思考着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如何控制局面，重新营造理想的国家治理环境。

儒家创始人孔子怀念周初的礼乐文化，提出“克己复礼为仁”。而此时的“仁”，已经由“仁者爱人”发展为仁政、徳政的政治理想，通过“为政以德”，达到“天下归仁”的终极目标。

与儒学并称“显学”的法家学派提出法治理论，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以法为治的国家制度，由国家制定成文法，设置于官府，公之于百姓；君主以法作为管理国家、控驭臣僚百姓的手段；实行重刑主义，以刑辅政，以刑去刑；通过贵贱上下皆从法，实现立公废私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