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格

⑴ 民法典的颁布有何历史意义

《法国民法典》作为近代世界的第一部资产阶级民法典，曾跟随拿破仑的大军传遍了欧洲，专并影响到世界各属地，成为法国革命的象征和人类理性的代表，但随着时间的发展，法国民法典的一些规定落后于时代。特别是凝聚着德意志民族理性精神的《德国民法典》颁布后，20世纪各国的民法典的制定多以其为蓝本，而《法国民法典》的一些缺陷则为人所诟病。然而，法国民法典并不因此而丧失其光辉，它在批评中依旧保持了自己的风格并在法国人的生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我国已将制定民法典提上议事日程，然而人们更多的是从立法技术角度推崇《德国民法典》，却忽略了《法国民法典》对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借鉴意义。事实上，《法国民法典》作为近代第一部民法典，其制定过程、立法风格、体例等等都对我国民法典的制定都不无借鉴意义。本文主要从分析1804年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拿破仑的作用及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入手，试图得出一些对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有益的东西。

⑵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典结构和内容变化是什么

一、法典结构与法律形式的发展变化 1.《魏律》 鉴于汉代律令繁杂,魏明帝下诏改定刑制,作新律18篇,后人称为《魏律》或《曹魏律》.新律对秦汉旧律有较大改革: 首先,将《法经》中的“具律”改为“刑名”,置于律首; 其次,将“八议”制度正式列入法典; 再次,进一步调整法典的结构与内容,使中国封建法典在系统和科学上进了一大步. 2.《晋律》颁行与张杜注律 西晋泰始三年,晋武帝诏颁《晋律》,又称《泰始律》.《晋律》对汉魏法律继续改革: (1)精简法律条文,形成20篇602条的格局. (2)与魏律相比,在刑名律后增加法例律,丰富了刑法总则的内容. (3)同时对刑律分则部分重新编排,向着“刑宽”、“禁简”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张杜注律:在《晋律》颁布的同时,律学家张斐、杜预为之作注,总结了历代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经验,经晋武帝批准颁行,与《晋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故《晋律》亦称“张杜律”. 3.《北魏律》的制颁 北魏统治者吸收汉晋立法成果,采诸家法典之长,经过综合比较,“取精用宏”修成《北魏律》20篇,成当时著名的法典. 4.《北齐律》的制定 北齐政权全面总结历代立法经验,历经十余年修成当时最有水准的法典《北齐律》.《北齐律》共12篇. 特点:将刑名与法例律合为名例律一篇,充实了刑法总则,精炼了刑法分则,使其成为11篇,即禁卫、户婚、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律. 影响:《北齐律》在中国封建法律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对封建后世的立法影响深远. 5.法律形式的变化 这一时期法律形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形成了律、令、科、比、格、式相互为用的立法格局. (1)科起着补充与变通律、令的作用. (2)格与令相同,起着补充律的作用,均带有刑事法律性质,不同于隋唐时期具有行政法律性质的格. (3)比是比附或类推,即比照典型判例或相近律文处理法律无明文规定的同类案件. (4)式是公文程式. 二、法典内容的发展变化 主要表现在法律儒家化进一步加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法律内容也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礼法结合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在汉代中期以后的法律儒家化的基础上更

⑶ 为什么美国有很多奇怪的法律

美国的很多看起来奇怪的法律实际上是一种法制传统，由于美国大部分州是英美法系，因此都以判例和“遵循前例”为法律渊源，某件案件发生后的判例，理所当然的会成为法律渊源，比如某件侵权案件后，此类侵权事件的处理即成为法律渊源，比如迈阿密地方法院如果因某人模仿动物引发人身侮辱案件判令不得模仿动物，那么在该地，“不得模仿动物”即成为必须遵守的法律了。这在成文法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美国立法健全程度极高，乃至于某些领域事无巨细都有立法。这些法律看起来搞笑，却是一个国家高度重视法律、严格遵循法律传统、生活中处处体现法律精神的体现，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是“法制国家”的理由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美国的州都有这种“鸡毛蒜皮”的“奇怪”立法的，少数美国的州是大陆法系，有固定的成文法和不随意修改、注重形式逻辑的立法风格，比如路易斯安那州。而且，适用于美国全国的联邦立法是非常严谨的而不随意变化的。

世界上英美国家大多数有此类“奇怪立法”，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均有，成文法国家比如中国、德国等极其少见，例如侵权法，中国会在法典或者司法解释里内概略规定“权利主体因其人身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使其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受到损害可要求侵害人给予赔偿”，换了美国某地方，会因为某个判例使得“留有胡须的男子亲吻女性是对女性精神上的损害”这种细微到小节的规定成为法律。

最后要说明的是，美国有“搞笑的法律”这个说法也不是很严谨，大多数判例法地区是以判例或者成例援引为判决的依据，但是不会将“站着喝三杯啤酒违法”写到法典里去的，因为一般不会有法典。只能说“美国用于判决的法律依据是以前发生过的比较好笑的判例”，这么说比较准确。

⑷ 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对隋唐的影响主要是承前启后的那种，最好结合汉朝的。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

一、法制指导思想：引礼入律的深化中，突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正统法律思想，又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规律。

二、立法概况：

(一)《魏律》：又名《曹魏律》——就〈法经〉中的“具律”改为刑名，置于律首。将“八议”制度正式列入法典。

(二)《晋律》：与张、杜注律。〈晋律〉又名泰始律，增加了法例律。同时，律学家张斐、杜预为律作注，与律具有同等效力，称为“张杜律”。

(三)《北魏律》：孝文帝年间，律学博士常景等人撰成《北魏律》。

(四)《北齐律》：武成帝河清年间由封述等人制定了《北齐律》。《北齐律》在中国封建法典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对隋唐时期的法典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重罪十条就是最先规定在《北齐律》中。

三、刑事立法

(一)准五服以制罪：《晋律》首先规定准五服以制罪。在刑法适用上，凡制服愈近，以尊犯卑，处罚越轻，而以卑犯尊，处罚越重。制服愈远，正好相反。

(二)官当：正式规定于《北魏律》与《陈律》中，是指官贵可以官爵折抵徒罪的一种特权制度。

(三)八议入律：源于西周的“八辟之议”，曹魏时期正式入律。是指“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八议制度表现出封建特权思想的鲜明特色。

(四)重罪十条：具体是指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

(五)封建五刑：规定绞、斩死刑；规定流刑；规定鞭刑、杖刑；废除宫刑制度。

四、司法制度

(一)中央司法机关的变化：北齐正式设大理寺，以大理寺卿和少卿为正副长官。

(二)登闻鼓直诉制度：允许击鼓鸣冤，加强了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司法机关的检查监督。

(三)死刑复奏制度：为减少错杀无辜，将死刑权收归中央。

(四)刑讯制度化：刑讯残酷野蛮，反映当时司法的腐败和黑暗。

⑸ 大陆法系从一般到抽象的立法技术

近代西方国家法律向中国传播可以说是从商法的传播开始的。从历史的角度看，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商法，尤其是德国商法对中国商法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立法体例上的影响。中国古代奉行诸法合体，在立法体例上没有法律部门的划分，更不存在商法部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以德国商法为代表的大陆法国家商法的影响，中国制定了自成体系的商法典。这种商法的法典化和商事法律的专门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立法格局，使中国商法在立法体例上更接近于德国等大陆国家的商法。 （2）立法技术上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商法的不发达，现代商法中的许多概念在中国古代几乎是空白。伴随着现代西方商法向中国的传播，大陆法系国家商法中许多概念逐渐被引进到中国，对中国商法的立法技术产生重大影响。 （3）立法理念上的影响。中国传统法由于奉行诸法合体，商业法不成体系。但现代大陆法国家的商法，尤其是德国商法注重法的内在逻辑性、体系的完整性、规范结构的严密性、概念的抽象概括性。这些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商事立法的内在风格。20世纪初中国商法典的制定以及20世纪以来大量商事单行法规的制定都体现了这些特点。 （4）商法制度、规则上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商法的不发达，现代商法中的许多商事制度和规则在中国古代均不存在。伴随着现代西方商法向中国的传播，大陆法国家商法中许多重要的商事制度和规则被引进中国，以全新的姿态为中国商法所继受

⑹ 条文法系与案例法系的区别与联系

区别：立法原则和立法风格不同，条文法系立法原则是条条主义，立法风格是简练。案例法系立法原则是以案例为准绳，立法风格是具象。
联系：都是人类立法界的组成部分。

⑺ 如何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新修改的立法法对税收法定原则作出的这一明确规定，将深刻和长远地影响我国的依法治国进程，注定会载入中国法治史册。那么，在新立法法时代，又该如何全面推进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
从形式法定到实质法定

本次立法法修改，在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上有重大突破，值得高度肯定。从理论上讲，税收法定可以分为形式层面的法定和实质层面的法定。一般认为，税收法定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传统的税收法定不问税法的具体内容，仅要求以法定形式规定税收事项；第二层次，应当从禁止立法机关滥用权力、制约课税权的角度，构筑税收法律主义的法理，进而要求在税收立法中体现量能课税原则、公平负担原则、生存权保障原则等宪法性原则，同时在税收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过程都要自觉贯彻法定主义；第三层次，立足于维护纳税人基本权益，强调税收的征收和使用相统一。学术界通常将第一层次称为税收的形式法定，而将后两个层次称为税收的实质法定。简言之，前者强调“有法可依”，后者侧重“良法善治”。

税收实质法定，不仅要求形式上的法定，还要看税收的实质内容是否真正做到了法定，即实际上的税收法定。对税收实质法定要从两个向度去同税收形式法定进行区分：一方面，与静态的、文本意义上的法定要求不同，实质法定还强调税收立法、执法和司法全过程都应贯彻法定原则，这既包括具体的法律制度，也包括（无直接法律依据时）抽象的法律原则、法律理念乃至法律精神；另一方面，与形式上的“有法可依”不同，实质法定还对所依之法提出诸多要求，既强调税法制度的合理正当性，需要通过量能课税等基本标准的检验，还要求税法制度不能过于原则、抽象，“宜粗不宜细”的立法风格将会导致“间接授权立法”的大量存在。如果说，形式法定主要解决的是税收立法“数量”的问题，那么，实质法定则主要针对税收立法“质量”而展开。由此观之，本次立法法修改，主要是在形式法定层面取得突破，而对于实质法定的实践，则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推进和实现实质法定的进路

税收实质法定本质上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题中之意。在立法法对税收形式法定作出较为完善规定的情形下，有必要把握新的历史机遇，推动税收实质法定的实现。这需要重点在以下几方面下足功夫：

首先，由“规范法律形式”向“规范法律实质”跨越。税收基本问题不仅要“有法可依”，而且要追求“良法善治”，具言之，税收立法需要受到作为其上位规范的宪法以及宪法精神的约束，来确保每一部税收法律都符合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税收实质法定要求税收立法自觉地叩应我国宪法的规定、体认我国宪法的精神、落实我国宪法的要求。比如，宪法上的平等原则对税收立法的具体指引是量能课税的适用，以实现税收负担在不同纳税人之间的公平分配；又如，财产权是宪法上的一项公民基本权利，对财产权的保护要求税收立法妥善处理好国家财政权和纳税人财产权的界限；还如，宪法对生存权的保障，具体到税收立法即要求基本生活所得不予课税等等。

其次，发挥立法机关在税收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强化税收立法能力。要在2020年前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实现“一税一法”，特别是要让每一部税收立法都能经受社会的推敲和历史的检验，就必须强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税收立法能力、充实其税收立法力量。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组织有关部门参与起草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重要法律草案制度”“依法建立健全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立法专家顾问制度”。因此至少有两种方式可以采纳：一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牵头，邀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参与，全国人大发挥主导作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发挥专业性特长；二是有些税种法律还可以委托社会、专家、学者立法，这可以通过招标程序进行。

再次，推动实现税收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全过程动态法定。税收法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应当包括科学的税收立法、严格的税收执法、公正的税收司法、全民的税收守法四个层面。实质法定，不仅是就文本上的税法而言，还要求税务机关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课税要素与征纳程序来征收税款，要求建立高效的监督与救济机制、确保纳税人可以通过司法途径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最后，税收实质法定还要求将法定原则贯穿在税收的收、支、管等不同环节。现代国家作为“税收国家”，国家赖以维系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主要来自于税收；而置身于现代社会国家和市场经济语境下，税收的使用范围迅速扩张到公共产品供给、收入分配调节等场域，而这些财政支出行为已经成为影响民众福祉的关键因素。因此，需要打通收入和支出这两个环节，也即税收法定中的“税”涵盖“征”“用”两个侧面。

新立法法对税收法定原则的强调，的确是中国立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对形式法定的规定在现阶段已经比较完备；但是，当我们把焦距拉长，尤其是置于整个法治中国建设的广角之下，那么形式法定的渐趋完善远非终点，而是意味着一段新的历史征程的开始——对税收实质法定的不懈追求。“行百里者半九十”，我国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任重而道远。 （刘剑文为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侯卓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⑻ 有限合伙企业的立法方式

既然要将有限合伙制度进行立法，那么采取怎样的立法体例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有学者提出有限合伙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实现：在《公司法》中增加两合公司的规定，或者在《合伙企业法》中增加有限合伙的内容，或者直接制定专门的《有限合伙企业法》。[3]此外，也有学者提出仿效大陆法系，建立隐名合伙制。笔者在此就各种立法方式做一比较。
1.两合公司
在世界各国立法中，有限合伙多为英美法系国家采用，除美国外，英国也有《有限合伙法》。在香港，合伙分无限责任合伙和有限责任合伙。前者由《合伙条例》(香港法例第38章)调整，后者由《有限责任合伙条例》(香港法例第37章)调整。 大陆法系则更多的规定两合公司的组织形式。《法国商事公司法》第23条规定：“简单两合公司的无限责任股东具有合股公司股东的地位。有限责任股东只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股东不得以技艺出资。”德国法上也规定了两合公司(die Kommanditgesellschaft )的概念，其由无限责任股东和有限责任股东在一个共同商号下组成，但与法国规定不同的是，德国的两合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但“在法律交往中，它作为一个商事经营企业，可以享有很大的法律上的独立性，可以在自己的商号下独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可以独立参与法律诉讼活动。” 日本商法第三章中也规定了两合公司，其要求公司章程中记明股东所负的责任(149条)，同样规定“有限责任股东只能以金钱或其他财产作为其出资标的”(150条) 且“有限责任股东不得执行公司业务或代表公司” .
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规定不难看出，两合公司在形式上与有限合伙有众多相似之处。但是他们最根本的差别在于两合公司是公司法人，有限合伙企业则并不具备法人的身份。由此引申出来两者在许多方面的差异。很重要的一点是公司制组织在税法上是纳税主体，对其营业所得要实行双重纳税，而合伙制组织因不是法人不被视为纳税主体，在税法上是作为直流课税主体，因而能避免双重纳税。这也是有限合伙成为风险投资的广泛组织形式的最主要优越性之一。这一点在下文中还会有详细论述。其次，两合公司和有限合伙企业在企业内部信息批露上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公司制企业必须按《公司法》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采取合伙制组织形态的企业则可以大大减少信息披露，这一点对于还处于不成熟形态的高科技来说尤为重要。因其很多还未成熟到申请专利的程度或出于申请专利要求公开的顾虑而作为商业秘密加以保护。事实证明，一般风险投资企业都必须加大对其商业秘密保护的力度。从这一点来说，有限合伙的企业组织形式更为有利。最后，作为两合公司的设立程序比较繁琐，且公司的治理结构也相当复杂。而以合伙形式存在地有限合伙不仅设立简单，且有限合伙的运作一般按照合伙协议进行，灵活性强。
《公司法》规定的主要是有限责任式的企业制度，而有限合伙究其本质仍属于无限责任企业，且涉及到无限责任投资者，因此从立法的科学性和便于法律之间分工的角度考虑，公司法仅仅以两合公司的形式引进有限合伙，只是得其形而失其神，起不到促进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应有作用。并且，美国高科技发展的速度和成就远远高于欧洲日本，作为孕育美国高科技成长的有限合伙制度功不可没，因此，美国的经验更值得我们借鉴。解决这一问题仍应通过有限合伙的立法来破除法律障碍。
2.隐名合伙
隐名合伙是一个大陆法系的概念，在法国民法典和德国商法典都有所规定。德国商法典第171条和第172条规定，有限合伙是为了在某一商号的名义下从事商事营业而建立的一种商事合伙。有限合伙中包括两种合伙人，即至少一个无限责任合伙人，一个有限责任合伙人，有限责任合伙人在其出资的范围内对合伙的债权人承担责任，而隐名合伙则是作为隐名合伙人的出资者和商业企业之间的一种契约，根据该契约，隐名合伙人负责向企业提供一定数额的资金，并相应的参与企业的盈利分配，分担企业的亏损，并且无须登记。可见虽然德国商法典承认隐名合伙，但也更多作为契约对待，而有限合伙则被认为是商事主体，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必须要进行登记。
若以隐名合伙代替有限合伙进行立法，就可能产生以下问题：第一，隐名合伙是一种不完全的合伙。它事实上不是合伙，而仅是隐名合伙人与出名合伙人的一种契约关系，且不需要立法登记，因而不具有企业主体特征。在日本和德国的立法中都规定隐名合伙不需要登记，不具有企业主体特征就是明证。而在我国立法中如果同样规定隐名合伙不需登记，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仍处于初级阶段，金融资本市场监管经验相当孱弱。在监管能力达不到要求的情况下，启用隐名合伙很可能成为部分人进行金融诈骗的工具及对黑色收入进行洗钱的便捷之道。从而引发市场混乱，如果登记的话，将使得隐名合伙本身的优点大大削减从而打不到立法预期的目的。第二，在我国长期存在政企不分官商合一的现象，当国家明令禁止掌握国家权力的单位或个人以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方式直接参与商品生产和经营，捞取权利和资金的双重报酬时，如果建立隐名合伙制度，将为这些单位和个人(国家公务员)采取隐名合伙的方式暗中投资操纵的腐败之风大开方便之门。
可见，由于我国市场发育的不完全，很可能恰恰是隐名合伙的这些优点反而成为阻碍其在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为了防止以上弊病的产生，建议在目前阶段不采取隐名合伙，直接规定有限合伙，这样能够较好的和国际接轨，并且促进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3.单独立法
关于合伙的立法体例，历来有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之分，前者走主体立法的格局，以单独制定合伙法和有限合伙法为特征;而后者将合伙归之于债法之中，成为合同的一种。观诸我国现有立法体例，如单独制定的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独资企业法，这从表面上是在学习英美法系的立法格局。虽然这样的立法体例已遭到很多的非议，但现阶段在有关主体立法上的大格局未变的情况下，单独制定一部有限合伙法是最适当的。
虽然很多人提出可在对合伙法进行修订时，加入有限合伙的内容。但从立法的逻辑、体系来考虑，有限合伙与普通合伙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如果在普通合伙框架中，用规范和管理普通合伙企业的规则和办法处理有限合伙企业，很难确保有限合伙企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在英美等国，都是将有限合伙和普通合伙分别立法。美国是各州先制定自己的有限合伙法，在1916年全国统一州法委员会通过《统一有限合伙法》(Uniform Limited Partnership Act，简称ULPA)后，该法也为大多数州所采纳。该法是将有限合伙看作一种具有较大独立性的商业营利组织而加以规范的。它规定了有限合伙组织的各个方面，不需要适用其他法律就可以实现对有限合伙的调整和规范。随后在1976年又对其进行了进一步修订，该修订法把有限合伙的组织结构形态设计成适应于当代经济生活的发展的需要，并变成以有限合伙人数量众多、经济条件安排得较为复杂和需要跨州营运为其特征。

⑼ 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商法对中国商法有哪些历史影响

近代西方国家法律向中国传播可以说是从商法的传播开始的。从历史的角度看，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商法，尤其是德国商法对中国商法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立法体例上的影响。中国古代奉行诸法合体，在立法体例上没有法律部门的划分，更不存在商法部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以德国商法为代表的大陆法国家商法的影响，中国制定了自成体系的商法典。这种商法的法典化和商事法律的专门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立法格局，使中国商法在立法体例上更接近于德国等大陆国家的商法。
（2）立法技术上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商法的不发达，现代商法中的许多概念在中国古代几乎是空白。伴随着现代西方商法向中国的传播，大陆法系国家商法中许多概念逐渐被引进到中国，对中国商法的立法技术产生重大影响。
（3）立法理念上的影响。中国传统法由于奉行诸法合体，商业法不成体系。但现代大陆法国家的商法，尤其是德国商法注重法的内在逻辑性、体系的完整性、规范结构的严密性、概念的抽象概括性。这些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商事立法的内在风格。20世纪初中国商法典的制定以及20世纪以来大量商事单行法规的制定都体现了这些特点。
（4）商法制度、规则上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商法的不发达，现代商法中的许多商事制度和规则在中国古代均不存在。伴随着现代西方商法向中国的传播，大陆法国家商法中许多重要的商事制度和规则被引进中国，以全新的姿态为中国商法所继受。